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保大清不保中国”

偶遇一道历史选择题：

晚清时期，最活跃的三个政治派别，分别被时人概括为“主保中国，次保大清”“主保大清，次保中国”“只保中国，不保大清”，其中“主保中国，次保大清”指：

A.顽固派
B.洋务派
C.维新派
D.革命派

这道题并不难答，可用排除法。首先洋务运动与洋务派在甲午战争之后渐渐销声匿迹，可排除B；其次革命派志在驱除鞑虏，推翻清朝，可排除D；顽固派即守旧派，与维新派的区别，主要在政治观，具体到保大清与保中国的顺序，顽固之为顽固，守旧之为守旧，肯定把大清放在第一位，这么一来，答案只能选C。

不过，这道题本身便大成问题。暂且不论维新派可分出渐进与激进二系，对大清的态度迥乎不同，单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激进一系，其政治观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波三折。拿保大清与保中国来说，康有为一度曾头顶“保大清不保中国”的罪名，这与“主保中国，次保大清”完全冲突。而且，我实在难以想象，怎么才能做到“主保中国，次保大清”，正如守旧派怎么才能做到“主保大清，次保中国”？

事实上，大清与中国，往往只能保一个。真正有意义的议题，只有“保中国不保大清”与“保大清不保中国”。前者之出处，一般归结到一个叫文悌的满族官员名下。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1898年7月8日），时任湖广道监察御史的文悌上疏弹劾康有为，从《孔子改制考》一路批到保国会，称康有为“私聚数百人，在辇毂之下，立为保国会”，天天向路人吆喝：“中国必亡，必亡！”这一幕固然夸大其词，不过结合汪大燮致其堂弟汪康年信中所云康有为在保国会演讲“自始至终无非国家将亡，危亟之至，大家必须发愤。然从无一言说到办法，亦无一言说到发愤之所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1898年4月14日），可知亦非捕风捉影，凿空投隙。结论是，康有为种种言行，“其势小则群起斗争，立可召乱；大则各便私利，卖国何难”。奏疏里面，文悌还写道，他曾劝康有为“将忠君爱国合为一事，勿徒欲保中国而置我大清于度外”，这便是“保中国不保大清”的渊源。

还有一种说法。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申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六日，1898年10月30日）刊出《缕记保国会逆迹》一文，其中引用了乔树枏——他也是维新派——致梁启超的一封旧信。他听说自己名列保国会并刊于《国闻报》，大为不满，当时他去参会，本以为只是茶会，“实未闻贤师弟道及保国会三字”，从而痛斥康梁此举“欲以愚人，其实自愚之甚”。信中又云：“又闻人言，贤师弟立会宗旨，但保中国，不保大清……”这则明确记载了“保中国不保大清”的口号。按黄彰健考证，乔树枏写此信，应在戊戌年闰三月二十五、六日（1898年5月15、16日）之间，比文悌上疏还早两个多月呢。不过对于此信的真实度，恕我“于不疑处有疑”。《缕记保国会逆迹》作于戊戌政变之后，属于标准的马后炮、秋后算账，如“逆首康有为”云云，已经把康有为等打入另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所援引的证据，理当审慎对待。

话说回来，不管谁第一个站出来指控康有为“保中国不保大清”，不管于何时指控康有为“保中国不保大清”，这七字罪名，施予其人，一点都不冤枉。戊戌年前他作为革命派，“专以救中国四万万人为主”，眼中并无大清分毫。投身改革之后，倘若按他设计的激进政治路线，一来未必能保住大清，如文悌弹劾康有为，把变法比作修缮破屋子，称康有为的方法为“三五喜事之徒，运以重椎， 以巨索，邪许一声，曳之倾仆，而曰非此不能捷速”，结果直接把屋子给推倒了；二来纵使保住了大清，康有为作为变法第一功臣，加之其政治野心，必将独揽大权——黄彰健考证康有为“保中国不保大清”，指出其有志于国家元首，甚至谈到篡位的可能——这样的大清，在一些人看来，到底是爱新觉罗氏的大清呢，还是康有为的大清，若为后者，其实正接近“保中国不保大清”。

