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光绪的心法与政法

我们似乎遗漏了一个人：光绪皇帝。谈论光绪与戊戌变法的关系，可从康有为的一封奏折说起。此折作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底十一月初。其时正值胶州湾事件爆发，康有为闻讯，忧心如焚，上书献策，即《上清帝第五书》，全名“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祚折”，由此名目大抵可知康有为上书的心境与内容。

这里却有一个疑问：康有为这封上书，是否抵达龙案，并经光绪寓目？按康有为一派说法，光绪不仅读到，而且异常感动。如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所云：“……皇上览之，肃然动容，指篇中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见煤山前事等语，而语军机大臣曰：‘非忠肝义胆、不顾死生之人，安敢以此直言陈于朕前乎？’叹息者久之。”不过，孔祥吉、茅海建等查考档案，并未发现总理衙门、都察院代奏此书的记录，只能存疑。

暂且抛开疑点，来看康有为的上书。书中有两点内容常为后人提及。一是其中的危言，如外衅危迫，分割洊至，不出数年，“……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正是这句话，引得康有为的长官工部尚书松溎勃然大怒，不肯代奏。二即著名的变法三策。

爱听评书、爱看古典小说的朋友，都该熟悉这样的情节：大臣为皇帝出谋，军师为主帅划策，常常献出上中下三策，以供选择。对外人而言，则可借机考量当事人的格局与智商，譬如昏聩者喜选下策，稳健者喜选中策，通常还有一套说辞：上策太急（险），下策太缓，中策正合我意云云。此次康有为竟也玩起了这一手，多少有些令人诧异。

康有为所筹划的上策，曰“择法俄日以定国是，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即效仿俄国、日本变法；中策曰“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即聚集中央人才，由他们推行变法；下策曰“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即中央放手，任由地方变法。其上书结尾云：“凡此三策，能行其上，则可以强，能行其中，则犹可以弱，仅行其下，则不至于尽亡……”共计三种结果：强国、弱国、部分亡国。言外之意，若不变法而因循守旧、苟延残喘，结局只能是全部亡国。

需要注意，康有为虽把“大集群才而谋变政”视为中策，其论述却不怎么上心。三策分别对应三段文字，上策最长，四百字，下策其次，三百字，中策最短，百余字，而且所言多是套话。就此揣测康有为的本心，也许中策乃是下策，下策才是中策——康有为上书同时，梁启超等正积极运作湖南自立，他们对中央变法并不抱太大希望，“今日非变法，万无可以图存之理，而欲以变法事，望政府诸贤，南山可移，东海可涸，而法终不可得变……为今日计，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这与下策的结果“不至于尽亡”遥相呼应——由于涉及王朝的脸面，可以这么想，不可这么说，不得不故作颠倒。

再说光绪。不管是否读到康有为上书，他在戊戌年所采纳的政治策略，无疑接近上策。具体说来，其变法路线，师法的是日本，而与俄国相去甚远——如黄彰健推断的那样，《日本变政考》对光绪的影响要超过《俄彼得变政记》，这极有可能是对光绪的变法思想之形成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何以见得？须从彼得大帝的心法与明治维新的政法说起。

彼得大帝是俄罗斯史上最杰出的皇帝，雄才大略，千古无双。康有为在《进呈俄罗斯大彼得政变记序》中，称“夫创业中兴之人，能变政者，其才武、其志深、其力雄、其气猛，推移旋运，举重若轻”，中间这四句，彼得大帝当之无愧。他的心法，或者说帝王心术，一是忍，二是勇，“大彼得知时从变，应天而作，奋其武勇，破弃千年自尊自愚之习，排却群臣沮挠大计之说，微服作隶，学工于荷英，遍历诸国，不耻师学，雷动霆震，万法并兴”。其实，康有为还漏了一点，那就是狠或冷酷，老话说虎毒不食子，彼得大帝为了巩固改革和权力，连自己的亲儿子都敢杀。话说这三点心法，光绪一个也无，不能忍，不够狠，偶尔勇敢一下，却因结局的悲剧而丧失价值，被讥为匹夫之勇，如甲午战争。所以“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于光绪则可望而不可即（清朝皇帝当中，唯一能与彼得大帝相比的应是康熙皇帝，二人恰是同时代人）。

