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你愿意收养她吗？”

在洛斯阿拉莫斯，我感受到了雅典精神、柏拉图精神和理想中的共和国精神。

——詹姆斯·塔克

洛斯阿拉莫斯一直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这里几乎没人超过50岁，他们平均年龄只有25岁。“我们这里没有老弱病残，没有公婆妯娌，没有无业游民，没有游手好闲的富人，也没有一无所有的穷人。”伯尼斯·布罗德在回忆录中写道。每个人的驾照上只有编号，没有姓名，他们的地址都标注为第1663号邮政信箱。被铁丝网包围的洛斯阿拉莫斯正在变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科学家社区，这里由美国军队提供补给和保护。鲁思·马沙克回忆起刚到洛斯阿拉莫斯时的感受时说：“就好像我们身后的一扇大门被关上了。对我来说，那个有朋友和家人的世界变得不再真实。”

1943年年末到1944年年初，人们度过了在洛斯阿拉莫斯的第一个冬天，那个冬天的降雪来得早、去得迟。一个在这里居住多年的人写道：“只有那些年长的普韦布洛人见过下得这么大、这么久的雪。”有些早晨，气温会降到零度以下，下面的山谷会笼罩在浓雾之中。但严冬恶劣的天气只会给台地的自然景观更添姿色，还让那些外来的城里人有机会融入这个陌生又神秘的新环境。洛斯阿拉莫斯的一些居民开始滑雪，这里可以一直滑到5月。当积雪最终融化时，被雪水沁透的高地上开满了法国薰衣草和其他野花。在春夏两季，几乎每天下午晚些时候，猛烈的暴风雨都会从山顶席卷而来，持续一两个小时的雷雨会让台地变得凉爽。成群的蓝鸲、灯芯草雀和红眼雀栖息在洛斯阿拉莫斯周围春绿色的三角叶杨树林中。“我们学着欣赏桑格雷-德克里斯托山脉的雪景，试着在沃特峡谷里寻觅鹿的踪迹。”菲利普·莫里森后来写道，他抒情的文字也反映出许多居民对这片土地的眷恋。“我们在台地上和山谷里发现了古老而奇特的文化，那里有我们的邻居——普韦布洛人，那里还有奥托维峡谷里的洞穴，这些都在提醒我们，曾有人在这片干涸的土地上寻找水源。”

虽说洛斯阿拉莫斯是一座军营，但它在很多方面也像是一个山区度假胜地。就在到达那里之前，罗伯特·威尔逊刚读完托马斯·曼的《魔山》，所以他有时会觉得自己被带到了书中的神奇之地。那是一个“黄金时代”，英国物理学家詹姆斯·塔克说：“在洛斯阿拉莫斯，我感受到了雅典精神、柏拉图精神和理想中的共和国精神。”它是一座“空中之岛”，或者就像一些刚到的人所形容的那样，它就是“香格里拉”。

短短几个月，洛斯阿拉莫斯的居民们就对他们生活的社区建立起了一种归属感，许多太太都认为这是奥本海默的功劳。一开始，为了践行参与式民主，奥本海默任命了一个镇议会，后来，它变成了一个由选举产生的机构，虽然没有官方赋予的权力，但镇议会定期举行会议，这也让奥本海默能够了解社区居民的需求。在这里，日常生活中的不满都可以发泄出来，比如，对军人服务社的食品质量、居住条件和停车罚单的牢骚。1943年年底，洛斯阿拉莫斯有了一个小功率的广播电台，电台播放新闻、社区公告和音乐，其中一部分音乐来自奥本海默收藏的大量古典音乐唱片。奥本海默会以细微的方式让人们知道，他理解和感激每个人所做的牺牲。尽管居住环境缺乏隐私，生活条件简陋，水、牛奶甚至电力都经常短缺，他还是用自己独特的风趣幽默感染大家。一天，奥本海默对伯尼斯·布罗德说：“既然你房子里的每个人都很疯狂，那么你们应该相处得不错啊。”（布罗德一家所住的公寓在西里尔和艾丽斯·金博尔·史密斯夫妇，以及爱德华和米奇·泰勒夫妇的楼上。）在当地剧团上演约瑟夫·凯塞林的喜剧《毒药与老妇》时，观众们惊讶地发现，奥本海默被面粉涂得惨白，像僵硬的尸体一样被抬上舞台，和其他受害者一起躺在地板上。1943年秋，洛斯阿拉莫斯的一位少妇突然死于一种莫名其妙的麻痹，她的丈夫是一个小组的领导，社区居民都担心这是会传染的脊髓灰质炎，而第一个去看望这位处于哀痛中的丈夫的人就是奥本海默。

