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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美国的选举民主体制允许各种利益集团参与政治表达和游说。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都会在不同议题上卷入政治和政策决策上来，选票、政治捐赠、舆论营造和游说为他们提供了干预政策捍卫利益的各种手段，而三权分立和舆论独立则为他们提供了为自身利益发声的多元化通道。这样一种制度安排，曾经是美国政治学教科书上引以为傲的内容。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起，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制衡与竞争开始被逐渐打破，华尔街金融利益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日益凸显，最终导致政治经济体系的失衡。
美国政府对于金融部门的偏爱，源自这个行业对政界人士的选举事务的慷慨投入。金融业的巨大经济收益使得这个行业成为政治竞选的主要捐赠者，通过为竞选者筹集资金，金融业也获得了相应的政治影响力。
图4—1 华尔街在历届大选上的花费
资料来源：王国红：《美国金融危机、金融管制与管制俘获》,《武汉金融》2010年第4期。
图4—1显示的是2008年前金融利益集团在美国大选上的花费，金融及其相关部门从20世纪80年代起悄然成为最大的竞选献金贡献方 [1] 。金融业创造和积蓄的巨大财力给了银行家巨大的政治捐赠能力，在1998—2008年的十年间，美国金融集团先后花费17亿美元作为“选举献金”投资到华盛顿。华盛顿的政客们知道，金融业无论对于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还是对于他们个人的职业生涯来说，都非常重要。美国的法律对政治捐赠有许多限制，但是华尔街成功地开辟了新的通道来购买权力，政治行动委员会便是其中之一。索罗斯曾经一次性投资1000万美元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在大选期间通过广告和舆论动员鼓动选民们反对小布什的政策理念。
上述数字听起来绝对值不小，但是如果对比美国政府机构的开支，竞选捐赠的规模可谓九牛一毛；而考虑到国会法案和政府政策所能撬动的巨大利益调整，竞选捐赠带来的“金钱—权力—金钱”杠杆回路更是惊人。这也就不难解释华尔街对政治捐赠的持久热情：通过投入大量的选举资金，美国金融机构可以“收买”许多国会议员、政府官员以及金融监管机构的权力，而这些权力可以在各个领域转化为政策，最终都转化为金融市场上有利于相关机构的价格变动。政府本应是金融业的监管者，但是金融业的政治选举的巨额投入成功地俘获了自身的监管者，作为回报，政府在金融危机之前的很多年内没有出台任何有约束力的管制金融业的政策，即便是金融危机之后，所出台的监管法案也是“没有牙齿的老虎”。政策的制定者本应该督促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业施加更为严苛的监管以抵御风险，但他们现在失去了这种动机。而除此以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曾指出，尽管金融业是政治竞选中最主要的捐赠者之一，但是它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已经不必像烟草公司或者军火商那样，冀望于通过政治捐赠方式获得什么直接的好处。 [2] 查尔斯·凯罗米利斯（Charles W.Caro miris）和史蒂芬·哈珀（Stephen H.Haber）在他们的著作中谈到了政府在银行体系面前所面临的利益选择上的冲突：而其中最明显的一大冲突就是，政府既要对银行的冒险行为进行管制，但同时又视其为重要的公共资金的来源，这使得政府具有一种动机，将为政府塑造有利的融资环境放在第一位。 [3]
在政府和金融业之间还存在着“旋转门”现象——关键人员在金融部门和政府之间的双向流动。上文引述的剑桥大学史蒂芬·哈珀教授本身的职业生涯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笔者与之相识于2005年，他获得剑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之后，于20世纪70年代初入职美国联邦政府，并幸运地躲过尼克松政府的危机，到了里根总统时代，他官至助理国务卿帮办。老布什总统的第二任期竞选纲领即出自他的手笔，但是大选失败之后转战金融圈，成为一家商业银行的董事长，任职期间收购了另一家银行而获得部分股权，最后又把银行卖给了更大的银行，从而在短短几年内成为亿万富翁，并利用其财务资源开办电台媒体。小布什组阁时曾考虑延聘其入阁，但是他因理念分歧而拒绝，回归学界成为剑桥大学的教授。哈珀教授的人生经历其实不过是整个美国政界的边缘缩影而已。笔者接触过的美国精英阶级中不乏类似的故事，但是也有几代政治世家因为与华尔街势力结仇而被排挤出政界的反面案例。如图4—2所示，美国历届政府最重要的30个职位中，具有华尔街背景的任职者比例不断上升，在克林顿时期更是有一半以上的白宫官员来自华尔街。即使千禧年后有下降趋势，依旧比30年前高出许多。 [4]
图4—2 白宫内重要职位中有华尔街背景的任职者占比
资料来源：笔者统计整理。
罗伯特·鲁宾（Robert Robin），曾任高盛主席，然后成了克林顿时期的财政部部长，之后又回到华尔街任花旗集团的执委会主席；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高盛原首席执行官，后成为小布什政府的财长。盖瑞·甘斯乐，作为高盛前财务主管，在克林顿任内担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是美国去监管规定的积极支持者；约翰·斯诺（John Snow），卸任财长后，成为希伯鲁（Cerberus）资产管理公司的主席；杰拉德·克里根（Gerald Corrigan）先是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而后成了高盛公司的行政人员。而威廉·杜德利（William Dudley）则完成了反向的“旋转”，他先是作为高盛公司的合伙人和董事总经理，而后成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还是D.E.Shaw对冲基金高级主管，同年兼任摩根大通、花旗集团、美林证券、高盛集团的顾问与培训讲师。此外，格林斯潘卸任美联储主席之后，担任太平洋资产管理公司（PIMCO）的高级顾问，为该公司在全球债券市场上的领头羊地位保驾护航。 [5] 在中低层次上，双方更是存在巨量的人员流动。这种交织现象，不仅仅强化了新自由主义价值观从华尔街向华盛顿的渗透，更是把高盛这样的公司变成了华盛顿高级干部轮训学校，让华尔街的权力一度扩张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在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时期，甚至一度兴起了“高盛政府”（Government Sachs）的说法。华尔街与华盛顿之间人事上交流与游说成功地塑造出一套信仰系统，不懈地推动金融主导的资本主义。即在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中，让政府的决策者们普遍地相信“对华尔街有利的就是对美国有利的”。
在政界和金融界的共同倡导之下，金钱崇拜的华尔街投机致富价值观进一步扩散到整个美国社会。甚至连美国的大学教授们也受此社会风气的影响，不仅是经济金融的诺奖获得者们，还包括数学、理论物理、气象学的教授和博士们，都把人生和职业前途拐向华尔街，利用自己所学在金融市场上赚取高额利润成为人生赢家。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财团与美国政府，尤其是财政部、联邦储备委员会、证券交易委员会之间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一个关系极为紧密的政商联合体，而IMF、世界银行、华尔街金融机构、美联储和美国政府都属于这个政商联合体的不同分支。处于中心位置的则是大型商业银行、保险公司、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的高管，他们对美国的货币、贸易、能源、金融乃至外交政策都有着非同寻常的实质性影响力。尽管克林顿当政期间出炉了《1995年游说披露法》以限制利益集团体系被滥用，政商联合体依旧左右着美国政府国内国际的经济与金融政策的走向。金融利益集团利用这些有着双重背景的说客向政府施加压力，使政府通过了许多放松金融监管的法律及相关政策。 [6]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指出，政治游说放大了利益集团的政治诉求，扭曲了美国政策制定的过程。 [7]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金融管制的宽松化、新的金融工具的创造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美国的金融部门与全世界的金融业都被高度整合和串联起来，国际金融成为“全球化”一词最适用的领域。 [8] 通过政治捐赠和人员旋转门成功地俘获了华盛顿政治权力的华尔街，最大的政策诉求是金融去监管化（financial deregulation）。
表4—1 20世纪后20年中美国金融去管制化的标志性事件
资料来源：Matthew Sherman,“A Short History of Financial De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2009。
表4—1中记录的是20世纪最后20年间，美国金融系统去管制化的标志性事件。格林斯潘认为“为稳定市场而产生的监管工作只能产生很多障碍，提升无效的政府工具”。总的来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利率市场化和自由化。“Q条例”限制了银行存款利率的上限，使得银行存款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下降，影响到存款性金融机构的生存和发展。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解除存款机构管制与货币管理法案》，自此揭开了利率市场化的序幕。1980—1983年，美国政府开始默许金融业将亏损资产从资产负债表移开，促使银行表外资产的持续扩张。之后美国分阶段废除了“Q条例”，最终于1986年3月实现了利率市场化。
其次是允许金融机构之间的跨界竞争与合并。1994年的《里格—尼尔州际银行业务与分支机构效率法》取消了地理界限对银行并购的限制。1999年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法》（Financial Services Modernization Act of 1999），从而正式废除了长期作为美国金融监管立法基础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结束了美国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分业经营的历史，允许并提倡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合并成立金融控股公司，加强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标志着美国的金融业正式迈入混业经营的时代，从而掀起了银行业并购的高潮。
最后，联邦政府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也被取消。2000年《大宗商品期货交易现代化法》规定场外交易（Over-The-Counter,OTC，或称柜台交易）不在监管当局的管辖范围之内。这一法案将影子银行使用的证券化和信用衍生品都被归为OTC交易，为影子银行带来福音，使OTC 产品迅速崛起。《商品期货现代化法》将商品划分为三类：政府严格监管的农产品，有限监管的金融产品（利率、外汇、股指）以及除金融产品以外基本不监管的所有其他商品（主要是金属、能源商品）。另外，对在“电子交易设施”上进行的交易不做监管。
总之，在20世纪80—90年代的金融管制放松过程中，通过对存款和贷款利率上限的解除，使得金融业间的竞争变大并诱使更高风险交易的进行；放开了金融机构的地域和经营范围的限制，使得银行有条件通过并购和收购进行州际的扩张；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实现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替代，为银行和保险公司之间的并购成为可能从而刺激了金融部门强强联合的势头。同时，由于金融政策管制的松弛，华尔街创造了大量数学化的金融工具，金融产品快速发展，金融监管不断放宽并已经难以及时跟随金融工具的复杂化做出相应的调整，随着20世纪80—90年代金融部门的急速膨胀，一些金融活动开始从处于政府监管下的市场和机构，转移到那些监管力度较低或者没有监管的影子市场，包括抵押贷款经纪人、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资产负债表外的结构性投资工具和激增的不透明的金融衍生品市场，特别是债务抵押债券和信用违约掉期。 [9]
在这一时期，舆论也有利于去监管化。主张为金融部门松绑的声音，主要来自右翼的经济学家、银行家以及那些支持自由放任的政治家。
一部分金融经济学家为金融部门的去管制化提供了一些支持的理论。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来自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尤金·法玛（Eugene Fama）在1970年提出的“有效市场假说”理论，这套理论的提出也是他在201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有效市场假说”认为证券市场价格能够反映出所有与标的资产价值相关的信息，资产的价格将迅速收敛于它的价值。金融行业根据学术界提供的这一工具，站在自己的立场对有效市场假说做出了解释：在金融业看来，市场本身就具有为金融资产定价的能力，且对基础价值的偏离能够迅速修正。在相信任何复杂的证券行情都可以通过套利的市场机制精准定价的前提下，有效市场假说为金融部门创造各种复杂的包括金融衍生品在内的金融工具提供了理由。追逐风险和利益的金融人士通过这样一种理论，使他们的监管者与投资者认为，金融业所创造的各种工具的目的只有刺激经济的活力，而这种行为本身并不会造成对基础价值判断的扭曲，是一种既能获利又能有效地控制风险的办法。因此，持有“有效市场假说”理论观点的右翼经济学者，混同着那些渴望大干一场的银行家们，努力推广着他们的监管极简主义和“市场万能论”，对金融市场监督管制的放松起到了引导的作用。
