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1936年，我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

琼是奥本海默的真爱，也是他的至爱。他对她全心全意。

——罗伯特·瑟伯尔

1936年春，当奥本海默遇见琼·塔特洛克时，她才22岁。他们相识于女房东沃什伯恩在沙斯塔路的寓所举办的派对上。琼当时正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读一年级，那时该学院位于旧金山。奥本海默回忆说，那年秋天，他“开始追求她，两个人越来越亲密”。

琼是个身材姣好的姑娘，她有一头浓密的黑色卷发、褐蓝色的眼睛、浓密的黑睫毛，以及天生红润的嘴唇。有些人认为她看起来“像一个古代的爱尔兰公主”。她身高5英尺7英寸，体重从没超过128磅。她只有一个小小的身体缺陷，由于童年的一次意外，她的眼皮微微下垂，显得有一丝“睡意”。但是，这个不易觉察的缺陷反而让她显得更有魅力。让奥本海默着迷的除了她的美貌，还有她那不轻易示人的忧郁。“琼极少向人吐露自己内心的绝望。”她的朋友伊迪丝·A.詹金斯后来写道。

奥本海默知道她是伯克利著名的乔叟研究者约翰·S.P.塔特洛克教授的女儿，塔特洛克教授是物理系之外为数不多的与奥本海默有过深交的教员之一。他们在教员之家吃午饭时，塔特洛克教授经常被这位年轻的物理学教授展现出的英国文学知识所折服。所以，遇到琼时，奥本海默很快意识到她继承了她父亲的文学品位。琼喜欢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的那些黑暗阴郁的诗歌，她还喜欢约翰·邓恩的诗，受她影响，奥本海默也爱上了他的诗。多年后，奥本海默从邓恩的十四行诗中获得了灵感，因为这句“砸烂我的心吧，三位一体的上帝”，他将第一次原子弹试验的代号定为“三位一体”。

琼有一辆敞篷跑车，她开车时经常放下顶篷，用她那优美动听的女低音唱出《第十二夜》中的歌词。她是一位自由奔放的女性，有着充满好奇和诗意的心灵，无论何时，她总是房间里那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瓦萨学院的一位大学同学回忆说，她是“我认识的最前途无量的女孩，是大学时我眼中唯一称得上与伟大沾边的人”。琼于1914年2月21日出生在密歇根州的安阿伯，她和她的哥哥休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长大，后来他们搬到了伯克利。她的父亲在哈佛大学度过了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退休后他开始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书。从10岁起，琼开始在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度假牧场过暑假。她儿时的朋友、大学同学普丽西拉·罗伯逊曾在她死后给她写过一封“信”，她在信中写道：“你有一位睿智的母亲，她总是对你温柔以待，从不让你受伤害，让你安然度过那充满激情的青春期。”

在1931年入学瓦萨学院之前，琼的父母给了她一年的假期去欧洲旅行。她住在瑞士她妈妈的一位朋友那里，这位朋友是卡尔·荣格的忠实追随者。经她的介绍，琼进入了一个关系紧密的精神分析师团体，这个团体的中心是弗洛伊德曾经的朋友和后来的对头——荣格。荣格学派强调人类集体潜意识，这强烈地吸引了年轻的琼。在离开瑞士时，她已经对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她在瓦萨学院读的是英国文学，她还为学院的《文学评论》撰稿。作为一位英国学者的女儿，她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听父母朗读莎士比亚和乔叟的作品。十几岁时，她曾在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待了整整两周，每晚都看一出莎士比亚的戏剧。对琼的大学同学来说，她的才华和惊人的美貌令人生畏。琼总是显得比实际年龄更成熟，“因为天性还有阅历，她拥有大部分女孩毕业后才能达到的思想深度”。

她也是后来被讽刺为“早熟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中的一员，这一称呼指的是美国最早一批反对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人。有一位教授把马克斯·伊斯曼的《穿制服的艺术家》送给她，希望这能让她从对苏联共产主义的盲目崇拜中清醒过来，结果琼向一位朋友坦白说：“如果我不相信苏联的一切都更美好，我都不想活下去了。”

1935年6月琼从瓦萨学院毕业，在这之前的1933—1934年，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医学预科课程。后来一位朋友写信给琼说：“正是这种社会良知，再加上你之前与荣格的接触，让你想成为一名医生……”在伯克利期间，她还抽出时间为共产党的西海岸机关报《西部工人》采访和撰稿。作为一位交纳党费的党员，琼每周定期参加两次党组织的会议。在遇见奥本海默前一年，琼写信给普丽西拉·罗伯逊说：“我发现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赤色分子。”一旦听说社会上那些不公正和不平等的事情，她就会义愤填膺。她为《西部工人》撰写报道时，那些报道中的新闻更是让她怒不可遏，比如3名儿童因在旧金山街头叫卖《西部工人》而被捕，还有25名木材厂工人因被控在加州尤里卡发动暴乱而受审。

