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革命派谭嗣同

康有为之后，我们的目光将投向戊戌变法的另一位主角：谭嗣同。把康有为定性为革命派，想必会引来一些争议，是以我的措辞相当谨慎，只强调其革命性；相形之下，把革命派的标签贴到谭嗣同头上，无须一丝犹疑，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革命派，连革命党人都愿为之背书、认证。1912年9月16日，应袁世凯之邀北上的黄兴，在北京湖南同乡会举办的欢迎会上致辞道：“中国革命，湖南最先。戊戌之役有谭嗣同，庚子之役有唐才常，其后有马福益、禹之谟诸君子。萍醴之役，广州之役，我湖南死事者，不知凡几。又如陈天华、杨笃生、姚鸿（宏）业诸君子，忧时愤世，蹈海而死，所死之情形虽异，所死之目的则无不同。兄弟继诸先烈后奔走革命，心实无他，破坏黑暗专制，跻我五族同胞于平等之地位而已。”（黄兴《在北京湖南同乡会欢迎会上的演讲》）这则直接把谭嗣同纳入革命谱系，并视之为源头，推许之高，有如革命先驱。

若谓黄兴之言有“湖南人共同体”之嫌，且来细细观测谭嗣同其人。判断一个人的政治派系与政治观，标尺无非两点，一理念，二行动，所谓察其言而观其行是也。谭嗣同的政治理念，归结起来，一是反传统，二是反专制（君主），三是兴民权，四是排满，五是暴力革命。这五点，前三点与戊戌年前的康有为相近，后两点则判然有别。其实相近之处，亦有差异。譬如康有为宣传民权，讲究托古，假借孔子之名，虽然孔子只是他手中的招牌，不过终究难以割舍，他对中国传统的态度，也是在爱恨之间。谭嗣同则不然，其代表作《仁学》，以摧枯拉朽、犁庭扫穴之势，几乎把中国传统一扫而空之，试看这样的言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如此歇斯底里，康有为再极端，怕也写不出来。顺道说一句，谭嗣同的歇斯底里，近乎时代气质，如严复论中国风气：“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也是一般歇斯底里。

再说反专制（君主）。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使用的是移花接木之术，把尧舜从君主改装为民主，称“尧舜为民主，为太平世，为人道之至，儒者举以为极者也”，又云“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为了规避政治压力与风险，为了让更多受众接纳其学说，这般托古改制，借古讽今，无可厚非。谭嗣同则不屑这些花活，他直言道：“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这一观念，说民本主义也好，说民主主义也罢，至少比康有为的政治思想更进一步。再者，《仁学》曾引用法国人的民主口号：“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并盛赞“法人之学问，冠绝地球，故能唱民主之义”，正可见谭嗣同反君主专制之彻底，以至极端。

我们屡屡说到《仁学》，这究竟是本什么书呢？梁启超把此书称作康有为思想的投影或注脚：“《仁学》何为而作也？将以光大南海（康有为）之宗旨，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也。南海之教学者曰：‘以求仁为宗旨，以大同为条理，以救中国为下手，以杀身破家为究竟。’《仁学》者，即发挥此语之书也。而烈士（谭嗣同）者，即实行此语之人也。”（梁启超《校刻〈仁学〉序》）这未免有些张大其词。对于康有为，谭嗣同的确顶礼膜拜，奉若神明，在致其师欧阳中鹄信中盛赞“南海先生传孔门不传之正学，阐五洲大同之公理，三代以还一人，孔子之外无偶”，比作“一佛出世”，“不以师礼事之，复以何礼事之”。不过论思想，并不全部因袭，而有超越的一面。其超越，一在对西学的涉猎，二在批判传统与现实的深度与烈度。要言之，谭嗣同远比康有为激进。恰因过于激进，《仁学》成书之后，不敢刊行，“著成后，恐骇流俗，故仅以示一二同志，秘未出世”。那么这本书到底激进到什么程度？谭嗣同就义之前，把《仁学》书稿托付给梁启超，翌年，梁启超将书中部分章节刊于《清议报》——还是不敢全部公开发表——并在《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中表示：“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当时以开明著称的张謇，则斥《仁学》“创杂种保种之说，谬妄已甚”。这两种论调，貌似对立，实则指向同一点。

《仁学》的贡献，即在激进批判，论及建设，则无足观——以谭嗣同的性情与学力，注定难以从事建设性的工作。同时代批判中国传统的人物，没有人比他更勇敢、更猛烈。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云：“晚近世以来，学术思想之路益狭，而纲常名教之缚益严，然未有敢正面对而施呵斥者；有之，自复生始也。”——复生是谭嗣同的字。当然钱穆称颂谭嗣同，关乎其个体经验。十六岁那年，他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书，因故退学，住在疗养室，从室友枕下得到《仁学》，彻夜阅读，大受震动，早晨起来便剪掉了脑后的辫子，以示与清朝一刀两断，《仁学》的魔力，竟强悍如斯。