除了“有效市场假说”，经济学界所构建的看似精致的模型也在诱导着政府政策的制定。1979年，美联储转向以货币供给为目标的政策，利率开始发生剧烈的波动，这也使得债券交易成了具有超高风险和超高潜在收益的行业。但是，在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模型中，金融机构的确处于一种无足轻重的位置，经济学通常仅把金融部门作为资金和债券的一个交易方来看待，而无视金融部门在决定宏观经济均衡时所扮演的角色。 [10]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涓滴效应、大缓和（the Great Moderation）、私有化以及个人退休账户等由经济学家创造的理论都在有意无意地弱化金融部门的作用，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政策的走向产生了影响。然而，与那些已经出现或即将出现的复杂的金融工具和理论相配合，同样复杂的金融模型被金融学家发明出来，大学中的教授们希望通过那些金融计量模型的设计，使人们相信金融价格的走向可以被预测，风险可以控制。金融业是这些计量模型的重要顾客，他们一方面付费给这些学者，用来预测交易市场的未来；另一方面把这些理论转手兜售给政府和普通人。神秘的量化的金融学成果令金融机构获得了科学权威的背书，而重要的是，这些不断发展的经济学工具都在试图证明，经济中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政府通过监管管制等干预行为妨碍经济自身的运转。
支持自由放任的政策决定者则是金融去监管化的另一个重要推手。1981年，里根当选为美国第40任总统，他在就职演说中谈到“政府不是问题的解决途径，政府是问题本身”，这为后来对于金融业的放任，或者更宏观层面上，对于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对于美国经济的支配和主导地位已经定下了基调，监管极简主义和“市场万能论”倾向开始在这一时期中占据了上风，并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中拥有了话语权。金融业高速发展，从克林顿和布什时代的去管制化中积蓄力量。配合着经济学家的理论配合，美国金融业创造出了一种“金融部门的繁荣意味着经济的繁荣”的图景，20世纪的后20年的美国以及西方世界的经济火热更是帮助了金融业确立了自身在经济领域的无与伦比的地位，而在这过程中，政治家们不但接受了金融业的这一形象，更是在无形之中，通过货币政策的导向和监管效力的变化，帮助金融部门实现崛起，并不断强化着金融业在经济活动中的正面形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经济经历了一个脱实向虚的趋势，并在20世纪70年代起加速。所谓经济虚拟化，不是说美国制造业的绝对衰落与空洞化（事实上其制造业的增加值规模仍然在全球数一数二），而是在本国经济中的相对占比在持续减小，就业人数占比持续下降。这种金融压倒实体的经济虚拟化不仅表现在美国金融部门的利润率长期高于实体部门，而且更重要的是实体部门也都开始纷纷金融化：许多著名的实业大公司尽管仍然保持了增长，但是其业务利润的主要部门早已经是客户消费信贷或者投融资业务而不是生产和销售本身。美国经济如何从一个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强国变成一个越来越虚拟化的经济体？
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金融部门的利润占比持续高于制造业部门，这导致资本从制造业退出向金融业转移。与之伴随的是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从1946年的35%下降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的8%。如图4—3所示。
图4—3 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利润占比（%相对于该部门GDP增加值） [11]
资料来源：Khatiwada S.,“Did the Financial Sector Profit at the Expense of the Rest of the Economy?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Labour Studies Discussion Paper DP/206/2010.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2010.及美国经济分析局网站。
美国经济学界对于美国制造业就业占比下降的传统解释是技术进步导致了就业结构的变迁。但是当我们将亚洲经济体制造业的就业占比与美国数据放在一起的时候，便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制造外包是不可忽略的一个因素。事实上，欧洲的制造业就业占比虽有下降但并未如美国这般触目惊心，而技术进步在美国、欧洲和东亚是几乎同时发生的。美国制造业的相对萎缩，本人认为主要是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带来的必然结果。正如特里芬悖论所说，美国之外的整个世界要想获得流动性，必须让美国存在综合了资本和贸易项目下的总逆差，而无论哪一种逆差都会导致去工业化。换一个角度来看，由于全球各国或多或少储备美元，导致美元的汇率长期被高估，或者说美国的最大出口项就是美元，它挤压了其他可贸易品，尤其是制造业的竞争力。为了降低成本以求生存，美国制造业企业必须将其生产环节转移到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相对便宜的东亚去（本书第三章的图3—4中体现出了各国就业变迁趋势）。相比而言，美元全球储备地位对华尔街金融业不但不是伤害，反而还是巨大的助力，因为他们拥有靠近全球货币发行主体的信息便利，也拥有公共部门对其系统性风险的实质性兜底。
图4—4 美国金融部门在GDP中所占比例（1850—2006年）
资料来源：Philippon,T.,“The Evolution of the US Financial Industry from 1860 to 2007”,November 2008,New York University,http://people.stern.nyu.edu/tphilipp/papers/finsize_old.pdf。
如图4—4所示，早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起，美国金融业的发展速度在各经济部门中脱颖而出，金融部门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加。全美国真正从事金融投资业务的人员才50万人，2007年最高峰时也仅仅80万人，占全美3.2亿人口的比例极小，但是其利润占GDP之比与人数规模非常不成比例。
图4—4中展示了自19世纪中期以来美国金融业在GDP中所占的比例的变化情况。伴随着19世纪末铁路和早期重工业的金融化，以及20世纪初电力、汽车和制药行业的金融化，金融部门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有了明显的增长，在经历了大萧条后的1933年，其占GDP的比重略低于6%。其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恢复的初期阶段，金融部门比重持续下降，1947年所占的比例到达2.5%的历史低点。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到来：信息技术的金融化、公司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以及最重要的——金融的去管制化时代的到来，金融业在经济中的所占的比例极速增长，到2006年其比例已经达到了8.3%。
严格说来，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制造业的发展之间并非相互排斥的关系。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持，但是美式资本主义的独特性塑造了美国产业今天的面貌：不断创新，却难守成。正如笔者的同事查尔斯·韦斯（Charles Weiss）教授在其专著中指出的那样，美国的产业界呈现出“大篷车心态”：如同历史上美国白人移民的足迹一般，他们进入一个新产业获得一定发展，一旦发现利润趋于降低，他们就打包上路向更远的西部去开发新天地，换言之，寻找新的技术和产业 [12] 。
这种现象的出现，笔者认为与美式“季度资本主义”有关。 [13] 美式资本主义同日本、欧洲的市场经济存在明显差异，前者更依赖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为企业融资，企业的管理层不断地屈服于资产管理公司要求短期盈利的压力；而后者主要依靠银行等间接融资手段，公司管理层相对隔离于资本市场压力之外。
科技创新始于技术、长于资本、成于市场，可见资本支持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传统竞争性行业技术已经比较稳定，投资者容易获得真实信息并对其价值达成共识。对于这类企业由一两家金融机构的资深经理人去核实企业信息是有效的，金融与实体之间是稳定的重复博弈，合作比较稳定可预期，所以从金融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上看，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的信贷融资往往优于资本市场的股权融资。但是在创新行业中，生产技术路径、要素组合模式、业务盈利模式都是在快速突变之中，信息严重不对称，不确定性也很大，资本提供方之间的分歧会很大，由金融市场上的众多投资者全方位核实分析乃至对赌企业的价值是更合理的制度安排，所以资本市场（包括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功能此时优于银行。这意味着美式资本主义更加适合创新企业的发展，因为它们需要大量的风险投资和股权资本的支持。但是对于进入成熟期的企业而言，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美式资本主义似乎与之并不合拍，反而是间接融资体系更加有优势。
季度资本主义的弊病之一，是上市公司不断地需要按季度向资本市场报告好消息，企业家管理层的收入和职业前途很大程度上与股票市值挂钩。这种制度安排非常不利于大型和高端制造业，因为这些产业往往需要做长期的投资和战略布局。劳伦斯·米切尔（Lawrence Mitchell）曾在2005年做了一项对400位首席财务官的调差，发现80%的人愿意减少可自由支配的用于研发、广告、维修以及招聘等领域的开支，以此满足短期收入目标；而有50%以上的人说他们将延迟新项目，即使这意味着牺牲未来长期的新收益。 [14]
本书写作之际，美国波音公司的国际客户在半年之内掉了两架737-8Max飞机，专业人士发现其事故源自机型设计的结构性缺陷：同一个737老旧机型已经使用了50年，波音公司不断将其拉长扩大，出现各类问题后反复修补。那么为什么不重新开发？答案是完全开发新机型的投入巨大，会影响季度和年度报表。但是这种短期化行为的最终后果是安全可靠性受损和企业声誉的毁灭，其企业面临巨额赔偿和竞争力丧失。相比之下，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制造业保持了许多不上市的百年家族企业，他们往往是细分行业的隐形冠军，在专业工艺和管理营销上都保持了绝对优势，不会为了短期利润最大化而做伤害自身价值基础的傻事。中国的某些优秀企业，比如华为和老干妈，一个是高科技，一个是传统食品产业，都选择不上市，从而可以获得更大的经营自主性，按照产业自身的规律去经营发展。可见资本逻辑与产业逻辑之间的差异性对于实体行业会产生巨大影响，以股票市值为指挥棒的美式季度资本主义可能更有利于开拓新产业却不利于守住实业界的已有产业成果。
从20世纪30年代伴随“大萧条”而来的金融管制到监管开始放松的80—90年代，金融业自身被分割成相互独立的若干部分，从最主要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到消费和信贷银行和保险业，这些独立的行业分别进行各自的经营业务。但是，随着20世纪80—90年代的若干法案的通过，金融业的内部界限和它同其他经济领域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金融业的参与主体也变得更加广泛。长期以来，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确定的银行分业经营的原则，防止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之间潜在的利益冲突，避免了掌握贷款公司相关财务情况的银行参与到证券的内部交易之中。1999年通过的《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即《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解除了相关的管制，它使得银行和保险公司之间的并购成为可能，银行在事实上可以通过子公司来参与金融活动。此外，此前金融业面临的地理上的管制也被解除。1927年《麦克法登法》（The McFadden Act）和1956年的《道格拉斯修正案》，禁止了银行跨州建立分支和银行收购，地理上的界限有效地限制了单一银行对相关业务的全国性垄断。而1994年的《里格—尼尔州际银行业务与分支机构效率法》取消了上述的并购限制，并允许商业银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分支机构，许多地区性银行发展成为国家级银行。为了抢占更多的市场和利益，金融部门开启了强强联合的行动，金融领域走向寡头市场，并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银行的“倒闭潮”。表4—2中比较的是1982年和2001年美国总资产排名前十的银行控股公司，可以发现，跨洲银行的合并，使得纽约失去了原本在金融领域的绝对统治地位，而排名前列的银行所持资产比例十分惊人，显然完成了相当大规模资本的吸收，其中甚至吸收了来自家庭储蓄的资本，个人储蓄和退休金开始流向权益共同基金市场。尽管那些成长为“全能银行”的超级金融巨头，并没有表现得比过去更好，但是令银行走向合并和混业经营的金融去管制化行动，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是克服了过多监管带来的种种弊端，增加了幸存银行的风险抵抗能力，并为美国的经济注入了活力。
