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慈禧：知识与国运

慈禧相信义和团的神术吗？

十余年前，电视剧《走向共和》风靡一时，刷新了许多国人对中国近代史的认知。其功效，有如拨云雾而见青天。然而过犹不及，有些人竟把《走向共和》当作信史，譬如谈及慈禧太后与义和团的关系，常引台词为论据。话说剧中这一节，大清君臣正襟危坐，观赏义和团表演刀枪不入的神功，慈禧看后，大加赞赏，私下却对荣禄说：“……刚才看的那些鬼把戏全是假的，骗不了我。可那一条条精壮的汉子是真的，若是不能善加利用可不得了，那可就是洪水猛兽啊。可要是用好了呢，起码是几十万的人力，若真是外交上跟洋人崩了，真的打起来，他们至少也是能消耗洋人弹药的炮灰。可究竟如何，现在还难说的很哪。”这番台词，常被视为庚子年（1900年）慈禧政治心理最精确的表达。

我无意否认《走向共和》的启蒙作用，不过历史学的第一价值在于真，涉及真伪，不得不辨。义和团运动期间，张伯英在京担任正蓝旗官学汉教习，据其见闻，慈禧的确看过义和团表演神功，只是看完之后，并未识破其鬼把戏，而是“深信不疑”：

当（义和团）初起之时，朝廷未必以为然，及遣刚毅等赴涿州查看回奏，孝钦（慈禧）渐有活动之意，然尚未敢深信。嗣由庄王（载勋）请旨令大师兄上法入宫演习，孝钦亲自命枪不中，然后深信不疑。自时厥后，出入宫闱，无论何处，皆许自由行动，为所欲为，不可收拾矣！所谓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者，洵不诬也。（赵声伯《庚子纪事长札》）

如史料所示，慈禧对于义和团的神术，从存疑到笃信，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渐进。在此过程当中，数人居功至伟。一是大太监李莲英，“李总管甚信团，并时常讲其所睹之神术为老佛陈之”；二是大清皇族载漪、载勋、载澜等义和团的脑残粉，对慈禧的游说不遗余力。不过这两种人所扮演的角色，近乎铺垫，真正帮助慈禧捅破那一层窗户纸，构成“祸福转捩关键”（吴永语）的则是刚毅和赵舒翘。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1900年6月5日），朝廷派军机大臣赵舒翘、顺天府尹何乃莹前往义和团云集的涿州，名为安抚解散，实为察看虚实。赵舒翘是刑部出身的老法师，擅长断案，慧眼如炬，吴永夸他“起家科第，扬历京外，开藩陈臬，并皆卓有政声；而且学问淹通，持躬廉正”，“此儿戏鬼混之义和团能否成事，明白易晓，决不至于不能鉴别”。（吴永《庚子西狩丛谈》）事实正如吴永所论，在赵舒翘看来，义和团“皆市井无赖，乞丐穷民，殊不足用”。不料另一位军机大臣刚毅随后赶到——这里且插叙一笔，刚毅为什么跟来了呢？作为朝中最早、最坚定的义和团拥趸，其心中早有定见，根本无须实地考察，他之所以主动请缨去涿州，则为控制局面，唯恐赵舒翘坏事（与赵舒翘一样，刚毅也是刑部出身的老法师，曾主持平反晚清四大奇案之首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因他对赵舒翘有提拔之恩，赵舒翘不敢立异，于是顺从其意，一同“盛称拳民忠义有神术”，至于何乃莹，人微言轻，只能“唯唯从命”。彼时朝堂之上，荣禄抱病，且遭排挤，刚毅乃是慈禧最信任的重臣，当他力言拳民可恃，“太后遂一意倾信之”。后来慈禧对何刚德说：“庚子之役，予误听人言，弄成今日局面，后悔无及。”这个“人”，即指刚毅和赵舒翘。据吴永《庚子西狩丛谈》，慈禧曾对他坦言：

……这都是刚毅、赵舒翘误国，实在死有余辜。当时拳匪初起，议论纷纭，我为是主张不定，特派他们两人前往涿州去看验。后来回京复命，我问他义和团是否可靠，他只装出拳匪样子，道是两眼如何直视的，面目如何发赤的，手足如何抚弄的，叨叨絮絮，说了一大篇。我道：“这都不相干，我但问你，这些拳民据你看来究竟可靠不可靠？”彼等还是照前式样，重述一遍，到底没有一个正经主意回复。你想他们两人都是国家倚傍的大臣，办事如此糊涂；余外的王公大臣们，又都是一起儿敦迫着我，要与洋人拼命的，教我一个人如何拿得定主意呢？

当然，这番话系事后所言，不无推卸责任、洗白自身之嫌。

李莲英、载漪等人鼓吹，刚毅和赵舒翘加持，等到观看义和团上法，“亲自命枪不中”之时，慈禧已经成为义和团的铁杆粉丝。此后召开御前会议，袁昶说：“臣曾微服往东交民巷，见匪中枪而死者，伏尸遍地，并不能避枪炮，究不足恃。”慈禧则道：“此系土匪，决非团民，若系团民，决不至中枪炮。”这活脱是脑残粉的口吻，今人再也熟悉不过。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云：“载漪即第拜坛，晨夕必拜，太后亦祠之内中。”并在颐和园筑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鬼见愁”，鬼者，洋鬼子也。高树《金銮琐记》云：“李阉召义和团入宫，列八卦阵，太后拜受灵符。”叶昌炽《缘督庐日记》云：“津团有捷音，佛心欢喜，命大阿哥向东南方叩谢，此团规也，可谓笃信矣。”另有记载：“闻以老佛每日于万几之暇，必将神团咒语诵七十次。诵毕，由李总管言以又亡洋夷一名等语。”皆可为证。

正面之外，还可从侧面印证慈禧对义和团的信仰。裕禄时任直隶总督，统辖天津、河北等地，身处义和团运动的第一线，早已判定义和团系无知愚氓，并无真实本领，“其技既无可取，而其教习之人又皆匪类”（《直隶总督裕禄折》），“所有设立拳厂煽惑滋事首要匪犯，务必严拿惩办，断不能倖逃法网”。时隔不久，他却迅速变脸，成为义和团的护法。这背后最大原因，则在裕禄做官，“专用揣摩之法”，即擅长揣摩当轴者的意旨，慈禧信什么，他就信什么。从他的转型，正可窥慈禧的态度。

其时裕禄不乏同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待慈禧明确立场，官员纷纷追随。礼部尚书、军机大臣启秀在慈禧面前，叹赏义和团忠义可嘉，“并谓臣即义和团，幼时亦曾习练拳法云”，闻者无不惊异。太常寺卿王培佑紧随启秀的脚步，“称臣家世精拳技，即臣姊妹亦谙习红灯照，历述其术之神奇”，慈禧大为欢悦，立即令他担任顺天府尹。李希圣《庚子国变记》列举了一大堆“谄谀干进者”，如候补知府曾廉、翰林院编修王龙文、御史陈嘉言、吉林将军长顺、户部侍郎长麟等，或上书，或请命，皆以义和团为奇货，讨慈禧欢心。不难发现，此刻信仰义和团，不仅是政治正确，可以自保，而且是登龙之术，可以升官。