不过，像许多美国共产党员一样，琼并不那么热衷于意识形态。“我发现自己根本成不了一名狂热的共产党员，”她在给奥本海默的信中写道，“那意味着不分白天黑夜，你的呼吸、言谈和行动全要与此有关。”此外，她还渴望成为一名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分析师，而当时美国共产党坚持认为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势不两立。这种思想上的冲突似乎并没有让琼感到纠结，这可能主要与她对共产党时断时续的热情有关。（在青春期时，她曾反抗圣公会教会灌输给她的宗教教条；她告诉一位女性朋友，她每天都会擦洗额头上受洗的地方。她憎恶任何形式的宗教“闹剧”。）但是，对于那些同样对心理学感兴趣但蔑视政治活动的朋友，琼会激愤地说：“……他们对精神分析有多大兴趣，他们就对那些积极的社会运动就有多少怀疑。”对她来说，心理学理论就像外科专家的手术——“一种针对特定疾病的治疗方法”。即便如此，不同于她在党内的许多同志，琼仍然“看重个人灵魂的神圣性和判断力”。

总而言之，琼·塔特洛克是一个复杂的女人，她之所以会吸引奥本海默，原因之一是这位物理学家也对心理学有敏锐的直觉。据他们一位共同的朋友说，她“与奥本海默非常般配。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

那年秋天琼和奥本海默开始约会后，大家很快看出来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我们都有点儿嫉妒，”琼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伊迪丝·A.詹金斯后来写道，“我一直都是远远地欣赏他（奥本海默）。他的早慧和才华已成为传奇，他那摇摆的步子、双脚外八字，有一副犹太人的面孔，再加上一双蓝眼睛和一头爱因斯坦式的乱发。我们在支持西班牙共和派的聚会上认识的他，那时我们就知道他那双眼睛会让人目不转睛，没有几个人会像他那样专注地倾听，他还会时不时地插上几句：‘是的！是的！是的！’而当他陷入沉思不停踱步时，他周围那些年轻的物理学信徒也都会学着他那摇摆的、外八字的步伐，并不时在听人讲话时说：‘是的！是的！是的！’”

琼·塔特洛克对奥本海默的古怪之处了如指掌。或许因为她对自己的生命有深刻的体验，所以她能与一个如此古怪的人产生共鸣。“你可别忘了，”她告诉她的一个朋友，“他7岁时就在学术团体演讲了，他从来没有过童年，所以他和我们很不一样。”和奥本海默一样，琼也善于自省。正如前面提到的，她已立志要成为精神分析师和精神病学家。

在遇见琼之前，奥本海默的学生们见过他和不少女人有过交往。“至少有半打。”罗伯特·瑟伯尔回忆说。但琼不一样，奥本海默总是和她单独相处，很少把她带进物理系的朋友圈子。只有在玛丽·埃伦·沃什伯恩不定期举办的聚会上，他的朋友们才有机会看到他们两个一起出现。瑟伯尔回忆说，琼“长得非常漂亮，而且无论在何种社交场合都显得泰然自若。”瑟伯尔意识到她在政治上肯定是一名“左派，而且比我们更偏左”。虽然琼显然是“一个极其聪明的女孩”，但瑟伯尔看得出她也有另一面：“我不清楚是因为躁郁症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但她确实有好几次严重的抑郁。”当琼情绪低落时，奥本海默也会萎靡不振。瑟伯尔说：“一旦和琼发生矛盾，他会沮丧好几天。”

尽管如此，这段感情还是经受住了这些考验，维持了3年多的时间。一位朋友后来说：“琼是奥本海默的真爱，也是他的至爱。他对她全心全意。”所以很可能琼的激进思想和社会良知也自然而然地唤醒了奥本海默的社会责任感，而这种责任感正是伦理文化学校经常讨论的议题。他很快开始活跃在众多人民阵线的事业当中。

1954年，奥本海默向审问他的人解释说：“从1936年年末开始，我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犹太人在德国的遭遇让我怒火中烧。我在那里还有亲戚（一位姑妈和几个堂兄弟姐妹），后来我帮他们脱离了险境，把他们接到了这个国家。我目睹了大萧条对我的学生们的影响，他们经常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或者只能干那些完全不适合他们的工作。正是通过他们，我开始了解到政治和经济形势对人们的生活到底能有多大影响。我第一次感到有必要更积极地投身于社会生活。”

有一段时间，他特别关注外来农场工人的困境。阿夫拉姆·耶迪迪亚是奥本海默一个学生的邻居，1937—1938年，他在加州救济管理局工作，就在那时他结识了这位伯克利的物理学家。“他对失业者的困境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切，”耶迪迪亚回忆说，“他向我们连珠炮式地提问，询问我们如何帮助那些从俄克拉何马州和阿肯色州尘暴区迁徙来的农场工人……当时我们认为自己的工作至关重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有切实意义的’，而他的工作抽象难懂又触不可及。对于这一点，我认为奥比也有同感。”

大萧条使许多美国人重新考虑他们的政治主张，这一点在加州尤为明显。1930年，四分之三的加州选民是已注册的共和党人，8年后民主党的人数以二比一的优势超过共和党。1934年，因揭发丑闻而闻名的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差点儿赢得州长竞选，他以“消除加州贫困计划”作为他激进的施政纲领。那一年，《国家》杂志发表社论说：“如果说哪里有革命要发生的话，那就是加州。没有哪个地方的劳资冲突达到了如此规模和激烈的程度，造成了如此大的伤亡，没有哪个地方曾如此明目张胆地剥夺《权利法案》所保障的个人自由……”1938年，另一位改革家——民主党人卡伯特·L.奥尔森在本州共产党的公开支持下当选为州长。奥尔森的竞选口号是“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