表4—2 1982年与2018年美国资产前10名的银行控股公司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1982年：Moody's Bank and Financial Mannual,1982;2018年：Federal Reserve“Large Commercial Banks,”December 31,2018,https: //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lbr/。
同样的趋势也是社会性的，美国企业的领导者在制定企业策略时开始更加关注如何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保护企业的未来。 [15] 他们更加关注能否在市场份额、股票价格、投资回报率和个人财富的竞争中获得成就。1982年里根政府为企业的大规模并购提供了契机，公平委员会的反托拉斯部门引发了新的并购指引，降低了行业内的并购门槛，同年，最高法院对 Edgar V.MITE一案的裁决打击了州一级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里根政府时期，美国的公共委员会、证券交易委员会、预算管理办公室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人数均大幅增加，而其中的大多数人热情地支持没有约束的并购市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并购浪潮，使得近1/3的美国大型公司作为独立实体消失了。1997—2007年，只有一起并购申请被否决，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公司的管理层来说，创造股东价值成为公司经营的最重要目的，而对于股东价值重要性达成的共识，成了美国制造业转型，以及金融作用放大的重要原因。信用好的企业发觉他们可以在金融市场上以较低成本进行融资，而一家企业的市场估值将对公司的边界和战略的选择形成最重要的影响，因此，公司最关注的就是自身在股票市场上的表现。精明的管理者开始寻求与金融精英的合作，并在公司的董事、监管管理层、金融分析师、银行家、立法机构以及议员之间形成了庞大的社会网络。共享式董事流行了起来，2001年，在美国最大的1000家公司中，平均每两家公司就会共享一名董事。 [16] 制造业、房地产业、科技业、医药业都渴望仰仗金融业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经济走向了高度的虚拟化，各个行业都成为金融系统的一个工具，行为被金融的利益所支配，这也便不难理解为何金融业能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成为美国经济的中心了。
监管的放松和随之而来的金融业的崛起，在美联储、政治家、银行等多方的努力下，“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时代到来了。大而不倒的学说最先由“重要性原则”和“银行多米诺”发展而来。 [17] 重要性原则授权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为投保的破产的银行提供援助，如果它的继续运营能够有效地为社区提供完整的银行服务，这一原则在1971年被首次用于波士顿的统一银行（Unity Bank）的财政救助上。而银行多米诺理论是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救助宾夕法尼亚第一银行时提出，一个对此理论生动的描述是“如果宾夕法尼亚第一银行破产了，它与其他银行的商业关系会把他们卷入其中，从而引发信任危机，使银行像滚雪球一样不可收拾”。使大而不倒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的是1984年7月里根政府对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的救助，白宫接受了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建议，认为如果不将其国有化并接管其不良贷款，将会有严重的金融系统性风险。此后，大而不倒的原则从商业银行开始拓展到其他金融机构，1998年对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救助成为里程碑式的事件，美联储的干预使得所有人都相信，政府不会让任何一家投资银行破产，而一定会向银行业提供安全网、防止银行业出现恐慌，并鼓励银行在经济出现困境时继续贷款。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国际集团（AIG）陷入危机。作为世界保险和金融服务的领导者，业务涉及全世界130多个国家的财产、人寿保险、退休金管理服务、金融服务及资产管理业，一旦破产，美国的金融体系，甚至整个经济体系都无力承受。财长亨利·保尔森在危机发生后，与时任高盛CEO的布兰克芬紧急会面，建议美国政府出手搭救AIG，授权美联储为美国国际集团提供850亿美元的贷款。“大而不能倒”本是政府为了维持金融系统稳定性而催生的一种现象，为大型的金融机构的地位确立提供了支持，但是也衍生出了相当程度的道德风险。政府的安全网弱化了金融业的市场纪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储户知道他们的利益在银行倒闭时不会受到损失，银行业也受到风险激励，因为当选择高风险，如果贷款获得偿还，银行则获得超额利润，但是如果贷款不能被偿还，纳税人将承担损失，因而银行愿意承担过度的风险。 [18] 这会滋生掠夺性借贷现象。这使得美国金融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美国金融领域的市场失灵。尽管在1991年出台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案》试图修补漏洞，但其作用和效果微乎其微，许多学者对于1980年的监管放松和银行的大而不倒提出了质疑。斯特恩和费尔德曼就在2004年的著作里提出了他们观察到的大而不倒问题恶化的理由：银行的并购使得银行更为巨大，与政治的联系更为密切，一旦濒临破产就会更加强烈地要求财政救助，而合并后的大型银行会努力以破产会导致系统性风险为由索取大而不倒的地位，但小型银行因为技术的发展加强了相互的联系而免于破产，同时，技术进步使得银行越发依赖资本市场的融资运作，使得其本身变得更加脆弱，随着金融工具的制造，银行业变得复杂，很难放任某一家机构的破产。因此，去监管在大而不倒形成中作用无疑巨大。 [19]
总之，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美国金融领域发生巨大的变化。政府的监管规则影响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特别是来自华尔街的金融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但同时也受到国内利益集团对改变金融监管制度的左右。这体现了权力与财富的分配关系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启了金融自由化改革的进程。包括金融机构、学术界、企业和政府在内的参与方，共同推动和见证了金融部门是如何在此期间快速崛起并成长为一个庞然大物，金融业也成为未来数十年国家经济的中心。
全球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所谓广义全球化，是指自地理大发现以来500年间，人类命运共同体缓慢酝酿、悄然成型的历史大趋势，即人类借助航海航空和通信技术的发展，突破高山、大漠和海洋所构成的地理阻隔，通过贸易、战争、思想传播等方式，在经济技术乃至观念和生活方式等不同领域越来越相互依赖、融为一体。社会科学界常说的全球化则多指狭义的、美国式的全球化，指的是1979年之后美国（以及在较小意义上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领导的一轮全球开放性浪潮，它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商品与资本跨境流动的增长和价格趋同；从政治上看则表现为美国权势及其政治经济体制借助多边治理体系和单边政策推动而实现的全球性扩散；在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则表现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及美国生活方式的流行于世。500年的长期趋势由一系列前进和后退浪潮组成：多数时候悄然渐进，在某些因素的合力驱动下偶尔会高歌猛进，但也有时候会出现急剧的回潮。在1979年以来的美式全球化狂飙突进30年之后，当下的逆全球化现象其实是对此前激进趋势的合理回调和修正。所以，美式全球化的退潮本身其实是全球化大历史的自然而必要的组成部分。 [20]
1979年之后，在金融部门利益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驱动之下，英美两国携手开放国内市场，向全世界推广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动了全球市场体系的扩张、深化与分层。改革开放的中国和剧变瓦解的苏东阵营先后加入这个浪潮中来，并在这个急剧扩张的市场体系中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合意地位。这个过程中，全球贸易量、跨境资本流动、全球总产出都有持续的上升，各国通胀和利率水平普遍呈持续下降趋势（见图4—5），与之伴随的是美国资本、美国品牌、美式自由民主体制以及美国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流行于世。但是2008年之后的十年间，与全球化趋势相关的一系列量化指标，包括跨境资本和信贷、全球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等，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调。瑞士全球化研究机构KOF长期追踪和计算的全球化指数在2008年之后出现了停滞趋势。逆全球化问题逐步成为全球知识界关注和辩论的重要时代性问题。尤其2016年以来，随着英国脱欧公投的通过、特朗普的当选以及欧洲民粹主义势力的抬头，美欧国家纷纷表现出明确的逆全球化趋势，并在对外贸易、汇率、技术转移、跨国并购、市场经济地位、知识产权、气候治理、移民等问题上变得越来越保守、排外和对抗，从而给中国的对外关系发展乃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带来显而易见的风险和挑战。
图4—5 KOF经济全球化指数
资料来源：Gygli,Savina,Florian Haelg and Jan-Egbert Sturm,“The KOF Globalisation Index-Revisited”,KOF Working Paper,No.439,2018.虚线为笔者所续。
尤其令学界和政策界关注的问题在于：长期以来倡导并引领全球化的美英等国为何会转身背弃全球化？当前甚嚣尘上的逆全球化将是一种暂时现象还是长期趋势？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完善和丰富学界对全球化现象的理论解释，而且直接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新一轮开放的理论探索和政策实践。
笔者认为，探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现象，应当注意以下两点。
首先，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全球化的兴衰起伏是一种客观现象和历史趋势，而不作为某种需要对抗或者捍卫的“价值”或者信仰。曾几何时，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如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同行一样，把全球化当作西方的阴谋和洪水猛兽，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完全能够通过适当的政策组合加入其中，并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主要获益者之一；今天，某些西方国家开始出现逆全球化政策趋势，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则非常急切地主张捍卫全球化，他们的态度和情感尽管同前者截然不同，但是思想方式相似，即受价值观驱动而不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冷静深入地分析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现象背后的作用机制。