由此再来说戊戌年后康有为何以从“保中国不保大清”的革命立场退却，一退再退，终而反转，最后一头扎向“保大清不保中国”的深渊或幻象。这里需要引出我的一个推断：康有为彻底转向改革，不是发生在戊戌变法期间，此时无论观念还是手段，他依旧滞留于革命阵营；而是发生在变法失败之后。一般而言，改革不成，证实渐进之路不通，改革派将被推向革命洪流，在康有为身上，表现恰恰相反。

据冯自由《革命逸史》，政变之后，康有为逃亡日本，其时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也在日本，“以彼此均属逋客，应有同病相怜之感”，遂在日本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的斡旋之下，与康有为、梁启超商谈合作事宜。陈少白“痛言满清政治种种腐败，非推翻改造无以救中国，请康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康有为则答道：“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这可视为对革命的明确拒绝。

然而，康有为一面拒绝革命党人的邀约，一面照旧使用激进的革命方式。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夏，唐才常在汉口筹划自立军起义，背后主谋正是康有为。尽管康有为接应不力，构成了起义失败的一大缘由，却不容抹杀其领袖地位。吴永《庚子西狩丛谈》曾提及一个细节，唐才常策划起义之时，仿哥老会开立山堂、发放布票之法，发行“富有”“贵为”两种签票，以为入党标志，票中分嵌“有”“为”二字，尊崇康有为之意，一目了然（一说“富有”“贵为”是“富有四海”“贵为天子”的省略）。

对于自立军起义，章太炎称康有为“素志尚在，未尽澌灭”，素志，即革命。不过，恰是此次起义失败，致使康有为绝缘于革命之路——有人认为，当谭嗣同、唐才常先后就义，他手中再无革命人才，不得不“告别革命”。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春，他作《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驳斥其同志“仿效华盛顿革命自立”的铁血主张，提倡“但言民权自由可矣，不必谈革命也”——章太炎读后大怒，这才有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之檄文——窃以为，直至这一刻，他才成为真正的改革派，从此固执己见，不再变易，哪怕时代被革命的浪潮所席卷，哪怕改革只剩下一个脆弱的空壳，哪怕皇上已死，大清已亡，他也垂垂老矣，依然在保皇的破旧旗帜之下抱残守缺，咄咄书空。

写到这里，我们尝试做一小结。李敖说，命运之神把康有为与慈禧太后硬铸为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正一反，有荣有枯，共同构成了一个时代，纵康有为一生，都无法突破慈禧统治的时代，他是十九世纪最后一个先知，却是二十世纪第一个古董。倘若以人而论，与康有为对应的是慈禧，以事而论，与康有为对应的则是戊戌变法。如果说戊戌变法成也康有为，败也康有为，似也可说，康有为成也戊戌变法，败也戊戌变法。所谓败，即限制，用今天的流行语来讲，戊戌变法限制了康有为的想象力，既是他的光芒，也是他的重负，压迫他，禁锢他，使他的后半生渐渐趋向保守。至于成，不仅表现于正面，如我们的正史所述，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领导人，戊戌变法是康有为一生事功的巅峰；还表现于反面，不难想见，假如没有戊戌变法，以康有为的志大才疏、轻世傲物，从事革命之路，会是什么光景与下场。要言之，他从革命转向改革，不是对改革的成全，而是对他自己的成全：由他领导戊戌变法，本无多少成功可能，变法固然失败，他却堪称赢家，用自由与鲜血书写的改革悲剧成就了他后半生甚至后世的最大政治福利。