尽管加州的左翼政治力量作为一个整体暂时成为主流，但加州的共产党人仍属于少数派，在加州大学的各个校区也是如此。在伯克利分校所在的阿拉梅达县，共产党宣称有五六百名党员，其中包括在奥克兰造船厂工作的100名码头工人。加州共产党通常被认为是美国共产党温和派的代言人。1936年，加州只有2 500名党员，到1938年增加到6 000多名。1938年，美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大约有75 000名党员，但其新成员中许多党龄还不到一年。在20世纪30年代，总共大约有25万美国人至少在短时间内加入过美国共产党。

对许多支持罗斯福新政的民主党人来说，与美国共产党有所牵涉或参与其组织的各种文化和教育活动并不会被另眼相看。实际上，在某些圈子里，人民阵线还享有一定的声望。许多从未入党的知识分子仍然愿意参加共产党主办的作家大会，或者志愿到“人民教育中心”为工人授课。因此，通过这些方式，像奥本海默这样年轻的伯克利学者亲身体验了大萧条时期加州的文化和政治生活，这一点也不足为奇。“我喜欢这种耳目一新的伙伴关系，”奥本海默后来作证时说，“当时我觉得自己正在成为那个时代和这个国家的一部分。”

正是琼为奥本海默参与政治“打开了大门”。她的朋友也变成了他的朋友，其中包括共产党员肯尼思·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约翰·皮特曼（美国共产党主办的《人民世界》报记者）、奥布里·格罗斯曼（律师）、鲁迪·兰伯特和伊迪丝·阿恩斯坦。汉娜·彼得斯是琼最好的朋友之一，她是琼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认识的一位德国裔医生。不久之后彼得斯博士成为奥本海默的医生，她的丈夫伯纳德·彼得斯（曾叫彼得罗夫斯基）也是来自纳粹德国的难民。

伯纳德1910年出生于波森，直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他都在慕尼黑学习电气工程。虽然他后来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他确实以旁观者的身份参加了几次共产党的集会，有一次他参加了一场反纳粹示威，在那次示威中，有两人受伤。不久，他就被逮捕并关押在达豪，那里是一个早期的纳粹集中营。在经历了恐怖的3个月后，他被转移到慕尼黑监狱，然后又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被释放了。（在这件事的另一个版本中，伯纳德设法逃出了监狱。）然后，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夜间骑自行车经过德国南部，再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到达意大利。他在那里找到了自己22岁的女友汉娜，汉娜出生于柏林，为了学医逃到了帕多瓦。1934年4月，他俩移民美国，并于1934年11月20日在纽约结婚，1937年汉娜在纽约长岛医学院获得医学学位后，他们搬到了旧金山湾区。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工作期间，汉娜与琼·塔特洛克的朋友兼导师托马斯·阿迪斯博士一起从事研究工作。当奥本海默通过琼认识彼得斯夫妇时，伯纳德是一名码头工人。

1934年，伯纳德写了一篇3 000字的文章，记述了他在达豪目睹的恐怖暴行。他详细地描写了囚犯遭受酷刑和被草率处决的情形，其中的细节令人发指。他写道，一名囚犯“被殴打后没过几个小时就死在了我的臂弯里。他背上的皮肤全掉光了，肌肉一条条地挂在身上”。毫无疑问，伯纳德抵达西海岸后肯定向朋友们详细地讲述了纳粹的暴行。无论奥本海默是读过伯纳德关于达豪的文章，还是只听过他的口述，总之他一定被它们深深地打动了。伯纳德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中透露出一种真实和世故。奥本海默的另一位研究生菲利普·莫里森一直认为伯纳德“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同，他更成熟，这表现为一种特别认真投入的生活态度……他的经历远远超过我们……他曾目睹并感受过纳粹德国的野蛮黑暗，也曾在旧金山湾与码头工人们一起劳动”。

当伯纳德表现出对物理学的兴趣时，奥本海默鼓励他到伯克利上物理课。事实证明，他是一位天资很高的学生，虽然他没有本科学位，奥本海默还是想办法让他加入了伯克利物理系的研究生课程。伯纳德不久就成了奥本海默量子力学课上指定的记录员，他的论文也是在奥本海默的指导下完成的。很自然地，奥本海默和琼与彼得斯夫妇过从甚密。虽然彼得斯夫妇坚称他们从未加入过共产党，但是他们在政治上无疑是左翼分子。1940年，汉娜在奥克兰市中心的一个贫民区开了一家私人诊所，这一经历“越发坚定了她这些年来形成的一个理念，那就是只有在联邦政府支持下的综合健康保险计划才能提供适当的医疗服务”。在她执业的过程中，汉娜还坚持贯彻种族融合的理念，她接收黑人患者，那时还没有白人医生像她这样。这两种理念都给她贴上了激进分子的标签——联邦调查局认定她是共产党员。

