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慈禧反对变法吗？

除了袁世凯，还有两个人，百年以来，陷入了雾锁烟迷的历史误会之中。

一是慈禧太后。此前我们谈戊戌年的派系与思潮，曾经指出，当时的政治派系，可分作帝党与后党、维新派与守旧派，不过帝党未必尽是维新派，后党未必尽是守旧派。譬如后党领袖慈禧，便不宜笼统划入守旧派之列，无论纵观其一生，还是仅限于戊戌年。论政见，她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其实用主义，重点表现为与时俱进（退）。甲午战争期间，她从主战到主和，义和团运动期间，她从主抚到主剿，翻脸比翻书还快，一切以时势变迁为转移，从不在乎打自己的脸。要言之，慈禧是唯形势论。只可惜晚清形势实在糟糕，国运每况愈下，哪怕与时俱进，也是得过且过，或者说拆东墙补西墙，往往因西墙缺口太大，把东墙全拆了都补不了——李鸿章的绰号“大清的裱糊匠”，同样适用于慈禧——这充分呈现了实用主义的最大困境，缺乏大略的实用主义，终将日暮途穷。

明确了这一前提，再来说戊戌变法。实用主义者往往利益至上，慈禧尤为突出。当事人王照认为：“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故以余个人之见，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陈夔龙亦云慈禧“并无仇视新法之意”，后来发动政变，扼杀变法，“徒以利害切身”（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说白了，变法无碍她的利益，她便支持，有损她的利益，她便反对。

外国人的观察，可为佐证。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1898年6月15日），翁同龢被他的学生光绪罢黜，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与张荫桓谈及此事，张荫桓称“太后也有改革之意见”，矢野表示同意：“太后原本即是喜欢革新派之人，故皇帝翻然归向革新之说，可使皇帝与太后之亲情更加密切……”九月二十五日（11月8日），庆亲王奕劻拜访矢野文雄，谈到政变后的政局与政策，为扼杀变法的慈禧辩解：“皇太后之本意，也未必在于守旧。然为事之要，以实为先。苟得行其实，名不及变者多也（盖尽可能不变旧法制之名，而行改革之实之意）。今日之时势实有改革之必要，太后固然知之，只是不悦大张改革之名、少得改革之实、徒使人心动摇而已。故今日之方针，既不云维新，亦不必云守旧，而不外有依次进行必要改革之深意。”（转引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这乃是过誉之词，以安列强之心，不过前两句也是实情。此外，在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看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之间的冲突，并未涉及政见的不同。”对于那些认为“太后敌视变法”的论调，他认为“是无根据的，或过甚其词的”。

说罢外人，再说当事人。慈禧自己怎么看待变法呢？这里且列举两种史料和观点。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云，戊戌年春，光绪感于亡国灭种的危机，对奕劻说：“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奕劻转告慈禧，慈禧大怒道：“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奕劻力劝，慈禧最后应允道：“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由是变法开幕。这一说法，流传甚广，不过我始终以为，苏继祖此书可信度不该高估，作者虽是戊戌六君子之一杨锐的女婿，却非戊戌变法的局中人，变法期间，他也不在北京，加之一生潦倒，仕途止于小吏，眼界与见识十分有限，以致他的著述，号称“数旬访询，反复考核，采之都中上下口吻，证之京津先后见闻”，却充满耳食之言和皮相之谈，甚至错谬不堪。拿我们引述的这番话来说，问题在于，一来光绪亲政之后，对慈禧采用“事后报告制度”（茅海建语），手上不缺事权或话语权；二来以光绪的性情，以及对慈禧的敬畏，只怕不敢以退位向慈禧叫板；三来在戊戌政变之前，光绪与慈禧的关系尚未紧绷到敌对的程度，慈禧还不至于说出“我早已不愿他坐之”这样的狠话。苏继祖凭借自己的政治臆想，以及对光绪的忠诚（书中一直为光绪叫屈），虚构了这番对话，未免看低了慈禧。

