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越来越必然的是”

这是他人生中有决定意义的一周，这是他告诉我的……从那个周末开始，奥本海默与共产党渐行渐远。

——维克托·魏斯科普夫

1939年8月24日，苏联宣布在前一天与纳粹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此举震惊了全世界。一周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和苏联同时入侵波兰。在给物理学家威廉·福勒的信中，奥本海默谈到了自己对时局变化的看法：“对于苏德签订的条约，我知道查尔斯·劳里森肯定会惆怅地说上一句‘我早就告诉过你们了’，但是我对这个把戏还没有什么结论，除了德国人觊觎波兰这一点。这真是糟透了。”

在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圈子里，最富争议的时事莫过于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许多美国共产党人因此退党。正如希瓦利埃所说，苏德签订的条约“让许多人感到困惑和不安”，不过他的说法明显有些轻描淡写。但是，希瓦利埃仍然对共产党忠心耿耿，并辩称该条约是一项必要的战略决策。1939年8月，希瓦利埃和其他400人在《今日苏联》1939年9月号上联名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抨击了“声称苏联和极权主义国家相差无几的荒唐诽谤”。公开信上并没有出现奥本海默的名字。据希瓦利埃说，1939年秋，“奥比进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力分析……他用一种浅显易懂的方式陈述了事实和论点，如此一来打消了人们的疑虑，坚定了他们的信心”。希瓦利埃声称，当时共产党人突然变得不得人心，甚至在加州的知识分子中也不受欢迎，奥本海默耐心地解释说，纳粹和苏联的条约与其说是为了建立同盟关系，不如说是西方在慕尼黑对希特勒采取绥靖政策所致。

人们对战争歇斯底里的反应让希瓦利埃忧心忡忡，这股浪潮似乎正在把“多年的自由主义者变成反动分子，把爱好和平的人变成战争贩子”。一天大半夜，参加完美国作家联盟的会议后，希瓦利埃在回家路上顺便去了奥本海默的寓所。那时奥本海默还没睡，他正在准备一个物理学讲座。奥本海默先请他喝了一杯，然后希瓦利埃说明了来意，他需要奥本海默协助编辑一本由联盟赞助的反战小册子。为了帮朋友忙，奥本海默坐下来读了手稿。读完后，他站起来说：“这不行。”他让希瓦利埃坐在他的打字机前，然后他开始口述全新的稿件。一小时后，希瓦利埃带着“一份全新的文稿”离开了。

奥本海默本人并不是美国作家联盟的成员，他编辑这本小册子只是出于友情。在重新起草后，这本小册子慷慨激昂地主张美国远离欧洲战争。奥本海默也许还在1940年2月和4月分别帮助撰写或编辑了另外两本小册子，它们的标题都是“致同仁书”，署名均为“加州共产党高校教工委员会”。这些小册子旨在解释欧洲战争的后果，1 000多份小册子被寄给了西海岸各大学的人员。

据希瓦利埃说，奥本海默不仅起草了这些报告，还承担了印刷和寄送的费用。这些小册子的存在，还有希瓦利埃的声明，都成了奥本海默党员身份之争的一部分。戈登·格里菲思证实了希瓦利埃关于奥本海默参与了这些小册子制作的说法。“它们是用昂贵的铜版纸印制的，毫无疑问是奥比付的钱。他不是唯一的作者，但他对它们感到特别自豪……行文中没有艰涩的术语，文笔优雅，内容令人信服。”

1940年2月20日的一本小册子上写道：“欧洲战争的爆发深刻地改变了我们自己的政治发展进程。在过去的一个月，罗斯福新政遇到了一些怪事。我们眼见它受到了攻击，而且越来越必然的是它会遭到抛弃。自由派人士对民主阵线运动越发感到气馁，而红色迫害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全民运动。反动势力蠢蠢欲动。”

希瓦利埃在一次采访中坚称这些都是奥本海默特有的语言。“你能认出他的风格，他有一些写作习惯，用一些特定的词。比如，‘越来越必然’，这就是他的典型用词。在这样的语境中，你通常不会看到有人用‘必然’这个词。”但是，希瓦利埃的证据过于单薄，仅凭这一点无法确定奥本海默就是小册子的作者，但它确实表明奥本海默可能参与了草稿的编辑。虽然“越来越必然”听起来确实像奥本海默的风格，但小册子中的其他许多内容显然并非出自他手。