在家里，奥本海默是厨师。虽然他仍偏爱像印尼炒饭这样异国情调的辛辣饭菜，但是他为客人准备的晚宴通常是牛排、新鲜芦笋和土豆，餐前配的是酸金酒或马丁尼酒。1943年4月22日，为了庆祝自己的39岁生日，奥本海默举办了“山上”的第一个大型派对。他为客人们提供了最烈的马丁尼酒和各种美食，尽管食物的分量总是让人吃不饱。“在海拔8 000英尺的地方，酒精的劲头更足，”路易斯·亨普尔曼博士回忆说，“所以所有人，即使是像拉比这样总保持头脑清醒的人，都进入了极乐世界。每个人都在跳舞。”奥本海默以他惯常的老派风格跳着狐步，僵硬地把胳膊举在身前。那天晚上，拉比拿出他的梳子，像吹口琴一样吹奏起来，大家都被逗乐了。

但是，作为实验室主任的夫人，姬蒂却拒绝扮演这一角色。洛斯阿拉莫斯的一位朋友回忆说：“姬蒂完全就是那种穿蓝色牛仔裤和布鲁克斯兄弟牌衬衫的女孩。”起初，她在亨普尔曼的领导下做兼职实验室技术员，亨普尔曼的工作是研究辐射对健康的危害。他回忆说：“她特别专横。”姬蒂只会偶尔邀请那些在伯克利就认识的老朋友来家里吃饭，很少举办外人可以参加的家庭派对。然而，奥本海默家隔壁的德凯和玛莎·帕森斯夫妇喜欢招待客人，他们举办了很多可以自由参加的聚会。奥本海默鼓励大家努力工作，然后尽情玩乐。“每到周六我们就会齐声欢呼，”伯尼斯·布罗德写道，“因为周日我们会出门散心，而其他时间我们都在工作。”

周六晚上，宿舍的门房经常挤满了跳方块舞的人，男人们穿着牛仔裤、牛仔靴和五颜六色的衬衫，女人们穿着被衬裙撑起来的长裙。不出所料，住在这里的单身汉们举办的派对最为吵闹。为喧闹的派对推波助澜的是他们自制的饮料，他们在一个32加仑的军用罐子里，按照一比一的比例把实验室酒精和柚子汁混合在一起，然后再拿一块冒着烟雾的干冰冰镇。有时，年轻的科学家迈克·米奇诺维奇会在大家跳舞时拉手风琴伴奏。

一些物理学家偶尔也会举办钢琴和小提琴演奏会。如果碰巧周六晚上有这样的活动，奥本海默会盛装打扮，穿上他的粗花呢套装。他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多萝西·麦基宾回忆道：“在大厅里，如果你挤得进去，你会发现最拥挤的那一群人围绕的总是奥本海默。他在聚会上表现很出众，女人们就是喜欢他。”有一次，有人举办了一个主题派对——“展示出你被压抑的欲望”，结果奥本海默穿着一套普通西装就来了，他的胳膊上还搭着一条餐巾，好像在暗示自己只想当一名服务员。毫无疑问，这种姿态是刻意地想表现出谦逊，而不是他内心真想要过默默无闻的人生。作为美国战时最重要的科学项目的主管，奥本海默实际上就是在活出他“被压抑”的欲望。

