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议题与方法——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与基本命题

在过去百年来，民本主义这个概念主要是中国政治学界在使用。其思想源头可以追溯至商周时期，并在此后的三千年里被历代政治人物和思想家们不断地阐述和应用，逐步成为中国政治思想传统的核心内容之一。《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最早表达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 这些表述都意味着天意和民意是高度统一的。“天惟时求民主”，意味着天道无常，时刻在准备着为百姓寻找合适的领袖。^[2]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更加成熟，诸子百家中很多代表性人物都有民本思想的观点传世，老子认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3] 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4] 强调了民与君之间具有利益共生性。管子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5]

如果说，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想体现为统治者以顺应民心为手段巩固和提升其统治的话，那么战国时期的民本思想越来越表现出以民众为目的而非手段的理论倾向。

孟子主张选贤必须听取“国人”的意见：“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6] 孟子更重要且引起后世争议的民本主张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7] 这暗示着君王若无道，天下之人就可以共诛之，这种观点为改元革命提供了潜在理论依据，所以在明朝洪武五年引起朱元璋的愤怒，他亲自下令废除孟子在孔庙中配享的地位。

战国末期荀子和西汉贾谊都提出民的利益是确立君王社稷的目的所在。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8] 贾谊提出“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夫民者，万世之本也。”“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9]

载舟覆舟的类比被唐代帝王接受。唐太宗被后世称为明君，除了贞观之治的文治武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他的民本主义观点广为传颂：“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10] “君依于国，国依于民。”^[11]

宋代理学家二程（程颐、程颢）主张，“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12]

综上所述，民为邦本、天视民视、民贵君轻、载舟覆舟、立君为民，这些被现代人称为民本主义的思想和表述延续了三千年之久，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主线之一。民本思想为君王的权力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将天命论的古典意识形态同民意支持度的治国理政经验实现了融合与转换。古典民本思想的核心命题，在笔者看来是民众与政权的共生关系：天下的治理需要遵循天意和道德规范的君王，但是天意本质上就是民意，君王的成就和命运离不开民众的支持。

以民为本并非欺骗和愚弄百姓的说辞，而的确是对王朝利益和民众利益的共生性的表达：没有哪个王朝希望得罪民众而失去其天命。真正的问题在于君王和民众之间的权力代理人是官僚和知识精英，而这恰恰是古典民本思想的缺位和盲区。

民本主义并没有仔细探讨官僚这种在君与民之间的第三力量的道义责任和利益指向，而民本思想的提出者和评判者其实主要是知识精英。学而优则仕，当这个群体取得了功名、掌握了话语权和代理权之后，他们既不是普通的民，又不是皇权本身，而是官僚阶级。中国历代治理体系中，存在君、民、官之间的三角博弈。民本思想的提出者们并没有将自己代入理论的要求中，而王朝覆灭和周期更替的推手通常不是君王本人或者家庭成员的荒淫无度，而是官僚阶层的代理人问题积重难返。

明清时期江浙工商经济的发育，孕育出地区市场经济的繁荣和早期资产阶级萌芽。东林党人所代表的工商利益在地域和阶级利益上有别于全国的传统农业利益和皇权，并在明代后期的党争中扮演核心角色。东林党这个知识—官僚集团号称以天下为己任，但是在政治实践中却沦为党争的核心势力，并让其代表的工商利益和官僚集团压倒皇权和农业利益，导致国家治理中的失衡。他们的民本思想一方面将工商利益植入“民利”的概念之中；另一方面以不应与民争利为理由，拒绝从工商业中为王朝提供财力，拒绝从富足的江南征税以赈灾戍边，而令明末的税源单一化为农业税。明末的大规模流民作乱、外族入侵和最终政权灭亡，同东林党的所作所为关系密切。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东林党人中少数如黄宗羲这样的忠义之士流落山林成为游侠抵抗势力，东林党中的所谓清流领袖们则聚集在北京城门口跪迎清军投降保官，而他们富足的家乡最终被清军野蛮屠杀劫掠，其历史结局可谓充满戏剧性和讽刺意味。

中国政治学界关于民本思想传统的研究通常会抬高明末清初黄宗羲的民本思想，而贬低和批判古典传统思想，理由是黄宗羲的思想最接近欧洲民主理念，而儒家传统则是在服务君权。黄宗羲作为明朝遗臣和反清复明的失败斗士，带着对清政权的痛恶和对南明政权的失望^[13] 回归儒学研究和教育，由此走向了民本思想的“极限状态”。或者毋宁说，由于其人生经历和对清廷政治态度的特殊性，他的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中的异类和极端主义者。“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子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14] “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15]

且不论古典民本思想事实上隐含着革命的正当性，单从学术方法论角度，这种扬黄抑古式的批判是违背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论规范的，因而是政治批判而非学术批判。历史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将研究对象放进其自身所处的历史背景和语境中去理解与评判，而中国政治学界对古典民本思想的批评几乎无视东西方文明体系的基因差异和时代的基本条件而对中国古人提出了超越时空的思想要求和理论标准。用缺乏民主觉悟来批判中国古典儒家民本思想，就好比责怪西北牧民不会游泳或者要求福建渔民擅长牧羊一样荒唐。公允地说，中国古人在农—牧文明时代表现得相当出色，在中华农耕帝国的时空框架内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成果，其政治稳定性、技术复杂性、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口密度都领先了同时代的欧洲乃至全球各文明长达千年之久。近代东亚的相对落后是由于19世纪中叶欧洲启动工业化之后出现了东西方之间的巨大技术代差，在此基础上西方通过武力入侵和货币体系转换而导致东亚大陆的快速贫困化。^[16] 西方对东方的反超主要原因不在于其政治和社会制度的独特性，而是商业制度创新和市场规模扩张带来的技术进步。西式民主以社会集团的权益为核心，而中式民本以对社会整体的伦理责任为核心。^[17] 以西方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来否定和评判包括古典政治思想和制度在内的一切中华古典文明成果，其实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阶层失去了文明自信而被西方殖民话语俘获之后的结果。^[18] 从最新的全球趋势来看，选举民主制度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选举民主制度主要是在新教文明圈内获得相对成功，在非基督教文化圈内制度绩效令人失望；二是成功的选举民主国家都是先实现了工业化再推行民主，反过来先搞选举民主再搞工业化的目前没有一个成功案例；三是多党选举民主并不能解决后发国家所期望解决的许多问题，比如经济技术赶超、腐败治理、政策输出效率、贫富分化、阶级固化、地区分裂主义等；四是在21世纪初全球传播方式变革和政治极化的时代大背景下，欧美自身的民主制度也有待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在此趋势下，再用西方式民主概念当作终结历史的标准来评判中国民本思想的优劣与先进性，很不恰当。

在笔者看来，民本思想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民权与君权的共生关系，而不是像马基雅维利那样强调君主的绝对权威或者像欧洲启蒙运动那样让民众反客为主。当代中国的政治治理模式一直在探索如何与时俱进，并且采取了积极、审慎而务实的态度。但是无论如何改革，都理应与中国传统文明特质保持一定的延续性，也必须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民族等各方面的结构特点相适应，并且必须保证是问题导向而不是外来理论导向的改革设计。目前来看，民本主义和由此衍生出的协商民主已经展现出很好的发展潜力。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的共生关系和动态平衡，需要社会科学的理性研究而不是意识形态化的审美批判。

二欧洲人本主义政治经济思想的镜鉴

欧洲思想史的学者们更常用的概念是人本主义，其最初含义是把人从神的权威中解放出来，重新获得主体地位。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表现是将学术理论的核心关注回归人本身的需求和禀赋而不是对物的聚焦。民本主义与欧洲人本主义有显而易见的相通之处，但是又有重大区别。欧洲人本主义仍然是个体本位导向的，即将个人看作价值主体。有趣的是，人本主义在理论上是反对基督教神学传统的，但其个人价值本位恰恰沿袭自基督教神学形成的思维惯性，因为基督教世界观将个体而不是族群作为终极审判的客体。作为政治经济体系的研究对象，个人的意义是相当有限的：个体仅仅是多种研究对象的一种而已，其他还包括家庭、社群、企业、产业、民族、教派、阶级、政党、国家、国家联盟等“想象的共同体”。因此，在本书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更恰当的表述应该是民本政治经济学，因为这一中国特色的概念淡化了人本主义的个体价值本位色彩，与中国和其他非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体制更加兼容，对于现实世界也有更好的描述和解释能力。

最早被定义为人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是生活在法国的瑞士学者西斯蒙第，其学术思想从最初的亚当·斯密拥趸转向了对自由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系统批判，其中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他提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分享物质财富”“应把‘人’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把财富看作获得社会幸福的手段”，把关于人的福利和财富分配的理论作为中心。他批判古典自由主义学派只关心财富不关心人，抽象地追求财富增长，而不问为谁的利益去积累财富，只是把尽可能地生产大量廉价物品作为国家的目的。

在他看来，古典学派“只需关心生产财富，不必担心消费和需求，……认为人的消费和欲望是永无止境的，总是会把所有这些财富转化为享受的”。西斯蒙第则认为“决定生产在多大程度上合算的是生产同消费的比例”。^[19] 而古典学派的理论舍本逐末，丢掉了人和真正利益，只关心物的进步，不关心人类的进步，为了眼前的利益牺牲了未来。

西斯蒙第强调了政府对市场竞争及其分配结果的调节之必要性。自由主义主张市场的神奇机制下个人私利的斗争会产生最大的公益，他驳斥了这种观点，主张“正如家庭的兴旺要求家长量入为出，生产多少要根据消费的需要而定，同样地，在公共财富的管理上，最高当局必须监督市场和约束个人，使他们为大家的利益而努力，当局永远不要忽略了财富的构成与分配，因为正是这一收入应该使所有阶级分享富裕和繁荣的好处；当局要特别保护贫穷的劳动阶级，因为它最没有能力自己保卫自己，往往为了别的阶级而被牺牲掉，它的痛苦成为最大的困难。最后，当局应该特别关心的不是国家财富或收入的增长，而是使之恒久和均衡，因为幸福有赖于长期在人口和收入之间保持一个不变的比例”。^[20]

出于对人的价值的尊重，西斯蒙第用大量的笔墨探讨为什么需要对农民阶级予以保护和支持，更强烈谴责当时仍然在全球流行的奴隶制；他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意识到日内瓦的生育率已经下降到3%以下，而不是像马尔萨斯吓唬读者的那样呈现级数增长最终导致饥馑和贫困化^[21] ；他甚至意识到了人口年龄段的不同消费特征，这些思想在少子老龄化的21世纪才凸显出其前瞻性和正确性。上述这些观点对于后世福利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对于当今世界流行的新自由主义唯市场论政治经济学思潮是一种不错的解毒剂。

当然作为一位两百年前的欧洲学者，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认识有其时代和地域的局限性：他偏好宗法制的农业以及行会制的手工业，尽管知道已经无法退回过去的田园生活，但他认为有些治标的办法可以减缓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对传统欧洲社会的撕裂和冲击，包括不鼓励新的发明、在工业中排除巨额资本、阻止各种恶性竞争等。

西斯蒙第的人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对普鲁东产生重大影响，而由于普鲁东的影响，1844年前后，青年马克思曾经读过西斯蒙第的著作。^[22] 马克思评价西斯蒙第“中肯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但他不理解这些矛盾，因此也不理解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在这方面，他常常求助于过去，他成为‘过去时代的赞颂者’……”^[23] 这种怀旧浪漫主义与理论局限性，体现出西斯蒙第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和狭隘眼界”。

三马克思人本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民本主义实践

马克思在吸收批判了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人本主义思想后形成了自身的人本主义思想体系。在其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理论板块中都有人本主义特色。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人本主义的核心是劳动价值论和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异化的理论。当然马克思也谈到了人的需要，但是主要是在哲学意义上谈的，而非放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内展开具体的探讨。他认为人类本质是生产实践，人的现实本质是社会关系，而人的内在本质是人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个性解放为其出发点和落脚点。笔者认为，如果他将人的需求放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加以展开，那么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将更加完整，后世根据其理论而展开的社会主义制度探索（比如苏联模式的设计）中也不至于过于侧重生产而忽视需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功，关键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原理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即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经典理论中的人本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那里成功地同中国古典的民本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指导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高度依靠对人民群众的成功动员，而其背后的伟力来源于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使命。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人民的利益，在其一大党纲就指出：“我们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是为整个人类的共同解放而奋斗的，是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毛泽东从唯物主义出发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24] 强调共产党这个队伍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将人民群众的利益视为最高标准，行动要合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1929年，他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第一次提到了“群众路线”这个概念。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并从解决实践与认识、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入手，总结出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就是一切依靠和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和回到群众中去。此路线也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体现了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肯定和重视。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人民的利益，并认为党的利益以人民的利益为标准，在《为人民服务》中就有所体现：“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虽然毛泽东的人本思想存在着重集体而忽视个人权利等局限性，但其在中国现当代人本思想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在其实践上也促进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

在改革开放时代，尽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共领导人仍然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诉求。邓小平在1992年视察南方时，提出了“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工作得失的标准，其中一条便是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的讲话中提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胡锦涛更是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他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要依靠人民，为人民谋幸福，将人民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2012年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之下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体现出非常鲜明的民本主义色彩，他在各种讲话中引用过大量古代先贤的民本主义经典语录。“群众路线”“三严三实”“以人民为中心”以及对新时代核心矛盾的认识，无不体现出民本主义的主张。他的民本主义理念不仅仅表达在话语中，更体现在政策导向上。全面精准扶贫，绿水青山的环保政策，公平正义的司法改革等，都是围绕人民群众尤其是中下层群众的需求而展开的。这些都充分体现出习近平总书记是把人民根本利益当作一切经济工作的根本标准或尺度，一切经济工作和经济发展都要尊重人民，以人民为中心。^[25]

四本书的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发展到今天，经历了左与右的不同路线的探索。左翼思想和右翼思想都是来自海外，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在东西方思想的冲击和危机的逼迫之下，19世纪中期以来的中国通过反复的、大规模的社会试验和探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在政治经济学理论总结方面做得还很不够。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希望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化方面做出一点贡献。

民本者，以人民为本之谓也。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核心的主张就是围绕人而不是物来展开对经济活动的跨学科分析，研究的核心是人而不是物，更不是资本、价格和利润这些物的符号与化身。

