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喜欢挑战有难度的事情”

告诉我，政治与真、善、美有什么关系？

——罗伯特·奥本海默

1930年春，奥本海默夫妇来帕萨迪纳看望他们的儿子。前一年秋天的股市崩盘让整个国家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萧条，所幸朱利叶斯在1928年就决定退休，卖掉了他在罗斯费尔德-施特恩公司的股份。他还卖掉了河滨路的公寓和贝肖尔的避暑别墅，和埃拉搬进了公园大道上一间小一点儿的公寓。奥本海默家族的财产毫发无损。父母一到，奥本海默就把他们介绍给了自己最好的朋友理查德和露丝·托尔曼。奥本海默夫妇和托尔曼一家共进了晚餐，朱利叶斯感到“很愉快”，他们还喝过几次茶。后来，露丝带他们去洛杉矶听了柴可夫斯基音乐会。朱利叶斯发现“（奥本海默）那辆改装过的克莱斯勒嗡嗡作响”，他决定不顾儿子的“强烈反对”给他买一辆新的克莱斯勒。朱利叶斯随后给儿子弗兰克写信说：“现在，你哥哥有了辆新车，他非常喜欢它，开车比以前慢了差不多一半，所以我们期望不会再发生事故。”奥本海默将他的新车命名为“迦玛列”，古代许多著名的拉比都曾叫这个希伯来语的名字。在青少年时期，奥本海默曾试图隐藏自己的犹太人血统，而现在他可以大方地公之于众，这说明他越发自信，也越发成熟。

与此同时，弗兰克在给奥本海默的信中抱怨道，他熟悉的那位兄长已经“不见踪影”。奥本海默回信反驳说这不是实情。尽管如此，奥本海默还是意识到比他小8岁的弗兰克在欧洲的这两年一定长大了不少。“为了让你还能认出我，你只要记住我身高6英尺、黑头发、蓝眼睛，现在嘴唇上有皲裂，而且你叫‘弗兰克’，我就会答应。”

随后，他回答了弟弟提出的问题：“如何明智地对待情绪？”奥本海默的回答说明他仍然很迷恋心理学，他写道：“……我个人的观点是，一个人应该利用情绪，而不要被它们严重影响。因此，一个人应该尽量利用快乐的时候做那些需要快乐情绪的事情，在冷静清醒的时候做自己想做的工作，而情绪低落的时候就体会痛苦。”

与大多数教授相比，奥本海默更喜欢与学生们泡在一起。“我们简直形影不离。”埃德温·尤林说。周日早上，奥本海默经常去尤林夫妇的公寓，边吃早餐边听纽约交响乐团的广播。每周一晚上，奥本海默和劳伦斯都会主持一个物理学的学术研讨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都可以参加。他们把它戏称为“周一晚间杂志俱乐部”，部分原因是他们讨论的焦点通常是最近在《自然》或《物理评论》上发表的文章。

奥本海默和他的博士生梅尔巴·菲利普斯短暂地约会过，一天晚上他开车带她去伯克利山的格尼兹利峰，那里可以远眺旧金山湾的美景。奥本海默给菲利普斯裹上毯子后说：“我去走走，马上回来。”不久他就回来了，又匆匆地靠近车窗说：“梅尔巴，我想走回家，不如你把车开下山吧？”然而，当时梅尔巴在打瞌睡，没有听到他的话。于是她醒来后就一直耐心地等奥本海默回来，但两小时后还是没有他的踪影，她拦住了一个路过的警察说：“我的同伴去散步了，几个小时了，他还没有回来。”考虑到最坏的可能，警察开始在灌木丛中搜寻奥本海默的尸体。菲利普斯最终开着他的车回了家，警察去了奥本海默在教员之家的宿舍，他们在那里把睡眼惺忪的奥本海默从床上叫了起来。他向警察道歉，解释说自己已经把菲利普斯小姐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您知道，我这人确实有点儿古怪。我就一直走啊走，走到家就上床睡觉了。实在很抱歉。”一名和警察一起巡逻的记者听到了这个故事，第二天的《旧金山纪事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则题为“健忘教授撇下女孩自己回家”的短篇报道，这是奥本海默第一次被媒体曝光。世界各地的报纸都报道了这个故事，弗兰克·奥本海默碰巧在英国剑桥的一份报纸上读到了这件事。当然，奥本海默和梅尔巴都感到有些难堪，他向朋友们辩解说，他告诉了梅尔巴他要走路回家，但是她肯定是睡着了，没听到他的话。

