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这世界上还有其他更紧迫的危机”

我已经不想再参与西班牙共和国的事情了，这世界上还有其他更紧迫的危机。

——罗伯特·奥本海默

路易斯·W.阿尔瓦雷斯是一位颇有前途的年轻物理学家，他与欧内斯特·劳伦斯共事。1939年1月29日是个周日，当时阿尔瓦雷斯正坐在理发店的椅子上读《旧金山纪事报》，他突然看到一篇通讯社报道说两名德国化学家奥托·哈恩和弗里茨·斯特拉斯曼成功地证明了铀核可以分裂成两个或更多部分，他们用中子轰击铀（最重的元素之一）来实现裂变。阿尔瓦雷斯被这一进展惊呆了，他“中途打断理发师，然后一路跑到辐射实验室去宣布这一消息”。当他告诉奥本海默时，奥本海默说：“这怎么可能。”然后他走到黑板前，用数学方法证明裂变是不可能发生的。他认为一定是他们搞错了。

但是第二天，阿尔瓦雷斯成功地在自己的实验室重复了这个实验。“我邀请奥本海默过来看示波器上的脉冲波形，先是非常小的、天然α粒子脉冲，然后是高高的、尖峰状的裂变脉冲，后者比前者大了25倍。在不到15分钟的时间里，奥本海默不仅认可了这个反应真实存在，还推测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更多中子释放出来，这些中子可以用来分裂更多的铀原子，从而产生能量或制造炸弹。看到他思维如此敏捷，着实令人惊讶……”

几天后，奥本海默写信给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同事威廉·福勒说：“核裂变的事情真令人难以置信。我们最先在报纸上看到，然后又发电报打听内幕消息，现在已经有很多报道了……许多细节仍不明确：理论上会出现的寿命很短的高能β粒子在哪里？铀核裂变有几种方式？是随机的，还是像人们猜测的以某些特定方式？我认为这是令人兴奋的发现，它不像发现正电子和介子那样让人感到稀奇，但是它有很大的实用价值。”面对一个如此重大的发现，奥本海默的兴奋之情难以自已。与此同时，他也看到了它可能带来的威胁。“因此，我认为，一个边长10厘米的氘化铀立方体（如果有办法在不捕获中子的情况下减慢中子速度）就可能把一切化为灰烬。”他在给乔治·乌伦贝克的信中写道。

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周，21岁的研究生约瑟夫·温伯格敲响了勒孔特厅219室的房门。温伯格狂妄自大又固执己见，去年年中，威斯康星大学物理学教授格雷戈里·布莱特已经叫他卷铺盖走人。这位教授告诉温伯格，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接受像你这样的疯子”的地方。布莱特还说温伯格与奥本海默是绝配，虽然温伯格抗议说他读不懂的论文只有奥本海默在《物理评论》上发表的那些文章。

温伯格回忆道：“门后传来极其嘈杂的声音，所以我非常用力地敲门，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个人伴着浓烟和嘈杂声出来了，然后一切又被关在了门后。”

“你有什么事？”那人问温伯格。

“我找罗伯特·奥本海默教授。”年轻的温伯格说。

“我就是。”奥本海默回答道。

温伯格依然听到门里有人在兴奋地大喊大叫，争论不休。

“你来这儿干什么？”奥本海默问。

温伯格解释说他刚从威斯康星州来。

“那么，你在那里干什么？”

“我在格雷戈里·布莱特教授那里工作。”温伯格回答说。

“这是在撒谎，”奥本海默厉声说，“这是你说的第一个谎。”

“什么？”

“你现在在这里，”奥本海默解释道，“你没有在他身边工作，你已经离开他了。”

“这么说确实更准确。”温伯格承认道。

“很好，”奥本海默说，“祝贺你！ 来和我们一起疯狂吧。”