民本主义在政治路线上希望能够超越简单的左右之分。在西方政治和学术传统中，“左”代表下层社会，代表劳动者利益；“右”代表精英阶级，代表资本的利益。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则认为这种阶级为基础的二元对立思维不符合中国社会的传统与国情，更未必有利于指导未来社会的发展道路和建设理念。以民为本视角下，底层大众和社会精英都是人民群众的组成部分，都是历史的创造者。

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政策实践指向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能以物为中心、以资本积累为中心、以市场为中心。40年拥抱世界市场体系的探索中，如果说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那就是重物而轻人的倾向，就是把发展和现代化更多地理解为物的堆积和升级，而不是人的能力的提升和人的需求的满足。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这个关键词逐步成为新时代的主题词，预示着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空间正在徐徐打开，相应的实践探索有待拓展。

各种形式的左翼政治经济学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失守其理论阵地，令新自由主义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知识界和政策界形成一家独大之势，主要是因为左翼政治经济学理论诸流派没有与时俱进，缺乏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和对市场波动的解释力，也过多地陷入教条而未能展示出对未来新世界的想象力。在政策实践上，体系外围国家根据拉美结构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搞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全面失败；根据苏联道路搞的计划经济随着苏东体系的崩溃而声誉扫地，连带作为其理论源头的经典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受到了质疑；欧洲以福利主义为导向的民主社会主义探索导致国家债台高筑，人民好逸恶劳，产业竞争力下降。实践探索的接连挫折让英美金融资本所资助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得以自诩为主流经济学，并通过国际多边机构和西方的贸易、投资、援助、教育政策而扩散到全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一系列内在缺陷，暴露了其伪科学真右翼的面目。事实上，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家们，尽管以其市场崇拜和资本崇拜而闻名，却无法帮助其信徒在市场上战胜交易对手获得利润，而只能指望资本的捐赠和供养。他们甚至宣称市场是完美的因而不可战胜，而这一点恰恰遭到了其金主——金融资本家们（索罗斯、巴菲特及其合伙人）的嘲讽。但即便如此，目前的思想市场上，还欠缺一种能够功能性地取代新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的替代物，即一套能够指导国家治理和市场实践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建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探索和中国工业化的伟大胜利以及未来中国引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伟大实践，将能够填补新自由主义退潮之际留下的全球性理论空缺。

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于西方两百年来各类政治经济学流派之处，可以通过四组关系来表达其核心观点：人与物的关系；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中心与外围关系；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关系。这四组关系事实上是同构的，前者是财富、繁荣和发展的源头，而后者是前者的衍生与拓展。前后具有共生性，但前者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和变革的关键所在。

在人与物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认为财富的来源是人而不是物，自由主义传统则重物而轻人。自由主义传统重视交易而轻生产、轻分配，这固然错误，但是传统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工业化早期诞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也不够完善。传统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含义是人的劳动创造价值，是财富的唯一来源；其政策实践指向消灭资本、重视生产而忽视消费的苏联模式，指向的是鼓励工人通过罢工等方式同资本和管理层斗争以争取更多分配权。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财富的来源是人而不是物，这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但民本主义认为劳动和资本具有统一性而不是对立性，双方是共生关系。财富的来源是人而且只是人，但不仅仅来源于人的生产与投资经营活动，也来源于人的消费行为。没有了消费，生产和投资的结果就是过剩产能和无效劳动。苏联模式的问题就在于重生产而轻需求和消费，最终导致低效和浪费。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相对于苏联模式的成功之处在于，我们借鉴吸收了美国体制的市场经济，面向全球开放市场，从而以国内外需求为导向来组织生产，平衡了人的生产和消费这两大因素，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

在中心与外围关系上，传统结构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外围之所以贫困是因为遭受了中心的剥削，因为被世界市场体系锁定在专业而异质化的生产中，外围富饶的自然资源和大宗商品被中心地区通过不公平的交易而掠夺走了。要想摆脱体系的剥削和束缚，只有脱离体系，关门搞建设，用进口替代来发展小而全的工业体系。其结果是南方国家普遍的工业化失败。民本主义认为，结构主义在对全球市场体系的描述上是大体正确的，但是在开处方上则是南辕北辙的。结构主义思想家的错误根源在于，他们同自由主义经济学一样，认为财富是物而不是人，认为中心国家借助开放性的市场体系掠夺了他们的自然资源。但真相是：财富并非来源于物而是人的能力提升和消费需求，一旦闭关锁国，就自动地失去了全球人口的需求塑造的大市场，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巨大动力源泉。中心与外围之间的确存在汲取、剥削和依附关系，但发挥关键作用的不是物的流动而是人的流动，即中心从外围汲取了宝贵的人力资本和精英阶级，从而导致外围国家竞争力的低下。民本主义强调有步骤的开放性，主张应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政策和教育政策等手段在开放中逐步拾级而上，让（多数）本国国民的国际竞争力提升。

在政府、市场与人民的关系上，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政府与人民的共生关系，强调国家应该以人民为目的，以市场为手段发展经济，强调国家创造、维护和利用市场的基本事实。

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上，自由主义的认识是本末倒置的：他们将政府视为一种扭曲资源配置效率的恶，而将市场视为一种自然之物，是可以从其政治、社会、文化传统中脱嵌出来的神奇存在。

传统马克思主义受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欧洲地域性经验的影响，也将经济视为基础，将国家和政府视为上层建筑。但实际上，阶级斗争现象仅仅是西欧的社会历史传统，在全球社会传统中属于特例。国家政权才是一切的根本。从人类历史来看，族群、部落之间的斗争是殊死的竞争、搏杀和淘汰，而不是财富和权利分配的问题那么简单。国家不是在阶级斗争中产生的，而是在为了同外部力量争夺生存权的残酷斗争中产生的。身为被统治者并非最悲惨的处境，失去了自身民族政权和国土的贱民和奴隶阶级才是最悲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体系的体系中心的知识分子很难意识到这个方面的事实。被统治者之所以在绝大多数时候不会奋起反抗统治者，不仅仅是因为统治者的文攻武卫愚弄和恐吓，还因为他们通过努力和好运，无论是资本积累、教育科举还是战功冒险，其实是有一定机会挤入阶级上行通道的，而他们真正恐惧的是沦为失去民族政权依附的贱民与奴隶。

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个实用创新在于将商品和经济部门分为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并将前者视为财富的创造环节，将后者视为财富的再分配环节。通过这种分类，我们能更好地解释经济结构变迁和社会分化，也可以比左右两翼的经济学更好地解释乃至预测跨境经济金融活动中的关键问题：汇率的波动。

第二节人与物的关系

一财富的源头是人的劳动和消费

纵向来看，人类社会一万年来的历史发展轨迹，是人的能力不断提升从而摆脱自然之物对我们的束缚。远古的原始社会，人们以采摘和狩猎为生，人类生存高度依赖自然世界所能提供的食物和原料；而随着经济社会形态的演进，在游牧和农业社会，人类的生存更多依靠自身对田地、草场和动植物种群的经营，尽管自然条件仍然会不时地带来或好或坏的影响；而今天的我们生活在现代工业和服务业社会中，自然因素对整个人类生活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小，人类可以上天入地，可以预测乃至操控局部天气，可以通过自己的活动很大程度上改变环境。某种程度上，现代人已经获得了古人所设想的神仙具备的绝大多数能力与生活水平。人类越来越脱离自然母体而变成自为之物种。

如果把分析视角从纵向变为横向，不难发现今天的世界市场体系中，越是处于中心的发达经济体，其服务业在经济和就业中所占比重越高，而服务业相对于农业和制造业更少地动用物的要素，更多地依靠人的技能和知识。即便在制造业和农业产出中，越是发达国家，源于自然之物的增加值的比例越低，而源自人的知识、技巧、工艺、资本投入的增加值比例越高。

上述趋势和格局都告诉我们，发展的真正含义是人的能力的发展和由此带来对人的需求的满足，而不是自然之物的堆积与挥霍。离开了人的发展与需求，纯粹的自然之物并无价值可言，是人的欲望和需求赋予了它们以功能和价值，当这种功能和价值放到市场上交易的时候，它们才有了价格。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用市场还是用计划来配置自然资源，都不会出现资源完全被消耗光的场景，因为当一种资源真的变得越来越稀缺时，其采掘和使用成本就会变得越来越昂贵。有至少两种力量一起构成了一种无形的边界约束资源价格的上升空间，一是市场力量，二是人类社会的创造力。在市场经济中，某种资源价格上升会导致使用量的减小，无论是该资源的节约型应用技术还是以别的廉价资源替代该资源的颠覆性技术，最终我们将看到价格难以继续上升。自然资源对财富贡献的比例总体上随时间下降。试想服装、电脑、手机、汽车中的棉纤、金属、塑料值多少钱？听音乐、看病、旅游、接受培训的花费中有多少与自然资源相关？随着人类的技术进步，资源在边际上的重要性是下降的，稀缺性总的来说在减少。从过去三百年的经济史和价格史看，1972年之前的大宗商品价格整体上是往下走的，仅仅在无硬锚的货币体系确立之后我们才能见到震荡上行的大宗商品价格趋势。1972年之后的全球货币体系脱离了硬锚，所以用美元计价反映自然资源整体价格的CRB指数^[26] 出现了整体震荡上行的趋势。但是图1—1可以撇除货币扩张带来的价格错觉，揭示出该时期的真相：自然资源价值在财富增量中的占比在持续下行。

人如何创造了价值？笔者认为价值的产生过程既包括供给和创造，也包括需求。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强调劳动价值论，即唯有劳动生产创造价值，而资本不能创造价值，无论是以货币形式出现的资本还是物的形式出现的资本，都不是价值之源。从本书的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这个理论无疑是正确的，但还不够完整。人除了作为劳动者之外，还是消费者。消费同生产一起构成了一个有意义的经济活动的循环。^[27] 过去苏联所构想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重生产而轻消费，重供给而轻需求，这种偏颇失衡为其后来的失败埋下了伏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融合了苏联、美国这20世纪后期两个超级大国的制度探索的经验教训，将供给侧和需求侧有机结合起来，相当于在苏联、美国这对“正题—反题”的矛盾体基础上升华而出的“合题”。

第一章议题与方法——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与基本命题 - 图1

图1—1 自然资源价值占人类享用财富的比例在下降（1947—2007年）

资料来源：转引自黄文政、梁建章《自然资源压力不是限制生育的理由》，新浪博客，2014年7月8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72c46fb80102uwr5.html。

如何让有效需求最大化？笔者的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有两大方面影响需求：一是社会财富的分配结构；二是人口的年龄结构。

财富分配结构对有效需求的影响，政治经济学界已经有很多辩论。在一个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中，穷人有很多需求但是没有购买力，因而难以构成有效需求。富人已经拥有了各种商品和服务，因此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远低于穷人。所以，均贫富有利于扩大有效需求。当然，事物的另一面是如何人为地消灭贫富差距很容易打击个体的积极性，导致生产和供给一侧的萎靡。而在一个开放性的全球市场中，假如一个国家需求最大化的同时供给侧缺乏竞争力，那么就会沦为失败者。所以，必须在分配政策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能较好地控制贫富差距，又能予以社会个体以足够的激励。

学术界讨论得较少的是人口的年龄结构对需求的影响。人一生的需求在统计意义上是定数：我们无法预测某人在某个年龄会做什么，但是基于大数定理，我们完全可以预测与之同龄的数千万人在某个年龄大概率会做什么。对教育的需求，对婚育的需求，对房产和汽车的需求，对医疗服务的需求，都与人的生命周期关系密切。

以人口统计作为研究重点和投资策略理论基础的美国投资专家哈瑞·丹特（Harry S.Dent）详细论述了人的年龄结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28]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消费者支出调查显示，支出随着年龄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人在46岁左右达到其一生中消费的最高峰。从出生之时起一直到20多岁，人是净消费者；加入劳动力大军后开始有收入，但由于收入的有限，此时的支出仍然是为了满足基本需求；随着年龄的增长，工资收入在不断上升，消费不断增加，直到过了消费高峰期，即46岁以后，此时子女已经离开了家庭独立生活，大规模的消费支出诸如房产等也已经购置，人的消费便进入了一个下降期；然而在其退休前，其所挣得的收入依然在不断增加，储蓄率开始出现一个陡峭的上升；在平均退休年龄64岁左右时，其净资产达到最大值，即单位收入与单位消费的差值达到最大；退休以后收入陡然降低，所消费的是此前的储蓄，所以消费和收入同时下降。由于身体和家庭的原因，老人们多半会选择减少消费，将储蓄作为遗产留给子女，直至生命的终结。

第一章议题与方法——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与基本命题 - 图2

图1—2 消费者的生命周期

资料来源：U.S.Census Bureau,Dent Research。

人口的年龄结构可以说明很多问题，因为人的生命周期中许多经济和社会活动都自有其“时”，它们在统计意义上是定数。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可以用人口年龄结构来解释乃至预测不同经济体的潜在增长率、通胀、利率与汇率。对此，本书的利率和汇率章节都会展开论述。

结合上述财富分配结构和人口年龄结构这两大需求影响因素，笔者主张一种不同于苏联、美国和欧洲体制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公共部门应该对个体的出身差异予以必要而充分的补偿，因为生在贫困愚昧之家不是孩子自己的错，生在显贵富豪之家也不是孩子自己努力的结果。政府应该给予贫穷家庭的孩子和年轻人以足够的支持和帮助，不仅要让他们拥有足够的医疗卫生和教育培训资源，还要让他们有创业和奋斗的勇气和底气。但是对于40岁以后的成年人而言，其财务和健康状况是他前半生选择和努力的结果，个体必须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如果给予中老年群体以各种社会福利保障，那么就是在削弱乃至剥夺个体奋斗的动力，培养国民不负责任和好逸恶劳的品质，最终带来民族的衰败。人在前半生的许多行为，包括生儿育女、创业创新，都是代价巨大但是对社会有正外部性的，所以公共部门应该予以足够的激励和补偿。换言之，同样一笔钱经由公共部门再分配，如果补贴给40岁之前的人口，以营养补助、教育资助、创业风险补偿、生育补贴等形式给予他们各种支持，由于其边际消费倾向很高，所以既扩大了总需求，又降低了贫富差距，更提升了劳动力的长期竞争力。而如果将这笔钱分配给中老年人，由于其边际消费倾向低于年轻人，对总需求扩张作用有限，更会通过吃全社会大锅饭的风气而打击民众个人奋斗的动力。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养儿防老”和勤俭节约，是一种有利于个体和民族整体生息繁衍的优良传统，它鼓励人们对自己的未来负责并对下一代进行投资。亚裔人口在全球各地的高储蓄率行为模式在笔者看来亦源自这种价值观和人生观。欧洲现代史上的各类制度探索，以后见之明来看，有些是误入歧途的，比如退休制度和高福利制度，这些制度在笔者看来是以个人价值为本位、视劳动为负担的错误“社会主义”试验。东亚社会的优秀文化与社会传统，不应被退休制度和福利制度替代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完善，必须考虑这样一个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方向，从而确保我们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期竞争力。

