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做”

他告诉我，那一刻他精神崩溃了……他一向如此，当情况变得难以招架时，他有时会做出不理智的事情。

——戴维·玻姆

1948年秋，奥本海默回到了他阔别19年的欧洲。19年前，他还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物理学家，人们都期待他能取得伟大的成绩。19年后重返欧洲时，奥本海默无疑已是他那一代人中最著名的物理学家，他是美国最知名的理论物理学系的创始人，以及“原子弹之父”。他此次的行程包括巴黎、哥本哈根、伦敦和布鲁塞尔，他在这些地方或发表演讲或参加物理学会议。奥本海默年轻时在哥廷根、苏黎世和莱顿学习过，在这期间他的思想也日渐成熟，所以他无比期待这次旅行。但是9月底，他写信跟弟弟说，他对自己的所见所闻略感失望。他告诉弗兰克：“欧洲之行就像故地重游，盘点过去的人生……那些物理学会议可圈可点，但无论在哪里——哥本哈根、英国、巴黎甚至在这里（布鲁塞尔），你都能听到这句话：‘你看，我们多少有些落伍了……’”奥本海默不由得略带伤感地得出一个结论：“说到底，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美国会决定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

然后，奥本海默笔锋一转，提到了他写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敦促弗兰克去找“一位可以给他安慰、支持和建议的好律师”。那年夏天，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一直在举行听证会，奥本海默很担心他的弟弟，或许也在担心他自己。他在信中写道：“这确实很困难，因为我们无从得知J.帕雷尔·托马斯的委员会究竟在干些什么……就连希斯的事情在我看来也是一种不祥之兆。”

那年8月，《时代》杂志编辑、前共产党员惠特克·钱伯斯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作证说，国务院前高级官员、参与新政的律师阿尔杰·希斯是华盛顿一个秘密共产党小组的成员。这一指控很快成为共和党人指摘罗斯福新政的重要把柄，他们认为罗斯福新政纵容共产党员打入了美国外交政策部门的核心。希斯于1948年9月以诽谤罪起诉了钱伯斯，到了年底，希斯又因伪证罪受到指控。

奥本海默完全有理由认为希斯事件是个“不祥之兆”。如果像希斯这样地位的人都能被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扳倒，他不由得担心这个委员会将如何对付他弟弟，毕竟他是一名公开的共产党员。奥本海默知道，早在1947年3月，《华盛顿时代先驱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就指控弗兰克是共产党员。弗兰克愚蠢地否认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奥本海默曾含蓄地提到弗兰克“过去几年经常想起这件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委婉地建议弗兰克找个律师，而且不能只是一位好律师，他还得“熟悉华盛顿、国会……还有新闻界。你为什么不考虑一下赫伯特·马克斯呢？他可是样样都在行”。奥本海默希望他的弟弟不要被卷入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政治迫害，但弗兰克显然必须先有所准备。

时年36岁的弗兰克·奥本海默马上就要开启他的远大前程。他先后在罗切斯特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进行粒子物理的创新实验，到1949年，他已经在物理学同行中小有名气，在高海拔地区高能粒子（宇宙射线）的研究领域，他是首屈一指的实验物理学家。那年早些时候，他乘坐海军“塞班岛号”航空母舰前往加勒比海地区，他在那里和他的团队发射了一批氦气球，这些气球携带了一种特别设计的密封舱，舱内有一个云室，里面叠放着核乳胶底片。气球会把这些底片带到极高的海拔，它们能记录重核辐射的径迹。这些数据表明宇宙射线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恒星爆炸。弗兰克必须在这些金属密封舱掉落后找到它们，为了找寻其中一个密封舱，弗兰克跋涉在古巴马埃斯特腊山脉的丛林中，最后他得意扬扬地在一棵桃花心木上找到了它。不过，当一个密封舱在海里失踪时，弗兰克夸张地写道，他的精神“完全崩溃了”。事实上，他热爱这些冒险之旅并陶醉于他的工作之中。如果说弗兰克直到1945年都在追随哥哥的脚步，那么现在作为一名顶尖的实验物理学家，他已经走上自己的道路。

