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梁启超的转向：在改革与革命之间

谈论梁启超与戊戌变法的关系，可从我的一点疑惑说起。徐致靖举荐康有为、梁启超等五人后三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工部主事康有为著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二十天后，即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1898年7月3日），在颐和园召见梁启超，“举人梁启超著赏给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关于觐见光绪的具体情形，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三十自述》等并无详述，只是略记一两笔：“梁启超以是日召见，上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厉……”“……被召见，命办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我的疑惑正在于此。被光绪召见，对青年梁启超而言，自然是头等大事，无上荣耀，以他激昂的性格和煽情的笔法，这等事，必将在文中、书中大张其词，大肆渲染，而非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殊不料结果竟是后者，看来背后必有玄机。据《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梁启超被荐入京后，光绪召见一次，按清代习惯，举人召见后，有赐翰林或内阁中书的例子。当时，梁的名气已很大，有时口头康梁并称，但召见后，只赏六品顶戴。”倘依此说，原来梁启超不满于政治待遇，多少有些怨气。那么他何以只得到六品顶戴呢？许姬传的堂舅、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徐仁镜解释道：“任公（梁启超）广东乡音很重，光绪听不清他的话，又怕慈禧的爪牙窃听，不便反复询问，故不得重用。”王照亦云：“清朝故事，举人召见，即得赐入翰林，最下亦不失为内阁中书。是时梁氏之名，赫赫在人耳目，皆拟议必蒙异数。及召见后，仅赐六品顶戴，是仍以报馆主笔为本位，未得通籍也。传闻因梁氏不习京语，召对时口音差池，彼此不能达意，景皇（光绪）不快而罢。”（王照《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

梁启超的遭遇，并非特例，名列戊戌六君子的林旭面圣之时，也曾受阻于方言。《清史稿·林旭传》云：“……俄以奏保人才召见，操土语，上不尽解。退缮摺，上称善，遂命与谭嗣同等同参机务，诏谕多旭起草。”林旭是福建侯官（福州）人，他的土语，即福州方言，属闽语，与光绪熟悉的京腔完全是两种语系，故而“上不尽解”。好在随之峰回路转，林旭退朝之后，起草奏折，诉诸文字，显示了其才学和政见，从而得到重用——林旭出自荣禄幕府，论政见则属康有为一党，梁启超《林旭传》称：“君退朝具折奏上，折中称述师说甚详。皇上既知为康某之弟子，因信任之……”——联系林旭的结局，难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只能感叹福祸相依。

我有一位朋友，疑惑更甚。他查《清史稿》《清实录》《光绪朝东华录》等，并未发现光绪召见梁启超的记载，以此判断梁启超撒谎。我曾帮他补充一例：五月十七日（7月5日）梁启超曾致信夏曾佑，称“仆之久不察看”（《与碎佛书》），假如两天前他见到了光绪，何必再发牢骚呢？

叙事至此，只能存疑。不过我的用意，不在追根究底，而是借此来谈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期间的角色与地位。如许姬传所言，当时康梁齐名，响彻海内，然而论实际作用，二人显然不在一个档次。对于戊戌变法，梁启超的作用更多表现在造势阶段，如任《时务报》主笔、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等，其时他作为喉舌，已经展现了一笔可挡百万军的气概。等到变法开幕，他则沦为康有为、谭嗣同——在康有为一派或康党当中，康有为是大脑，谭嗣同是手臂——的跟班或走卒，徘徊于决策圈的边缘，连光绪都不怎么待见他，只赏了六品顶戴。这背后，除了资历，则在梁启超“太无成见”（中年以前都是如此），其思想严重受制于康有为，同为喉舌，康有为是吹鼓手，他则好比复读机。

作为复读机，梁启超对康有为，一向马首是瞻，亦步亦趋。戊戌年康有为从革命转向改革，能够领略其权变的只有谭嗣同一人。梁启超领略不了，却不妨碍他紧追不舍。年初他在湖南患病，“大病几死”，只得离开时务学堂，到上海、北京就医。在开往上海的轮船之上，他与同志慷慨论国事：“吾国人不能舍身救国者，非以家累即以身累，我辈从此相约，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目的以救国为第一义，同此义者皆为同志。吾辈不论成败是非，尽力做将去，万一失败，同志杀尽，只留自己一身，此志仍不可灭，仍须尽力进行。”这番豪言壮语，可与谭嗣同致欧阳中鹄信中云“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一段并观，一般浩气凛然，一般勇猛精进。何以救国，唯有革命，否则何以言必称杀身呢。不料待他进京，康有为已经转向改革，他只好随之而动，康有为说什么，他便说什么，康有为干什么，他便干什么，康有为随时势而变，他则随康有为而变。要说转向，这也是转向之一种，只是缺乏自主性。

