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戊戌年的派系与思潮

谈论戊戌变法，首先涉及人与派系的问题。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有政治的地方就有派系，哪怕无比厌恶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派系政治，却不得不承认这一残酷事实。话说戊戌年的政治派系，一是帝党（光绪皇帝一党）与后党（慈禧太后一党），二是守旧派（顽固派）、维新派（改革派）与革命派——当时革命势力犹如星星之火，虽然微不足道，却属“预流”（预知了时代潮流），不可轻忽。这是最流行的两种分法，前者的轴心是人，后者的轴心是政治观念和策略。

因人成派，最是常见。不过问题恰也出在人身上。拿帝党与后党来说。一来要注意，这里的“党”，不同于现代的政党，并无组织、纲领、纪律等可言，只是一个松散的团体，甚至连团体的雏形都不具备；二来，戊戌政变之前，光绪与慈禧的矛盾，不像后世描绘、想象得那么严重，二人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体，不宜强行分作对立两派；三来，帝党与后党的二元划分，难免褊狭，万千朝臣，主动站队的其实极少，大概只有翁同龢、张荫桓、李鸿章、刚毅、荣禄等寥寥数人，更多人既非帝党，亦非后党，抑或周旋于两党之间，怎么定位，连他们自己都不清楚，遑论外人与后人。由此可见帝党与后党之分的缺陷所在。

那么以理念区分，会不会明晰一些呢？问题同样存在。有人对守旧与维新毫无主见，不知该怎么站队；有人游移于新旧之交，朝三暮四，首鼠两端；最要命的是，戊戌年这三派之维新派，容纳了渐进与激进两种政治路线，这两路人马，未必是兄弟或同志，有时反而如不共戴天的冤家，彼此之仇视，甚至超过对守旧派。如此一来，这一顶维新派的大帽子，扣在瘦骨伶仃的历史细节头上，只怕不大合用。

再不合用，却也不得不用。我设想的补救之道，则在引入政治思潮，对派系进行细化。戊戌年的政治思潮，大致可归结为三种：守旧、缓进与急进。按现在流行的说法，缓进不妨叫渐进，急进不妨叫激进。维新派内，有渐进，有激进，革命派则属激进。故此，激进者如康有为、谭嗣同等，单论派系，不免模糊，只能说徘徊于改革与革命之间；结合思潮，立即了然。

而且，以思潮为视角，更容易观察晚清政治格局与实力消长。假如数人头的话，戊戌年实力最强的一派，无疑是守旧派。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开放上书权，允许官民自由上书。八月初五日（9月20日），教习知县广西举人李文诏上书云：“臣窃观中外大臣，大约主守旧者，十之七八。而一二新进，德望又不足以服众，而欲辅我皇上维新之治，不可得矣……”（转引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官员如此，百姓更甚，倘把官民都算上，守旧者的比重估计高达十之八九。这一判断，两年后得到确实印证。据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时人对待义和团的态度，“官无论大小，民无论男妇，大概信者十之八，不信者十之二”。所谓信者几乎都可划入守旧派之列。

说到守旧派在朝中势力之大，试看这两节史料。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七日（1898年9月2日），盛宣怀致电张之洞云：“在仲相前密言，内外大臣志在自强者不多，各人务须联络一气。仲相深然之，允即先与钧处通函，以后好商量办事，并云素来佩服，惜未晤面耳。”（盛宣怀《愚斋存稿》）仲相是对荣禄（字仲华）的敬称，自强指自强运动，即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前期口号“自强”，后期口号“求富”）。盛宣怀断言“内外大臣志在自强者不多”，可知大多官员都不支持洋务运动，反对洋务，正是守旧派最鲜明的标志。

“盈廷皆守旧”不仅令盛宣怀等警觉，也是光绪最苦恼的事情，甚至没有之一。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1898年6月16日），他召见康有为、张元济等，把“四夷交迫，分割洊至，覆亡无日”的责任全部推到守旧派头上，“皆守旧者致之耳”（康有为《我史》）。后来张元济致信汪康年，谈及他觐见光绪的情形：“弟四月廿八召见，约半钟之久。今上有心变法，但力似未足，询词约数十语，旧党之阻挠、八股试帖之无用、部议之因循扞格、大臣之不明新学（讲求西学人太少，言之三次），上皆言之，可见其胸有成竹矣。不过近来举动，毫无步骤，绝非善象。弟恐回力终不久，但不知大小若何耳？”（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九日，1898年7月27日，《张元济全集》第二卷）从“旧党”到“新学”这四句，可知守旧派所制造的种种阻力，所谓变法，即以维新对守旧，搬开守旧派的绊脚石。