奥本海默把温伯格介绍给了欧内斯特·劳伦斯、莱纳斯·鲍林，以及他的几个研究生：哈特兰·斯奈德、菲利普·莫里森和悉尼·M.丹科夫。能见到这些物理学领域的杰出人物让温伯格惊讶不已，他后来回忆说：“到处都是鼎鼎大名的人，太不可思议了。”后来，温伯格与莫里森和丹科夫一起出去吃午饭，他们走进学生活动中心的哈特兰餐厅，然后围坐在桌子旁讨论了尼尔斯·玻尔发来的一封电报，玻尔在电报里提到了新发现的裂变反应。有人拿出了一张餐巾纸，开始根据连锁反应的理论绘制炸弹草图。温伯格说：“我们根据现有数据设计了一枚炸弹。”菲利普·莫里森做了一些初步的计算，他的结论是这样行不通，因为链式反应会在爆炸前停止。温伯格回忆说：“你看，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铀最终可被分离提纯到更高的浓度，这肯定能产生裂变。”莫里森回忆说，他们讨论完还不到一周，他走进奥本海默的办公室就看到黑板上“有一幅潦草不堪的草图，那是一枚炸弹”。

温伯格来的第二天，奥本海默就坐下来和他讨论他的研究方向。“既然你认为自己会成为一名物理学家，”奥本海默揶揄道，“那么你到底都做过些什么？”温伯格慌张地回答说：“您是指最近吗？”奥本海默的身体往后一靠，大笑起来。其实，他并没指望一个新来的研究生能做出什么原创性的研究。但是，温伯格自告奋勇地提出他正在研究一个理论问题，就在他进一步解释的时候，奥本海默打断他说：“你肯定已经写成论文了吧？”然而，温伯格还没有动笔，但他轻率地答应第二天早上就写好论文。温伯格回忆说：“他看着我，然后冷冷地说：‘那早上8点半如何？’”温伯格被自己的自大害苦了，他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写那篇论文。他转天从奥本海默那里拿到批改好的论文，扉页上潦草地写着一个十分拗口的词——“Snoessigenheellollig”。

“我看着他，”温伯格回忆说，“他说：‘你肯定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吧？’”虽然温伯格知道这个词是荷兰俚语，但是他最多只能判断出这是一句褒奖。奥本海默咧嘴一笑，解释说这个词大致翻译过来就是“好极了”。

“那为什么要用荷兰语？”温伯格问道。

“这个我可不能告诉你，我也不敢说。”奥本海默回答道。然后他转身离开房间，随手关上了门。可是过了一会儿，门又开了，奥本海默把头探进来说：“我真不应该告诉你，不过也许我有义务告诉你，原因就是这篇论文让我想起了保罗·埃伦费斯特。”

温伯格听完目瞪口呆。他深知埃伦费斯特的声望，所以也能明白奥本海默的意思。“这是他对我唯一的一次赞美……他喜爱埃伦费斯特，因为埃伦费斯特有法子言简意赅地把事情讲得一清二楚、机智诙谐又意味深长。”就在同一周，奥本海默取消了一个安排好的研讨会，让温伯格汇报他的这篇论文，这让温伯格受宠若惊。但是报告结束后，似乎为了让温伯格不要太自我膨胀，奥本海默又冷嘲热讽地说他讲的只是“小孩子的玩意儿”，他还提到了“成年人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他建议温伯格马上着手去做。温伯格乖乖地花了3个月的时间进行详尽的计算。最后，他不得不向奥本海默报告说，他无法证实在他最初的简单的论证中预测到的经验关系。“现在你已经得到一个教训，”奥本海默对他说，“有时候，复杂的、学术的、成年人的方法反而不如简单、幼稚的方法好。”

在前往伯克利之前，温伯格就已经是玻尔的忠实信徒。像许多物理学家一样，他被这门学科吸引主要是因为它能打开通向真知灼见的大门，这些见解关乎事物本质，也充满哲学意味。“我喜欢鼓捣自然法则的乐趣。”温伯格说。事实上，有一段时间他曾考虑放弃物理学，直到一个朋友鼓励他读尼尔斯·玻尔的经典著作——《原子理论和自然的描述》，他才没有放弃。温伯格说：“读了玻尔的作品，我和物理学重归于好，它真的让我重燃热情。”在玻尔的笔下，量子理论成了对生命的欢庆。温伯格刚到伯克利的那天，碰巧对菲利普·莫里森提到玻尔的著作是他眼中少数几本值得随身携带的书。莫里森听完突然大笑起来，因为在伯克利的奥本海默小圈子里，玻尔的小书被视为“圣经”。温伯格在这里欣喜地发现“玻尔是上帝，而奥比是他的先知”。