这些新结识的朋友无疑把奥本海默拉进了他们热衷的政治运动。不过反过来，如果认定琼和她的圈子是奥本海默政治觉醒的唯一原因，那也失之偏颇。大约在1935年，奥本海默的父亲借给他一本《苏联共产主义：一个全新的文明？》，在这本书中，英国著名的社会主义者韦伯夫妇把苏联描绘成一个美好的国家，这些对苏联社会主义实验的描述给奥本海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据说，1936年夏，奥本海默在坐火车去纽约的3天旅途中，随身带了全部三卷本的德文版《资本论》。据他的朋友们讲述，当他到达纽约时，他已经从头到尾读完了全部三卷。事实上，他接触马克思思想的时间还要比这早几年，可能是在1932年春。他的朋友哈罗德·彻尼斯还记得，那年春天奥本海默去纽约州伊萨卡拜访他时，还夸口说他读了《资本论》。彻尼斯听后大笑，他知道奥本海默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他喜欢博览群书。彻尼斯说：“我猜有人在哪儿对他说过‘你居然没听说过这本书？你还没读过呢？’，于是他就拿起这本折磨人的书读了起来！”

虽然哈康·希瓦利埃还未见过奥本海默，但他已经听过奥本海默的大名，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他在物理学领域取得的成就。1937年7月，希瓦利埃在日记中写过一个认识奥本海默的朋友说奥本海默购买并阅读了《列宁全集》。希瓦利埃对此印象深刻，他评论说奥本海默“比大多数党员读的都多”。尽管希瓦利埃自认为是比较资深的马克思主义者，但连他都未通读过《资本论》。

1901年，哈康·希瓦利埃出生于新泽西州莱克伍德，尽管如此，他还是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一位外侨。他的父亲是法国人，母亲出生在挪威，他的朋友们叫他“霍克”，他很小的时候在巴黎和奥斯陆生活过，因此，他能说流利的法语和挪威语。1913年，他的父母把他带回了美国，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完成了高中学业。他曾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20年他中止了大学学业，在一艘往返于旧金山和开普敦的商船上当了11个月的海员。在这次冒险之后，希瓦利埃回到伯克利，并于1929年获得了罗曼语博士学位，专攻法国文学。

希瓦利埃身高6英尺1英寸，有一双蓝眼睛和一头棕色卷发，年轻时的他显得温文尔雅。1922年，他与露丝·沃尔斯沃思·博斯利结婚，但在1930年他以被遗弃为由与她离婚，一年后他又与自己在伯克利的学生、24岁的芭芭拉·埃塞尔·兰斯堡结婚。金发碧眼的兰斯堡来自一个富裕家庭，兰斯堡家在旧金山以北20英里的斯廷森海滩拥有一座令人惊叹的红木海滨别墅。他们的女儿苏珊娜·希瓦利埃-斯科尔尼科夫回忆说：“我妈妈之所以被他吸引，是因为他是一位极富魅力的老师。”

1932年，希瓦利埃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一本阿纳托尔·法朗士的传记。同年，他开始为左翼的《新共和》和《国家》杂志撰写书评和随笔。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已经成为伯克利校园的常客，他在那里教授法语，他还将自己在奥克兰沙博路上的那座红木寓所开放给形形色色的人，包括学生、艺术家、政治活动家和来访的作家，比如埃德蒙·威尔逊、丽莲·海尔曼和林肯·斯蒂芬斯。由于经常参加聚会到深夜，希瓦利埃早上上课总是迟到，以至于后来他所在的系禁止他再上早课。

作为一位胸怀大志的知识分子，希瓦利埃在政治领域也很活跃。他加入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教师工会、跨行业协会和消费者联盟，成为卡罗琳·德克尔的朋友和支持者，德克尔是加州罐头厂和农场工人组织的领导人，该组织是一个激进的代表墨西哥裔美国农业工人的工会。1935年春，伯克利校园爆发了一场抗议活动，抗议一名学生被校方开除，起因是这名学生宣扬自己的党员身份，此举让学校相当恼火。抗议集会被学校橄榄球队驱散，球队教练是背后主使。根据一份记录，只有一名教员——哈康·希瓦利埃——“为遭到追踪和恐吓的学生提供了支持和庇护”。

1933年，希瓦利埃访问了法国，他还在那里设法见到了安德烈·纪德、安德烈·马尔罗和亨利·巴比塞等左翼作家。当他回到加州的时候，他深信自己注定要“见证一个利润至上和人剥削人的社会转变为一个立足于为使用而生产和人类合作的社会”。

到1934年，他已经翻译了安德烈·马尔罗备受赞誉的以1927年上海工人运动为题材的小说《人的境遇》和他的另一本著作《轻蔑的时代》。在希瓦利埃看来，这些小说都是受希瓦利埃所谓的“人类新愿景”的启发。

就像许多左翼人士一样，西班牙内战的爆发对希瓦利埃来说是一个人生转折点。1936年7月，西班牙军队中的右翼阵营对马德里民选的左翼政府发起了进攻。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带领下的法西斯叛军想在几周内推翻共和国。但是他们遭到了民众的顽强抵抗，一场残酷的内战随之爆发。美国和欧洲的民主国家怀疑共产党在操纵西班牙政府，再加上天主教会的怂恿，他们宣布对双方均实行武器禁运。这让法西斯分子占了上风，他们从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和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获得了慷慨的援助。只有苏联援助了被围困的共和国政府。此外，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加入了保卫共和国的国际纵队，其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还有其他左翼人士。1936—1939年，西班牙共和国保卫战受到了各地自由主义人士的广泛关注。在这些年间，约有2 800名美国人自告奋勇地加入了共产党资助的林肯支队，与法西斯分子进行斗争。