人口的年龄结构源自两大因素：生育率和迁徙。关于生育率，下文将予以展开论述。此处先讨论人口迁徙的政治经济学含义。

二中心掠夺外围的是其人而非其物

世界市场体系的外围国家在谴责体系中心国家的剥削与罪恶时，总是强调后者觊觎其富饶的自然资源，似乎后者的富足源自对全球自然资源的暴力掠夺、窃取和诈骗。如果沿着这种思维去设计并实施相应的对外经济政策，外围国家将更加贫穷衰败，因为其基本理念是本末倒置的。财富的源头其实是人的能力和需求而不是物的堆积，而体系中心对外围的资源汲取主要体现在对其人的要素的汲取而非通常所认为的资源掠夺。

中心外围关系如何导致外围被锁定在贫穷落后的不发达状态？笔者认为主要是因为人的流失。这种流失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精英人口的人力和金融资本向中心的流动导致外围地区失血；其二，借助自身的技术和知识优势，质优价廉的工业制成品的倾销占去了外围地区人的需求（市场空间）；其三，外围地区的资源开发与出口挤压当地人的发展空间，即所谓资源诅咒。

先说人口流动。不同层次的人口跨境流动能力大不相同。高端人才是各国争相延聘的对象，而没有受过教育和培训的人口则通常被拒之门外。发展中国家的精英教育使得其最优秀的年轻人获得向体系中心迁徙的能力与资格。这种跨境迁徙，对于迁徙的个体而言，是追求个人发展空间和良好物质条件的合理选择。对于母国而言，则是一种重大的财富流失：因为要培养一个精英，政府或者家庭需要在数百个年轻人身上投入养育和教育的资源，真正有竞争力的顶级人才却在最后时刻被体系中心给收割走了。对于人才流入国而言，这是一笔一本万利的买卖，所要支付的仅仅是对少数人的工资而已，而其带来的竞争能力的提升是无与伦比的。关于精英与大众的关系，以色列著名历史和人类学学者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在《人类简史》中认为，文明之间和国家之间的竞争关键体现为各自精英之间的竞争。^[29] 一国普通大众之所以能比另一国的大众生活得更好，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各领域的精英在国家间竞争中获得了优势。大众和精英之间是一种典型的共生关系，而外围的精英被收割走之后，余下的大众很难提升其竞争力；本应肩负带动母国发展的那些移民精英则在大洋彼岸服务于他国，带来的那点侨汇远不足以弥补其损失。

在美国，我们可以看到其最有竞争力、最高附加值的部门以及最优秀的大学里中充斥着来自东亚、南亚、苏联东欧地区的知识精英。他们当然可以安慰自己说，美国为自己提供了很好的发展环境，自己一生努力推进的知识创造和技术进步属于全人类。但是这显然不是事实，因为美国对他们的母国往往在实施着不同程度的技术禁运和限制，而不是知识的共享，哪怕是收费昂贵的租用和购买都可能是违法的。

当然，还有很多不那么杰出的精英也被吸引到体系中心和准中心国家，以分享其优越的生活水平。笔者在美欧等地学习和工作中，遇到过不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高学历移民，他们的人生不算失败，但恐怕不是最初期望的那么精彩。美、加、澳等移民国家非常奢侈地挥霍着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将外围地区的栋梁之材浪费在餐饮、装修、园丁、司机等低层次岗位上，形成全球意义上的资源错配和浪费。^[30] 其中有即将退休的老人向笔者感叹，自己作为墨西哥大学最优秀的毕业生，本应为自己祖国的发展做出贡献并收获应有的荣誉和成就感，但是在所谓“美国梦”的诱惑之下移民来到了美国。回顾一生，他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做了二十几种不同的工作，“美国梦”对他而言是一个谎言，他觉得自己的一生被偷走了。

中国最优秀的人才，比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名校的理工科人才有不小的部分去了美、欧、日等国家与地区。好在中、印这样的人口大国有较大的回旋余地，流失一部分之后还有很多人才堪用，而且质量并不太低。中国这样的巨型外围国家凭借其规模优势，可以承受一部分精英人才的流失，并通过人才回流计划来促进中心的先进技术、理念、创意的定向溢出，因而我们可以把精英移民导致的智力流失（brain drain）视为中国同体系中心接轨、向中心学习的交易代价。但是这种人才流失，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小国的竞争力而言是非常严重的打击，大大拖慢其发展和追赶的步伐。

国际人才流动如此，国内不同地区间的人口流动也有类似机理。凡是人口流出的区域都会陷入不发达的恶性循环：广东和福建的侨乡通常都不易发展起来，就是因为人口习惯于流出，开花结果都在墙外，叶落归根时带回来的能量其实非常有限。相反，太湖周边区域的地域文化则认为世上最好是家乡，有能力的人都是在家乡办乡镇企业，所以无锡下属的一个县竟然拥有近40家上市公司，其经济堪比中西部省份的规模。

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相对停滞，以部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群体的视角来看，主要是因为腐败、官僚主义和对民营企业的不友好。但是这种意识形态和利益导致的偏见显然无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其他同样存在上述问题的地区为什么没有那么差？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主义认为东北的产业定位有问题，应该搞服装纺织行业然后渐次升级。这一点笔者也恐难苟同，因为其主张相当于让东北退回到低端产业链，然而随着人民币汇率的强势和全国人工工资的提升，中国的纺织服装行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将是不乐观的，而且东北恐怕很难雇用到大量廉价女工了。笔者认为，东北之所以出现经济增速的持续下滑，是因为人口结构与人口流动的问题。

由于东北是中国各大区域中最早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区域，或者说现代化最早的区域，所以也是男女平等和女性受教育水平上升最早的区域，由此导致生育率先于全国各地下降，^[31] 因而也就先于全国开始老龄化进程。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压制作用非常明显，主要是消费能力的下降带来市面萧条。如果仅仅是老龄化本身，那么东北的问题还比较好解决，然而老龄化带来的相对萧条触发了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趋势。由于市面萧条，东北地区的年轻人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后发现很难在家乡找到体面的工作和商业机会，所以必须前往京津地区、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才能找到其前途。同时因为气候因素，富裕的东北老年人习惯于候鸟般地飞往海南、云南等地生活，^[32] 这进一步压缩了东北地区的本地消费和资产价格，从而导致年轻人更难生存发展。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恶性循环：老龄化带来的萧条驱离年轻人，而富裕的中老年人口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南向迁徙进一步加剧老龄化和需求萎缩。振兴东北的有效策略，除了常见的产业再定位、中央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手段，必须找到符合市场规律和人性需求的办法在人口流出的问题上尽快止血。

人口流动导致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原理，可以解释为什么东北的养老金账户入不敷出，而深圳地方财政竟然有七千亿元的盈余无处可用。也正是根据同样的原理，笔者为一些地方政府提供的竞争策略是用“抢人”代替此前的“抢资本”。^[33] 如果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政策建议是讨好和竞争外商直接投资并为之不惜压低本地民众的福利，那么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思路则是：在发展制造业的同时，着力吸引外部年轻人口流入本地区，从而既扩大了本地市场规模，又有利于本地财政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开放落户并对外地年轻人提供购房补贴，可以让其家庭将原本在别处购买房产的巨额现金流一次性转移至本地，而由于土地财政的作用，房价中的50%—60%会转化成地方政府的收入。这个外来新家庭的每一次消费，都会扩大本地市场的活跃度；这个新家庭比起本地居民有着更好的外部联系，从而帮助本地区在对区域外经济联系上更加活跃。更重要的是，背景多元的人口聚集对于创新和竞争非常有帮助。

当然，这个政策本身具有以邻为壑的特点，一个地方吸引到更多年轻人获得生命力，意味着别的地方将会失去年轻人失去生命力。但是好的方面是，这种民本主义政策的普及将促使整个社会对年轻人更加友好，整体政策组合倾向于为社会的未来投资，而不是（封建主义的）对过往的资历和权利给以补偿，更不是（新自由主义的）对资本予以额外奖赏。

三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谬误与流毒

“要想富，少生孩子多修路。”改革开放时代的这句口号曾经在中国深入人心，但很遗憾的是，它在理论上是与马克思主义和民本主义基本理念相悖的，政策实践上是错误而且代价巨大的。这句口号成功地将如下公式具象化：人均财富=GDP/人口，即要想变得富足，就要把分子尽可能做大，把分母尽可能做小。在这个公式和口号中，GDP指向物资及其生产能力的积累，比如公路、港口、机器设备、高楼大厦、消费商品。而人，则被视为对财富的分配和消费者。

这个公式具有很大的误导性，因为事实上，作为分母的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分子GDP和分母人口之间是相互纠缠、互为因果的关系。这个公式没有揭示出导致财富增长或者灭失的真正机理，而是把两个存在循环共生关系的分子和分母相除，这种除法除了带来思想的混乱之外，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经常犯的方法论错误，在其他许多领域我们会反复看到，比如华尔街金融思想家提出的去杠杆命题，也是如此。（本书关于债务的章节将探讨此问题）

割裂分母与分子的结构性关系，或者用分母分子关系简单粗暴地讨论人类社会的某个侧面并以此操作政策手术刀的人，笔者称之为混进社会科学队伍的机械师。他们不重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看不到分子和分母都不过是动态社会的不同侧面而已，而总是把活生生的人看作冷冰冰的钢铁，哪儿多了就锯切，哪儿少了就焊接，殊不知这种思维的政策后果必然导向用钢锯大锯活人的残忍魔术。他们总是对自己那点儿来源于物理学和机械工程学的思维框架过度自信，最终给社会带来的伤害远大于他们试图解决的问题。

这句口号所蕴含的思想源自20世纪70年代著名的罗马俱乐部报告，由联合国人口委员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向全球外围国家政府大力推广，中国只是外围国家政府中落实能力比较强大而已。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强调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的“贪婪”消费对资源和自然的破坏。按照他们的算法，石油、天然气、钢铁等资源，都会在数十年内被人类消耗完。该报告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即认为人口的增长呈指数式增长，而物质生产的增长则是线性的，一旦指数增长的人口超过线性增长的物质生产，那么人均财富量将会减少，世界将陷入混乱和无序。

马克思曾批评马尔萨斯说，“用永恒的自然规律去解释人口过剩，当然比用资本主义生产的纯粹历史的规律去解释更加便利，更加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34] 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口变化是收入变化和经济体制变化的一个函数，而不是相反。所谓人口增长同食品供应之间的竞赛是一种错觉。如果有什么竞赛的话，那是在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只有经济发展才能解决所谓人口过剩的两个方面，因为经济增长能增加食品的供应，同时减少人口的增长。^[35]

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和全球性通胀似乎证实了马尔萨斯主义的有效性。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尽管进入工业化和消费社会的人口翻了不止一番，全球自然资源却并没有加速耗竭，反而探明储量越来越多。资源的价格也仅仅是周期性地波动而已，并没有像他们所预测的那样涨到全人类都买不起，更没有导致发达国家的人均消费减少。他们究竟错在什么地方？笔者认为，一是他们忘了人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和创造者这个基本事实，二是没有理解人口生育率同现代化变迁的关系。

人口的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并非总是维持在高位。一个社会一旦实现现代化，尤其是当其女性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上升之后，生育率便几乎不可逆地迅速下降。一个社会要维持总人口的稳定，不考虑移民的情况下，需要总和生育率稳定在2.1—2.3（具体取决于卫生营养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绝大多数中国妇女获得了与男性差不多的受教育机会，男女平等得到很好的落实。当这批长在红旗下的妇女进入育龄期之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到2以下，并长期维持在1.5—1.6。^[36] 从一些比较案例来看，受马尔萨斯人口论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蛊惑而大张旗鼓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总和生育率的下降问题上并没有起到关键性作用。

生育率的长期下降带来一系列问题，少子老龄化是其中最重要的趋势。它对经济增长、总需求、产业结构、利率、汇率、通胀乃至商业形态和政治氛围都会形成缓慢而不可逆转的形塑作用，对此在本书相关章节中将会反复提及。简单来说，少子老龄化社会的挑战不是劳动力不足（因为有科技进步带来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而是总需求不足，从而导致产能过剩。通胀率会持续走低，直至通缩。固定资产价格会持续下行，因为不再有那么多人需要使用这些资产，某些价格弹性小的资产甚至会出现零价赠送的现象，比如日本和欧洲的某些小镇房产。通货紧缩最终将利率压到负值，如同我们在欧洲国家债券和日本债券的收益率曲线上看到的那样，名义利率为负成为长期现象。而这反过来又为体系中心国家的债务率上升构造了一个天然的边界：老龄化社会的政府债务率持续高涨，让人们担忧信用破灭汇率暴贬，但是事实正相反，本书的研究发现，老龄化社会的汇率是最坚挺的或者说在导致汇率走强的各种变量中，老龄化是最有解释力的变量。恰如政治经济学者们在人口生育问题上曾经犯过的时代性误判一样，关于老龄化社会的经济金融含义，主流经济学者们再次集体误判。

自亚当·斯密以来的主流经济学家们都从经济制度以外因素中去寻找对贫困的解释，他们强调自然资源的匮乏以及人类缺乏远见的天性。创造一个有活力的市场经济和控制人口，成为克服贫困和不发达状态的战略的两大基础。教育培训和计划生育是美国经济科学家们提供的技术性解决思路，而技术性解决办法总是比政治解决办法容易。^[37]