当学生遇到困难，无法完成论文时，奥本海默也会亲自操刀。1939年的一个晚上，他邀请约瑟夫·温伯格和哈特兰·斯奈德到他在沙斯塔路的寓所。这两个年轻的研究生在合作一篇论文，但是他们觉得无法写出令人满意的结论。温伯格回忆说：“他照例给我们喝了威士忌，放了点儿音乐，以免我无所事事。斯奈德在四处翻书看，而奥比则坐在打字机前。半小时后，他敲出了最后一段话，一个精彩的段落。”这篇题为“标量和矢量场的静止状态”的论文于1940年发表在《物理评论》上。

奥本海默讲课时总会在黑板上写一大堆公式。但就像大多数理论物理学家一样，他对公式本身并没有那么重视。作为奥本海默眼中最聪明的学生之一，温伯格认为数学公式就像攀岩者的临时抓点，每个抓点都或多或少地决定了下一个抓点的位置。温伯格说：“抓点记录了每一次攀爬的轨迹，但是它无法告诉你岩石的形状。”对温伯格和其他人来说，“上奥比的课就像在一小时内目睹了5~10次闪电，它们稍纵即逝，你很容易就会错过。如果你总执着于黑板上的公式，你甚至会对它们浑然不觉。这些电光石火的瞬间通常都是一些深入本质的哲学见解，它们将物理学放在人类的语境中去理解”。

奥本海默认为，没有人可以只从书本上学习量子力学，解释量子力学时那必不可少的语言交锋打开了理解的大门。他每次讲课都不一样，温伯格回忆道：“他对听课的人总是明察秋毫。”奥本海默会观察听众的表情，一旦他察觉到他们有哪些不懂的地方，就会马上彻底改变自己的讲授方式。有一次，他专门就某个问题讲了一节课，因为他知道有一个学生会对此感兴趣。课后，那个学生冲到他面前说希望能让他来解决这个问题，奥本海默回答说：“很好，这就是我上这节课的目的。”

奥本海默的课从来没有期末考试，但是他布置了大量的作业。他的授课风格与苏格拉底正好相反，“他总是语速飞快。”埃德·葛雷乔伊回忆道，1938—1942年，他在奥本海默那里读研究生。学生们可以随时提问、打断奥本海默。“他通常会耐心地回答，”葛雷乔伊说，“除非这个问题听上去就愚不可及，这时他的回答可能会相当刻薄。”

奥本海默对一些学生很粗鲁，对那些需要帮助的学生却很温柔。有一天，在奥本海默的办公室里，温伯格随手翻了翻屋子中央桌子上堆放的论文。他挑出一篇论文读了开头，全然不觉奥本海默恼怒的表情。温伯格惊呼：“这个研究方向太棒了，我非常愿意做这个课题。”令他吃惊的是，奥本海默气冲冲地回答说：“快把它放下！放回原处！”温伯格问奥本海默自己做错了什么，奥本海默说：“那不是给你准备的。”

几周后，温伯格听说另一位一直没有合适的论文选题的学生已经开始着手他那天读到的课题。温伯格回忆道：“（那个学生）是一个非常温和、正派的人，但是他和我们中的一些人不同，他不适应奥比即兴抛出的那些像火花一样充满灵感的提问，他经常感到困惑、不知所措甚至不自在。没人有勇气告诉他：‘喂，这已经超出你的深度了。’”温伯格现在意识到，奥本海默是专门把那个论文题目留给了这个学生。温伯格说，这显然是一个简单的课题，“但是正好适合他，他因此取得了博士学位。如果奥比像对我、菲利普·莫里森或者悉尼·丹科夫那样对他，他就很难拿到博士学位了”。多年后，温伯格说，奥比对这个学生的培养就像父亲对待正在学步的孩子一样，“奥比等着他偶然间发现那个研究方案，主动提出自己感兴趣，然后用自己的方式去完成……他需要特别的关照，而我发誓奥比一定会给他。这体现了深切的爱、同情心，还有对他人的理解”。这个学生后来成为一名杰出的应用物理学家。