周日，许多居民会去附近的山上远足、野餐或者骑马，他们租的马匹就圈养在洛斯阿拉莫斯牧场学校以前的马厩里。奥本海默会骑自己的马——14岁的奇科，这是一匹漂亮的栗色马，他的常规路线是从小镇东边出发，向西骑上山间的小路。即使在崎岖不平的小路上，奥本海默也能让奇科“单腿”小跑，也就是让马在跑动的时候每只蹄子都在不同时间落地。一路上，不管遇到谁，他都会挥舞他那顶泥褐色的馅饼式矮帽向对方致意，顺便寒暄一下。姬蒂是“非常优秀的女骑手，受过真正的欧式训练”。一开始，她骑的是一匹叫“迪克西”的马，这是一匹标准的竞赛用溜蹄马，它在阿尔伯克基参加过比赛。后来她换了一匹纯种马。奥本海默夫妇的身边总有一名武装警卫陪同。

奥本海默骑马或爬山时的体力总能让他的同伴们大吃一惊。“他看起来总是那么虚弱，”亨普尔曼博士回忆说，“当然，他一直瘦得令人心疼，却出奇地强壮。”1944年夏，奥本海默和亨普尔曼一起骑马越过桑格雷-德克里斯托山脉，来到他在佩罗卡连特的牧场。“这几乎要了我的命，”亨普尔曼说，“他骑马时用的是‘单脚’步法，非常自在惬意，而我的马必须拼命小跑才能跟上他。我觉得我们第一天骑了30~35英里，我都快累死了。”尽管奥本海默很少生病，但与很多吸烟者一样，他经常咳嗽，这是每天抽四五包烟的后果。他的一位秘书说：“我觉得他叼上烟斗不过是想暂停一下他的烟瘾。”他一咳嗽就停不下来，有时他一边咳嗽一边还在喋喋不休，结果脸色都开始发紫。奥本海默不仅把调制马丁尼酒变成了一种仪式，他抽烟的动作也很独特。大多数人会用食指弹掉烟头上的烟灰，而他有一种特殊的习惯——用小指的末端拂去烟头上的烟灰。这个习惯让他的指尖都生了老茧，看起来就像烧焦了一样。

台地上的生活虽然谈不上奢侈，但也慢慢变得舒适起来。士兵们会把柴火劈好，堆放在每个公寓的厨房里和壁炉旁。军队还负责收垃圾，给炉子添煤。每天，军队都用公共汽车从附近的圣伊尔德丰索定居点接普韦布洛妇女来做家务。她们穿着裹着鹿皮的靴子，披着五颜六色的普韦布洛披巾，戴着各式各样的由绿松石和白银制成的饰品，普韦布洛妇女很快就成了小镇居民熟悉的一道风景。每天一大早，她们先到镇上水塔附近的陆军女佣服务办公室登记，然后沿着洛斯阿拉莫斯的土路分散到各自被分配的家庭，她们在每个家庭工作半天，于是这里的居民们也开始称她们为“半天”。提供这种家政服务的想法得到了奥本海默的支持，而具体管理则由陆军负责，这样一来那些科学家的太太就可以在技术区担任秘书、实验室助理、学校教师或“计算机操作员”。反过来，这将有助于陆军将洛斯阿拉莫斯的人口数量维持在最低限度，还可以让这些聪明能干的女性保持士气。女佣的服务主要是按需分配，它取决于这些主妇工作的重要性、工作时长、年幼子女数量，还有本人是否患病。这种军管社会主义虽然算不上尽善尽美，但是它让台地上的生活轻松了不少，还把这个与世隔绝的实验室变成了一个各尽其能、高效运转的社区。

洛斯阿拉莫斯的单身男女比例格外高，所以即便军队也无法阻挡男欢女爱之事。卫兵曾下令关闭一间女子宿舍并遣散其住户。当时罗伯特·威尔逊不仅是最年轻的实验室小组长，也是镇议会的主席。在一群态度坚定的单身汉的支持下，一群眼泪汪汪的姑娘出现在了镇议会，他们就军方的决定提出上诉。威尔逊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看起来姑娘们一直都在有偿地满足我们那些年轻人的生理需求，而且生意兴隆。军方对此本来可以理解，但是一些疾病开始冒头，因此他们决定出面干涉。”对于这一事件，镇议会的决定是因为做皮肉生意的姑娘为数不多，而且已经采取了防护措施，所以宿舍仍将继续开放。

