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保中国不保大清”

有人质疑道：康有为拥有革命气质与思维，并不代表他会革命。理虽如此，事实则是，戊戌年前，康有为的政治派系，与其说是改革派，不如说是革命派，当时他推行双轨政策，左右出击，一手改革，一手革命，比较这二者，后者所占比重显然更大。

转向改革之后，康有为对自己的革命史三缄其口，讳莫如深。其弟子如梁启超等偶尔谈起，口气不无暧昧，不知该肯定还是否定。反倒是他的敌人，常以批判的姿态，从反向认证其革命功绩。如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所云：

吾观长素二十年中，变易多矣。始孙文倡义于广州，长素尝遣陈千秋、林奎往，密与通情。及建设保国会，亦言保中国不保大清，斯固志在革命者。未几，瞑瞒于富贵利禄，而欲与素志调和，于是戊戌柄政，始有变法之议。事败亡命，作衣带诏，立保皇会，以结人心。然庚子汉口之役，犹以借遵皇权，密约唐才常等，卒为张之洞所发。当是时，素志尚在，未尽澌灭也……

抑吾有为长素忧者，曏日革命之议，哗传于人间，至今未艾。陈千秋虽死，孙文、林奎尚在；唐才常虽死，张之洞尚在；保国会之微言不著竹帛，而入会诸公尚在。其足以证明长素之有志革命者，不可件举，虽满人之愚蒙，亦未必遽为长素欺也。

章太炎所列举的康有为革命史，几乎全部属实，仅“始孙文倡义于广州，长素尝遣陈千秋、林奎往，密与通情”一处，我尚未见到直接证据。陈千秋是康有为的大弟子，聪明绝人而气魄刚毅，可惜早逝，按康有为自编年谱，其死于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1895年3月20日），年仅二十六岁。孙中山策划广州起义，恰好在此前后。那么陈千秋死前是否见过孙中山呢？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云：“中山、（杨）衢云、（陈）少白在香港澳门间，尝与康广仁、何易一、陈千秋商略革命。”——何易一即前面提到的何树龄。这是唯一证据，不过见面地点并非章太炎所言的广州，而是香港或澳门。

不管陈千秋是否参与孙中山的广州起义之筹划，可以确证的是，孙、康两派接触，正始于广州起义期间，纵然并未结出正果，却可视作一次铺垫。此后两派屡有往还，如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秋，由日本华侨冯镜如（冯氏系孙中山一党，曾任兴中会横滨分会会长）、邝汝磐等资助的中西学校创于横滨，孙中山致信康有为，请梁启超前去执教，康有为以梁启超正主持《时务报》笔政，分身乏术为由，改派徐勤、陈默庵、汤觉顿等，都是他的得意弟子；另外，他觉得“中西”之名不雅，特地更名“大同”，并亲书“大同学校”门额相赠。如此种种，足见康有为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视与支持，亦可见他对革命的态度，用时人的话说，此时此刻，“二人宗旨亦不大异”。

对于革命，康有为与孙中山宗旨一致，方法或路径则不一致：孙中山采取武装革命，康有为坚持和平革命（康广仁语）。这也是两派虽有往来却终究不能齐心勠力、同仇敌忾的根源。说到和平革命，背后有两点因素值得注意：一是康有为一派的身份，几乎是清一色知识人，不像孙中山一派三教九流，鱼龙混杂，除了知识人，还有商人、会党分子等，是以后者具备武装革命的能力而前者只能纸上谈兵，乃至连谈兵的资格都没有；二是康有为的双轨政策，主张革命而不忘改革，譬如上书皇帝、游说大臣以变法等，与执政者、现行体制眉来眼去、藕断丝连——别忘了他也是体制中人——决定了他不可能采用过于极端、暴烈的方式，说白了，他的革命性并不彻底。