守旧派有哪些代表人物呢？以往我们惯于把慈禧视作守旧派领袖，实在是误会。荣禄亦然，他是后党不假，然而其人一来“颇有世界眼光”（祁景颐语），二来以通达或圆滑著称，政治态度有些漂移，不全是守旧，据考，他曾上折建言军队改革，反而算得上维新派——如果他是守旧派，以盛宣怀的眼光，怎么会劝维新派张之洞去联络他呢？相反，一向被视为维新派领袖的翁同龢，论精神底色，则是标准的守旧派。后来积极参与庚子新政的刘坤一，当时也是守旧派，他曾说：“若使吾变法，即拉吾出菜市口，吾亦不变。”再如朝中大佬刚毅、徐桐等，皆以守旧著称，他们的守旧，破坏戊戌变法，只是牛刀小试，两年后作为义和团运动的政治推手，所酿制的祸端，无疑更为激烈。

还有一位守旧派大佬，正适合作为历史镜像来考察。此人名叫谭继洵，其子即谭嗣同。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1896年6月4日），翁同龢初见谭嗣同，写日记云：“谭嗣同，号复生，行三，敬甫同年子。江苏府，卅二岁。通洋务，高视阔步，世家子中桀傲者也。”（《翁同龢日记》第五册）敬甫同年即谭继洵，他字子实，号敬甫。翌年三月二十七日（1897年4月28日），翁同龢见到谭继洵，写日记云：“谭敬甫中丞来谈，此人拘谨，盖礼法之士，从前不知。”（《翁同龢日记》第六册）谭训聪《清谭复生先生嗣同年谱》抄这条日记，结尾多了一句“而有此子何也”，倘若属实，则知翁同龢在暗自对比谭氏父子。且说翁同龢本人也是谨小慎微的礼法之士，所以才会觉得谭嗣同高视阔步，狂放不羁。当然他的观感没有问题，谭继洵拘谨，谭嗣同桀傲，父子大异其趣，这在认识他们的人眼里，可谓共识。叶瀚曾致信汪康年，称谭嗣同“天分极高，热力亦足”，感慨“……敬老（谭继洵）何人，而生此宁馨，可见体质传于父母之说，亦未尽是”。龙绂瑞《武溪杂忆录》云：“谭敬甫丈老成拘谨，君（谭嗣同）则发扬蹈厉，不守绳墨，故父子颇异趣。”

除了性情，谭氏父子的政见同样大异其趣。谭嗣同是维新派中激进一系，甚至可归入革命派；谭继洵则是著名的守旧派。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1898年9月12日），杨深秀上《新旧人员宜慎重选用折》，其中给谭继洵的评语是“守旧迂拘，虽人尚无他，要非能奉行新政者”。此折由康有为起草，这般措辞，想必还是顾及谭嗣同面子；从反向来讲，尽管顾及谭嗣同面子，因谭继洵过于守旧，令维新派忍无可忍，照样得参他一本。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曾谈及谭氏父子的政治冲突：“其父继洵，方湖北巡抚，年七十矣，知嗣同必以躁进贾祸，一月三致书，促之归省，嗣同报父书，言老夫昏髦，不足与谋天下事。闻者无不怪骇。”谭嗣同少时与父亲关系冷淡，成人之后逐渐好转，纵然政见歧异，还不至于在信中批评父亲昏聩——除非败局将至，伪装与父亲决裂，以为保全。不管哪一种可能，可确证的事实则是，这对父子分属两派，政见判若水火。

戊戌年间，谭继洵官居湖北巡抚，顶头上司即湖广总督张之洞。胡思敬《国闻备乘》第一条写“同城督抚不和”，曾以张之洞与谭继洵之争为例（湖广总督分管湖南湖北，总督府设在武昌，与湖北巡抚同城）。他们的争执，同处一城本是小节，根本原因还是政见不合，一者维新，一者守旧，前者上折力主改革，后者极少附和，“每之洞约联衔条陈新政，皆谢不敏”，因此常有龃龉。