当康有为彻底转向改革，意味着与“保中国不保大清”挥手作别。自此他开始后退，从保中国退向保大清。作为流亡者，他保大清，所打出的旗帜，只能是保皇。皇者，光绪也。除了要利用光绪的号召力，这也充分呈现了康有为的政治忠诚。然而从另一面来讲，此举极具争议，如众多历史学者指出的那样，康有为名为保皇，实则害皇，他在宣传光绪圣明、贤明的同时，大加攻击慈禧，斥之为淫后，称“伪临朝贪淫昏乱”，“伪临朝在同治则为生母，在皇上则先帝之遗妾耳”。甚至向外国媒体表示，光绪不满于慈禧——这纵是实情，却不宜曝光，因为当时光绪已经被慈禧幽禁，二人关系有如冰炭，康有为越是夸光绪，越不利于光绪，遑论去宣扬皇帝对太后的怨恨，这简直要把光绪往火坑与地狱里推。所以有人批评康有为政治幼稚，有人则痛斥其用心险恶。

康有为的心术，历来是后世的一大谈资。谈及他与光绪的关系，却也不宜指责其心术不正。戊戌变法的失败构成了他最大的政治资本，同时限制了他的政治底牌与招牌，在光绪的英明以及他对光绪的耿耿精忠之外，几乎无牌可打。尤其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起，在国内，慈禧领导的庚子新政如火如荼，相比他发起的戊戌变法，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海外，革命党人渐渐起势，吸引了大批青年才俊，令他的传播力和人才库相形见绌。这两面左右夹击，把他逼入了褊狭的困境：不难判断，前者抢占了改革的话语权，后者抢占了革命的话语权，他虽一度周旋于革命与改革之间，而今却两头无着（尽管他的政见属于改革派，然而他只愿认同光绪领导的改革，难以认同慈禧领导的改革）；进而言之，前者对应的是大清，后者对应的是（未来的）中国，他则陷入虚空之中，大清与他无分，中国与他无缘。

这便是清朝最后十年康有为所置身的政治生态，既非“保中国不保大清”，亦非“保大清不保中国”，而是既无大清可保，亦无中国可保。在此困窘或尴尬之中，保皇成了他仅有的选项，他试图通过对皇帝的忠诚，建构对大清的忠诚，然而这可能是过去的大清，也许是未来的大清，唯独不是现在的大清。由此来讲，所谓保皇，实质上是一面孤绝的旗帜，一种可悲的执念，一条无望的不归路。彼时彼刻，要说比康有为更悲剧的人，大概只有被困于深宫、形同傀儡的光绪皇帝。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秋天，光绪与慈禧接踵去世，这于康有为而言，既是噩耗，也是解脱。皇帝之死使他失去了一面逆风飘扬的政治旗帜，太后之死使他隐约望见了与大清和解的希望。他频频向朝廷示好，譬如给主政的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光绪的亲弟弟——上书，不惜为慈禧说好话，把一切罪过都推到“逆臣世凯”头上，可是载沣并不买账。转机发生在辛亥革命之后。正如改革失败，他才成为真正的改革派，大清亡后，他才有机会忠诚于大清，自此开启了“保大清不保中国”的政治生涯。尽管大清的复国梦犹如镜花水月，尽管龙椅之上的爱新觉罗·溥仪之才具比光绪还要平庸，他依旧执迷不悟、冥顽不化，伙同一帮遗老参与丁巳复辟（张勋复辟）等闹剧，为了作为残念的大清，宁可使眼前的中国陷入混乱。

康有为赞同复辟，梁启超反对复辟，这一对师徒，再次分道扬镳。在反对复辟电中，梁启超下笔毫不留情：“……且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武夫指张勋，书生即康有为。不过，难道康有为真的对政局甘苦毫无所知吗？这与其说是眼睛问题，不如说是头脑问题，甚至与其说是头脑问题，不如说是心理问题。不论大清能不能复辟，至少他的心理需要大清复辟，退一步讲，他要成全的不是大清，而是他自己，他的名节、他的价值等。这正是遗老的悲哀之处，他们的病灶不是保守，而是愚昧（确切讲，是甘于愚昧），不是顽固，而是胆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