其次，应该融合政治、经济、国际关系、思想史等多学科的视角来寻求对全球化问题的整体性、系统性理解。还原论影响下的学科分野容易引发对复杂研究对象的单因素解释，从而导致片面乃至误读。全球化本身既是一种可观察可计量的经济现象，又在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有其复杂机理和动能，并且对各国社会生活和思潮产生深远影响。对于这样一个宏大而复杂的研究对象，应当尊重其议题的多学科性，努力融合不同学科视角的理论智慧和分析工具予以整体性解读。经济视角的分析已经相当充分，本节重点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角度探讨全球化浪潮背后的力量消长。
在思想文化领域，自1979年开始的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扩散直接相关。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与危机冲击了原有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凯恩斯学派，新自由主义趁势崛起。智利把经济政策托付给了深受弥尔顿·弗里德曼影响的芝加哥学派；右翼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政府分别于1979年和1980年在英美执政，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正式获得全球思想界的标志性地位。苏联东欧阵营的崩盘进一步强化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地位，因为政治对手的失败无形中论证了它的正确，撒切尔夫人甚至喊出了“（除此之外）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TINA）的口号。
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源头可以上溯到亚当·斯密、新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对凯恩斯主义和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批评、货币主义及其供给学派的后续理论。它像传统自由主义一样重视市场的作用，但相比于传统自由主义，它更强调金融业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如果说传统的自由主义存在“重物轻人”的倾向的话，那么新自由主义的特点就是看重货币资本胜于看重物和人。它把市场描述成最佳的、自我调适的社会结构，而市场的全球化将会把各种福音带向世界各个角落；对于凯恩斯主义关于“市场失灵”的指责，它强调政府不但也会失灵而且更糟、更低效腐败；世界之所以为贫困、失业和周期性危机所困，它归因于工会、政府和福利体系给市场带来了诸多扭曲与限制。全球化需要在全世界创造“市场友好型”社会结构与制度：通过削减工会力量，削减社会保障和福利和税收，把国企私有化，缩小政府并减少政府干预，尤其是放松对资本金融体系的管制，开放商品和资本市场，以及放弃对充分就业的执念。在发展政策方面，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全球发展中国家推销一套著名的“华盛顿共识”，除前述内容之外，还特别提倡发展中国家为稳定经济而削减公共开支，减少给穷人补贴，放松国内市场管制，向外国的产业和金融资本开放市场，倡导出口导向的增长。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以经济学术面目出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它代表的是美国华尔街和英国金融城的金融资本的利益和主张，并借助盎格鲁—撒克森民族的国际权势重新切割世界经济大蛋糕。“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运作规则，一种有利于中心统治边缘和资本统治劳动的新规则，即在中心与边缘、资本与劳动、市场与政府关系方面有助于前者驾驭后者。” [21]
新自由主义的治理药方在世界各地被广泛传播和应用，其传播方式是多样而高效的。最常见的是通过双边和多边的经济外交而被植入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改革议程中，尤其是当拉美、东亚和原苏联东欧地区在遭受危机之后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时，体现新自由主义信条的结构调整便成为它们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信贷支持的必要条件。但更重要也更为隐蔽的是人员和知识的流动与渗透。众多从美国名校的经济学专业拿到博士学位的知识分子，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或华尔街工作之后，回到各自祖国，要么成为各国政府的核心政策顾问或内阁要员，要么成为知名教授和意见领袖。他们带来的分析方法、数据、概念、主张，在科学主义包装之下占领了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主流思想阵地，从而让这些国家心甘情愿地实践了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那些政策建议。
新自由主义的实践或者说试验，先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然后在发达国家自身内部遭到了显而易见的失败。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接受了结构调整之后，经济大幅动荡，资本大量外逃，货币暴贬，贫富分化加剧，社会道德和秩序崩溃，俄罗斯在借助2001年之后的能源大牛市之力才得以暂时稳住阵脚，而东欧国家则因为地区一体化而沦为西欧的经济附庸；南非、拉美和部分东南亚国家在制造业上被中国超越，与俄罗斯一起成为中国重要的原料供应国。私有化铁路和其他公共设施并未给英国和拉美带来新自由主义理论许诺的好处，故而许多国家陷入公有—私有—再收归国有的摇摆和循环之中。
对新自由主义打击最大的力量还是来源于美国自身的次贷危机和由此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金融市场的放任，对监管的松懈，或者更糟糕的是，监管者被金融利益俘获，才埋下了危机的根源。西蒙·约翰逊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他观察过大量身陷金融货币麻烦的发展中国家，深知各种不同表现的经济危机背后都有一群权势通天、胡作非为、绑架政策最终惹出大祸的政治寡头。他写道，“如果你把金融机构的名称覆盖掉，把（2008年金融危机的）报告拿给基金组织的专家看，他会不假思索地告诉你，先同那些惹祸的寡头切割清楚，让他们成为牺牲品，然后我才会给你贷款”。 [22] 但这次惹祸的不是发展中国家的皇亲国戚，而是美国华尔街的金融机构，以及不久后欧洲被传染发病的大银行。信奉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华盛顿专家们、政客们为美欧拿出了何种解决方案？当然不是在“结构”上动手术、切除毒瘤，而是货币的量化宽松（QE）、政府拯救（bailout）。通过政府买入企业坏账而稳住经济，再通过大量印钞把利率压到零乃至负数，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国和老年储户一起分摊他们的调整代价，并试图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和再工业化来走出危机，而制造了弥天大祸的华尔街金融寡头们则被轻轻放下、无人受惩，反而在低息和量化宽松的保护下很快恢复元气。曾经作为新自由主义口号的“小政府”“央行独立性”“财政纪律”都被悄悄束之高阁。这种言行之反差令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曾接受过“结构调整”的发展中国家瞠目结舌。打个比方，当你生病的时候，热心而自信的医生告诉你应当勇敢坚强地不打麻药直接手术切除患病部位，而当医生自己患上同样病症的时候，他却坚决选择了保守疗法，喝起汤药和营养液，拒绝任何手术。新自由主义的信用破产正是美欧统治精英自身言行不一的直接结果。
新自由主义衰落，归根结底源于其自身的理论缺陷。关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反驳已经汗牛充栋，在此不再一一赘述。总结起来，这一思潮正如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那样，夸大了金融资本相对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重要性， [23] 而且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割裂甚至倒颠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正如20世纪著名政治经济学者卡尔·波兰尼所指出的那样，源于米塞斯与哈耶克师徒所宣扬的一种脱离于社会其他结构（宗教、法律、政治）的经济系统是神话；任何经济市场交易，或明或暗都是嵌入或者说从属于特定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中的。 [24]
中国的成功，在后危机时代往往被作为证伪新自由主义的重要例证。相对于那些轻信华盛顿共识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改革是实践导向的、自主的、渐进的探索，它植根于中国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资源等国情现实，因而在许多方面同新自由主义传教士们所建议的大不相同。中国的道路也重视市场，但保留了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管制和规划；重视开放，但确保了金融业和传媒业的自主；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但审慎接收短期金融资本流入；重视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更时刻想着产业升级和进口替代；鼓励民企发展，但保留乃至壮大了国有企业。整个体系中，唯独这个特立独行的“学生”取得了好成绩，因而在强烈的事实对比面前，全球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都想知道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究竟可以如何借鉴到他们自身的国家发展中去。
从1979年兴起到2008年衰败，新自由主义兴盛了近30年，放在全球思想史的大背景中，这不过是又一个轮回而已。在左与右或者说政府和市场之间，全球的思想风潮已经经历了多轮摆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流行的是放任自由的理念，1929年的大萧条之所以危害巨大迁延日久，与这种放任主义政策应对不无关系；大致到1940年之后，全球思潮左转，东欧和众多发展中国家学习苏联模式，而西方国家则信奉凯恩斯主义，前者搞计划经济，后者主张更多政府干预、更强财政政策，用福利体系减少贫富差距以扩大总需求；20世纪70年代之后则是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如果说整个20世纪就是在国家与市场之间来回摆动的话，我们今天处于背离市场、回归政府力量的又一周期的前段。在这样的时代思潮背景之下，就不难理解国际政治中的一些新现象，比如在美国，一些年轻人开始把社会主义当作褒义词，跟着桑德斯这样的政治人物一起批判华尔街资本主义。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政治传统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带来了严重的再分配效应，最大得益者是华尔街，而最大受损者则是美国和欧洲的中产阶级尤其是蓝领中产阶级。 [25] 根据美国皮尤中心发布的研究显示，截至2015年初，美国低收入和高收入阶层人数总共为1.213亿，超过了1.208 亿中产阶级人口规模，2015年中产阶级占美国成年人口的比例只有50%，远低于1971年（61%）。中产阶级家庭收入占美国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从1970年的62%大幅降至2014年的43%，而同期富裕家庭占美国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从29%升至49%。上述数据说明中产阶级萎缩已成为美国社会阶级结构变迁的重要特征。 [26]
图4—6说明，在全球化时代美国中产阶级的规模持续萎缩，所谓“枣核型社会结构”早已成为陈年往事，从21世纪开始，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也在下降之中。
图4—6 美国中产阶级成为全球化的相对输家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皮尤研究中心。
全球化的再分配效应不仅仅发生在美国国内，在全球层面上也很明显。按照原美国财政部副部长伯格斯坦等人的研究，通过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每输出一个制造业岗位，美国GDP就可以增长150万美元。 [27] 而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们曾反复论证说，制造业就业减少90%的因素是由于技术进步而非对外贸易，这种说法直到近年才有转变。
图4—7 大象曲线：全球人口的收入增长率（1988—2008年）
资料来源：“经济学人”网站。
不同要素的跨境流动能力是不同的：资本受到越来越多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政府的欢迎，而劳动者很容易被拒于国门之外，所以资本相对于劳动的谈判地位因全球化而获得优势。整体上，全球化使得南北国家间的发展水平差距有所缩小，但是各国内部的贫富差距在加大。资本和产业的流动，使原本存在于国家间的收入差距逐步内化到各国社会内部。发展中国家的商业和政治精英所能获取的财富量向发达国家的精英靠拢，而欧美发达国家的部分下层民众由于失业而向发展中国家的中下层靠拢。近年风行国际政治经济学界的大象曲线是由克里斯托夫·雷克纳（Christoph Lakner）与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所绘，它非常直观地告诉读者，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中位数在扣除掉通胀之后是下降的，他们是全球化时代的输家。 [28]
