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鼓励学生们叫他“奥比”

我认为，未来30年，我们生活的世界将充满不安和苦难，对此我们几乎别无选择。

——罗伯特·奥本海默，1931年8月10日

奥本海默在苏黎世度过的时光既富有成效又令人振奋，但是随着暑期的到来，他一如既往地对佩罗卡连特心生向往，那里让人激动兴奋，又有一种使人精神焕发的宁静。现在奥本海默的生活颇有规律：先是紧张的脑力劳动，有时几乎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然后他会去新墨西哥的桑格雷-德克里斯托山脉骑马，用一两个月的时间恢复精力。

1929年春，奥本海默写信给弟弟弗兰克，让他6月把他们的父母带到西部。他还提议16岁的弗兰克先在圣菲为朱利叶斯和埃拉安排好住处，之后就带上一个朋友去他们在洛斯皮诺斯的山间牧场，开始“拾掇房子，弄来马匹，学着做饭，尽量让这里变得宜居，再顺便看看风景”。他将在7月中旬与弗兰克会合。

无须继续催问，弗兰克6月就和伦理文化学校的两个朋友伊恩·马丁和罗杰·刘易斯到了洛斯皮诺斯。刘易斯将成为佩罗卡连特的常客。弗兰克找到了一份西尔斯百货的商品目录，然后邮购了所有的东西：床、家具、炉子、锅碗瓢盆、床单和地毯。“那真是一次狂欢，”弗兰克回忆说，“这些东西是在我哥哥到那里之前运到的，这是我们在那里度过的第一个夏天。老温莎先生用马车把它们拉上了佩罗卡连特。”奥本海默来的时候带了两加仑私酿威士忌、许多花生酱、一袋子维也纳香肠和巧克力。他向凯瑟琳·佩奇借了一匹叫“危机”的驯马，“危机”这个名字很贴切，它是一匹半去势的高大种马，只有奥本海默能驾驭它。

在接下来的3周里，奥本海默整日和男孩们在山里徒步和骑马。在马背上度过了特别艰苦的一天后，奥本海默有些伤感地给一位朋友写信说：“我有两个挚爱——物理学和新墨西哥州，遗憾的是它们无法结合在一起。”晚上，奥本海默坐在一盏科尔曼马灯下读他的物理书，准备自己的讲座。有一次，他们整整花了8天时间，一路骑到科罗拉多州才折返，单程就超过200英里。当他们不用只靠花生酱果腹时，奥本海默给他们做了印尼炒饭，这是埃尔斯·乌伦贝克在荷兰教给他的一种极其辛辣的印荷菜式。虽然那时还有禁酒令，但奥本海默手头总是有很多威士忌。弗兰克回忆说：“到了山上，我们都喝得有点儿醉了，每个人都傻里傻气的……我哥哥无论做什么都喜欢别出心裁。如果去树林里撒尿，他就会采回一朵花。我想这并不是为了掩盖他去小便的事实，只是为了显得特别。”如果采到了野草莓，奥本海默就会为它们配上君度酒。

奥本海默兄弟在马背上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弗兰克回忆道：“我估计那个夏天我们大概骑了1 000英里。我们一大早就动身，先给马套上鞍，有时还有一匹驮马，然后就开始骑行。我们总有一些想去的新地方，但是常常没有现成的路，不过我们对附近山脉、佩科斯河上游和整个山区地貌都了如指掌……一路都有美丽的花朵。这个地方草木非常茂盛。”

在一次令人难忘的格兰德山谷之旅中，他们遭到了鹿蝇的袭击，它们像蜜蜂一样蜇人。“于是我们让马在山谷（两英里长）里狂奔，我们轮流赶超彼此，为的是慢下来喝一大口酒后再把那抢手的酒瓶子递给对方。”