辫子是满族人的发型，极具政治象征意义。由此来说排满。戊戌年前，康有为号称“保中国不保大清”，按理说，不保大清，应暗含排满之意，不过康有为并未明示，至少在其公开言论之中，几无蛛丝马迹。相反，谭嗣同《仁学》，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所述，“鼓吹排满革命也，词锋锐不可当”。譬如称古代的暴君，只是以天下为其私产，满人“起于游牧部落，直以中国为其牧场耳，苟见水草肥美，将尽驱其禽畜，横来吞噬。所谓驻防，所谓名粮，所谓厘捐，及一切诛求之无厌，刑狱之酷滥，其明验矣”；并称满人不仅作恶，而且禁止国人记述、谈论其累累恶行：“《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薙发之令，所至屠宰掳掠，莫不如是。”“有茹痛数百年不敢言不敢纪者，不愈益悲乎！”他甚至还抨击曾国藩等为罪人，“可谓大愚”，因为他们拯救了大厦将倾的清朝。

《仁学》提到《扬州十日记》，这是史可法的幕僚王秀楚记载清军攻陷扬州、屠城十日的一本书，约八千字，读之如游地狱，令人或毛骨悚然，或悲愤填膺。因此书详细记录了清军血债，故而有清一朝，都被列为禁书。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主持时务学堂期间，“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梁启超还留下一则批语：“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故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或几乎息矣。”在守旧派眼里，这便是如铁罪证。后来曾廉上书弹劾康有为、梁启超，曾有“论《扬州十日记》，则指本朝用兵为民贼，令人发指眦裂等语”。

给学生阅读《扬州十日记》等禁书，激发排满之心，已属革命行动。说到行动，则显出谭嗣同与康有为的最大区别。前面说过，康有为的革命行动，名曰“和平革命”，主要有两种手段，一宣传民权，二筹谋自立——中间还可以加一种，即创办学会，以“开通风气，联络人才”。这三点，俱在谭嗣同的革命蓝图之中，有些环节，甚至更胜一筹。譬如对学会的预期，上升到“保国保教”的政治高度，“……国存而学足以强种，国亡而学亦足以保教。有学斯有会，会大而天下之权归焉”。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底，他和唐才常在湖南筹备南学会，有意作为国会、议院的试验田。如致陈宝箴长信，感谢巡抚大人允许开南学会，“国会即于是植基，而议院亦且隐寓焉”。皮锡瑞《师伏堂日记》亦云：“谭复生等禀请开学会，黄公度（黄遵宪）即以为议院。”（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97年12月14日）

这三种手段之外，谭嗣同还试图诉诸暴力或武装革命。这正充分呈现了他作为豪杰的一面——相比而言，康有为毕竟是书生，其革命之要旨，端在造势，而难以推进一步。他的武装革命，第一步在于物色人才。同样物色人才，康有为的眼光倾向庙堂，倾向官僚和知识人群体，他的眼光则倾向江湖，倾向会党和草莽英雄，用梁启超《谭嗣同传》里的话讲，叫“察视风土，物色豪杰”。说起来，他虽是官二代、贵公子出身，却一身侠气，慷慨豪迈，与江湖中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以致北方侠客大刀王五、通臂猿胡七、哥老会头目师中吉、湖南豪杰毕永年等，都陆续成为他的同志，肝胆相照，生死与共。他曾托毕永年和唐才常到汉口结纳哥老会，戊戌年应征北上，在武汉中转，亲自会见哥老会首领，勉励有加，出资助之。当时他和唐才常有约，南方依赖哥老会，北方结纳京师有志之士，“然后凭此二者之力而建功业”。

第二步是结社，成立公开或秘密组织，以供革命驱策。如果说南学会不算革命组织，试以自立会为例。据黄彰健考证，自立会并非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发起，而由谭嗣同手创。张难先作《烈士唐才常事略》，称“（戊戌）政变之未起，君与谭嗣同辈早有所图，从事联络大江南北会党与游勇，设自立会以部勒之，备缓念之用”。康有为哀悼谭嗣同诗，有“湘楚多奇材，君实主其盟”之语，亦有所指。

第三步是练兵，组建武装力量，以备举事或搏命。当时谭嗣同虽暗自联络会党，不过深知这些人不堪大用，他和唐才常所议定的重心，则在保卫局。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底，因德国占胶州湾，俄国占旅顺，人心浮动，伏莽堪虞，湖南即议筹保卫局，并起草《保卫局章程》。筹备期间，唐才常和他次第在《湘报》发表《论保卫局之益》《记官绅集议保卫局事》，皆希望把保卫局打造为保卫湖南的武装力量，“……保卫局乃一切政治之起点，而治地方之大权也”。当天皮锡瑞读到此文，曾感慨：“复生论保卫局事，可谓明目张胆而言之矣……”（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四日，1898年4月4日）在南学会第八次演讲之时，谭嗣同甚至明言“保卫局即是团练之意”：“……不如径办保卫局，而寓团练之意于其中，乃为经久之道。”说起团练，谭嗣同的用意昭然若揭。他虽在《仁学》书中批判曾国藩，此时则有意步其后尘。

这三步之后，或者说之前，还有关键一步，即流血牺牲。对此谭嗣同早有精神准备，戊戌年中，他曾致信欧阳中鹄云：“……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佛语波旬曰：‘今日但观谁勇猛耳。’”（这乃是谭嗣同一派的共识，熊希龄以温和著称，当时也说：“龄观日本变法，新旧相攻，至于杀人流血，岂得已哉？不如是，则世界终无震动之一日也。”）这番话不仅可见谭嗣同的大义凛然，还涉及他对局势的预判：中国必须流血遍地，才能浴火重生。他的死亡，就此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