图4—8 2008年四季度至2018年二季度以来美国的财富再分配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Wind数据库制作。
贫富分化的趋势已经出现了很多年，但是为什么会在2016年前后出现如此剧烈的加速发酵呢？笔者认为这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救市”方式有关，具体来说，就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美联储的有额外印出来的钞票都装进了富人的口袋中，进一步拉大了原本已经严重的贫富分化。2009年之后，美、欧、英、日四大央行都先后抛开了正常的货币政策传统和纪律，迅速扩张基础货币买入有毒资产，搞起量化宽松和质化宽松，将利率压到了零甚至搞起了名义负利率。长期的超低利率产生了严重不公的再分配效应。巨量流动性进入了股票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较少进入房产市场，更少进入实体经济，形成了低就业复苏。如图4—8所示，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扩张了将近五倍，压低了短期利率，高管们借入低利率资金回购自己的股票从而让自己手中的期权变得有利可图，这种做法驱动美国股市十年内上涨了四倍而没有像样的调整，美国房价和劳动者工资则没有怎么涨。
股票和房产之间，前者的所有权更加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因而富人有股票，中产有房子和401K储蓄计划， [29] 而底层仅有劳动力。这些相对价格差距越来越大，表明后危机时代的财政与货币拯救方式在再分配过程中发生了进一步的贫富分化效应，最终促使社会的严重分裂和极化。
美国民粹主义的崛起，既有左翼民粹主义如占领华尔街运动和桑德斯阵营，又有右翼民粹主义如茶党运动的兴起和特朗普对共和党的“借壳上市”。愤怒而焦虑的美国中产阶级，由于各自意识形态的差别，分别成为2016年美国大选中民主党桑德斯和共和党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他们两人的支持者，尽管在意识形态上严重分裂，但有着一系列共同点，即痛恨精英、痛恨华尔街、反对全球化，怀疑华尔街金融资本和华盛顿政治精英之间的共谋牺牲了大众利益。他们都要求把工作机会、制造业弄回美国来。 [30] 2016年特朗普同希拉里的政治决斗，本质上不是左右之间的争夺，而是美国国内的平民与精英、反全球化与全球化势力之间的斗争。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摧毁了中产阶级投机致富的梦想，也摧毁了华尔街的政治形象。他们被视为自私贪婪、损人利己的罪恶之源。在本轮总统竞选中，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希拉里，都公开声称要惩罚华尔街，反对TPP以保护国内制造业。当前美国政治中，反华尔街、反自由贸易的政治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像希拉里这样同华尔街利益有着深度纠葛的人都不得不在竞选中与之切割。
特朗普也的确没有让民粹主义者失望。他执政两年来，内阁中有华尔街背景的高管已经纷纷离职，仅剩下财政部部长姆努钦还在勉力支撑。取代自由主义者地位的是班农和纳瓦罗这种精英眼中的离经叛道之士，他们的核心诉求是用种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取代自由主义。在他们的指引和推动下，特朗普接连退出各种原本由美国领导的多边主义平台，并发动了针对全世界的关税战、贸易战，并开始明确打击东亚供应链的高端环节，比如中兴、华为和福建晋华等高科技公司。
班农虽然由于私人关系的原因离开了白宫，但是转战欧洲，因为欧洲的民粹力量也正在反移民议题的刺激之下酝酿成势。欧洲政治中，一批民粹主义反欧盟政党和政治运动异军突起，比如法国国民阵线和黄衫军运动、英国独立党、德国选择党（AfD）、西班牙社会民主力量（Podemos），意大利五星运动、荷兰自由党等，与美国的民粹主义思潮遥相呼应，主张通过封闭排外而非开放国境以改善民众经济和社会处境。
可以说，正是由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缺陷和政策后果，导致了贫富分化和政治极化，最终孕育出了它自身的反对力量民粹浪潮。展望未来，只要民粹政治的社会经济基础继续存在，逆全球化的趋势就难以改变。而在目前还看不到美国社会精英阶级对政治极化和贫富分化有任何有力的调整与应对之策。后金融危机时代，房地产泡沫和银行泡沫破灭之后的美国金融市场在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刺激之下孕育了新一轮年代泡沫，主要集中在各类企业的垃圾债问题上，一大批较高债务率的传统企业可能面临破产潮。2020年前后这一泡沫的破灭很可能触发另一场经济衰退和社会政治危机，因为这一次遭受最严重打击的很可能是美国中部工农业州，从而导致美国政治的再一次巨幅摆动，左翼民粹主义势力取代特朗普所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登台也是完全可能的。对此中国应该做好充分的心理和政策准备。
结构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一贯从全球市场体系的内在构造和迭代演进的角度来理解全球化的兴衰起伏。杰奥瓦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认为地理大发现以降的五百年里，资本主义崛起的第一体系是热那亚体系、第二是荷兰体系、第三是英国体系、第四是美国体系。在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和阿瑞基等人看来，这种大致以百年为一轮的体系周期律背后，是市场和资本力量以越来越高效和有力的方式吞没全球人口与要素的内在规律与节奏。 [31]
全球化的另一面就是霸权（或者说资本帝国）在全球市场体系中扩张和更替其权势的过程。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霸权稳定论也对全球化的兴衰提供了系统性理论解释，但是与左翼结构主义理论家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强调霸权国的代价和贡献而有意忽略对外围国家的控制与剥削。以金德尔伯格、罗伯特·吉尔平和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为代表的这一学派认为，自由贸易或者说国际市场的开放性是一种公共产品，在缺乏世界政府的前提下，这样的公共品只能由扮演领导者的霸权国来提供。开放贸易体系的前提是霸权国的存在。一个霸权国家处在优势地位期间最容易产生开放性体制，这样的国家有兴趣也有能力创立一个以低关税、更多贸易和较少本土主义为特征的国际经济结构。 [32] 而当霸权国优势不再，开放则会转向封闭，全球化将会退潮。罗伯特·吉尔平从霸权的成本和收益角度探讨了自由经济秩序的维持：霸权国建立和维持自由国际经济秩序其实是一种开明的自私行为，其中既有意识形态的诉求，又有安全目标的考量，关键在于长期收益和短期代价之间的平衡。随着时间的推移，收益递减而成本日益上升，损益的变化会限制一国霸权的进一步扩展。 [33] 除了霸权国的相对力量和成本收益考量之外，霸权稳定论也探讨了其他因素对市场开放性的影响。他们发现主要国家间发展水平相近和经济规模悬殊都会有利于贸易体系的开放性。换言之，主要国家间的发展水平差异巨大或者国家间规模的接近都会不利于全球化。
通过融合上述结构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理论传统，笔者曾在拙著中系统探讨了全球市场体系中的霸权消长和迭代背后的辩证法：创新与扩散之间的矛盾运动驱动了全球市场体系的霸权在不同国家之间传递。当创新占据上风的时候，国家规模并不重要，一个小国可以凭借其独特的新技术新产业新理念战胜传统大国而迅速成为全球市场的霸主；全球市场体系的霸主地位又反过来在短期内放大其能力、权势和财富，但是从长期来看，会腐蚀其权力根基和民族精神。当扩散占据上风的时候，规模重新变得重要。与霸权国地缘上相邻或者在文化、血缘上相近的国家通过模仿而获得其能力，但是新兴者的规模往往远大于原霸主，竞争的结果便是霸权更替。新霸权在获得体系的反哺之后，财富存量和资本动员能力大幅上升，可以投资并孕育出更多的创新，从而引领全球化在广度和深度上达到新水平。
表4—3 十五世纪以来的全球市场体系与霸主 [34]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表4—3从多个维度列出广义全球化的几波浪潮中创新与扩散之间的矛盾运动轨迹。从上述理论视角去观察和解读美式全球化的兴衰，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美国霸权体系的运作，那最适切的词莫过于杠杆。与此前的荷兰体系、英帝国体系相比，20世纪美国霸权体系的重要特征是金融资本的核心作用，而金融行为的政治经济学特质就是对杠杆的运用。作为一个金融帝国，美国霸权无论是在经济货币领域还是在政治战略领域，都表现出高度同构的杠杆特征，即以自身信用为轴，撬动数倍于己的资源来维持其整个体系的运转。挑战其权势的国家，本质上不是在挑战美国本身，而是在挑战美国借助杠杆所裹挟的整个全球市场体系。
从经济上看，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即资本逐利本能导致的产能过剩和贫富分化导致的总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为20世纪70年代之后货币体系的结构性变迁所缓解与掩盖。尼克松总统关闭黄金窗口之后，取代贵金属成为全球储备体系价值基准的是美国及其核心盟友的国债和准国债，即霸权信用。以无锚本币为计价单位所借得的债务，只要管理好扩张速度和成本，理论上可以无穷扩张，从而可以创造无穷的本土购买力来支持全球产出的持续扩张。面对马克思所提出的资本主义体系内在矛盾和总危机问题，金融帝国主义的解决方案不是财富再分配和社会保障，更不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和社会革命，而是债务扩张、货币扩张和消费主义，从而人为创造持续扩大的总需求。
杠杆也体现在美国霸权体系的国际政治与战略层面。与古罗马体系 [35] 高度相似，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辐辏式同盟体系和多边国际治理体系，本质上也是一种杠杆行为，因为借此美国可以有效地放大其能力和资源。美国对盟友所提供的军事保护承诺，是以盟友的人力、政治和经费回报为代价的。国际多边治理平台在此意义上也是一种杠杆模式，它们使得平台的倡议者和主导者（在多数情况下是美国及其核心盟友）从其自身的观念和利益出发，将一系列非中性的标准、规范、议程和价值观变成了全球性的标准、规范、议程和价值观。
美国霸权的扩张，表现为越来越多的人口和国家把他们的前途寄托于美国所提供承诺的可信性上。美国通过提供政治支持、安全保护、经济信用和其他公共产品而同若干特定国家之间形成了名为联盟、实为主仆的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全球化时代的美国向全球几乎每一个角落投射了影响力，他们塑造的规则和提供的公共产品改变了全球政治经济面貌，其中最重要的两种公共产品是安全承诺和商品胃纳，而主要的受益者便是其盟友体系。
在东亚，日本、韩国、新加坡、菲律宾等国，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大中华区域构成了它的权势体系；在中东，围绕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埃及等国构筑了一个同盟间精巧的平衡；在欧洲则有北约为基础的集体安全体系。美国的权势不仅仅体现在国家间盟约条款和美军基地所代表的硬实力上，也拓展到社会心理和文化层面的软实力中。这些盟友中的社会精英在心理上臣服于美利坚，在安全上托庇于华盛顿，在制度上、技术上、产业上与之衔接互补，甚至在文化学术上，以能讲流利的美式英语为荣，以拥有美国的名校学位为智，以美国刊物发表为优，以攒聚钱财、移民美国为家庭梦想和成功标准。
美国霸权的扩张过程便是冷战，而其单极霸权的巅峰时刻便是所谓的全球化时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两极格局之下的“半球化”，到苏联东欧阵营瓦解后全球几乎所有人口和资源都被纳入美国霸权的政治经济体系，全球化才得以真正推进。然而历史并没有像美国知识界所希望的那样终结。借助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产业外包所带来的便利，先进知识、技术、观念在美式全球化时代的扩散速度比过去500年间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快。最大的受益者便是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巨型国家。
随着东亚的工业化崛起，尽管美国各方面数据的绝对值仍然在增长，但是在全球市场体系中所占据的份额越来越小，相对力量越来越弱。图4—9显示，进入21世纪以来，根据中美之间在GDP规模、出口规模、消费市场规模、中央政府财政支出以及军费支出之间的对比，美国国力不再是独霸全球。
图4—9 中美力量对比：中国各项数据占美国数据的比例（2000—2016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按照市场汇率而非PPP计算。