奥本海默虽然担心弗兰克，但他似乎认为自己的名气可以抵消他那些左翼历史带来的不良影响。1948年11月，他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杂志的内文充满了对他生活和事业的恭维之词。《时代》杂志的编辑告诉数百万美国人，原子时代的奠基人奥本海默是“真正的当代英雄”。在接受《时代》杂志记者采访时，他并没有掩盖自己那些激进的政治活动。他毫不掩饰地说，在1936年之前，他“肯定是世界上最不关心政治的人之一”，但随后他承认，目睹青年物理学家因失业而“精神崩溃”，听到他在德国的亲戚不得不逃离纳粹的统治，正是这些事情让他睁开了双眼。“我这才惊醒，原来政治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我成了一个真正的左翼分子，加入了教师工会，认识了很多加入共产党的朋友。这是大部分人在高中临毕业或上大学时就做过的事。托马斯领导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可不喜欢这些，但我并不为此感到羞耻，我更为自己的后知后觉而羞愧。当时我所信奉的现在看来大多是无稽之谈，但这是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必经之路。如果没有这姗姗来迟又不可或缺的一课，我根本不可能完成洛斯阿拉莫斯的任务。”

在《时代》杂志的报道发表后不久，奥本海默的好友兼律师赫伯特·马克斯写信向他表示祝贺，他认为这篇文章“相当不错”。马克斯在信中评论道：“你那段‘预审辩护’实在太棒了！”他很可能指的是文中奥本海默解释自己左翼过去的那段话。奥本海默回信说：“我唯一喜欢的地方就是你挑出来的那一点，我抓住了一个我一直在寻找的机会，但之前都没有这样合适的时机。”马克斯的妻子安妮·威尔逊（奥本海默的前任秘书）担心《时代》杂志的报道会招致批评。奥本海默自己也不太确定这件事是好是坏。“在最初的一两周，”他写道，“我忐忑极了，不过后来我自嘲地说没准这是一件好事呢，于是我不再纠结。”

奥本海默或许曾以为自己能免遭国会的调查，但在1949年春，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辐射实验室启动了一项关于核间谍活动的重大调查。不仅弗兰克，奥本海默本人也是潜在的被调查对象。奥本海默教过的四名学生——戴维·玻姆、乔瓦尼·洛马尼茨、马克斯·弗里德曼和约瑟夫·温伯格——都收到了出面作证的传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人员获悉，温伯格曾在1943年被窃听到与史蒂夫·纳尔逊谈论过原子弹。尽管这些证据表明温伯格参与了核间谍活动，但调查委员会的律师明白，未经许可的窃听记录在法庭上是站不住脚的。1949年4月26日，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让温伯格与史蒂夫·纳尔逊当面对质。温伯格断然否认曾见过纳尔逊，调查委员会的律师们知道温伯格做了伪证，但要证明这一点并不容易。他们希望借助玻姆、弗里德曼和洛马尼茨的证词来立案。

玻姆不确定他是否应该作证，而且即便作证的话，他也不知道是否应提供涉及他朋友的证词。爱因斯坦竭力主张拒绝作证，哪怕这样做会面临牢狱之灾。“你可能得在里面待上一阵子。”这位科学家告诉他。玻姆不想引用《宪法第五修正案》来拒绝作证。他的理由是，身为一名共产党员并不是违法行为，所以他不会因此受到牵连。他想的是只同意为自己的政治活动作证，拒绝为他人作证。得知洛马尼茨也收到了类似的传票后，玻姆联系了这位正在纳什维尔教书的老友。战后，洛马尼茨的日子过得很艰难：每次他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联邦调查局就会通知他的雇主，说他是共产党员，然后他就会被解雇。虽然他的前途看似尤为不妙，但他还是筹措了路费去普林斯顿与玻姆见面。

洛马尼茨到普林斯顿后不久，他正和玻姆走在拿骚街上时，奥本海默从一家理发店里走了出来。虽然奥本海默多年未见洛马尼茨，但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1945年秋，他写信给洛马尼茨：“亲爱的洛马尼茨：我很高兴收到你的长信，但信的内容让人非常难过。如果你回美国，有空的时候请来找我……这是一段艰难的时期，对你来说尤为如此，但请坚持住——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的。致以温暖、美好的祝愿，奥比。”在与奥本海默寒暄之后，玻姆和洛马尼茨解释了他们的困境。据洛马尼茨说，奥本海默变得激动起来，突然喊道：“哦，我的老天，这下全完了。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里有联邦调查局的人。”洛马尼茨认为这简直是“妄想症”。

但是奥本海默的担心并非多余，他也收到了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作证的传票，他还碰巧知道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伊利诺伊州国会议员哈罗德·维尔德确实是联邦调查局前特工，二战时他曾在伯克利调查过辐射实验室。

后来谈到这次与自己学生的邂逅时，奥本海默说他们不过就聊了两分钟而已。他说他只是建议他们“说实话”，而他们的回应是“我们不会撒谎”。最终，玻姆先后于1949年5月和6月两次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作证。他的律师是赫赫有名的公民自由律师克利福德·杜尔，在杜尔的建议下，玻姆引用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和《宪法第五修正案》，表示拒绝合作。当时，他任教的普林斯顿大学发表了一份声明支持玻姆。