1931年，奥本海默搬进了沙斯塔路2665号的一套公寓，它在一栋小房子的低层，这栋房子坐落在伯克利山的一个之字形弯道边上。他经常邀请学生来家里共进晚餐，简单的晚餐总少不了“奥比炒蛋”，再配上墨西哥辣椒，还有佐餐的红酒。有时，客人们会尝到他调制的马丁尼，他调的酒酒劲儿很大，摇匀的过程就像一场精心准备的演出，之后他会把酒倒入冰镇过的玻璃杯。有时，他会在马丁尼酒杯的边上蘸点儿酸橙汁和蜂蜜。无论冬夏，他总是大敞着窗户，所以冬天他的客人们会挤在大壁炉边，那个壁炉在镶着深色木板的客厅里格外显眼，客厅墙上挂着新墨西哥州的印第安地毯。奥本海默的父亲给了他一件毕加索的小幅版画，他把它挂在了墙上。如果大家聊够了物理学，谈话可能会转向艺术或文学，或者奥本海默会提议看电影。在这座小红木屋子中，可以欣赏到旧金山和金门大桥的景色。奥本海默称它为“世界上最美丽的港口”。从高处的道路望下去，这座房子几乎完全被桉树、松树和金合欢树遮蔽。他告诉弟弟弗兰克，他通常睡在门廊上，“这里有雅基人还有星星，我就想象自己躺在佩罗卡连特的门廊上”。

这些年来，奥本海默在工作场合一直穿着灰色西装、蓝色棉布衬衫和笨重的黑色圆头皮鞋，那双鞋虽然有年头了，但擦得很亮。在校园外，他会换下这身学术制服，穿上了蓝色的工装衬衣和褪了色的蓝色牛仔裤，系上一条宽大的皮带，上面还有一个墨西哥银制皮带扣。他那修长的手指因尼古丁而被染成了深黄色。

奥本海默的一些学生开始有意无意地模仿他的怪癖，他们被称为“呢姆男孩”，因为他们还会模仿他那“呢姆……呢姆……”的哼声。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物理学家几乎都烟不离手，他们抽契斯特菲尔德牌香烟，这是奥本海默喜欢的牌子；他们还像他一样，只要有人掏出香烟，他们就会点着自己的打火机。“他们模仿他的手势、习惯和语调。”罗伯特·瑟伯尔回忆道。伊西多·拉比说：“奥比就像一只蜘蛛，身处一张关系网中。有一次，我在伯克利对他的几个学生说了一句，‘我看出你们是在装天才’，结果转天奥比就知道了我说的话。”有人会觉得这就像邪教或神秘组织一样令人讨厌。埃德温·尤林说：“我们不能喜欢柴可夫斯基，因为奥比向来都不喜欢柴可夫斯基。”

他的学生总能感觉到他与大多数物理学家的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他阅读的书籍覆盖面非常广，并不限于自己研究的领域。哈罗德·彻尼斯回忆说：“他读了很多法国诗歌，而且几乎读了所有新出版的作品（小说和诗歌）。”彻尼斯见过他读古希腊诗人的诗歌，也见过他读海明威等当代小说家的作品。他特别喜欢海明威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

即使在大萧条时期，奥本海默的生活也相当富足。1931年10月，当他晋升为副教授时，他的年薪是3 000美元，而且他的父亲还在继续为他提供资助。朱利叶斯出售公司股份的所得虽不足以建立一个他期望中的独立基金会，但已足以设立一个信托基金，“这样奥本海默就永远不用被迫放弃他的研究工作”。

和他的父亲一样，奥本海默天生慷慨大方，他总是乐于和学生们分享他对食物和葡萄酒的绝佳品位。在伯克利的时候，主持完傍晚的研讨会，他经常邀请一屋子的学生到旧金山最好的餐厅之一——杰克餐厅共进晚餐。1933年之前，美国仍在施行禁酒令，但据一位老朋友说，奥本海默“知道旧金山所有最好的餐馆和地下酒吧”。那时从伯克利到旧金山还得坐轮渡，在码头等候时，所有人都会去码头边上的酒吧喝上一杯（1933年之后）。他们到了萨克拉门托街615号的杰克餐厅后，奥本海默会挑选葡萄酒，他还指导学生们从菜单上点菜，而且从来都是由他做东。他的一位学生说：“许多人都没体验过这个充斥着美食、美酒和奢华生活的世界。奥本海默把我们带进了一种陌生的生活方式……我们也学到了一些他的品位。”奥本海默大约每周都会顺道去一趟利奥·内德尔斯基的住处，他的许多学生都租住在那里，包括J.富兰克林·卡尔森和梅尔巴·菲利普斯。只要他在的时候，晚上10点钟差不多都会端上茶和蛋糕，大家围坐在一起玩挑圆片游戏，讨论各种各样的话题。午夜前，大多数人都会散去，但有时也会聊到凌晨两三点。

