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

这些年来，我对康有为的认知，是一个“正—反—合”的过程。所谓正，源于少时读正史和历史教科书，康有为被塑造为正面人物，他的维新思想被形容为“思想界之大飓风”“火山大喷火”，他发起的改良运动被判定为“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趋势”“具有进步意义”，当然他也有局限，即阶级局限，这被视作戊戌变法失败的最大原因。如此等等，俱是宏大叙事，作为一名尚未发蒙的中学生，对此只能接受，不过仅限于接受，难以深入肺腑。当时真正打动我的应是他的一句豪言壮语。荣禄问他，祖宗之法如何遽变，他悍然答道：“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若干年后我才知道，这句话出自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未必可信。随后还有一句话，与之遥相呼应，说来好笑，这竟不是谭嗣同的名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而是谭嗣同夜访法华寺，游说袁世凯杀荣禄、清君侧，袁世凯表态道：“……诛荣禄如杀一狗耳。”——此言出自梁启超《谭嗣同传》，可信度同样不高。然而，彼时我非但无从辨识这两句话的真伪，反而为之震撼不已。那两个“杀”字，构成了我对康有为和戊戌变法的最初印象：康有为不是书生，而是豪杰，戊戌变法则是杀气纵横、杀机四伏的政治运动。

二十岁后，开始读史料。我发现了非常奇异的一幕：近世人物笔下，除了康门子弟，罕见对康有为的正面评价。像汪康年、张元济那样，一面批评康有为行事操之过急，不能容纳异己，一面肯定其开风气之功，已经相当难得。更多人只有贬斥，毫无赞词。譬如与康有为原本交情匪浅的沈曾植，其人亦属新派人物，戊戌年后，谈及康有为，简直深恶痛绝：“糠孽大名，遂满宇宙；南城谈士，卷舌无声。假留我辈数人，何至令渠跳梁如此？……世事非变法不可为，而变法之机，为此君卤莽灭裂，中生变阻。”（《沈曾植致文廷式》）“康逆平生伎俩，专藉名流文字，上欺贤宦，下罔生徒，如朱蓉生（朱一新）、文仲躬（文悌），皆其徒所称为康逆讲学至交者。文幸身为台官，得以上书自白；蓉生身后著述大行，彼党不得以一手掩天下人耳目……天祸人国，生此妖物。”（《沈曾植致王彦威》）“康梁之说，邪说也；其行事，则逆党也。事状昭然，无可掩饰。彼且讳饰其邪逆，覥然自称曰新党。其狡狯之计，不过欲以此名强自解于天下，而又冀污染海内士流，误朝廷而斲丧国家之元气。”（《沈曾植致黄绍箕》）……若不知情，还以为沈曾植与康有为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实则二人并无一分私怨，沈氏的批评，完全出于公论。

我读中国近代史，大爱高阳先生的小说。譬如《慈禧全传》等，虽是小说家言，知人论世却鞭辟入里、洞幽烛微，有时完全可作信史来读。无独有偶，高阳对康有为也是十分不屑。不必说演义的小说情节，单是《十疑康有为诗并注》，“奔走皇室权贵门，每言常熟最情敦”“不幸有兄如此人，无端诛戮忽临身”“使得人间造孽钱，师徒海外望如仙”云云，字字如刀，把康有为切割得体无完肤。更有甚者，高阳曾在《翁同龢传》序中立誓：“尤其是康有为卖君、卖师、卖弟、卖友之罪，有我高阳在，他将无所逃于天壤之间，”他声称要写一本《戊戌变法新考》，来戳穿康有为的画皮，可惜未竟全功。我还见过他人引用高阳的一句话：“近世高级知识分子，欺世盗名，奸险无耻，莫过于康有为，”只是不知出处何在，姑且抄在这里。受高阳影响，我对康有为渐生厌憎之心，并加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评语。

除了其人的品行，此时我对康有为的反感，还关乎政治路线之争。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有为属于标准的激进派，我则坚持渐进本位，讲究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等，对于激进主义的种种路数，如大刀阔斧、一蹴而就，自然看不顺眼，啧有烦言。至于以康有为作靶子，拿他开刀，则是因为，一来他是一个失败的激进派，戊戌变法是一场失败的激进运动；二来激进主义的缺陷，在他身上皆有鲜明表现，因此最适合拿来批驳。

等我真正学会知人论世或知世论人（余英时先生有言：“史者，知人论世之学也”），已经是三十岁后。人与世是一体两面，互相成就或败坏，论人必须知世，论世亦当知人。拿康有为来说。他的激进，固然有学问和性格成因，却也与世道或时代的剧变息息相关。如梁启超所云：“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甲午一战，人心思变，在亡国灭种危机感的严重刺激之下，倾向激进，正在情理之中；从另一面讲，康有为的激进策略所主导的戊戌变法，加剧了时代的前行速度，甚至直接点燃了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火种，这则是人对时代的造就。明确了这两面，我对康有为，再无爱憎分明的成见，而努力尝试胡适所言的“持平之论”：“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胡适致苏雪林》）这似乎可视为正反之后的“合”。

以往研究戊戌变法，大多以事为脉络，我则别出心裁，试图以人为线索，把人置于时代的激流旋涡之中，观察人的抉择如何影响时代，抑或被时代影响。如你所见，康有为的激进主义塑造了戊戌变法的政治气质，不料戊戌变法所开启的激进时代一路冲刺，反把其发起人远远抛在了起跑线上。打个比方，戊戌年前，康有为是时代绿茵场上的前锋；戊戌年后，则渐渐退回中场、后卫，以至在替补席中落落寡合、蹉跎日月——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命运，严复，以及以善变著称的梁启超，何尝不是如此呢（民国初年，梁启超尚且能够追随潮流，与时俱进，等到五四运动开幕，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他则无奈落伍于时代，1929年初去世之时，舆论反应之冷淡，完全无以匹配其历史地位，杨度挽联遂有“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之叹）。由此可见人与时代的纠结：我们称康有为为造势者，然而他所造之势，反把他淘汰，他所启动的时代，反把他抛弃。

既然已经说到康梁，不妨提一笔谭嗣同。近世人物，谭嗣同是我最喜欢甚至崇拜的人之一。基于这样的深情，以前写他，不由圣化，譬如他在戊戌年的转向、他的死亡等，我的论析，常常以建构、加固他的英雄和侠客形象为目的，其代价，则是失真。真则是历史学第一价值。如此一来，必须选择，我们到底需要一个真实的谭嗣同呢，还是虚化的谭嗣同？事实上，书写真实的谭嗣同——如承认他感恩于光绪的召唤而北上，从革命转向改革——可能有损他的光芒，却使他的生命愈发鲜活，使他与时代的距离愈发亲近：原来像谭嗣同这样的人物也曾受困于肉身的苦痛，也曾局限于时代的束缚，他是时代中的人，而非时代外的人，他为旧时代赴死，而为新时代永生。

说到最后，还是人与时代的关系。今年是戊戌变法一百二十周年，我写这段历史，从大处讲，是为国运；从小处讲，则为个人。执笔之际，常有浮想，两甲子前的康有为们，置身于国家的危机之中，置身于文化的激变之中，如何惶惑、如何焦灼、如何沉思、如何奋勇。如今我们伫立于潮流之外，来评判潮流之内的康有为们，种种后见之明，一发不可收拾。然而，诸如中与西之争、旧与新之争、渐进与激进之争、文化与制度之争，以及在此种种冲突之中，个体何以自处，何去何从等，这些一百二十年前的老问题，怎么困惑先人，便怎么困惑我们。

2018年9月28日于宁波

时值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就义一百二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