当然，确实存在一批史料，暗示慈禧对义和团的神术不乏疑虑，她之启用义和团，更多是一种政治策略。如《恽毓鼎日记》云：“……召对于仪鸾殿。太后力决战议，诸臣有虑拳民法术难恃者，太后谕：‘法术虽难尽恃，人心自有可凭；此时若再失了民心，真不能立国了。’”（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1900年6月19日，《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不讲法术讲人心，足见慈禧态度。向列强宣战之后，朝廷致电各省督抚，解释何以宣战：“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奏称信其邪术以保国，亦不谅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矣。尔各督抚若知内变如此之急，必有寝馈难安奔问不遑者，尚肯作此一面语耶。此乃天时人事相激相迫，遂成不能不战之势。”（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日，1900年6月30日）明言对义和团只是暂时利用，而不谈其“忠勇有神术”。再如吴永《庚子西狩丛谈》所记载的慈禧之言：

当乱起时，人人都说拳匪是义民，怎样的忠勇，怎样的有纪律、有法术，描形画态，千真万确，教人不能不信。后来又说京外人心，怎样的一伙儿向着他们。又说满汉各军，都已与他们打通一气了，因此更不敢轻说剿办。后来接着攻打使馆，攻打教堂，甚至烧了正阳门，杀的抢的，我瞧着不像个事，心下早明白，他们是不中用，靠不住的。但那时他们势头也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着红布，进的进，出的出，也认不定谁是匪，谁不是匪，一些也没有考究。这时太监们连着护卫的兵士，却真正同他们混在一起了。就是载澜等一班人，也都学了他们的装束，短衣窄袖，腰里束上红布，其势汹汹，呼呼跳跳，好像狂醉一般，全改了平日间的样子。载滢有一次居然同我抬杠，险些儿把御案都掀翻过来。这时我一个人，已作不得十分主意，所以闹到如此田地。我若不是多方委曲，一面稍稍的迁就他们，稳住了众心，一方又大段的制住他们，使他们对着我还有几分瞻顾，那时纸老虎穿破了，更不知道闹出什么大乱子，连皇帝都担着很大的危险。

需要分辨的是作为臣子和听众的吴永的反应。他一面称之为“事后之谈”，即马后炮，一面不得不为慈禧开脱：“试想彼深居宫阃，一向与外间情势不相接触。一旦遭此巨变，前后左右，手足耳目，都是一样狂迷，如醉中闹架，欢呼盲进，意兴勃勃。他毕竟是个女流，易于迷信，平日为洋人交涉受了多少委曲，难得有此神人协助之机会。欲其凭一人判断，独排群议，尽遏众狂，此绝不易得之事。即自谓尚有主意未尝放手云云，事实具在，亦不能谓之尽诬。”（吴永《庚子西狩丛谈》）从“易于迷信”“不能谓之尽诬”这些暗藏机锋的话来看，对于慈禧的“事后之谈”，吴永心底其实不以为然。

无论恽毓鼎还是吴永的记载，显然都无法支撑《走向共和》的台词。如恽毓鼎所记，慈禧称“法术虽难尽恃”，却非全然否定，更不能由此推论，她看穿了义和团的鬼把戏。《走向共和》的论调，显然高估了慈禧的头脑和眼睛。就我所见，更多的史料则在证明，慈禧真心相信义和团的神术：“认为拳民神术可靠，定能消灭洋人，正可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也许，她在信任的同时，不无拿义和团当炮灰的想法——这二者并不矛盾——不过这首先需要她自己作为炮筒子，她与义和团，已经相互捆绑。

需要注意，那年头，义和团席卷中国北方，“初只乡愚童稚学之，渐而工商习之，渐而士大夫信之矣”，“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对其神术，信者居于主流，能够戳破其骗局的人，寥寥可数。这中间，还有一些人将信将疑。其一即袁世凯。他经过真枪真刀的实验，方才撕开义和团的画皮：

拳匪起于山东，袁（世凯）抚继毓贤之后。时袁之翼长为姜桂题，本淮军宿将，目不识丁，言于袁曰：“有神拳师不畏枪炮，盍试之。”袁乃听其所为。拳师云：“须搭高台，三日行法。”三日后，袁令陆军环而发枪，拳师尽殪，乃悟其诈。（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

慈禧并非袁世凯这样的雄才。曾国藩阅人无数，素有知人之明，同治八年（1869年）初，他入京觐见，与慈安和慈禧二位太后共谈话四次，印象是“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1869年7月7日，赵烈文《能静居日记》）。那年慈禧三十五岁，单论才地，一生大抵定型。此后她的阅历，局限于朝堂和宫廷，纵有深化，难得拓展，说白了还是有限。基于此，李莲英、载漪等人的怂恿，与刚毅、赵舒翘的观察，加之亲身检验，完全可能使她迷信义和团的神术。

还得注意一点，慈禧的知识结构，与义和团正有相通之处。说起来慈禧所受教育十分驳杂，然而无可否认，其中最重要的一端，乃是戏曲：她对听戏的热爱，也许仅次于对掌权的热爱，高树《金銮琐记》曾记载其看戏的盛况：“秦腔昆曲聚梨园，万寿山头金鼓喧。”与此相应，戏曲同样是义和团的知识库（罗惇曧《拳变馀闻》指出，义和团的知识来源于“《西游记》《封神传》《三国演义》《绿牡丹》《七侠五义》诸小说，北中所常演之剧也”）。任职怀来知县期间，吴永曾与义和团打交道，亲见其头目表演汉钟离、吕洞宾上体，“装腔弄态，全是戏场科白”，令吴永“几欲为之捧腹”。再看义和团所请来的那帮神灵：“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镖黄三太，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陀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不难想见，如果慈禧读到这份揭帖，会有多么亲切。

此外，慈禧的信仰体系，恰也与义和团重合。话说慈禧相当迷信，举凡风水、鬼神等，几乎无所不信。就我所见的史料而论，其所信神灵，一是关公，宫中演剧，只要关公上场，她必离座，假装散步，稍后再坐下，以示对关公的尊崇；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她从陕西回銮，途经洛阳的关林，还曾去拜谒一番。二来信佛至虔，据德龄回忆，慈禧每天都要礼拜白玉观音，颐和园中有一座宝塔，塔中供观世音菩萨，“每当太后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即求于观世音菩萨，据说很是灵验”。可为佐证的是，慈禧拍照，常常扮作观世音菩萨，李莲英扮作韦陀天尊或散财童子，格格和宫女扮作龙女，以为烘托；同时慈禧身后高悬云头状牌，上书“普陀山观音大士”，这正应了一种传说：慈禧自视为观世音菩萨转世。如史料所示，无论关公还是观音，都是义和团所供奉的神灵，至于观音附体、转世云云，则是义和团最擅长的把戏。

谈论慈禧与义和团，不由想起一句名言：“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还有一种说法，叫“上半身慈禧，下半身义和团”。相形之下，我更喜欢后者。这不是要说，上半身指挥下半身，没有慈禧就没有义和团，而是强调慈禧与义和团在知识与信仰维度的同构性，说到底，二者本是同道中人，把慈禧置于庚子年中国北方的乡村，她肯定会加入义和团，也许还能成为领袖呢。进一步讲，慈禧与义和团的关系，正对应知识与国运的关系：“近世中国，执政者的知识往往对应转型的方向感，构成了转型成败、国运盛衰的一大要素，它不是第二次大转型的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有之转型未必成功，没有必不成功；决定不了一个国家的上限，却足以决定下限。”（见拙文《执政者的知识与国运》）正如袁世凯执政，国家的下限便是洪宪帝制；慈禧执政，国家的下限便是庚子国变。