温伯格很快就成了奥本海默小圈子里的一名忠实成员。“他知道我崇拜他，”温伯格说，“我们所有人都崇拜他。”这些年来，有一些研究生把奥本海默视为恩师和偶像，比如菲利普·莫里森、乔瓦尼·罗西·洛马尼茨、戴维·玻姆和马克斯·弗里德曼。用莫里森的话说，这些标新立异的年轻人认为自己是“有强烈自我意识又勇敢无畏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此引以为傲。他们都在学习理论物理学，也都积极地参与人民阵线的各项事业，菲利普·莫里森和戴维·玻姆等人都承认过自己加入了共产党，其余的人也和共产党走得很近。温伯格可能至少有一小段时间是共产党员。

菲利普·莫里森1915年出生于匹兹堡，他长大的地方离姬蒂小时候住的地方不远。从公立学校毕业后，他于1936年在卡内基工学院获得了物理学学士学位。那年秋天，他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师从奥本海默学习理论物理学。因为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他到校时一只腿上还戴着支架。为了养病，他小时候基本上在卧床，这期间他学会了速读，一分钟可以读五页书。读研究生时，莫里森渊博的知识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军事史到物理学，他几乎无所不知。1936年，他加入了共产党。尽管他没有隐藏自己的左翼政治观点，但他也没有公开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20世纪30年代末，戴尔·科森和他在伯克利共用一间办公室，他都不知道莫里森是党员。

“当时我们和共产主义组织走得很近。”戴维·玻姆回忆说。事实上，直到1940—1941年，玻姆都并不怎么同情共产党。但是，随着法国的沦陷，他发现除了共产党员，没人决心抵抗纳粹。事实上，许多欧洲人似乎更偏向纳粹而不是苏联人。玻姆说：“我觉得，在美国也有这样的趋势。我认为纳粹是对文明世界的巨大威胁……苏联人似乎是唯一真正与之作战的人。在这之后，我开始对他们的主张有了更多同情之心。”

1942年秋末，报纸上满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报道。在那个秋天，有一阵子似乎整个战争的结局都取决于苏联人民做出的牺牲。温伯格后来说，他和他的朋友们每天都在与苏联人民一起受苦。“没有人能体会到我们的感受，”他回忆说，“即使我们看到苏联国内那些弄虚作假的事情，看到那些装模作样的审判，我们也会选择视而不见。”

1942年11月，苏联人发动攻势要将纳粹赶出斯大林格勒近郊。从那时起，玻姆开始参加共产党伯克利分部的定期会议。通常情况下，每次大概有15人参加会议。过了一阵子，玻姆发现这些会议简直“没完没了”，而且他认为他们想在“在校园里进行煽动活动”的各种计划没有多大意义。“我感觉这些都是徒劳无功的。”玻姆渐渐不再参加会议，但他仍然是一位充满激情和热情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他和当时与他最亲密的朋友温伯格、洛马尼茨和伯纳德·彼得斯一起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

菲利普·莫里森回忆说，和他一起参加党小组会议的有“许多党外人士，很难说哪些成员是共产党员”。这些会议经常就像大学里的闲谈。莫里森回忆说，他们的讨论“包罗万象”。作为一名囊中羞涩的研究生，莫里森每月交纳的党费只有25美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莫里森仍然没有脱离党组织，但是就像他的许多美国党员同志一样，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不久，他离党组织越来越远。那时他在伊利诺伊大学教书，他所在的党小组认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服务战事，因此没时间“讨论政治”了。

1936年，戴维·霍金斯来到伯克利学习哲学。他很快就结识了奥本海默的许多学生，包括菲利普·莫里森、戴维·玻姆和约瑟夫·温伯格。一天，霍金斯在教师工会的一次会议上遇到了奥本海默，霍金斯回忆说，奥本海默雄辩的口才和富有同情心的举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讲话很有说服力，极为中肯，而且语言优雅，他会倾听别人，并将他们的话融入自己的发言。在我的印象中，他称得上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因为如果有几个人发言的话，他会总结他们的发言。由于他的总结，之前发言的人会发现他们已经达成了共识。这真是了不起的天赋。”