1949年6月7日，奥本海默出席了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闭门会议，共有6名国会议员对他进行了质询，其中包括众议员理查德·M.尼克松（当时他是加州的共和党众议员）。表面上，奥本海默是以原子能委员会总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出席会议，但这些冷酷的国会议员对核武器政策并不感兴趣，他们只关心核间谍问题。尽管奥本海默有些担心自己的处境，但他不想表现得心存戒备，于是他决定不带私人律师出席。相反，他带来了约瑟夫·沃尔普，还专门提到沃尔普的身份是原子能委员会的总法律顾问。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奥本海默表现得既配合又坦率。

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律师首先声明，委员会并不是想要他难堪。可是他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辐射实验室的一些科学家组成了一个共产党小组，对吗？”奥本海默说自己对此一无所知。然后他们要奥本海默谈谈他那些学生的政治活动和立场。他否认在战前就知道温伯格是共产党员。“战争结束后他在伯克利，”奥本海默说，“当时他所持的观点肯定不是共产党的立场。”

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律师接着询问了奥本海默的另一位学生——伯纳德·彼得斯博士的情况。奥本海默接下来的回答反映出他在政治上依然很幼稚。他似乎认为，因为是在闭门会议上作证，所以他的谈话不会被公开。调查委员会的律师问奥本海默，他是否曾告诉曼哈顿计划的安全官员，彼得斯是“一个危险人物，而且是极左分子”。奥本海默承认，他对洛斯阿拉莫斯的安全官员皮尔·德席尔瓦上尉说过这些。当被要求详细说明时，奥本海默解释说，彼得斯曾是德国共产党员，参加过与纳粹的巷战，后来他被送进集中营，然后用“诡计”奇迹般地逃了出来。他还主动交代，彼得斯到加州时“强烈谴责”美国共产党“没有全力以赴地用武力和暴力推翻（美国）政府”。当被问及他是如何知道彼得斯是德国共产党员时，奥本海默回答说：“这都是他告诉我的。”

彼得斯的事情似乎让奥本海默很不安。就在一个月前，当他5月参加美国物理学会的一个会议时，他的老朋友古德斯密特向他问起过彼得斯的情况。作为原子能委员会的顾问，古德斯密特偶尔会审查安全档案。彼得斯最近曾问他，为什么自己好像惹上麻烦了，于是古德斯密特查看了他的安全档案，并读到了奥本海默1943年写给德席尔瓦的声明。在声明中，他说彼得斯“很危险”。当古德斯密特问奥本海默是否仍对彼得斯持有这样的看法时，奥本海默惊讶地回答说：“你看看他，难道你看不出来他不可靠吗？”

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律师还询问了奥本海默其他朋友的情况。在被问及他的老朋友哈康·希瓦利埃是不是共产党员时，奥本海默回答说“他是一个典型的客厅里的粉红分子”，但他不清楚希瓦利埃是不是党员。关于“希瓦利埃事件”，奥本海默重复了他在1946年对联邦调查局所说的话：一时糊涂又不知所措的希瓦利埃告诉他，埃尔滕顿提议“向苏联政府传递情报”。作为回应，奥本海默大声又“严厉地告诉他，不要犯糊涂，更不要与这种事有任何瓜葛”。奥本海默说，直到原子弹在广岛上空爆炸，希瓦利埃才知道有原子弹这回事。调查委员会并没有特别提到接触另外3位科学家的事情——1943年他跟帕什讲述的时候提到过这一点，他也否认了还有别人向他索要有关原子弹的情报。

提到他的另一位学生乔瓦尼·洛马尼茨时，奥本海默只是简单地说他早就被辐射实验室解雇了，还因为“令人震惊的轻率之举”被征召入伍。他还确认约瑟夫·温伯格是洛马尼茨的朋友，而另一位物理系学生欧文·戴维·福克斯博士一直积极在辐射实验室组织工会。当被问及肯尼思·梅时，他确认梅是“一名公开的共产党员”。

奥本海默在努力取悦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人，只要有可能，他就会指名道姓地和盘托出。但当被问及他弟弟过去的党员身份时，奥本海默回答说：“主席先生，我会回答您向我提出的任何问题，但我请求您不要追问我弟弟的事。如果这些事情对您很重要，您可以直接去问他。如果您还要问我，我可以回答，但我恳求您不要这样做。”

