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康有为的转向：从革命到改革

既然康有为这般倾向革命，为什么会在戊戌年投身改革呢？说起他的转向，我们需要继续抄那封给赵必振的复信。回顾了戊戌年前的革命史之后，他转而写道：

及见皇上后，乃知圣明英勇，能扫除旧国而新之，又能决开议院，授民以权。当时孙家鼐谏曰：若开议院，上即无权。上曰：吾以救民耳，权之有吾何论焉？此固英德意奥法俄所死人千万而不可得者，而一旦上能敝屣天下而行之。吾为感泣，愿效死焉……夫圣主之挺出，岂独天下不知，即吾开保国会时亦不知。陈军机次亮告我曰：皇上实英明通达，过于群臣。我答曰：此真军机颂圣之言，吾不信也。及既见圣明，乃知出于意表。试问天生此，又今遍历诸艰，不以为救中国计而何哉？（《康有为全集》第五卷）

如此信所示，康有为从革命转向改革，转折点在于觐见光绪，深深感受到皇帝的“圣明英勇”“英明通达”。不过反观历史，可知康有为这一说法殊难成立。他受光绪召见，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1898年6月16日），此时戊戌变法已经拉开大幕，他已经置身于改革的惊涛骇浪之中，还谈什么转向呢？

这个转折点，显然要早于康有为觐见光绪那一天，我以为可以划到这一年初，他到总理衙门与李鸿章、荣禄等大臣会谈变法，稍后上折呼吁“请誓群臣以定国是，开制度局以定新制”（即《上清帝第六书》）并进呈《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等。彼时他固然尚未有幸仰瞻天颜，不过光绪对他的赏识与启用之意已经呼之欲出，“望在上者而一无可望”的国情即将被打破，当在上者有所指望，他也势必调整政治策略。这甚至连投机都谈不上，须知权变正是政治的本色。

只是康有为一派一口咬定“既见圣明”导致他们的转向，令外人和后人无可奈何。譬如梁启超，戊戌政变之后逃亡日本，与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代表志贺重昂笔谈中国局势，有言：

……至草莽有志之士，多主革命之说，其势甚盛，仆前者亦主张斯义，因朝局无可为，不得不倡之与下也。及今年四月以来，皇上稍有政柄，觐见小臣，于是有志之士，始知皇上为大有为之君，从前十余年腐溃之政策，皆绝非皇上之意。于是同志乃翻然变计，专务扶翼主权，以行新政。盖革命者，乃谋国之下策，而施之今日敝邦，尤为不可行。外患方殷，强邻环伺，恐义旗未举，而敌人已借势而分割各省矣。今皇上之英明仁厚，实鲜有比，苟能有全权，举而措之，则天下晏然，必无惊而新政已行，旧弊已去，国体已立矣。此仆等之初意也。何图为母后贼臣所不容，以至有今日。（《梁启超年谱长编》）

不仅盛赞“皇上之英明仁厚”，而且对革命大加贬斥，称之为“谋国之下策”——一年前他还“心醉民权革命论”呢！其变脸之速，令人瞠目。

梁启超之外，王照的说法，亦可作为印证。王照属维新派中渐进一系，政变之后，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一同流亡日本，不久即分道扬镳。他曾与木堂翁（犬养毅）笔谈云：“及丁酉（1897年）冬康有为入都，倡为不变于上而变于下之说，其所谓变于下者，即立会之谓也。照以为意主开风气，即是同志，俄而康被荐召对，即变其说，谓非尊君权不可，照亦深以为然。盖皇上既英明，自宜用君权也。”（王照《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他是铁杆保皇派，对光绪忠心耿耿，自然乐见康有为转向。不过，具体说到“尊君权之道”，康有为坚持“非去太后不可，并言太后与皇上种种为难之状”，他则不赞同，二人的分歧就此埋下。

好玩的是，关于康有为的政治转向，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还提供了一种解释：

中国倡民权者以先生为首（知之者虽或多，而倡之者殆首先生），然其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以为中国积数千年之习惯，且民智未开，骤予以权，固自不易：况以君权积久如许之势力，苟得贤君相，因而用之，风行雷厉，以治百事，必有事半而功倍者。故先生之议，谓当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若夫民主制度，其期期以为不可。盖独有所见，非徒感今上之恩而已。

