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纳尔逊，我要娶你的朋友做太太了”

她的工作就是做好奥本海默的贤内助。

——罗伯特·瑟伯尔

到1939年年底，奥本海默和琼·塔特洛克冲突不断的关系已经破裂。尽管他们之间存在问题，奥本海默依然爱她，想和她结婚。他后来回忆说：“我们至少有两次差一点儿就结婚了，已经算是订婚。”但是，他经常激发出琼最糟糕的样子。他喜欢给朋友送礼的老习惯总是激怒她。琼不喜欢奥本海默一味地迎合自己，有一天她对他说：“请不要再送花了，奥本海默。”但是不出所料，下一次他去朋友家接她时，还是与往常一样拿了一束栀子花。琼看到这些花时直接把它们扔在了地上，她对自己的朋友说：“叫他快走吧，告诉他我不在这里。”罗伯特·瑟伯尔说：“她有时会消失几周，甚至几个月，回来后无情地嘲弄奥比。她会告诉他自己都和谁在一起、做了什么，她用这种方式来刺激他。她似乎存心要伤害他，也许是因为她知道奥比很爱她。”

最终，琼做出了最后的了断。她大概和奥本海默一样固执，迷茫又心烦意乱的她拒绝了奥本海默最近的一次求婚。那时她已经在医学院学习了3年。20世纪30年代，女医生并不多见，但她决心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这样的职业选择让她的一些朋友感到惊讶，他们认为这是她鲁莽冲动的表现。不过，他们也觉得这合情合理，从她对政治的热情到她对心理学的兴趣，琼一直想用一种脚踏实地的方式帮助别人，而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符合她的气质和才智，1941年6月，琼获得了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医学学位。1941—1942年，她在华盛顿特区的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实习，次年她成为旧金山锡安山医院的住院医师。

在分手后的低潮期，有人看到奥本海默和很多“年轻漂亮的女孩”约会，其中有哈康·希瓦利埃的小姨子安·霍夫曼和《旧金山纪事报》专栏作家赫伯特·卡昂的妹妹埃丝特尔·卡昂。罗伯特·瑟伯尔还记得奥本海默交往过的6位女友，包括一个叫桑德拉·戴尔-贝内特的英国移民。他也伤过好几位姑娘的心。不过，每当琼情绪低落给他打电话时，他都会来到她的身边，劝说她走出低谷。他们仍然是最亲密的朋友，偶尔也是情人。

1939年8月，奥本海默参加了查尔斯·劳里森在帕萨迪纳举办的一个花园派对，那天午后有人介绍他认识了29岁的已婚女性姬蒂·哈里森。罗伯特·瑟伯尔碰巧目睹了这次邂逅，他看出来姬蒂立刻就被奥本海默迷住了。“那天我就爱上了罗伯特，”姬蒂后来写道，“但是我在努力掩饰。”不久，奥本海默参加了旧金山的一个聚会，他的出现让朋友们大吃一惊，因为挽着他胳膊的是姬蒂·哈里森。那天晚上，姬蒂戴着一朵鲜艳的兰花作为胸花。在场的人都很不自在，因为聚会的女主人就是奥本海默新近的情人埃丝特尔·卡昂。希瓦利埃称之为“一个并非皆大欢喜的场面”。奥本海默的一些朋友特别喜欢琼，都以为他们俩会复合，所以他们有意冷落奥本海默身边的这位新女伴，他们觉得姬蒂看起来太轻浮，控制欲太强。多年后，奥本海默回忆说：“朋友们都很担心……”但是，当奥本海默的朋友们发现他对姬蒂并非一时兴起时，他们也只得接受。“哦，让我们面对现实吧！”一位女士说，“他们这样确实不像话，但至少姬蒂让他更通人情了。”

姬蒂的全名是凯瑟琳·普宁·哈里森，她身材娇小，有一头乌发，和琼一样迷人，但两人性格迥异。在见到奥本海默的朋友们的那个晚上，她佩戴兰花并非偶然；她在自己的公寓里种了一些能开出艳丽花朵的植物，戴着它们是为了彰显个性。在活泼的姬蒂身上看不到一丝忧郁，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她总是当机立断，然后继续前行。如果说琼看起来像一位爱尔兰公主，那么姬蒂则自称是货真价实的公主，只不过她来自德国皇室。罗伯特·瑟伯尔回忆说：“姬蒂母亲的家族与欧洲所有的王室都有亲戚关系，当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她常常在暑期去拜访她的舅舅——比利时国王。”1910年8月8日，姬蒂出生在今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一个叫雷克灵豪森的小镇。两年后，她到了美国，当时她的父母——31岁的弗朗茨·普宁和30岁的克特·菲塞林·普宁移民到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弗朗茨·普宁是一位冶金工程师，他在一家钢铁公司找到了一份工程师的工作。