为了表示他们格外尊重奥本海默，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律师撤回了这个问题。休会前，众议员尼克松说，他对奥本海默“印象极其深刻”，他也“非常高兴奥本海默能在我们的项目中担任现在的职务”。约瑟夫·沃尔普对奥本海默的杰出表现感到惊讶：“奥本海默似乎下定决心要让这些国会议员为之倾倒。”之后，6位调查委员会的议员走下来轮流与这位著名的科学家握手。很自然地，奥本海默仍然认为他的名声是把保护伞。

奥本海默在听证会上毫发无损，但他以前的学生们就没那么幸运了。奥本海默作证的第二天，伯纳德·彼得斯草草应付了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20分钟的质询。彼得斯否认他在德国或美国加入过共产党，他也否认他的妻子汉娜·彼得斯博士曾是共产党员，他还说自己不认识史蒂夫·纳尔逊。

离开听证会时，彼得斯很想知道奥本海默前一天究竟跟调查委员会说了什么，于是在回罗切斯特的路上，他中途去普林斯顿见了自己的导师。奥本海默打趣道：“好像有老天在指引他们的问题，所以我没说任何对你有不利影响的话。”然而，一周后，奥本海默在闭门听证会上的证词被泄露给了《罗切斯特时代联盟报》，标题醒目地写道：“奥本海默博士曾称彼得斯为‘极左分子’。”彼得斯在罗切斯特大学的同事从报纸上得知，他们的这位同事通过“诡计”逃离了达豪集中营，还一度批评美国共产党没有全力投入武装革命。

彼得斯立刻意识到他的工作岌岌可危。就在前一年，内容类似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证词也遭到了泄露，《罗切斯特时代联盟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罗切斯特大学科学家可能面临间谍罪调查”的新闻。彼得斯随后起诉该报诽谤，他赢得了1美元的庭外和解金。经过这次事件后，彼得斯明白如果再次遭到类似指控，他将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彼得斯立即否认了奥本海默的指控，他告诉《罗切斯特时代联盟报》：“我从没对奥本海默博士或任何人说过我曾是共产党员，因为我的确不是，但我确实说过我非常钦佩他们抵抗纳粹的英勇斗争……我也敬佩那些死在达豪集中营的英雄。”彼得斯承认，即使到现在，他也是“非正统的”的政治立场，他强烈反对种族歧视，认为“社会主义令人向往”，但他并不是共产党员。

当天，彼得斯给奥本海默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报纸的剪报，他问奥本海默是否确实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面前说过这些话。“你说得对，我确实主张对法西斯独裁者采取‘直接行动’。但是你凭什么说我支持在一个自由的民选国家里采取这样的行动？”他还问道：“你从哪里得知我参加过巷战这么富有戏剧性的故事？我倒是希望我参加过。”彼得斯非常愤怒，他问自己的律师是否有充分的理由“以诽谤罪起诉奥本海默”。

5天后，也就是6月20日，奥本海默给彼得斯的律师索尔·利诺维茨打了个电话，还让他给汉娜·彼得斯传口信说：他想让伯纳德·彼得斯知道，报纸的报道让他“非常不安”，他坚持认为这篇报道歪曲了他对调查委员会所说的话。奥本海默说他急切盼望着和伯纳德·彼得斯谈谈。

很快，奥本海默就收到了他弟弟弗兰克还有汉斯·贝特和维克托·魏斯科普夫的来信，他们都对奥本海默竟以这种方式攻击朋友表示难过和震惊。魏斯科普夫和贝特都在信中说，他们不明白他怎能这样污蔑彼得斯。正如魏斯科普夫所说，他们都敦促他“澄清事实并尽其所能阻止彼得斯被解雇……”贝特在信中写道：“我记得你跟我谈起彼得斯夫妇时口气非常友好，他们当然也把你当作自己的朋友。你怎么能把他逃离达豪集中营说成他有可能采取‘直接行动’的证据，这难道不是他在性命攸关时为了保命吗？”

爱德华·康登也对此事感到愤怒和“难以言喻的震惊”，奥本海默在哥廷根大学求学时他们就是朋友，他还在洛斯阿拉莫斯短暂地担任过奥本海默的副手。彼时，康登是美国国家标准局局长，他时不时也会成为国会右翼势力的攻击对象。1949年6月23日，他在给妻子埃米莉的信中说：“我确信罗伯特·奥本海默正逐渐失去理智……如果奥比真的昏了头，考虑到他的位置，这可能会导致非常复杂的后果，况且他还是《艾奇逊-利连索尔报告》的发起人……如果他当真崩溃了，那肯定是个大悲剧。我只希望他不要拖累太多人。彼得斯说奥比关于他的证词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而奥比明明知道事实真相。”

