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那些可怜的小老百姓”

离绝望也只有一步之遥。

——罗伯特·奥本海默

回到洛斯阿拉莫斯后，似乎所有人都沉浸在狂欢之中。理查德·费曼像往常一样兴高采烈，他坐在吉普车的引擎盖上敲着邦戈鼓。他后来写道：“但是我记得有一个人——罗伯特·威尔逊，坐在那里闷闷不乐。”

“你为什么愁眉苦脸？”费曼问。

“我们干了件可怕的事。”威尔逊回答说。

“但是这事可是你挑头儿的啊，”费曼说，他想起来正是威尔逊把他从普林斯顿招到洛斯阿拉莫斯的，“是你把我们拉进来的。”

撇开威尔逊不谈，大家的欣喜若狂也实属意料之中。来到洛斯阿拉莫斯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充分的理由，为了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每个人都不辞辛苦。这项工作本身就给他们带来了满足感，而在阿拉莫戈多取得的惊人成就更是让每个人都兴奋不已。在这个时候，即使是像费曼这样头脑清楚的人也变得欣喜若狂。但后来他谈到那一刻时说：“你停止了思考，你懂的，就是不再多想。”在费曼看来，罗伯特·威尔逊似乎是“那一刻唯一还在思考这个问题的人”。

但费曼错了，奥本海默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在三一试验场试爆后的几天里，他的情绪开始发生变化。现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人们终于从漫长的实验室工作中解脱出来。他们知道在三一试验之后，这个“小装置”就变成了一种武器，而武器归军方管理。奥本海默的秘书安妮·威尔逊记得他们与陆军航空部队军官进行过一系列会议，她说：“他们在挑选轰炸目标。”奥本海默知道候选目标里有日本哪些城市，这显然让他陷入了严肃的思考。“在那两周时间里，奥本海默变得非常安静，一直在冥思苦想，”威尔逊回忆说，“一部分原因是他知道即将发生什么，另一部分原因是他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

三一试验后不久，奥本海默对安妮·威尔逊说过一句话，这句语气伤感甚至有些阴郁的话吓了她一跳。“他的情绪变得非常低落，”威尔逊说，“我觉得其他人都没有像他这样，他经常从家里走路到技术区，我总是从护士宿舍过来，我们经常能在路上碰到。那天早上，他吸着烟斗说：‘那些可怜的小老百姓，那些可怜的小老百姓。’他指的是日本人。”他说这话时带着听天由命的神情，好像在宣布死讯。

然而，就在同一周，奥本海默正忙着确保原子弹能够在那些“可怜的小老百姓”头上充分发挥威力。1945年7月23日晚，他会见了托马斯·法雷尔将军和他的助手约翰·F.莫伊纳汉中校，这两名高级军官受命监督对广岛的轰炸，轰炸飞机将从天宁岛起飞。那是一个晴朗凉爽、繁星满天的夜晚，奥本海默在他的办公室里紧张地踱着步，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他想确保他们俩明白向目标投弹的精确指令。莫伊纳汉中校之前曾是新闻记者，在1946年的一本小册子中，他生动地描述了当晚的情景：“‘不要让他们隔着云层进行轰炸，’奥本海默说道，他语气坚决，还有些紧张兮兮的，‘必须看到目标。不能通过雷达轰炸，必须用肉眼观察投弹。’他踱开大步，双脚外八字，又点上了一支烟。‘当然，不管他们是否用雷达检查投弹位置，必须目测投弹，’奥本海默又走了几步，接着说，‘如果他们是夜间投弹，应该选择有月亮的时候。当然，他们不能在雨天或雾天轰炸……别让他们在过高的位置引爆。已经确定的高度最合适。不要比这再高，否则会影响对目标的破坏力。’”