1937年春，希瓦利埃陪同马尔罗游览了加州。马尔罗不久前在西班牙内战中受伤，他此行一方面是宣传他的小说，另一方面是代表西班牙医疗局筹集资金，该组织向西班牙共和国提供医疗援助。对希瓦利埃来说，马尔罗是一位有政治献身精神的严肃知识分子。

到1937年，所有证据都表明，希瓦利埃已经加入共产党。在他1965年出版的回忆录《奥本海默：关于友谊的故事》中，他直言不讳地提到了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观点。即使那时麦卡锡主义的高潮已经过去11年，他依然认为在党员身份这个关键问题上含糊其词是明智之举。他写道，20世纪30年代末是“纯真的年代……我们对以理服人、实现民主及正义最终的胜利都抱有率真的信心，这让我们备受鼓舞”。他写道，奥本海默等志同道合者都相信，在国际上，西班牙共和国将战胜欧洲法西斯主义的狂飙，而在国内，罗斯福新政的改革正在为基于种族和阶级平等的新社会秩序扫清障碍。许多知识分子都抱有这样的希望，其中有些人还加入了共产党。

奥本海默见到希瓦利埃的时候，希瓦利埃已是一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也许他那时已经加入共产党，而且很可能是被旧金山共产党官员推崇的非正式顾问。多年来，他与奥本海默都没有近距离的接触，只是在教员之家和校园里碰到过他。不过，他从伯克利的小道消息得知，这位年轻有为的物理学家现在“急于做些什么，而不只是阅读纸面上那些令人困扰的现实问题。他想有所行动”。

最终，在一个新成立的教师工会的前期会议上，有人介绍希瓦利埃和奥本海默认识。后来，希瓦利埃认为他们初次见面的时间是1937年秋天。但是，如果像二人后来所说，他们是在这次工会会议上首次相遇，那么他们相识的时间就要提前整整两年，也就是在1935年的秋天。当时，隶属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教师工会的349地方分会扩大了会员范围，开始接收大学教授。奥本海默后来作证时说：“一群教员讨论了这件事，然后我们碰了头，在教员之家或其他什么地方吃了午饭，我们决定加入工会。”奥本海默被选为书记员，希瓦利埃后来担任该地方分会的主席。几个月内，349地方分会就有了大约100名会员，其中有40人是大学教授或助教。

奥本海默和希瓦利埃都记不清他们初次见面的具体情形，只记得他们两人一拍即合。希瓦利埃记得那时“有一种错觉……我感觉认识他很久了”。他既被奥本海默的才智所折服，又被他的“自然和简单”所吸引。据希瓦利埃说，就在当天，他们一致同意建立一个6~10人的讨论小组，每周或每两周定期聚在一起讨论政治。从1937年秋到1942年秋末，这种沙龙活动一直都在定期举行。在这些年里，希瓦利埃一直把奥本海默视为“最亲密、最坚定的朋友”。最初，他们的友谊源于共同的政治理念，但是希瓦利埃后来说：“然而，即使在一开始，我们彼此亲近也不纯粹是因为意识形态，我们的关系充满了个人色彩，充满了温情、好奇、互惠和思想交流，并迅速发展为一种深刻的情感。”希瓦利埃很快就开始用昵称“奥比”来称呼他的新朋友，奥本海默则经常到希瓦利埃家吃晚饭。他们还时不时地出去看电影或听音乐会。希瓦利埃在回忆录中写道：“对他来说，喝酒是社交活动，需要某种仪式。”奥本海默能调出“世界上最好喝的马丁尼酒”，而且他总喜欢说一句经典的祝酒词：“愿我们的敌人不知所措！”在希瓦利埃看来，他们的敌人是谁不言自明。

对琼·塔特洛克来说，跟共产党组织或其意识形态相比，投身有意义的事业本身最重要。奥本海默后来作证时说：“她告诉我她是共产党员，她和共产党的关系分分合合，她似乎从未从中得到她想要的东西。我不相信她真正感兴趣的是搞政治，她是一个有着深切的宗教情怀的人。她热爱这个国家，热爱这里的人民，热爱这里的生活。”到1936年秋，最让她全情投入的事业就是帮助西班牙共和国走出困境。

正是琼充满激情的天性驱使奥本海默从理论走向了行动。有一次他说虽然自己肯定是“弱势群体”的支持者，但他也只能成为这些政治斗争的围观者。“哦，看在上帝的分儿上，”琼抗议说，“永远不要逆来顺受！”很快她和奥本海默就开始为各种各样的西班牙援助团体组织筹款活动。1937—1938年的那个冬天，琼把奥本海默介绍给了西班牙难民关怀组织的主席托马斯·阿迪斯博士。作为斯坦福大学著名的医学教授，阿迪斯在琼就读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期间经常在学业上鼓励她，他既是她的朋友也是她的导师。阿迪斯还碰巧和奥本海默在伯克利的许多熟人都是朋友，比如哈康·希瓦利埃、莱纳斯·鲍林和路易丝·布朗斯唐。阿迪斯本人很快也和奥本海默成了“好朋友”。