作为独生女，姬蒂的童年时期过着优渥的生活，她在匹兹堡郊区富裕的阿斯平沃尔长大。她后来告诉朋友，她的父亲是“威斯特法伦一个小公国的王子”，她的母亲与维多利亚女王有亲戚关系。她的外祖父博德温·菲塞林是汉诺威王室土地的承租人，也是汉诺威市议会的议员。从11世纪十字军东征时开始，她的外祖母约翰娜·布洛奈的祖辈就一直是萨伏依王朝的王室封臣，萨伏依家族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家族之一。布洛奈家族在位于今意大利、瑞士和法国等地的萨伏伊公国担任过行政长官和宫廷顾问，还拥有日内瓦湖南边一处壮丽的城堡。

姬蒂的母亲克特·菲塞林不仅貌美，而且气质高雅。她曾与表兄威廉·凯特尔有短暂的婚约，凯特尔后来担任希特勒的陆军元帅，1946年他作为战犯在纽伦堡受审并被绞死。姬蒂小时候，母亲会专门带她回欧洲拜访她的“王室”亲戚，她的父亲却让她保证永远不要谈论自己的贵族血统。然而，作为一位年轻的姑娘，姬蒂偶尔会让别人知道她的贵族出身。这家人的朋友回忆说，姬蒂曾收到德国亲戚寄来的信，收件人写的是“凯瑟琳殿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身为德国移民的普宁一家在匹兹堡的日子并不好过。作为一名敌国侨民，弗朗茨·普宁被地方当局置于监视之下，就连小姬蒂都被邻居的孩子们排斥。姬蒂的母语不是英语，即使成年后，她也能说一口漂亮的标准德语。青春期时，她无法忍受母亲的“专横”，两人之间有很多隔阂。姬蒂是一个活力十足、热情洋溢的姑娘，对那些社会成规不屑一顾。后来，她的朋友帕特·谢尔回忆说：“她在高中时狂野得要命。”

姬蒂的大学求学生涯充满波折。她先是就读于匹兹堡大学，但不到一年她就去了德国和法国。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她先后在慕尼黑大学、索邦大学和格勒诺布尔大学学习。然而，她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巴黎的咖啡馆里，和音乐家们混在一起。“我在学业上没花什么时间。”姬蒂回忆道。1932年圣诞节刚过，她就冲动地嫁给了其中一位音乐家，这名出生于波士顿的音乐家名叫弗兰克·拉姆塞耶。他们结婚几个月后，姬蒂看到了丈夫用镜像方式写的日记，她发现他既是瘾君子又是同性恋。后来姬蒂回到了美国，在威斯康星大学读生物学。1933年12月20日，威斯康星州一家法院判决她的离婚生效，并以有伤风化为由没收了她的法庭证词。

10天后，匹兹堡的一位朋友邀请姬蒂参加跨年夜派对。姬蒂的朋友塞尔玛·贝克说自己遇到了一名共产党员，并问姬蒂是否愿意见见这个人。姬蒂回忆说：“我们都没在生活中碰到过真正的共产党员，大家都很好奇。”就这样，那天晚上她遇到了26岁的乔·达莱，他是一位长岛富商的儿子。姬蒂回忆道：“达莱比我大3岁，就是在这个派对上，我爱上了他，我一直都爱着他。”他们相识不到6周，姬蒂就离开威斯康星州搬到了俄亥俄州扬斯敦，她要在那里与达莱结婚。