康登告诉他的妻子，他从普林斯顿的人那里听说：“奥比在过去几周一直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他似乎精神压力很大，因为他害怕自己会受到攻击。当然，他知道自己有很多参与左翼活动的记录，而且针对伯克利那些人翻出的陈年旧事也牵连到他……看来他是想通过告发别人来换取自己安然无事……”

心灰意冷的康登随后给奥本海默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我一直失眠，因为我弄不明白你怎么能这样诋毁一位老相识，你对他的情况一清二楚，你知道他是一位多么优秀的物理学家和好公民。别人会觉得你太傻了，以为通过告密就能换来豁免权。我多希望这一切不是真的。你很清楚，一旦这些人决定调查你的档案并将其公之于众，那会让迄今为止‘曝光的事情’都显得微不足道。”

几天后，弗兰克·奥本海默带着彼得斯去看望他正在伯克利访问的哥哥。后来彼得斯在给魏斯科普夫的信中描述了这次会面：“我与奥本海默的谈话令人绝望。起初，他拒绝告诉我报纸上的报道是否属实。”当彼得斯坚持要知道真相时，奥本海默证实了报纸对他证词的报道。“他说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彼得斯写道。奥本海默试图解释说，他当时还没有准备好回答这些问题，直到现在，看到自己的话被印成白纸黑字，他才意识到他所说的话有多么大的破坏力。彼得斯问奥本海默为什么在普林斯顿见面时说了谎，奥本海默“满脸通红”地说他自己也没法解释。彼得斯坚持认为奥本海默之前误解了他说的话。虽然彼得斯说他确实在德国参加过共产党的露天集会，但他发誓自己从未真正加入过共产党。

奥本海默同意给罗切斯特那份报纸的编辑写一封信，更正他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证词。在这封发表于1949年7月6日的信中，奥本海默解释说，彼得斯博士近期向我“有力地反驳了”他曾是共产党员或曾主张以暴力推翻美国政府的说法。“我相信他的声明。”奥本海默说。他接着为言论自由进行了热情的辩护：“无论持有多么激进的政见，也无论如何表达这些政见，都不能剥夺一位科学家在科学事业中的远大前程……”

彼得斯认为这封信是“一堆没什么用的外交辞令”。尽管如此，它还是成功挽救了他在罗切斯特大学的工作。不过，他很快就意识到，如果没有机会接触到那些保密的研究和政府的研究项目，他在美国的职业生涯就是死路一条。1949年年底，当他表示打算前往印度时，美国国务院拒绝发放护照给他。第二年，美国国务院的态度有所缓和，彼得斯接受了孟买的塔塔基础科学研究所的一个教职。1955年当美国国务院又拒绝给他换发护照后，彼得斯最终取得了德国国籍。1959年，他和汉娜搬到了尼尔斯·玻尔在哥本哈根的研究所，在那里度过了他余下的职业生涯。

与玻姆和洛马尼茨相比，彼得斯已属幸运。听证会一年多后，两人都被指控藐视国会。1950年12月4日，玻姆被捕（以1 500美元的保释金获释）后，普林斯顿暂停了他所有的教学工作，甚至禁止他踏入校园。6个月后，经过审判他被无罪释放。即便如此，当年6月玻姆的教职合同到期后，普林斯顿还是决定不再续约。

洛马尼茨的命运更加悲惨。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作证后，他被费斯克大学解雇。之后的两年中，他只能做临时工，在屋顶铺过沥青，装过麻袋，还修剪过树木。1951年6月，他因藐视国会而受审。即使被无罪释放后，他唯一能找到的工作是修铁轨，每小时收入仅1.35美元。直到1959年，他才得到另一份教职。值得一提的是，洛马尼茨似乎从未怨恨过奥本海默。他没有责怪奥本海默，因为他知道联邦调查局和当时的政治氛围给了他很大压力。然而，他心里还是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失望。洛马尼茨曾经认为奥本海默“简直是上帝”，他不认为奥本海默“怀有恶意”。但多年后，他说他开始对“这个人的软弱感到可悲”。

奥本海默固然无法保护他以前的学生，但有时他还表现得好像唯恐和他们沾上任何关系。他们与奥本海默过去的政治活动有关，因此对他的政治前途构成了威胁，这显然让他很恐慌。玻姆失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工作后，爱因斯坦建议把他请到高等研究院做自己的助手。这位伟人仍然执迷于修正量子理论，有人听他说过：“如果有人能做到，那一定是玻姆。”但奥本海默否决了这个想法，因为玻姆会成为研究所的政治包袱。据说他还指示自己的秘书埃莉诺·利里要将玻姆拒之门外。随后有人听到利里对研究院的工作人员说：“不能让戴维·玻姆见奥本海默博士，他不见他。”

