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长于素王：康有为的革命性

现在我们进入正题，谈谈戊戌变法的主角康有为。他的名字改过两次，初名有为，应试之时，改作祖诒，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考中进士，复名有为，字广厦，号有好几个，包括长素、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等。每个号都有其寓意，如西樵山人对应他在西樵山（广东四大名山之一，今属佛山南海区）隐居读书的青年岁月；更甡系蒙难之后所取，表示二世为人，与谭嗣同的字“复生”意涵相仿；游存叟指向长达十六年的海外流亡生涯（他有一方印，印文奇长，曰“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民国二年（1913年）归国之后，曾在上海愚园路购地建房，名“游存庐”，《游存庐落成诗》云：“自有天游入非想，默存独乐始于今。”这则可引出其晚年之号天游化人，此时他所思所想，不再济世救人，而是心游天外。

这些号中，最著名的一个，自然还是长素。这也应是他使用最早的一个号——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梁启超撰《南海康先生传》，只提此号，不及其他。那么这个号有什么意思呢？最流行的解法认为，长者，超越也，素者，素王也，素王者，孔子也，合在一起，即超越孔子。孔子是无位之王，在其之上，只能是有位之王，由此足见康有为的志向或野心何其巨大。

好玩的是，康有为不仅希望自己超越孔子，还希望他的弟子超越孔子的弟子，试看他给五大得意弟子——号称“康门五哲”——取的号：大弟子陈千秋号超回，超越颜回；梁启超号轶赐，超越端木赐（子贡）；麦孟华号驾孟，超越孟子；曹泰号越伋，这个伋，有二解，一说孔子的孙子孔伋，一说孔子的弟子燕伋，反正都是圣贤；韩文举号乘参，按唐德刚言：“把曾参当马骑也。”听起来，各个要超凡入圣，超迈绝伦，事实上，只怕这些弟子都不曾拿老师的恩赐当回事，譬如梁启超，似乎从未使用过轶赐之号。（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曾戏称梁启超为梁迈赐：“梁迈赐先生，善变人也。”）

关于长素，另有一种善意的诠释，认为出自南朝颜延之《陶徵士诔》“弱不好弄，长实素心”一语。此处之素是纯净、纯洁的意思，长素可解作“成人之后保持赤子之心”，正有一番雅意。但是，如果我们洞悉这一诠释的来历，必定不以为然。光绪二十年七月初四日（1894年8月4日），余联沅上折参劾康有为，主攻方向是《新学伪经考》，其中拿长素之号说事，称“康祖诒自号长素，以为长于素王，而其徒亦遂各以超回、轶赐为号”。光绪下旨，令两广总督李瀚章查明，梁启超听闻消息，四处活动，托人游说李瀚章，以致李瀚章的回奏，对康有为大加回护，不仅称道其“溺苦于学，读书颇多”，并云“其以长素为号，盖取颜延年文‘弱不好弄，长实素心’之意，非谓长于素王。其徒亦无超回、轶赐等号……”，一场祸事，就此化为无形。不过这样的政治辩护，显然不合康有为性情，他一贯工于心计，与赤子的坦荡全不相干；何况他自少时便以圣人自命，志在比素王还高一档的圣王，赤子之流，岂能入其法眼。

马永康曾考证康有为的名、字、号来源，关于长素之号，他提出了第三种，也是最原始的解释，即康有为自己的说法。宣统元年底，康有为致梁启超信中云：“盖自冠年学道，得素位而行之义，因以自名。故一生行事，力为其难，而又未尝苦行，不染不舍，以为究竟。汝习与吾久，岂不识之耶？”（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七日，1910年1月27日）同年另一封信中，他明确了取号的具体时间：“此旨自廿一岁大悟彻得来，因以素为号，行此三十三年矣。”（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0年2月4日）所谓素位而行，出自《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大意是君子应安于自己所处的地位，做自己应该做的事，不要生非分之想。这一命意，当然十分光明正大，不过康有为一生行事，恐怕远远谈不上素位而行，而屡博出位，惊世骇俗。此外还要注意，如果康有为早于二十一岁那年便取“素位而行之义”为长素之号，为什么三十三年后才对外阐发，为什么连其最亲信的弟子梁启超都不晓得呢？当他向梁启超追问“汝习与吾久，岂不识之耶”，反而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所以我推论，这种解释不可当真，哪怕出自康有为本人之手。