奥本海默喜欢送弟弟礼物，那年夏末他送了一块精致的腕表，两年后又送了一辆二手的帕卡德敞篷跑车，除此之外，他还抽时间指导弗兰克的成长，内容涉及爱情、音乐、艺术、物理还有他自己的人生哲学，他认为：“错误的人生哲学之所以会导致恶果，是因为你平时所思考的、渴望的、珍视的和培养的一切将决定你在紧要关头的行动，而且一次失误也会铸成大错。”他们在佩罗卡连特共同度过的时光是弗兰克成长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那年夏末，弗兰克在给哥哥的信中提到了他遇到的一头驴，奥本海默回信说：“你讲的那头驴的故事太有趣了，因为太好笑了，我还给一两个朋友看了。”奥本海默接着评价了弗兰克的文笔：“比如，你写的在特鲁查斯和奥霍卡利恩特（在新墨西哥州）的夜晚，要比你过去那些辞藻华丽的对落日的描写更可信、更真诚，因而也更有感染力。”

8月中旬，奥本海默带着不舍的心情收拾行囊，驱车前往伯克利，他搬进了教员之家里一间家具简陋的房间。弗兰克在新墨西哥州一直待到9月初，那时奥本海默写信告诉他，自己已经开始怀念“佩罗卡连特的欢乐时光”。不管怎样，准备讲座和结识新同事已经够他忙的了。他在给弗兰克的信中写道：“这里的本科似乎不怎么样，但也许我应该建议你明年来这里，因为这是个美丽的地方，人也很可爱。我想我会保留在教员之家的房间……明天我答应要在篝火上做炒饭……”很快，奥本海默在伯克利的新朋友们就把他这道异域风情的菜肴称为“恶心的血污”，唯恐避之不及。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聘请奥本海默是让他给研究生讲授量子物理学，所有人（特别是奥本海默本人）都没想到他可能要给本科生上课。他的第一门课是研究生水平的量子力学课，奥本海默直入正题，开始讲解海森伯的不确定性原理、薛定谔方程、狄拉克的量子场论、泡利关于量子电动力学的最新想法。“我对非相对论量子力学很有感觉，理解得也很透彻。”他后来回忆说。他从波粒二象性开始，即量子可能表现为粒子或波，这取决于实验条件。“我会用直截了当、无可争辩的方式讲解这个悖论。”起初，大多数学生都无法理解他的授课内容。当被告知他讲得太快时，奥本海默极不情愿地放慢点儿节奏，但是他很快就向系主任抱怨：“我现在进度太慢了，这样讲不了什么东西。”

尽管如此，除了他执教的头一两年，奥本海默在课堂上的表现一直可圈可点。刚开始，他的授课听起来不像是物理讲座，而更像是一种礼拜仪式。他会用柔和的、几乎听不清的声音喃喃自语，而且当他想要强调什么的时候，声音会压得更低。一开始他说话还经常结结巴巴。虽然他授课时没有讲稿，但他总喜欢在其中穿插著名科学家的名言，偶尔还有诗人的警句。奥本海默回忆说：“我是一位令人头痛的老师。”他的朋友莱纳斯·鲍林当时是加州理工学院理论化学专业的助理教授，他在1928年给了奥本海默一个糟糕的建议：“在准备报告或讲座时，先确定你想讲什么，再找一些无关痛痒的有趣话题让听众思考，然后不时地打几句岔。”几年后，奥本海默评论说：“所以你能看出来当时的情况有多糟糕。”

奥本海默爱玩文字游戏，喜欢自创复杂的双关语。他讲课时从不会说出支离破碎的句子，这非常了不起，哪怕没有讲稿，他脱口而出的也都是结构完整、合乎语法的句子，他偶尔的停顿就像是在划分段落，这时他会结结巴巴地哼出那种抑扬顿挫的、听起来像“呢姆……呢姆……呢姆……”的声音。如果不是为了吸几口烟，他会一直喋喋不休地讲下去。他时不时就会转向黑板，写出一个方程式。他早年一位名叫詹姆斯·布雷迪的研究生回忆说：“我们一直等着看哪天他拿香烟在黑板上写字，然后再把粉笔当成烟抽，但是我不记得他这么干过。”一天，当他的学生们鱼贯走出教室时，奥本海默发现一位加州理工学院的朋友理查德·托尔曼教授坐在教室后面。当他问托尔曼对这次演讲有什么看法时，托尔曼回答说：“噢，奥比，你讲得真好，但我一个字儿都听不懂。”