作为权宜之计，奥本海默完全有理由与玻姆保持距离。然而，当玻姆听说在巴西有教职机会时，奥本海默给他写了一封非常有力的推荐信。玻姆在国外度过了余生，先是巴西，然后是以色列，最后是在英国。他曾经非常敬仰奥本海默，但是这些年来他对奥本海的感情已经变得有些矛盾，不过，他从不认为奥本海默应该为他被驱逐出美国负责。“我认为他已经对我仁至义尽。”玻姆说。

玻姆知道奥本海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奥本海默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指证彼得斯的消息传出后不久，玻姆与他进行了一次坦率的谈话。玻姆问他为什么这样污蔑他们的朋友，玻姆回忆道：“他告诉我，那一刻他精神崩溃了。当时的情况让他难以招架……我不记得他具体说了什么，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他一向如此，当情况变得难以招架时，他有时会做出不理智的事情。他说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当然，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比如1943年他接受帕什的讯问时，以及1945年他与杜鲁门会晤时，后来在1954年他自己的安全听证会上，奥本海默又重蹈覆辙。但是，正如伯纳德·彼得斯对魏斯科普夫所说的：“他（奥本海默）显然是被听证会吓坏了，但这并不足以解释一切……看到一个令我如此尊敬的人陷入这种道德绝境，真是让人悲哀至极。”

奥本海默1949年6月初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作证仅6天后就再次回到了国会山，他要出席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的一次公开听证会，还将在媒体的聚光灯下作证。听证会讨论的议题是能否向外国实验室出口用于实验目的的放射性同位素。之前原子能委员会已经以四比一的投票结果批准了出口，但是这个决议仍存在争议。唯一持不同意见的委员是刘易斯·斯特劳斯，他坚信这种出口十分危险，因为放射性同位素可能被转作军事用途。为了推翻原子能委员会的决定，斯特劳斯在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公开作证反对出口。

当奥本海默走进参议院办公大楼的议事厅时，他已经得知斯特劳斯的顾虑，但他对此并不认同，而且现在他要明确指出这种担忧实属愚蠢可笑。他作证说：“我不能向任何人保证这些同位素不会被用于核能。你可以用一把铁锹来搞原子能，事实上，你的确可以；你还可以用一瓶啤酒搞原子能，事实上，你确实可以。”听了这话，观众们低声哄笑起来。那天，一位名叫菲利普·斯特恩的年轻记者碰巧坐在听证会现场，斯特恩不知道奥本海默这句话讽刺的是谁，但“很明显，奥本海默是在嘲弄什么人”。

约瑟夫·沃尔普很清楚他嘲弄的是谁。沃尔普挨着奥本海默坐在证人席上，他回头瞟了一眼刘易斯·斯特劳斯，结果不出所料，这位原子能委员会委员的脸气得通红。奥本海默的下一句话引来了更多的笑声：“从这个宽泛的意义上来说，我个人认为那些同位素的重要性远不及电子设备，但远超维生素什么的，它们的重要性介于这两者之间。”

听证会之后，奥本海默不经意地问沃尔普：“约瑟夫，你觉得我表现如何？”这位律师不安地回答道：“太好了，奥本海默。真是太棒了。”奥本海默原本可能没打算为了他眼中一个微不足道的政策分歧而羞辱斯特劳斯，但是他太容易盛气凌人，许多朋友都这么认为。这简直是他课堂上的保留节目，一位朋友说：“奥本海默能让成年人觉得自己像个小学生，也能让巨人觉得自己像只蟑螂。”但斯特劳斯不是小学生，他是个有权有势、好面子、报复心强的人，而且他动不动就觉得别人在羞辱自己，那天他离开听证会现场时火冒三丈。另一位原子能委员会委员戈登·迪安说：“我清楚地记得斯特劳斯脸上那可怕的表情。”多年后，戴维·利连索尔生动地回忆道：“你很少能在一个人脸上看到那种仇恨的表情。”

自从1948年年初奥本海默明确表示抵制斯特劳斯插手他对高等研究院的管理，两人的关系一直在不断恶化。在这次听证会之前，他们已经因为涉及原子能委员会的事情发生过几次争执。但是，奥本海默这次招惹了一个危险的敌人，他在奥本海默职业生涯的各个领域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他们两人在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发表了意见相左的证词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董事约翰·F.富尔顿博士说，他希望斯特劳斯能从该研究院的董事会辞职。“我认为，只要斯特劳斯先生继续留在我们的董事会，作为高等研究院院长，罗伯特·奥本海默就会不得安宁。”富尔顿在给另一位董事的信中写道。但是，斯特劳斯的盟友们谋划了一场选举，要推选他为研究院的董事会主席，现在斯特劳斯明确表示，他并不想只因为他“竟然大胆地……在科学问题上与奥本海默博士意见相左”而辞职。斯特劳斯相当恼火，他会一直愤愤不平直到报仇雪耻。

