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革命的改革

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主角，这一点向来没有任何异议，异议在于，他所扮演的角色该怎么定位。以前我们习惯称其为戊戌变法的领导人（者），比作宋朝的王安石等，而今则有一种论调，坚决否认其领袖地位。譬如认为当时康有为官止五品，仅受光绪召见一次，所上奏折，极少采用，大都落空，最关键的还是光绪对他的态度，并不像以往所判定的那么密切，光绪赏识他的才学，爱读他编写的书，不过只把他当作智库或宣传人才，故而既未大用，亦非重用，变法初期，曾下旨让他到上海督办《时务报》，置于与其不和的孙家鼐监管之下，这纵使谈不上疏远或放逐，至少显示了他在光绪心中的地位，绝非心膂股肱，举足轻重，一日不可无此君……如此种种，哪里该是一个领袖所享受的待遇呢？

这些都是事实，毋庸置辩。我想推敲的是“领导”或“领袖”二字。如果仅仅将戊戌变法视作一场时长百日的政治运动，结合帝制时代的权力运作逻辑，那么领导人只能是皇帝本人。但是，一旦开始追问，光绪的变法思想从何而来，大清朝野的变法风气从何而来，康有为的作用便浮出水面。

窃以为康有为之于戊戌变法的最大贡献，端在一个“势”字。他是造势或开风气者，好比吹鼓手或设计师。张元济对康有为本持批评姿态，认为康有为开保国会“……其意在耸动人心，使其思乱，其如何发愤，如何办法，其势不能告人”；不过在戊戌政变爆发后二日，他致信汪康年，转而为康有为辩护：“康固非平正人，然风气之开，不可谓非彼力。”（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八日，1898年9月23日，《张元济全集》第二卷）对康有为的赞赏，即在“风气之开”。汪康年亦作如是观。他曾致信日本友人山本宪，反思戊戌变法之成败，一面肯定：“……敝国今岁改革，一切颇有除旧更新气象，实皆康君有为一人所为。”一面否定：“顾求治未免太急，康君又不能容人，凡与己不协者，必驱之而后快，以致酿此奇祸。”（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八日，1898年10月3日，转引自吕顺长《清末维新派人物致山本宪书札考释》）其肯定之词正落在了“气象”之上，并盛赞康有为“一人所为”。再如孙宝瑄，从其日记来看，对康有为认同度不高，却承认“惟能发朦振聩，开风气，则于中国有大功”（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四日，1900年7月29日，《孙宝瑄日记》），所认同的要点也是“开风气”。

再看彼时对康有为的种种批评，无非“惑世诬民，非圣无法”“摇惑人心，混淆国是”等。政变之后数日，伊藤博文一方问“康有为究犯何罪”，李鸿章答：“论其罪状，无非煽惑人心，致于众怒。”——这属于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有替康有为遮掩之嫌，话说李鸿章对康有为的态度，可谓赞成其理念，鄙弃其手段。试看这些辞令，关键词都是“人心”。联系造势与人心的关系——所谓造势，营造的是舆论，开启的是风气，撼动的是人心——可知我们为什么说康有为是造势者。

造势或开风气者，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中，有一专门概念，曰“先时之人物”。先时者，先于时代。与此相对，曰“应时之人物”，应时者，追随时代。两者比照，前者毋宁更难得，更可敬。用梁启超的话讲，先时之人物，造时势之英雄也，应时之人物，时势所造英雄也。没有英雄造时势，谈何时势造英雄？在梁启超笔下，康有为便是这么一位开风气的先知、造时势的英雄。由此说来，哪怕不能认同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领导人，至少可称作发起人：他造就了戊戌变法之势，发起了二十世纪中国激进之势，须知国事之成败，有时正在这个“势”字。

