引言

激进之踵

中国语境之下，近代乃是一个含混、暧昧、充满弹性的概念。中国近代史始于何时，终于何时，一直备受争议。譬如起点，有人定位于宋朝，有人定位于晚明，有人定位于乾隆末年，有人定位于第二次鸦片战争；至于终点，更是众说纷纭。这里姑且依照最正统的历史叙事：“中国近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掐指算来，连头带尾共计一百一十年。其分界点，一般判定为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皇权覆亡，共和诞生。不过，倘按年限折中，当定格于1894年，按干支纪年，这一年是甲午年，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 ^[1] ，甲午战争（或曰“中日战争”“清日战争”）爆发，大清王朝惨败，国运就此急转直下，一去不还。

以甲午战争为分界点，有两条历史脉络愈发明晰可循。一是“三变说”，即贯通中国近代史的“器物之变”“制度之变”“文化之变”。从器物之变到制度之变，转折点便是甲午战争，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场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中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自此国人渐渐意识到天朝与列强的真正差距，不是器物不如人，而是制度不如人。二是国家危机的嬗变。甲午之前，清朝虽屡受列强欺凌，一度连京城都惨遭沦陷，皇帝仓皇北逃，结果不外乎赔款了事，并无亡国之忧，此时国家危机更多表现为经济危机，所谓能用钱解决的问题不是问题，至少不是什么大问题，故而大多国人尚未感受到危机四伏、危急存亡；甲午之后，画风大变，不仅赔款，还得割地，“今日报传割台湾，神州赤县同一哭”，由日本领头，激起了一场瓜分中国的狂潮，名曰“亡国灭种”的历史阴影从此笼罩于中国人的头顶，长达五十年之久，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才守得云开见月明，其影响，甚至蔓延到今人身上，因为它不仅定义了中国的转型进程，还塑造了政治和文化的思维方式。这两点，尤其后者，乃是我们阅读中国近代史的关键。

亡国灭种的历史阴影到底有多么浓重、恐怖呢？不妨观测那个时代的流行话语。彼时彼刻，无论皇帝、大臣，还是民间的知识人，在他们嘴边或笔下，传播率最高的词语之一，正是“亡国”。譬如“不能为亡国之君”的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湉、公开呼喊“中国必亡”的康有为、一直在筹划“亡后之计”“亡后之图”的谭嗣同等，乃至整个朝廷，皆有亡国之忧。据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四日（1898年3月25日）皮锡瑞日记，朝廷致电陕甘总督魏光焘云：“长安古宫殿，尚存若干？”魏光焘答：“惟府城隍庙犹有规模。”这番问答，显见朝廷的小心思，一旦京城不保，则当西迁避难。对此，皮锡瑞斥道：“……既弃宗社，不得已而西迁，当仿卫文公之布衣，越勾践之尝胆，岂宜先问宫殿！”熊希龄补刀道：“今欲西幸，尚不知外国允许否？彼如以债项未清，扣留不放，将若之何？”（皮锡瑞《师伏堂日记》）请注意，皮锡瑞写日记的时间是戊戌年而非庚子年，因此这段记述正有点预言或一语成谶的意思，两年后朝廷果然西迁——更堂皇的说法叫“西狩”。这与其说印证了执政者的先见之明，不如说呈现了历史走势之了然。

再说康有为、谭嗣同对亡国灭种的反应。唯有意识到，甲午之后亡国的压力何其沉重，灭种的焦虑何其急切，才能“了解之同情”康有为、谭嗣同在戊戌年前后的种种激进之举。譬如康有为建议把西藏卖给英国，以筹措变法经费，谭嗣同不仅要卖西藏，还要卖新疆给俄罗斯，倘若钱不够用，还可以卖内外蒙古、青海等；又如，康有为曾设想，迁徙一批中国人到巴西，“开巴西以存吾种”，这样即便中国被列强瓜分而灭亡，其种族至少可在巴西得以延续……这等行径，在今人眼里，正与卖国无异，康有为、谭嗣同势必难逃卖国贼之骂名。但是需要注意，康有为、谭嗣同出卖国土，起因则在爱国，目的则在保国，舍边陲而保中心，有如壮士断腕。当爱国与保国陷入一种割肉式的功利主义困境，其痛苦与纠结，那些不曾在亡国灭种的历史阴影之下彷徨、奔逃的后人，如何能够体味？

这一面的康有为、谭嗣同，虽然徘徊于改革与革命之间，所选择的路径始终激进；那一面的孙中山，早已打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旗帜。由此可知，甲午之后，激进思潮逐步登场，不久即一跃成为中国主流。罗威廉（William T.Rowe）论中国近代史，把孙中山的革命，康有为、谭嗣同的激进改革，与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视为对帝国主义冲击的三种回应方式（罗威廉《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当这三者被置于同一条政治谱系之上，共通之处清晰可见，那就是激进，区别仅在于主体，到底是精英的激进，还是平民的激进。