1932年春季学期末的一个晚上，奥本海默告诉大家卡尔森的论文需要大家帮忙，因为他的抑郁症又发作了。“他已经完成研究工作，”奥本海默说，“现在需要写成论文。”作为回应，其他学生纷纷参与进来，他们组建了一个小型生产组，菲利普斯回忆说：“卡尔森写初稿，内德尔斯基编辑……我校对并完成论文中的所有方程。”那年6月，卡尔森的论文被接收，他在1932—1933学年担任奥本海默的研究助理。

每年春天一到，在4月伯克利的学期结束后，奥本海默的学生都会跟随他南下375英里到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春季学期他在那里任教。他们干脆放弃了在伯克利租的公寓，以每月25美元的价格搬进了帕萨迪纳的花园小屋。此外，到了夏天，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会跟着奥本海默去安阿伯待几周，参加密歇根大学的夏季物理研讨会。

1931年夏，奥本海默在苏黎世的老师沃尔夫冈·泡利出现在了安阿伯的研讨会上。在一次会议中，泡利不停地打断奥本海默的发言，直到另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H.A.克拉默斯脱口而出：“闭嘴吧，泡利，让我们先听听奥本海默怎么说，然后你可以指出他错得有多离谱。”这种尖酸刻薄的戏谑反而凸显出奥本海默那恣意飞扬的才华。

1931年夏，埃拉·奥本海默病倒了，她被诊断患有白血病。1931年10月6日，朱利叶斯给奥本海默发电报说“母病危，时日无多……”奥本海默赶回家，彻夜守候在母亲床边，他发现她“衰弱不堪，奄奄一息”。他写信给欧内斯特·劳伦斯说：“我和她聊了几句，她感到疲惫和难过，但是没有丝毫绝望，真不可思议，她依然那么和蔼可亲。”10天后，奥本海默在信中说母亲的生命危在旦夕，“她现在已经不省人事，随时可能离去。现在我们不禁心存一丝感激，她终于不用再受苦了……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嗯，加利福尼亚’”。

在他母亲弥留之际，奥本海默以前的老师赫伯特·史密斯来到家里安慰他。他们闲聊了几个小时后，奥本海默抬头说：“我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埃拉于1931年10月17日去世，享年62岁，那时奥本海默27岁。他们家的一位友人安慰他说：“你知道的，你母亲非常爱你。”他轻声嘟囔着回应说：“是的，我知道。也许她太爱我了。”

沉浸在悲痛中的朱利叶斯依然在纽约生活，但不久之后，他开始定期去加利福尼亚看望儿子。父子俩的关系日益密切，奥本海默尽力让父亲融入自己的生活，此举让他在伯克利的学生和同事们颇为感动。1932年冬，父子俩合住在帕萨迪纳的一所小房子里，那学期奥本海默在那里任教。奥本海默每天都和父亲共进午餐，每周有一晚他会带父亲参加在加州理工学院举办的精英人士餐会，这一活动被奥本海默用德语称为Stammtisch（常客预留桌位），晚宴上有指定的讲者发表演讲，然后是热烈的讨论。参加这些活动让朱利叶斯感到非常开心，他给弗兰克写信说：“这些活动有趣极了……我认识了你哥哥的许多朋友，不过我想我并没有打扰到他。他一直忙来忙去，他还和爱因斯坦进行过几次简短的会谈。”每周朱利叶斯会与露丝·尤林打两次桥牌，他们成了好朋友。“没人能像朱利叶斯那样让一个女人感到自己如此重要，”露丝后来回忆说，“他为自己的儿子感到相当自豪……他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培养出奥比这样的孩子。”朱利叶斯还热衷于谈论艺术，1936年夏，露丝到纽约看望他时，他自豪地向她展示了自己收藏的画作。她回忆说：“他让我顶着烈日在优美的梵高作品前坐了一整天，就是为了看光线带来的变化。”

在奥本海默介绍给父亲的朋友中还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梵文教授阿瑟·W.赖德，他是支持胡佛的共和党人，言辞犀利地反对传统观念。在他眼中，奥本海默让人“着迷”，而在奥本海默看来，赖德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奥本海默的父亲也有同感，朱利叶斯说：“赖德令人感到惊奇，透过他严肃的外表可以窥视到那温柔至极的灵魂，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混合体。”奥本海默后来称赞赖德让他重新“感觉到伦理的重要性”。奥本海默说，作为一位学者，他“像一个禁欲主义者一样感受、思考和交谈”。他认为赖德是罕见的“有悲剧人生观的人，他认为得救赎还是下地狱完全取决于人的行为。赖德认为，一个人可能会犯下无可挽回的错误，跟这件事相比，其他事情都是次要的”。