一个朋友回忆道：“这个英俊的狗杂种简直太帅了。”达莱身材高挑瘦削，留着一头浓密的黑色卷发，他似乎无所不能。达莱生于1907年，会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能自如地弹奏古典钢琴，还精通辩证唯物主义。他的父母都是德国犹太移民的子女，在达莱的青春期，他父亲已经靠丝绸生意发了一笔小财。虽然达莱和他的姐妹一直都去长岛伍德米尔犹太中产社区的一个犹太会堂，但是他在13岁时拒绝了犹太教的受诫礼。他曾上过一段时间私立学校，1923年秋进入了达特茅斯学院。那时他已经是政治上的激进分子，并以一种挑衅的态度竭力捍卫他所谓的“无产阶级理想”。他在达特茅斯学院的同学都认为他是个怪人，“与大学格格不入”。在大部分课程不及格后，达莱在大学二年级辍学，然后在纽约的一家保险公司找了份工作。尽管这份工作干得不错，他还是满怀厌恶地辞了职，名副其实地开始了他作为劳动人民的新生活。1927年8月，意大利裔的无政府主义者尼古拉·萨科和巴尔托洛梅奥·万泽蒂被处决，这一事件似乎促成了达莱的转变。“如果不是1927年8月22日那两个‘意大利佬’在马萨诸塞州的电椅上被活活电死，很难说我会变成什么样。”达莱在给姊妹的信中写道。

达莱下定决心要“抹去他早年娇生惯养的生活痕迹”，他先是成了一名社会工作者，后来又做过码头工人和煤矿工人。1929年加入共产党后，他写信给忧心忡忡的家人说：“到现在你们一定要明白，我正在做的都是我相信的、想做的、最擅长的也是最喜欢的事情……你们一定要明白我真的很快乐。”他在芝加哥待了几个月，面对数千人发表演讲，演讲后他遭到了芝加哥警察局臭名昭著的“红色小组”的殴打。

1932年，达莱成为俄亥俄州扬斯敦的一名工会组织者，当时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正努力在炼钢工人中组织工会，他就身处于这场激烈斗争的最前线。在与钢铁公司组织的暴徒发生冲突时，他表现得非常勇敢。有好几次为了阻止他在劳工集会上发言，当地警察把他关进了监狱。达莱曾一度作为共产党候选人竞选市长。姬蒂虽然是他的妻子，却只被准许加入共青团，在入团之前，她还得通过在街头叫卖《工人日报》和向炼钢工人散发传单来证明自己的决心。姬蒂回忆说：“我那时总穿网球鞋，这样我在工厂门口散发共产党的传单时，警察一来，我就能赶快跑开。”

她每周要交10美分的党费。这对夫妇住在一间破旧的寄宿公寓里，每月房租5美元。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生活全靠政府每两周发放的12.5美元救济金。走廊的另一头住过另外两位共产党骨干——约翰·盖茨和阿沃·库斯塔·哈尔伯格，哈尔伯格后来改名为格斯·霍尔，再后来升任美国共产党主席。“这所房子有一个厨房，”姬蒂后来说，“但是炉子漏了，没法做饭。我们每天只吃两顿饭，都是在一家脏兮兮的餐厅。”1935年夏，姬蒂担任共产党的“图书专员”，她的职责是鼓励党员购买和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姬蒂在这种生活条件下一直坚持到1936年，然后她告诉达莱自己已经忍无可忍。党就是达莱的全部生活，虽然姬蒂并未放弃她的政治信仰，但是他们之间已经开始发生争执。据二人共同的朋友史蒂夫·纳尔逊说，达莱“固执地认为姬蒂不像自己那样对党忠诚”。在达莱的眼中，姬蒂只是一个年轻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不明白工人阶级的立场”，而姬蒂讨厌他的居高临下。在过了两年半的赤贫生活后，姬蒂宣布他们必须分手。“贫穷让我越来越沮丧。”她回忆说。最终，1936年6月，她逃到了伦敦，她父亲在那里承接了一个建造工业熔炉的工程。有一段时间，姬蒂觉得达莱似乎杳无音信，直到有一天她发现原来是她母亲一直在扣留达莱寄来的信件。此时姬蒂非常想和丈夫重归于好，当得知他要来欧洲时，她满心欢喜。

1937年年初，达莱决定志愿参加西班牙内战，他加入了共产党资助的一个支队，代表共和国与法西斯作战。1937年3月，他和他的老战友史蒂夫·纳尔逊一起乘坐“玛丽王后号”邮轮出发了。达莱显然还爱着姬蒂，他告诉纳尔逊他希望自己和姬蒂很快就能冰释前嫌。