上述美式思维的特点是把人口的质量和数量对立起来，认为应牺牲数量提升质量。但是民本主义认为质量和数量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互促进的。人的能力和创造力并非源自个体的天赋，而是群体内互动的产物，来自人与人之间分工、合作、竞争，来自知识的交流、分享及其背后的相关投资。人口的聚集能带来人均财富的增长：人口的规模扩大，聚集的密度越高，同等条件下就越容易致富，因为它使分工合作的规模更大，市场规模更大，竞争也更激烈，技术创新所需的投资也更容易得到回报。当今世界经济的众多事实证明，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使得经济活动总体上更环保，资源能源更节省，技术进步更快。

教育的确是有帮助的，能够提升受教育群体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但是仅凭教育本身无法达成发展，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朝鲜的受教育水平曾经长期高于韩国，但双方的发展绩效差异巨大。教育的普及水平必须同国家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相称，学校教育同就业后的“干中学”相结合，才能事半功倍地提升劳动者的总体竞争力。落后国家将有限的资本和人力投资在少数精英身上的结果，是便于他们个人“孔雀东南飞”，移民至体系中心，而不一定是带动母国的穷人变富。人口的素质和教育，是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其前提条件。它必须同强势有为的政府，恰当的产业结构等因素相结合，才能形成在某种可贸易品领域的比较优势，从而开启不断升级的良性循环。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之后，执行了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终于被改弦更张，主管部门被先合并后除名，生育控制渐进地放开，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和民本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学原理，也顺应民心和时代潮流。

四 “资源诅咒”

你希望自己的家乡人多地少资源贫瘠，还是希望自己家乡人少地多资源富饶？

笔者曾用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各种课堂上测试听众（包括企业家、官员、大学生）的观念和认知，绝大多数人认为人的脑力和体力劳动能创造财富，但物也是财富，至少也能用来创造财富。传统观念认为丰富的煤炭资源是英国工业革命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38] 这种认识也符合我们的直观体验，比如说有的地方发现了富饶的自然资源，石油、天然气、煤炭、金银铜铁矿之类的自然资源可以直接向全球市场出售获得巨额现金收入，从而可以迅速过上富足生活。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富豪的奢靡之举令人印象深刻，中国国内的山西煤老板曾经也是出手豪阔的代名词。但是，从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富饶的自然资源不但不是财富的源头，反而会消灭财富和繁荣，其中的关键词就是“资源诅咒”。

1993年理查德·奥提（Richard Auty）在《矿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资源诅咒》（Sastaining Development in Mineral Ecnomies: Resourse Curse）一书中首次提出“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这一概念，即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非但没能实现经济繁荣，反而出现了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长期低下、收入分配极不平等、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腐败和寻租活动盛行、内战频繁等一系列不利于经济持续增长的现象。一国或者一地自然资源的富集，不但不是上天对他们的恩赐，反而是对他们的诅咒。从宏观统计来看，一个国家一旦发现并大规模开采自然资源，那么在三五年内他们将经历一个资源业驱动的繁荣，但是在此后更长的时期内，往往出现一系列深度衰退，人均收入水平在低位徘徊，高通胀、高失业和政治动荡是常见现象。这种现象不但出现在治理能力羸弱的发展中国家，甚至连荷兰这样的老牌欧洲发达国家都难以免疫“资源诅咒”。

针对“资源诅咒”产生的原因，代表性理论有贸易条件论、“荷兰病”、人力资本论、资源经济类型论、资源冲突论以及资源过剩导致制度扭曲的理论。早期结构主义者普利维什（R.Prebisch）、辛格（H.Singer）与赫希曼（A.O.Hirschman）等人认为能源矿产等初级产品缺乏需求收入和价格弹性，导致发达的中心工业化国家和贫穷的初级产品出口国之间的“剪刀差”越来越大。^[39] 拉文（Levin）指出，初级产品的价格剧烈波动使得一国税收大受影响，从而导致了不稳定的经济政策。“荷兰病”分析模式基于荷兰在发现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后制造业相对衰落的案例，指出资源出口型部门的过度发展削弱了制造业部门，使得一国的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相对停滞。伯索尔（N.Birdsall）等人指出，在资源出口型国家，整个社会对于劳动力技能的需求较低，从而缺乏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形成恶性循环。^[40] 穆尔希德（S.M.Murshed）认为“资源诅咒”的内因不在于资源本身，而在于这些国家容易形成单一的“点资源经济”，相对于“散资源经济”更容易出现经济停滞。^[41] 挪威籍演化主义经济学家埃里克·赖纳特（Erik Reinert）认为能源和矿石等资源品部门的生产是收入递减的，而发展则是要在全球分工中占据那些收入递增的行业与部门。^[42]

在“资源诅咒”的制度内因方面，相关学者认为资源出口型国家更容易出现强权联盟、独裁、寻租等扭曲性政府行为，从而导致一国更容易出现内部及外部冲突，经济长期停滞，贫富分化不均。金融家慈善家索罗斯（George Soros）则认为“资源诅咒”主要源自资源采掘业对外围国家的治理形成腐化作用，因为采掘资源的国家中统治群体无须向普通民众分享权利，只需要维护好同外部几个大国和几家跨国公司的关系就可以获得巨额现金流。所以索罗斯认为，治理“资源诅咒”，一个必要的办法就是让那些资源出口国把出售资源获得的现金流主动或者被动地向全世界透明，接受全世界舆论的监督。^[43]

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贸易和平论的代表人物罗伯特·罗斯克兰斯（Robert Rosecrance）教授来中国人民大学访问时，笔者担任接待工作，曾有机会与他做较深入的交流。他指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凡是能发展起来的经济体，都是人多地少缺资源的。日本、德国迅速恢复了经济强国的地位，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以色列无不如此。而自然资源丰富的经济体都发展得不怎么样，有些经济体一旦开始倚重资源采掘业，其制造业部门便进入长期衰退。

笔者认为“资源诅咒”并不是简单的一个因素或者一个机理导致的，而是多种因素混杂在一起，从而导致它如同牛皮癣一般难以治愈。从经济角度看，能源矿产的价格弹性小、波动大。在CRB指数的上升周期，资源采掘业迅速带来暴利，从而对其他正常产业（即需要人的不断努力才能提升一点点收益率的行业）形成挤压和排斥，导致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单一化，人的能力被物的富饶取代。而到了CRB指数的低谷，则形成全面萧条和近乎全民失业的状态，经济与社会的稳定性受到伤害。

从政治上讲，资源型经济往往伴生着腐败和专权，更能引发不同族群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冲突，因为对资源的控制权天然具有排他性而非包容性，开采资源业不需要太多人的参与，只需要少数国际大公司的资本和技术投入便可。小国、弱国的珍贵资源更容易引发外部强权势力（国家或者大型跨国公司）的觊觎，后者有时通过暴力和政治手段而非交易方式获得其资源。许多政客为了专权，除了诉诸暴力手段外，也往往以高福利承诺向民众赎买权力，而当资源价格下行时，这种建基于物的采掘而非人的能力基础上的高福利，往往演变为高通胀和政治冲突。这种现象，无论在右翼君主专制政权还是左翼民粹政权中都有表现。

由于“资源诅咒”的病理机制复杂，医治的方案也必须对症施药、多管齐下，比如建立主权财富基金对资源业带来的现金流进行逆周期调节；压缩并调控资源采掘业的规模，让其现金流（而不是产量）长期稳定；补贴制造业和其他贸易品的生产与出口，从而使经济结构多元化；扩大再分配的范围使之惠及更多地区和族群，同时控制国民福利水平使之与国民的能力和努力相称。总之，避免资源业带来的经济波动性和对人的要素的挤出效应，是应对“资源诅咒”的基本原则。

第三节政府、市场与人民

一关于公私关系的流行错觉

政府、市场与人民的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一个社会有机体中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究竟谁才是财富与繁荣之源？政府应该管什么、管多少才合适？要实现一个国家的富强，施策的重心应该放在庙堂还是江湖？冷战时期由于东西方阵营的对抗，原本一个社会科学的学术问题被异化成了政治问题，牵涉了太多意识形态的纷争。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是相关问题的政治色彩并没有完全褪去。作为一个历史遗留现象，知识界和舆论界在相关议题上仍然有很多错觉。

第一种流行错觉主要是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散布的，他们将政府视为恶，视为对市场自然秩序的扭曲。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者普遍对公共部门持怀疑态度，而对私人部门则抱有极大好感乃至崇拜，他们认为政府是一种恶（尽管是必要的恶），而存在一种脱嵌于国家和社会有机体之外的自由市场，代表着效率和公平。因此，应该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越小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其功能应该仅限于守夜人角色。

在公私关系的论争中，之所以出现自由主义声音占上风的局面，除了有冷战以东方阵营崩塌告终的现实原因之外，还离不开一种广为流行的启蒙主义国家起源说的影响：根据若干著名政治启蒙理论家的想象和假设，国家的出现源自一群自由而平等的个体之间的契约以解决他们内部的问题。这种学说影响甚广，在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西方社会已经成为默认的政治常识，也是其政治运行的基本伦理前提。但是无论这种关于应然的论说如何有效地建构了今天西方社会的实然，我们仍必须指出它不仅有悖于全球政治史的基本事实，而且也误导了人们对政治经济体系真实运行机制的理解和想象。

受自由主义影响的学者们都普遍地强调私人部门在财富创造过程中的重要性。这种观点跟我们的日常直观印象相符合：一个工人在机器旁从事生产劳动，高效地生产出产品；支持其工作的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智力活动，是企业管理人员、营销人员乃至外部的金融投资人士的经营管理活动使得这一经济活动得以提高其效率和价值；投资家仔细地权衡风险和收益，以确保资本被配置在最有效率最有前景的产业和企业中；企业家为了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而努力经营；家庭主妇精打细算挑选最有性价比的产品，把有限的家庭预算转化成家庭成员尽可能好的生活和发展开支……所有这些人基本可以纳入私人部门或者说市场力量。所以人们喜欢强调：财富是私人部门创造的，一定要善待和重视私人部门。而反观政府部门，则很容易感受到某些政府官员的傲慢、不负责任、人浮于事、懒惰推诿。在某些外围国家，我们还往往见到统治者及其爪牙的暴虐、无知、自私、贪婪、腐败。政府官员们不生产什么东西，却花费巨大；即便在一个治理水平较高的国家，公务员们的工作在多数情况下也是限制、约束甚至掠夺市场和社会的资源与空间。

在这个重大理论分歧上，要证伪自由主义并不困难。假如自由主义关于小政府的主张是正确的，那么当今世界的富国整体上应该是小政府大社会，而穷国应该是大政府小社会；而假如本书的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政府大小同发展水平之间应该是正相关。

为了验证这样一个假设，笔者把2012年前后的全球100个经济体^[44] 的数据来进行分析，考察其政府规模同其发展绩效的相关关系。

第一章议题与方法——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与基本命题 - 图3

图1—3 政府规模与人类发展指数（2012年）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联合国，世界银行整理。

图1—3的横轴表示政府开支占当年GDP的比例，越向右侧移动则越是大政府；纵轴则是当年各国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45] 排行中的得分，越向上移动则其人民生活质量越高。每一个样本国家的状况都在此坐标中用一个点来表示。通过线性回归分析，两者间的关系昭然若揭：从整体上看，尽管存在各种偏离和特例，一个强大而有为的政府对于一国的发展构成重要支持。有些政府的大量支出使用在了非建设性的领域，比如内部战争和领导人雕像建设或者索性被若干腐败掌权者转移到了海外的私人账户中去。如果把这些失败国家的案例排除在外，那么政府在发展中的作用将更加显著；但即便把这些国家包含在样本中，两者正相关关系仍然是显著的。这张图证伪了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所主张的小政府理念，而与2015年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教授所主张的“邦弱国穷”的观念所一致。

关于国家和社会（包括市场和人民）关系的另一种错觉来自意识形态光谱的另一极端。苏联意识形态教条中，阶级斗争是理解社会政治经济现象的关键词。源自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理论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家（政府）是一种阶级斗争的暴力机器，其存在的理由是帮助统治阶级巩固其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剥削统治阶级与被剥削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关系是人类历史的主线，贯穿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进化阶段；工人阶级代表着未来，其国际主义联合将改造全人类的政治面貌，最终可以实现对国家的消灭；在此之前，可以通过建设一个强大的无所不能的国家，由国家按照科学计划来配置一切资源从而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大发展。站在21世纪中国社会传统和国家制度的立场上来看，上述政治经济学教条存在一系列理论、事实和政策谬误。

首先，国家与政权的产生从历史上看并非源自阶级斗争，而是不同族群之间为生存繁衍的空间而展开的残酷竞争和殊死对抗。生而为人，处于被剥削、被统治的地位并非最悲惨的处境，失去了自身族裔政权和国土的贱民和奴隶阶级才是最悲惨的，因为那意味着失去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其本人和子孙（假如还存在的话）的法理和伦理地位甚至与大牲畜资产无异。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心的知识分子很难意识到这个方面的事实。被统治者之所以在绝大多数时候不会奋起反抗统治者，不仅仅是因为统治者的愚弄和恐吓起了作用，还因为被统治者通过努力和好运，无论是资本积累、教育科举还是战功冒险，其实是有一定机会挤入阶级上行通道的，而他们真正恐惧的是沦为失去民族政权依附的贱民与奴隶。

其次，阶级分野和对抗现象主要是欧洲地区性社会文化传统，而不是全球性的规律。按照北京大学潘维教授的观点，阶级现象源自欧洲的长子继承制，其产生源自游牧文化，因为草原不能私有，不能分割成越来越小的地块，所以长子继承制就流行，而当这种制度传到农耕区，就成了稳定阶级划分的制度基础。由于家族财富归长子，多代累积的后果是非长子的后代们沦为平民乃至贫民。但是在东亚的农耕文明中，“靠自己生养劳力，就‘多子多福’，就‘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既然儿子是主要农耕劳动力，就不可能实行‘长子继承’制。……西方视阶级为社会必然，中国人则未必。缺少了长子继承，而且多田的富家多妾，‘多子多福’，农耕社会就‘富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就难以产生固定的社会分工。缺乏分工就难以支撑稳定的社会分层，难以培育阶级意识和阶级社会”。^[46] 奴隶现象并非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化之后的一个普遍发展阶段，而是一种在时间和空间维度都广泛存在但是非主流的制度安排，不能称之为文明和历史阶段。封建制度在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朝时便基本结束，贵族从此成为特例而非常态，平等主义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特征之一。东亚大陆上14亿人口的巨型国家无法将自己四五千年的文明削足适履地装进欧亚大陆西端半岛上5亿人两千多年历史的概念框架里去。带有欧洲中心论色彩的人类历史发展五段论并不符合全球的考古历史事实，更合理的分段可以是原始采摘狩猎文明、农业—牧业文明、工业文明以及后工业—数字文明（关于最新的这个阶段如何定义仍无定论）。