相形之下，沃丘仲子（费行简）《慈禧传信录》有一段记录，他虽斥之为“门面语”，实则更为可信。慈禧曾与光绪谈论变法，总计表达了三点意见：

一，“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这是事实，没有人能够否认，慈禧是洋务运动的领导人，可证之以矢野文雄的判断：“太后原本即是喜欢革新派之人……”

二，“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与此相应，有意把慈禧塑造为变法之反对派的苏继祖也说：“然推之太后之心，未必不愿皇上能励精图治也，未必不愿天下财富民强也。至法当变不变，未必有成见在胸也。”

三，“若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苏继祖亦云：“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为变法划出边界，无可厚非，结合当时国情，恰可见慈禧的政治成熟。此外，《慈禧传信录》还记道，光绪曾将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呈上慈禧，“后亦称其剀切，第戒帝勿操之过蹙而已”。（《戊戌变法》第一册）这也是一说，可参《周馥自编年谱》：“康有为屡上救时之策，大臣多保奏，上信任之。时太后退居颐和园，不与政，但属上勿专信新进急切改图而已。”又如张权致张之洞信中云：“刘博丈（刘恩溥）言，今上变法甚急，慈圣颇不以为然。每日谕旨，慈圣俱不看，但云：随他闹去罢。”（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1898年8月9日）两种论述的差异在于，一者认为慈禧把变法的边界定于祖制（传统），一者认为定于方式，提醒光绪不要操之过急。

继续举证。从光绪十五年（1889年）慈禧归政、光绪亲政，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慈禧再度垂帘听政，这十年间，光绪与慈禧的权力关系，大体可总结为“小事由皇帝做主，大事须太后点头”。变法自然是大事，慈禧若不同意，光绪则不可能在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发布《明定国是诏》。查《清实录》和《光绪帝起居注》，光绪发布诏书前三天，一直与慈禧同住颐和园，朝夕相见，变法决策，必定二人合力而非一方抉择。试看翁同龢当天日记：“是日上奉慈谕，以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等因，并御书某某官应准入学，圣意坚定。”（《翁同龢日记》第六册）——“上奉慈谕”，上即光绪，慈即慈禧，这足以证明慈禧同意变法；“今宜专讲西学”，足见变法决心之坚。

那么，慈禧从赞成变法到反对变法，此间到底经历了什么呢？有人将守旧派标签贴在慈禧身上，说她对变法的破坏，蓄谋已久，持之以恒，一言一行，莫不反动。这当然是一种误会或扭曲。事实上，慈禧的转向，是一个渐进与曲折的过程。与光绪推行变法同时，她也在对权力进行布局。当光绪未与她商量，一怒之下罢免礼部六位堂官，她尚且按兵不动，因为此时大局尚在掌握之中；当光绪欲开懋勤殿，召见伊藤博文，才使她感到紧张，从而发动政变。这中间的要素，正是权力的消长。

还需注意，如茅海建所分析的那样，“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其政策取向还不是完全倒行逆施。除了捉拿康氏兄弟、将宋伯鲁革职外，并无其他停止新政的谕旨”。换言之，此时所涉及的只是太后与皇帝的权力之争，尚未波及变法政策；直至袁世凯告密、围园杀后之阴谋传到北京，新政才与光绪一道被打入另册。就此说来，哪怕到最后关头，慈禧对于变法，依然有其考量。从结果来看，她堪称扼杀变法的刽子手，然而这并不代表，她从一开始便是变法的反对者。

补记：

据孙宝瑄日记，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太后召见李鸿章，以弹章示之曰：“有人谗尔为康党。”李鸿章决然答道：“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1900年1月12日，《孙宝瑄日记》）对此，方绍伟诠释道：李鸿章对慈禧知之甚深，算准了慈禧并不反对变法，只是反对康有为式的变法，才敢这么说，以致令慈禧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