当他们的船抵达法国瑟堡时，姬蒂正在码头等他们。她和达莱在巴黎待了一周，纳尔逊也跟他们在一起。“我就像个电灯泡，”纳尔逊回忆道，“姬蒂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年轻姑娘，她个子不是很高，或者说有点儿矮，金发（纳尔逊原话），非常友善。”她从伦敦带了不少钱，足够他们三个住体面的酒店，还能去高级的法国餐厅吃饭。纳尔逊记得，午餐时他一边吃着异国风味的法国奶酪，品着葡萄酒，一边听姬蒂说她多想陪达莱去西班牙战场。问题是共产党不允许家眷随军到西班牙。纳尔逊回忆起这些午餐时光时说：“达莱会叫嚷说‘这就是官僚主义，她可以做很多事，她可以开救护车’，而姬蒂也执意要去。”他们本想试着通融一下，结果白费心机，达莱在周末被迫离开了姬蒂，和纳尔逊一起奔赴西班牙。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天，姬蒂带着达莱和纳尔逊购置了暖和的法兰绒衬衫，羊毛衬里的手套和羊毛袜子。然后她又独自回到了伦敦，在那里等待机会与丈夫重聚。他们经常通信，姬蒂习惯每周给他寄一张自己的照片。

去西班牙的途中，达莱和纳尔逊被法国当局逮捕，4月，他们接受了审判，服完了20天监禁后才被释放。4月下旬，当达莱终于偷渡到西班牙时，他给姬蒂写信说：“我是那么爱你，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去阿尔瓦塞特取你的来信。”7月，在给姬蒂的信中，他仍在积极乐观、热情洋溢地描述自己的经历：“这个国家太他妈的有意思了，这场战争太他妈的让人兴奋了，这也是所有工作里最他妈带劲儿的工作，我要让法西斯尝尝真正的厉害是他妈的什么样。”

姬蒂发自内心地喜欢她丈夫的朋友纳尔逊，她还不辞辛苦地写信给纳尔逊的妻子玛格丽特讲述了他们在巴黎的那一周，当时她们俩还素为谋面。“我们那几天过得很开心，”她写道，“我认为他们还没为即将开始的艰苦行程做好准备，依然谈笑风生。”她还告诉玛格丽特，他们参加了一场有3万人参与的盛大集会，抗议西方在西班牙内战中严守中立。“因为我们听不懂集会上的演讲，所以对我们来说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坐地铁的时候。数百名年轻的共产党领导者拦住了地铁，他们唱着《国际歌》，高喊着反法西斯口号，直到他们上了车，地铁才恢复运行。每个人都加入了大合唱，当我们到格雷纳尔站时，似乎整个巴黎都在高唱《国际歌》。也许我属于那种很情绪化的人（虽然我对此表示怀疑），但这一幕让我突然觉得自己也高大了起来，我热泪盈眶，想大声疾呼。”姬蒂在信末的签名是“你的同志，姬蒂·达莱”。

在西班牙，达莱很快被指派为1 500人的麦肯齐-帕皮诺营的“政治委员”，这支以加拿大人为主的部队当时从林肯支队吸收了许多美国志愿者。那年夏天，他和他的部下开始了军事训练。“嘿，当你站在重机枪后面的时候，那感觉别提多带劲儿了！”他写信给姬蒂说，“你知道我一直那么喜欢黑帮电影就是因为机枪的声音。所以你就能想象出当我能亲手操作它们的时候，我得多开心。”

西班牙共和国军队在战争中并不顺利。德国和意大利向西班牙法西斯提供了飞机和大炮，达莱和他的士兵在人数和武器上都不占优势。而且，达莱很快就发现，西班牙的左翼力量被激烈的甚至有时是你死我活的派系斗争进一步削弱了。1937年5月12日达莱给姬蒂的信中所写的令人不安，他说他的西班牙共产党上级誓要“清除”军队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到那年秋天，达莱开始监督对逃兵的“审判”，有一种说法是这些人中有一小部分被处决了。达莱本人在自己的队伍中非常不得人心，据达莱的一位朋友说，那些人对他的态度“近乎仇恨”，有些人认为他是个意识形态的狂热分子。根据共产国际1937年10月9日的一份报告：“一部分人公开表示了他们对达莱的不满，他们还提到了免职……”