谭继洵守旧所导致的政治效应，正应了那句老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戊戌变法期间，守旧自是祸端，不得上司欢心，险遭中央罢斥；待变法失败，则成荣耀或福音。谭嗣同筹划围园杀后，依大清律，属谋反，位居十恶之首，当诛九族。结果谭继洵只落得革职回籍，交地方官管束，其家族毫发无损。如此从轻发落，其守旧的盛名，未尝不是一个被慈禧纳入政治考量的因素，如谭训聪《清谭复生先生嗣同年谱》所云：“当时人谓公（谭继洵）得无罪，实因笃守旧学，不崇新知。”

说罢守旧，再说渐进与激进。维新派分出这两系，有一相当重要的来源。如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所述：

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

陈寅恪笔下的先祖，即陈宝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任湖南巡抚；先君即陈三立（号散原）。戊戌年及此前，地方办理新政，楷模当推湖南，其主导者，正是陈宝箴父子。陈宝箴曾邀请梁启超出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与谭嗣同、唐才常等屡有合作，后世遂将其纳入康有为一党。对此误会，1945年初夏，陈寅恪借评吴其昌《梁启超传》之机予以澄清，他理出了变法的两大源流：陈宝箴与张之洞不仅同事，而且同志，属渐进一系，康有为则是激进一系，两者泾渭分明，不可混为一体。

前面说过，戊戌年的守旧者人数最多，远过于渐进与激进之总和，后二者中，则以前者居多。当时在中央的孙家鼐，在地方的张之洞、陈宝箴等，都是渐进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1896年9月27日），时任工部尚书的孙家鼐上《议复陈遵筹京师建立学堂情形折》，其中有言：“今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经，西学为纬；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他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比张之洞还早。这些人皆属当权派，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其政治理念借权力的光环而扩散，影响力极大，绝非康有为一派所能比。

不必说孙家鼐、张之洞等，且来看康有为最亲密的朋友圈，亦有渐进与激进之分。戊戌六君子中，谭嗣同、杨深秀、林旭三人，与康有为一样倾向激进，杨锐是张之洞的人马，刘光第与张之洞常有往来，二人追随张之洞而倾向渐进。最好玩的是康广仁，作为康有为的弟弟，而且受康有为株连而死，他的政治光谱，与其兄并不一致。在致康有为弟子何树龄（字易一）信中，他曾对康有为大加批评：“伯兄（康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地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故常谓但竭力废八股，俾民智能开，则危崖上转石，不患不能至地。今已如愿，八股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虽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康幼博茂才遗稿》）——茅海建认为此信可疑，不过这番话应是康广仁的本意，可参康有为《我史》所记载的康广仁之言：“自八股废后，民智大开，中国必不亡。上既无权，必不能举行新政。不如归去，选港中西文学者，教以大道，三年当必有成，然后议变政，救中国未晚也。”从这两段话尤其形容康有为的五个“太”字来看，康广仁明显属于渐进一系。在他看来，变法阻力太大，不宜以卵击石，八股已废，风气已开，后面不妨慢慢来，故而建议“阿兄速当出京养晦矣”。可惜康有为压根不听，一意孤行，最终让兄弟白白牺牲，渐进者为激进买单。

与康有为同一天受光绪召见的张元济，政治倾向和策略与康广仁十分相近。据其回忆：“……诏下之日，长素（康有为）留居日下，日日鼓吹变法甚力。余谓长素，八股既废，千百年之锢疾一旦扫除，聪明才智之士必将争入学堂，讲求实学，一二十年后人才辈出，新政之行，易如反掌，力劝长素作一结束，不必更求其他，即日南下，尽力兴学。而长素不从，且益激进。”（张元济《为刘忍斋跋康长素札》）

与康有为发生争论的维新派，除了张元济，还有王照，后者乃是戊戌变法的重要角色。1931年5月31日，胡适为王照文集作序，结尾引用了王照讲过的一段故事：“戊戌年，余与老康讲论，即言‘……我看止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迄今三十二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胡适《〈王小航先生文存〉序》）王照与康有为年纪相当，仅相差一岁，故称其“老康”。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以及张元济，与康有为的争论，正可归结为渐进与激进之争。