再次，对于国家和政府的消亡的观点显然是受到了当时欧洲流行的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却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国家的功能不仅仅是对抗外侮和巩固生产关系，它还向人民提供各种必要的公共产品，离开了这些公共产品，经济活动和社会秩序无以依托。所以，即便有一天世界政府取代了各个民族国家政权而实现了人类的大一统，只要人性没有本质变化，代表全人类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政府的存在还是非常必要的。国家和人民之间主要是共生关系而不是压迫关系。

最后，将政府及其制度形式不断神化，把国家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公共部门的威力与魔法之中，最终导致国家包办一切的全能主义政治经济体系，这是苏联垮台和第三世界国家未能成功发展的原因之一。国家垄断几乎一切生产资料、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都按照科学的计划来实施，其结果是对人之需求的多样性和多变性的蔑视与忽略。战时紧急状态下，这种安排有其合理性甚至是优势，但是一旦进入和平时期，全面计划和国有经济的缺陷则越来越暴露出来。

无论是对市场的崇拜，还是对政府的神化，美、苏两大意识形态都体现出西方近现代思潮中的制度万能论。制度万能论其实是一神教思维方式的现代变形，只需将其逻辑框架中的神替换为制度，便可推演和创造一切万物。寻找一种万能的最佳制度来终结历史，如同创造一位万能的神来创造世界一样，可以将现实中所有的不确定性和迷茫都推给这个神化对象，因此西方政治学者们对最佳制度的痴迷如同物理和机械“民科”们对永动机的执着一般乐此不疲。但是中华文明在全世界文明史上的独特之处是从骨子里不信神而信人。欧洲的制度万能论伴随着船坚炮利呼啸而来带来了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用导向的中国人当然会很感兴趣，但是经历百年探索之后，我们很快意识到其中的荒诞之处。中国共产党从建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到改革开放的百年探索，对于苏、美两大阵营和两类意识形态先后都有过深度的接触和借鉴，但更重要的是对这两者都是采取了批判性学习的态度，并按照本国的国情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摸索出适合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独特道路，并且与时俱进地称之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将“实事求是”这四个大字刻在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国人民大学门口的延安石上，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道路自信和文明自信。

二民本主义视角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正如图1—3所提示的那样，这个世界的基本事实是，国家力量（相对社会）越强大，经济发展越好，人均GDP越高，其人民越活得像人样。这一事实似乎同我们的日常体验相违背，但用直观经验而非逻辑推理和数据验证去解释世界，是前科学时代的典型特征。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功能，在于借助一系列可证伪（甚至可重复）的方法帮助我们的认识超越表象、经验和常识，去理解那些隐藏在这个世界表象背后又远比我们的直观感受复杂而深刻得多的道理。在公与私的关系问题上，直观经验再次欺骗了我们，人们所观察到的私人部门的努力和财富循环之间的关系仅仅是表象，而支撑这种表象的底层结构，恰恰是公共部门的各种功能，它们如同空气之于人一般，很少被认可、更少被欣赏，却是各类经济活动须臾不可缺的生存基础。

一个基本事实是，几乎所有经济活动，都离不开某种公共产品（政府服务）的支持，越是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越离不开复杂、专业而高成本的公共产品（政府服务）的支持。

最常见也最基本的公共产品是政府对暴力的垄断从而向其辖区内民众提供的安全与和平，舍此，人们无法参与到正常的生产和交易中去；教育和医疗的普及可以让经济活动获得健康而有能力的劳动者和创业者；进一步，如果能打击扰乱社会和市场秩序的行为，比如反垄断、反欺诈、反假冒伪劣，那么经济活动的效率和质量就能提高；再进一步，如果基础设施的投资能够得到补贴，其外部性能被政府行为所内部化，那么基础设施的进步将大大提升相关产业的竞争力；更进一步，通过法律的授权和对失信者的惩处，信用体系得以建立健全，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资金成本，让交易和投资更易达成；通过压制地方政府和各种行业势力的保护倾向，可以建立一个统一的全国性市场，通过国际条约和贸易谈判，本国的优势商品可以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统一和扩张内外市场的官方努力可以让本国的核心产业扩大产能从而获得规模效应和竞争力；假如想获得更快的技术进步，除了对技术研发进行补贴之外，还必须对知识产权进行合理而必要的保护，因而需要专门的法庭和执法队伍，这些公共产品都是为了对技术研发和创新所蕴含的外部性予以必要的弥补；^[47] 社会保障体系和财富再分配体系可以塑造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结构，其功能是不但扩大了国内市场的总需求，而且降低了整个社会的政治和安全风险；新商业模式和新技术路线的推广，其门槛之所以高是因为传统模式和传统技术已经同社会进行了多年的磨合与共生，要撕裂并重构这种传统运行体系会带来一部分群体的痛苦、阻挠和反抗，所以政府必须对他们予以必要的压制、诱导和补偿，从而让社会技术进步和治理变革得以实现。^[48] 总之，一国政府所提供的各类公共产品同该国的经济活动的规模扩张和复杂度提升之间，存在结构性的对应关系；政府越大越强、公共产品供给越充分，经济活动就越复杂、越高级。

事实上，即便是市场本身都是一种由政府部门创造和维护的复杂公共产品。美联储达拉斯分行华裔副行长文一教授也认同这种观点，在其书中对市场是政府的创造物有系统论述。他认为，贫穷、落后、工业化失败，始终是社会协作失灵的产物，而问题的根源在于，创建规模化的能让现代产业盈利的市场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协作成本，这一成本却被自亚当·斯密以来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忽略了。自由市场并不自由，更不是免费的，它本质上是一种成本高昂的公共品，需要强大的国家力量才能创造。“市场的三大基石是：政治稳定、社会信任、基础设施。”“基础设施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市场的时空结构，物流的大小、方向和速度。”“正在中国大地上展开的工业革命，其源泉并非来自于技术升级本身，而是来自一个强势有为的政府所引领的连续不断的市场创造。”^[49]

在文一教授看来，工业化和技术创新的水平是由市场规模决定的，而市场规模是由国家能力实现的。之所以是英国而非荷兰引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其根本原因是英国在政商强强联合体制下成功地开辟了18世纪全球最大规模的纺织品市场和棉花供应链，必然使得它在全国范围内采用纺纱机和工厂体系变得有利可图。类似地，是美国而非法国或者德国在19世纪末赶超并取代英国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于美国的政商两界通力合作打造了一个比大英帝国更加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当时美国对华政策中的“门户开放”主张便反映了这一历史背景。美国获得的巨大市场培育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家和工业巨头。今天，是中国而非印度做好了在21世纪取代美国制造业和技术创新地位的准备，也是因为中国在过去40年开创并继续开创着一个比美国还要巨大的超级市场，“一带一路”和东亚地区合作乃至国内的精准扶贫，都有助于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这一超级大市场定会孕育出比卡耐基、福特、摩根、洛克菲勒等还要伟大的企业和企业家。

在21世纪初的今天，笔者和文一教授的上述观念在普通读者看起来会显得非常新颖而叛逆，但实际上这个观点早已存在了千百年，只不过在新自由主义占据了主流之后，这一类观念被知识界和大众舆论遗忘了而已。在本书的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以个人主义为本位和自由主义为底色的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他们在搭建整个理论大厦的时候所使用的材料和工具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但是其施工图是颠倒的，明明要建造个烟囱，却挖了一口井，这种颠倒尤其体现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上。理论上本末倒置的结果是实践中的政策失败与投资失利，理论家和他们教出来的学生既不能治国也不能在市场上盈利，最终导致西方经济的理论家只好退回象牙塔自娱自乐玩弄数学的伪科学倾向。

既然市场的建设和维持非常昂贵，那么公共部门为什么还要花如此大的资金、人力和时间成本去建设市场呢？图1—4可以阐释其中的逻辑关系。

第一章议题与方法——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与基本命题 - 图4

图1—4 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经济活动的映射关系示意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1—4中，底边的长度代表一个国家向其国民提供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与上边的市场活动存在映射关系，公共产品越丰富，市场活动越活跃。但更重要的关系在于中间的那个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交叉点。同等规模和质量的公共产品，如果该交叉点的位置向上滑动，那么在私人部门所投射出的经济活动便大大缩小，而假如该交叉点向下移动，则在私人部门投射出的经济活动迅速放大。这个点的位置便是综合税点，综合税率的高低对于国民经济规模具有巨大的杠杆效应。

图1—4中甲、乙、丙三个国家，底边等长意指他们的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是等量的，区别在于中间的综合税点的位置高低。甲国政府花了每年新增财富（GDP）的近1/2来提供公共产品，在私人部门投射出那么多经济活动来；而乙国则征集了七成的新增财富才提供了与甲国政府同样的公共产品，结果是在私人部门投射出的经济活动远小于甲国；丙国则通过某些办法将公共产品的成本降了下来，所以私人部门的经济规模远远大于甲乙两国。

当然，这个结构图大大简化了现实中的公私部门之间公共产品与经济活动的映射关系，在现实中还存在的各种资源约束、时滞和摩擦，也存在公共产品的质量差异。但是这样一个逻辑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澄清政治经济学中许多原本似是而非的认识。

首先，假如存在绝对意义上的无政府状态，那么经济活动应该接近于零。在现实中，它意味着处于全面内战中的地区谈不上有什么经济发展可言，政权崩溃和军事冲突可以让原本富足的国家在很短时间内变得一贫如洗。“土匪出没的地方没有市场，欺诈横行的地方没有市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方没有市场”。^[50] 有些发达国家政府（比如比利时和美国）缺位一段时间但是其经济并不受太严重的影响，是因为在其公共部门体系中，狭义的政府仅仅承担一小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立法、司法、社会保障、边境控制、市场监管、军事安全等功能已经分散给半独立于狭义政府（比如美国的白宫和英国的内阁）的广义公共部门的各个子系统了，这恰恰说明了宏大公共部门的重要性。

其次，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穷，主要不是由于他们的人民懒惰或者企业家精神不足，也不是政府挤压了市场作用[即用达隆·阿瑟莫格鲁（Daron Acemogla）的话说，是榨取式政治的存在]，而恰恰是因为政府无法“榨取”足够的财政和其他资源，从而无法提供有效公共产品。在笔者看来，政府的原型都是暴力，只不过有些政府及其背后的核心统治群体已经意识到，如果把爪子和牙齿收到所谓德治、法治、自由或者民主的遮羞布后边，道貌岸然地扮演一个讲规矩、有节制的角色，更有利于其稳定和生存。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及其统治群体则还处于饥饿状态，不得不随时现出暴力的原形。

再次，政府的能力和效率之积决定了国家的财富量。在确保政府功能输出稳定的前提下，通过提高政府效率，可以降低该政府对国民财富的资源汲取比例从而扩大乘数效应，财政学上称之为财政乘数。广义政府效率就是图1—4中公私两大部门交叉点的高度同底边长度之比。有志于实现国家富强的政府，必须充分意识到自己所花费的每一元预算可能对应着私人部门的十元钱。增强政府能力则可以支持新的更高级的经济活动得以出现。在产业升级和发展背后，公共部门的能力扩张与升级才是关键所在。政府能干的事情越多，整个国家经济越是能现代化，越有竞争力。

最后，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让公务员群体努力工作而又领取尽可能低的报酬。但是即便是共产党员也要养家糊口。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苏联的办法是通过树典型等手段给这些马儿以精神激励。苏联虽然为其人民提供了很不错的公共产品，包括国家安全、基础设施、教育和研发、社会保障、国际市场准入等，但是整体成本太贵，效率太低。他们缺乏一个“重商主义”政府，不理解市场这种高端公共产品的意义，也不允许市场的存在，不帮助民间创造市场和搭建商业平台，从而不能激活民间活力和创造力，因而缺乏微观进化动力，就像一个没有躯体的大脑，久而久之必然僵化、枯萎、不可持续。而华盛顿共识所推行的援助政策往往首先毁掉了发展中国家的大脑，只留市场这具躯体，结果躯体发育不好，甚至在开放的口号下控制这些躯体的往往是华盛顿的意志。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保留了前30年所发育出来的大脑（政府），又配上了新的躯体（市场），相互促进，共同生长，成了富有头脑的巨人。而美国自身的办法则是通过面向全球发行用美元计价的政府债务来降低本国的即期综合税点。对于债务在现代经济体系和治国之术中的重要性，笔者将在本书的第二章关于美元铸币税部分和第六章关于债务的部分予以详细展开。

三强国家的缔造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穷？对此问题，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答案主要是把责任推给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官员，认为他们太过腐败滥权，^[51] 干预市场太多，限制了民众参与交易的积极性，吓跑了或者挤出了高效的跨国公司和私人资本，属于榨取式政权。这类泛泛而谈集中表现在MIT经济系教授阿瑟莫格鲁的《国家为什么失败》^[52] 一书的同义反复和陈词滥调之中。

如果考察全球150个形形色色的发展中国家，不难发现真相：发展中国家政府部门的主要问题是软弱无力而不是管得太多，公共产品的供给与发达国家相比严重不足。对于外围国家而言，把公共部门搞正确，要比把市场和价格搞对更重要、更优先。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是政治与政府，然后才是技术、产业和经济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精英们的人生前途和家庭梦想都放在西方。二是政府的能力非常有限，财政收入和公共服务所涉及的人口仅仅占据总人口的很少比例。要想把多数人口纳入政府的资源汲取框架中来，必须经历政治现代化，即18世纪后期以来全球发达地区陆续进行的大众政治动员和社会革命。三是政府在有限的资源基础上提供有限的公共服务，其成本很昂贵。这些发展中国家绝大部分是殖民体系瓦解之后的产物，继承的是人为殖民者武断划定的边界和故意设置的地缘和种族矛盾，建立和平与秩序就很困难，遑论更高层次的公共产品。