真正的转向，发生在戊戌年后。梁启超“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前者改革，今者革命。这一转向，恰与戊戌年路线相反。

话说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之后，孙中山等革命党有意合作，托日本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牵线，结果康有为不屑一顾，梁启超相当积极。按冯自由《革命逸史》所述，己亥年（1899年）夏秋之间，梁启超因与孙中山往还日密，渐渐赞成革命，其同学韩文举、欧榘甲、张智若、梁子刚等主张尤为激烈，遂有两派合并之声浪，哄传于东京横滨之间。参与者计划在两派合并之后，推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对此人事安排，梁启超问孙中山：“如此则将置康先生为何地？”孙中山答：“弟子为会长，为之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

冯自由是亲历者，他记载的孙中山、梁启超对话实在妙不可言，几乎令二人心思跃然纸上：“弟子为会长，为之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这是哄孩子的把戏，尊者尊矣，只是一个空头名号，孙中山架空康有为的心思，不言而喻；更神奇的是梁启超的态度，“悦服”，即心悦诚服，他是什么心思，同样一目了然。

梁启超的转向，有两个要点。一是对革命的认同。改革失败而主张激进，投身革命，正契合政治逻辑。试看他在此间发表的文字，如《破坏主义》（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十一日，1899年10月15日）等，鼓吹“快刀断乱麻，一拳碎黄鹤，使百千万亿蠕蠕恋旧之徒，瞠目结舌，一旦尽丧其根据之地，虽欲恋而无可恋，然后驱之以上进步之途，与天下万国驰骤于大剧场”，其倾向革命，毫无疑义。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亦称康有为的弟子“多言革命者”，可作佐证。二是他与康有为之间渐生分歧，遂有独树一帜、独立门户之想。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1899年5月3日），他致信妻子李蕙仙，称“金山人极仰慕我，过于（康）先生”，这说明他已经拥有了对抗康有为的声望；六月，他和韩文举、欧榘甲等共十二人——这帮人大都倾向革命——结义于日本江之岛金龟楼，这属于“党内结派”，由此，对抗康有为的人力，初具雏形。与孙中山谈合作不久，他联合一帮同志，致书康有为：“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指光绪）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签名者共梁启超、梁子刚、韩文举、欧榘甲、陈侣笙、黄为之、唐才常等十三人，号称“十三太保”。这十三人中，十个是江之岛金龟楼的结义兄弟。

可是，年未而立的梁启超，哪里斗得过康有为呢？由于徐勤、麦孟华告密，康有为洞悉到梁启超与孙中山暗中勾兑的计划，勃然大怒，立即派人赴日，拿了一笔钱给梁启超，让他到美国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稽延。合作由此横生变故，最终功败垂成。

与革命派的合作固然失败，梁启超辗转于改革与革命之间的心态依旧值得琢磨。到美国之后，他给孙中山写信，试图寻觅“调停之善法”。那段时间，“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自相矛盾”。其矛盾心理恰恰是一幕痛苦而生动的时代投影。对此，张朋园分析道：“名为保皇，那是因为他无法正面与康南海决裂，不得不以保皇之名敷衍他；实则革命，倒真正是他的内心所思所欲。我们读他在壬寅年（1902年）前后的许多信件，便可以了解当时的他，实是想革命，绝无欺骗中山先生之意。”（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

如张朋园所云，被康有为强行拉回改革阵营的梁启超，内心并未放弃革命。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八日（1903年4月15日），他致信徐勤，翻起旧账，谈到三年前放弃革命，只是为了“迫于救长者之病”，长者即康有为，实际上，“今每见新闻，辄勃勃欲动，弟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今怀此志，转益深矣”。（《梁启超年谱长编》）徐勤以保守或“反革命”著称，“最与中山水火”（章太炎语），却也不得不承认时代已经被革命的潮流所席卷：“今日各埠之稍聪明者，无一人不言革命，即现在同门同志，同办事之人，亦无一人不如是。即使强制之，口虽不言，而心亦终不以为然也。至于东中、米中游学诸生，更无论矣。盖民智渐开，止之无可止。”（徐勤《致康有为书》）——作为改革派中坚，梁启超的纠结与徐勤的感慨，愈发可见革命的不可阻挡，这正适用于前文的结论：改革的时代结束了，革命的时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