慈禧的知识

我谈慈禧太后与义和团的关系，引用曾国藩对慈禧的评语，那句“才地平常”，惹恼了一位读者。他发来洋洋千言，力证慈禧才识过人，不消说在她所生存的转型年代，纵使放眼千载，都是第一流人物，令无数须眉竞折腰，吾国女性，唯有武则天可与之比肩。他还援引英国人濮兰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和白克好司（Edmund Backhouse）之言作为证据：“慈禧心思灵敏，突过于人，其热心政权，亦独秉特性，其天资之卓绝，性情之坚毅，加以一生经历之多，艰难困苦，险阻备尝，此其所以称为伟人也。”

这段话出自《慈禧外纪》。作者之一濮兰德，曾任职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上海英租界工部局，兼任《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戊戌政变之后，正是在其义助之下，康有为才得以逃亡香港。如果说此人还有一定声誉的话，那么另一作者白克好司，通译为巴恪斯或巴克斯，则被视为疯子和骗子，他写慈禧的《太后与我》，满纸幻想，通篇意淫，简直就是一部情色小说，作为史料，可信度恐怕还不如路边书摊兜售的野狐禅。《慈禧外纪》虽为合著，巴恪斯则是主导，因濮兰德中文不佳，书中引述的汉语文献皆由巴恪斯负责提供，这便给了他作弊的空间，譬如伪造《景善日记》等，害苦了许多读者和历史研究者，以致连译者都不愿袒护此书：“这是一本十分恶劣的书。濮兰德大概并不知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也是上了巴恪斯的老当，成了受害者，一世英名，毁于一书。”鉴于这种种情状，可知这本书对慈禧的评价，并非特别有力。

濮兰德和巴恪斯赞美慈禧天资卓绝后面，还有一段话——姑且以此为由头，探讨慈禧的才具：“年十六岁时，五经成诵，通满文，二十四史亦皆浏览。尝有史臣在旁讽诵，故能通古今治乱大势，又能诗善书画，有此聪明学问，故能久揽大权。”

如果这番话属实，那么慈禧确乎可称天才。可惜她少时所受到的教育，罕见史料记载，如《清史稿》等，一字不提。结合其家庭背景来看，一个普通官宦之家，一个长期担任笔帖式（文书）的父亲（其父叶赫那拉·惠征虽然到头来官居四品，却不是十分出色的人物），所能给予她的教育，只怕有限。这有限的教育，倘能培养出一个兼通文史、擅长诗书画的女子，不难想见，此女资质何其卓越。

可惜濮兰德和巴恪斯的赞誉，距离真相太远，就像他们说惠征“殁于安徽，女仅三龄”云云，纯属乱谈（咸丰三年，即1853年，惠征病故于江苏镇江，其时慈禧十八岁，已经入宫）。慈禧所遗留的字画，清晰呈现了她的文化素养。据王开玺先生研究，咸丰十一年（1861年），慈禧联合恭亲王奕 发动辛酉政变，迫于形势，只能亲自起草密谕，共计238字，错误16处，别字12个，如“进成后，在传旨著恭亲王总理赞襄正务，是否，求兄弟著议”一句，其中“成”当为“城”，“在”当为“再”，“正”当为“政”，再如“权理朝政”写成“权理朝正”，“再行归政”写成“再行归正”，足见其“政”“正”不分，至于语句不通之处，不胜枚举。四年后，她起草罢革奕 的上谕，共计226字，错别字13个，看起来并无几多进步，而且依旧“政”“正”不分。好在慈禧极具自知之明，每次都不忘交代他人帮忙修正：“求七兄弟（奕 ）改写”“诏旨中多有别字及词句不通者，汝等为润饰之！”

慈禧朱笔抄写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网上一搜可见。其书法，大抵只能说端正，评价再高一点，便属过誉。她的绘画，剔除缪嘉蕙等人的代笔之作，同样属于初学者的水平，如行家评价：“蓼花几如断枝枯叶，枝与枝之间杂陈不接，叶与花零乱，其用笔畏缩迟疑，全无功力；一只螳螂也画得离骨岔气不合章法。”

要言之，慈禧文化水准、素养不高，远远谈不上“能诗善书画”“具有非凡的文学和绘画才能”。参照今日学历，大概在初中生与高中生之间。那些无稽之言，把她推到硕士、博士的高度，要么昧于真相，要么别有用心。无论哪一种，都有碍我们认知慈禧这个人的真实面目。

需要注意，文化水平并不等于政治水平。没文化的人未必不懂政治，正如有文化的人未必擅长政治。慈禧的政治水平，显然远胜于文化水平。以往我们喜欢强调她的权谋，譬如说她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内行二字，她完全当得起。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称她“有术无学”，可与袁世凯“不学有术”并观，此处之术即权术。事实上，除了权术，她的政术也是相当可观，如识人、用人、搞平衡，尤其自我纠错，皆臻于一定水准。江河日下、气数已尽的大清王朝，正是在她手上，摇摇欲坠而不倒，苟延残喘了数十年。

不过话说回来，一个人的政治水平，终究还是受文化水平制约。所谓制约，我以为更多表现在政治视野。政局如弈棋，有文化的政治家可以看五步，没文化的政治家只能看三步。就此而言，尽管慈禧擅长顺势，与时俱进，然而其政治视野终嫌狭隘，缺乏远见。若把近世比作激流，大清比作一条船，以慈禧的能力，充其量只能保持船的平衡，却无法掌控船的方向，更无从预见时代或者说历史三峡的走势。她一生最大的局限，以及悲剧之形成，恰在于此。

明确了这一点，则可知曾国藩为什么说慈禧才地平常。同治七年（1868年）、八年（1869年）之交，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上进京觐见。其时同治皇帝年幼，两宫垂帘听政，前后共召见四次。第一次召见，主题是撤兵，对话时间最长。皇太后（曾国藩日记并未明言是慈安还是慈禧，姑且视作二人合意）问：“汝在江南，事都办完了？”曾国藩对：“办完了。”问：“勇都撤完了？”对：“都撤完了。”问：“遣散几多勇？”对：“撤的二万人，留的尚三万。”问：“何处人多？”对：“安徽人多。湖南人也有些，不过数千；安徽人极多。”问：“撤得安静？”对：“安静。”……第二次召见，主题是造船与曾国藩的病情，关于前者，仅三句问答：“你造了几个轮船？”“有洋匠否？”“洋匠是那国的？”；第三次召见，主题是吏治与练兵，中间依然谈及撤兵，慈禧问：“鲍超的旧部撤了不？”曾国藩对：“全撤了。本存八九千人，今年四月撤了五千人，九月间调直隶时恐怕滋事，又将四千人全行撤了。”第四次召见，主题与前次相仿。（《曾国藩日记》）从这四次召对而论，慈禧关心湘军裁撤，正在情理之中，然而屡屡纠结于此，不及其他要务（如造船），未免褊狭。故而曾国藩会说“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他的视野远过于慈禧的视野，他所期待的“要语”，则为慈禧所不能企及。