托马斯·阿迪斯是一位极有修养的苏格兰人，他出生于1881年，在爱丁堡一个严守加尔文主义的家庭长大。（他成为一名年轻的医生后，口袋里仍然揣着袖珍本的《圣经》。）阿迪斯于1905年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医学学位，并作为卡内基学者在柏林和海德堡进行博士后研究。他是第一个证明正常血浆可以用于治疗血友病的医学研究者。1911年，阿迪斯成为位于旧金山的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临床实验室主任，从而开启了他在斯坦福大学漫长而杰出的医生和科学家生涯，他是肾脏疾病治疗领域的先驱。阿迪斯写了两本关于肾炎的专著，发表了130多篇科学论文，是美国研究肾炎的权威专家。1944年，他当选为享有盛誉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作为一名医生和科学家，在树立自己的专业声望的同时，他还始终活跃在政治舞台上。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那时阿迪斯违反了美国保持中立的法律，为战争中的英国筹款。为此，他于1915年被起诉，1917年被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正式赦免。第二年，阿迪斯成为美国公民。尽管他出身于特权阶层——他的叔叔查尔斯·阿迪斯爵士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但他视金钱如粪土。他成为加州著名的民权倡导者，支持黑人、犹太人和工会会员的权益，他还签署过许多请愿书，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了大量民间组织。他也是激进的码头工人工会领袖哈里·布里奇斯的朋友。

1935年，阿迪斯出席了在列宁格勒举行的国际生理学大会的学术会议，从苏联访问归来后，他盛赞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公共卫生方面取得的进步。苏联医生早在1933年就进行了人体肾脏移植的实验，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他积极游说施行全民健康保险，这最终导致他被美国医学会开除。但阿迪斯在斯坦福大学的同事认为，他对苏联体制的钦佩是出于“一种信仰”，作为一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这是无伤大雅的小问题。鲍林认为阿迪斯是“一个伟大的人，难得一见的人才——他既是科学家也是临床医生”，其他人则称他为天才。他的同事霍勒斯·格雷医生回忆说：“他不是那种谨小慎微的人，他也不想表现得四平八稳。他是一位探索者，拥有自由开放的思想，既不墨守成规也不桀骜难驯。”

20世纪30年代末，联邦调查局的报告称，阿迪斯帮助共产党在白领专业人士中招募了大量党员。奥本海默后来认为，阿迪斯要么是共产党员，要么就是“准党员”。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一位同事写道：“任何不公或压迫，无论是发生在邻街、城市，还是南非、欧洲、爪哇岛，或者任何有人居住的地方，对托马斯·阿迪斯来说都是对他个人的侮辱。因为按照字母顺序他的名字排名靠前，所以在众多为民主和反法西斯而战的组织的赞助者名单上，他的名字总是十分显眼。”

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阿迪斯断断续续地担任过美国援助西班牙委员会的主席或副主席，正是在这个职位上，他为了募款第一次与奥本海默接触。1940年，阿迪斯称他的委员会在一项营救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次行动从法国的集中营中救出了成千上万名难民，包括许多欧洲犹太人。奥本海默本来就支持援助西班牙共和国，这回阿迪斯的务实投入和知识分子的严谨更让他钦佩不已。同为知识分子的阿迪斯博士与奥本海默有很多相似之处，阿迪斯也兴趣广泛，他在诗歌、音乐、经济和科学领域的学问都“融入了他的工作之中……它们之间并非泾渭分明”。

一天，奥本海默接到阿迪斯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到斯坦福的实验室。在这次私下会面中，阿迪斯告诉奥本海默：“你现在都是通过这些救济组织（为西班牙共和国事业）捐款。如果你想让它物尽其用，可以通过共产党的渠道捐款……这真的能帮上忙。”此后，奥本海默会定期亲自把现金交给阿迪斯，地点通常是在阿迪斯的实验室或家里。奥本海默后来说：“他说得很清楚，这笔钱会直接用于战斗。”然而，过了一段时间，阿迪斯又提议把这些定期捐赠交给旧金山共产党的资深党员艾萨克·福科夫（他的化名是“老爹”）会更方便一些。奥本海默一直用现金捐款，因为他认为捐助军事装备而非医疗物资可能不合法。他每年通过共产党为西班牙救国事业捐款约1 000美元，这在20世纪30年代称得上是一笔巨款。但是，当1939年独裁者在西班牙取得胜利后，阿迪斯和福科夫先后开始为共产党的其他活动筹款，比如组织加州外来的农场工人。奥本海默最后一次通过共产党捐款是在1942年4月。

当时70多岁的福科夫曾是一名服装厂工人，他的一只手处于瘫痪状态。在遇到奥本海默时，他是湾区共产党财政委员会的负责人。“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老左翼分子，我无意贬低他，不过这家伙的工人经历只能算是浅尝辄止，他后来对哲学产生了兴趣。他非常精通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获得了威望，受人信赖。他过去常常因为活动与各界专业人士会面，并从他们那里筹款。”林肯支队的政治委员史蒂夫·纳尔逊回忆说，他于1940年成为旧金山共产党的主席。纳尔逊证实，福科夫从奥本海默兄弟那里收过钱。

1954年，当奥本海默被问及对共产党的捐款时，他解释说：“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钱可能被挪作他用，或者这些用途可能涉嫌犯罪。我当时并不认为共产党人是危险的，他们提出的一些目标在我看来也是可取的。”