最终奥本海默变成了一位经验老到、富有魅力的讲师，但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前几年，他似乎完全意识不到那些基本的沟通准则。他最早的一位研究生利奥·内德尔斯基说过：“奥比的板书实在让人无法忍受。有一次，有人就黑板上的一个方程式时提问他，他回答说：‘不，不是那个，是下面那个。’”当一脸困惑的学生指出下面的板书没有等式时，奥本海默说：“不是下面，是底下那个。我已经在上面写了别的东西。”

后来成为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的格伦·西博格曾抱怨说，奥本海默教授“总是在你没说完问题时就开始回答”。他经常打断嘉宾的发言，他常说：“哦，好吧！这个我们都知道了。我们继续吧。”他无法容忍愚蠢的人，甚至包括那些平庸的物理学家，他肆无忌惮地把自己极高的标准强加给别人。早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时候，有些人认为他用冷嘲热讽来“恐吓”他的学生。“他会说出……非常刻薄的话。”一位同事回忆道。但是随着他教龄的增加，他对学生也变得更加宽容。哈罗德·彻尼斯回忆说：“对于不如他的人，他总是非常友好和体贴，对那些他认为智力可与之匹敌的人却完全不是这样。当然，这让一些人很有意见，他们非常生气，搞得他四处树敌。”

1932—1934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的温德尔·弗里抱怨道，奥本海默表达自己的观点时“有些令人费解，还经常闪现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见解”，即便如此，“他还是会表扬我们的认真努力，即使我们表现得很无知”。有一天上课的内容特别艰深，讲授结束后，奥本海默打趣道：“我可以把它讲得更清楚，但我不能把它讲得更简单。”

或许正因为他讲的内容太难懂，他的大多数学生都不止一次地选修他的课。一位名叫卡恰洛娃的苏联女生甚至曾三次选修这门课程，当她想再次报名时，奥本海默拒绝了她。“她绝食抗议，”罗伯特·瑟伯尔回忆说，“最后如愿以偿。”对于那些能坚持学下来的人，奥本海默想方设法奖励他们的勤奋。利奥·内德尔斯基说：“通过与他面谈和交往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如果你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他会花上好几个小时——也许一直到午夜——和你从各个角度探讨这个问题。”奥本海默邀请过他的许多博士生与他合写论文，而且一定会把他们列为合著者。奥本海默的一位同事说：“对著名的科学家来说，轻而易举就可以让那些学生做牛做马，但奥比不但帮助学生们解决问题，还把功劳给了他们。”他鼓励学生们叫他“奥比”，这是他在莱顿大学获得的昵称。奥本海默自己也开始在信件上签署“奥比”。渐渐地，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们把“奥比”的荷兰语拼写也改成了英文。

随着时间的推移，奥本海默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开放式教学风格，他鼓励所有学生相互交流。他不会在办公时间单独与每个学生会面，而是要求他的8~10位研究生和6名博士后在他位于勒孔特厅219室的办公室见面。每个学生都有一套小桌椅，他们会坐在那里看着奥本海默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奥本海默自己没有书桌，房间中间只有一张堆满了文件的桌子，一块写满公式的黑板占据了一面墙。快到约定时间时，这些年轻男生（偶尔也会有女生）会零零散散地走进来，坐在桌边或倚着墙等待奥本海默。他到场后会依次集中讨论每个学生研究的具体问题，并征求大家的意见。“奥比对一切都感兴趣，”瑟伯尔回忆道，“大家提出了一个又一个课题，所有课题都在讨论之列。一下午的时间里，我们可以讨论电动力学、宇宙射线和核物理学。”通过关注物理学中仍待解决的问题，奥本海默让他的学生们总觉得自己正面对未知的世界。

很快，奥本海默就成了美国理论物理学界的“旗手”。整个美国的物理学界都传遍了：如果你想进入这个领域，伯克利是不二之选。“我原本没打算教书，”奥本海默后来说，“我也没想招收学生。我一开始其实是想传播我热爱的理论，我一直从中不断学到新的知识，这个领域博大精深，但人们对它仍一知半解。”1934年，5名学生获得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物理学奖学金，其中3人选择在奥本海默门下学习。尽管他们是为奥本海默而来，但吸引他们的还有一位叫欧内斯特·劳伦斯的实验物理学家。