随着国家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维持其霸权的杠杆率和边际成本越来越高，美式全球化越来越呈现出小马拉大车的局面。按照霸权稳定论的理论推论，这种局面下，美国将不再维持全球和自身市场的开放性，无力也无意向全球市场体系提供公共产品。“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问题，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出的。金德尔伯格主张20世纪30年代的地缘经济和政治灾难起源于美国取代英国成了全球最大强权，但又未能像英国一样承担起向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结果导致了全球经济体系陷入大萧条和世界大战， [36] 全球化因为缺少了全球公共品的提供者而陷入倒退。2017年1月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欧洲新闻网发表的文章里提出“金德尔伯格陷阱”理论，告诫西方：中国崛起以后的动向可能不是“示强”，而是“示弱”，即不愿承担目前美国无力负责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世界可能陷入领导力空缺和危机四起的险境。
自2008年金融危机起，美国开始显示出一定程度上的去杠杆和去霸权特征，这在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战略中有所表现但是比较隐晦，而到了特朗普时期则表现得相当明显。奥巴马政府在战略上后退，试图把中国和俄罗斯等难以掌控、难以消化的异己大国从其霸权体系中切割出去，构建TPP、“重返亚太”和中东欧的地缘政治博弈便体现了这种战略意图。如果说奥巴马是向从全球化退回“半球化”，试图通过战略收缩来巩固和维持一个不那么完整但是足以偏安一隅的霸权体系，那么特朗普政府则是旗帜鲜明地放弃美国的自由主义霸权、回归孤立主义，即逆全球化。特朗普政府以“退群”著称的去多边行为，包括退出TPP、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威胁退出NAFTA、拒缴联合国会费、要求盟友承担更多美国驻军的保护费等。这种为节省“杠杆”成本而放弃霸权的行为可以理解为全球大战略意义上的去杠杆。
关于中国同全球化的关系，中国学界的认识在过去的40年里经历过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的怀疑和批判，到90年代的尝试和探索，再到入世后的积极拥抱，而如今学术界普遍承认中国是美式全球化时代的赢家之一，甚至有不少人为美国和西方背弃全球化而焦虑。与这种认知曲线相伴随的是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实践的变化，或者说，是中国对世界市场体系的参与同认知之间形成了一系列正反馈。从结构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去回顾中国同美式全球化的关系，笔者认为有如下几个理论问题需要澄清。
其一，中国在大战略层次上的独特而精妙之处在于，中国不是像苏联那样同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展开正面对抗和竞争，而是在融入和共生中逐步争取主动最终战胜对手。在地缘战略上，1979年春邓小平同志访美达成中美战略合作以遏制苏联的扩张势头，由此而开启了中美蜜月期。而在东欧剧变之后，又通过坚韧的“韬光养晦”及其衍生和平发展而见容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在经济发展战略上，采取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兼顾的混合式对外经济政策，既通过基于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战略积累产业和资本基础，又通过进口替代来渐次实现产业升级和技术积累。换言之，外交上的现实主义和经济上的重商主义，共同构成了中国融入美式全球化的对外战略底色。中国大战略的成功，关键在于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主导利益集团，即西方金融部门和跨国公司达成了事实上的共生关系。国际资本渴望高利润，而我们需要工业化和出口市场，两者在相互合作和共生关系中各取所需各得其所。而美国政界和战略界精英们之所以愿意接受一个共产党大国在其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内生存发展，部分源于他们有一个持久而普遍的期望：即通过把中国纳入市场体系，最终能够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平演变成某种类西方体制，直到最近美国政策界才开始反思和感叹，认为对华接触和演变的战略已经失败。 [37]
放在社会主义道路选择和探索的历史背景下看，这是兼具巨大战略勇气和智慧的探索。一个工人阶级先锋队，先是动员农民用暴力革命驱逐了国际资本在本国的政治代理人从而获得主权独立和政策自主权，然后又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部门（华尔街金融部门）达成利益交换以壮大自身实现工业化，并可能改造现有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从敌对到共生，再到反客为主，这条“反抗—融入—改造”世界市场体系的大开大合的斗争道路，可谓既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战略灵活性，又做到了不忘初心的政治原则性。
其二，中国全球化时代并未全面遵从新自由主义教条，而是利用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市场体系的缺陷，以自己的方式有选择地融入了全球化，恰恰如此才成为全球化的主要得益者之一。中国道路在很多方面大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所提供的政策清单：比如中国有强大而有为的政府，不断演进的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管理，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基于全球经济结构和自身禀赋而对重点战略性产业的选择和扶持，先制造后服务、重实体控虚拟的产业发展次序等，尤为重要的是资本项目放开过程中积极鼓励外商直接投资、但坚决拒绝投机性金融资本跨境流动。上述政策组合同华盛顿共识的差异，令西方学者总结出所谓“北京共识”的概念。回顾过去40年的全球政治经济史，凡是遵从了华盛顿共识那一套的国家，在发展竞争中鲜有成功者，多数国家甚至出现了发展的倒退，比如部分拉美国家和南非。反而是中国这样独立探索另谋出路的国家，却恰恰成功了。国内有一部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信奉者把中国的成功完全归因于西方影响下的开放和市场化，这显然违背国际观察者们所普遍认识到的基本事实，也抹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探索的重大成就。
其三，全球化是美国驾驶的现代化班车，中国也的确是车上最重要的乘客，但中国不是美式全球化的搭便车者，而是支付了昂贵的车票。图4—10显示的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同美国及其盟友之间的资本循环。美国通过对外金融资本的输出而获益，而其盟友则作为产业资本的输出者从中国的产业发展过程中获得持续的高收益。中国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策略性地向外商直接投资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包括税收、土地、汇率政策和外汇管理、产业准入、劳工与环境标准等。便宜的要素价格再加上巨大本土市场的诱惑，吸引了来自西欧和东亚的巨额制造业产业资本持续流入中国，带动了中国的制造业和出口增长。
图4—10 中国融入全球供应链的资本循环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考虑到各种优惠政策以及汇率和土地资产的持续升值，以美元计价，2012年之前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整体收益率维持在相当可观的水平 [38] 。而另一方面，中国通过招商引资和大力鼓励出口（即资本项与经常项的双顺差）所带来巨额外汇储备，被长期存放在美国和欧洲的低息国债和准国债中。两者相对比，中国国际净投资收益上存在巨大缺口，对此经济学界曾有很多计算和讨论。从结构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每年以千亿美元计的投资收益逆差，其实可以看作中国不得不向资本主义体系支付的昂贵车费，否则中国无法搭乘美式全球化的班车，也就无法从全球体系的外围挺进中心。中国人民忍受劳苦、污染和骨肉分离，用血汗和智慧所换取的实际财富，只有一部分被当代中国人享用，剩余部分除了转化为留给子孙后代的固定资产之外，还有一部分通过上述资本大循环补贴给了西方资本和全球消费者。近年在美国政界流行一种“搭便车论”，并为奥巴马和特朗普两任总统在不同国际场合所反复强调，宣称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通过政府主导的不公平行径窃取了过多经济好处却不愿意支付代价，由此导致全球化不可持续，因而该为全球化的倒退负责。图4—10的资本循环结构分析显示，这种观点是典型的推卸责任和政治赖账。归根结底，西方社会已经从其自身主导的全球化中获取了巨大经济利益，只不过在不同部门和不同阶级间的国内再分配环节出了问题，未能及时对受损者做出必要而充分的补偿和调整。把自身的问题指责到别人身上，既不诚实，也于事无补。
美式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退潮，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新时代的重要外部环境。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就中国国内而言主要是因为社会主要矛盾出现了重要转化：随着工业化的初步完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已经取代了原先的生产力不足问题而成为时代性的主要矛盾。而本书要着重补充的是，国际与国内是紧密相连的，上述时代性转变也有其外部对应物，即1979年以来持续不断地吸纳中国出口产品的开放性全球市场已经不再如此开放，用新自由主义自我催眠的美国已经被快速变化的国际国内格局惊醒，中美之间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外汇储备”以及由此构成的所谓全球失衡，已经失去了它赖以维持的国际政治经济基础。在此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同世界的关系，都需要与时俱进地做出深刻、系统的调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推出了一系列新政策、新概念和新倡议，包括“新型大国关系”“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这一系列重大战略调整只有放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被美国自己带头抛弃的时代性剧变背景下，才能凸显出其中的战略眼光、政治智慧和理论勇气。
美式全球化的退潮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既带来一定风险，又提供了很大的拓展空间。
最直观的挑战是贸易和经济增长方面，来自发达国家的需求将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保持相对低迷，而美欧变本加厉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将使中国同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和技术互动更加受限。不仅如此，中国的外汇储备和海外资产也将面临更多或显或隐的风险。另一大挑战是在安全领域，全球化衰退期让原先的增量博弈蜕变为存量博弈，这一过程总会伴随着政治强人和民粹主义在各国政坛占上风， [39] 一些政客会铤而走险通过暴力等非正常手段去谋求他们在产业和市场上难以获得的东西，也有不少人会用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来迎合失望的大众，转移后者的政治压力。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在中国对外经贸合作领域，还是在全球或周边的地缘政治上，我们都会面临系统性的挑战与风险。
从政治和国际关系角度看，美式全球化停滞与退潮则带来若干好处，尤其有利于中国的政治安全。在美式全球化的上升期，美国的体制、话语、价值观和知识体系都以一种强势姿态灌入中国社会，从而在思想政治领域造成持续的摩擦与碰撞。这种碰撞固然带来不少新思想、新视角和新模式，但与之伴随的是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可持续性的怀疑。
世界市场体系的强大之处在于，短期内它可以带给追随者以更好的福利和更多的交易机会，但是长期看将会“消化”掉外围追随者中的异质文明，包括其制度、语言和组织体系。当年美国冀望于通过接触政策而演变中国，这种战略自信不是毫无根据。如同古罗马时期的体系一样，外围国家的精英必然以讲拉丁语、英语为荣、以能够移民至罗马、美国为家庭梦想。而要跳出这个体系也非常难，因为正常的政府和领袖都难以承受离开体系的风险和困难。所以，如果保持在以美元信用和美国同盟结构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是水中月、镜中花而已。追随美国仅30年，中国的精英阶级便纷纷转移资产转换国籍；继续随波逐流300年，那么汉字的存在都将是存疑的，更不用说哪个政党政权了。每念及此，尽管作为一个典型的国际化精英而占据了全球化时代的不少好处，笔者却总是深以民族前景为忧。