事实上，渐进与激进之争并不限于戊戌年和戊戌变法，作为一条历久弥新的政治脉络，几乎贯穿了中国近代史的后半段。试举两例。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写过一本题为《现代教育》的小册子：“……在小册子中，我建议中国政府进行教育改革，并为此每年投入一百万两白银。对这个建议，李鸿章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我说，那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他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我回答道。‘噢！’李鸿章回答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1905年春，严复赴英国交涉开平矿权，与孙中山会面，二人有一番长谈。严复直言：“当今国民其民品之劣、民智之卑、民风之腐，实乃亘古未有之。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而见于乙，泯于丙而发于丁矣。”孙中山问：“即如此，依先生之见该如何？”严复答：“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着手，庶几逐渐更新才是。”孙中山扼严复之腕叹道：“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严璩《侯官严先生家谱》）

……

试看这些争论，时间、地点、人物固然不一，双方的思想和话语却大同小异。渐进论者认为中国土质不佳，阻力太大，只能聚沙成塔、滴水穿石、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最合适的路径则是教育，办学堂、兴人才、开风气、行新政。激进论者的反对意见出奇一致，即当下中国正值危急存亡之秋，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容许渐进论者积跬步以成千里，如康有为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李鸿章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孙中山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都在强调时间之于国家危机的急迫性。

时间之外，还有一个隐藏因素：空间。确切讲，是政治空间。渐进论者往往主张改革，激进论者大多偏向革命，前者亟须体制提供政治空间，后者则不需要：革命之起源，即判定体制缺乏自我更新的政治空间，革命之目的，即摧毁旧体制而打造新体制。这一对比，可知渐进论者在戊戌年以至晚清时期所面临的另一重大困境，哪怕执政者愿意辟出一定政治空间，以开民智、行新政，不过终归有限，一旦越界，即刻翻脸——这条界限的位置，取决于利益。

由此说回戊戌变法。这些分析，足以使我们明确维新派内部的权力结构，哪些人主张渐进，哪些人主张激进。前者以体制内的高官为代表，如孙家鼐、张之洞、陈宝箴，后者大都是中下层官员，甚至未尝入仕，如康有为系工部主事，正六品，谭嗣同系江苏候补知府，虽为从四品，“候补”暗示只是虚位，而且以晚清官场的臃肿与腐败，要去掉这两个字，难于上青天。这一区别相当重要，因为渐进与激进之分不仅涉及理念，还涉及利益，孙家鼐、张之洞等都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康有为、谭嗣同等尚未分享到体制的蛋糕。可作参照的是孙中山，早已与体制绝缘，故而其激进最为彻底。

把理念与利益结合起来，当知维新派内渐进一系与激进一系为什么起初能够合作，终而宣告决裂。最初他们拥有共同的利益基础与诉求：亡国灭种，近若咫尺，若不变法，整个体制之船都将沉没；以及共同的敌人：守旧派。然而在变法途中，渐进一系发现，假如按照激进一系所推行的激烈、极端的政策，这条船的结局依旧是沉没，甚至船还在，自己先被挤下去，因此急于划清界限，痛下杀手。张之洞与康有为的恩怨，正依此逻辑而上演。

不过，我们不宜夸大渐进与激进的矛盾，二者虽有冲突，却不构成二元选项——改革与革命的关系也是如此——这一点在戊戌年表现尤其鲜明。它们之外，还有第三选项：守旧。被李鸿章斥为“因循衰惫者”“瘦驽庸懦辈”的守旧派，恐惧一切进步、进化，不管渐进与激进，皆在其反对之列；而且在戊戌年，守旧势力极大，渐进与激进加起来，还不及对方一根指头。这一冷酷的事实，乃是我们谈论戊戌变法之成败的前提。因为有一种论调，把戊戌变法的失败归罪于康有为们的激进，诚然，激进乃是败因之一，但是激进的失败，未必能反证渐进的成功，假如由主张渐进的孙家鼐、张之洞等领导戊戌变法，结局一定大有改观吗？其实，只要以守旧为主流的时势摆在那里，只要占国人十之八九的守旧派摆在那里，已经注定了答案。说到底，戊戌变法的失败，不仅是激进的失败，也是渐进的失败——政变后那两年，改革再无空间——可谓双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