2015年春，时任巴基斯坦财长曾经在美国卡耐基基金会的一次演讲中提供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数字，该国缴税的人口占到总人口的0.5%。这样的财政汲取能力，在一些被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条洗脑的人眼里应该算是好事，这是典型的小政府大社会。但是在现实中，这样的税收能力是灾难！正如上文所说，现代化程度同税收占GDP比例成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没有足够的税收，政府难以支撑国防和警察系统，从而难以提供有效的基本公共产品给国民：安全。没有足够的税收，政府难以雇用庞大而能干的公务员队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公务员工资明显难以支持其家庭体面生活，即便部长的工资也难以负担，腐败是一种必然现象。没有足够税收，需要政府投资的那些大型公共项目和基础设施难以到位，贸易品部门的竞争力难以提升，工业化进程难以启动。类似巴基斯坦这样的所谓主权国家，名义上中央政府拥有主权，但其国家能力根本难以触及地方部落和家族，难以对后者形成有效的领导与规制，所以这样的主权是要打上大问号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虽然在治国方式上颇有争议，但是他的某些见解颇为深刻，“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几个真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诚哉斯言。

旧结构主义的世界体系论在20世纪80年代式微之后，美国政治学界兴起了国家中心主义的潮流。国家中心主义对国家能力的过度乐观，对国家自主性的过分强调，使得其对现实世界的解释能力受到限制。在对国家中心主义的批判者中，犹太裔美国政治社会学家乔尔·米格代尔（Joel Migdal）教授脱颖而出，他系统阐述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和博弈。他认为在全球外围地区最常见的是弱国家强社会，即诸如部落、教会、行会、利益集团等各类社会组织的力量非常强大，而国家力量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力量不足以对这些社会力量实施有效的控制，因而也就难以从社会各界汲取包括税收在内的各种资源。在其政治社会学名著《强社会与弱国家》一书中，他指出当今世界的外围地区，堪称强国家的地方相对比较少，在他看来，以色列、古巴、中国（包括中国台湾）、日本、越南、朝鲜与韩国，是其中较少争议的强国家。^[53] 不难看出，这些经济体几乎包含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经济体系中陆续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崛起的主要样本。

那么，强国家如何得以产生？与启蒙主义政治哲学家们所创造的契约论截然相反，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强国家不是在自由平等的公民之间的契约中产生的，而是在暴力和动荡中孕育而成的。^[54] 暴力集团之间的竞争，冲突和兼并最终导致在特定区域和族群内的暴力垄断格局，从而产生和平与繁荣。米格代尔教授也提到，从历史来看大规模的社会混乱对于强国家的出现具有必要性：它会削弱原有的社会控制，改变民众的生存策略，从而有机会建立起新的（对国家的）忠诚和认同。上述相对强的国家，都在近半个世纪里发生了大规模的社会骚乱、战争和动荡，摧毁了原有的社会结构。^[55]

革命和战争的政治与社会后果，如同电脑的格式化，将旧的系统，包括其中的病毒和冗余一并抹除掉，新系统才得以安装运行。中国同一般发展中国家的重大区别在于，20世纪早期和中期的中国革命和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缔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超强国家，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没有经历这种痛苦的革命和社会改造，因而也就难以建立强国家。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完成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尽管在操作细节和技巧上有很多值得反思与改进之处，但是毕竟让中华民族完成了政治现代化的核心环节：政治、经济和心理上的觉醒与强国家建构，从而为人类史上最大的现代化工业国的形成打下最重要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一代领导集体强调不能用前后两个30年相互否定，是很有道理的。

强国家的重要指标之一是社会成员的身份平等程度。只有打破了原有的社会樊篱，消除成员的出身导致的身份差异，才能构造强国家。在这个方面，连美国也不例外。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恰逢乔尔·米格代尔教授来访。在交流中他提及美国所经历的几次大战带来社会的平等化和强国家。美国原本是由盎格鲁—撒克逊后裔主导的排他性的社会构造，南北战争解放了黑奴却并没有接纳他们进入主流社会，南北战争中对美国主流社会的重大改造是将来自欧陆的德国裔、斯堪的纳维亚裔、意大利裔移民接纳到主流族群中来；20世纪20年代中东欧俄罗斯移民和犹太族群也被接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妇女也被动员进就业群体来，男女平等得以深化。

如果说战争、革命带来的社会动荡是强国家建立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还有一些影响因素值得注意。在米格代尔教授看来，有助于建立强国家的因素包括：世界历史进程提供的机会，来自国内外的军事威胁，独立官僚体系的建立，以及出色的国家领导人。^[56] 在笔者看来，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有利于强化国家地位，因为它能改变社会各阶层的经济竞争力和谈判地位，将该国内部原本大量非贸易品变为可贸易品，强化其分工和产出规模。不仅如此，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持续而根本性地改造相关社会构造和居民的生存策略，从而使原有社会结构瓦解，国家能力持续强化。此外，世俗化运动可以减少宗教势力对国家力量的干预，削弱其社会功能，从而有助于国家力量的强化。对某些核心资源的国有化控制，比如土地的国有化和矿产能源的国有化，固然有助于提升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但是对于国家能力的提升而言，对物的掌控最终还是无法取代对人的掌控。

此外，信息时代的到来也有助于外围地区的国家力量上升。信息化正在大大改造全球经济和产业的基本面貌，但是笔者认为未来更大的冲击将表现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变革上。一方面，借助信息化网络化手段，国家将变得明显扁平化，整体成本将大大降低，国家对个体的控制力和对社会的渗透力更加强化。另一方面，由于大众传媒被小众传媒替代，社会共识瓦解，政治将会变得非常极化，原本工业化时代产生的依赖于社会共识的主流治理形式（比如选举民主制度）也将不可持续。在此背景之下，制度探索和演进的窗口将再一次打开。在本节所关注的国家与市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关系上，我们将看到国家能力大大增强，综合税率大大降低，而且大国相对于小国的优势将表现明显。^[57]

如果承认本书的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认识有道理，那么目前流行的发展理论和发展援助政策就值得做深度而系统的反思。目前的发展援助政策鼓励外部力量渗入受援国内部，扶持其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力量，但是这意味着削弱和瓦解当地本已脆弱的国家权威结构，这些努力最终带来的伤害很可能大于其好处。对当地官员行政与治理能力的培训和提升应是发展援助中的核心所在，因为比起普通民众，官员素质对于发展的绩效更具有系统性重要性。

第四节中心与外围

一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差异和变迁

中心外围的二分法在结构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传统中占据标志性地位。传统结构政治经济学强调中心对外围的剥削以及外围对中心的依附，强调二者之间政治经济旧秩序的不平等、不公平性质。中心与外围之间的政治经济状况存在质的区别。表1—1列举结构主义视角下的中心与外围之间的质的差异性，其中一部分是传统学派，而更多则是笔者对传统理论的拓展。

表1—1 结构主义视角下中心与外围的比较

第一章议题与方法——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与基本命题 - 图5

资料来源：笔者自行整理。

传统结构主义者正确地描述（description）了中心与外围地区之间质的差异，但是他们的政策处方（prescription）^[58] 是失败的，对中心外围之间差异的深层机理挖掘不足。如表1—1所列，笔者对中心外围的差异从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做了进一步的梳理和拓展，不难看出两者在经济、社会、政治和货币领域都存在明显差异，这些指标之间存在隐含的钩稽关系，而且其中有些指标与人们通常的想象和直觉恰恰相反。

在经济与金融货币领域，中心比外围的宏观经济稳定性更高，GDP增速的变化不是特别剧烈，通胀率更低；中心向外围输出FDI资本，通过承担风险而获得高收益率，而更多的情况则是向外围提供信贷，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债务的定价货币（denomination currency）是中心国家的货币单位；反过来，外围国家也会向中心国家输出资本，但是以外汇储备的形式储存在对方的国债和金融债中，获得非常低的收益率。就债务率而言，中心国家的中央政府债务率普遍非常高，存量债务往往达到GDP的100%以上，而外围国家的债务率则难以上升到50%以上，这一事实与大众头脑中的直觉正相反。在中心国家，可贸易品质优价廉而非贸易品价格昂贵，换言之，人贵而物贱；在外围国家则正相反，人贱而物贵，外来的商品价格昂贵而本地的服务则非常便宜。

在上述经济现象的背后有着有趣的社会根源。正如笔者在下文将会专门谈及的，通胀和利率背后有很多影响因素，但是长期来看，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人口年龄结构，即中老年人和青少年之间的比例关系。年轻人占比越多则消费能力相对于生产能力而言越强大，结果是通胀和名义利率就越高；中老年人越多则通胀率和利率越低。名义利率的下降伴随着资产价格和政府债务率的长期上升，导致整个经济的杠杆率就越高。那么，什么导致了中心外围的人口结构差异呢？答案有很多，最重要的是教育水平尤其是女性教育水平的上升导致生育率的下降，以及人力资本和人均寿命的上升，从而在数十年之后形成少子老龄化的社会人口趋势。事实上，在笔者看来，考察一个社会现代性（modernity）的最重要指标莫过于女性受教育水平了。

进一步追问，哪些社会能够转型成男女平等的、教育资源普及的现代社会？笔者的观察是社会革命及其伴随的政治经济转型。社会革命意味着原有的社会等级结构被削弱甚至摧毁，阶级平等伴随着性别、种族之间的身份平等在法理和伦理上得以确立，而且另一个伴生物是（相对于家族、宗教、行会等社会各类组织的）强国家的诞生。社会革命往往是政治大变革（比如法国、苏联、中国）和战争（韩国）的结果，当然也可以是缓慢演进（英国）、移民（美国、以色列、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和模仿（日本）的结果。总之，现代性是社会革命的结果，它意味着在法理和伦理上人的平等，意味着国家力量压倒家族、宗教和行会等社会力量，以及大政府、低生育率等现象。

有趣的是，政治上的平等是经济崛起的前提，但是民主是经济崛起的结果。通观过去两百多年的政治经济体系变迁，不难看出各国在工业化之前通常已经实现了社会身份意义上的平等和国家能力建设。^[59] 但是体面的选举民主制度通常是在工业化完成之后才配享有的奢侈品，凡是在实现工业化之前急于享受多党选举民主制度的国家，目前似乎还找不到一例成功案例，但是陷入发展泥潭和政治僵局者比比皆是。究其原因，笔者提供的一种解释是，为了争夺全球市场份额，工业化是一个对内剥夺“剩余价值”以便对外补贴全球消费者的过程，而多党制和选举民主则意味着赋予了选民群体以分配的权利，两者之间难以兼容。这就好比一个家庭在积累资本的过程中，不能允许家庭成员大吃大喝；而那些还没积累资本就吃光用尽的家庭，通常会在原地打转。在笔者看来，制度本身是一种人为设计和竞争淘汰的演化的结果，而对于中心和外围国家而言，何种制度能够稳定下来其条件也是大不相同的。选举民主制度是工业化发展的结果而非原因。本书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汇率的研究也证实了体系外围地区的选举民主与汇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二融资结构的中心外围差异

处于体系不同层次的国家需要不同的融资结构以与其经济和产业机构相匹配。

对于体系最中心的以创新为主的经济产业而言，敢于承担长期和巨大风险的创投（VC）基金和私募股权（PE）基金，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本机构，因为它们能够承受很大概率的创业和研发失败风险以博取成功后的高额成长和资本化收益。与之相应，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灵活而繁荣的资本市场是其背后重要的柔性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当然，与创业有关的创新研发通常是在应用层面上的，而更底层的基础科学理论研究则离不开强大的公共部门提供的长期支持。

而对于致力于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基础设施融资则离不开国家主导的长周期大资本量的投资，因为基础设施投资具有部分公共产品的特性，对于私人资本而言，为基础设施而征集土地的交易成本较高，投资规模大回收期长，更何况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的规模通常比较有限。开发性金融无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很有必要的。

致力于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可以依靠本国私人资本的积累，也可以努力争取国际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还可以依靠外商直接投资或者从国际金融市场上债权融资。其利弊各不相同。

就历史经验来看，成功挤入体系中心国家主要是以本国储蓄转变为资本进行再投资的，日本对外国资本采取了相当排斥的态度。以本国储蓄为基础来发展的好处是利润可以充分地转化为本国居民的财富并最终转化为本国消费，其缺点是速度较慢，而且本国市场封闭的情况下，较难打开别国的市场。

依靠外商直接投资FDI来发展，其好处是可以借助外资直接融入全球供应链和分销网络中去，能够迅速实现大规模的生产和非农就业，并通过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溢出效应而带动本国私人部门的工业化起飞。

但是其弊端也很明显，外资承担了很大部分风险，故要求的回报率通常很高，该国经济发展的较大一部分成果会让外国资本拿走，并且其借助资本规模和市场优势地位对本国的竞争者形成挤压，而本国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所得增加值相对有限，从而难以转化为本土市场的消费。这里有可能形成一种依附式发展的恶性循环：借助外资来发展取得了名义上的高增长，但是由于本国居民所得有限，因此更加依赖外资带来的国际市场准入，而不得不向外资进一步让利。这种发展模式到一定水平之后就难以进步，因为土地、人工和环境等要素价格逐步升值到一定程度，外资就会像牧群一样离开该国，去寻找下一片丰茂的水草，表现为资本撤出、汇率贬值和经济增长停滞。另外，外资的引入也会压抑民族工业技术积累的积极性。外资进来可以提供就业机会和管理经验，但是技术积累红利本国分享不到，因为技术是无形资产而且先进技术是不会轻易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的。有了外资，许多发展中国家就缺乏积极性去开发自己的技术，因为即便开发了，早期也无法与外资竞争。长此以往就形成永久性的对外资的资本与技术依赖。文一教授认为克服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循序渐进的自下而上的“进口替代”。^[60] 以泰国为代表的一些东南亚国家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发展模式即是建立在对外资的过度依赖基础上；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既有大规模的招商引资，又有自主创新政策带来的自主技术积累。

拉美国家喜欢通过借入国际债务来融资，包括向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市场借入各种周期的债务。发展中国家的所谓“原罪”就是无法用本币在全球金融市场上融资，外围国家通过国际债务融资的特点是非本币计价从而让再融资的利率掌握在别人手中。国际金融资本的特点，借用华尔街的格言，“是在晴天的时候乐意把伞借给你，然后在下雨天执意要把伞收回去”。全球利率波动大，资本流动的方向和规模也具有很大的波动性。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以及其他美元加息周期所经历的资本外逃、股汇双跌等金融货币危机，便是这种国际债务融资带来的后果。