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的逆全球化行为，其实才真的打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机遇窗口。正如上文所说，帝国的政治经济学本质是杠杆，而特朗普所作所为就是主动去杠杆。他以一种自杀式的疯狂向全世界同时发难，以自鸣得意的食言而肥来营造不确定性以牟取谈判中的短期好处，用各种“退群”和推倒重来以便让这个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笔者称为牟取“违约红利”：借了信用卡不还，你相当于得到一笔红利，但是长期的代价将是昂贵的。在美式全球化的衰退期，美国体制与文化的神话破灭，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模式的光环消失，反而让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坚实与珍贵。彼消此长之间，中国政治安全是得分的。正是在这样的刺激之下，欧日关系、中日关系、中欧关系、中印关系最近都有重要进展，原先以美国为中心的辐辏结构正在发生快速的变化，连横正在转变为合纵，多极化时代真的要到来。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经济独立并超越美国才是可能的，以我为中心的全球化才有机会。大礼不辞小让，与这样的战略机遇相比，对美出口的那点可能损失，还算得了什么呢？
美式全球化的退潮也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多边平台和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话语权。金融危机之后，美欧日所主导的各类多边机制受到明显削弱，而通过G20、APEC、金砖国家合作、亚投行、人民币入篮IMF特别提款权等一系列多边平台的塑造和改造，中国在国际经济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持续上升。美国主导的TPP夭折，为中国推动RCEP和“一带一路”等地区和全球经贸合作提供了战略机遇。某种程度上，美式全球化的退潮，恰恰为中国倡议的新型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功提供了空间和可能。
那么，目前阶段中国高举美国扔掉的全球化大旗，人弃我取、反客为主是否可行呢？笔者认为应当保持适度的战略审慎。全球化的浪潮有其本身的节奏，恰如春夏秋冬四季转圜一般，动静有时、进退有道。勉强挽留美国劝说其继续搞全球化，是对美国内政的不尊重。捡起全球化大旗自己扮演新旗手，则不仅是自不量力，而且是“荒了自己田浇了别人的地”，我们不能忘了这轮全球化是代表西方金融部门利益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我们是在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假如美国的确下定决心与中国实现经济脱钩，那么我们应把注意力集中在维护和建设好整个非美世界的市场上，毕竟除了美国的3.2亿消费者之外，全球还有53亿消费者，只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他们的消费增长潜力也是非常可观的。笔者主张在这全球化的冬季，中国应保存实力，管控好内外政治风险，练好内功。这个内功，既包括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也包括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当然还包括金融体系的完善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未来中国主导的全球化会是什么样？金融部门在其中扮演何种作用？如何建设一个能够在全球层面高效配置资源的国际金融中心，又避免金融压倒实业，金融绑架政治的美国悲剧？这些问题将在第四节予以探讨。
所谓金融中心，是指能够大规模、多样化地提供金融服务的特定城市空间；而国际金融中心，则是特指那些服务覆盖范围远超出一国国境的金融中心，最典型的包括纽约、伦敦、香港、苏黎世等城市。许多行业在地域上都会存在内生的集聚效应，即企业不需要改变内部的组织结构，只需要借助外部竞争效应或者所处的地理位置就可以削减成本增加收益。金融服务业也不例外，因为当一个金融机构地处金融中心时，同等条件下它能比其他区域的竞争者更容易地获得市场流动性，投融资活动的多样性和互补性，法律会计数据支持等专业的辅助服务、人力资源储备以及对高质量信息的及时掌握。这些要素直接关系到绝大多数类型的金融投资机构的绩效和效率。国际金融中心是银行家们在其国际运营中受益于规模经济的自然反映。
关于国际金融中心的理论研究受到了各个金融中心城市和机构的慷慨资助，因而在过去的40年里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在此略举两位比较有影响的。
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者金德尔伯格从20世纪70年代起便关注和研究国际金融中心的现象。 [40] 他发现这些金融中心的出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如生物进化般成长且耗时甚长（evolutionary and time-consuming）。规模经济效应驱动着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共同选择某一特定区位，因为外部规模经济具有自我增强的特点：更多的金融机构在一个区域内定位，那么该区域对于其他金融参与者来说变得更加有吸引力，从而带来帮助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和壮大的向心力。而与此同时，还存在规模不经济效应，比如同业集中带来更加激烈的竞争，更高的工资和物价，交通堵塞等因素，但是这些因素在金融行业中并不显著。商业关系中的地区化信息、不同时区以及不同地区间文化制度差异导致金融实践的差异，这些因素在金德尔伯格看来是金融中心之间的主要离心力。若干种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同时存在，一起塑造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地理布局和不同特点。
金融地理学者波蒂厄斯（D.Porteous）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框架来分析金融活动聚集与特定区域的原因。 [41] 他强调金融运行过程中信息流的重要性，认为塑造和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幕后力量，大致可以从“信息外部性”“信息腹地”“信息不对称”“国际依附型”“路径依赖”来解释。其中，“信息外部性”和“路径依赖”能够解释国际金融中心何以在区域内占据主导地位；而“信息不对称”和“信息腹地”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老的金融中心会被其他金融中心取代。
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性主要取决于其金融资本容量，以及其中的机构和市场容纳这些资本的运作方式。这可以通过其所在国家的资本输出、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主要金融机构的规模，外资金融机构的数量、所在国国内银行在国外开设分支机构的数量、市场参与者所建立的正式与非正式关系网络的水平来进行衡量。基于以上维度，对国际金融中心进行分类和排名，是相关研究里最常见的形式，也往往是他们的资助者所希望见到的研究成果。例如，1981年美国经济学家里德（Howard Reed）给出了最早的国际金融中心排名， [42] 他从1900年开始，以10年或15年为间隔，基于若干量化指标给出排名及其变化。他将80个金融中心分为五类，伦敦是唯一的超级国际金融中心，纽约和东京是一流国际金融中心，法兰克福香港巴黎等8个二流国际金融中心，29个国家间金融中心，以及40个附属性金融中心。在里德的模型基础上，其他学者做了各类修正，比如把五层次简化为三层次，或者将离岸金融中心单独分列出来，或者从功能性角度讲金融中心区分为大规模资本输出国的传统金融中心、利用国际资本流动的金融中心以及为非居民服务的离岸市场。 [43]
如果用粗线条、长时段来描述国际金融中心的变迁史，不难发现国家权势及其经济辐射能力的消长，是金融中心崛起背后的原动力。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佛罗伦萨曾经是盛极一时的国际金融中心，此后随着全球贸易航线的主导权移至欧洲西北部的大西洋沿岸，佛罗伦萨的地位被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取代。英帝国崛起取代荷兰成为全球贸易霸主之后，伦敦顺利地取代了阿姆斯特丹成为全球金融中心。法国在拿破仑战争之前便享有欧陆霸权，19世纪的法兰西一直试图将巴黎打造成为能够和伦敦相抗衡的国际金融中心，但是数十年的雄心随着普法战争的战败而付之东流，从此甘愿自居二流。德意志统一战争中，法兰克福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政治地位，其地区金融中心的魅力被暂时转移到了德意志帝国新首都柏林；而等到70多年之后德意志第三帝国战败，柏林被分割占领，地区金融中心由重新回到了法兰克福，并借助德国经济的强势而成为欧洲大陆上的主要金融中心之一。而伴随着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帝国分崩离析，美帝国崛起，盎格鲁—撒克森民族内部实现了权势的更替，纽约从资本输入者变为资本输出者，从而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伦敦、纽约全球金融中心双城记的局面。
但是，如果将观察的镜头拉近些去考察上述宏大叙事，那么我们又会发现国家权势与实体经济重心的转移同金融中心的变迁之间的关系似乎又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紧密。荷兰在18世纪30年代便已经不再是海上霸权和全球商业中心，但是半个世纪之后阿姆斯特丹的金融中心地位才被伦敦和巴黎取代。英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便遭受了巨大的削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分崩离析，但是直到今天，伦敦仍然是与纽约并驾齐驱的全球金融中心。美国经济规模早在19世纪末便已经超过英国，但是纽约确立其全球金融中心地位是在20世纪50年代。可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时滞往往是以半个世纪为单位的，金融业务在地理分布上的惯性和黏性可谓惊人。是什么因素构成了这种惯性和黏性？尤瑟夫·凯西斯（Youssef Cassis）在《资本之都》一书中提供的解释是人的因素， [44] 其观点与本书的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当契合。金融行业的发展源自贸易、投资和战争等实体活动对资金的需求，但是其运营则是依赖一大群专业人士来组织和支撑，而这些融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又可以在地理上脱离实体活动的发生。一个经历了百年考验的金融中心只要保有大量金融业及其附属服务（如信息、会计、法律等）行业的专业人才及其关系网络，那么即便失去了优势实体经济的支撑时，该城市仍然可以作为一个外向型的金融中心而繁荣几代人时间。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谁拥有钱”也很重要。金融中心通常是储蓄充裕之地，在贵金属作为货币本位（信用因而无法凭空创造）的时代，更是如此。所以一个金融中心的背后，必须有一个巨大的富裕群体将其资本剩余对外放贷或者投资。在一个新兴经济体借助某种变革性力量（比如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或者战争）从经济相对落后变为经济领先之后，往往需要一两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积累足够的剩余，从资本的净输入者变成资本净输出者，其政治上的主导性力量逐步从制造业生产商变成金融食利阶层。这一点也可以从若干金融中心的历史地位波动中得以证实。拿破仑三世在普法战争中战败之后，向德意志帝国赔偿了巨额战争赔款，巴黎的财富地位一落千丈。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消耗了巨量贵金属储蓄去购买美国军火，导致国库空虚，伦敦金融中心的地位才被纽约超过，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代人之后，欧洲工业恢复，贸易盈余聚集到伦敦，才再次抬升伦敦金融城的全球地位。迪拜这个从沙漠中崛起的国际金融商业中心，其成功背后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本地区快速积累的数万亿石油美元财富。
政府和政治同金融中心的消长起落之间存在着广泛而多维的关系。
首先，大国竞争与金融中心的分布及其兴衰关系密切。19世纪的各殖民帝国瓜分世界的时代，金融中心的竞争不但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象征意味，也拥有实质性意义，因为在贵金属货币时代金融中心聚集着不成比例的硬通货，有利于支撑一国的币值和国民财富实力。伦敦、巴黎和柏林在全球金融和资本市场中的地位同各自帝国的兴衰直接挂钩。而战争中的失败通常意味着金融中心地位的下降乃至丧失：比如巴黎金融地位的降级与1870年的普法战争直接相关；柏林作为金融中心的兴衰则是由普法战争的胜利和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所决定的。在这种大国争霸对抗过程中，有些小国采取了政治中立、低税率和金融业保密政策的组合策略，将自己定位成身处大国阵营之间的金融中心，获得很好的经济收益。这方面最典型的是瑞士这样的国家，执行这一策略将近百年，效益显著。此后的许多离岸金融中心和避税天堂经济体如加勒比岛国，都是受此策略启发。