劳伦斯和奥本海默两人可谓天差地别。劳伦斯在南达科他州长大，先后在南达科他大学、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和耶鲁大学接受教育，年纪轻轻的劳伦斯对自己的才华颇为自信。作为挪威路德教徒的后裔，劳伦斯的做派是那种典型的无忧无虑的美国人。为了赚取大学学费，他曾向附近的农民兜售铝制的锅碗瓢盆。性格外向的劳伦斯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推销能力，他借此来助力自己的学术生涯。一些朋友认为他有点儿趋炎附势，与奥本海默不同，他没有一丝存在主义的焦虑或内省。到20世纪30年代初，劳伦斯已成为他那一代首屈一指的实验物理学家。

1929年秋，奥本海默来到伯克利的时候，28岁的劳伦斯也住在教员之家。这两个充满孩子气的物理学家很快就成了要好的朋友。他们几乎每天都聊天，晚上还一起参加社交活动。周末，他们偶尔去骑马。奥本海默骑的是美式马鞍，但劳伦斯坚持要与他的牧场出身划清界限，他不仅穿着马裤，还配上了英式马鞍。奥本海默钦佩这位新朋友“难以置信的活力和对生活的热情”，在他的眼中，劳伦斯可以“工作一整天，然后跑去打网球，再工作到半夜”。但他也发现，劳伦斯偏好“运动和目的性强的活动”，而他自己的兴趣“恰好相反”。

在劳伦斯婚后，奥本海默依然是他们家餐桌上的常客，他总会给劳伦斯的妻子莫莉带一些兰花。当莫莉生下他们的第二个儿子时，劳伦斯坚持要给这个男孩起名为罗伯特，莫莉也默许了，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她越来越觉得奥本海默虚伪，他费尽心思地装腔作势，这正好暴露了他的肤浅。刚结婚的那些年，她并没有干涉劳伦斯与奥本海默的友谊，后来时过境迁，莫莉将逼着她的丈夫对奥本海默另眼相看。

劳伦斯是一位实干家，他有能力筹集资金来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在与奥本海默见面前几个月，他就在构思制造一种机器——它能够穿透迄今仍未能攻破的原子核，他还打趣说原子核“就像大教堂里的一只苍蝇”。原子核不仅微小、难以捉摸，它还受到一种叫作“库仑位垒”的屏障保护。物理学家估计，需要用大约100万伏特的电压推进的氢离子束才能穿透它。1929年尚无法产生如此高的电压，但是劳伦斯想出了一个办法绕过这个限制。他提出可以制造一种机器，利用相对较低的2.5万伏特电压，在交变电场中使质子来回加速。通过真空管和电磁铁，氢离子可能会在电场的作用下沿着螺旋路径不断加速。他还不确定需要多大的加速器才能穿透原子核，但他确信只要有足够大的磁铁和足够大的圆形腔体，他就能突破百万伏特的限制。

1931年年初，劳伦斯建造了他的第一个原始的加速器，这台机器有一个直径4.5英寸的小腔室，在里面可以产生8万电子伏特的质子。一年后，他有了一台腔室直径11英寸的机器，可以产生百万电子伏特的质子。劳伦斯现在梦想建造更大的加速器，它将重达数百吨，耗资数万美元。他给自己的发明起了一个新名字——“回旋加速器”，并说服当时的加州大学校长罗伯特·戈登·斯普劳尔将勒孔特厅旁一栋老旧的木制建筑供他使用，勒孔特厅是物理系的大楼，它坐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美丽校园的北边。劳伦斯将这座木制建筑命名为伯克利辐射实验室。世界各地的理论物理学家很快意识到劳伦斯在他的“辐射实验室”中建造的设备将让他们得以探索原子的最内层。1939年，劳伦斯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劳伦斯不遗余力地想要制造更大、更强的回旋加速器，这也是20世纪初美国企业崛起时“大科学”兴起的缩影。1890年，全美只有4个工业实验室；40年后，这样的设施已经有近千所。在大多数此类实验室中，人们崇尚的是技术而非科学。像奥本海默这样专门致力于“小规模”科学研究的理论物理学家逐渐会发现自己与这些大实验室的文化格格不入，这些实验室往往致力于“军事科技”。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一些年轻的物理学家也已经无法忍受这种大实验室的氛围。奥本海默和劳伦斯的学生罗伯特·威尔逊决定离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去普林斯顿大学，因为他觉得与这些大型机器有关的科学研究是“最糟糕的团队研究的缩影”。