这番诠释，立意十分高明。当康有为尚且执迷于“感今上之恩”所象征的君臣之义，梁启超则把笔锋一转，上升到国情的高度：中国国情，专制既久，民智未开，故而不宜即刻推行民权，应以君权来过渡，故此开出一个折中方案，曰“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观照康有为在戊戌年的表现，大抵符合这十字要义。他虽然转向尊君权，却未尝忘情于民权，正如他虽然转向改革，其思维与行动依然残留革命派的痕迹。

与梁启超的说法相应，黄彰健指出，康有为放弃“保中国不保大清”的政治策略，从民权转向君权，同样基于对国情的考量：“与当时旧党对保国会之攻击有极大关系，”“康有鉴于旧党势力之大，自立民权不易行得通，遂不得不利用君权，希望透过光绪，实行改革，逐渐掌握国家实权。”（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这也是一说，可与前两种诠释并观。倘若认同历史合力论，不妨把这三种说法一网打尽。

康有为的政治转向，不是说转就转，如转身一般方便，而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困境：其身体投向改革，头脑滞于革命。其实这已经足够与时俱进，他们这一派中，许多人根本转不过来。在康有为眼里，唯一能跟得上他的转向节奏的只有谭嗣同一人。致赵必振信中，他谈起谭嗣同的经历：“复生之过鄂，见洞逆（张之洞），语之曰：君非倡自立民权乎？今何赴征？复生曰：民权以救国耳，若上有权，能变法，岂不更胜？”只要能变法，救中国，民权也好，君权也罢，皆可一试，不分高下。

谭嗣同从湖北到上海，“与诸同人论，同人不知权变，犹为守旧论”——此处之守旧，不同于守旧派之守旧，而指依旧坚持民权革命论——抵京之后，遂将此情况转告康有为，请其出面约束。康有为不由感慨谭嗣同是“得乎时者也”。戊戌变法期间，他曾给在日本神户《东亚报》供职的侄子康同和写信，称“……圣人发奋为雄，力变新法，于我言听计从（我现奉旨专折奏事，此本朝所无者），外论比之谓王荆公以来所无有，此千年之嘉会也”，谆谆告诫康同和等人：“今与汝约，所有各报，以救中国为主，而于偁及国家、皇上及满洲，说话皆应极谨。皇上圣明如此，多为颂美之言、期望之语。今守旧者多，非言民权议院之时，此说亦可勿谈。且述我言中国非开议院之时，开郡县省会民会则可也。”（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一，1898年7月19日，转引自吕顺长《清末维新派人物致山本宪书札考释》）从这番话来看，此时他的同志依然在高谈民权，主张开议院，正契合谭嗣同所言“同人不知权变，犹为守旧论”，因此“大为满人所忌”，这也是戊戌变法失败原因之一——他向赵必振反思，戊戌变法失败固然是“诸贼之罪”，“而亦吾党当时笔墨不谨，不知相时而妄为之，有以致之”。

康有为批评“同人”“不知权变”“不知相时”，他自己能好到哪里去呢？以其致康同和信中两句话为例。“今守旧者多，非言民权议院之时……”因此他反对开议院——对此胡汉民另有一番揣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胡氏在日本东京戊戌庚子死事诸人纪念会上发表演说，痛斥保皇派，称康有为在戊戌年一再退缩，从前主张开议院、立宪法，特旨召见之后，以为即将大用，“万一他把握政府的权柄，却被议院监督住他，岂不是好些不便？万一朝家错会了意，以为康有为意在立法，正要使他做议员，那时岂不抱屈？岂不辜负了非常的知遇？因此康有为的议论变了，以为实在连议院都可以不必开，宪法可以不定，有这般一个好皇帝，但求变法就够了”。（转引自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同时他也指出，“开郡县省会民会则可也”，可参《日本变政考》所言：“国议院未可先开，若州县村乡议会，则诚不可不开以达民情也。”这固然可以美其名曰折中，美其名曰“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却也证明了康有为的“权变”即转向并不彻底，终究不能放下一些“旧论”。倘若他真正通权达变，相时而动，后一点也许不会再提。那句“吾党当时笔墨不谨，不知相时而妄为之”的批评，用在他自己身上，亦无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