4天后，达莱第一次参加战斗，率领他的部队向法西斯军队控制的丰特斯-德埃夫罗镇发起进攻。几天前的一个晚上，一位老朋友发现他独自坐在一间小屋里，屋里只点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达莱向他吐露了心声，说自己感到孤独，他也知道自己极其不得人心。但是他决心向他们证明自己并不是那种“在后方苟且偷生”的政治官僚，他要用第一个跨过护墙来证明自己的勇气。他的朋友认为，作为一营之长，这样做很愚蠢，但是达莱固执己见。

在战斗那天，达莱信守了他的诺言。他是第一个冲出战壕的人，他向法西斯的战线仅前进了几码就被机枪射中了腹股沟。该营的机枪指挥官后来报告说：“进攻于下午1点40分开始。营政委乔·达莱跟随第一连从火力最猛烈的左翼出发，他在带兵冲锋时倒下，受了致命伤。他直到最后一刻都表现得很英勇，因为他的位置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他不让救护员接近自己。”痛苦不堪的达莱在爬回战壕时，被第二轮机枪扫射击毙。那时他还不到30岁。

史蒂夫·纳尔逊也曾在8月受伤，他在去巴黎的途中很快就听说了达莱的死讯。达莱去世前曾写信给姬蒂，告诉她纳尔逊会经过巴黎，所以姬蒂决定从伦敦出发去见他。她原计划从巴黎继续前往西班牙。纳尔逊知道自己必须告诉她这个不幸的消息，于是约姬蒂在她住的酒店大堂见面。“她整个人都垮了，”纳尔逊回忆说，“她瘫倒在地，紧紧抓住我。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成了达莱的替身。她抱着我痛哭，我也不能自已。”当姬蒂悲痛地哭喊着“现在我该怎么办”时，纳尔逊顾不上多想就请她搬回纽约与他和妻子玛格丽特同住。可是姬蒂本来还想去西班牙的医院做一名义工，纳尔逊一再劝说她打消这个念头，她才同意了他的提议。

姬蒂回到了美国，此时27岁的她已经成了一位共产党战争英雄的遗孀。美国共产党想让人们永远铭记达莱的牺牲。党主席厄尔·白劳德写道，达莱是“为反法西斯事业鞠躬尽瘁”的人之一。作为党内为数不多的来自常春藤盟校的党员，达莱为工人阶级事业献出了生命。征得姬蒂的同意后，美国共产党将达莱给妻子的信结集成册，于1938年出版了《西班牙来信》一书。

姬蒂和纳尔逊夫妇在纽约一间狭小的公寓里住了几个月。她见到了达莱的一些老朋友，他们都是党员。姬蒂本人后来告诉政府调查人员，她曾见过一些知名的共产党官员，如厄尔·白劳德、约翰·盖茨、格斯·霍尔、约翰·施托伊本和约翰·威廉森。但她表示，1936年6月她离开扬斯敦时就已经不再是党员，也不再交纳党费。玛格丽特·纳尔逊回忆说：“她似乎非常不安。在我的印象里，她的精神很紧张。”其他朋友也证实，姬蒂迟迟无法走出达莱去世的阴影。

1938年年初，姬蒂去费城拜访了一位朋友并决定留在那里，她在春季学期入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修了化学、数学和生物学，她似乎终于准备要拿大学学位了。那年春天或夏天的时候，她碰到了理查德·斯图尔特·哈里森，他一位英国裔的医生，她早在十几岁时就认识他。哈里森身材高大，长相英俊，有一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他曾在英国行医，姬蒂碰到他时，他马上就要结束实习，获得美国的行医执照。哈里森比姬蒂年长，也不关心政治，但是他能给她目前最迫切想要的东西——安稳的生活。1938年11月23日，姬蒂与哈里森结婚了，这又是一次头脑发热的决定。她后来说，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极其失败”。她告诉一位朋友，这是一段“不般配的婚姻”，她“早就动了离他而去的心思”。不久，哈里森动身去了帕萨迪纳，他要在那里做住院医师。姬蒂则继续留在费城，1939年6月她以优异的成绩从植物学专业毕业，并获得文科学士学位。两周后，她同意跟随哈里森去加州，继续维持他们有名无实的婚姻，她说因为“他坚持认为离婚可能会毁掉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医生”。

此时29岁的姬蒂似乎终于准备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了。虽然她身陷一段没有前途的婚姻，但是现在她决心发展自己的事业。她的主要兴趣是植物学，那年夏天，她获得了一项研究生奖学金，开始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她的理想是获得博士学位，或许还能成为一名研究植物学的教授。