作为朋友，赖德吸引奥本海默的不只是他的为人，还有他的专业——古老的梵文。没过多久，赖德就开始在每周四晚上亲自教奥本海默梵文。“我正在学习梵文，”奥本海默在给弗兰克的信中写道，“我非常喜欢，我又享受到了做学生的奢侈。”尽管大多数朋友都觉得这个新爱好有点儿奇怪，但是介绍奥本海默认识赖德的哈罗德·彻尼斯认为这很好理解。“他喜欢挑战有难度的事情，”彻尼斯说，“因为大多数事情对他来说都轻而易举，只有那些真正困难的事情能吸引他的注意力。”而且，奥本海默“喜欢神秘的、扑朔迷离的东西”。

得益于良好的语言天赋，不久奥本海默就能够阅读《薄伽梵歌》了。“它既浅显易读又引人入胜。”他写信告诉弗兰克。他还对朋友们说，这部名为“神之歌”的古老印度教经典是“所有语言中最美的哲学之歌”。赖德送了奥本海默一本粉红色封面的《薄伽梵歌》，这本书被放在离他书桌最近的书架上。从此，奥本海默喜欢把《薄伽梵歌》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朋友们。

奥本海默痴迷于学习梵文，1933年秋，他的父亲又给他买了一辆克莱斯勒轿车，他给它起名为“迦楼罗”，这是印度神话中的巨鸟神，是毗湿奴飞行时的坐骑。《薄伽梵歌》是梵文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核心内容，它记录了大神的化身黑天和人类英雄阿周那王子之间的对话。在即将率领他的部队进行殊死搏斗之际，阿周那却拒绝参加与亲人朋友的对战。黑天说，阿周那必须履行他作为战士的使命——战斗和杀戮。

1926年那次心理危机后，奥本海默一直在努力获得某种内心的平衡。修行和工作一直为被他奉为圭臬，但现在他有意识地把它们上升为一种人生哲学。1932年春，奥本海默给弟弟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对此做了一番解释。他认为修行“对灵魂有益这一事实，比其他任何所谓的好处都更为根本。虽然修行只是方式之一，但是我相信通过修行可以获得内心的宁静，还会从肉身的烦扰中获得有限却无比珍贵的解脱……只有超脱于这个世界，才能拯救这个世界。我相信，通过修行我们能学会在逆境中保全那些对我们的幸福至关重要的东西，并毫不犹豫地放弃那些曾经貌似不可或缺的东西”。只有通过修行，才能让“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不被个人欲望扭曲，也就更容易接受尘世的困苦和恐怖”。

像许多痴迷于东方哲学的西方知识分子一样，身为科学家的奥本海默在东方哲学的神秘主义中找到了慰藉。而且，他知道自己并不孤单，他极为崇拜的一些诗人，比如叶芝和艾略特，也曾经读过《摩诃婆罗多》。他在写给20岁的弗兰克的信中总结道：“因此，我认为，对于所有能变成修行的事情，比如学习、我们对人民和国家的责任、战争、个人的困苦甚至维持生计，我们都应对它们满怀感激。因为只有通过它们，我们才能获得一点点超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体会到平静。”

看上去年近三十的奥本海默已经在寻找一种世俗中的超脱，换句话说，他希望以科学家的身份与现实世界打交道，同时又能超然世外。他并不想逃避到一个纯粹的灵性世界，他在寻找的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内心的平静。《薄伽梵歌》中的人生哲学似乎正适合一个渴望入世又热衷感官享受的知识分子。他最喜欢的梵文作品之一是抒情长诗《云使》，诗中描写的爱情远隔千山万水，从裸女的膝头一直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山巅。“我和赖德一起读《云使》，”他在给弗兰克的信中写道，“它让人轻松喜悦，沉醉其中……”他也非常喜欢梵语短诗集《三百咏》，其中包含了一些充满宿命论的诗句：

