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新旧之间的翁同龢

二是翁同龢。

历史的误会，表现在翁同龢身上，并不亚于慈禧。慈禧被误判为守旧派，翁同龢则被误判为维新派，甚至被推举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这于慈禧是丑化，于翁同龢则是美化。吊诡的是，美化工程的始作俑者，恰恰是被翁同龢指为“居心叵测”、激化他与光绪的矛盾，最终导致他丢官弃职的康有为。这之间的种种纠葛，则使历史呈现了扑朔迷离、鱼目混珠的一面。

纵观翁同龢一生，足可断言，其人固然一度周旋于新旧之间，论思想底色，却是标准的守旧派。彼时判断新旧，有一些简便的标尺，譬如对外国的态度、对洋务的态度、对西学的态度等。以此来看，首先，翁同龢不通西学，老冤家李鸿章曾嘲笑他“目不观西籍，但知善奔走东华门耳”，东华门即紫禁城东门，此处指皇宫，翁同龢平步青云，主要凭借帝师的身份而非才略。其次，他不怎么待见外国人，光绪二年（1876年）初，总理衙门举办新年宴会，盛邀各国公使，翁同龢在座，与客人“始终未交一言”，不唯如此，他甚至“未沾一滴一脔，饥寒交迫”，以这等决绝的态度，与外国人划清界限，后来他还斥各国公使为“一群鹅鸭杂遝而已”。更好玩的是，他不但讨厌外国人，还讨厌与外国人有关系的人，譬如外交官和洋务人士，曾纪泽用英语与外国人周旋，在他笔下则成“作夷语，啁啾不已”；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三（1896年5月15日），他见到容闳，写日记道：“江苏候补道容闳，纯甫，久住美国，居然洋人矣，然谈银行颇得要。”（《翁同龢日记》第五册）从“居然洋人矣”一句吐槽，可知他的反感。一报还一报，外国人对他同样反感，美国驻天津领事认为他极端排外，“是顽固派中的顽固派”，英国人赫德、窦纳乐都给他扣上了“守旧”的帽子。

再说对西方器物、技术的观感。光绪十四年除夕（1889年1月30日）翁同龢日记云：“况火轮驰骛于昆湖，铁轨纵横于西苑，电灯照耀于禁林，而津通开路之议，廷论哗然。朱邸之意渐回，北洋之意未改。历观时局，忧心忡忡。忝为大臣，能无愧恨？”（《翁同龢日记》第四册）他的愧恨之情，主要针对火轮、铁轨、电灯等在中国的风行，尤其修铁路，他更是坚定的反对派。

光绪十八年正月初五（1892年2月3日），李鸿章七十大寿，初六，其子李经进早夭。翁同龢日记云：“闻合肥相国之幼子（颂阁之婿，今年十五，极聪慧），于初六日病卒，三日病耳。相国初五日寿，将吏云集，致祝之物，争奇竞异，亦已泰矣。倚伏之理可畏哉，相国笃信洋医，此亦为其所误。”（光绪十八年正月十三日，1892年2月11日，《翁同龢日记》第五册）最后一句可见他对西医的敌视。

翁同龢对西方、西学的态度，今人也许觉得不可思议，当时只道是寻常。不必说翁同龢写日记的那些年，哪怕到了戊戌年、庚子年，甚至更晚，中国主流，依然守旧。拿戊戌变法期间的故事来说。京师大学堂开张，要请一位总教习，先请盛昱，盛昱不干，发誓道：“若朝来请则午死，午来请则夕死。”再请王先谦，他也不干。此中缘故，则在京师大学堂中西并举，盛、王之流都不愿沾西学，故而坚辞，足见守旧——王先谦素有守旧之名，盛昱是晚清满人当中的杰出人才，曾为清流党干将，不想也是“望洋兴叹”。如此国情，出一个翁同龢，有什么好意外呢？反倒在情理之中。