用80吨磁铁建造回旋加速器需要大量的资金，不过劳伦斯很擅长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董事会那里募集资金，校董事会成员包括石油大亨埃德温·鲍莱、银行家威廉·H.克罗克和政治掮客约翰·弗朗西斯·尼兰，尼兰碰巧也是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首席法律顾问。1932年，在校长斯普劳尔的资助下，劳伦斯成为旧金山精英组织——波希米亚俱乐部的会员，该俱乐部是加州最有影响力的商人和政客的兄弟会。波希米亚俱乐部的成员不会欢迎像罗伯特·奥本海默这样的人，因为他是犹太人，而且太不食人间烟火。可是，在中西部农场长大的劳伦斯毫不费力就融入了这个精英圈子。（后来，尼兰把劳伦斯弄进了门槛更高的太平洋联合俱乐部。）就在劳伦斯不断从这些权势人物那里获取资金的时候，他渐渐也认同了他们保守的、反对罗斯福新政的政治观点。

相比之下，奥本海默在科研中对金钱的态度可谓漫不经心。他的一位研究生在信中请他帮忙为某个项目筹集资金，他匪夷所思地回复：这样的研究“就像进入婚姻和成为诗人一样，应该加以劝阻，而只有克服这些阻碍才能成功”。

1930年2月14日，奥本海默完成了一篇开创性的论文《关于电子和质子理论》。根据狄拉克方程，奥本海默认为，电子一定有一个带正电的对应物，而且这个神秘的对应物应该与电子本身具有相同的质量。它不像狄拉克所说的是一个质子，相反，奥本海默预言了“反电子——正电子”的存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狄拉克并没有在他自己的方程式中领悟到这一点，而他欣然将这一洞见归功于奥本海默——这促使狄拉克很快提出也许存在“一种实验物理学家不知道的、与电子具有相同质量和相反电荷的新型粒子”。他是在试探性地提出反物质的存在，狄拉克建议将这种难以捉摸的粒子命名为“反电子”。

起初，狄拉克本人对自己的假设也有些不安。沃尔夫冈·泡利、尼尔斯·玻尔都断然拒绝接受这样的观点。“泡利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奥本海默后来说，“玻尔不仅认为这是无稽之谈，还深度质疑”。正是奥本海默这样的人促使狄拉克预言了反物质的存在，这是奥本海默原创思维的最佳范例。1932年，实验物理学家卡尔·安德森证明了正电子的存在，正电子是与电子对应的带正电的反物质。此时距离奥本海默通过计算得出理论上存在正电子已经过去两年时间。1933年，狄拉克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个时候，全世界的物理学家都在竞相解决同样的问题，争夺第一的竞争非常激烈。在这场比赛中，奥本海默是一位多产的业余选手。虽然他只和屈指可数的几位学生合作，但他仍能涉猎一个又一个重大研究课题，结果他总是比别人提前一两个月发表相关的研究进展。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位同事回忆说：“奥比和他的团队在这些问题上都取得了一些成果，他们从未在这场竞赛中落后，这太令人吃惊了。”这些结果可能不够完美，在细节上也未必特别准确，甚至不得不需要后来者加以修正，但奥本海默总是能抓到问题的本质。“奥比对物理学有良好的洞察力，他随手在信封背面写写算算，就能得出主要结论……狄拉克会尽善尽美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但那不是奥比的风格。”他的工作“又快速又粗糙，就像美国人制造机器的方式一样”。

1932年，奥本海默之前在英国剑桥的一位老师拉尔夫·福勒到伯克利访问，这让他有机会观察这位昔日的学生。到了晚间，奥本海默会说服福勒一连玩几个小时的挑圆片游戏，但是他把这个游戏改造得特别复杂。几个月后，当哈佛想要从伯克利挖走奥本海默的时候，福勒写道：“因为粗枝大叶，他的工作很容易出现各种错误，但是他的工作的原创性无人能及，并且他极大地推动了理论物理学的发展，这一点在去年秋天我已经深有体会。”

