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谭嗣同之死

谭嗣同的死亡，也许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一例死亡，在同仁的纪念与后世的追怀之下，渐渐成其为一种仪式、一个圣典。譬如就义现场，涂抹了种种瑰丽的色彩，赋予了种种深沉的价值。梁启超写道：“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君呼刚前曰：‘吾有一言……’刚去不听，乃从容就戮。呜呼，烈矣！”（梁启超《谭嗣同传》）谭延闿写道：“临刑神采扬扬，刃颈不殊，就地上劙之三数，头始落，其不恐怖，真也！”（谭延闿《跋语四则》）谭训聪写道：“吾闻公殉国难时，流血最多，热气腾腾然。刘公光第则渍白血，人见白血冲出，群为冤。”（谭训聪《清谭复生先生嗣同年谱》）一个比一个壮烈，一个比一个传奇。事实上这三位作者都不在历史现场菜市口，其记述，或者源自传闻，或者源自想象。就此而言，谭嗣同的死亡呈现了巨大的开放性，是葬礼，也是生机，是终结，也是开端，他死在了刽子手的刀下，而活在梁启超们的笔下，消失的只是物理生命，其历史生命则永生。

关于谭嗣同死亡及其前奏的书写，最经典的文本当数梁启超《谭嗣同传》。其中两个论断，常为后人引用。一是谭嗣同向梁启超解释何以宁死不逃：“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二是谭嗣同向日本志士解释何以流血牺牲：“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两段话，正涉及谭嗣同的晚节或归宿：他究竟为什么而死？

我们说过，梁启超所记载的谭嗣同之言，有传闻和想象的成分，反映的是他的价值观，未必是谭嗣同的价值观；所服务的是他的政治事业，而非历史真相。他说“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圣主即光绪，暗示谭嗣同为报答光绪的知遇之恩而死，从而为保皇大业未雨绸缪。这则引起巨大争议。因为谭嗣同《仁学》曾谈及古代的死节，言之凿凿：“止有死事的道理，决无死君的道理。”一个激烈反对君主专制的人，一个呐喊“一姓之兴亡，渺渺乎小哉”的人，怎么会为圣主效死呢？

有人要说：谭嗣同不是转向改革了吗，不是在高呼“圣恩高厚”吗？这是事实，不过仅限于应征北上途中。他担任军机章京不久，便发现改革不可行，立即回归革命，此时此刻，“圣恩”必将大打折扣。据张荫桓回忆，政变之后，他与谭嗣同等同监，处斩那天，“监中提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康广仁等六人出，有肆口骂詈者，谭嗣同语尤悖戾”，想必有些大逆不道之语，这也是革命本色。当然，谭嗣同在光绪不知情的前提之下，策划围园杀后，败不旋踵，可能危及光绪的皇位，从而深深负疚，可谓人之常情。这是他宁死不逃的缘由之一，只是不必归结于“死君”。他的态度是愧，而非忠。

说到底，事败而死，用一死为失败负责，乃是典型的“死事”。对于光绪的感情，亦在“死事”之内。如左舜生所言：“自然，自然，他这是死事，而不是普通所谓尽节或尽忠。可是即律以古代的所谓君臣之义，他还不是到了最大的可能吗？……政变中康梁出走与嗣同死。康梁出走是嗣同所赞成的，他自己可走而不走，便是任侠精神的发挥，也是湖南人性格的表现！他觉得：如果维新派的首领一人也不死，只让一个孤苦伶仃的光绪帝独当其冲，这不是与人共患难的一种态度；同时维新一幕在历史上的地位也将大大的贬值，对后人更不能发生一种有力的感召作用；于是乎嗣同死矣！”（左舜生《谭嗣同评传》）此论可谓“了解之同情”，足慰谭嗣同苦心。其中对任侠精神的诠释，我也十分赞同。

相比梁启超的记载，还有一种修正的声音。民国初年，黄鸿寿编《清史纪事本末》，写谭嗣同宁死不逃一节，大抵袭自梁启超，不过那句话被记作“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谭嗣同的孙女谭吟瑞《记祖父嗣同公二三事》一文记作“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启”。“后起”与“后启”，似可通假，替代“酬圣主”，立意则为之一变，更契合谭嗣同的思想与情怀。而且要注意，这句话讲究对仗，与“图将来”相对，“召后起”明显胜于“酬圣主”。