共产党经常走在很多进步事业的前列，比如废除种族隔离、改善外来农场工人的工作条件，以及西班牙内战中的反法西斯运动。奥本海默也逐渐在许多活动中变得活跃起来。1938年年初，他订阅了《人民世界》，这是共产党在西海岸新发行的报纸。他经常阅读这份报纸，后来他解释说自己对报纸上的“提出的问题”专栏很感兴趣。1938年1月下旬，他的名字出现在了《人民世界》上，该报报道说，奥本海默、哈康·希瓦利埃和其他几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筹集了1 500美元，用于购置一辆救护车，并准备将其运送至西班牙共和国。

那年春天，奥本海默和其他197名西海岸学者签署了一份请愿书，敦促罗斯福总统解除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武器禁运。同年晚些时候，他加入了消费者联盟西部理事会。1939年1月，奥本海默被任命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加州分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1940年，他被列为“中国人民之友社”的资助者之一，并成为美国民主与知识分子自由委员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该组织让公众了解到了德国知识分子困境。除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所有这些组织在1942年和1944年都被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列为“共产党外围组织”。

奥本海默在东湾教师工会的349地方分会中特别活跃。希瓦利埃回忆说：“那个时期，教员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我们中的几个人多少算得上是左翼分子，我们非常清楚老一辈的那些人很看不惯我们。”在教师委员会的会议上，保守派“总是获胜”。大多数伯克利的学者都拒绝与工会有任何瓜葛，只有少数人除外，其中包括琼·塔特洛克的心理学教授爱德华·托尔曼，他是奥本海默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朋友理查德·托尔曼的兄弟。在接下来的4年里，奥本海默为了扩大工会成员的规模而不懈努力。据希瓦利埃说，奥本海默很少缺席工会会议，哪怕再琐碎平常的工作，他也愿意参与。希瓦利埃回忆说，有一次他们一起熬夜到凌晨两点，在几百封给工会会员的信上填写姓名和地址。工会事业本来就乏人问津，而这项工作又如此枯燥乏味。一天晚上，奥本海默将作为主讲人出现在奥克兰高中的礼堂。这次演讲事先进行了大量宣传，教师工会满以为数百名公立学校的教师会到场聆听奥本海默阐述工会的前景，可是最终来的人不到12个。尽管如此，奥本海默还是站到了讲台上，用他那特有的、柔和到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为工会做宣传。

有些人认为奥本海默的政治观点总是受到个人因素的左右。琼·塔特洛克的朋友、共产党员伊迪丝·詹金斯评论说：“有一点很明显，他对自己的天赋、继承的财富及别人与他的差距感到内疚。”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他还不是政治活跃分子时，他也已经在关注德国的形势。1933年希特勒上台仅一年后，奥本海默就捐出了大笔款项，帮助德国犹太物理学家逃离纳粹德国，这些都是他认识并钦佩的人。同样，当他谈起那些在德国的亲戚的境遇时，也会感到痛苦万分。1937年秋，奥本海默的姑妈黑德维希·奥本海默·施特恩（朱利叶斯最小的妹妹）和她的儿子阿尔弗雷德·施特恩一家作为难民从纳粹德国来到纽约。奥本海默给予了他们法律上的帮助，还负担了他们的费用，随后不久，他就说服了他们定居在伯克利。奥本海默对施特恩一家的慷慨并非一时兴起，他一直把他们当作家人，几十年后，当他的姑妈去世时，她的儿子写信给奥本海默说：“只要她还神志清醒，她就会全心全意地支持你。”

那年秋天，有人介绍奥本海默认识了另一位来自欧洲的难民——西格弗里德·伯恩菲尔德博士，作为一位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他是备受推崇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师。为了躲避不断滋长的纳粹势力，伯恩菲尔德首先去了伦敦，在那里，另一位弗洛伊德学者欧内斯特·琼斯博士建议他：“继续向西走吧，不要留在这里。”1937年9月，伯恩菲尔德在旧金山定居，据他所知当时这座城市里只有一名执业的精神分析师。伯恩菲尔德的妻子苏珊娜也是一名精神分析师，她的父亲曾是柏林一家大型画廊的管理者，曾将塞尚和毕加索这样的艺术家介绍给德国公众。当他们抵达旧金山时，为了支付生活费用，伯恩菲尔德夫妇卖掉了一幅画，这幅画是他们之前大量藏品中仅剩的一副。伯恩菲尔德博士是一位能言善辩的老师，也是一名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在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分析师中，没有几个人像他一样试图将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伯恩菲尔德年轻时生活在奥地利，他刚开始参与政治时是一名犹太复国主义者，后来又成为一位社会主义者。伯恩菲尔德身材高大，面容瘦削，戴着一顶造型奇特的毛毡帽，像猪肉馅饼一样，帽顶又平又矮。奥本海默显然对此印象深刻，不久后，他也戴上了一顶和伯恩菲尔德一样的帽子。