翁同龢的守旧，在甲午战争当中表现最为显著。他一味主战，除了清流的迂阔、与李鸿章的矛盾等，最重要的原因，则在他的头脑尚且沉迷于天朝上国的幻梦之中，认为日本蕞尔小国，不堪一击，大清必可一战而胜之。然而，正是这一战，把他给打醒了，意识到“非变法难以图存”，开始讲求变法。如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98年1月16日）日记云：“上颇诘问时势所宜先，并以变法为急。恭邸默然。臣颇有敷对，谓从内政根本起。诸臣亦默然也。”——前后两番“默然”，足见朝堂的守旧氛围，翁同龢能够觉悟、转向，已经大不容易。

可悲的是，转向变法的翁同龢，反而陷入了更大的困境。他脱离了守旧的队伍，不过由于思想底色、性情等元素的桎梏，对于维新的投入，并不彻底。他所主张的变法，自然不同于康有为所宣扬的变法，其政见大抵可划入“中体西用”一派，甚至只知坚守“中体”，对于“西用”则不甚了了，因为他实在不通西学。当时“中体西用”的代言人，在中央是他的好朋友孙家鼐，在地方是与他有怨的张之洞，与这二人相比，他则要保守或迂阔一些。由此他陷入了新旧之间的两难困境：“当此之时，同龢所处地位为难，南北之争、英俄之争、满汉之争，以至帝后之争，同龢无不身当其冲。同龢非不知中国需改革之切，而不敢同尽废旧章之改革；非不知中国需才之殷，而不敢用驰突不羁之才；非不愿有所建树，而不敢以首领禄位为孤注。故于变法之论，未尝执义力主，亦未尝倡言反对。官宦伎俩，首鼠两端，非新进如康党诸人所知也。”（何炳棣《张荫桓事迹》）曾毓隽《宦海沉浮录》亦云：“翁同龢持两端，受新旧两派排挤。”谭训聪则从另一角度道出了翁同龢的尴尬：“翁公清帝师傅，有志维新，但持重不积极，旧派憎其袒帝，新派厌其迟缓，缘此得罪。”

明确了翁同龢的政治身位，再来说他与康有为的关系。按康有为一派的叙事，翁同龢对康有为，不止赏识、敬服，简直顶礼膜拜，譬如向光绪力荐康有为“才堪大用”“才具胜臣百倍”，稍后听说康有为有意离京南下，“凌晨来南海馆”，“排闼入汗漫舫”，终于把他留住——这一幕神似萧何月下追韩信（康有为有诗《怀翁常熟去国》，即吟此事，“深惜追亡萧相国，天心存汉果何如”一句，把翁同龢比作萧何），与举荐康有为对照，一叹一咏，一反一正，皆表达了翁同龢对康有为的看重。不过，检索《翁同龢日记》，却未发现“凌晨来南海馆”的踪迹，相反，从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日记当中（当时叫“南海布衣康祖诒”），此后十年，与这个名字相随的几乎都是贬词，如“经家一野狐”“策士”“狂甚”等。大体而言，无论学问，还是政见，抑或性情，翁同龢与康有为都不可能成为同志。在时势与利益的驱动之下，他们一度携手，当时势激变，利益破裂，终将反目成仇，反戈相向。

此前我们曾说过，向光绪大力推荐康有为的乃是张荫桓，而非翁同龢。与此相应，翁同龢与光绪的矛盾爆发，恰与二人对康有为的态度相关。请看《翁同龢日记》（第六册）：

上命臣索康有为所进书，令再写一份递进。臣对：与康不往来。上问：何也？对以此人居心叵测，曰：前此何以不说？对：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七日，1898年5月26日）

另据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光绪帝听到翁公‘此人居心叵测’一句话，就问道：‘何谓叵测？’翁公答：‘叵测即不可测也。’”萧公权解释道：“一般来说，‘叵测’二字含有中伤的意味，其义近于‘叛逆’……光绪帝显然被翁的强烈语气所震怒，故翁马上改以字面上的意义来回答，以缓和这种紧张状态。”