国际债务融资中有一种特例是向国际金融机构比如世界银行、亚行或者某些发达国家的政府开发援助（ODA）融资。这种融资的特点是周期长利率低。但是其缺点也很明显：一是规模有限，二是有不少附带条件。有限的规模意味着这条融资路径难以持续扩张来支撑成功的工业化，而附带条件则意味着放弃了本国的若干重要选择，比如在政治制度和政策理念上的自主权。如果是接受特定国家的开发融资，那么附带的条件往往是优先（甚至排他性地）使用该出资国的产品、服务和技术路径，并在外交政策上满足其诉求。此外还可能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面临某些陷阱，比如20世纪80年代前期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都获得了日本的大量低息日元贷款，而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兑美元的快速暴涨导致这些借款国的实际负债大涨。正如日本格言所说，免费的就是最贵的。

向国际组织融资带来的政策自主权的丧失，从长期来看代价将非常巨大。这不是说国际金融组织处心积虑要故意坑害发展中国家，而是说事后来看，凡是跟着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指导意见走的发展中国家都难以发展起来。尽管这些机构所秉持的发展理念，比如所谓华盛顿共识，的确存在很大的理论缺陷，但是不能否认这些机构中的专家们多数是相信自己正在努力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问题在于，能不能通过经济学和金融学的专业知识向世界各国提供一条带有普世性的发展道路？本书的答案是否定的。各国有不同的要素禀赋和文化制度传统，如果向一条全球一致的标准上靠拢就会导致削足适履。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刻舟求剑，即把曾经成功的经验试图复制到落后国家，殊不知当年的经验已经在迭代竞争中过时失效了。由于全球总需求相对总供给的有限性，任何一轮工业化都只能有少数经济体成功，这就意味着前面成功者所使用的手段并不构成后续模仿者成功的充分条件。这就好比在总是由少数人打败多数人的金融市场上，过去的投资大师所使用的方法技巧，一旦成为公众知识便不再能够产生超额收益。同理，历史上工业化发展成功者的经验有较大可能构成后来者成功的必要条件，但是显然不能成为充分条件，因为其经验已经成为公共知识，当大家都知道其中诀窍的时候，其价值被对冲掉或者说中和掉了。更何况，世界银行等机构向全球发展中国家推销的发展模式，往往是中心国家的政治家和学术圈希望后来者去做的事，而不是他们的前辈们实际所做的事。^[61] 1800年以来，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伴随的是严酷剥削劳动者，严重污染环境，严厉镇压殖民地的反抗，剥夺民众各方面权利，努力窃取他国技术诀窍，从而扶持本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崛起，而不是今天世行所推崇的创新、绿色、和平、共享、法治、民主等。华盛顿共识，至少就其客观结果而言，相当于一种新殖民主义，用援助和优惠贷款的“条件性”（conditionality）将后发国家锁定在一种报酬递减和贫困化的产业分工之中，剥夺了其人民的发展可能而使之更加依赖自然之物。不仅如此，华盛顿共识的放任主义更使得发展中国家失去国家能力或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能力与意愿，而国家能力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十分关键。

可以推论，越往后，从外围向中心的竞争将越惨烈，难度也越大。发展的第一步，就是保持精神上的独立性和路径上的自主性。为了资金而出卖灵魂和自由，是走向失败的第一步。

外围国家如果能把握好全球资本和资金的价格周期，管理好国家信用，则可以适度利用国际金融市场的资本。否则，应当在向国际金融市场举债时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慎重。当然，为发展而融资仅仅是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工作，成功的关键还是在于产业的不断升级过程中让资本得到持续增加的回报。

三分化与演进中的中心外围关系

相比于传统结构主义的中心—外围二分法，笔者认为中心和外围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出现了同步分化。中心国家分化为以虚拟金融经济和高科技创新为主的英美资本帝国和以实体经济为主的欧陆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制造业强国，而外围国家则分化为以“物的生产”为主的大宗商品出口国和以人力的开发为主的劳动密集产品出口国。之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上述分化，主要是由此后的一系列结构性变迁所驱动的，其中包括1971年美元黄金窗口关闭标志的法币时代的到来，1979年之后英美倡导新自由主义全球化，1989年东欧剧变导致两个平行体系合二为一，以及进入21世纪之后东亚供应链向中国的延伸和升级。

笔者在《中国为什么有前途——对外经济关系及其战略潜能》一书中曾经描述和对比过这种双重分化。分析某国在这个体系中到底处在什么位置，最主要的是看这个国家向整个体系出口何种东西以交换它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从这个角度来考察所有的经济体，世界体系内的国家（和地区）大体可以分为四类，分别为中心国家、准中心工业国家、外围工业国家以及外围原料国家（见图1—5）。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处于全球市场体系中心地位的国家显然是美国，以及在较小意义上的英国。到21世纪初，美国出口最多的东西不是商品或服务，而是美元信用。其次是各种无形资产，包括商标和品牌的使用权与特许权、好莱坞为代表的音像制品，以及一些商业模式。至于粮食和军火等物质性商品则在金额上远不能与此前两大项相比。美国向全球提供流动性和技术，如同在太阳系中的唯一恒星太阳一样，向绕着它转动的行星们放射热量。不同经济体在其不同轨道中，离太阳这个热源越远的行星越冷，离它越近的行星越温暖。

第一章议题与方法——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与基本命题 - 图6

图1—5 商品、货币在体系中的流动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世界市场之所以如此积极地追捧美元和美国无形资产，是因为体系外围的绝大多数国家认同美国的实力优势、政治经济体制的优越性以及作为帝国的信用。人们之所以相信美元，并非如同美元纸币上所印制的那样“因为上帝而信任”，而是基于美国无与伦比的经济技术实力以及压倒性的军事和政治优势。美国的财富和力量又反过来导致了全世界对美国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承载或者象征了这些文化的商品与品牌的追捧。因此，可以将美国这个中央国家称为依靠信心生活的国家：依靠别人对他们巨大的实力优势和制度优越性的信任和信心，以及他们对这种信任与信心的坚定维护与巧妙使用。

紧邻美国内核的是欧陆国家和日本等准中心国家，他们用来与世界交换的商品也有他们的货币，但是最主要还是精致的高附加值工业品与服务。西欧和日本既有体系中心国家的货币出口与虚拟经济特征，又保留着类似于外围国家的工业制造能力，所以笔者将他们称为准中心国家。他们依靠的是百年工业发展所获得的资本积累，加上在先进的研发能力以及管理组织能力基础上获得的技术和专利优势，所以可以称之为依靠理性和纪律而生存的国家。

在欧洲与日本的外围，是第三个层次的国家，即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家，其中生存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他们也生产工业品，但是与准中心国家相比，他们的工业生产在技术上远为简单，组织效率和管理技巧上明显落后，其产品与服务的精致复杂程度相对低下，其单个产品的零部件数量远不如前者之庞大，更缺少对核心技术和专利的掌握。中国及其大多数东亚邻国，以及南非、墨西哥、巴西、土耳其、部分中东欧国家的位置即在其中。由于他们提供了全世界最多的劳动力供给，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基本上属于劳动密集型，所以不妨称之为依靠勤劳而谋生的国家。

在体系同心圆的最外围，则分布着许多依赖能源和原料出口而生存的国家，这些国家覆盖着地表的最大面积，中东、拉美、南亚、非洲、俄罗斯、中亚等地的大量经济体都处于这第四个层次中。他们基本不创造或者制造东西来与世界交换，而是拿出祖先传下来的土地下埋藏之物来交换别人的劳动产品，所以，我们不妨称之为依靠运气生活的国家——他们生存的质量取决于脚底下的土地可以提供何种自然资源。

1979年中国进入这个分工体系以来的40年间，我们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位置出现了迅速的变化，从最初的原料提供国，到外围工业国，如今正在向准中心国家快速挺进。^[62] 在中国之前，还有韩国和新加坡等经济体；在中国之后，还有越南、印度等经济体正在陆续启动挺进中心的进程。与此同时，我们也能看到有一批经济体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结构性的边缘化，比如苏联东欧地区和南非、巴西、阿根廷等地。

表1—2 分化后的中心—外围对比

第一章议题与方法——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与基本命题 - 图7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笔者自行整理。

上述事实说明，中心与外围之间具有大体稳定的比例结构，当中国这样的巨型经济体挤入体系相对中心位置时，就必然会有一些国家经历去工业化和边缘化。中国的挤入伴随着苏联、南非、拉美以及欧洲外围地区的去工业化，原因在于任何给定时刻的全球总需求是有限的。在货币领域更是如此，未来当人民币逐步成为国际主流货币时，就必然会有些货币的全球份额趋于萎缩乃至消失。

上述事实也说明，世界市场体系的结构固然存在刚性，但是通过正确的政策组合与努力，这种结构刚性并非不可突破，各国的命运与分工更非注定。也正是因为上述事实，本书的民本主义认为不宜在分析中牵涉太多价值批判，而应注重理解其结构与变迁，重在探讨“是什么”和“怎么办”，而不是沉迷于表达我们对这种世界结构中不公平不合理之处的愤怒和抗议。只有冷静地理解世界，才能有恰当的方式来适应并改造它。市场体系的运行是一种增量变革与存量调整之间的有机统一，既要看到结构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又要看到新的可能性。

第一章议题与方法——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与基本命题 - 图8

图1—6 外围地区人均GDP与美国对比（1960—2017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通常来说，参与到这种中心外围的分工中对几乎所有参与国都是一种理性选择，因为被人剥削固然悲剧，但是更悲剧的是没有人愿意剥削你。必须承认世界市场体系的存在本身有其合理性和鲁棒性（robustness）,^[63] 而非某个阶级或者国家或者族群的阴谋操纵的结果。当今世界上，置身于体系之外的国家少之又少，朝鲜是一个特例：20世纪70年代之前，朝鲜的生活水平要高于韩国和中国，原因在于朝鲜的经济深度融入了以苏联为中心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内的交换体系，而当时的中国则孤悬于东西方两个体系之外。在苏联解体之后，朝鲜被排斥在全球市场体系之外，导致生活水平下降。

从图1—6可以看出，世界市场体系的外围地区与中心地区的人均GDP之比长期看存在较大的稳定性。众所周知，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人均GDP几乎呈线性增长，直到近年才开始出现颓靡之势，而这些外围地区与美国之间的比例呈现稳定性，这至少能提示我们两个问题：一是圈层的稳定性比人们想象的要强；二是中心对外围的确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带动和溢出效应。

中心外围谁是本谁是末？笔者倾向于认为中心是发展和进步的动力所在，而外围经济活动则可以视作其衍生物。这与本章探讨的一国内部公共部门同私人部门之间的逻辑关系其实是高度一致的。全球市场体系是一种资本主义帝国，其政治经济学本质就是杠杆和信用。资本主义帝国实质上是世界政府的僭主，它不请自来地利用了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真空，主动扮演了某种程度的世界政府的角色，或者操纵联合国这个萌芽期的世界政府以自利。

世界市场体系的帝国之所以通常能成功运行一两个世纪，不仅仅因为其武力优势能压制外围的反抗，更是因为世界市场体系需要这样的僭主提供某些公共产品，比如航道安全、全球市场的开放性、反扩散、应对气候变化、基础性科研、各类国际标准的统一等。帝国从整个体系汲取资源，并向体系反哺某些公共产品，而外围参与者将其资源交给帝国中心来配置，所以中心外围的关系主要是一种共生关系而不仅仅是剥削关系。这就解释了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基本事实：与体系中的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的美国和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苏联）走得越近的国家发展得越快，而自我孤立的国家则陷入相对停滞和贫困。

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关键区别不在于制度，而在于技术。德意志帝国对英国的技术反超、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太空竞赛等案例皆可说明不同的制度都可以带来技术的进步，但是其共同特点是所费不赀。技术的进步不是一个或者一群天才的灵感导致的，而是巨量资本和高水平人力投入的结果，而巨大的投入必须要有巨大的市场来吸收其最终成果，才能形成可持续的技术进步。英国的工业革命来自全球（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市场的主导权，从而为其棉纺织工业提供了最大的市场吸纳能力。^[64] 由此可以推理出中心与外围的共生关系：外围的人才、资源和市场向体系中心国家敞开大门，中心国家吸取了体系外围的人才和资本，能够投入巨量资本从事研发，从而获得技术突破和生产率提升；而体系外围国家通过贸易和技术溢出效应而获得好处，其生活水平也能得到部分提升，尽管其总的获益通常不如中心大。而那些自绝于体系之外的经济体则很容易出现技术停滞增长缓慢的前现代状态。

由于传统结构主义强调剥削关系忽略掉共生关系，因此片面强调通过全面“进口替代”来与中心脱钩，结果无法利用中心提供的巨大消费品市场；而市场规模又是任何落后国家开启工业革命或产业升级的必要条件，因此一旦失去体系中心的规模化大市场和上游技术，而自身市场又有限而且技术落后，发展中国家便进上一条死胡同。相反，“亚洲四小龙”和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充分利用共生关系，在出口导向的同时，循序渐进、自下而上地搞进口替代，先利用进口机器生产劳动密集型商品（比如纺织品、箱包、玩具），大批量出口到中心国家市场，以赚取最大微薄利润来创造自己的就业和补贴自己的产业升级，结果逐步往上游产业渗透，实行局部而渐进的“进口替代”，反而仅仅花了半个世纪就赶上了欧洲发达国家。^[65] 传统结构主义政治经济学只强调剥削却看不到共生，导致其理论转化为政策实践后面临普遍的失败。而东亚的经验则充分说明中心外围关系中既有剥削又有共生，既有结构刚性又有改变的可能，体现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维的适切性与实用性。

由于结构本身的原因，一旦占据中心地位，一国的力量会被体系的杠杆作用放大，而外围国家的力量会被体系压缩。所以外围国家挑战中心是非常困难的，通常需要外围挑战者的经济规模远大于中心本身，才可能挑战中心国家所掌控的整个体系，而且还需要中心国家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而处于极端虚弱之际。关于这个机理，笔者将在第三章全球化部分展开详细论述。