霍金斯在斯坦福大学遇到了弗兰克·奥本海默，和弗兰克一样，他在1937年年底加入了共产党。与奥本海默兄弟和许多学界人士一样，他对席卷加州农场的针对劳工组织的暴力行径义愤填膺。即便如此，当时他还只是偶尔参与政治活动，到1940年他才第一次见到了像史蒂夫·纳尔逊这样的全职党内人员。和学术圈的许多人一样，霍金斯觉得有必要隐藏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我们很注意保密，”他说，“我们会因此失去工作。你可以是左翼分子，也可以参与其中的一些活动，但你不能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霍金斯也没有闹革命的念头。他后来说：“在一个高度集中的技术社会，你很难想象在街上设置路障这种事情……我们自认为属于新政中的左翼力量。我们一直努力让新政向左，这就是我们的人生使命。”他不仅说出了自己的理想，还准确描述了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政治目标。

1941年，作为哲学系的一名初级教员，霍金斯积极参与了当地校园的政治活动。他与温伯格、莫里森等人参加了同一个学习小组，小组的活动地点都选在伯克利附近的私人住宅。“我们都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理论非常感兴趣，”霍金斯回忆说，“我对莫里森印象深刻，他和我成了亲密的朋友。”

这个小组的一些聚会是在奥本海默家。多年后，当霍金斯被问及他是否认为奥本海默是共产党员时，他回答说：“据我所知不是，但是你要知道，我想再次重申这个问题无关紧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问题并不重要。显而易见，他支持过许多左翼活动。”

马丁·D.卡门也是奥本海默的追随者。他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化学家，在芝加哥时他的博士论文与核物理有关。在短短几年内，他就和另一位化学家萨姆·鲁宾利用劳伦斯的回旋加速器发现了放射性同位素碳14。1937年年初，他跟随女友来到伯克利，欧内斯特·劳伦斯以1 000美元的年薪聘请他在辐射实验室工作。“那里就像圣城麦加，”卡门回忆伯克利时说。很快奥本海默就得知卡门是一位相当专业的小提琴手，他和弗兰克·奥本海默曾一起演出，而且他喜欢谈论文学和音乐。“我们两个一拍即合，”卡门说，“因为我们可以谈论物理以外的话题。”从1937年到二战爆发的这段时间里，他们经常待在一起。

和所有进入奥本海默圈子里的人一样，卡门崇拜这位富有魅力的物理学家。卡门说：“所有人都认为他的疯狂有点儿可爱。他非常聪明，但有些虚浮。他样样都懂，但样样不精。”有时，卡门甚至觉得奥本海默古怪的行为是精心策划的表演。卡门回忆起和他一起去埃丝特尔·卡昂家参加新年聚会的情景。在开车前往卡昂家的路上，奥本海默说他知道埃丝特尔住在哪条街上，但他忘了房子的门牌号码，他只记得是7的倍数。卡门回忆说：“于是我们开车在街上来回找了几趟，最后找到了3528号，没错，那确实是7的倍数。现在回想起来，我怀疑他有时是不是在捉弄大家……他就是想用花言巧语哄你玩儿，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

卡门不是左翼政治活动家，当然他也从来都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和奥本海默一起参加了在伯克利举办的鸡尾酒会，在这些酒会上有为反法西斯难民联合委员会和援助苏联战争进行的筹款活动。奥本海默还把他拉进了一次注定徒劳的努力，他们想在辐射实验室建立一个工会。这一切都始于壳牌公司工厂内的一场工会选举斗争，这间工厂位于埃默里维尔附近。壳牌公司有大量获得博士学位的白领员工、工程师和化学家，其中许多人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由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发起的工会组织——建筑师、工程师、化学家和技术人员联合会（FAECT）在该工厂发动了一场有组织的工会运动。作为对策，壳牌管理层鼓励其员工加入公司自己的工会。有一次，壳牌公司的化学家戴维·阿德尔森想借助奥本海默的声望为工会的组织活动助威。阿德尔森隶属于加州阿拉梅达县的一个专业人员党小组，他认为奥本海默一定会施以援手。他猜得没错。一天晚上，奥本海默在工会发起的一次集会中发表了演说，地点就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以前的一位研究生赫维·沃格的家中，当时沃格受雇于壳牌公司。在演讲中，奥本海默对美国是否会卷入战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场有超过15名听众，所有人都在洗耳恭听。沃格回忆说：“他说话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听。”