就在第二天，1949年6月14日，弗兰克·奥本海默作为证人出现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面前。两年前，他向一位报社记者否认自己曾是共产党员。他本来没打算在自己的党籍问题上撒谎，但《华盛顿时代先驱报》的一位记者一天深夜打电话说他们的报纸第二天早上要发表一篇报道，记者在电话里给弗兰克念完这篇报道后，请他立即予以置评。弗兰克后来说：“这篇报道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实指控，里面唯一的事实是二战前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他们要我发表看法，我就干脆说这些全都是捏造的。我这么做确实很愚蠢，我不应该发表意见。”这篇报道见报后，明尼苏达大学校方向弗兰克施压，要求他以书面形式重申自己对这篇报道的看法。由于担心丢掉工作，弗兰克请一名律师起草了一份声明，他在其中保证自己没加入过共产党。

但在出席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前，弗兰克和妻子杰姬讨论后决定必须说出真相。那天早上，他宣誓作证说他和杰姬有差不多3年半的时间是共产党员——从1937年年初到1940年年底或1941年年初。他承认，在那些年里，他的党内化名是“弗兰克·福尔瑟姆”。在他的律师克利福德·杜尔的建议下，他拒绝就他人的政治立场作证。“我不会谈论我的朋友。”他说。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律师和好几位国会议员一再向弗兰克施压，要他交代一些人的情况。联邦调查局前特工、议员维尔德反复要求他重申拒绝回答提问的理由，弗兰克说他不会谈论他朋友的政治背景，“因为我多年来认识的这些人都是思想正直、为人善良的人。据我所知，他们没有想过、讨论过或说过任何有损于美国宪法或法律宗旨的事情”。与他哥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弗兰克坚持了自己的立场，他不愿供出别人。

弗兰克和杰姬觉得整个过程都很离奇，杰姬仍然会因路见不平而义愤填膺。当她坐在众议院委员会的接待室等待作证时，看到窗外国会山的大理石政府大楼周围环绕着修剪整齐的草坪，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里黑人居住的一排排破败不堪的房屋，这幅景象让她大为震惊。孩子们光着脚，衣衫褴褛。“他们看起来都有些佝偻，大多数人似乎营养不良。他们只能玩在街上捡来的垃圾。当我坐在那里读着书、听着周围的声音、望着窗外时，我发现自己时而担心委员会会怎么对付我，时而气不打一处来，我被叫到这里来，居然就是为了让一些家伙盘问我是不是反美。”

后来弗兰克告诉记者，他们1937年加入共产党“是想要解决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生产力水平最高的国家出现的失业和贫困问题”。

但是，当幻想破灭后，他们在1940年脱离了共产党。他说，他对核间谍活动一无所知，无论是在洛斯阿拉莫斯，还是在伯克利的辐射实验室，“我没听说过共产党的任何活动，从来没人为了获取情报接近我，我也没主动提供过任何信息，我只是拼命工作，我相信自己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仅仅1小时后，弗兰克就从记者那里得知，明尼苏达大学已经接受他作为物理系助理教授的辞呈。他在两年前撒了谎，从校方的角度看，这个理由足以将他开除出学术界。此时，他距离获得终身教职还有3个月的时间，在与该大学校长的最后一次会面中，他知道自己已经完了，弗兰克含泪离开了校长办公室。

弗兰克遭到了重创。当他试图回到伯克利工作时，他才充分意识到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天真地以为劳伦斯会给他一个避难所，所以当劳伦斯拒绝他时，他大吃一惊。

亲爱的劳伦斯：

这是怎么了？30个月前，你搂着我的肩膀，为我祝福，你告诉我随时可以回来工作。现在，你说不再欢迎我了。到底谁变了，是你，还是我？我背叛了我的国家，还是你的实验室？当然没有，我什么都没做……也许你不同意我的政治观点，可你从来也没认同过……所以我认为，你一定是失去了理智，已经到了无法容忍任何人在任何事情上与你意见相左的地步……我对你的行为感到震惊和愤怒。