这些“报告”中究竟提出了哪些观点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为罗斯福新政及其国内的社会改革辩护：

美国共产党因为支持苏联的政策而受到攻击，但在美国彻底消灭共产党并不能扭转这些政策，它只能压制那些明确反对美苏战争的声音。这些攻击能做的和要做的是干扰民主力量、破坏工会，特别是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这会导致救济被削减，导致那些关乎和平、安全和就业的伟大计划被迫中止，而这正是建立民主阵线的基础。

1940年4月6日，加州共产党高校教工委员会发表了另一份《致同仁书》。和第一本小册子一样，这份也没有写作者的名字。但希瓦利埃再次坚称奥本海默是这本小册子的匿名作者之一。

一个良好社会的基本标准是它能保证其成员的生存。它必须使他们能养活自己，它必须保护他们免遭暴力致死。今天，失业和战争对我们的社会成员的福祉和安全构成了如此严重的威胁，以至于许多人都在质疑，这个社会是否有能力履行其最基本的义务。共产党人对社会的期许远不止于此：他们要求所有人都享有机会、法律保障和自由，这些都是过去高等文明的特征。但是，我们深知，如今即便我们有了知识和力量，任何忽视人类基本需求、任何基于拒绝机会均等、对人们的欲求漠不关心的文明，都不可能是正直或繁荣的文明。

与2月的那个小册子一样，报告的重点依然是国内问题。报告审视了全国数百万失业者的困境，还抨击了加州和全国的民主党官员削减福利救济预算的决定。“减少救济和同时增加军备预算不仅是数字上的此消彼长。罗斯福放弃社会改革计划，过去对工人运动的支持现在变成了攻击，还有筹备对外战争，这些变化交织在一起。”这本小册子指出，1933—1939年，罗斯福政府“一直实行社会改革政策”，但自1939年8月以来，“没有提出任何一项新的积极的改革举措……在面对反动派的攻击时，也没人为过去的措施辩护”。罗斯福政府曾经对马丁·戴斯领导下的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滑稽行为表示“厌恶”，现在却在“纵容”这些反动派。罗斯福政府曾经捍卫劳工组织、公民自由和失业者，现在却攻击像约翰·L.刘易斯这样的劳工领袖，还将大笔资金投入军备。

至于罗斯福本人，小册子的作者曾经认为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进步分子”，现在已经变成了“反动分子”，甚至是“战争贩子”。这种转变源于欧洲的战争。“人们普遍认为，很有可能当战争结束时，欧洲将变为社会主义的天下，大英帝国将不复存在。我们认为罗斯福正在扮演维护欧洲旧秩序的角色，如果需要的话，他打算利用这个国家的财富和人民的生命来实现这个目标。”

如果说奥本海默真的参与了第二本小册子的写作，那么他在其中已经抛弃自己一贯的理性。有没有可能他确实认为罗斯福是一个“战争贩子”？在这一时期，奥本海默有一次在书信中提到总统时表现出对罗斯福的失望，但远未到对他口诛笔伐的地步。如果奥本海默参与起草了这些小册子，那么他的文字透露出的主要是对时局的忧虑，他担心的是在浩劫边缘摇摇欲坠的世界对国内政局产生的影响。

到20世纪30年代末，奥本海默已是资深教授，也是声名显赫的公众人物。他就政治问题发表演讲，并在公众请愿书上签名。他的名字还不时出现在当地的报纸上。旧金山当时在政治上严重两极分化，尤其是码头工人的罢工使得左翼和右翼的政治极端主义都变得更加强硬。当保守派开始反攻时，奥本海默深知他的政治活动可能给大学声誉造成影响或有潜在影响。事实上，1941年春，他向加州理工学院的同事威廉·福勒透露：“我可能会失业……因为下周加州大学将因激进主义活动接受调查，而调查委员会的成员都来者不善，他们可不怎么喜欢我。”

“加州大学是一个很惹眼的目标，”奥本海默以前的研究生马丁·D.卡门说，“奥本海默非常引人注目，因为他经常直言不讳，也非常活跃。偶尔他也会对自己的处境有些担忧，甚至不得不暂时收敛起来，沉默一段时间。然后，一旦再有什么事情激发了他……他就又变得活跃起来。所以他也是起起伏伏。”