晚清的政治思潮，在戊戌年共表现为三种：守旧、渐进与激进。等到义和团运动失败，作为罪魁祸首的守旧派遭遇重创，一蹶不振，不得不淡出政治舞台，“从欲避顽固之名”（胡思敬语），只剩下渐进派与激进派。大清最后十年的政治斗争，从思潮上讲，即可归结为渐进与激进之争，或者说改革与革命之争。辛亥革命乃是这两大思潮冲突与妥协的结果，尽管名曰革命，其实质反而不那么激进。激进思潮翻身的转折点则是五四运动（从制度之变到文化之变），自此一路狂飙，无可阻挡。

说到五四运动，李泽厚有一著名论断，曰“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细究起来，不消说五四，纵观中国近代史之后半段，这一论断都难成立。所谓双重变奏，意味着启蒙获得了与救亡对等的政治地位，实则不然，甲午之后，救亡可谓中国第一要务，启蒙只是为救亡服务的工具。拿严复来说，他被视为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者之代表，其毕生目标却是“寻求富强”——这是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的话，出自他研究严复的名作《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斯蒂芬·哈尔西（Stephen R.Halsey）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1850—1949），书名也是“追寻富强”——譬如他翻译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论自由》，原文作“只有通过对这些生动的和有能力的个人冲动的培养，社会才算既尽其义务又保其利益”，译文则作“有国家者，必知扶植如是之秀民，而后为尽其天职，而其种之名贵，其国之盛强，视之，盖圣智豪杰，必出于此曹”，在此，自由主义不由自主地向国家主义倾斜，自由随之变为“寻求富强”的工具。

再如胡适，作为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者之代表，他有一段振聋发聩的自由宣言：“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仔细推敲，这句话其实大成问题。自由的主体是个人而非国家，自由即个人自由，哪有什么国家自由呢？胡适未必不明白这一点，然而迫于救亡的压力，只能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寻求折中，玩一把政治障眼法，以国家自由之名，为追求个人自由辩护、加持。如此可知，自由主义所对应的启蒙，如何屈从于“寻求富强”所对应的救亡。二者地位，高下立判。

当救亡图存作为时代主题，正如当亡国灭种作为时代危机，激进必将成为首要选项。因为渐进一向需要时间的打磨，然而国家将亡，危在旦夕，迫在眉睫，时间成为最奢侈的物品；与此同时，渐进需要和平、稳定的环境和土壤，这同样为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所稀缺。彼时中国乃是乱世，乱世争锋，激进为王。越激进，越正确，越得人心，越有受众，越易成功。所以在二十世纪上半期，政治思潮的方向大致可归纳为激进压倒渐进，革命压倒改革，救亡压倒启蒙，左翼压倒右翼——就左右之争而言，不独中国如此，而是世界浪潮，记得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说过：“在1934年或者1935年，如果作家不‘左倾’的话，会被认为是个怪物。”

1943年9月，在中国担任外交官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致信劳克林·柯里（Lauchlin Currie）博士，谈到中国自由主义者所面临的困境。这些自由主义者，大都具备留美背景，“是美国体制与科学准则培养的最好典范”，不过“至今仍然没有为中国的进步提供多大动力”。“对于如何推动国家前进，他们还提不出明确的方向。他们正在极其耐心地等待着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种百家争鸣、自由讲学的好时光的再次来临。事实上这种好时光可能永不再现了。”最后他设想，换作他是中国人，在此乱世，能做什么？结论非常明确，“我想做的正是中国共产党正在做的事情，不激进无以成事”。（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

不激进无以成事，这七个字，堪称中国近代史的最佳注脚。当然，激进是一柄双刃剑，有人视之为潮流，有人则视之为旋涡，在后者眼里，中国从近代向现代转型，所感染的一大病症即可形容为“激进之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告别革命”的呼喊声中，对激进主义的剧烈批判构成了中国学界与舆论界的主流。可是，如果不能洞察激进的起源，如果不去追究“说什么激进”背后的“为什么激进”，如果不愿设身处地去追索为什么众多国人会投身激进之河，那么不管后世的批判多么慷慨激昂，多么痛心疾首，都无法驱散激进的身影，阻止激进的返潮，而终将陷入杜牧《阿房宫赋》所描绘的历史恶性循环：“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激进思潮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导演的第一场政治运动，当推戊戌变法。故此，让我们的目光退回到两甲子前的戊戌年。

注解：

[1] 　本书论晚清史，一般采王朝或干支纪年，并用括号标注公元纪年，论民国史，直接采公元纪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