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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作为全书的总结，笔者觉得有必要再向读者提示一下本书的若干原创和独特之处，它们可以归为两大类：一是对流传甚广的谬见进行了批判，批判对象主要集中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念及其思想方法上；二是就本书的研究内容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观点和主张。概括如下。
首先值得指出的一种思想方法上的常见错误是用武断而随意的求商法来讨论复杂而多维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表7-1罗列了本书中涉及的三种求商法及其带来的谬误。社会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生命体，社会科学研究不可避免地需要将问题进行某种程度上的简化才能展开研究。但是当有些分析者试图将问题简化的时候，他们倾向于找一个分子除以一个分母，从而获得一个指标，然后用这个指标的大小或者变化速度来为各个社会作诊断乃至开方子。这些治国庸医的常见做法，相当于用一个体温计为目标对象量体温，然后开退烧药，假装已经把病治好了。这是研究者在复杂性面前懒惰的表现。在人与物的问题上，从马尔萨斯开始就有人用GDP除以人口求商，要求控制人口的数量以便提升该指标，却忽略了分子与分母之间的钩稽关系。人既是财富的分配者又是财富的创造者，减少了人口会导致经济活动的相应下降。极而言之，假如地球上没有一个人的话，就没有任何财富可言，而只有少数人活着的话，这几个人的生活将是非常穷困而低效的，如同困在海岛上的鲁滨逊。在债务风险问题上，许多人认为债务率过高或者上升太快会导致经济的崩溃，他们建议控制债务做大GDP，却没有注意到债务本身会产生GDP，消灭一部分债务本身会抑制GDP的增速。这种思维混淆了微观债务和宏观债务，微观主体没有征税和印钞的权力而宏观主体可以征税印钞，而且即便对于微观主体而言，用债务存量除以收入（GDP流量），这样的求商处理对于揭示风险没有多大意义。事实上，对于国家债务风险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定价货币的种类和国民储蓄率。在利率决定问题上，此前的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投资和储蓄之比决定利率的走向，但是他们忽略了投资本身可以创造更多的储蓄，投资不过是一个中间变量而已。代表对实际财富的最终需求的其实是国际国内总消费，投资带来的产出增加只有满足了消费才有意义，所以当经济过热的时候，调控的着力点应该是消费而不是投资；把握未来利率大趋势的关键在于弄清储蓄和消费力量的消长变化之势。
上述三种错误理论的共同点是随意地确定分子分母，而理论家们犯错的原因是缺乏对研究对象的整体理解和准确把握。
表7—1 本书列举的三类错误理论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本书致力于批判的第二类错误主要是政治经济学思想史上一些影响深远的底层世界观，这些错误观点主要体现在自由主义学者的著作中，但实际上其流毒远不止于意识形态右派知识分子。学者们倾向于将财富理解为物的积累而不是人的能力提升和需求的满足。学者们倾向于将政府视为对市场空间的限制和对社会财富的榨取，却意识不到政府多数时候是（一定范围内）人民意志的集中代表，市场是政府的公共产品之一，无政府状态下市场和社会可能难以延续，而发展必然意味着政府相对于社会的规模越来越大，功能越来越复杂。学者们专注于中心对外围的剥削和压迫，却容易忽略中心与外围的共生关系，从而也就忽略了中心外围格局的内在稳定性，也无法获得真正能够帮助外围穷国走上持续发展的恰当政策组合。学者们将经济活动中的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混为一谈，这给衡量国家间经济规模、评估汇率变化趋势以及发展地区经济策略时带来许多混乱。基于这些批判，笔者发展出一套民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以人民为中心，围绕不同国度的人民及其政府的能力、需求与结构性差异来理解全球经济金融现象，打开了若干新的研究视角。当然，这个理论体系在本书中属于初试锋芒，未来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和检验。
本书致力于批判的第三类谬误是关于宏观债务和货币汇率。许多经济评论人士根据他们的想象而非实证规律来探讨汇率的波动和宏观经济风险的高低。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债务率高低、房价的高低、经济增速快慢、货币发行增速甚至军费支出比例的高低会影响货币汇率的涨跌，但本书和其他同行的实证研究显示，这些因素要么与汇率根本没有多大关系，要么只有在某些条件下才与汇率相关。许多汇率研究之所以经不起实践检验，是因为他们的研究框架中将非贸易部门和贸易部门混为一谈，从而难以逃脱类似于巴库斯—史密斯悖论这样的思维陷阱中。类似的想当然也发生在人们关于宏观债务率的理解上，本书的研究驳斥了债务恐惧症，并发现宏观债务率同国家的发达程度的关系，与风险的关系，与币种的关系，在实证中与流行观点大不相同。
除了破除流行的谬见之外，本书还提出了若干观点和猜想，以供同行学者参考和批判。
关于国际货币体系和国家力量之间的关系，本书认为美国的国力获得了货币体系和帝国杠杆的加成与放大。凡是以美元作为本币信用基础的其他国家很难在规模上超过有权发行美元的美国，因为可贸易品的生产是有限的，而货币的发行可以是无穷的，再大的一个实数都大不过无穷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我们逐步脱离美元体系，在新的价值基准上建立起自己的人民币体系。