在奥本海默领导下研制的原子弹即将投入使用。他安慰自己，这些武器将被妥当地使用，不会引发战后与苏联的军备竞赛。在三一试验后不久，奥本海默从万尼瓦尔·布什那里听说，临时委员会一致同意了他的建议，即明确告知苏联人存在核弹及马上将用在日本，这个消息让他松了一口气。他以为，此时此刻，杜鲁门总统正在波茨坦与丘吉尔和斯大林进行这样开门见山的讨论。后来，在得知三巨头最后一次会议的真实情况后，他无比震惊。杜鲁门并没有开诚布公地与他们讨论武器的性质，而是含糊其词、相当隐晦地一带而过。“7月24日，”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不经意地向斯大林提到，我们有一种破坏力非同寻常的新武器。这位苏联首脑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只说自己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希望我们‘能好好利用它来对付日本人’。”这与奥本海默的预期相去甚远。正如历史学家艾丽斯·金博尔·史密斯后来所写的：“事实上在波茨坦发生的事情纯粹是一场拙劣的表演……”

1945年8月6日上午8点14分，一架以飞行员保罗·蒂贝茨的母亲命名的B-29轰炸机“艾诺拉·盖伊号”在广岛上空投下了未经测试的枪式铀弹。约翰·曼利那天在华盛顿焦急地等待着这个消息。奥本海默派他来执行一项任务——向他报告爆炸情况。他们晚了5个小时才与飞机取得联系，曼利终于收到了帕森斯上将的电报，他是“艾诺拉·盖伊号”上负责“武器装备”的军官，他说“据肉眼所见，这次威力超过了在新墨西哥州的试验”。但就在曼利准备给身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奥本海默打电话时，格罗夫斯阻止了他。因为在总统亲自宣布之前，任何人不得散布有关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失望之下，曼利只得半夜在白宫对面的拉斐特公园踱步。第二天一大早，他被告知杜鲁门将在上午11点发表声明，就在全国的广播电台播放总统的声明时，曼利终于打通了奥本海默的电话。尽管他们已经商定好用事先约定的暗语通话，但是奥本海默对曼利说的第一句话是：“见鬼，你不知道我当初派你去华盛顿干什么吗？”

就在同一天下午2点，格罗夫斯将军从华盛顿给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奥本海默打了一个电话。格罗夫斯带着祝贺的语气说：“我为你和你的同事们感到骄傲。”

“一切都还顺利吗？”奥本海默问。

“很显然，它在一声巨响中炸开了花……”

“大家都挺开心的，”奥本海默说，“我衷心地祝贺了他们。我们走了很长的路。”

“是的，”格罗夫斯回答道，“这是一条漫长的路，我认为我做过的最明智的事之一就是选对了洛斯阿拉莫斯的主任。”

“好吧，”奥本海默羞怯地回答道，“这事我可有点儿怀疑，格罗夫斯将军。”

格罗夫斯回答说：“好吧，你知道，我从没赞同过你的这些疑虑。”

当天晚些时候，洛斯阿拉莫斯的广播也公布了这则消息：“请注意！请注意！我们刚刚在日本成功投下一枚核弹。”听到这个消息时，弗兰克·奥本海默正站在他哥哥办公室外面的走廊上。他的第一反应是“谢天谢地，不是哑弹”，但几秒后，他“又突然因为那些被杀害的人而感到不寒而栗”。

第二天，一位名叫埃德·多蒂的士兵给父母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描述了当时的景象：“过去的24小时真是激动人心。每个人都调高了说话的声调，我从没见过那么多人如此高声喧哗……人们来到大楼的门厅，像时代广场迎接新年的人群一样转来转去。每个人都想找到一台收音机。”那天晚上，人们聚集在一个礼堂里。其中一位年轻的物理学家塞姆·科恩记得，当时观众们欢呼雀跃地等待奥本海默现身。每个人都觉得他会像往常一样，从礼堂的一侧走上舞台。但是奥本海默选择了一种更富戏剧性的入场方式，他从礼堂后面沿着中间的过道走上舞台。根据科恩的说法，他一上台就双手攥拳，像职业拳击手一样举过头顶，来回振臂。科恩记得奥本海默对欢呼的人群说：“现在确定轰炸的结果还为时过早，但他确信日本人肯定不会高兴。”当奥本海默说他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时，人群报以热烈的欢呼。根据科恩的描述：“他（奥本海默）唯一的遗憾是我们没有及时研制出原子弹来对付德国人。这时大家的欢呼声几乎都要把房顶掀翻。”