顺道一说，先时之人物，命运往往不佳。如梁启超所云：“先时而生者，其所志无一不拂戾，其所事无一不挫折，而其及身亦复穷愁潦倒，奇险殊辱，举国欲杀，千夫唾骂，甚乃身死绝域，血溅市朝。”康有为的遭遇，纵然没有这么凄惨，却也庶几近之：他不曾身死绝域，却流亡异域长达十六年；不曾举国欲杀，千夫唾骂，其名声却属毁誉参半，更确切的说法，叫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而且早在戊戌年便已如此。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1898年7月15日），陈宝箴上《请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称康有为“博学多材，盛名几遍天下，誉之者有人，毁之者尤有人。誉之者无不俯首服膺，毁之者甚至痛心切齿，诚有非可以常理论者”。揣摩其措辞，似乎还是毁之者多一些呢。

回到正题。前面说康有为造就了戊戌变法之势，然而其贡献仅止于此。变法期间，梁启超曾向夏曾佑吹嘘：“新政来源真可谓令出我辈，大约南海先生所进《大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记》两书，日日流览，因摩出电力……”（《与碎佛书》，碎佛是夏曾佑的号，这封信后面不无牢骚，如感慨“南海不能大用”“仆之久不察看”等）他能强调的只是“来源”，因为变法推行之后，康有为的表现便捉襟见肘，步履维艰。

何以至此？我们需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康有为的身份和才略。论身份，他虽头顶乌纱帽，本质上还是书生或知识人，并无多少政治经验，论对官场的了解，可能还不如在浙江做过小吏的康广仁，康广仁能说出“自古无主权不一之国而能成大事者”这样的话，他未必参得透。论才略，充其量只能说，他有大略而无雄才，甚至大略一节，亦有争议。梁启超认为先时之人物必须具备三种德行：理想、热诚、胆气，并称康有为“其理想之宏远照千载，其热诚之深厚贯七札，其胆气之雄伟横一世”。哪怕这三点都可成立，那也只适合用来造势，而非做事。做事需要的才干，以及相应的德行如冷静、耐心等，在康有为身上，毫无踪迹。这一点，连梁启超都难否认，所以他写道，与其说康有为是政治家，不如说是教育家，与其说是实行者，不如说是理想者。

第二个因素，涉及康有为的政治派系与思潮。戊戌年前，他本是革命派，尽管同时不忘改革——这么说有把改革与革命对立为鱼与熊掌的二元选项之嫌，事实上两者并不必然冲突，有时反而可相互成就，譬如没有革命的压力，则无改革的动力，革命正可为改革造势，相比用改革为改革造势，也许事半而功倍——待到戊戌年初，“……康乃踵商君故智，卒然得君”，商君指商鞅，卒然，意为突然、忽然，这是严复的话，大意是康有为效仿商鞅的路数，突然得到君主的信任。请注意“卒然”二字，如果康有为的得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那么他从革命转向改革，将随之循序渐进，问题在于“卒然”，突如其来，一步登天，可是他并无充足的思想准备，以致面向改革，背向革命，置身于改革队伍当中，依然一副革命话语与思维。他是这样，谭嗣同亦然。基于此，他们推行改革，必然激进，必然深具革命性。

改革者的激进与革命性，首先表现在话语。据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康有为觐见光绪之时，在朝房与荣禄相遇，荣禄问：“固知法当变矣，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他愤然答道：“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曹孟其《说林》记载的康有为之言大同小异：“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梁启超《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曾引用“日本中央报载有支那细人邹某之言”：“……荣禄尝询康以变法之方。康曰：变法不难，三日足矣。荣问何故，康曰：但将二品以上官尽行杀了，可矣。”随即表示否定，称康有为并未说过这句话。按理说，这三种说法，似乎应以最后一种即当事人梁启超所记为准，不过后世却置梁启超的说法于不顾，而以苏继祖的说法广为流传。对此，我的看法有些折中：康有为固然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只怕还不敢当面恐吓朝中大佬荣禄；另一方面，以康有为一贯性情，当荣禄问他如何变法，他肯定会口吐狂言。这两面之间的空地，留给了公众想象与历史演义。最终所生产的“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即便不是事实，却不妨作为一种舆论，以呈现时人对康有为的观感。