要补充的是，慈禧的文化水平，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直在增进。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她已经七十二岁高龄，依然与光绪一起听大臣讲课。课程表包括《四书》《书经》《庭训格言》《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国朝掌故》《各国政略》等。《各国政略》后来改作《西史讲义》，从“新航路之发明”“新大陆之发现”讲起，包括“法皇路易十四之霸业”“俄皇彼得之雄略”“普鲁士之博兴”“美利坚立国”“法兰西内乱”，以及“英国宪政之沿革”“德国联邦之制度”“美国政策之变迁”等。单看内容，正处于时代前沿。当然课本是一码事，学生能不能学进去，则是另一码事。

“美利坚立国”“英国宪政之沿革”这样的内容，终归难以化入慈禧衰老的心灵。据恽毓鼎《澄斋日记》，慈禧死前忽然感叹：“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顷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从她对宪政的认知和姿态，以及所主持的预备立宪之性质，恰可见其人短视。以她的才具，非但无法领导中国转型，反而被转型的狂潮席卷而去。

二、光绪：身体与政治

高阳以资质、本性、体格、教育、责任感、统驭、应变、私生活、机遇等为标尺，为清朝皇帝打分。光绪排名第六，位列中等。其失分项，主要是体格、应变与机遇。应变一节，我觉得光绪不算差，该评为“中”而非“下”。譬如庚子国变，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慈禧准备逃亡，光绪则道：“无须出走，外人皆友邦，其兵来讨拳匪，对我国家非有恶意。臣请自往东交民巷，向各国使臣面谈，必无事矣。”（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随后换上朝服，准备自赴使馆，慈禧不允，强令同行。结合此前光绪对义和团及民气的判断，可知在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这两大政治事故之后，他从躁进转向沉稳，已经政治成熟，不仅能明辨时势，还能开出药方，并不缺乏应变之才。

再说机遇，按高阳定义，指“国运及个人得位之机会”。这两点，于光绪而言，都有些不由自主。他被立为皇帝，年仅四岁，不但自己不能做主，连其父醇亲王奕 ，听说儿子被选中入承大统，震惊之下，痛哭失声，以至昏厥。至于国运，虽说与当国者相关，不过光绪执政，备受掣肘，大清王朝步入末世，他需承担的责任不该超过五成；况且他处身的时代，正值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势所趋，无人可逆，纵使借他康熙之才、雍正之术，怕也难挽狂澜于既倒。

有待论析的是体格。在清朝，做皇帝是苦差事，强势如雍正，都会感慨“为君难”。康熙晚年曾公开诉苦，他自八岁继位，现在年近七旬，数十年来“殚竭思虑，耗敝精力，殆非劳苦二字所能尽也”，“古帝王享年不永，书生每致讥评。不知天下事烦，不胜其劳虑也”。故而对皇帝而言，首要具备一副好身体，其体格往往关乎国运。倘若身虚体弱，五劳七伤，哪有足够的精力和心血料理国事呢，还谈什么励精图治、日理万机？更麻烦的是，身体亏空到一定地步，则将殃及生育能力。清朝的皇帝，从咸丰开始，子嗣锐减，至同治、光绪，连一儿半女都没有留下，谁来继承皇位，遂成难题与祸端。要言之，清朝国运之衰微，与皇帝身体之衰微，几乎同时发生，两者之间不能说毫无关系。

做皇帝与身体的关系，还表现于选拔程序。话说清朝皇帝之选拔，以立贤为主旨，从未奉行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所以从顺治到宣统，金銮殿上，并无几人是长子；恰因贯彻了立贤的准则，清朝皇帝的能力与政绩，堪称两千年皇权社会之最。说起立贤，贤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其中一条，便是体格。当年顺治病危，考虑接班人，他本属意皇二子福全，其母孝庄皇太后偏爱皇三子玄烨，双方相持不下，咨询经常出入宫廷的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建议立玄烨，理由是此子体格好，而且已经出痘（天花），今生便可豁免于这一在当时几乎无药可治的恐怖疾病。于是玄烨继位，年号康熙。

同治十九岁而崩，膝下尚无儿女。去世当天，朝廷议立嗣君，按规矩，同治是载字辈，他的继承人该是溥字辈，有人提议道光皇帝的曾孙，有人提议恭亲王奕 的儿子，可惜这些人选，都不中慈禧心意。因为倘由溥字辈继位，慈禧便成了太皇太后，与皇帝相隔两代，再无垂帘听政之可能，必须退隐寂寞的深宫，以其年富力强、权力欲之盛，如何能够甘心呢？是以她抛开祖制，力排众议：“文宗（咸丰皇帝）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翁同龢日记》第二册）进而宣布奕 长子载湉继统，是为光绪。由这一节故事可知，光绪被立为皇帝，并未考虑身体因素，然而，沉重的帝位之于其孱弱的肉身，实属不可承受之重，最终不仅压垮了这个人，还摧毁了这个王朝。

论身体素质，光绪也许是清朝十二位皇帝当中最差的一个，不仅不是做皇帝的好材料，哪怕作为常人，都不合格。慈禧曾向大臣回忆光绪入宫之时的情形：“皇帝抱入宫时，才四岁，气体不充实，脐间常流湿不干。我每日亲与涤拭，昼间常卧我寝榻上。时其寒暖，加减衣衿，节其饮食。”（瞿鸿禨《圣德纪略》）这番记载，不无为慈禧辩白、宣扬其慈爱之嫌，不过光绪幼年体弱，气血不足，则是不争的事实。

光绪自小便怕打雷，一遇雷鸣，往往要钻入他人怀中，以求保护。这固然不能直接推论其胆小如豆，却不妨视之为一个意味深长的政治隐喻。光绪的保护人，一是他的伯母兼姨妈慈禧，二是他的老师翁同龢，慈禧虽是女性，于他却如严父，翁同龢虽是男性，于他却如慈母，甚至一度是他最亲近的人，超过其亲生父母（光绪五岁，翁同龢便开始教他读书，师生之情长达二十载）。然而这二人，一个压抑了他的性格，一个限制了他的格局，一个养他而废他，一个教他而误他，最终都成为他的敌人。

慈禧对光绪的抚养，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如慈禧所云：“皇帝入承大统，本我亲侄。以外家言，又我亲妹妹之子，我岂有不爱怜者？……皇帝自在邸时，即胆怯畏闻声震，我皆亲护持之。我日书方纸课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尚安有他？”另一方面，鉴于对同治的教育失之于宽，对光绪的教育遂趋向于严，慈禧曾下旨，要求服侍光绪的太监必须是老成质朴之人，“凡年少轻佻者，概不准其服役”；加之慈禧的性情，强梁而严酷，在其威势之下，光绪的成长，鲜有自由与快乐可言，如慈禧喜欢听戏，光绪怕吵，却不得不常常陪侍在侧，锣鼓喧天，于他则是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不妨断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宫廷生活，养成了光绪虚弱的身体与更加虚弱的性情。

翁同龢对光绪的耽误则更深。作为讲究“圣贤义理之学”的士大夫，一来隔膜于实务，二来隔膜于时势，他所教出的学生，大抵是他的克隆品：光绪的空疏与偏执，正与其师一脉相承。以他的才具，置于政坛，只适合担任舞文弄墨的翰苑之臣，然而凭借光绪的信任，先后掌户部，入军机，“隐持政权”，俨然一国宰相，这不仅使他左支右绌，疲于奔命，于朝政更是得不偿失。甲午战争，他一味主战，误导光绪——彼时光绪也是激烈的主战派，这正基于翁同龢的教育——终使国家跌入万劫不复之深渊。更要命的是，以他为首领，集结了一帮激进派文士，后世称之为帝党，即光绪一党，其动机无可非议，却滋生一大恶果：帝党与后党针锋相对，暗斗明争，导致光绪与慈禧之间的裂痕日渐深化，不可弥补，等到戊戌变法，刀兵相向，两败俱伤。