奥本海默好像是被召唤来扮演一个舞台角色——一个他完全不适合的角色。科学家不应成为将军那样的征服者。然而，他也只是一个凡人，一定也会因成功而激动不已；他就像得到了一只金指环，兴高采烈地在空中挥舞。除此之外，那些观众也希望他表现得满面春风。但这一刻只是昙花一现。

对有些人来说，太平洋传来的消息算不上什么，他们刚刚在阿拉莫戈多的爆炸中目睹了刺眼的闪光，亲身体验了巨大的气浪，阿拉莫戈多的试验好像已经让他们无法再对任何事情感到惊奇。但是，这个消息也让一些人冷静下来。听到爆炸成功的消息时，菲利普·莫里森还在天宁岛，他之前在那里帮助准备原子弹，并将其装载到“艾诺拉·盖伊号”轰炸机上。莫里森回忆道：“那天晚上，我们那些从洛斯阿拉莫斯来的人举行了一个派对。这是战争时期，而我们在战争中获胜了，我们有权庆祝。但我记得我坐在行军床边，在猜想那边会是什么样子，那晚广岛正在经历什么。”

艾丽斯·金博尔·史密斯后来坚称：“毫无疑问，没有人（在洛斯阿拉莫斯）庆祝广岛的核爆炸。”但随后她承认，“有几个人”想要在男生宿舍里组织一个派对。结果“搞得一塌糊涂，人们要不避而远之，要不来去匆匆”。可以肯定的是，史密斯指的只是那些科学家，他们的反应与那些应征入伍的军人不同，科学家们都很沉默。士兵多蒂在家书中写道：“当时有很多派对，我收到了三个邀请，但我只去了一个……一直持续到凌晨3点。”他说人们“兴高采烈，非常开心。我们听了收音机的广播，然后跳起了舞，之后又接着听广播……我们听着广播笑个不停”。奥本海默参加了一个聚会，但在离开时，他见到一位看上去心烦意乱的物理学家在灌木丛中呕吐。这一景象使他意识到清算已经开始。

来自广岛的消息让罗伯特·威尔逊感到震惊。他从来都不希望这种武器派上用场，而且他之前认为自己有理由相信这件事不会发生。1月，奥本海默说服了威尔逊继续他的研究工作，但当时的目标只是要演示原子弹的威力。他知道奥本海默参加了临时委员会的审议。从道理上说，他明白奥本海默没有资格向他做出任何绝对的保证，决定权在那些将军、战争部长史汀生及总统本人手中，但他还是觉得自己的信任被人辜负了。“我觉得自己被出卖了，”威尔逊在1958年写道，“在没有公开讨论，也没有向日本人和平展示其威力的情况下，核弹就在日本领土上爆炸了。”

威尔逊的妻子简也听说了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当时她正在旧金山。她匆匆赶回洛斯阿拉莫斯，据她说，当她微笑着向丈夫表示祝贺时，却发现他“非常沮丧”。三天后，另一枚炸弹摧毁了长崎。简·威尔逊回忆说：“人们转来转去，敲打垃圾桶盖什么的以示庆祝，可是他不愿和他们在一起，他既生气又难过。”罗伯特·威尔逊回忆道：“我记得我就像生病了一样……难受得要吐了。”