再说梁启超的第二个论断，即强调谭嗣同为变法流血。这也未必是谭嗣同本意。据《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许姬传是徐致靖的外孙），谭嗣同被捕前一天，到徐致靖家吃饭，徐致靖问他作何打算，他用筷子在头上敲了一下道：“小侄已经预备好这个了。变法、革命，都要流血，中国就从谭某开始。”如其所述，谭嗣同的流血，不仅为变法，还可能为革命。另如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记载，谭嗣同说“世界史先例，政体转变，无不流血……”，所谓政体转变的方式，亦非变法一种。

梁启勋曾回忆谭嗣同与梁启超诀别的场景，在日本使馆，谭嗣同列举了四点宁死不逃的原因：“一、大概往后十年八年，国内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逃亡的话，我既不会讲英语，又不会讲粤语，而华侨多是广东人，我的一切活动能力都会消失，成为废料。二、我父亲在官，我跑了，一定株连家属。三、我有肺病，寿命不会很长了。四、世界史先例，政体转变，无不流血，让我来做个领头人吧。你该逃生，我则待死。”（《谭嗣同研究资料汇编》）这番话，应出自梁启超转述，可视为准一手史料，其价值，不仅在全面（我们论谭嗣同之死，常纠结于某一个原因，实则完全可以有好几个原因），而且合乎情理。

此前我们往往忽略了谭嗣同的个人尤其身体因素。他好任侠，善剑术，不过体质不佳，幼时重病（白喉病），“短死三日，仍更苏”，由此得字“复生”。前面提到，他应征北上之时，曾在武汉大病一场，“晦气满面，又内伤症已见，干咳不能寐，肝气横烈”，不得不在父亲的巡抚衙门休养十余日，后因光绪电旨催促，只能不顾病体，毅然北行。抵京之后，病情加剧，毕永年《诡谋直纪》写八月初一日（9月16日）见谭嗣同，有“谭又病剧，不能久谈而出”之语，谭嗣同致毕永年信，亦有“因病不及送，见面徒增伤感”之语。从这些细节可知戊戌政变前后，谭嗣同犹在病中。他的病，据说是肺结核，这在当时是不治之症。故而他选择一死，应有身体考量。

梁启勋说的第二点，可谓家庭考量。谭嗣同死后，其师刘人熙曾有哀诗云：“谭生意气横天下，不忍逋逃累老亲。他日千秋传世笔，董狐良史要分明。”意在提醒后人，谭嗣同之所以不逃，原因是不愿连累其父谭继洵。其实哪怕谭嗣同不逃，依然可能危及老父及家族，谋反毕竟是古代第一大罪，株连甚广。是以谭嗣同在被捕之前，曾特地伪造家书，一说他模仿谭继洵笔迹，赶制了七封父亲痛斥儿子大逆不道的书信，一说“被捕时，正在作家书答其父谭继洵，盖为开脱其父罪责……”（可对照前引胡思敬语“嗣同报父书，言老夫昏髦，不足与谋天下事”），窃以为后者更可信。另据刘善涵《谭壮飞狱中题壁诗》，谭嗣同在被捕前夕，“……于是捡数月来朋友函札悉焚之，独留其父督责一书，置于箱箧，缇骑搜获以闻，太后怒稍霁，谓群臣曰：‘湖北巡抚谭继洵，原非平日不训饬儿子者。’”。这正是谭嗣同追求的效果。

抛开这两点，再说谭嗣同死事。这个事，到底是什么事业，什么理念，什么信仰？此刻我们反观那句“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他期望的后起，指向改革还是革命呢？我倾向于后者。可以说他为改革而死，这是对失败的一个总结，对过往的一个交代；然而他所试图召唤的东西，则是革命。须知他的内心，本来向往革命，只是出于权变与妥协，并未把这条路坚持到底，因此他的一死，正有些忏悔与自证的意思。关于这段心史，最精彩的发掘，应是李敖小说《北京法源寺》，书中虚构了谭嗣同告诫从南方而来劝他逃亡的革命党人的一段话：

我错了，我的路线错了，我谭嗣同的想法错了，我完全承认我的错误。不但承认我的错误，我还要对我的错误负责任，我愿意一死，用一死表明心迹、用一死证明我的错和你们的对、用一死提醒世人和中国人：对一个病入膏肓的腐败政权，与它谈改良是“与虎谋皮”的、是行不通的。我愿意用我的横尸，来证明这腐败政权如何横行；我愿用我的一死，提醒人们此路不通，从今以后，大家要死心塌地，去走革命的路线，不要妄想与腐败政权谈改良。我决心一死来证明上面所说的一切。

这正是为什么，我们要说谭嗣同的死既是葬礼，也是生机，既是终结，也是开端。在他求仁得仁、快哉快哉的那一刻，改革的时代结束了，革命的时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