1939年8月，她和哈里森参加了在帕萨迪纳举行的一次花园派对，她就是在那里遇到的奥本海默。那年秋天，姬蒂开始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研究生，但是她难以忘怀那个有一双明亮的蓝眼睛的高个子年轻人。几个月后，他们又见面了，而且两人开始约会，尽管姬蒂是有夫之妇，但他们并没刻意隐瞒这段婚外情。经常有人看到他们一起乘坐奥本海默的克莱斯勒轿跑车。“他会和这个可爱的姑娘同乘一辆车（到我办公室附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书的医生路易斯·亨普尔曼博士回忆道，“她非常迷人，身材娇小，瘦得像麻秆。他们分别前会给彼此深情一吻。奥本海默总是戴着那顶卷边平顶矮帽。”

1940年春，奥本海默毫无忌惮地邀请理查德·哈里森和姬蒂到佩罗卡连特过暑假。哈里森医生后来告诉联邦调查局，在最后一刻，他决定不去了，但是他仍然鼓励姬蒂去。正好瑟伯尔夫妇也收到了奥本海默的邀请。瑟伯尔夫妇从罗伯特·瑟伯尔任教的伊利诺伊州厄巴纳出发，当他们开车经过伯克利的时候，奥本海默说他邀请了哈里森夫妇，但是理查德·哈里森来不了了，“姬蒂可能会一个人来。你们可以顺路捎上她，你就看着办吧。不过这么做也可能会比较麻烦”。姬蒂迫不及待地和瑟伯尔夫妇上路了，她在牧场待了整整两个月。

姬蒂刚到一两天就和罗伯特——她坚持叫他罗伯特——骑马到了凯瑟琳·佩奇位于洛斯皮诺斯的度假牧场。他们在那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才骑马回来。没过几个小时，佩奇也跟来了，1922年夏，年轻的奥本海默也曾对她无比迷恋，佩奇一边调皮地把姬蒂的睡衣还给她，一边解释说这件睡衣可是在洛斯皮诺斯牧场奥本海默的枕头底下找到的。

那年夏末，奥本海默打电话给哈里森医生，他告诉哈里森他的妻子怀孕了。这两个男人达成了共识，他们都认为哈里森和姬蒂应该离婚，然后奥本海默就可以娶她为妻。整件事都处理得克制礼貌。哈里森告诉美国联邦调查局，他和奥本海默夫妇仍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为他们对性的观念都很现代。

尽管罗伯特·瑟伯尔目睹了1940年夏的那段风流韵事，但是当他10月从奥本海默那里得知他要结婚的消息时，仍然大吃一惊。听到这个消息时，瑟伯尔都不确定奥本海默要娶的究竟是琼还是姬蒂，他觉得两人都有可能。当奥本海默的一些朋友听说他和另一个男人的妻子私奔了，他们感到既震惊又愤慨。奥本海默算不上是一个花花公子，不过他会被那些迷恋他的女人强烈地吸引。所以，姬蒂让他难以自拔。

1940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在伯克利举行了一场为西班牙内战难民募捐的活动，奥本海默碰巧与史蒂夫·纳尔逊同台演讲，刚到旧金山的纳尔逊从未听说过奥本海默。作为主讲人，奥本海默说，法西斯在西班牙的胜利直接导致了欧洲全面战争的爆发。他认为，像纳尔逊这样曾在西班牙服役的人是在与西方的拖延态度做斗争。

演讲结束后，奥本海默找到纳尔逊，他带着一脸灿烂的笑容说：“纳尔逊，我要娶你的朋友做太太了。”纳尔逊根本想不出他说的人是谁，于是奥本海默解释说：“我要和姬蒂结婚了。”

“姬蒂·达莱！”纳尔逊喊道。自从姬蒂与他和玛格丽特在纽约分别，他们就失去了联系。“她就坐在大厅后面。”奥本海默说完就示意姬蒂过来。两位老朋友拥抱在了一起，他们还说好了要聚一聚。不久之后，纳尔逊一家来到奥本海默家一起野餐。那年秋天，姬蒂搬到了内华达州里诺，按照法院规定住了6周。1940年11月1日，她在那里拿到了离婚令。就在当天，她在内华达州弗吉尼亚城与奥本海默结婚了，一名法院门卫和一名当地书记员作为见证人在结婚证书上签了名。当这对新婚夫妇回到伯克利时，姬蒂已经穿上了孕妇装。