并不只有威尔逊如此。洛斯阿拉莫斯的冶金学家西里尔·史密斯的妻子艾丽斯·金博尔·史密斯写道：“大家的厌恶情绪与日俱增，随之而来的是每个人都强烈地感受到现实的丑恶，甚至连那些笃信轰炸可以彻底消除战争的人也是如此。”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后，大多数台地上人都至少感到过片刻的激动，这也可以理解。但夏洛特·瑟伯尔发现，长崎的消息传来后，一种显而易见的阴郁气氛笼罩了整个实验室。那里很快就开始流行一种说法：“奥比说原子弹这种武器太可怕了，所以不会再有战争。”8月9日，一名联邦调查局的线人报告说，奥本海默“精神崩溃了”。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这是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向罗斯福做出的承诺，他也在波茨坦与杜鲁门确认过此事。对天皇的鹰派顾问来说，这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他们原以为可以诱使苏联帮助日本获得更宽松的投降条件，而不是接受美国提出的“无条件投降”。两天后，也就是钚弹摧毁长崎第二天，日本政府请求投降，但有一个条件：必须保证日本天皇现有的地位。第二天，盟军同意修改无条件投降的条件：天皇的统治权将“受制于盟军最高统帅”。8月14日，东京电台宣布日本政府接受了这一条款，并随即宣布投降。战争结束了，但是没过几周，记者和历史学家们就开始争论，如果没有原子弹，战争是否会以类似的条件在差不多同一时间结束。

轰炸长崎后的那个周末，欧内斯特·劳伦斯来到了洛斯阿拉莫斯。他发现奥本海默疲惫不堪，闷闷不乐，他对发生的一切感到惴惴不安。这两位老朋友为核弹的事情吵了起来。劳伦斯提醒奥本海默，当初是他主张对原子弹进行演示的，奥本海默却执意反对。奥本海默反唇相讥道，劳伦斯只关心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劳伦斯试图安慰他的老朋友说，正是因为核弹太可怕了，所以永远不会再有人使用它。

奥本海默并没有感到安心，那个周末他花了很多时间起草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科学顾问小组给战争部长史汀生的最终报告。他的结论比较悲观：“……我们坚持认为，没有足以有效防止使用核武器的军事对策。”未来这些已经具有巨大破坏力的武器只会变得更强大、更致命。在美国胜利仅仅三天后，奥本海默就告诉史汀生和总统，美国对这些新型武器没有任何防御能力：“我们制订的任何计划都无法确保未来几十年本国在原子武器领域的霸主地位；就算可以确保这种霸主地位，我们也不能保证它会让我们免遭那种恐怖至极的破坏……我们认为，与毁伤敌国的能力相反，本国的安全不能完全甚至也不能主要依赖科学或技术实力。它只能建立在减小未来战争可能性的基础上。”

当周，他亲自将这封信带到了华盛顿，在那里他会见了万尼瓦尔·布什和史汀生在陆军部的助手乔治·哈里森。他在8月底把情况报告给了劳伦斯：“当时时机还不成熟，一切还言之过早。”他曾试图让别人明白科学家们觉得继续研究原子弹毫无意义。他还暗示“就像一战后对待毒气一样”，应立法禁止使用核弹。但他在华盛顿见到的那些人没有给他任何支持，他说：“这些谈话给我留下了一个相当清晰的印象，那就是波茨坦会议的结果相当糟糕，在让苏联人参与合作或管制方面，可以说进展甚微或者毫无进展。”

事实上，奥本海默怀疑在这方面是否有人真的做出了努力。在离开华盛顿前，他失望地发现总统已经下令禁止进一步披露任何有关原子弹的信息，在读完奥本海默给杜鲁门的信后，国务卿伯恩斯传话说，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除了全力推进曼哈顿计划，别无选择”。奥本海默回到新墨西哥州的时候比他离开时还要沮丧。

几天后，奥本海默和姬蒂单独去了他们那座离洛斯皮诺斯不远的小木屋——佩罗卡连特，他们在那里待了一周，想好好梳理一下这无比紧张的两年对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三年来他们两人第一次真正有机会独处。奥本海默利用这个机会回复了一些老朋友的来信，他们中的许多人最近才从报纸上了解到奥本海默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他给自己以前的老师赫伯特·史密斯写信说：“你知道，这项事业也会让人心存疑虑；现在我们的内心就非常沉重，纵然未来蕴含着诸多希望，但离绝望也只有一步之遥。”同样，在给哈佛大学室友弗雷德里克·伯恩海姆的信中，他也写道：“我们现在待在牧场，努力想让头脑保持清醒，但是我们对此并不乐观……未来似乎会有一些非常令人头痛的问题。”