希瓦利埃断言奥本海默在1940年时仍同情共产党，但是其他朋友发现此时奥本海默对苏联的幻想破灭了。1938年，美国报纸一直在报道由斯大林发起的针对苏共内部数千名所谓叛国者的政治迫害。“我读过对苏联肃反运动中那些审判的报道，虽然不是很详细，”奥本海默在1954年写道，“所有人都在谴责苏联的体制。”他的朋友希瓦利埃在1938年4月28日的《工人日报》上欣然签署了一份声明，称赞苏联当局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派“叛徒们”的审判，而奥本海默从没有为斯大林滥杀无辜的肃反运动辩护过。

1938年夏，在苏联待过几个月的物理学家乔治·普拉契克和维克托·魏斯科普夫到奥本海默位于新墨西哥州的牧场拜访他。在接下来的一周里，他们就苏联的局势进行了几次长谈。“苏联可不是你想的那样。”他们告诉起初“满腹狐疑”的奥本海默。他们谈到了奥地利工程师亚历克斯·韦斯伯格的案子，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仅仅因为与普拉契克和魏斯科普夫有联系而突然被捕。“这绝对是一次让人不寒而栗的经历，”魏斯科普夫说，“我们打电话给我们的朋友，他们都拒绝承认认识我们。”魏斯科普夫告诉他的朋友：“情况比你想象的还要糟糕，简直是深陷泥沼。”奥本海默追根究底地问了一些问题，显然他们的讲述让他非常不安。

16年后的1954年，奥本海默对审问他的人解释说：“他们的描述在我看来非常可靠、冷静理智又真实，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即使从他们有限的经验来看，苏联也到处都在进行肃反运动，笼罩在恐怖之中……”

然而，似乎没有理由认为仅凭斯大林滥用权力的消息，奥本海默就会改变自己的原则或者不再同情美国左派。显而易见，正如魏斯科普夫记得的那样，奥本海默“仍然对共产主义充满信心”。他信任魏斯科普夫。“他对我感情深厚，”魏斯科普夫回忆说，“这让我深受感动。”奥本海默知道，作为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士，魏斯科普夫说这番话绝不是因为反感左派。“我们深信社会主义是理想的发展方向，这是我们两人达成的共识。”

尽管如此，魏斯科普夫还是认为奥本海默的信念第一次发生了真正的动摇。“我知道这些对话对奥本海默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他说，“这是他人生中有决定意义的一周，这是他告诉我的……从那个周末开始，奥本海默与共产党渐行渐远。”魏斯科普夫说奥本海默“对希特勒的威胁一清二楚……1939年，奥本海默已经远离那个共产党小组了。”

听说魏斯科普夫和普拉契克的经历后不久，奥本海默向琼·塔特洛克的老朋友伊迪丝·阿恩斯坦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奥比说，他来找我是因为他知道我的政治信仰很坚定，他需要找人聊聊。”奥本海默解释说他从魏斯科普夫那里听说了许多苏联物理学家被捕的事情，他说他不愿意相信这些消息，但也无法置之不理。“他既沮丧又不安，”阿恩斯坦后来写道，“现在我明白他当时的感受了，但那时我对他轻信他人嗤之以鼻。”

那年秋天，一些朋友注意到，奥本海默不再像以前那样滔滔不绝地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他只在私下里和一些好友讨论政治。1938年11月，费利克斯·布洛赫写信给伊西多·拉比说：“奥比很好，他向你问好。老实说，我不认为是你让他偃旗息鼓的，但是至少他不再高声赞美苏联，这已经是进步了。”

虽然奥本海默与共产党员的关系有起有伏，但是他一直很倾心于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罗斯福新政。他的朋友们都认为他是罗斯福的热心支持者。欧内斯特·劳伦斯回忆说，就在1940年总统大选前几天，奥本海默还极力游说他。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老朋友怎么还在犹豫不决。那天晚上，他为支持罗斯福第三次连任进行了充满激情的辩护，劳伦斯最终承诺再次投票给罗斯福。

奥本海默的政治立场也在不断转变，对他影响最大的是那些惨痛的战争新闻。1940年春末夏初，法国的沦陷让奥本海默感到非常苦闷。那年夏天，汉斯·贝特在西雅图举行的美国物理学会会议上遇到了他。贝特对奥本海默的政治倾向略知一二，有一天晚上，奥本海默发表了一次“充满雄辩的演讲”，内容是巴黎沦陷后纳粹将如何威胁到整个西方文明，贝特被深深打动了。贝特回忆奥本海默在演讲中说：“我们必须捍卫西方价值观，反对纳粹。因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我们不能再和共产党打交道了。”多年后，贝特告诉物理学家、历史学家杰里米·伯恩斯坦：“我认为，他同情极左翼主要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苏德签订的条约让大多数同情共产党的人无所适从，他们在对德战争中完全置身事外，直到1941年纳粹入侵苏联。但就在纳粹入侵苏联的前一年，法国的沦陷让奥本海默大受震撼，这成了他心中的头等大事。”