对照这三种解释的来龙去脉，可知第一种何以最为流行，因为它最契合康有为其人，最易呈现康有为的性情与心志，从而最能为舆论所接受。长于素王之说，在晚清并非秘密，而是公开的谈资。如章太炎自编年谱，曾谈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他在上海办理《时务报》期间与康有为一派的冲突：“春时在上海，梁卓如（梁启超）等倡言孔教，余甚非之。或言康有为字长素，自谓长于素王，其弟子或称超回、轶赐，狂悖滋甚。余拟以向栩，其徒大愠。”末尾提到向栩，东汉人，《后汉书》称他“少为书生，性卓诡不伦”，“有弟子，名为颜渊、子贡、季路、冉有之辈”，其行径恰与康有为相仿，不过向栩曾官居侍中，贵重已极，则非康有为所能及。

有人会说，章太炎与康有为属于论敌，他的话未必可信。那么我们再举一例。戊戌变法期间，有一位刑部主事叫唐烜，不仅与康有为毫无瓜葛，与朝中各大派系亦无勾连。他留下一部日记，其中记载了对康有为的观感：“……原名康祖诒，字长素，即祖述尧舜之义，长素云者，孔子为素王，而伊之神圣则又过之。”“其弟子辈，亦多以四配十哲自命者，若汉唐宋明诸大儒，视之蔑如也。”（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1898年7月18日，《唐烜日记》）——“四配十哲”指在文庙陪祀孔子的弟子，清朝增至十二哲。这是局外人的见闻，极具证据效力。另如刘体智《异辞录》云：“有为字长素，不知其何所取义；京城士夫习闻其言孔子之教，以为长于素王也。因而启超及顺德麦孟华悉被以嘉名，曰超回、曰轶赐。”可视为对晚清舆论的一种描绘。

与长素之号相应，康有为有一绰号，曰“圣人”。这也说来话长，得从其少时讲起。据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康有为）成童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乡里俗子笑之，戏号之曰‘圣人为’，盖以其开口辄曰圣人圣人也，‘为’也者，先生之名有为也。即此一端，亦可以知其少年之志气矣。”乡邻称其圣人，不免有讥嘲之意。再看康有为自编年谱《我史》，光绪四年（1878年），他二十岁，抛弃了旧日的书本和友朋，闭门静坐养心，“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然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这则可作为圣人的正式起源。

由这两段史料，可知康圣人绰号之内涵，一半推崇，一半嘲讽，前者往往出自其弟子，后者往往出自其论敌。试看章太炎致其师谭献之信：“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嗤。而好之者乃如蛣蜣转丸，则不得不大声疾呼，直攻其妄。”（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1897年4月20日）康有为被弟子尊为圣人，被章太炎斥为狂人或神经病，于此可见一斑。

话说章太炎也有神经病之名，其绰号章疯子，恰与康圣人相映成趣，可作一副无情对。他曾因“苏报案”被囚三年，出狱之后东渡日本，在留学界与革命党举办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自称神经病：“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精神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徐一士《一士类稿》）这里的神经病乃是褒义词，而且这番话大有道理。古往今来，天才人物大都卓荦不羁，超尘拔俗或愤世嫉俗，而不为世俗所容，流俗对他们的观感，往好了说叫奇人异士，往坏了说就是神经病。譬如《唐烜日记》云，北京士大夫眼里的康有为，“或目为奇士，或斥为妖人”。与此相应，没有敢做神经病的勇气，往往难成大事。

