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谭嗣同的转向：从革命到改革

说罢谭嗣同的革命之志，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难题：与康有为一样，戊戌年的谭嗣同，曾从革命转向改革，不一样的是，戊戌年前，康有为本在推行双轨政策，革命与改革两手抓（偏重革命），谭嗣同则是坚定的革命派，康有为的转向，根据他致赵必振书信以及梁启超的解说等，尚且有迹可循，谭嗣同的转向，则因他的匆匆就义而沦为一个难解的谜题。

谭嗣同的政治转向，标志是应征北上。这得从徐致靖的保荐说起。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1898年6月13日），即戊戌变法开幕后两天，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国是既定，用人宜先，谨保维新救时之才，请特旨委任折》，俗称《密保人才折》（据孔祥吉考证，此折由康有为、梁启超等草拟），举荐工部主事康有为、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刑部主事张元济、广东举人梁启超等五人。其中称谭嗣同“天才卓荦，学识绝伦。忠于爱国，勇于任事。不避艰险，不畏谤疑。内可以为论思之官，外可以备折冲之选”。（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是日，光绪皇帝发布上谕，命康有为、张元济于二十八日预备召见，黄遵宪、谭嗣同由当地督抚送部引见，梁启超由总理衙门察看。

当时谭嗣同正在湖南，至于到底在省城长沙还是家乡浏阳，各种年谱、回忆录等并无明确记载。其孙谭训聪《清谭复生先生嗣同年谱》有“公于春夏间返浏阳原籍一行”“公在浏阳时，已知徐学士保荐事”等语，判定谭嗣同在浏阳收到光绪的谕旨。不过，五月初二日（6月20日）谭嗣同致其妻李闰的书信，似乎不能支持谭训聪的说法。这封信写于长沙，约三百字，兹录如下：

夫人如见：

正欲起程往鄂，忽然记出一件至要之事：我既保举进京，而功名保札、部照及一切公文，均未带来，兹特专人来取。请详细捡出来，并捐道员之实收，一一点清，封作一包，外加油纸，即交送信人带下，万不致误。

又单纱蟒袍各一件，挖云抓地虎新快靴一双，伽楠十八子香珠及镶金伽楠扳指（去年所买者）各一个，天球、地球、圆扇各一柄（并纸盒），香末数珠一串，好红烧料鼻烟壶二个，均请捡作一包，一同寄来为要。

我此行真出人意外，绝处逢生，皆平日虔修之力，故得我佛慈悲也。

夫人益当自勉，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惟必须节俭，免得人说嫌话。至要至要！

二十九日信收到，诸事即照办。

此请德安！

谭复生手草五月初二日

此信相当琐碎，不过信息量极大。前两段请求在浏阳的妻子把公文、衣物等打包寄来，由此可推论两点：第一，谭嗣同接旨不会在浏阳，他为人虽然桀骜，思想虽然激烈，行事却不鲁莽，而以深沉、缜密著称，若在浏阳接旨，准备保举进京，断无可能遗落“功名保札、部照及一切公文”等种种重要物件；第二，从第二段所列举的香珠、扳指、鼻烟壶等，可见其筹划之精心，对北行之看重。

以此来说谭嗣同在戊戌年的北上之行。关于他何以选择应征北上，素有争议。对其动机或意图的揣测，大致可分两种。一种判定谭嗣同是矢志不移、百折不回的革命派，认为他参与维新，只是权宜之计，虚与委蛇，借刀杀人。如欧阳予倩（欧阳中鹄之孙）在其所编《谭嗣同书简》序中云：谭嗣同严重不满于清政府，“对于利用光绪行新政，不过认为是一时的手段”。肖汝霖《谭嗣同传》载有谭嗣同之言：“与其奔走呼号，而莫之或应，何如假政治以牖进我民也。”牖即窗户，此处亦有手段之意，即借君权以行民权。赵必振为毕永年作传，称“谭嗣同思利用载湉，借变法为革命之权舆，永年实与其谋”（赵必振《毕松甫先生传略》），也是一样说法。唐才质（唐才常之弟）《戊戌闻见录》的记述更为详尽：

复生七丈（谭嗣同在族中排行第七，故称七丈）奉电旨，同心者皆庆之。然七丈忽忽若不怿者，殆遇泰思否而情不能已欤？伯兄（唐才常）与之擘画联络哥老会事，七丈嘱缜密结纳之，毋为仇我者侦知……伯兄谓复生虽役其身于清廷，从事维新，而其心实未尝须臾忘革命。其北上也，伯兄为饯行。酒酣，复生七丈口占一绝，有云：“三户亡秦缘敌忾，勋成犁扫两昆仑。”盖勉伯兄结纳哥老会，而复于京师倚重王五，助其谋大举也。（《谭嗣同研究资料汇编》）

怿，悦也。谭嗣同接旨之后为什么不开心呢？未必是“遇泰思否”，更可能在改革与革命之间进退两难。最后他选择投身改革而不忘革命（“三户亡秦”一句，出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反清之意，溢于言表），貌似两全其美，实则还是两难。