8月7日，哈康·希瓦利埃给他写了一封贺信：“亲爱的奥比，你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名的人了……”作为答复，奥本海默在8月27日亲手写了一封三页纸的回信。希瓦利埃后来形容这封信充满了“我们之间素来就有的那种深情和亲昵”。关于核弹，奥本海默在信中写道：“希瓦利埃，有件事情一定要做。当全世界的人们前所未有地渴望和平，史无前例地决心将技术作为一种生活和思考方式，并更加坚信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的时候，必须对它采取开诚布公的态度。”但他对自己的雄辩仍不满意，他继续写道：“我们的处境令人忧心忡忡，如果我们有能力按自己的想法重塑这个世界，情况本不该如此棘手。”

奥本海默早已决定辞去科学主管的工作。到8月底时，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都向他抛出了橄榄枝，但他心里想的是重返加州。他在给自己的友人、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的信中写道：“那里让我有一种归属感，这种感觉让我难以割舍。”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老朋友理查德·托尔曼和查尔斯·劳里森鼓励他全职来帕萨迪纳工作。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由于加州理工学院院长罗伯特·密立根出面反对，该学院迟迟没有发出正式聘函。密立根给托尔曼写信说，奥本海默并不是一位好老师，他对理论物理学的原创贡献已成过去，而且加州理工学院的犹太教员或许已经够多了。但托尔曼和其他人说服了密立根改变主意，并在8月31日向奥本海默发出了邀请。

那时，奥本海默也收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邀请，他觉得那里才是他真正的家。尽管如此，他还是犹豫了。他告诉劳伦斯，他与校长罗伯特·戈登·斯普劳尔和教务长门罗·多伊奇“处得不好”。此外，他和物理系主任雷蒙德·伯奇的关系也非常紧张，奥本海默甚至对劳伦斯说，他认为应该换掉伯奇。这激怒了劳伦斯，在他眼里这是狂妄自大的表现，他反驳说，如果奥本海默真这么想，也许他就不应该回伯克利。

奥本海默给劳伦斯写了一封信解释说：“对于我们俩关于伯克利的讨论，我的心情很矛盾，我感到很难过。”奥本海默提醒他的老朋友：“跟你相比，我可以说一直处于下风。对于这一点，我也不太可能改变，因为我并不为此感到羞愧。”奥本海默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但劳伦斯那“非常强烈、极为负面的反应”让他犹豫了。

就在“奥本海默”成为全世界家喻户晓的名字时，这个自称“处于下风”的人却陷入了抑郁。当他们回到洛斯阿拉莫斯时，姬蒂告诉她的朋友琼·巴彻：“你简直无法想象我的处境有多糟，奥比现在绝对是失魂落魄。”姬蒂的情绪状态让巴彻感到吃惊，她回忆说：“鉴于他（奥本海默）那种可怕的举止，她担心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广岛和长崎的滔天罪行对奥本海默影响深远。“姬蒂不常分享自己的感受，”巴彻说，“但她说她不知该如何承受这一切。”奥本海默也和其他人分享了他的痛苦。据奥本海默在伦理文化学校的同学简·迪迪斯海姆说，战争结束后不久，奥本海默给她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如此明确地表达了他的失望和悲痛之情”。

“山上”的许多人都有类似的情绪反应，尤其是在10月罗伯特·瑟伯尔、菲利普·莫里森及第一批科学观察员从广岛和长崎回来以后。在那之前，人们有时会聚在某个人家里，他们想搞明白后果究竟如何。“但是莫里森是唯一一个真正让我弄明白的人，”琼·巴彻回忆道，“他口才极好，叙述也很生动。我当时简直崩溃了。回到家后，我根本无法入睡，整晚都在发抖，这太令人震惊了。”