和平而革命，是不是有些矛盾呢，到底该怎么推行？归结起来，康有为的革命方式，主要包括两种：宣传民权，筹谋自立。

俗话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不妨换一种说法：秀才造反，惟舌与笔。所谓舌与笔，皆指观念。康有为的革命史，最大贡献即对民权观念的宣传，如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所云：“中国倡民权者以先生为首（知之者虽或多，而倡之者殆首先生）。”说到宣传民权，不得不提康有为的代表作《孔子改制考》。有人顾名思义，由改制之名联想到改革，判定这是一本托孔子谈改革的书。倘若细读，不难发现，与其说此书在呼吁改革，不如说呼吁革命，其激烈程度，堪比谭嗣同的《仁学》。论主旨，一言以蔽之，曰民主或民权。尽管当时康有为对民主政治的认识只能说一知半解，不过他对君主制的批判和君臣之义的解构已经足够精辟，以民主反对君主，以民权消解君权，在帝制中国，自属大逆不道的革命之举。

《孔子改制考》发行之后，争议极大。不必说那些冥顽不化的守旧派对此书的攻击，单说维新派中渐进一系，孙家鼐、张之洞、陈宝箴等皆持批判态度。张之洞愿意出钱供养康有为，条件是“勿言此学”，康有为则断然回绝：“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若使以供养而易其所学，香涛（张之洞）奚取焉？”（康有为《我史》）孙家鼐专门上折，请求光绪下旨删除《孔子改制考》中“凡有关孔子改制称王字样”，“窃恐以此为教，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谓素王可作”——这里的改制断然不是改革那么简单——必将“导天下于乱也”。陈宝箴认为，《孔子改制考》导致“民权、平等之说炽矣”，“几若不知有君臣父子之大防”，所以他也上折，请光绪“特降谕旨，饬下康有为即将所著《孔子改制考》一书版本自行销毁”。最好玩的还是翁同龢，他向光绪皇帝告状，称康有为居心叵测。光绪问：“前此何以不说？”他答：“臣近见《孔子改制考》知之。”

宣传民权，不是康有为一个人的事，他的弟子如梁启超等更加激进。按狄葆贤《任公先生事略》：“任公（梁启超）于丁酉冬月将往湖南任时务学堂时，与同人等商进行之宗旨：一渐进法；二急进法；三以立宪为本位；四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当时任公极力主张第二第四两种宗旨。其时南海（康有为）闻任公之将往湘也，亦来沪商教育之方针。南海沉吟数日，对于宗旨亦无异词。所以同行之教员如韩树园、叶湘南、欧榘甲皆一律本此宗旨，其改定之课本，遂不无急进之语。”——这段话有一小误，梁启超到长沙，当在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1897年10月17日），其时并非“冬月”（十一月）——翌年二月十四日（1898年3月6日）因病离开长沙，前后共计四个多月。狄葆贤入康有为门下略晚，不过他与梁启超交情深厚——梁启超曾说，其故交当中，谭嗣同、吴铁樵以外，惟狄葆贤“最有切密之关系，相爱相念，无日能忘”——所以他的记载相当可信。如其所云，彼时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主张即急进法和种族革命。

宗旨既定，遂有具体动作。梁启超回忆道：

进到时务学堂以后，谭壮飞先生嗣同，唐绂丞先生才常和我都在堂中教授。我们的教学法有两面旗帜：一是陆、王派的修养法；一是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从今日看起来，教法虽很幼稚，但是给同学们的“烟士披里纯”（案：Inspiration，意为鼓舞）却不小。开学几个月后，同学们的思想不知不觉就起剧烈变化，他们像得了一种新信仰，不独自己受用，而努力向外宣传……于是引起很大的反动，为后来戊戌政变时最有力的口实。（梁启超《蔡松坡遗事》）

《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编到这一年，时有记述：“时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札记及批语中盖屡宣其微言。”“当时吾之所以与诸生语者，非徒心醉民权，抑且于种族之感，言之未尝有讳也。”再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自云：“启超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先是（谭）嗣同、（唐）才常等，设南学会聚讲，又设《湘报》《湘学报》，所言虽不如学堂中激烈，实则相策应。又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其时张之洞曾致电徐仁铸，指控《湘学报》“或推尊摩西，或主张民权，或以公法比《春秋》”。这些都是康有为一派宣传民权的证据。