奥本海默没有耐心在一个问题上驻足太久，因此，经常是他先打开了发现的大门，而后来者取得了重大发现。1930年，他基于一些基本理论完成了一篇关于谱线无限性的著名论文。氢原子的谱线分裂表明，氢原子两种可能状态的能级略有不同。狄拉克认为氢的这两种状态应该具有完全相同的能量。奥本海默在论文中表述他不同意这一观点，但是他的结论仍需进一步验证。然而几年后，奥本海默的博士生之一、实验物理学家威利斯·尤金·兰姆解决了这个问题。所谓的“兰姆移位”准确地将两个能级之间的差异归因于自相互作用过程，即带电粒子与电磁场的相互作用。兰姆在1955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部分原因是他精确测量了兰姆移位，这是量子电动力学发展的关键一步。

在这些年里，奥本海默撰写了众多重要的甚至是开创性的论文，内容涉及宇宙射线、伽马射线、电动力学和正负电子对簇射。在核物理学领域，他和梅尔巴·菲利普斯计算出了氘核诱导的核反应会产生质子。菲利普斯出生于1907年，她在印第安纳州的农场长大，是奥本海默的第一位博士生。他们的这一计算广为人知，被称为“奥本海默-菲利普斯过程”。“他是个智多星，”菲利普斯回忆道，“他从来没有做过伟大的物理学研究，但是看看他和他的学生一起提出的那些奇思妙想吧。”

当今的物理学家一致认为，奥本海默最令人惊叹的、最具独创性的工作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完成的关于中子星的研究，天文学家直到1967年才第一次观测到这种天体。最初是他与理查德·托尔曼的友谊激发了他对天体物理学的兴趣，托尔曼把他介绍给了在帕萨迪纳的威尔逊山天文台工作的天文学家。1938年，奥本海默与罗伯特·瑟伯尔合著了一篇题为“恒星中子核的稳定性”的论文，探讨了被称为“白矮星”的高度压缩的恒星的某些特性。几个月后，他与学生乔治·沃尔科夫合作，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大质量中子核”的论文。奥本海默和沃尔科夫用计算尺千辛万苦地得出了他们的计算结果，他们认为这些中子星的质量存在一个上限——现在被称为“奥本海默-沃尔科夫极限”。超过这个限度，它们就会变得不稳定。

9个月后，也就是1939年9月1日，奥本海默和另一位合作者，也是他的另一位学生哈特兰·斯奈德，发表了一篇名为“论持续的引力收缩”的论文。当然，历史上这一天最为人所知的是希特勒入侵波兰，二战全面爆发。虽然这篇论文没有引起很大反响，但它的发表也堪称一件大事。物理学家和科学史学家杰里米·伯恩斯坦称之为“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论文之一”。当时它几乎没有引起什么注意，直到几十年后，物理学家们才明白1939年奥本海默和斯奈德打开了21世纪物理学的大门。

在论文的开篇，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一颗质量巨大的恒星在耗尽燃料开始衰竭时会发生什么？他们的计算表明，恒星核心质量超过一定限度（现在被认为是两三个太阳的质量）后，它将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不断收缩，而不是坍缩成一颗白矮星。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他们认为这样的恒星会在“奇点”崩溃，即使是光波也无法逃脱其周围引力的拉拽。从远处观察的话，这样的恒星将从视野中消失，与宇宙的其他部分截然不同。“剩下的只有它的引力场。”奥本海默和斯奈德写道。也就是说，它会变成一个黑洞，尽管他们自己没有使用这个术语。这是一个有趣但怪异的想法，可是这篇论文没能引起什么反响，因为人们一直把其中的计算当作一种纯粹的数学探讨。

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天文观测技术赶上了理论的发展，天文学家才发现了许多这样的黑洞。当时，计算机和射电望远镜的技术进步使黑洞理论成为天体物理学的核心。加州理工学院的理论物理学家基普·索恩说：“回想起来，奥本海默和斯奈德的工作是非常完整的，是对黑洞塌缩的精确数学描述。那个时代的人们很难理解这篇论文，因为从数学计算中得出的结论与人们头脑中对宇宙运行规则的认识大相径庭。”