击溃敌人……

掌握所有学问，

还有各门技艺……

你或许无所不能，

可是业力只手就能阻挡一切，

只有注定之事才会发生。

与《奥义书》不同，《薄伽梵歌》推崇的是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因此，它符合奥本海默在伦理文化学校接受的教育，但两者也存在一些重要的差异。《薄伽梵歌》里的因果报应、命运和世俗责任的观念似乎与伦理文化协会的人道主义精神不符。阿德勒博士贬斥任何宣扬宿命的“历史规律”的教义，与之相对，伦理文化运动强调个人意志的作用。正是因为不相信宿命论，约翰·洛夫乔伊·埃利奥特才会在曼哈顿下城移民聚居的贫民区从事社会工作。《薄伽梵歌》中的宿命论之所以对奥本海默有吸引力，或许部分原因是他正在经历一次迟来的叛逆期，他反抗的正是他年轻时接受的教育。伊西多·拉比就持这种观点。拉比的妻子海伦·纽马克是奥本海默在伦理文化学校的同学，拉比后来回忆说：“从与他的谈话中，我感觉他对学校并没有太深的感情。过多的伦理文化教育对于那些萌芽状态的知识分子可能有害，因为他们希望以更深刻的方式了解人与人的关系及人在宇宙中的位置。”

拉比推测，伦理文化学校给年少的奥本海默留下的遗产已经成为束缚他手脚的负担。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自身行动的全部后果，有时甚至良好的发心也会导致不良的结果。奥本海默熟谙伦理道德，但他又胸有大志、博学多才、充满好奇。就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他能充分意识到生活的复杂性，也许这反而让他做起事来感觉束手束脚。奥本海默后来对这个困境进行了贴切的反思：“和所有人一样，我可以做出决定后就行动，或者我也可以反思一下我的动机、我的个性特点、我的优点和缺点，以及我为何要如此行事。上述因素都在左右我们的人生，但它们之间显然会发生冲突。”费利克斯·阿德勒在伦理文化学校时就不断对自己“进行自我分析和自我评估，对人对己，他都采用一视同仁的高标准”。但是当奥本海默年近三十时，他对这种无休止的自我反省越来越不耐烦。正如日裔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土屋指出的，《薄伽梵歌》为这种心理困境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投入工作、尽职尽责、严于律己，至于结果不必纠结。奥本海默非常清楚自己行为的后果，但是，和阿周那一样，他被驱使去履行自己的职责。最终责任（和野心）压倒了他的怀疑，尽管他心中尚存疑虑，但他始终明白是人就会犯错。

1934年6月，奥本海默重返密歇根大学的物理学暑期班，他在讲座中谈到了自己对狄拉克方程的最新看法。这次讲座给罗伯特·瑟伯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他还是一位年轻的博士后，他当场决定将自己的研究工作从普林斯顿大学转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瑟伯尔开车抵达伯克利一两周后，奥本海默请他去了一家电影院，他们在那里看了由罗伯特·蒙哥马利主演的惊悚片《荒林艳骨》。这是他们二人一生友谊的开始。

瑟伯尔的父亲是费城的一位律师，在政界人脉很广。瑟伯尔显然从小就在左翼的政治氛围中长大。他的父亲出生在俄国，父母都是犹太人。在瑟伯尔12岁时，他母亲去世了。没过多久，他父亲就再婚了，娶了壁画家、陶艺家弗朗西丝·利奥弗，根据联邦调查局的文件显示，她后来加入了共产党。罗伯特·瑟伯尔很快成为利奥弗大家庭的一员，这个大家庭的核心人物是他继母的叔叔莫里斯·V.利奥弗和他的妻子珍妮。莫里斯·V.利奥弗是费城的一位医生，他极富感召力。利奥弗家中经常举办政治和艺术沙龙，这里的常客包括戏剧家克利福德·奥德兹、左翼记者I.F.斯通和诗人琼·罗伊斯曼，后者后来嫁给了出庭律师伦纳德·布丁，他是一位左翼自由主义者。莫里斯·V.利奥弗和珍妮有两个女儿，小女儿叫夏洛特·利奥弗，罗伯特·瑟伯尔对她非常着迷。1933年，夏洛特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后不久，他俩就举行了婚礼。夏洛特的政治理念继承自政治上激进的父亲，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作为一名满怀热情的政治活动家，她参与过各种各样的左翼事业。尽管多年后联邦调查局得出结论说“没有确切证据表明罗伯特·瑟伯尔是共产党员”，但是毋庸置疑，瑟伯尔的政治倾向显然是偏左的，考虑到他的这些家庭成员，这一点也不足为奇。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时，瑟伯尔和奥本海默一起研究理论物理学，他在几年内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其中有7篇是他和导师合著的。论文涉及宇宙射线粒子、高能质子的衰变、高能级核光电效应和恒星的核反应内核等课题。奥本海默告诉劳伦斯，瑟伯尔是“他的合作者中屈指可数的真正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