1941年6月22日，周日，希瓦利埃夫妇和奥本海默在海滩野餐后开车回家，这时他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纳粹入侵苏联的消息。那天晚上，每个人都在熬夜听最新的新闻简报，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希瓦利埃回忆说，奥比说希特勒犯了大错。奥本海默认为，希特勒转头反攻苏联等于“一举击破了在自由主义者和政界中盛传的流言，即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过是同一极权主义哲学的两个不同版本”。现在，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员将作为西方民主国家的盟友而受到欢迎。希瓦利埃和奥本海默都认为早应如此。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突然陷入了战争。希瓦利埃回忆道：“我们在伯克利的小组也不免会体现出整个国家的气氛变化。”希瓦利埃表示，该小组“仍不定期举行会议”，不过由于奥本海默行程繁忙，他本人很少参加会议。希瓦利埃写道：“当我们见面时，我们的讨论主要聚焦于战事发展和后方的情况。”

希瓦利埃一直坚持认为，作为自己最亲密的朋友，直到奥本海默1943年春离开伯克利时，他都和自己持有同样的左翼政治观点：“我们都有社会主义的理想……他的立场从未动摇，从未犹疑，一直坚如磐石。”但希瓦利埃很清楚，奥本海默并不执迷意识形态。“他不盲目，没有狭隘的党派偏见，不会机械地固守某条路线。”

希瓦利埃口中的奥本海默本质上是一个不受党章约束的左翼知识分子，但是后来，当他开始动笔写自己和奥本海默的友谊时，希瓦利埃又想要暗示一些别的信息。1948年，希瓦利埃完成了一部小说的大纲，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致力于制造原子弹的杰出物理学家，也是一个“不公开的党小组”的实际领导人。1950年，希瓦利埃因为找不到出版商而搁置了未完成的手稿。但是在1954年奥本海默的安全听证会之后，他又拿起了笔，1959年帕特南出版公司出版了这部小说，书名起得有点儿生硬——《将成为上帝的人》。

在小说中，奥本海默的角色化名为塞巴斯蒂安·布洛赫，他想要加入共产党，但令他意外的是，当地的共产党负责人拒绝他正式入党。“塞巴斯蒂安会定期与党小组会面，在各个方面他都表现得像是一名真正的党员，其他党员也都这样看待他。但是他不交纳党费，他有自己的捐款渠道，不通过这个党小组。”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希瓦利埃将这个不公开的党小组的每周例会描绘成“大学师生中常见的话题开放的非正式研讨会”，成员们会讨论“思想和理论”、时事、“教师工会成员的活动”，以及“如何支持工会运动、罢工及在公民自由权上受到迫害的个人或团体”。作为对苏联1939年11月入侵芬兰的回应，希瓦利埃让奥本海默在小说中的化身提议，党小组要用“适合有文化、有思辨能力的人的措辞”发表阐述国际形势的文章。小说中，奥本海默的角色负担了这些文章的印刷和邮寄费用，而他也包揽了大部分写作工作。“这是他的孩子，”希瓦利埃写道，“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他又写了若干篇这样的《致同仁书》。”

这部几乎不加掩饰的影射小说销量惨淡，希瓦利埃对书评颇为不满。例如，《时代》杂志的评论家认为“小说的基调就像是一名曾经的崇拜者在践踏已经坠落的偶像”。但希瓦利埃不会就此罢休，1964年夏，他写信给奥本海默说，他写的一本关于他们友谊的回忆录已经接近收尾。希瓦利埃解释说：“我本想通过小说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但是美国读者并不喜欢这种虚实结合的手法，所以我现在明白了，为了记录事实，我必须直截了当地讲述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一个重要部分与我们的党员身份有关，那就是1938—1942年我们是同一个党小组的党员。我想实事求是地对待这件事，讲述我记忆中的事实。在我看来，这是你人生中最无须感到羞耻的事情，还有你对党的忠诚既深刻又真诚，这一点在你的《致同仁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今天读来仍令人印象深刻，我认为如果不给予它应有的重视，那将是一个重大疏漏。”希瓦利埃接着征询奥本海默是否反对把这件事公之于众。两周后，奥本海默写了一封简短的回信：