其次，金融中心的持久繁荣往往需要本国政府的充分支持，尤其是要求政府在关键时刻将金融业的需要放在内政外交的优先位置上。伦敦金融城影响英国政治和政策的案例最能说明问题：伦敦金融城在治理上独立于伦敦市政府，但是其在英国国内的政治影响力非常巨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世纪20年代，英国在回归金本位时有意高估英镑，这种强势汇率政策虽有利于捍卫伦敦金融业务和英镑的信用，但是非常不利于英国实体经济。20世纪50年代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英法以调解地区冲突为名出兵占领苏伊士运河，而美国出于冷战大局考虑意图拉拢埃及和阿拉伯世界，通过抛售英镑令其面临贬值压力而向英国施压要求其撤军。最终英国财政大臣在内部辩论中压倒了军方和外交大臣，英国为了捍卫英镑的信用和金融利益而屈辱撤军。2010年之后，随着人民币开始走上渐进国际化的道路，英国迅速成为最积极的外部力量，投入了可观的人力物力以研究和跟踪人民币国际化，并通过各种渠道积极主动地要求扮演人民币离岸市场。2015年中美间围绕亚投行的一场外交对抗中，英国为追求自身国际金融中心的利益而在外交上做出了惊人的举动，在发达国家阵营中第一个表态参股亚投行，并不惜为此得罪牵头杯葛的美国盟友。2016年之后的英国“脱欧”谈判中，欧盟和欧洲大国用来施压的主要手段就是伦敦金融城的利益，威胁说如果英国“脱欧”，欧洲的金融活动将从伦敦迁往法兰克福和巴黎等地。正因此，尤瑟夫·凯西斯认为“对于一个金融中心的兴衰起落的理解，不能脱离其所在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环境，这个经济体中金融行业所占的比重，政府部门相比于工、农、贸易等行业的偏好，金融精英们所拥有的政治与政策影响力”。 [45]
最后，政府采取的监管和税收政策对于金融中心和金融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从历史上看，由于政治意识形态周期的作用，对金融业的监管和税收都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金融业的健康发展，依赖于适度的监管和合理的税制。多度放松监管（deregulation）会导致金融经济泡沫的升腾和破灭循环（boom-burst circle）并由此引发经济大幅波动；而过度监管和管制，包括金融业从业资格、（国籍）资本准入、外汇跨境流动、贵金属管制、利率管制等，则不利于金融中心的国际竞争力。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采取了很多限制金融业务发展的措施，直接导致国际金融中心的天平再次倾向伦敦，与此同时英国当局对欧洲美元的坚定支持显然帮助了伦敦在战后的复兴。税收问题则是双刃剑，一方面金融中心的发展能够为所在国政府带来大量的高收入就业机会和税收收入， [46] 但是另一方面又必须通过维持低税率才能确保对国际金融业的吸引力，这意味着某种程度上金融中心的福利增长来自对他国福利的虹吸与转移效应。新加坡在同香港的竞争中，显著降低了针对金融业务的税率，取得了业务量的大幅增长，表现为金融中心以邻为壑的一面。许多离岸金融中心事实上也都是避税天堂，它们的存在让资本相对于主权国家和劳动力获得了很大的谈判优势与套利空间，因而对于全球层面和各大经济体内部财富分配的不均负有部分责任。
由于时区的不同，伦敦和纽约这两大全球性金融中心不便覆盖亚洲地区的业务，因而给亚洲的几个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留出了理想的上升空间。东京、中国香港、新加坡，这几个亚洲金融中心都曾经在不同的排名中被列为全球前五甚至前三的国际金融中心。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重建开始，东亚地区便通过出口导向的工业化积累下越来越大规模的贸易顺差和国际债权。从全球经济结构来看，东亚供应链的制造业产出近年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美欧新教文明圈制造业产出的总和，这一事实可谓是对公元1500年大航海时代以来的全球大趋势的一个重大逆转，也是英国工业革命时代以来全球未见之大变局。上述事实意味着，哪个城市能成为东亚地区的最主要金融中心，它就必将跻身伦敦纽约之列，成为世界顶级金融中心，获得最丰厚的经济和政治回报。站在中国国家利益的立场上，我们需要通过合理的战略规划和政策组合，让上海逐步成长为世界级的金融中心。上海是中国境内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其业务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性，但是客观事实是，它还不是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更不是全球顶级的金融中心。
上海本身已经拥有了很好基础、潜力和时机。长三角地区是唐代之后中国文明和经济的重心所在，也是当前全球制造业最大中心所在，而其辐射的长江经济带则串联了中国经济的大半壁江山。从19世纪中叶开埠以来，上海便具有很强的国际性特点；邓小平同志从1991年就认为“中国要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这个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来”。 [47] 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和探索又给予其在改革开放上先行先试的战略机遇。上海是人民银行第二总部以及上交所、中金所、金砖银行以及能源交易所的所在地，陆家嘴云集了大量的国内外金融机构和专业人才。中国经济的产能和资本都已经从不足转为过剩；中国货币的信用基础正在从美元外汇转变为本国公共部门债务，这意味着20多年来贸易与资本双顺差所积累而成的三万亿外汇储备即将可以释放出很大部分来藏汇于民，从而形成资本输出的新一轮浪潮。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一，人民币国际化指数持续走高， [48] 全球各国的政府和金融机构都在尝试持有部分人民币资产。上述因素都指向这样一种趋势，即上海在全球金融中心的竞争中处于明显的上升通道。
但是另一方面，这一上升趋势面临着某些不利因素。最大的不利因素是资本项目和外汇的管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外汇使用和资本项目方面采取了渐进开放的政策，比如外汇使用的额度管理和真实性审查。整体来看这种战略审慎是很有必要的，它帮助中国安然度过了多次地区或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对于试图建设金融中心的上海而言，这种管制大大制约了其国际竞争力，因为资本输出面临各种审查和限制，外资则只能进入获批的制造业而不能自由地买卖绝大多数金融资产。笔者相信，随着中国国内金融改革的逐步到位，金融市场的日渐壮大成熟以及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份额的上升，开放所带来的冲击与风险将小于所伴随的政治经济利益，届时资本项目的开放将是水到渠成之事。
另一个不利因素是国内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珠三角的深圳与香港分别作为东亚创新之都和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中对上海具有显而易见的竞争优势。而北京则作为首都，虽然其定位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而没有金融中心，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绝大多数的央企总部、央行及各大银行、证监会与银保监会及金融机构的总部因为政治原因而聚集在北京，甚至连亚投行的总部也设在了北京。这种资源分散、分工重叠的局面其实是不利于凸显上海建设世界级金融中心的国家战略的。
要提升上海金融中心的竞争优势，上述两大不利因素中的着力点应当放在第二因素上。资本项目的放开和人民币的自由兑换需要根据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与金融货币体系改革的进度来确定而不能操之过急，但是优化国内金融布局的内部功夫可以先做起来。笔者主张应该下决心将多数央企总部和大银行总部搬到上海，这既有利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有利于这些央企和银行的国际竞争力，更有利于它们的市场化转型和混合所有制改造。与之相应，银保监会和证监会也应该像央行一样在上海设立第二总部，便于其监管工作的展开，毕竟它们的主要工作重心是应对市场的信息而不是与其他政府部门的沟通。而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比如亚投行、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行等，也可考虑在上海。更应该邀请各国驻华使馆的经商处转驻上海，这样才能帮助上海成为国际经济金融交往的重心。习近平总书记主张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上述安排一方面顺应了首都功能调整的政治任务；另一方面又符合改善金融资源区域配置的市场规律。
对标纽约和伦敦，上海本身也有很多功课要做，包括但不限于：提升自贸区管委会对金融业的服务能力；完善金融业及其附属服务业的产业生态；强化国际性金融人才的吸引和培养；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地区的经济和产业研究，从而提升上海金融机构对东亚地区和全球外围资产和风险的定价能力；强化同全球80多个多层次金融中心的商业联结与信息交流。上海自身的定位也应有所提升，它不仅仅是服务于长三角经济，而是要服务于整个东亚供应链的重构和升级。
此外，税制的改革也是一个迫切问题。中国的累进个人所得税具有较大的不合理性，对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率最高达到48%，而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个人所得税率仅为15%上下。这就给予许多国际金融机构和相关服务业区域套利的强烈动机和空间：他们将公司注册在香港，缴税也在香港，但是业务则发生在包括中国内地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现代信息技术和交通便利性，使得这种操作非常普遍。中国内地与其捍卫一个名义上的“劫富济贫”，不如将针对高层次人才的高阶税率实实在在降下来，反而能够多收到很多税，而且还能增强内地核心城市金融业的聚集效应。这一点，上海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可以有所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在这个方面的改革试点是，针对科技和金融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参照香港标准实施专项的个人所得税返还，以此强化对该群体的吸引力。
中国政府还应该同美欧、日、印等主要经济体一起推进对离岸中心和避税天堂的国际规制。长久以来，欧洲小国和某些岛国采取了以邻为壑的税收政策，配合跨国公司在全球供应链的布局中转移利润偷逃税收，损害了主要经济体的利益。只要这些大经济体联合起来，在G20框架和其他多边平台一起发力，就可以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者施加足够的压力，迫使其改弦更张，减少对偷漏税和赃款藏匿的庇护。这种全球治理努力最终将有利于伦敦、纽约和上海这样的主要金融中心。
[2].Simon Johnson,“The Quiet Coup”,The Atlantic Monthly,Vol.303,No.4,May 2009,pp.4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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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美]艾麦德·莫萨：《大而不倒之谜》，周世愚、吴晓雪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15年版，第31页。
[11].笔者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自行整理计算并绘制上图，其中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利润采用库存估值调整和资本消耗调整后的公司利润数据，金融部门增加值数据采用金融与保险和房地产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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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01K储蓄计划指美国1978年《国内税收法》新增的第401条K项条款的规定，是一种由雇员与雇主共同缴费建立起的完全基金式的养老保险制度。——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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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按照吴晓玲女士的估算，平均复合收益率应该为10%—15%。
[44].[瑞士]尤瑟夫·凯西斯：《资本之都：国际金融中心变迁史（1780—2009）》，陈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45].[瑞士]尤瑟夫·凯西斯：《资本之都：国际金融中心变迁史（1780—2009）》，陈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46].潘英丽等：《国际金融中心：历史经验与未来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