章士钊的诠释更为大胆。他以笔名黄中黄所撰《沈荩》一书云，沈荩与谭嗣同、唐才常这三个湖南人“谈天下前局，其旨趣虽有出入，而手段无不相同。故嗣同先为北京之行，意覆其首都以号召天下。迨凶耗至，才常投袂而起，誓为复仇，荩亦随之而东下……以嗣同天纵之才，岂能为爱新觉罗主所买，志不能逮，而空送头颅，有识者莫不慨之”。照此说来，谭嗣同如余则成，打入清廷，意在潜伏。这未免有点耸人听闻。不过后来有一位革命党人程家柽，为同盟会规划三策，上策即“以游说中央军队及大政治家，冀一举以推倒政府”，并身体力行，投入肃亲王善耆府中作卧底和说客，正与章士钊诠释的谭嗣同“意覆其首都以号召天下”相通。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谭嗣同应征北上，意味着从革命转向改革。流传最广的是康有为的说法。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夏，康有为复信赵必振，谈起自己这些年来何以从革命转向改革，引谭嗣同为同道。话说谭嗣同应征北上，在武汉中转，拜会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问：“君非倡自立民权乎？今何赴征？”谭嗣同答道：“民权以救国耳。若上有权，能变法，岂不更胜？”意思是，只要能救国，民权也可，君权也可，革命也可，改革也可，现在皇上愿意改革，不是更好吗？信中还说，谭嗣同进京之后，曾请他约束同志，不要再谈民权革命了。

如果说康有为的话不可尽信，再看谭嗣同接旨之后，唐才常写给其师欧阳中鹄的书信：“连奉两谕，敬知皇上神圣天纵，远迈唐虞，为之距跃三百，曲踊三百！黄（黄遵宪）、谭（谭嗣同）奉旨敦促，新党之气益张，湘事虽小坏，不足为忧。合地球全局观之，变之自上者顺而易，变之自下者逆而难。今适得顺而易者，诚我四万万人无疆之幸也。”（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1898年8月9日，《唐才常集》）唐才常与谭嗣同乃是刎颈之交，互为知己。如果说这世间哪个人最了解谭嗣同，非唐才常莫属。他既然说“今适得顺而易者”，正可视作谭嗣同转向改革的有力证据。

这两种相反的论断，似乎都有道理，我们该相信哪一个呢？正理则是，与其听他人怎么说，不如听谭嗣同怎么说，尤其是他对妻子怎么说——他与妻子感情至笃，“十五年来同学道”，与妻书无疑是其最真实的心声。由此再来看《谭嗣同全集》（增订本）所收录的三封与妻书。五月初二日书信第三段云：“我此行真出人意外，绝处逢生，皆平日虔修之力，故得我佛慈悲也。”所谓绝处逢生，绝处指湖南新政已经陷入绝境，在守旧派的反扑与维新派中渐进一系（以湖南巡抚陈宝箴为代表）的妥协之下，谭嗣同、唐才常等人苦心经营的时务学堂和南学会被停办，《湘学报》被严加管束等——唐才常信中云“湘事虽小坏”亦指此事，其实这不是小坏，而是大坏；逢生之生机，则指光绪的谕旨。从“绝处逢生”四字，足见谭嗣同对北行的期待。

有人会说，谭嗣同的期待未必在改革，“意覆其首都以号召天下”不也需要北上来进行么？我们继续往后看。彼时京汉铁路尚未开通，谭嗣同北上路线相当曲折：从湖南到湖北，乘船东下到江苏南京，去两江总督府领取咨文（他是江苏候补知府，属两江总督治下），再到上海，从水路到天津，再到北京。不料他刚到湖北，便大病一场，几不能行。六月十二日（7月30日），急不可待的光绪发上谕催促道：“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前经谕令该督抚送部引见，著刘坤一、张之洞、陈宝箴即行饬令二员，迅速来京，毋稍延迟，钦此。”谭嗣同无奈，只得抱病北上，“此生犹赘，当力疾一行”，大有舍身之概。六月十三日（7月31日）给妻子写信云：“总理衙门有文书（系奉旨，又有电报）来，催我入都引见，可见需人甚急。虽不值钱之候补官，亦珍贵如此！圣恩高厚，盖可见矣。”连“圣恩高厚”都喊了出来，此刻之谭嗣同，转向“变之自上者”，再无疑义。

谭嗣同于七月初五日（8月21日）抵京，七月十一日（8月27日）给妻子写信云：“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我因此益加奋勉，不欲自暇自逸。幸体气尚好，精神极健，一切可以放心。此后太忙，万难常写家信，请勿挂念。”就他与妻子的通信而言，似是绝笔。从这封信来看，他对改革不仅乐观，而且投入。只是他却不知，此时距离他的生命之终止，仅有一月光阴。

这番钩沉，败坏了谭嗣同的英雄形象么？我却以为，相比被虚化的谭嗣同，真实的谭嗣同更为重要，更有价值。须知革命途中，有过纠结，有过妥协，有过转向，远远谈不上什么耻辱。一来政治家讲究经权并用（所谓守经而不知从权，谓之腐儒，从权而不知守经，谓之妄人），通晓权变，顺势而为，与时俱进（退），乃是政治生活的本色；二来在改革与革命之间周旋、徘徊、左右摇摆，抑或千回百转，乃是转型时代的常态——这方面的显著代表，还不是康有为和谭嗣同，而是梁启超。何况，谭嗣同进京不久，发现改革一无可冀，毫不迟疑，立马回归革命路线，发电召毕永年、唐才常等带人进京（赵必振《毕松甫先生传略》写谭嗣同进京之后，“俄而永年受嗣同之密约，将率勇士以诛奸暴”，按毕永年《诡谋直纪》，其抵京在七月二十七日；八月初一日，谭嗣同发电请唐才常进京），策划兵变（胡思敬《戊戌履霜录》云：“有为谋召外兵，实嗣同阴为之主。”张伯驹《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也说，戊戌变法末期，光绪召袁世凯进京，大加提拔，力图笼络，出自谭嗣同之谋），垂死一搏，最终临难不避，杀身成仁，更显革命气节。他的泰然赴死，素来是一个开放性议题，改革者可以说他为改革而死，革命者可以说他为革命而死，相比这一争端，有一点事实不容否认：在他头颅凋零的地方，殉葬的是改革，孕育的则是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