11月底，玛格丽特·纳尔逊打电话给姬蒂，说她刚刚生了一个女儿，他们给孩子取名为乔茜，以纪念乔·达莱。姬蒂随即邀请纳尔逊一家来做客，还把新房子里空出的卧室给他们住。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纳尔逊夫妇经常到奥本海默家做客，不过随时间的推移，他们也来得越来越少。若干年后，他们的孩子还曾一起玩耍。纳尔逊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还会时不时地在伯克利见到奥比，因为我负责与大学里的人合作，让他们主持课程和讨论。”他们还曾单独见面。比如，联邦调查局的窃听录音显示，奥本海默在1941年10月5日周日曾与纳尔逊会面，主要是为了给他一张100美元的支票，这是给农场工人罢工的捐款。但他们的关系远远超出了政治范畴。1942年11月，当乔茜·纳尔逊满两岁时，奥本海默令人意外地出现在了他们家门口，他还给孩子带来了礼物。玛格丽特对这一友好的举动感到“震惊”和感动，她觉得：“尽管他才华出众，他身上依然有浓浓的人情味。”

尽管有孕在身，姬蒂仍然没有中止她的生物学研究，她还一直跟朋友们说，她仍然打算成为一名植物学家。玛格丽特·纳尔逊说：“姬蒂对自己将要回学校上学这件事非常兴奋。她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个。”尽管姬蒂和奥本海默都对科学感兴趣，但他们的性格截然不同。“他温柔平和，”一位认识他们俩的朋友回忆说，“她强势、果敢、好斗。但是，往往互补的性格会造就一桩美好的婚姻。”

奥本海默的大多数亲戚都对姬蒂颇为反感。一向直言不讳的杰姬·奥本海默始终认为她是“一个婊子”。杰姬认为姬蒂总想切断奥本海默和朋友们的联系，这一点让人很愤怒。几十年后，杰姬终于将自己的敌意一吐为快，她回忆说：“她不能忍受与任何人分享奥比。姬蒂是个阴谋家，如果她想要什么，她总能得到……她是个骗子。她所有的政治信仰都是装装样子，她所有的想法都是从别人那里抄来的。老实说，我这辈子没见过几个真正称得上邪恶的人，她就是其中之一。”

姬蒂的确说话尖刻，也因此得罪了奥本海默的一些朋友，但是还有一些朋友认为姬蒂“聪明伶俐”。希瓦利埃认为她的聪慧主要来自直觉，而不是精明狡猾或思想深邃。罗伯特·瑟伯尔回忆说：“大家对姬蒂的党员身份议论纷纷。”但她确实让奥本海默过上了安稳的生活。瑟伯尔说：“她的工作就是做好奥本海默的贤内助，从那时起这就成了她的人生中压倒一切的事情。”

在仓促成婚后不久，奥本海默和姬蒂在学校北面的凯尼尔沃思巷10号租了一所大房子。奥本海默卖掉了他那辆老旧的克莱斯勒轿跑车，然后送给了自己的新娘一辆新的凯迪拉克，他们给它起了个绰号叫“投弹瞄准器”。姬蒂说服丈夫穿上了更符合他身份的服装，于是，奥本海默开始穿粗花呢夹克和昂贵的西装，但他还保留了那顶棕色的矮帽。后来他曾承认婚后生活“让人感到喘不过气”。在这一时期，姬蒂喜欢烹饪且厨艺甚佳，所以他们经常请客吃饭，他们会邀请那些亲密的朋友，如瑟伯尔一家、希瓦利埃一家和其他伯克利的同事。他们的酒柜里总是满满当当的。玛格丽特·纳尔逊记得，有一天晚上聊天时，姬蒂承认：“他们在酒水上的花费甚超过了在食物上的花费。”

1941年年初的一天晚上，奥本海默在哈佛和剑桥时的朋友约翰·埃兹尔顺道来吃晚饭。埃兹尔现在是化学教授，他已经10多年没见过奥本海默。奥本海默的变化让他大吃一惊，他在剑桥和科西嘉岛认识的那个内向的男孩现在已经颇有威风。埃兹尔回忆说：“我觉得他显然比以前强大多了，他早些年经历的内心危机无疑已经得到解决，他的内心变得越发坚定。我感到了一种自信和威严，尽管在某些方面他仍然有些紧张和不放松……他凭直觉就能触及和发现大多数人哪怕耗时费力都未必能理解的东西，这一点不仅体现在物理学上，也体现在其他领域。”

