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酝酿本书的十年，恰好就是后金融危机的十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货币金融研究在全球学术圈都成为一门显学。这十年间有许多同行学者围绕金融货币问题出版了大量专著，其数量之多已经超过了专业人士的阅读能力。但即便如此，笔者发现这个领域仍然存在着不少谬误和错觉，比如在债务、利率、汇率等问题上，许多意见领袖和关键人物的底层知识竟然是完全错误的，不少声誉卓著的学者也常常说出外行话来。之所以有这种匪夷所思的局面，笔者发现主要是过去四十年间新自由主义几乎垄断了在货币金融领域的知识创造和传播。央行独立性、市场化、全球化，这些概念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全球政治正确的表述而不是技术性概念和政策工具。任何曾经高明的东西，一旦成为教条，就会让人变得愚钝僵化。后金融危机时代，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知识界的信用已经趋于破产，但是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仍然很受追捧。看到那么多学术界和政策界的大人物被右翼意识形态催眠而不自知，笔者对他们充满了同情。所以，尽管笔者并非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左翼学者，但是在本书中把重心放在对自由主义观点的批判上，揭露他们所传播的伪知识，并努力提供一套替代性的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

如何知道本书提供的替代性理论和新命题、新观点才是相对正确的？或者说，笔者的理论自信从何而来？

首先，笔者相信卡尔·波普尔的证伪哲学，即没有谁手中能掌握绝对真理，包括笔者在内。在课堂上，笔者一直提醒学生们，我们大学教授写书的第一动力是为了评职称和完成学术考核任务，至于探究和传播真理则在其次。所以敢于并乐于怀疑一切大师、权威和经典，是走向思想独立的必要的第一步，也往往是最难的一步。本书中提供的替代性知识也必然包含着许多谬误，但其最大价值在于：让那些原本以为自己掌握了很多知识的读者们意识到，他（她）此前自以为了解的事情很可能是存在着严重的错误。

其次，笔者相信读者们的智力和判断力。由于议题的专业性，本书的潜在读者群显然拥有高于中国当下平均值的知识基础和智力水平，而按照美国学者们的实证研究，中国人的逻辑得分平均值又显著高于全球平均值，因此笔者对本书读者的逻辑能力和判断力很有信心。当他们读到本书一系列特立独行的观点，看到本书提供的大量数据图表，并用现实世界的各种现象去比对和证伪的时候，相信其中多数人会逐步意识到此前他们在弥散的自由主义知识氛围中被植入的许多观念是多么荒唐。

最后，正如小平同志所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笔者喜欢金融投资大师乔治·索罗斯（他恰巧也是卡尔·波普尔的门生）的一句名言，put your money where your mouth is，即用真金白银在市场上验证自己的理论和判断。过去20年来，笔者设立了一个封闭账户，在持续满仓做多并且不用杠杆的前提下，笔者的账户从500元人民币变成了36万元，复合年化收益率达到了38%，而同期上证指数仅仅从1999年的1800点上涨到3000点。其原因，当然离不开自身相对于绝大多数国内市场参与者的某些信息和知识优势，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笔者在知识框架的构建上优于包括多数公募基金经理在内的各路竞争对手们。笔者常在课堂上说，公募基金经理们主要是财政金融主义学院和经济学院的课堂培养出来的，而他们的学生极少有人来旁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课程。这虽是玩笑话，但逻辑上讲，所有的无风险收益都来自他人的错误，上述账户的高收益不是因为笔者高明，而是交易对手们多数被错误的思想体系催眠了。

实践也可以用来证伪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就投资实践而言，西方经济学专业的教授们极少有在金融市场上投资盈利的案例，亏损连连、屡战屡败的倒是常有耳闻。华尔街很少会邀请西方经济学名家们去公司演讲，许多著名的资产管理公司（比如大奖章基金和司度基金）在录用人才的时候喜欢招聘物理学、数学、生物学、气象学等学科博士，但坚决不招收经济学、金融学毕业的年轻人，其中道理可见一斑。就政策实践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美国学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人通过各种渠道主导了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其发展效果很不尽如人意；连美国自己也被那一套伪社会科学弄得金融泡沫化和经济虚拟化，相对于全球的国力优势持续削弱。正因此，笔者也衷心希望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界能真正找到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抛开欧美同行设定的框框，用我们自身的经验、智慧和全球视野，建构出真正能解释历史、现实乃至未来的政治经济学。相信本书也将成为这一伟大的知识创造过程早期的一小步。

翟东升

2019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