在“艾诺拉·盖伊号”轰炸机投下核弹31天后，莫里森的飞机降落在了广岛。莫里森说：“在方圆大约一英里的街上，几乎所有人都立即被炸弹的热量严重烧伤。灼热的火焰迅速将人灼伤，而且这些烧伤都很奇怪。他们（日本人）告诉我们，那些穿条纹衣服的人身上的烧伤也是一道道条纹……有许多人认为自己很幸运，因为他们从房屋的废墟中爬了出来，只受了轻伤。但是最终他们还是死了，他们在几天或几周后死于爆炸时释放的大量类似镭衰变时的射线。”

瑟伯尔说，他在长崎注意到电线杆朝向爆炸的那一侧都被烧焦了。他沿着一排这样烧焦的电线杆一直走到了距离爆炸中心两英里的地方。瑟伯尔回忆说：“有一次，我看到一匹马在吃草。它一侧的毛全被烧秃了，另外一侧则完全正常。”当瑟伯尔有点儿轻佻地说那匹马似乎正在“愉快地吃草”时，奥本海默“责骂我让别人感觉核弹好像是一种仁慈的武器”。

莫里森在洛斯阿拉莫斯正式通报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他还在阿尔伯克基当地的一家广播电台做了简要报道：“我们总算是到了广岛上空，飞机在低空盘旋，眼前的一切让人难以置信。下面的城市已被夷为平地，一片焦土……但这并不是数百架飞机整夜空袭的结果。一架轰炸机和一枚炸弹，在一颗步枪子弹穿城而过的瞬间，就把这座30万人口的城市变成了一座熊熊燃烧的火葬柴堆。这就是新武器的威力。”

沃纳小姐第一次听说广岛的消息是从姬蒂那里，那天姬蒂来找她取新鲜的蔬菜。沃纳后来说：“她说了很多情况。”不止一位物理学家觉得有必要去一趟奥托维桥边的那座房子，向温柔的沃纳小姐解释他们的所作所为。莫里森本人在信中向她表达了自己的希望：“全世界那些智慧善良的人都能理解并体会到我们的危机感。”在参与制造核武器之后，莫里森和许多志同道合的物理学家认为，现在唯一明智的做法就是对所有核问题进行国际监管。沃纳小姐在1945年的圣诞贺信中赞许地写道：“科学家们知道，他们不能只是回到实验室，然后把原子能问题交到军方或政治家手上。”

奥本海默知道，从本质上说，曼哈顿计划所取得的成就正是拉比担心的结果——它使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成为“300年来物理学的顶峰”。他认为这么做让物理学元气大伤，这个说法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比喻；没过多久，他就开始贬低核弹作为科学成就的价值。1945年年底，奥本海默对一个参议院委员会说：“我们使劲摇晃一棵硕果累累的果树，从树上掉下了雷达和原子弹。整个（战时）的指导思想就是对现有知识进行既疯狂又无情的剥削。”他说，战争“对物理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几乎让它陷于停滞”。他很快认定，在战争期间，我们“看到物理学领域真正的专业活动完全停滞，甚至物理学教学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我们比其他国家都更彻底”。但是这场战争也使人们的目光集中在科学上，正如维克托·魏斯科普夫后来写的那样；“战争已经用最残酷的论据表明，科学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这也改变了物理学的性质。”

1945年9月21日是一个周五，那天中午奥本海默去跟亨利·史汀生道别。这是史汀生担任战争部长的最后一天，也是他78岁的生日。奥本海默知道，史汀生计划当天下午在白宫做告别演说，他将倡导“对原子弹采取开放的态度……”，但是奥本海默认为这已经“太迟了”。根据史汀生的日记，他想直截了当地告诉杜鲁门总统：“我们应该立即与苏联接触，并以分享核弹的信息作为合作的交换条件。”

奥本海默由衷地喜欢和信任这位老人。令他遗憾的是在讨论战后如何处理原子弹问题的关键时刻，他却要离开了。借此机会，奥本海默又向他简要介绍了一些核弹技术方面的问题，然后史汀生请他陪自己去五角大楼的理发店，他想修剪一下他那稀疏的白发。离开时，史汀生从理发椅上站起来，握着奥本海默的手说：“现在它在您的手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