那时，奥本海默即将为人父。1941年5月12日，他们的孩子在帕萨迪纳出生，当时奥本海默正在加州理工学院进行常规的春季教学。他们给这个男孩起名为彼得，但奥本海默调皮地给他起了个绰号“普龙托”。于是，姬蒂开玩笑地告诉她的一些朋友，那个8磅重的婴儿是早产儿。姬蒂的孕期本来就过得很艰难，那个春天奥本海默还患上了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不过，到6月时，两人都恢复了健康，他们还邀请了希瓦利埃夫妇来家里做客。希瓦利埃夫妇在6月中旬到了奥本海默家，他们那里待了一周，彼此分享了各自的近况。希瓦利埃最近与超现实主义艺术家萨尔瓦多·达利成了朋友，白天他坐在奥本海默家的花园里翻译达利写的书——《我的秘密生活：达利自传》。

几周后，奥比和姬蒂主动联系了希瓦利埃夫妇，想请他们帮个大忙。奥本海默说姬蒂急需休息一下，所以他们询问希瓦利埃夫妇可否收留两个月大的彼得还有他的德国保姆，这样他和姬蒂就可以逃离这里一个月，到佩罗卡连特去休假。在希瓦利埃看来，这个请求恰好证明正如他想的那样奥本海默确实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希瓦利埃夫妇立刻同意帮忙，还说他们“深感荣幸”，而且他们收留了彼得不止一个月，而是整整两个月，直到秋季学期开学时，姬蒂和奥本海默才回来。然而，这次不同寻常的安排也许给姬蒂和彼得的母子关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两个的关系一直说不上亲密。彼得1岁后，朋友们甚至发现每次带他们进婴儿房的人都是奥本海默，他总是一脸骄傲和喜悦地炫耀自己的孩子。“姬蒂似乎对此毫无兴趣。”一位老朋友说。

奥本海默一到佩罗卡连特就感到精神焕发。在他们刚到的第一周，两人就开始劲头十足地在小屋屋顶上弄起了新瓦片。他们还在山里长途骑行。有一天，为了显示自己的勇敢，姬蒂在草地上骑马慢跑时站在了马鞍上。7月下旬，奥本海默高兴地在当地碰到了他的老朋友汉斯·贝特。他第一次见到这位康奈尔大学的物理学家还是在哥廷根，奥本海默说服他去自己的牧场做客。不幸的是，不久之后，当奥本海默把一匹为贝特准备的马赶进围栏时，却被它踩踏到，他不得不在圣菲的医院接受X光检查。从很多方面来说，这都是一次难忘的旅行。

奥本海默夫妇回来后把小彼得接回了家，他们搬进了位于伊格尔希尔1号新买的房子，那里的山丘可以俯瞰伯克利。那年夏天早些时候，奥本海默只匆匆地看了一次这所房子就马上同意支付22 500美元的要价，他还花了5 300美元购买了附近的两处地块。他们的新家是一座白墙红瓦的西班牙风格单层别墅，它坐落在一个山丘上，三面都是陡峭的峡谷，峡谷里树木繁茂。他们能看到金门大桥日落的壮丽美景。别墅的大客厅铺着红木地板，带横梁的天花板有12英尺高，房间三面都有窗。这里还有一个巨大的石头壁炉，上面雕刻着一只凶猛的狮子。客厅的每面墙都有排列成行的落地书架。从客厅的法式玻璃门可以通往一座迷人的花园，花园四周环绕着一棵棵橡树。这栋房子有一个设备齐全的厨房，车库上方还有一间供客人使用的独立套间。房子里已经有了一些家具，芭芭拉·希瓦利埃又帮姬蒂做了一些室内装饰。大家都认为这座房子设计精良，非常迷人。在近10年的时间里，这里都是奥本海默的家。

• 姬蒂（Kitty）是凯瑟琳（Katherine）的昵称。——译者注

• “红色小组”是警察局内专门进行反共恐怖活动的一个部门。——译者注

• 1码≈0.914 4米。——编者注

• 投弹瞄准器是军用飞机用于精确投弹的机械或电子装置。——译者注

• 普龙托的英文Pronto是“立刻”或“马上”的意思，所以下文姬蒂才会开玩笑说彼得是早产儿。——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