1941年秋，奥本海默同意在他位于伊格尔希尔的家中召开一次筹备会议，他还邀请了马丁·卡门参加。“我本来不想去的，”卡门回忆说，“但我说：‘好的，我会去。’”招募辐射实验室的员工加入像FAECT这样有争议的工会让卡门感到担忧，因为这些人现在基本上是在为美国陆军工作，并签署了安全保证书。但他还是出席了会议，听了奥本海默为工会造势的演讲。一共有15个人参加了会议，包括奥本海默的心理学家朋友欧内斯特·西尔格德、伯克利化学系的乔尔·希尔德布兰德，以及受雇于壳牌公司的年轻的英国化学工程师乔治·C.埃尔滕顿。“我们在奥本海默家的客厅里围坐成一圈，”卡门回忆说，“每个人都说：‘是啊，太棒了，太了不起了。’”轮到卡门说话时，他说：“等等，有人通知欧内斯特·劳伦斯这件事吗？我们在辐射实验室工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擅自做主。必须得到劳伦斯的允许。”

卡门的反应完全出乎奥本海默的预料，他认为奥本海默对此很震惊。奥本海默并没有获得期待中的全数支持，两个小时的会议就此结束。几天后，奥本海默找到卡门说：“哎呀，我也说不好。或许是我做得不妥。”他接着解释说：“我去见了劳伦斯，他勃然大怒。”这些年来，劳伦斯的政治观点越来越保守，而现在一个共产党支持的工会想要吸纳其实验室的人，这让他怒不可遏。他要求知道谁是幕后主使，奥本海默坚持说：“我不能告诉你他们是谁，他们得自己来告诉你。”劳伦斯非常愤怒，不仅因为他强烈反对自己实验室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加入工会，还因为这事件表明他的老朋友仍然在左翼政治活动中浪费宝贵的时间。劳伦斯曾多次因奥本海默参与那些“左翼活动”而斥责他，但是奥比一再以他一贯的雄辩口才争辩说科学家有责任扶助社会上的“弱者”。

劳伦斯这么恼火还另有原因，那年秋天，他试图让奥本海默加入原子弹计划，但没有成功。劳伦斯向卡门抱怨道：“如果他能停止干这些没用的事，我们倒是可以让他参与这个项目，但要让军方接受他可绝无可能。”

1941年秋，奥本海默退出了工会组织，但辐射实验室的科学家加入工会的事情并没有就此偃旗息鼓。1年多后，1943年年初，乔瓦尼·洛马尼茨、欧文·戴维·福克斯、戴维·玻姆、伯纳德·彼得斯和马克斯·弗里德曼都加入了工会（FAECT第25地方分部），他们都是奥本海默的学生。但是显然他们组建工会并不是基于常见的原因，例如，洛马尼茨在辐射实验室的月薪是150美元，是他以前薪水的两倍多；没人抱怨过实验室的工作条件，这里的每个人都在孜孜不倦地工作。“这么做多少有些惊世骇俗的意思，”洛马尼茨回忆说，“这是热血青年才会干的事……因为这个理由成立工会很荒唐。”

洛马尼茨和温伯格说服弗里德曼成为辐射实验室工会的组织者。“那只是个头衔，我什么都没做。”他回忆说。但是，弗里德曼认为原则上组建工会是个好主意，他说：“一部分原因是我们担心原子弹的用途，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认为科学家不应该只是参与炸弹的研制，却对他们努力的成果没有任何发言权。”

这个工会很快引起了陆军情报官员的注意，他们一直在对辐射实验室进行监视。1943年8月，美国陆军部接到通知说，辐射实验室里有几个人是“活跃的共产党员”。有人提到了约瑟夫·温伯格的名字。附呈的一份情报称，FAECT第25地方分部是一个“由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同情者主导和控制的组织”。战争部长亨利·L.史汀生也介入了此事，他在给总统的备忘录中写道：“如果不立即制止，我认为情况将非常令人担忧。”不久之后，罗斯福政府正式要求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停止在伯克利实验室的组织活动。

到1943年，奥本海默早已不再参与工会的组织活动。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改变了自己的政治观点，而是因为他意识到，如果自己再不听从劳伦斯的建议，就无法获准参与一个重要的项目，他认为该项目可能有助于战胜纳粹德国。1941年秋，就在劳伦斯和奥本海默就他的工会组织活动发生争执时，劳伦斯告诉他，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B.科南特曾指责自己与奥本海默讨论核裂变的计算问题，当时奥本海默并未正式参与核弹项目。