关于章疯子与康圣人的神经病之举，再说一事。据杏坡居士《近代名人轶事录》，章太炎早年曾入张之洞幕府，与梁鼎芬同事。有一天二人闲聊，说起康有为，梁鼎芬道：“康有为霸气纵横，不失为一佳士，惟深沉不可测，传其颇有做皇帝之野心，君识其人，亦谓可信否？”章太炎笑答：“君误矣，皇帝人人可做，康有为如仅图为皇帝，尚不足为异，最荒谬者，则其人竟妄想欲为教主也。”这一答语，大抵也是“狂悖滋甚”，吓坏了梁鼎芬及背后的张之洞，“立致程仪三百金，讽太炎令去”（可参章太炎自定年谱：“……他日又与俦辈言及光复，鼎芬惎焉。未几，谢归。”）。章太炎本具排满思想，并不介意康有为取爱新觉罗氏而代之，不过康有为要当儒教之主，他则接受不了。由此可见康有为的狂悖，章太炎致谭献信所云“不及十年，当有符命”云云，当非诬赖。

从这一大堆故事与轶事，不难发现康有为的性格，第一是狂妄。他自视为圣人，“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为使命，正应了那句老话：吾侪不出，如苍生何。近世多狂生，如章太炎、谭嗣同，不过论狂妄的程度、时长，以及对历史的影响，只怕无人可匹敌康有为，他的狂妄不知得罪了多少人，败坏了多少事。而且狂妄得有其资本，如果资本不足或空空如也，那就不是狂，而是妄。康有为的口碑，正挣扎于狂与妄之间。他的资本，一向有些争议，如其成名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被指剽窃廖平《辟刘篇》《知圣篇》等。鉴于此，后世曾将他比作星宿老怪丁春秋（金庸《天龙八部》），也许贬斥过甚，倘若拟之为雪山派掌门威德先生白自在（金庸《侠客行》），可能更恰当一些。

第二是与狂妄相应的偏执，即康广仁所云“伯兄思高而性执”。如梁启超名著《清代学术概论》所云，康有为之为人，“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为了论证自己的学说，常常不惜曲解或抹杀证据，其做学问如此，做事情亦然。其实早在此书写作二十年前，梁启超便在《南海康先生传》文中明言：“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摇动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主义以徇其事物，而每熔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故短先生者，谓其武断，谓其执拗，谓其专制，或非无因耶。”照此说来，称康有为偏执，已经相当委婉，说难听一点，就是专制。

狂妄、偏执之人，行事往往急躁，这是康有为性格的第三点特色。他在戊戌年前后的种种言行，如主张“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方今不变固害，小变仍害，非大变、全变、骤变，不能立国也”，常引来“办理太急，不讲章法”“卤莽灭裂，轻易猖狂”之讥。不过康有为的急躁，不尽是个人性情，还有时代背景。前面曾谈及王照与康有为之争，王照主张办教育，开风气，以渐进的方式推行新政，康有为则反驳道：“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这句话可视作时代呼声。在亡国灭种的压力之下，人心不是趋向消沉，就是趋向躁进。

我们谈康有为的性情，目的不止在描摹这个人，还试图探究一点，这么一个人，到底适合做什么。这里需要引出汪精卫的釜薪论。汪精卫曾撰《革命之决心》，发表于《民报》第二十六号（1910年2月）。他把革命比作“炊米为饭”，烧熟一顿饭，需要有人做釜，有人做薪，釜即锅，要求“不惮烦”，对应韧性，薪即柴火，要求“不畏死”，对应勇气，这二者都是“成饭之要素”，不分高下，端看革命者自觉其性格、才能适合做什么。如汪精卫自觉缺乏坚忍，“故不愿为釜而愿为薪”，孤注一掷，北上行刺。

那么康有为适合做什么呢？显而易见，以他的性情，与汪精卫相似，更适合做薪而非做釜。区别在于，汪精卫面临的抉择，在革命之内：起义还是暗杀；康有为面临的抉择，则在革命之外：改革还是革命。考察改革的要素——改革虽也需人做薪，不过釜才是重头，对领袖的要求，尤其如此——如温和、渐进、妥协、节制等，在康有为身上，一个也无。所以他更适合革命，或者说只能去革命，他的激烈与狂躁，属于革命气质，他的极端与偏执，属于革命思维。吊诡的是，他最终选择了改革——由这么一位一身革命气质、满脑革命思维的人来领导改革，结局如何，不问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