翌日，二人冲突加剧：

上又问康书，臣对如昨，上发怒诘责。臣对：传总署令进，上不允，必欲臣诣张荫桓传知，臣曰：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退乃传知张君，张正在园寓也。（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八日，1898年5月27日）

此时光绪已经折服于康有为的变法论，翁同龢如此表现，尤其前后不一（翁同龢声称与康有为不往来，未必缘于近读《孔子改制考》，而是见康有为过于激进，被守旧派围攻，甚至惊动了慈禧，如其致廖寿恒信中云：“今日太后临朝，问康、梁甚急，略有怒容……太后且有不得康、梁，翁某亦有罪咎之语，”足见他唯恐被牵连，故而公开划清界限），势必引燃他的怒火。二人关系越近，怒火便越激烈。

二十天后，翁同龢被责令开缺回籍，官方理由是“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背后原因则如张荫桓对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所述：

翁同龢开缺之因，其源甚远。先日清之战时，该人即主开战。此战以来给中国酿成无数灾难。尔后，翁所主张诸政策多未允协，且于内部被视为骄恣专权之事亦不在少数。此等之事逐渐积累，遂演成今日之事。又，关于近来之事，德国亲王谒见皇帝之时，翁固拒绝皇帝与其行握手之礼，皇帝则采用其他革新派之意见，与之行握手礼，于是翁对皇帝大放怨词。又其节飨宴之时大臣理应坐陪，翁氏亦不为之。诸事凡不和其意者，恼怒之情溢于言表。此等之事逐渐积累，而成免黜之口实云云。（转引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

这是关于翁同龢被罢黜最重要的解释。首先，罢黜翁同龢的不是慈禧，而是光绪，张荫桓属于帝党，犯不着为慈禧遮掩，当然此事必须经慈禧同意，所以其运作逻辑应是：光绪大义灭亲，慈禧推波助澜——她早已不待见翁同龢。其次，哪怕翁同龢提倡变法，依然难脱守旧本色，戊戌年初，对于如何接待德国亨利亲王，光绪的态度相当开明，可是他提出的各种与国际接轨的礼仪改革，一再为翁同龢等大臣所阻，以至“盛怒”，师徒之间的裂痕渐渐扩大，如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1898年6月12日）《翁同龢日记》云：“上欲于宫内见外使，臣以为不可，颇被诘责。”最关键的一点，即对变法的态度，除了不肯帮康有为递书，还有更显著一例：光绪发布《明定国是诏》，诏书由翁同龢起草，此前光绪已经与慈禧商定“今宜专讲西学”，翁同龢却主张“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落实在诏书当中，遂成“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殊不知“空疏迂谬之弊”，正由“圣贤义理之学”所酿成——这一“中体西用”，导致光绪锐意进取的变法精神大打折扣，不由得他不生气，此刻他眼中的掣肘者，则成了这位翁师傅，欲行大事，必先去之。

这里可补充一点后续。光绪对翁同龢的怒火之烈，数年不熄，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月，翁同龢去世，“庆王为之请恤，上（光绪）盛怒，历数翁误国之罪，首举甲午之战，次举割青岛。太后不语，庆王不敢再言，故翁无恤典”。这是王照的记载，他还赋诗一首云：“当年炀灶坏长城，曾赖东朝恤老成。岂有臣心蓄恩怨，到头因果自分明。”（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大意是，翁同龢落得这般下场，正应了因果报应。

回到戊戌变法的激情岁月。连自己的老师都要罢免，对朝中的守旧派而言，无疑是一记严重警告。自此，光绪的变法之路一意急进，再无阻碍。如张元济致沈曾植信中所感慨的那样：“自常熟（翁同龢）去国后，举行新政，明诏迭颁，毫无阻滞。其融泄之情必更有进于畴昔者矣。”（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1898年8月5日）在张元济这样的维新派看来，翁同龢被驱逐，大快人心，值得欢庆。只是他不会想到，徘徊于新旧之间的翁同龢，有时是绊脚石，有时则如刹车片。失去了刹车片，列车只能狂飙突进，直奔末路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