关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前景和汇率趋势，本书认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可能沿着幂律结构的阶梯拾级而上，而不是成为与美元欧元平行的三极中的一极。2035年前后，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应该处于11—25，其份额主要取自欧元而不是美元。届时，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可能处于4.5:1的水平，而中国经济规模将2倍于美国，人均GDP为美国的一半左右。人民币汇率应保持强势，对篮子货币的波动幅度不宜太大。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进步，中国外汇储备应该逐步主动减少直至最终消失。事实上，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出口国，持有巨量外汇储备的必要性是很值得商榷的。目前剩下的三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可以有几个方面的去处：一是在美元加息顶端和经济危机期间大笔购买全球跨国公司股权；二是购买黄金并运回中国；三是在联合国框架内以领土为抵押物向发展中国家放贷；四是在人民币弱势周期买入人民币，保持其相对强势。
中国在1870年至20世纪30年代的快速贫困化和社会动荡，不仅仅是一系列战败赔款导致的，还可以从白银与黄金的比价关系中找到解释。英帝国的成功和金本位在全球的确立，导致了白银被全球抛售和金银比价的大幅拉升，引发中国社会普遍的贫困化、内乱以及国际地位的快速下降。
本书对美国梦和中国梦予以新的解释。所谓美国梦，可以理解为整个世界如今生活在美帝国自身的梦境中，做梦的主体是美帝国，它做的是美元之梦，而世界市场体系中的所有个人、企业、金融机构乃至国家，都不过是其梦境中的一个符号，这些大大小小主体的命运取决于美元之梦的跌宕起伏。美帝国发行的美元国债取代了黄金成为全球价值基准，从此我们脚下不再是黄金铸就的坚实大地，而是如同宇宙大爆炸一样持续扩张的美帝国信用。由于黄金是金融投资界用以对冲整个美元体系的极端尾部风险的终极手段，所以黄金价格长期看反映了全球市场对美帝国健康程度的忧虑。换言之，美帝国之梦的叫醒服务将来自一个黄金之铃。
今天世界所处的无硬锚货币体系，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整个世界，都既有其好处也有其缺陷。对美国而言，无硬锚的美元全球储备地位令其获得一系列特权，比如可以向全球征收广义铸币税，可以借债不还而将其内部的负担转嫁给全球，可以让其民众生活水平长期高于正常值。但是其代价则是美国可贸易部门的空心化，尤其是制造业的萎缩和转移助长了其挑战者的壮大，并为其新自由主义帝国体系的最终崩塌埋下伏笔。对于他国而言，尤其是对处于体系外围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美元输出所伴随的美国贸易逆差带动了部分国家出口导向的工业化，但是美元体系内在的不稳定性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外部冲击。
美国金融部门对其内政外交和意识形态的掌控，开启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全球市场开放带来的规模经济和生产率提升，使得整个世界的生活水平都有所改善，但是其收益和代价的分布存在不对称性。尤其是在美英等国的内部，金融资本和科技资本从全球化和去监管化浪潮中获益良多，而工农业地区掌握大量选票的白人蓝领成为相对受损者，由此而为美国本土民粹主义逆全球化势力的抬头埋下了伏笔。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的经济弱复苏很大程度上依赖超常规货币政策的保驾护航，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大幅扩张和长期零利率环境带来显著的再分配效应：美国股市在10年内从6000多点涨到了2.7万点，民众生活所感受到的实际通胀率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所谓核心通胀率，但是美国房产和工资收入中位数并没有明显上涨；换言之，拥有股权尤其是数字经济股权的富人由于货币政策而变得更加富裕，而依靠出卖劳动和养老金储蓄账户生活的中产和下中产则根本没有多大改善。货币政策的再分配效应激化了美国的民粹主义，导致了特朗普当选这样的非正常政治事态的出现。未来数年内，美国企业债泡沫即将破灭，美国中部白人选民的经济状况将再次遭受沉重打击，他们的民粹主义可能再一次出现极端化倾向，2020年或者2024年的美国大选能不排除极左翼势力登台的可能性。
关于央行的货币政策，本书解构了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神话。即便是美联储的利率政策，也无法真正摆脱来自政治的干预和压力，在2002—2005年以及2015—2017年的利率政策表现尤其明显。小布什执政时期，格林斯潘主政的美联储长期压低了利率从而有助于共和党的选情却助长了美国的地产泡沫；而奥巴马执政后期，耶伦在2016年年底之前连续三年推迟加息以帮助民主党大选，在民主党大选失利之后则快速加息缩表，其行为的前倨后恭显然无法用美国经济的表现来解释。特朗普则更是毫无顾忌地批评甚至威胁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取向。
对于收益率曲线的远端利率，本书认为人口春秋比能够指示出利率波动的长期趋势。尽管各种财政与货币政策能够令市场利率暂时地偏离人口结构决定的基本面，但是从长期来看，利率走向是有规律可循的。从幼儿到青少年的阶段，人是净消费者，该阶段人口规模的扩张将驱动利率上行；而从40岁至65岁的中年或者壮年人口则是净储蓄者，该阶段人口规模的扩张将驱动利率下行。欧洲和日本的名义负利率现象其实是其人口结构“少子老龄化”的必然结果。
关于汇率的涨跌，本书主张抛开非贸易部门，而仅仅以可贸易部门的竞争力来讨论和预测汇率；汇率的本质是一国人民在可贸易部门的国际竞争力的反映。通过实证研究，笔者发现汇率的大幅贬值通常发生在这样一些国家：人口结构年轻，未能真正实现工业化，政府弱势税率偏低，民众平均受教育水平不高，认知能力有限，笃信神与来世而不是指望人在现世的努力与成就。反过来，强势汇率的背后往往是这样的人民：强政府、高税率、高工业化水平、智商高和教育水平，人口老化而世俗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汇率将是兑国际主流货币持续大幅贬值的，所以他们所公布或者预测的经济增速只有政治和宣传意义而没有经济和投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