除了在工作上，他们私下也是亲密的朋友。1935年夏，奥本海默邀请瑟伯尔夫妇到新墨西哥州小聚，可是瑟伯尔对佩罗卡连特的生活条件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他们在土路上开了好几个小时才到那里，瑟伯尔夫妇抵达后，他们发现那里已经住了弗兰克·奥本海默、梅尔巴·菲利普斯和埃德温·麦克米伦。奥本海默若无其事地跟他们打了招呼还提议说，由于小屋已经住不下了，或许他们应该带两匹马，向北骑80英里到陶斯。这意味着要骑整整3天，翻越海拔12 500英尺的吉科里亚山口。可是瑟伯尔根本就没骑过马！在奥本海默的指导下，瑟伯尔夫妇骑上了马，他们只带了一套换洗的袜子和内衣、一把牙刷、一盒巧克力全麦饼干、一品脱威士忌和一袋用来喂马的燕麦。3天后，浑身肌肉酸痛的瑟伯尔夫妇到了陶斯，因为骑行时间太长，他们的腿都磨破了。在陶斯牧场的小旅馆住了一晚后，他们又骑马回去见奥本海默。一路上，夏洛特两次从马背上摔下来，抵达目的地时，她的外套上沾满了血。

佩罗卡连特的生活条件很艰苦。那里海拔近9 000英尺，稀薄的空气让许多初来乍到的人呼吸困难。“在那里的头几天，”瑟伯尔后来写道，“任何体力劳动都会让人喘不过气来。”那时奥本海默兄弟已经租下牧场5年，但是牧场小屋里的家具仍然寥寥无几：几把简单的木椅、一张摆在壁炉前的沙发，还有地上铺的一张纳瓦霍地毯。弗兰克从高处接了一根管子将泉水引入小屋，这样就有了自来水，但也就仅此而已。不久瑟伯尔发现，对奥本海默来说，牧场不过是在荒野间长途跋涉时歇脚的地方。他回忆说，有一次，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他和奥本海默一起骑马来到了一个岔路口，奥本海默说：“往那边走离家有7英里，走这条路虽然远一点儿，但是夜色要美得多！”

尽管条件艰苦，1935—1941年，瑟伯尔夫妇每年夏天都会在佩罗卡连特待一段时间。奥本海默还邀请过许多人到访牧场。有一次，他遇到了在附近远足的德裔物理学家汉斯·贝特，并说服他顺道来做客。其他到访过的物理学家有欧内斯特·劳伦斯、乔治·普拉契克、沃尔特·埃尔泽塞尔和维克托·魏斯科普夫，他们都在那里待过几天。所有来拜访的人都惊讶地发现，他们这位看似弱不禁风的朋友竟然沉溺于这种艰苦的生活。

有时，奥本海默的探险活动与意外只有一步之遥。有一次，他和三个朋友（乔治·乌伦贝克、埃尔斯·乌伦贝克和罗杰·刘易斯）在圣菲鲍尔迪峰东侧的凯瑟琳湖露营过夜。由于海拔高，奥本海默和另外两个人突然出现了高原反应。他们在睡袋里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夜晚，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有两匹马跑掉了。尽管如此，奥本海默还是说服他们爬上了北特鲁查斯峰，它海拔13 024英尺，是桑格雷-德克里斯托山脉南部的最高峰。他们在雷雨中登上了山顶，然后不得不浑身湿透地下了山，一路走回到洛斯皮诺斯，他们抵达后凯瑟琳·佩奇招待他们喝了烈酒。第二天早上，那两匹弃他们于不顾的马又出现了，看见身穿粉红色睡衣的奥本海默正跑着把它们赶回围栏，埃尔斯不禁大笑起来。