以康有为的野心，其革命行动自然不甘于观念传播。除了宣传民权，他们还尝试推动腹地自立。所选中的省份，一是湖南。请看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夏康有为复赵必振（字曰生）信：

当戊戌以前，激于国势之陵夷。当时那拉揽权，圣上无权，故人人不知圣上之英明。望在上者而一无可望，度大势必骎骎割鬻至尽而后止，故当时鄙见专以救中国四万万人为主。用是奔走南北，大开强学、圣学、保国之会，欲开议院、得民权以救之。因陈右铭（陈宝箴）之有志，故令卓如（梁启超）入湘。当时复生（谭嗣同）见我于上海，相与议大局，而令复生弃官返湘。以湘人材武尚气，为中国第一，图此机会，若各国割地相迫，湘中可图自主。以地在中腹，无外人之交涉，而南连百粤，即有海疆，此固因胶、旅大变而生者。诚虑中国割尽，尚留湘南一片，以为黄种之苗，此固当时惕心痛极，斟酌此仁至义尽之法也。卓如与复生入湘，大倡民权，陈（宝箴）、黄（遵宪）、徐（仁铸）诸公听之，故南学会、《湘报》大行。湘中志士于是靡然发奋，人人种此根于心中……（《康有为全集》第五卷）

此信非常重要。康有为的革命史，如宣传民权，筹谋自立，皆可从中找到印证。游说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湖南自立一事，主要由梁启超承担。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97年12月14日），梁启超上书陈宝箴，断言“为今日计，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这么说不是着眼于当下，而是未来，因为“若使德人胶州之祸不息，今岁即成瓜分之势，斯无可言矣”。国家快亡了，要做最坏打算，“非存自立之心，不足以善其后者”——当时谭嗣同的许多言行，也是以“亡后”“善后”为名目。而且，不是说自立，就能自立，起码需要五年时间来经营，“若能假以五年，则湖南或可不亡也”。

梁启超还有一封《复刘古愚山长书》，作于同年四月。收信人刘光蕡，号古愚，陕西维新派领袖，与康有为齐名，有“南康北刘”之谓。信中称东南诸省即将沦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都会步台湾之后尘，“惟西北腹地，远距海岸，夷迹为罕，地利未辟，涎割稍迟，而矿脉之盛，物产之饶，随举一省，皆可自立。秦中自古帝都，万一上京有变，则六飞行在，犹将赖之。故秦地若立，东连晋豫，西通巴蜀，他日中国一旅之兴，必在是矣”。他希望能与腹地二三豪杰一同经营此事，“苟力所能及，靡不竭其拳拳，共矢血诚，力扶危局，亦未见天下事之必无可为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据此信可知康有为一派筹谋自立的第二个选项：西北。

这里要另说两点。第一，黄彰健指出，梁启超致刘光蕡、陈宝箴信中所云“六飞行在”“使乘舆播迁，六飞有驻足之地”等（六飞是古时皇帝的车驾，暗喻皇帝或皇权），貌似为朝廷着想，其实都是幌子、门面话，不可信以为真，其真实想法应与“以种族革命为本位”有关，当然这不宜宣之于口，不能明目张胆劝刘光蕡、陈宝箴置大清于不顾。第二，就军事眼光而言，梁启超瞩目西北，绝对高明，他清晰预见，一旦上京或东南有变，唯有西北可以避祸，两年后庚子国难爆发，朝廷逃亡的路线恰也如此（其实朝廷早有此盘算，可参前引皮锡瑞《师伏堂日记》）。

康有为一派的种种革命行动，尤其宣传民权，有时需要公开传播，故而容易授人以柄，成为罪证。如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鼓吹民权革命论，便被当地的守旧派抓住把柄，最后参到皇帝面前。当时扣在康有为头上的罪名，最著名的一则，无疑是“保中国不保大清”。结合康有为的革命史来看，这一罪名，并不冤枉。黄彰健曾用数万字来考证这一问题，其中提及何树龄致其师康有为的一封信，正适合抄在此处，作为结语：“注意大同国，勿注意大浊国……大浊国必将大乱，为人瓜分，独夫之家产何足惜！”——“大浊国”即大清的隐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