事实上，奥本海默从1941年年初就开始与劳伦斯合作，当时劳伦斯开始用回旋加速器来设计一种电磁工艺分离铀同位素——铀235，这是制造核爆炸的必要原料。奥本海默和全国各地的许多科学家都知道，罗斯福总统在1939年10月授权了一个铀委员会来统筹裂变研究。但到了1941年6月，许多物理学家开始担心，德国科学界可能在裂变研究方面遥遥领先。那年秋天，出于对核弹计划进展缓慢的担忧，劳伦斯写信给康普顿，坚持让奥本海默参加计划于1941年10月21日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会议地点在通用电气在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的实验室。“奥本海默有重要的新思路。”劳伦斯写道。劳伦斯知道人们都把奥本海默的名字与激进的政治活动联系在一起，于是他又给康普顿写了一句附言向他保证：“我对奥本海默非常放心。”

奥本海默出席了10月21日在斯克内克塔迪举行的会议，他提出了制造有效的武器所需的铀235的总量，这是提交给华盛顿的最终会议报告的核心内容。根据他的计算，100千克铀235就足以产生爆炸性的链式反应。这次由科南特、康普顿、劳伦斯和另外几位与会者参加的会议对奥本海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纳粹正在向莫斯科挺进，这样的战争新闻让奥本海默感到沮丧，他急于帮助美国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好准备，所以他很羡慕那些去研制雷达的同事。后来，他作证时说：“直到我第一次接触到刚萌芽的原子能事业，我才发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

一个月后，奥本海默给劳伦斯写了一张便条，向他保证自己不再参与任何工会活动：“……工会的事情绝不会再惹麻烦了……我还没和相关人员一一谈过，但是我交流过的人都和我们意见一致，所以你不用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尽管奥本海默停止了他的工会活动，但是就在同年秋天，他还是忍不住在一项公民自由问题上公开表明了自己强硬的立场。当时在美国东海岸，纽约政界人士、州参议员小F.R.库代尔利用自己的身份策划了一场高调的政治迫害，他针对的是纽约市公立大学里那些所谓的颠覆分子，那时库代尔是调查纽约公共教育系统的联合立法委员会的联席主席。截至1941年9月，仅纽约城市学院就解雇了28名工作人员，其中一些人是教师工会纽约分会的成员，奥本海默在伯克利也是教师工会的会员。奥本海默所在的美国民主与知识分子自由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声明谴责解雇事件。作为反击，参议员库代尔指控该组织与共产党有联系，《纽约时报》还发表社论支持库代尔的指控。

奥本海默搅进了这场政治纷争，他发表了措辞强烈的抗议。在1941年10月13日的公开信中，他的语气时而彬彬有礼，时而诙谐幽默，时而讽刺挖苦，最后变成了尖锐的嘲讽。奥本海默提醒这位参议员，《权利法案》不仅保障人们信仰自由的权利，无论这种信仰多么激进，还保障人们以“匿名”方式用言论或文字表达这种信仰的权利。奥本海默写道：“那些身为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同情者的教师，他们无非就是在集会中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印发了（经常是匿名的）他们的观点，这些恰恰是受到《权利法案》保护的行为。”最后，他以一种挑衅的口吻说：“直到看到您的陈述及其中道貌岸然的含糊其词和红色迫害，我才相信原来那些传言是真的，您担任主席的那个委员会确实充斥着哄骗、恐吓和傲慢。”

20世纪30年代末，罗伯特·奥本海默发现自己成了核心人物，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卡门说：“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只要你找到奥本海默，告诉他情况，他想一下就能说出个所以然。他总能给出内幕人士的解读。”但是从1941年开始，奥本海默发现有很多事情他也成了局外人。“突然间，”卡门说，“没人再告诉他什么内幕消息，他被排除在外。明明有大事正在发生，他却一无所知。所以他越来越沮丧，劳伦斯也很发愁，他觉得奥本海默肯定能猜出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仅仅因为安全考虑就把他排除在外实在荒唐，劳伦斯认为最好能让他加入进来。我猜最终他们认为比起把他排除在项目外，让他加入更便于监视。”

1941年12月6日，周六晚上，奥本海默参加了为西班牙内战老兵举办的募捐活动。他后来作证时说，第二天听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后，他觉得“我已经不想再参与西班牙共和国的事情了，这世界上还有其他更紧迫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