再说戊戌变法。今人的反思与批判，大都指向康有为、谭嗣同等人，认为他们“卤莽灭裂，轻易猖狂”，毫无行政经验，以革命的方法搞改革，空洞的政策与强硬的态度，硬生生把改革推向了死地。不过，我们显然忘记了一点政治常识：皇权专制之下，有什么样的皇帝，便有什么样的臣子，而非相反。哪怕批评康有为们投机，那也取决于光绪的口味。所以说，康有为们的躁进，正折射了光绪的躁进；康有为们的偏执，正折射了光绪的偏执；康有为们的不切实际，正折射了光绪的不切实际。变法失败，光绪的责任并不亚于康有为们，批判后者而遗漏前者，甚至指责后者蛊惑、误导了前者，则落入“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窠臼，对双方都不公平。

光绪的躁进，首先是一种时代病。他亲政之后的中国，已经陷入危急存亡之秋，内忧外患、险象环生，朝野上下有志之士，大都怀有祸迫眉睫、危在旦夕的危机感，激进主义乃是最流行的对策，只是有些人投身改革，有些人献身革命。其次与他的身体不无关系：哪怕时值青春华年，他便已多愁多病，备受神经衰弱、肝病、肾病等困扰，加上国事刺激，郁积了满身虚火，导致性躁、易怒。这些病象，在其生命最后一年，尤为显著，如医生称其“有时肝气大发，愤无所泄恨，以手扭断某太监顶戴，以足跌翻电气灯”，近乎是一种躁狂症，足见十年囚禁岁月对其肉身和心境的戕害。

戊戌政变之后，光绪的政治生命宣告终结。此后十年，他一直生存于严密监控之下，不仅帝位摇摇欲坠，甚至性命危若累卵，屡遭死亡威胁。倘若就此心灰意冷，沦为行尸走肉，倒也未必是什么坏事，然而，偏偏他的见识与敏感更甚早年，偏偏他极具责任感，不能忘情于日渐沉沦的国事，如此一来，只能在痛苦与怨恨之中辗转反侧，在无力与无助之间虚度时光。这正印证了一句话：比“哀莫大于心死”更悲哀的是“哀莫大于心不死”。

此时光绪手中只余一件武器：时间。毕竟他比慈禧年轻三十六岁，熬到慈禧死亡，他依然处于壮年，有望东山再起。说起来造化实在弄人，想当年，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他一直在争分夺秒，与时间抗衡；到头来，所能依赖的唯有时间。当然，老辣如慈禧，早已注意到了这一点，她控制不了时间，却可控制光绪的身体。当身体毁坏，时间还有什么意义呢？由此，身体与政治的关系呈现了最残忍的一面。对政治人物而言，身体不仅是革命的本钱，还是改革的本钱，甚至是所有政治斗争的本钱。光绪一生最大失败，无疑便是本钱不足，一来他的身体素质太差了；二来他对自己的身体缺乏自主性，从其死亡来看，无论是否死于慈禧毒杀——哪怕光绪并非由慈禧毒杀，而系病死，论其疾病之成因，慈禧也是最大元凶——都显出了身体政治学的真义：身体之于政治有多么重要，政治之于身体就有多么残酷。

三、翁同龢：君子误国

君子误国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1898年5月29日），恭亲王奕 去世。其卧病在床之时，光绪曾去探视，询问朝中人物谁堪大用。奕 答，除了积毁销骨的李鸿章，中央唯有荣禄，地方则数张之洞和裕禄。这三个人选，显然都不符合光绪的预期。他继续问道：户部尚书翁同龢如何？奕 答：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这则是非常严厉的批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况且以奕 晚年抱残守缺、和光同尘的性情，能说出这样的重话，足见对翁同龢怨愤之深。

光绪与奕 的对话，出自《申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九日，1898年6月27日）报道，作者号称“天津采访友人”，不知友人为谁，何以能见闻光绪探视奕 这等秘事。据金梁《四朝轶闻》，奕 死前，曾“泣奏翁居心叵测，并及怙权”，不过倾听者换成了慈禧。结合这两种说法，可知奕 临终抨击翁同龢，应非捕风捉影。退一步讲，哪怕《申报》之说系记者杜撰，奕 对翁同龢的评价，不能代表其人观感，却足以代表媒体的观感。姑且以此为话头，来说翁同龢。

在窦纳乐（1896—1900年间任英国驻华公使）眼里，翁同龢是“一位守旧的中国政治家最优美的典型”，说白了，即一个标准的中国传统士大夫。士大夫的优点，如文章、书法、操守、清望等，该有的他都有；士大夫的缺点，如自负、褊狭、好高骛远、纸上谈兵等，他也一样不缺。在这二者之间，他还有个特点，用杨锐致张之洞信中的话讲，叫“一生尚巧，乃卒以巧误”。潘祖荫曾对王伯恭说，翁同龢“专以巧妙用事”，“吾与彼皆同时贵公子，总角之交，对我犹用巧妙，他可知矣。将来必以巧妙败，君姑验之”。（王伯恭《蜷庐随笔》）这里的“巧”“巧妙”，意思是小聪明。聪明是优点，以“小”为前缀，则成缺点。有大才者往往不屑用小聪明，反倒是平庸之辈，沉迷于此而不可自拔。燕垒生小说《天行健》里有一个将军叫毕炜，好用计而不善用计，翁同龢则属好用巧而不善用巧，这辈子都毁在小聪明上。说到底，以其才具之平庸，更适合周旋于盛世，当太平宰相，偏偏遭逢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免捉襟见肘，进退维谷，最终误国殃民，几乎身败名裂。

奕 或《申报》对翁同龢的批判，皆集矢于一点，即自甲午战争以降，政局溃败，翁同龢责无旁贷：“甲午之役，当轴者力主和议，会建三策：一、收高丽为行省，封韩王如衍圣公，优给俸禄，世袭罔替；二、遴派重兵，代守其国，以备不虞；三、以高丽为各国公共之地，俾互相钳制，以免强邻得所措手。时翁大司农（翁同龢）已入军机，均格不得行，惟一味夸张，力主开战。以致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旦夕，不得已割地求和。外洋乘此机会，德据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贳广州湾，此后相率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此皆大司农阶之厉也。”

这样的责难，当时并不鲜见。冯汝玠的措辞更为严厉，称翁同龢为甲午战争第一罪人：“甲午一役，不计实害，徒务虚名，不能战而言战，胥在廷谋之失算。任起咎者，不在临敌之将帅，而在秉政之枢臣。当时政府主战最力者为翁常熟（翁同龢）。翁之主战，非有愤于强邻之逼，思以战谋自存也；徒以乃兄抚皖，发逆时因失守城池，皖人攻之，致获重谴。遂因此视皖人为仇，而于合肥相国（李鸿章）为尤甚。甲午事起，翁深知海军必不可恃，战则必败，败则可借此以倾合肥，故置国事之利害不问，力主战局以修夙怨，夫谋人家国，不度德量力，出以审慎，而但恃血气以致偾事者，尚难逃于清议。而况明知丧师辱国，而仍借此以阴售其报复之计者乎，陷中国于万劫不复，翁实为第一罪人。”（赵声伯《庚子纪事长札》）不过这里有两点说法，一称翁同龢因其兄翁同书之罪而仇视安徽人，尤其仇视李鸿章，二称翁同龢“深知海军必不可恃，战则必败”，未必能够成立，从而间接影响了作者的结论。