你来信问我是否有异议，我的确反对这么做。你对自己的评价让我感到意外。你对我的描述有一点无疑是错的，我从来都不是共产党员，因此也从未加入过任何共产党小组。当然，我自己一直对此确定无疑，我原以为你也心知肚明。我已经为此一再郑重声明。为了回应克劳奇在1950年说的那些话，我曾公开表达过这一点。10年前我在原子能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也是这样说的。

你永远的朋友
罗伯特·奥本海默

希瓦利埃有理由认为奥本海默的回绝是一种警告，如果他在书中写到奥本海默加入了共产党，他可能会因诽谤被起诉。于是，在1965年出版的《奥本海默：关于友谊的故事》中，他没有妄下断言。取而代之的是，在整本书中，所谓的共产党“不公开小组”仅被写成了一个“讨论小组”。

希瓦利埃告诉奥本海默，他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历史向来扭捏，所以需要真相服侍她左右”。但在这件事上，“真相”因人而异。伯克利“讨论小组”的所有成员都是共产党员吗？显然，希瓦利埃对此深信不疑，但奥本海默坚称至少他本人不是。奥本海默通过共产党资助过一些事业，包括支援西班牙共和国，以及支持农场工人、公民权利和消费者保护。他参加共产党的会议，帮着出谋划策，甚至协助党内的知识分子起草立场声明，但是他没有党员证，也不交纳党费，完全不受共产党纪律的约束。奥本海默的朋友们或许有理由认为他是一位党内同志，但他自己很清楚，他不是他们中的一员。

约翰·厄尔·海因斯和哈维·克莱尔都是研究美国共产主义的历史学家，他们曾写道：“成为一名美国共产党员，就意味着置身于一个思想僵化、与外界隔绝的世界……”罗伯特·奥本海默从未像他们写的这样。他读马克思的著作，也读《薄伽梵歌》、海明威和弗洛伊德的作品，在那个年代，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足以让他被开除党籍。简而言之，奥本海默从未认同过身为共产党员所必须遵守的组织纪律。

20世纪30年代，奥本海默和共产党的关系可能比他后来承认的更紧密，或者说比他记忆中的更紧密，即便如此，也远未到他的朋友希瓦利埃认定的程度。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也不能说明奥本海默不诚实。正如希瓦利埃向马丁·舍温解释的那样，所谓的“秘密党小组”，也就是据称奥本海默参加的那种小组，既没有正式名册或既定规则，也没有严格的管理。显然，出于组织上的考量，共产党更愿意把那些参与“秘密党小组”的人视为已对组织做出重要承诺的人。另外，每个做出“承诺”的成员都可以决定自己的投入程度，还可以随时调整，即使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像琼·塔特洛克那样。

希瓦利埃一直对共产党很忠诚，在他和奥本海默还是好友的时候，他认为奥本海默同样忠于党并不奇怪。可能奥本海默至少一度曾非常忠于共产党，但是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奥本海默对共产党的激情期并没维持多久。

归根到底，奥本海默一向喜欢自由地独立思考，以及自由地做出政治选择。要正确看待对共产党的忠诚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最具破坏性的一点就是未能如此。关于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政治立场，最恰切的表述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他致力于美国的社会正义和经济公平事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选择了站在左翼一边。

• 1938年9月29日至30日，英国、法国、纳粹德国、意大利四国首脑在德国慕尼黑召开会议，英法为避免战争爆发，签订了《慕尼黑协定》，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将苏台德区割让给纳粹德国，属于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译者注

• 菲利普·莫里森记得曾帮奥本海默邮寄过他写的一本小册子，内容是分析1939年秋苏联进攻芬兰。但是那本小册子至今仍未找到。

• 1940年4月的那本小册子出版1年多以后，奥本海默在给他的老朋友尤林夫妇的信中写道：“无论是对于身边、国内还是国际上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我自己的看法，简而言之，已经不能更悲观了。我认为我们会开战，罗斯福一派会战胜林德伯格这一派。我不认为我们会与纳粹交战。后来，我认为赫斯特-林德伯格的支持者们会把‘人道主义’赶出政府。我很久没看到过好消息了，唯一令人安慰的是劳工组织越来越强大，在政治上也越来越有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