然而，奥本海默并不会花时间去完善这个结论背后的理论，他将这一成就留给了几十年后的研究者。让人疑惑不解的是他为何屡屡如此，答案可能与他的个性有关，奥本海默缜密的批判性思维让他总是心存疑虑，一旦有任何想法就会立即看到其中的不足之处。然而有些物理学家会大肆宣扬他们的新想法，无视它们的错漏之处，这不禁让人立刻想到了爱德华·泰勒。瑟伯尔回忆说：“奥比总是对所有想法持悲观态度。”他的才华反过来也困扰着他，让他缺乏坚定的信念，有时这种信念对于探索和建立原创理论必不可少。不过，他的质疑精神总能把他推向下一个问题。在做出了最初的跨越式创新后——这一次是黑洞理论，奥本海默很快又转向了下一个新课题——介子理论。

多年后，物理学界那些推崇奥本海默的朋友和同行开始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他从未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奥比的物理学知识渊博，”利奥·内德尔斯基回忆说，“论物理学学识的博大精深，也许只有泡利能超越奥比。”然而就像人生中的许多事情一样，能否获得诺贝尔奖涉及诸多因素，包括努力、策略、能力、时机，当然还有运气。奥本海默致力于前沿的物理学研究，解决他感兴趣的问题，他当然不缺能力，但他没有恰当的策略，时机也不对。最后，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的是那些取得具体成就的科学家。相比之下，奥本海默的优势在于他整合整个研究领域的能力。1934—1936年曾跟随奥本海默学习的博士后埃德温·尤林回忆说：“奥比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人，他掌握的物理学知识非常全面。我认为他未必是没有做出诺贝尔物理学奖水准的工作，只是他取得的成就并没有令诺贝尔奖委员会眼前一亮。”

1932年秋，奥本海默在给弗兰克的信中写道：“这里的工作令人满意。我指的不是成果，而是工作本身……除了常规的研讨会，我们还举办了一个关于核研究的研讨会，以便从混乱中理出一些头绪……”作为一名理论物理学家，奥本海默知道自己并不擅长实验，但是他与劳伦斯这样的实验物理学家保持着紧密联系。与许多欧洲的理论物理学家不同，奥本海默看重与量子物理学领域的实验者保持密切合作，因为他意识这样做颇有裨益。早在高中时，奥本海默的老师就注意到他有一种天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技术问题。他是一名理论研究者，同时又了解实验物理学的进展，他将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大量信息进行整合，这种能力难得一见。建立世界级的物理学院正好需要这种能言善道的集大成者。有些物理学家曾提议说，奥本海默拥有的知识和资源足以出版一部全面系统的量子物理学“圣经”。1935年，他手边显然已经积累了足够成书的材料。他的量子力学基础课程在学校大受欢迎，她的秘书丽贝卡·扬小姐甚至油印了他的课堂笔记卖给学生，所得款项被作为物理系的零用现金基金。奥本海默的一位同事说：“如果奥比能更进一步把他的讲座和论文汇编在一起，他的著作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好的量子物理学教科书之一。”

奥本海默几乎没有时间娱乐。“比起朋友，我更需要物理学。”他在1929年秋向弗兰克坦白道。他每周会挤出时间在俯瞰旧金山湾的山上骑一次马。在给弗兰克的信中，他写道：“有时我会把那辆克莱斯勒开出来，我转弯时的时速达到70英里，这可把我的一位朋友吓坏了。这辆车转弯时开到时速75英里也没任何问题。现在和以后我都会是一个可恶的司机。”有一天，奥本海默鲁莽地与行驶在洛杉矶附近海岸的火车飙车，结果出了事故，他毫发无损地逃出了车子，但有一刻他以为他的乘客——一名叫纳塔莉·雷蒙德的年轻女子已经丧生。事实上，雷蒙德只是因为撞击昏了过去。后来朱利叶斯得知了这起事故，他送给雷蒙德一幅塞尚的素描和一件弗拉曼克的小幅油画。