再如翁同龢的得意弟子文廷式，不为长者讳，照样批评其师。他认为，从甲午到戊戌，这三年正值翁同龢当国，“一人而兼任师傅、军机、总理衙门、督办军务处，又领户部，皆至要之职”，在其主政之下，国事一塌糊涂：“……失胶州，失旅顺，失长江之利，东三省隐与俄，广西、云南隐与法，江、浙属英，闽属倭，皆欺中国臣民而徇外国人之请。伊古以来，亡天下之魂，未有甚于今日！又行昭信股、西铺税、药牙税……朘削百姓，殆无生路。”对此，只怕翁同龢“难逃天下后世之责矣”。

这一应罪过，还得从甲午战争说起。现在来看，这场战争的关节点，不是清朝为什么战败，而是该不该开战（如时任湖南巡抚陈宝箴认为李鸿章的错误“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其实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几乎所有中外战争，都深陷一大困局，借用胡兰成之言，即“战难，和亦不易”。战难，由于国力不如人，是谓“战则尤兵将不可恃”；和亦不易，除了列强欲壑难填，还得直面朝野清议的压力，是谓“和则犯千古之不韪”。甲午战争爆发之初，翁同龢高调主战，一来因其不识洋务，不懂军事，以为中国必胜日本；二来源自“诸名士实怂恿之”（何刚德《春明梦录》），名士之代表，即张骞、文廷式等，翁同龢时为士林与清流魁首，为了维护这一派人心和利益，即便明知不能战，那也必须主战，何况他头脑发热，以为北洋兵舰足堪一战；三来基于与老冤家李鸿章的派系之争，因李鸿章主和，他则势必主战，并逼李鸿章出战，如果战胜，作为主战派领袖，他有统筹全局之功；如果战败，则可把李鸿章逼入绝路，这便是他的如意算盘。对比之下，前两点属于书生误国，最后一点不免陷入门户之见，为了一系之利，不惜牺牲国家，只不过在主战派的道德包装之下，他的私心反成义举。

平壤、黄海战败，胜负之局已明。高调主战的翁同龢，却不愿挺身善后。慈禧派他去天津，与李鸿章会商联俄制日之事，他既反对联俄，同时“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也”（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八日，1894年9月27日，《翁同龢日记》），故作推辞。事已至此，他还顾及名声，怯于担当，君子爱惜羽毛而贻误国事，莫此为甚。这样的脾性，这样的胸襟，如何能支撑危局？甲午之后的朝政，落入这等人手里，只可能日渐沉沦。难怪奕 或《申报》对其满腹怨言。

翁同龢一生，也许最不愿与李鸿章相提并论，然而当时民谚云“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前句写李鸿章，后句写翁同龢，还是把他们捆绑在一起。荣禄则说，翁同龢误国之处，堪比李鸿章，区别在于，李鸿章甘为真小人，翁同龢却属伪君子。这个说法，虽能成立，对翁同龢未免苛刻。读其日记，可知他纵然好用一些小聪明，好使一些小手段，却谈不上多么虚伪。大体而言，他还是一个君子。只是君子误国，甚于小人：君子自负，小人心虚；君子偏执，小人反复；君子好唱高调，小人喜讲实际，表现于治国理政，前者的毒害往往要超过后者。翁同龢毋宁是最痛切的案例。

晚清政坛，翁同龢与李鸿藻齐名，都是帝王师，都是清流领袖（李领导前清流，翁领导后清流），都是“号称忠义而实懵于国情，致误大局者”（梁济语）。祁景颐曾评价其外公李鸿藻，称其“秉性刚直，遇事不甚变通”，“不失为正人，而才识短浅，性情执拗，无知人之明，中为清流所用，不免党援”（祁景颐《 谷亭随笔》），这些评语，大抵可施与翁同龢。吴樵批评李秉衡的一句话，同样适用于翁同龢：“……中国事皆误于此等正人。”

名流误国

明清两代，乡试、会试，实行分房阅卷，每一房分配一位考官，名曰同考官，他们的工作，有如比赛初选，披沙拣金，把本房优秀试卷挑出来，加以批语，推荐给主考官，由其复选。如果考生最终金榜题名，对同考官，须称“房师”，对主考官，须称“座师”，这二者所对应的师门，往往构成了一位官员的政治派系。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十五岁的李鸿章中进士，他的房师叫孙锵鸣（孙氏这一房出了两位大人物，除了李鸿章，还有沈葆桢，是以有“朝中宰相两门生”之誉）；孙锵鸣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的进士，他的座师叫翁心存。由此而论辈分，对于翁心存，李鸿章该叫一声“太老师”，在翁心存的小儿子翁同龢面前，他也当执子侄礼，尽管他比翁同龢大七岁。

李鸿章对翁心存，可谓心悦诚服。王闿运《论道咸以来事》云：“李少荃平生服事翁二铭，于曾蔑如也。”二铭是翁心存的字。道光咸丰年间，服事翁心存的人，不止李鸿章，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有言：“当咸同间，学者莫不知有二铭先生者也。”足见其声名之大与受众之广。曾即曾国藩，蔑如，译作大白话，就是没有什么了不起。后来王闿运嘲笑李鸿章：“君推崇翁二铭过曾涤生，颠到是非，故其子以此报。”（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李鸿章笑而不答，他的笑，大抵是苦笑。王闿运这两句话，不仅指向李鸿章与翁氏父子的两代恩怨，还关乎国事与国运，姑且一一道来。

今人谈李鸿章与翁同龢之争，往往从翁同书说起。翁同书是翁心存的长子，在三兄弟中才情最高。咸丰八年（1858年）官至安徽巡抚，在任两年半，先丢定远，再丢寿州，遭到其顶头上司两江总督曾国藩弹劾。那份杀机四伏的《参翁同书片》，相传出自李鸿章之手。结尾云“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句话十分要命，把官拜体仁阁大学士、皇帝师傅的翁心存拉出来，则令当国者不敢袒护，遂判翁同书死刑，秋后处决。当时翁心存年过七十，卧病在床，听闻噩耗，急火攻心，病情加剧，于年底去世。此间，翁同书被暂行释放，为父亲护理、送终、服孝，翌年改判，流放新疆。这相当于用老子一条命换回了儿子一条命。更不幸的是，同治四年（1865年），翁同书死于宁夏花马池，享年五十五岁，算起来，只多活了四年，临终犹呼“冤乎冤哉”，足见忧愤。

父兄之仇，不共戴天。翁同龢不敢记恨曾国藩（同治七年，翁同龢在北京见到曾国藩，“无一语及前事”，虽然想起了死去的父亲和哥哥，却提醒自己“忠恕二字一刻不可离”，此后他与曾国荃、曾纪泽等曾家人交情甚好，正践履了忠恕二字），则迁怒于李鸿章，此后处处排挤，时时刁难，至甲午一役而酿成巨祸，大清国运由此急转直下，无力回天。