不消说光绪，连康有为本人，对于效仿彼得大帝的改革都不自信，他心仪的对象，还是近邻日本。向光绪自荐《日本变政考》之时，他曾说：“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其他英、德、法、俄变政之书，聊博采览。”关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政法或经验，他总结为六条：“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正是戊戌变法的政治纲领。譬如光绪发布定国是诏，对应“大誓群臣以定国是”；开懋勤殿（未成功），对应“立制度局以议宪法”；任命谭嗣同等为军机章京，对应“超擢草茅以备顾问”（当然谭嗣同等并非草茅，大多有官职在身，不过也是小臣之流）；开放士民上书言事，对应“纡尊降贵以通下情”等。

由此可见《日本变政考》之于戊戌变法的重要性。我们平时说起康有为改革思想的代表作，一般会举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事实上，这些书一来毁誉参半，二来对光绪影响不大（康有为曾进呈《孔子改制考》，不过是删节版）。真正塑造了光绪变法观的书，还是《日本变政考》。这里顺道说一点，《日本变政考》一书，与其说“康有为著”，不如说“康有为编著”；而且，康有为的写法，一贯六经注我，对日本历史的叙述，合则留（有时不惜添油加醋），不合则去，合与不合，取决于他的思想和利益。要言之，这本书的性质，可谓“托洋改制”，与托古改制之书《孔子改制考》中的孔子一样，日本只是改革的招牌或工具。

那么，中国效法日本改革，有明治维新的成功案例在前，为什么还会失败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出在谁身上？以此再说“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就《日本变政考》而言，康有为对明治维新的诠释，侧重于事而低估了人的因素，或者说他高估了自己的力量。所谓事在人为，明治维新的主力，不是皇帝（明治天皇睦仁继位之时，犹是少年，论才略，比光绪强不了多少），而是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他们并称“明治维新三杰”——伊藤博文等，这些人兼具学与术、知与行，都是一时之杰，放眼戊戌年的大清朝堂，能与他们匹敌的人物，大概只有一个被边缘化的李鸿章，至于康有为，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毫无可比性。遗憾的是，无论康有为还是光绪，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眼里，只见明治之政而不见明治之人，虽然奋不顾身，终究于事无补。

哪怕是明治之政，康有为的理解亦有偏差。且说一点。逃亡日本后不久，他曾拜访日本政治家近卫笃麿。近卫告诉他：“我国维新，其由来已久，绝非明治前之两三年中之一蹴而成之事。其间经过各种变迁、牺牲几多人命，才有今日之结果。”回头再看康有为眼里的明治维新，却是“其效最速，其文最备”（《日本变政考·序》）“成效最速，条理尤详”（《上清帝第五书》），重心端在一个“速”字。这一慢一快，撇开视角的差距，则可说明康有为的急功近利，明治维新，积二十余年之功，他则企图一举克隆，遂令近卫感叹“其改革未免失之急激”“贵邦今次之事，与我维新比较而言，只可说尚在其端绪之时”。

剖析至此，不难判断，彼得大帝的心法也好，明治维新的政法也罢，皆为光绪所不可企及——论心法和政法，他近乎文学青年，并不适合从事政治——如此而采取上策，必然力有未逮，因为推行上策，最需实力，或者皇帝有实力，如俄国；或者改革派有实力，如日本。实力不足而硬拼，只能一败涂地。说到这里，不妨打一发马后炮：事后来看，上策其实是下策，下策也许是上策，对比之下，上策需要实力，中策需要时间，下策需要勇气，这三者，光绪显然样样都缺，不过一定要分出高下的话，最缺的是实力，最不缺的则是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