弗兰克谨上

1年前，弗兰克和杰姬在帕戈萨斯普林斯附近买了一个占地800英亩的牧场，这里位于科罗拉多山脉的高处，他们原本打算把这里作为暑期度假的地方。1949年秋，出乎很多朋友的意料，他们决定隐居在这个生活条件艰苦的流亡之地。“没人给我工作机会，”弗兰克给伯纳德·彼得斯写信说，“所以我们肯定会在这里过冬。但是我的老天，这里太美了。我觉得只有你亲自来过，才会明白为什么要留在这里。”牧场海拔8 000英尺，冬天冷得让人难以忍受。“杰姬会坐在小木屋里，”菲利普·莫里森回忆说，“拿着双筒望远镜，观察那些快要在雪地里生产的奶牛。为了不让新生的小牛犊受冻，他们必须及时跑出去。”

在接下来的10年里，罗伯特·奥本海默那受人喜爱又才华横溢的弟弟靠经营农场勉强维持着生计。他们离最近的城镇也有20英里。似乎是为了提醒他们不要忘乎所以，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会定期来询问他们的邻居，偶尔他们还会去弗兰克的牧场，请他谈谈共产党内的其他成员。有一次，一个探员特意告诉他：“你不想在大学里找份工作吗？如果你想，你就必须与我们合作。”弗兰克总是将他们拒之门外。1950年，弗兰克写道：“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终于明白了一个事实——联邦调查局不是在调查我，而是在试图破坏我所生活的环境。他们试图通过让我的朋友、邻居、同事反对我、怀疑我，来惩罚我这个左翼分子。”

几乎每年夏天奥本海默都会到这座牧场，虽然弗兰克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处境，但奥本海默一想到弟弟过着这样的生活就感到恼火。“我真觉得自己像个牧场主，”弗兰克说，“而且我就是一个牧场主。但他不相信我能过牧场主的生活，他非常希望我回到学术界，尽管他对此无能为力。”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巴西、墨西哥、印度和英国都有人想邀请弗兰克出国任教，但美国国务院坚决拒绝发给他护照。因为被列入了黑名单，弗兰克在美国找不到工作机会。几年后，弗兰克被迫以4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一幅梵高的作品——《第一步》（临摹米勒）。

奥本海默对弟弟的境遇感到沮丧，为此他与最高法院的法官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哈佛大学监督委员会成员格伦维尔·克拉克及其他法律学者进行了讨论，他想由研究院来组织一些知识分子对杜鲁门政府的“忠诚-安全计划”进行批判，正是由于该计划的纵容，弗兰克和奥本海默的学生才会有如此遭遇。奥本海默告诉克拉克，他认为总统的《忠诚调查令》、原子能委员会的安全许可程序及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让很多人都遭受了无端的苦难，这等于废除了质询、观点和言论的自由”。不久之后，奥本海默聘请了他的老朋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院长马克斯·雷丁博士在1949—1950学年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他写了一篇关于加州忠诚誓言争议的文章。

这些年来，奥本海默一直坚信他的电话遭到了监听。1948年的一天，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同事、物理学家拉尔夫·拉普来到了奥本海默在普林斯顿的办公室，拉普想找他讨论自己在军备控制问题上的教育工作。奥本海默的反应把拉普吓了一跳，因为他突然起身把拉普拽了出去，一边走一边还嘟囔着“隔墙有耳”，奥本海默知道自己受到了严密的监视。“他总能察觉到有人在跟踪他，”路易斯·亨普尔曼博士回忆说，亨普尔曼在洛斯阿拉莫斯时就是奥本海默的朋友，现在也是奥尔登庄园的常客，“他给我们的感觉是，他觉得确实有人在跟踪他。”

在洛斯阿拉莫斯时，奥本海默的电话被监听，1946—1947年，他在伯克利的家也被联邦调查局安装了监听装置。当他搬到普林斯顿时，联邦调查局位于新泽西州纽瓦克的办事处接到指示，要对奥本海默的行动进行监视，但他们没有被授权进行电子监听。即便如此，他们仍尽一切努力“在与奥本海默关系密切的人中发展秘密线人”。到1949年，联邦调查局至少招募了一名秘密线人，这名女子通过社会关系及她在大学的工作结识了奥本海默。1949年春，纽瓦克办事处告诉埃德加·胡佛：“没有任何进一步的情报表明奥本海默不忠诚。”多年后，奥本海默挖苦道：“政府监听我电话的花费，可比他们在洛斯阿拉莫斯给我的工资多多了。”

• 1947年，美国曝出了多起间谍案，杜鲁门总统签署了第9835号行政令，即《忠诚调查令》，在联邦政府的行政机构发起了“忠诚-安全计划”，要求调查那些“与共产党有联系或同情共产党的人士”及“涉嫌颠覆活动的组织和个人”，随后该计划波及了高校系统。——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