这是最流行的说法，翁同龢因而被塑造为背公向私、以私废公的典型。不过，据谭伯牛考证，李鸿章代笔事件，并无确证，更像是基于后见之明的想象，他读《翁同龢日记》，发现翁氏所怀疑的代笔者，不是李鸿章，而是李的老师、庐州三怪之一徐子苓。《参翁同书片》之起草，应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冬，其时徐子苓、李鸿章的确俱在曾国藩幕府，然而江南战事危在旦夕，李鸿章正奉曾国藩之命全力筹建淮军，出兵救援，只怕无暇分心。翁同龢一生唯谨慎，日记惜墨如金，既然给徐子苓挂了号，“弹章疑出其手”（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二日，1870年8月18日），必有可信的消息源。

我愿为谭伯牛的结论补充一点证据，此即王闿运《论道咸以来事》所云李鸿章与翁心存的亲密关系。须知李鸿章为人，最重情义，成为大佬之后，则以护犊子著称，有时竟不惜徇私。他既然如此服膺翁心存，倘若曾国藩令他起草奏折，参劾翁同书，下笔之际，断然不该踩一脚，只会拉一把。拿“翁同书之门第鼎盛”来说事，暗中绑架翁心存，绝非他的风格。

如果能够明确，李鸿章不是《参翁同书片》的代笔者，只是背锅者，那么翁同龢与他的斗争，则无私怨的成分，纯粹出于政见与派系之争。

翁同龢属于什么党？一是帝党，二是清流——他是后清流的领袖。李鸿章属于什么党？一是后党，二是浊流，恰与翁同龢相对。若谓帝党与后党之说源自后世的建构，单说时人公认的清流与浊流。按吴汝纶定义：“近来世议，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其实清流党人，并非尽数反对洋务，如张之洞，从中央下派地方之后，反而成为洋务运动的大将，不过翁同龢不在此列，他的头脑，偏向保守，对于洋务相当迂阔。办洋务的官员，被视为浊流，则属事实，浊流之中坚，便是李鸿章。所以说，哪怕基于清流与浊流之争，翁同龢与李鸿章，也必定势同水火。

除了政见与派系之争，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翁同龢这个人，一来好名，二来好权，可惜格局太小，眼光太差，这两点，皆成致命缺陷。潘祖荫对王伯恭说：“叔平（翁同龢）实无知人之才，而欲博公卿好士之名，实亦愚不可及。”金梁《四朝轶闻》称翁同龢喜欢招揽名士，前提是这些人必须与他立场一致，愿意为他所用，结果，“广结纳而不能容异己”，无法达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至于好权，“光绪朝局系翁一言，同僚议事，偶有不和，翁辄拂然，常入报帝必伸己意，众已侧目”。《清史稿》亦云：“……同龢久侍讲帏，参机务，遇事专断。与左右时有争执，群责怙权。”他与当朝大佬，大都不和，被他排挤的人，包括李鸿藻、张之洞、荣禄、刚毅、徐桐等，当然少不了李鸿章。

翁同龢是怎么排挤李鸿章的呢？最显著的表现，无疑是甲午战争，硬逼李鸿章出战。从表面上看，这是主战派与主和派的争端，不过这背后，翁同龢正有其小九九。王伯恭是翁同龢的门生、李鸿章的部属，与两派都有关系。据其所著《蜷庐随笔》，他曾试图调和翁李之争，特地从天津赶往北京，拜谒翁同龢，力谏主战之非，翁同龢不以为然，笑话他书生胆小，他道：“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可放胆尝试。且器械阵法，百不如人，似未宜率尔从事。”翁同龢答：“合肥（李鸿章）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他道：“知己知彼者，乃可望百战百胜，今确知己不如彼，安可望胜？”翁同龢终于说出了心里话：“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良楛，即精良与粗劣。翁同龢的意思是，借此机会，看看李鸿章到底行不行，不行的话，正好整他一把。

开战之后，中国屡败。翁同龢奉旨到天津见李鸿章，时为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二日（1894年9月30日）。据其日记，先慰勉，后严责，李鸿章惶恐不已，引咎曰：“缓不济急，寡不敌众，此八字无可辞。”翁同龢问：“陪都重地，陵寝所在，设有震惊，奈何？”李鸿章答：“奉天兵实不足恃，又鞭长莫及，此事真无把握。”（《翁同龢日记》第五册）另据胡思敬《国闻备乘》，二人之间，还有一段激烈争执。翁同龢问及战事，李鸿章“怒目相视，半晌无语”，反问道：“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翁同龢答：“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李鸿章道：“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翁同龢为之语塞，回京以后，再也不敢言战。

这里有一句话，需要略加诠释。李鸿章云“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常遭引用，被视为翁同龢打击报复的证据。不过我们既然已经推论，翁李之间并无私怨，那么翁同龢限制北洋军费，说到底还是公事。而且，他不单针对李鸿章，对张之洞等也是如此，以致后者啧有烦言。翁同龢答“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也是大实话，撙节者，节约也，古时理财之要旨，无非开源节流，翁同龢之于理财，本是外行，无力开源，只能节流，勤俭持政，正符合他的性格。而且他的理财政策，其来有自，承袭前任阎敬铭。阎氏乃是晚清首屈一指的理财专家，翁同龢对其推崇备至，自订年谱有“虽以理财为务，然持大体，节冗费，与余最契，君子人也”之赞语。话说阎敬铭理财，却也无非姜鸣所总结的“俭省、克扣、集权”三板斧而已——李慈铭夸阎敬铭“清操绝俗，其入掌邦计，仿国计簿，综括天下财赋，勾稽出入，世颇以敛聚目之”，后半句足见其理财风格。

这么说并非为翁同龢洗白。他刁难、排挤李鸿章，见于史册，无可置辩。区别在于，这到底出于私怨，还是公论，相形之下，前者是一个官员的德行问题，后者则可归之于国运，前者可恶，后者可怕。可怕的是，当国家危于累卵，迫在眉睫，执掌朝政的重臣却是这么一位爱惜羽毛、意气用事、空腹高心、鼠目寸光之徒，正应了胡思敬写翁同龢这一条笔记的标题：名流误国。

四、过渡者张之洞

若用一个字评价晚清大佬，奕劻是贪，翁同龢是庸，王文韶是滑，张之洞是巧。巧与滑不同，滑是无所为，巧则有所为；滑是贬义词，巧则可视作中性词。张之洞年轻的时候，便得了“巧宦”之名，所谓巧宦，意思是会做官，此后往往紧跟两个字“热中”，意思是爱做官，用曾朴《孽海花》里的话讲，即功名心太重。结合张之洞的清流出身，可知这个“巧”字，得之何其不易。清流党大都以谏诤为业，直言谠论，锋芒四射，最是容易得罪人，故而如张佩纶、陈宝琛、宝廷等主将，政治下场都不大好。张之洞却是罕见的例外，一路官运亨通，势如破竹，先封疆而后军机，青紫被体，位极人臣，其秘诀之一，即在“巧”字。