与此相应，谭嗣同游说袁世凯兵谏之时曾放言：“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令袁世凯感慨“因其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此言出自袁世凯《戊戌日记》，这本书长期置于另册，近来却被认为相当可信。我无意考辨谭嗣同之言可信度的高低，是否确凿不移，而有意将其与康有为之言搁在一处，从中抽出一种政治观，姑且名曰“杀人变法”——以这四个字总结康有为、谭嗣同在戊戌变法期间的言行，自觉十分贴切。从杀人变法，到变法尽头的围园杀后（园即颐和园，后即慈禧太后），正处于同一条政治逻辑之上。只是如此一来，这到底是改革呢，还是革命——改革与革命的一大区别，恰在对暴力的依赖和运用？

关于杀人变法，试举一例。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1898年6月1日），杨深秀上《请定国是，明赏罚，以正趋向而振国祚折》，此折由康有为、梁启超等草拟。结尾一段，向光绪献策，列举了中国与外国的四个变法故事：赵武灵王之罢公叔成，秦孝公之罢甘龙，日本之君睦仁变法之罢幕府藩侯，俄彼得变法之诛近卫大臣。请光绪效仿他们，为了“推行新政，速见实效”，该奖励的奖励，该罢官的罢官——既然列出了“俄彼得变法之诛近卫大臣”，则在暗示光绪，迫不得已，不妨杀人。

话语之后，再说政策。其政策之核心，即“变法之纲领，下手之条理”，叫开制度局，出自康有为所起草的《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制度局是他的发明，在其同志笔下，有时叫议政处，有时叫立法院，光绪所采纳的说法，叫开懋勤殿。不管叫什么名字，设置这一名为政治咨询、实为政治决策的机构，目的非常明确：夺权。以此架空军机处，就像当年雍正皇帝用军机处架空内阁一样。对此，守旧派反应非常激烈，宣称制度局一开，“如是则天子孤立于上，内外盘踞，皆康党私人，祸将不忍言矣”。

从权力斗争上讲，改革也是权力的游戏。康有为主动夺权，实属政治常态。问题在于该怎么夺权。假如光绪占据优势，正不妨大刀阔斧，狂飙突进，这可比作鲸吞；然而此时处于劣势，最可行的夺权策略，应是蚕食，一步一步挤压对手——这一策略，最是需要时间。不幸的是，无论皇帝还是臣子，都痛感时不我待，心如火焚，于是选择了鲸吞的方式，结果非但未能吞下对手，反而噎死了自己——开懋勤殿一向被视为光绪与慈禧决裂、引爆戊戌政变的导火索。

由开制度局，可见康有为的变法方针，正所谓“大变、全变、骤变”，以霹雳手段，摧枯拉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至于具体事宜，则斥之为“琐碎拾遗，终无当也”。这是典型的革命思维和行径。对此，伊藤博文曾向李鸿章打比方：“治弱国如修坏室，一任三五喜事之徒，运以重椎， 以巨索，邪许一声，压其至矣！”（这一节出自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我怀疑纯属胡之杜撰，而且有其底本，即文悌弹劾康有为奏折）“三五喜事之徒”，正指向康有为、谭嗣同等。

革命与改革的纠结与矛盾，导致了戊戌变法的种种败象：改革讲究渐进，日拱一卒，康有为则在急进，一炮将军；改革讲究谈判，康有为则动辄以杀人威胁对方；改革讲究妥协，康有为则从不知妥协为何物，不仅屡屡激怒守旧派，而且把本可同舟共济的维新派中渐进一系逼向对立面；改革好比把钉子钉进硬木板，要一寸一寸来敲，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康有为压根不是敲钉子的料，他手里拿的是大砍刀，所使的招式是“力劈华山”……就此而论，戊戌变法可谓一场以革命方式推行的改革，夸张一点说，这乃是一场披上了改革外衣的革命——如果要从改革者身上寻找失败的原因，那么正摆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