雷蒙德是一位不到30岁的漂亮姑娘，她是在帕萨迪纳的一个聚会上结识奥本海默的。一位认识他们俩的朋友写道：“雷蒙德胆大妄为，是个冒险家，在某种程度上，奥本海默也是如此。这也许是他们性格上的契合之处。奥本海默已经成年（也许还没有？），雷蒙德就没那么成熟了。”奥本海默叫她纳特，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初经常约会。弗兰克·奥本海默形容她是一位“大家闺秀”，在新年夜派对上见到她后，奥本海默写信给弗兰克说：“纳特很懂穿衣打扮。她穿着金色、蓝色和黑色的优雅长裙，戴着精致的长耳坠，她喜欢兰花，甚至还会戴一顶帽子。她能成为现在的样子也是经历了命运的波折和苦痛，对此我无须多言。”奥本海默和她在无线电城音乐厅听了一场他认为“最美妙”的巴赫音乐会，随后他写信给弗兰克说：“我最后几天都是和纳特泡在一起，她总能给人新鲜感，并驱走痛苦。”1934年夏，她甚至还去佩罗卡连特和奥本海默等人待了一段时间。后来她搬到纽约做自由图书编辑，他们就分手了。

纳特并不是奥本海默生活中唯一的女人。1928年春，他在帕萨迪纳的一个派对上遇到了海伦·坎贝尔。虽然那时坎贝尔已经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系讲师塞缪尔·K.艾利森订婚，她依然难以抗拒奥本海默的吸引。他带坎贝尔出去吃晚餐，他们还一起散了几次步。当奥本海默1929年回到伯克利时，他们又重续友情。那时坎贝尔已经结婚，她饶有兴致地看着“那些已为人妻的年轻姑娘纷纷迷上了奥本海默，他迷人的谈吐、馈赠的鲜花等都让人难以抗拒”。坎贝尔意识到他“对女人很有一套，所以也不用把他对自己的殷勤太当回事”，她认为他“喜欢和那些心有不甘的女人聊天，而且似乎对女同性恋很感兴趣”。总之，他很有魅力。

1929年，奥本海默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男人都想取悦女人，尽管这种欲望在很大程度上是虚荣心的表现，但也并非完全如此。但是男人不能以取悦女人为目标，就像一个人不能以拥有品位、优雅的谈吐或幸福为目标一样。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一个人可以通过学习达成的具体目标，它们是一个人生活状态的反映。只想要保持幸福就好像造一台机器时只要求它运转时不发出噪声，其他一概未提。”

弗兰克在来信中吐槽“一位纽约姑娘”带给他的烦心事，奥本海默回复说：“我得说你不应该为女人如此烦恼……除非她们能给你带来真正的快乐，否则就不要与她们交往。你应该和那些能相互带来快乐，让你感到轻松自在的姑娘在一起。对于交流是否顺畅，责任永远都在女方那里，如果她不乐意负责，那么无论你做什么都是徒劳。”显然，对奥本海默来说，处理与异性的关系仍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更不用说他年仅17岁的弟弟了。

对奥本海默的大部分朋友来说，他是一个令人抓狂的矛盾体。1929年，哈罗德·彻尼斯第一次见到奥本海默时，他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古希腊语系攻读博士学位。那时彻尼斯刚刚和奥本海默儿时的好友露丝·迈耶结婚，她和奥本海默在伦理文化学校读书时就认识。彻尼斯立刻被奥本海默吸引住了：“无论是谁，无论男女，都会因为他的外表、声音和举止为之倾倒。”但彻尼斯也承认：“我认识他的时间越久，我们的关系越亲近，我就越觉得自己不了解他。”彻尼斯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他在奥本海默身上感觉到一种矛盾。他认为，作为一个“才智超群”的人，人们之所以认为奥本海默很复杂，只是因为他兴趣广泛、知识渊博。但是在内心层面，“他想成为一个简单的人，这里的简单是褒义词”。彻尼斯说，奥本海默“非常需要朋友”。然而，尽管极具个人魅力，“他却不太懂怎么交朋友”。

• 1美制加仑≈3.8升。——编者注

• 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是美国报业大王、企业家，赫斯特集团创始人。——译者注

• 挑圆片游戏的玩法是用大圆片压小圆片的边缘使其弹入杯状容器。——译者注

• 20多年后，另一位物理学家约翰·惠勒与奥本海默谈及他过去在中子星方面的研究工作。那时，这个领域已经迅速成为物理学领域最热门的话题，而奥本海默对此毫无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