第五节可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

一一价定理与可贸易品

2015年笔者在美国首府华盛顿特区的乔治城大学做访问学者，每个月都会去马里兰州和特区交界处的一个小镇上去理发。给我理发的通常是一位越南裔的中年妇女，她15分钟理发（不包括中国常有的洗头服务）劳动的收费是20美元。尽管她的服务颇为友善和称职，但我还是忍不住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假如这个服务过程发生在北京的郊区而不是华盛顿特区的郊区，即便劳动者还是她，服务对象仍然是我，劳动内容还是这样简单的15分钟，那么她的收费恐怕至多值5美元。假如这个工作地点转换到越南河内的郊区，那么她的收费应该为1—2美元。一模一样的劳动，在不同国家之间居然存在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差价，是因为这类劳动无法跨境贸易，所以不存在异地套利，因而也就不会遵守“一价定理”。所谓一价定理，是金融学的课程中讲授汇率时必然会讲到一个原理：在市场开放的前提下，如果忽略掉运输、税收和其他交易成本，那么同样的东西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理应卖一样价钱。这个定理是学者们研究汇率的逻辑前提，各种汇率定价模型都是基于这个思想来展开的，差异仅仅是模型中锁定的究竟是什么东西的价格。

理发和其他生活服务的定价取决于周边客户的富裕程度。这个小镇附近的查维查斯（Chevy Chase）和白萨斯塔（Bethesda）两地，都是富人云集的好学区，据美利坚银行的客户经理所说，此地2014年家庭收入中位数达到了17万美元。正是在这儿的理发椅上笔者产生出一个念头：非贸易品（non-tradable goods）的劳动和消费过程应当被定义作财富分配环节，它与税收和福利、资产价格变动、家庭成员之间的分享和赡养、慈善捐赠等经济行为一起，构成一个社会内部成员之间共享财富的渠道。

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之间存在质的差异。可贸易品由于跨境套利的存在而大体符合全球一价定理，故本文将其定义为财富的创造部门；非贸易部门，主要是大部分服务业，其价格在不同经济体的差异可以非常悬殊，而与其质量水平和客户偏好无关，故本文将其定义为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环节。换言之，一个经济体通过其可贸易部门生产出产品、创造了财富，并通过贸易将其所造之物从全球市场上交换到自身所需，然后通过非贸易的部门（比如人们相互之间的服务）将这些价值在自身社会的各个群体中进行再分配。需要提醒读者的是，把非贸易品定义为财富分配环节，这里不存在对或者错的问题，而是方便或者不方便的问题。这些人造的概念和设定都是学者们为了理解和解释的方便而创设的分析工具，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经济的发展，我们完全可以且应当创设新的概念以解释和分析新的事态。这个定义及其思想衍生品构成本书结构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又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

决定一国居民收入水平的主要是该国可贸易品部门的竞争力，技术进步也主要体现在面向全球市场竞争的可贸易品部门。一个经济体的富裕程度，仅仅跟其可贸易部门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有关，而其非贸易部门的效率提升和质量提升对于其富裕程度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因为它仅仅是分配环节，同样这么多东西，无论一个社会如何分配，人均量还是没有变。想象一下那位越南裔的美国理发师，如果她回到越南，在河内郊区无论如何打磨她的理发技巧和服务水平，她的报酬水平都无法大幅跃升，因为河内本地人的支付能力仅仅是美国精英阶级的1/10。世界各国各地区，凡是能生产出某些产品和服务并以较大规模和较好增加值水平销售出本国本地区之外的，那么其人均财富量和生活水平必然较高。凡是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对外出售，或者附加值低的，那么其人民必然比较贫穷。如此，许多流行而含混的思想和概念便得以澄清，制造业为什么重要？所谓“实体经济”为什么重要？究竟哪些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实体经济？其实，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等概念的时候，真正指称的是可贸易品。^[66]

事实上，每个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中既包含了价值创造，也包含了价值分配，只不过由于它们的贸易半径不同，参与价值分配的空间和群体范围也有巨大差异。如果你交易半径中居住的都是穷人，那么你获得的价值通常不会高；假如分配半径中都是富人，那么所获通常不菲；假如分配半径非常巨大，那么你的所得取决于产品的定位和竞争力了。

是否可以（跨境）贸易，主要是从流通的角度来区分的，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概念，而是一个渐变光谱：有的产品可以被运送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去出售，比如服装、玩具和手机；而有的产品则不然，比如某种口味独特仅为本地人所欣赏和接受的食物，易于变质而只能本地销售的生鲜食品或者个人对个人的直接服务如理发、按摩和洗车服务等。我们可以在这个渐变光谱上确定各个产品和服务的交易半径。交易半径越大的越是可贸易，而交易半径越小的则越是不可贸易。技术变迁和交通运输通信条件的改善，使得原本非贸易的劳动成果越来越可贸易，大量产品和服务在上述光谱上都向着贸易半径的远端迁移。

非贸易品由于技术变迁而越来越可贸易化，正在对社会经济运行模式产生深刻影响。传统的可贸易部门是制造业和农业，但是随着技术进步，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成熟，很多非贸易部门正在变得可贸易，互联网对传统服务业的一系列改造，正在深度颠覆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场景和定价体系，无论是餐饮、交通、住宿、零售，还是教育和金融服务，都在变得非本地化：其服务的交付当然仍是在本地发生的，但是其订单撮合与支付，服务的后台支持等很多增值环节发生在外地乃至外国。随着原本非贸易的服务被技术切割出越来越多的可贸易部分，服务业价格也正在出现跨境的一致性趋势。这就意味着各个社会内部原先的财富分配渠道变得更加狭窄了，通过可贸易部门获利的群体向本国其他群体的财富溢出过程更加依赖于政府活动，既包括政府的福利发放，也包括公共部门的各类投资和服务对资产市场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一方面资产市场的波动性会趋于扩大，即房产和金融投机致富显得越来越容易；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对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力度如果跟不上步伐的话，那么整个社会贫富分化会越来越严重。据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政治经济学理论猜想：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性的（席卷了除欧洲和日本之外的全球绝大部分区域）贫富分化浪潮背后，不仅有新自由主义所主导的宏观政策调整因素，还有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活动的可贸易化趋势的结构性变迁，即原本的某些财富分享过程也变成了财富创造活动。

第一章议题与方法——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与基本命题 - 图9

图1—7 越来越大比例的经济活动变得可贸易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所以，为了弥补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之间的转化导致的贫富分化，需要比过去更加大的力度来进行全社会的再分配。

二 GDP-PPP之误与“巴库斯—史密斯谜题”

20世纪中叶，当人们在比较不同国家的经济实力时，最喜欢用若干关键产品比如钢铁、煤炭、粮食产量的指标，比如当时的中国曾经以粮食和钢铁产量作为超英赶美的指标。但是这些产品其实在国际市场上存在着质量和价格的重大差异，因而不能简单类比。于是美欧逐步开始流行国内（地区）生产总值GDP的计算。GDP的计算也存在很大的谬误，比如说两个国家的人均GDP可能有100倍差距（比如美国与南亚某国），但是两国居民可比的生活水平差距显然不到百倍。于是学者们发明了不同的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方法来修正GDP统计的偏差。不同研究机构的PPP估算方法各不相同，通常是越不发达的国家购买力平价的数值比按汇率换算值高出越多。

之所以要创造购买力平价的概念，是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物价有明显差异，所以要在市场汇率之外再评估出一个“购买力平价”来弥补这种差异。但是这个概念往往给人以错觉，似乎未来市场汇率将会向购买力平价靠拢，然而汇率价格史的真相是，绝大部分货币汇率的走势将与购买力平价所暗示的方向相悖。美国纽约大学的大卫·巴库斯（Darid Backus）和加拿大女王大学的格雷戈·史密斯（Gregor Smith）在1993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一个现象：购买力平价所暗示的汇率变动方向，往往普遍与后来的走势相反。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汇率普遍被认为低估，所以其购买力平价往往远高于市场汇率，但是汇率市场的长期走势大幅下跌而不是向其购买力平价水平靠拢。这个现象被称为“巴库斯—史密斯谜题”。^[67]

购买力平价这个概念带来的混乱与错觉远多于它能创造的便利和说明的问题，因而它不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好工具，而是一个政治宣传的好概念。笔者发现与其用购买力平价，还不如用中国古人的概念体系。2000年前的中国思想家们用“轻—重”来表达他们对货币购买力的理解，其实这要优于西方经济学中的购买力平价概念。

创造和使用购买力平价概念的人，显然没有对经济体内部的可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做必要的区分。在进行跨国经济比较时，我们应该抛开GDP或者PPP，而直接将可贸易部门的产出规模或者增加值作为比较基准，因为可贸易品在不同国家的市场价格大体符合一价定理，从而具有可比较性。这样处理之后，许多似是而非的概念和逻辑将得以澄清。当我们讨论汇率，尤其是汇率的长期波动趋势时，也必须区分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因为只有可贸易品才符合一价定理，换言之，对汇率的计算必须将非贸易品排除在外，才能有比较准确的判断。^[68] 关于这一点，本书将在汇率一章加以展开。

如果用笔者所主张的这种比较方法，那么中国的可贸易部门产出规模和增加值已经超过了美国。而美国的GDP规模比中国仍然大60%左右，是因为其非贸易部门的GDP规模很大。为什么美国的非贸易部门远远大于中国？笔者认为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城市化率比中国更高、家庭规模比中国更小、社会成员间的合作更加依赖市场交易。中国社会仍然有很大比例的相互服务与财富转移并非通过货币交易而是通过亲友邻居之间的互助与赠予来实现，所以这一块的GDP统计数据会相比美国小得多。

三如何发展可贸易部门

如果本书所主张上述观点是有道理的，那么外围国家发展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如何发展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可贸易部门。

制造业是可贸易品，但可贸易部门不仅仅包括制造业。外围国家要想摆脱经济结构的单一和“资源诅咒”，传统的观点认为必须发展制造业，关于这一点，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当然是赞成的。但是笔者主张应该看到某些非制造业也属于可贸易部门，也有利于居民财富量的增长和经济竞争力的提升。比如说，带有更多生物技术含量的新兴农业、旅游影视和娱乐业、也具有明显的可贸易性，也能借助全球市场带来规模效应、效率提升和人的能力的发展。甚至某些传统观念中的虚拟经济，比如互联网服务和（全球性）金融投资服务行业，也具有很明显的可贸易特征。一部分外围国家，比如地理位置比较独特，人口规模比较小的国家，其实不必抛弃自己的比较优势和禀赋特征，强行挤上制造业工业化的独木桥。只要是能够带来本国人民在可贸易部门的能力积累，能让他们在全球市场上挣到钱的行业，都是可以带来财富增长的。但是有些产业虽然也依靠本国人民的勤劳智慧，但是无助于从全球市场上可持续地挣到越来越多的钱，那么致力于这些产业的政策措施其实是浪费资源和机会的。

在政治经济学传统中，不同学派的学者们争论了大半个世纪的重大问题是制造业发展的策略和路径。有的主张着眼于出口部门，搞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有的主张着眼于进口部门，搞进口替代的工业化。传统结构主义主张进口替代，但是从20世纪60—70年代的广泛实践来看，绝大多数是失败的。反而是日本、韩国等少数幸运儿，由于政治和安全原因无法顺利地走进口替代路线而不得不从低端的服装纺织等行业的出口开始做起，结果走出了逐步升级的工业化道路。林毅夫教授根据东亚的出口导向和产业升级成功经验，用动态比较优势的思路更新了传统结构主义。对此，笔者整体上是赞同的。

两种策略各有其利弊和应用前提。出口导向的好处是可以动员更多的人员进入到全球供应链体系中来，易于优胜劣汰，也能早日实现盈利，从而逐步积累资本，用时间换发展空间。但是其缺点是对外部市场的依赖非常大，自身经济缺乏必要的自主性，往往需要政治外交上的依附或者韬晦，这对于一个刚刚摆脱了西方殖民帝国势力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重大的内政挑战。进口替代策略最初容易获得本国内部的政治支持，但是长期来看易于被手段（官办企业）绑架，形成路径依赖和腐败低效的封闭系统。对此，林毅夫教授的专著中已经论述非常充分，在此不赘述。

事实上，东亚模式并不能完全用出口导向来概括，而是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的混合物。日本、韩国和中国都是重视民营企业的出口创汇，同时又通过产业政策和金融抑制政策为产业升级而做长期投资甚至是赌博。在笔者看来，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之间的争论，类似于攻守之间的关系。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守可以为攻创造条件积累资本，对于政治与社会发育还不够完善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执政者应努力先居于不败之地，以守为主，适时反攻。

小结

本章首先梳理了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国内国际渊源及其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两大学科中的表现，并通过一系列二元关系展示了本书的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显然，这些观点即不同于左翼结构主义的理论主张，也不同于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更不是把两边的部分观点拼凑在一起，而是重构了一个内恰的新世界观，为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提供了一个多维而一致的新坐标体系。

本章的主要创新观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中心与外围是共生关系。中心吸纳资源，创造信用，产生技术突破。中心从外围获得的最重要资源是人才而非自然资源。（二）政府从人民中汲取财政资源，提供公共产品，市场本身也是公共产品之一。政府能力和效率之乘积决定了一国发展水平。（三）人是本，物是末，财富的唯一来源是人而不是物。人的生产和消费行为实现了财富。物在经济发展中作用越来越低，资源富集是一种诅咒。（四）应该把可贸易品的生产视为财富创造过程，而把非贸易品视为财富分配环节。可贸易部门的发展是一国富强之关键。技术变迁导致非贸易品的可贸易化，是全球贫富分化的原因之一。

本书的主题是关于全球货币与金融体系的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正如读者可以看到的那样，此后的各个章节将以上述理论命题为逻辑基础，从不同侧面印证和丰富这个世界观的拼图。

[1].《尚书·周书·泰誓》，王世舜译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

[2].《尚书·多方》，王世舜译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

[3].《老子·第四十九章》，李存山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4].《论语·颜渊》，张燕婴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

[5].《管子·牧民》，李山注解，中华书局2009年版。

[6].《孟子·梁惠王下》，方勇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

[7].《孟子·梁惠王下》，方勇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

[8].《荀子·大略》，孙安邦等译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9].《贾谊〈新书〉卷九·大政上》，阎振益等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

[10].骈宇骞：《贞观政要·务农》，中华书局2011年版。

[11].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二，中华书局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