直到1934年，奥本海默都没对时事或政治表现出什么兴趣。与其说他无知，不如说他漠不关心，而且肯定他也不是个政治上的活跃分子。后来他还一度为了显示自己政治上的天真炮制了一个故事：他声称自己既没有收音机也没有电话，从来不看报纸或杂志，这无非是为了说明他对政治时事漠不关心。他还喜欢讲一件事：1929年10月29日股市大崩盘后好几个月，他才第一次听说这个新闻。他说在1936年总统大选之前，他从未在选举中投过票。“对我的许多朋友来说，”他在1954年作证时说，“我对时事漠不关心似乎很奇怪，他们经常指责我不食人间烟火。我对别人和他们的人生经历感兴趣，我对自己从事的科学研究也很有兴趣，但是我对人与社会的关系一无所知。”多年后，罗伯特·瑟伯尔提到，奥本海默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不谙世故、离群索居、缺乏美感、不问世事的人，所有这一切与他的真实情况完全相反”。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奥本海默身边的朋友和同事都非常关注政治和社会问题。奥本海默从1931年秋天起租住的沙斯塔路2665号公寓的房东是玛丽·埃伦·沃什伯恩，她是一位身材高挑、很有威严的女人，喜欢穿着鲜艳的蜡染长裙，并且热衷于社交。她的丈夫约翰·沃什伯恩是一名会计，他也许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过经济学。他们家多年以来一直是伯克利知识分子的社交中心，正如玛丽·埃伦·沃什伯恩本人一样，这些人中有许多都是左翼分子的同情者。联邦调查局后来得出的结论是，玛丽·埃伦·沃什伯恩是“阿拉梅达县共产党的活跃分子”。

从20世纪20年代起，年轻的法国文学教授哈康·希瓦利埃就开始参加沃什伯恩举办的聚会。在这些聚会上还能见到瑟伯尔夫妇，还有一位名叫琼·塔特洛克的年轻漂亮的医学生。很自然，作为住在楼下的单身汉，奥本海默会顺便参加这些社交活动。他总是彬彬有礼，所有人都为他着迷。但有一天晚上，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一首诗时，客人们听到约翰·沃什伯恩醉醺醺地嘟囔着：“自希腊悲剧诞生以来，还从未听过像罗伯特·奥本海默这种喋喋不休的装腔作势。”

梅尔巴·菲利普斯回忆说：“我们从不公开谈论政治。”奥本海默曾对利奥·内德尔斯基说：“我认识三个对政治感兴趣的人。请告诉我，政治与真、善、美有什么关系？”但1933年1月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后，政治开始侵入奥本海默的生活。到那年4月，德国的犹太教授都被立即开除。一年后，也就是1934年春，奥本海默收到了一封通知函，号召大家资助那些想从纳粹德国移居海外的物理学家。他立即同意在两年内每年捐出他3%的工资（大约每年100美元）。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奥本海默在哥廷根时的教授詹姆斯·弗兰克博士可能就是该基金资助的难民之一。希特勒刚上台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两次获得铁十字勋章的弗兰克是少数几个被允许留任的犹太物理学家之一。但一年后，他因为拒绝解雇其他犹太人而被迫流亡。1935年，他在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物理。同样，马克斯·玻恩也在1933年被迫逃离哥廷根，后来他在英国教书。

毫无疑问，来自德国的消息令人担忧，但是到1934年，伯克利的后院发生的政治动荡也让人无法置身事外。近5年的大萧条使数百万普通人陷入贫困。1934年年初，劳资纠纷演变成了暴力事件。1月下旬，因皮里尔河谷的3 000名生菜采摘工人举行了罢工。代表雇主利益的警察采取行动，逮捕了数百名工人。罢工很快被镇压，工资从每小时20美分下降到15美分。然后，在1934年5月9日，超过12 000名码头工人在西海岸沿线的港口设立了警戒线。到6月底，码头罢工使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的经济几乎陷入停滞。7月初，当局试图开放旧金山港口，警察向数千名码头工人投掷催泪弹，随后发生了暴乱。4天的小规模冲突后，几名警察朝人群开枪，结果3名男子受伤，其中两人死亡。1934年7月5日，被称为“血腥星期四”。同一天，共和党州长命令加州国民警卫队对街道实施管制。

11天后，也就是7月16日，旧金山工会举行了总罢工，整个城市瘫痪了4天。联邦调解员最终介入，到7月30日，西海岸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结束，码头工人复工。虽然他们的薪资要求几乎都未实现，但是所有人都清楚工会取得了重大的政治胜利。罢工让码头工人的困境得到了公众的同情，并极大地促进了工会运动。1934年8月28日，激进作家厄普顿·辛克莱以绝对优势赢得民主党州长候选人提名，这让加州建制派感到震惊，它也标志着政治气氛已明显偏向左翼。尽管辛克莱在大选中失败了——部分原因是共和党人恶意诽谤和制造恐慌，但加州的政治面貌已经彻底改变。

奥本海默和他的学生们不可能对这些重大事件熟视无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内部也分裂出罢工的反对者和支持者。1934年5月9日，码头工人开始罢工时，物理系的保守派教师伦纳德·洛布招募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橄榄球运动员来破坏罢工。值得注意的是，奥本海默后来邀请了他的几位学生，包括梅尔巴·菲利普斯和罗伯特·瑟伯尔，和他一起参加在旧金山一个大礼堂举行的码头工人集会。“我们坐在高高的楼座上，”瑟伯尔回忆说，“结束的时候，我们被罢工者的热情所感染，和他们一起喊：‘罢工！罢工！罢工！’”之后，奥本海默去了朋友埃丝特尔·卡昂的公寓，有人介绍他认识了颇有号召力的码头工人工会领袖哈里·布里奇斯。