怎么个巧法呢？且从一封弹劾张之洞的奏折说起。光绪十九年（1893年），大理寺卿徐致祥——此人也是清流党出身，与张之洞恩怨纠结，渊源极深——参劾湖广总督张之洞，称其“任意妄为，废弛纲纪，起居无节，号令不时”，结尾一段云：“……臣统观该督生平，谋国似忠，任事似勇，秉性似刚，运筹似远，实则志大而言夸，力小而任重，色厉而内荏，有初而鲜终。徒博虚名，无裨实际，殆如晋之殷浩；而其坚僻自是，措置纷更，有如宋之王安石。方今中外诸臣章奏之工，议论之妙，无有过于张之洞者；作事之乖，设心之巧，亦无有过于张之洞者。”（徐致祥《纠劾疆臣辜恩负职折》）我觉得最后两句，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视之为一种变相的褒奖，足可论定张之洞一生。

所谓“章奏之工，议论之妙”，可见于张之洞的清流生涯。清流党中，张之洞与张佩纶并驾齐驱，被比作青牛（清流的谐音）之双角。不过同为言官，二张风格却大相径庭，按我的总结，张佩纶惯于对人不对事，张之洞惯于对事不对人；张佩纶“好搏击”“其奏疏深文周内，恒以诸臣恣纵、蔑视两宫为言”（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张之洞“但谈时事，不事搏击”，就事论事，持平立论，正当得起徐致祥的八字评语；所以张佩纶结怨无数，张之洞却能全身而退——应该说全身而进才对。时人以亢直为标准，扬张佩纶而抑张之洞，嘲讽他工于宦术，八面玲珑，殊不知张之洞的风格，才是言官的正道。

再看“作事之乖，设心之巧”。晚清除了清流，还有“浊流”，即以李鸿章为首领的洋务派，清浊相对，清流则以反洋务为宗旨。党人之中，张之洞虽不是批判洋务最激切的一个，终究不能置身事外。然而，光绪七年（1881年）他出任山西巡抚，迅速转向洋务派，等到担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时，则成洋务运动的中流砥柱。这一转身之速，令时人瞠目结舌，纷纷斥其善变。后来李鸿章曾对吴永发牢骚，痛斥清流党：“天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从前有许多言官，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盛名鼎鼎；后来放了外任，负到实在事责，从前芒角，立时收敛，一言不敢妄发；迨至升任封疆，则痛恨言官，更甚于人。尝有极力讦我之人，而俯首下心，向我求教者。顾台院现在，后来者依然踵其故步，盖非此不足以自见。制度如此，实亦无可如何之事也！”（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尝有极力讦我之人，而俯首下心，向我求教者”一句，我推测，即在暗讽张之洞——哪怕不是张之洞，这番话施予其人，亦无不可。从反洋务到办洋务，其行事之巧，可见一斑。这是第一点表现，曰变通。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与时俱进，此一地，彼一地，因地制宜，倒也未必是什么缺点。

第二点表现，曰折中，或者说平衡、调和，再说难听一点，即骑墙、左顾右盼，依违两可。张之洞所处的时代，借用梁启超的说法，叫“过渡时代”。这样的时代，各种矛盾蜂拥而出，此起彼伏，诸如中与西、旧与新、满与汉、皇帝与太后、立宪与专制、改革与革命等冲突，针锋相对，蔚为壮观，相比这些，清流与洋务之争，反成小节，不值一提。置身于种种矛盾之中，张之洞一贯以调和为宗旨。如针对中西之争，他在《劝学篇》中大力提倡“中体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试图把中西糅合在一起，不论所受到的批判何其激烈，其苦心一目了然。

如果说在中西之间，张之洞的方法是允执厥中，那么在新旧之间，他则换了一种策略。正如《张文襄公事略》开篇所述，张之洞之得名，“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说白了，当时代守旧，他则维新，当时代维新，他则守旧，这近乎反其道而行之，与时代顶牛，不过其本相还是折中；“彼其胸中，岂真有革新守旧之定见？特见于时势之所趋，民智之渐开，知非言变法不足以自保其名位，而又虑改革过甚，而己益不能恣其野蛮之自由，亦出于万不得已而为此一新一旧之状态，以中立于两间。”

张之洞的折中，堪称过渡时代的标识。过渡时代，居于新旧之间，此时所行政策，借用孙中山之言，“全新全旧，皆不合宜”，而当新旧并用，“非具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这么说，是不是该称“西体中用”呢？晚清七十年，最擅长新旧并用的政治家，首推曾国藩、李鸿章和张之洞。相形之下，曾国藩过于旧，李鸿章过于新，新旧结合最均衡的人，正是张之洞。所以我愿意在他身上加以“过渡时代的政治家”之标签。

反过来讲，张之洞一生成败，皆系于过渡时代。他的事业，从洋务运动起步，至庚子新政终结，再往后，便跟不上时代车轮的高歌猛进。换言之，他是改革时代的守护者，等到革命时代，则成绊脚石。甚至当改革进入立宪阶段，他已经显得步履蹒跚，力不从心，头脑与眼界严重受限，“于宪法之理由，国家之元素，以及东西诸硕儒之政治学说，皆茫焉不知”（《张文襄公哀词》，署名“无”，见《民吁日报》1909年10月7日）。譬如对于晚清兴起的民权学说，他在《劝学篇》中斥为“乱政”，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再如晚清的司法改革，无论司法独立原则，还是罪刑法定原则，无论律师制度，还是陪审团制度，他都扮演了反对者的角色，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他竟也嗤之以鼻，以“圣贤修齐之教”的名义加以排斥。更有甚者，他对日本名词、留学生等，俱怀敌意。据汪辟疆《光宣以来诗坛旁记》，有一天张之洞见下属拟件，顿足骂曰：“汝何用日本名词耶？”下属反唇相讥道：“名词亦日本名词也。”二人不欢而散。这么说，无意讥嘲，更非苛责，只是指出张之洞的局限性，他与过渡时代相互成就，同时相互制约。

梁启超论过渡时代之人物，称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他所预期的造时势的英雄，不是旧世界之英雄，不是新世界之英雄，“而惟望有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之英雄”。这不是在呼唤张之洞吗？且慢，梁启超列出了此种英雄所不可缺之三种德行：冒险性、忍耐性、别择性。通俗一点说，一是勇气，二是毅力，三是眼光。张之洞大概只有第三点，最稀缺的是第二点，他长于开局，短于收尾，用老话来说，即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所以他的事业，空有局面而已。

至于第一点，还得说回张之洞的巧。且看一则故事。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太后有意废光绪而立溥儁，废立之说流传开来，两江总督刘坤一约湖广总督张之洞一同上疏表示反对，张之洞原已答允，突然反悔，将已经发出的折子追回，抹云自己的名字。刘坤一讥笑道：“香涛（张之洞字）见小事勇，见大事怯，姑留其身，以待后图，吾老朽，何惮。”（胡思敬《国闻备乘》）小事勇而大事怯，可为定评。不妨断言，张之洞平生，每逢大事，都要取巧，虽可规避风险，却因缺乏担当，导致其事功终归有限。就这一点而言，他与李鸿章形成了鲜明对比。

假如张之洞具备李鸿章的担当，也许有望成为打破过渡时代的英雄。可惜，历史从来没有“假如”。他一生力图造时势，最终却为时势所困，力图中流击水，最终却随波逐流。在“国运尽矣”的哀叹声中，他病逝于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一日（1909年10月4日）。这个时间点非常微妙。约一年前，光绪与慈禧相继去世；两年后，武昌起义爆发。如果说前者象征改革时代的终结，后者象征革命时代的开启，死在这二者之间，正隐喻了张之洞的命运：过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