抵达旧金山才几周，伯恩菲尔德博士就组织了一个由该市知名知识分子组成的讨论小组，他们会定期聚在一起讨论精神分析。除了奥本海默，伯恩菲尔德还邀请了爱德华·托尔曼博士、欧内斯特·西尔格德博士、唐纳德和琼·麦克法兰博士（他们是弗兰克·奥本海默的朋友）、爱利克·埃里克森（他是一位受训于安娜·弗洛伊德的德国裔精神分析师）、儿科医生厄恩斯特·沃尔夫博士（后来成为琼·塔特洛克在锡安山医院儿童指导诊所的上司）、伯克利的哲学教授斯蒂芬·佩珀博士和著名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博士，他们都是这个跨学科研讨小组的正式成员。他们在私人住所里聚会，一起品好酒、抽香烟，谈论着诸如“阉割焦虑”和“战争心理”等精神分析领域的问题。

毫无疑问，奥本海默年轻时与精神科医生的接触给他留下了痛苦的回忆，但这无疑也是他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原因之一。他一定对埃里克森关于年轻人“自我同一性形成”的研究特别感兴趣。埃里克森认为，那些伴有“持续混乱”的无休止的青春期，有时说明个体难以摆脱那些他不喜欢的个性特征。一些年轻人想“全然做自己”，但又担心失去自我同一性，因此有些年轻人会感到非常愤怒，以至于他们会任性胡为，将情绪发泄到周围人身上。奥本海默在1925—1926年的种种问题和表现显然很符合这一论点。他投身于理论物理学，努力获取一个坚实的自我身份，但是那些伤疤依然存在。正如物理学家、科学史学家杰拉尔德·霍尔顿所说：“一些心理创伤仍然存在，尤其是他性格中的脆弱，就像地质断层一样，下一次地震时就会显露出来。”

伯恩菲尔德有时会谈到他治疗的个案。就像他的导师弗洛伊德一样，他讲话时不用讲稿，还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伯恩菲尔德是我听过的口才最好的讲者之一，”另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内森·阿德勒博士回忆道，“我总是侧耳细听，不仅听他讲话的内容，还注意他讲话的方式。这是一种审美体验。”奥本海默是小组中唯一的物理学家，在其他人的印象中，他对精神分析“有强烈的兴趣”。无论如何，奥本海默对心理学的好奇与他对物理学的兴趣不相上下。这让人又回想起泡利在苏黎世对伊西多·拉比的抱怨：奥本海默“似乎把物理学当副业，把精神分析当主业”。而他现在对形而上学依然很看重。因此在1938—1941年，他抽出时间参加了伯恩菲尔德的讨论小组，1942年这个小组促成了旧金山精神分析学会的成立。

奥本海默探索心理学的动机还来自他与琼·塔特洛克之间充满激情又反复无常的关系，琼当时正在接受精神科医生培训。虽然琼不是伯恩菲尔德每月的讨论小组的成员，但她认识其中一些人，后来作为医生培训的一部分，她还接受过伯恩菲尔德博士对她的分析。琼喜怒无常又喜欢内省，她和奥本海默一样痴迷于潜意识。此外，作为一位政治上的活跃分子，奥本海默在学习精神分析时选择一位像伯恩菲尔德博士这样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弗洛伊德派精神分析师也在情理之中。

奥本海默的一些老朋友对他突然出现的政治热情表示反感，尤其是欧内斯特·劳伦斯，他很同情奥本海默那些受迫害亲戚的困境，但在内心深处，他认为欧洲发生的事情与美国人无关。他分别对奥本海默和他的弟弟弗兰克表示过：“你们都是如此优秀的物理学家，不应卷入政治活动。”他说这些事情最好留给政治家去干。有一天，劳伦斯走进辐射实验室时看到奥本海默在黑板上写着：“将在布罗德为西班牙共和派举办慈善鸡尾酒会，欢迎实验室所有人参加。”劳伦斯怒不可遏地盯着这条通知，然后把它擦得一干二净。在劳伦斯看来，奥本海默的政治活动纯属惹是生非。

• 20世纪50年代，斯坦福大学董事会决定将医学院迁至帕洛阿尔托附近的斯坦福大学主校区，搬迁于1959年完成。——译者注

• 《第十二夜》是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浪漫喜剧。——译者注

• 这里是莎士比亚的故乡，也是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诞生地。——译者注

• 美国人民阵线是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左翼政治运动，是由各种进步和自由派组织组成的一个广泛联盟，旨在共同推动社会和经济改革，支持工会，反对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人民阵线在文化领域特别活跃，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其工作中宣传相关的社会和政治理念。二战后，随着美国反共情绪高涨，这一运动逐渐衰落。——译者注

• 作家大会是美国作家联盟的年会，该组织是由美国共产党于1935年成立的一个由美国小说家、剧作家、诗人、记者和文学评论家组成的联盟，参与者中有共产党员还有同情共产党的人士。——译者注

• 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可分为“为使用而生产”和“为交换而生产”，前者是出于产品本身的使用目的，后者主要是为了利润。——译者注

• 加尔文主义指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领袖约翰·加尔文提出并倡导的哲学和神学学说。加尔文主义对瑞士、荷兰和法国的资产阶级宗教改革影响甚大，并成为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旗帜。——译者注

• 自我同一性是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心理社会发展理论中的术语，亦称“自我认同”。它指的是个体把自己对自我现状、生理自我、社会期待、过去经验、现时经验、未来希望等多个层面的觉知统合成完整和谐的结构，形成人格发展中臻于社会成熟和自我肯定的状态。——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