1935年秋，弗兰克·奥本海默结束了在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为期两年的学习，回到了加州理工学院，他获得了那里的研究生奖学金。奥本海默的老朋友查尔斯·劳里森同意担任弗兰克的论文指导老师。弗兰克立即投身于β射线光谱学的研究，他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就研究过这个课题。弗兰克回忆说：“作为一名刚入学的研究生，能弄清楚自己想做什么，这真令人兴奋。”

奥本海默仍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州理工学院之间奔波，每年春末他都会去帕萨迪纳，和他的好朋友托尔曼夫妇住在一起。托尔曼夫妇在校园附近建造了一栋粉刷成白色的西班牙风格的房子，房子的后院有一个郁郁葱葱的花园和一间单卧客房，奥本海默来的时候都住在那里。奥本海默在1929年春结识了托尔曼夫妇，那年夏天，这对夫妇参观了奥本海默在新墨西哥州的牧场。奥本海默后来说他与托尔曼夫妇的关系“非常亲密”。他钦佩理查德·托尔曼“充满智慧又兴趣广泛，除了物理学的各个领域，他感兴趣的东西还有很多”，他也很欣赏“聪明绝顶又非常可爱的”露丝·托尔曼。露丝当时是一名临床心理学家，正在读研究生。对奥本海默来说，托尔曼夫妇“让他在可怕的南加州时如同置身于温馨的小岛”。晚上，托尔曼经常请人来吃便饭，出席者有弗兰克和奥本海默的其他朋友，如莱纳斯·鲍林、查尔斯·劳里森、罗伯特和夏洛特·瑟伯尔，以及埃德温和露丝·尤林。弗兰克和露丝经常会演奏长笛。

1936年，为了能让瑟伯尔担任自己的研究助理，奥本海默竭力游说伯克利的物理系。物理系主任雷蒙德·伯奇勉为其难地答应给瑟伯尔1 200美元的年薪。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奥本海默多次想给瑟伯尔谋个助理教授的职位，但伯奇坚决反对，他写信给另一位同事说：“系里有一个犹太人就够了。”

虽然奥本海默当时并不知情，但是他对反犹主义可不陌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上流社会中的反犹主义不断高涨。许多大学仿效20年代初哈佛大学的政策，限制犹太学生的数量。纽约、华盛顿和旧金山等大城市的精英律师事务所和社交俱乐部都将特定种族和信仰的人排除在外。在这一点上，加州的权势圈子与东海岸如出一辙。不过，因为奥本海默并不像他的朋友欧内斯特·劳伦斯那样渴望跻身加州的权势阶层，所以他对自己的处境很满意。“我已经决定在哪里安身。”他回忆说，而这里让他感到“心满意足”。

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他没有再去欧洲，除了在新墨西哥州过暑假和参加安阿伯的夏季研讨会，他甚至都从未离开过加利福尼亚州。哈佛大学提出，如果他肯搬到那里，他的薪水将翻一番，他对此置之不理。1934年，新成立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曾两次诱惑奥本海默离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但他态度坚决地表示：“在那种地方，我简直毫无用武之地……”他写信给弟弟说：“我拒绝了这些诱惑，因为我更看重自己目前的工作，在这里，我相信自己尚能发挥作用，而且上好的加州葡萄酒可以慰藉研究物理学的艰辛和人类低能的头脑。”他认为自己“还算不上成年，只是长大了一点儿”。这一时期，他的理论研究工作蒸蒸日上，部分原因是他每周只需上5个小时的课，于是他“有大量时间从事物理学研究，还可以干很多别的事情”。接下来，他遇到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女人。

• 奥本海默显然被这部体现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古代史诗打动了。他在苏黎世时就认识的老朋友伊西多·拉比在经过伯克利时得知了奥本海默正在研究梵文，拉比很好奇：“为什么不研究《塔木德》呢？”

• 印度古代诗人、戏剧家迦梨陀娑（4世纪—5世纪）的长篇抒情诗，讲述的是一个药叉（又译夜叉，印度神话中的小神）由于怠忽职守受到贬谪，不得不离开爱妻。几个月后，雨季来临，他托天上的云彩捎口信给留在北方的妻子。——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