每隔几周，“山上”的居民会获准有一个下午的时间在圣菲购物。有些人还会趁着这个机会去拉方达酒店的酒吧里喝上一杯。奥本海默经常会在多萝西·麦基宾的家里过夜，她的家位于老圣菲路上，是一座漂亮的、墙壁厚实的土坯房。1936年，麦基宾花了1万美元在圣菲南边一块1.5英亩的土地上建造了一座西班牙传统风格的牧场住宅。这座房子有雕花的西班牙式大门和环绕的门廊，看起来就好像已经矗立在那里几十年了。麦基宾在里面摆放了当地的古董家具和纳瓦霍地毯。作为项目的“看门人”，麦基宾持有“Q级”（顶级）安全徽章，因此奥本海默在圣菲举行内容敏感的会议时，地点经常选在她的家里。麦基宾喜欢在这些场合扮演“保护者”的角色，但她也很珍惜与奥本海默独处的安静的夜晚，晚餐时她会做他最喜欢的牛排和芦笋，而他会调制“你喝过的最烈的马丁尼酒”。对奥本海默来说，麦基宾的家是他的避难所，可以躲开“山上”那种无处不在的监视。“麦基宾爱着罗伯特·奥本海默，”戴维·霍金斯后来说，“他在她心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反之亦然。”

对于这里寒冷的气候、与世隔绝的环境及台地的生活节奏，住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太太们大都越来越习以为常，姬蒂却越来越觉得自己身陷困境。对于洛斯阿拉莫斯能给她丈夫带来的一切，她都望眼欲穿，但是作为一个聪慧的女人，她的志向是成为植物学家，而现在她寸步难行。为亨普尔曼博士做了一年的血细胞计数工作后，她辞职了。在社交上，她也感到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在心情好的时候，她会在朋友或陌生人面前表现得迷人而热情，但每个人都能感到她有一股凌厉之气。她常常看上去神经紧张，还面露不悦。姬蒂也能在社交聚会上闲聊，但正如她的一个朋友所说：“她想谈有意义的事情。”年轻的波兰裔物理学家约瑟夫·罗特布拉特偶尔会在聚会上或在奥本海默家吃饭时见到姬蒂，他说：“她似乎非常冷漠，是一个傲慢的人。”

作为奥本海默的秘书，普丽西拉·格林·达菲尔德的位置让她可以近距离观察姬蒂。“她是一个情绪激烈、聪慧过人、生气勃勃的人。”达菲尔德回忆说，但她也认为姬蒂“很难对付”。姬蒂的邻居、另一位物理学家的妻子帕特·谢尔被她变化无常的性格搞得不知所措，她回忆说：“她看上去很快乐，热情洋溢。后来我意识到，这并不是真的对人热情，而是因为她迫切想要得到关注和爱。”

像奥本海默一样，姬蒂也喜欢送人礼物。有一天，谢尔抱怨了她屋里的煤油炉，姬蒂就给了她一个旧电炉。谢尔说：“她会送我礼物，用她的好意将我团团围住。”其他女人觉得她粗鲁的举止近乎是对别人的侮辱，很多男人也这么认为，尽管姬蒂似乎更喜欢和男人们混在一起。达菲尔德回忆说：“我很少听到男人，特别是那些人很好的男人管谁叫婊子，而她就是其中之一。”但是达菲尔德也很清楚，她的上司信任姬蒂，在各种问题上都会询问她的建议，达菲尔德说：“对他来说，在他选择征询意见的人中，姬蒂的判断和其他人一样重要。”姬蒂总是随意打断她丈夫的话，但是一位密友回忆说：“他似乎对此从不介意。”

1945年年初，普丽西拉·格林·达菲尔德要休产假，这样一来奥本海默就需要一位新秘书。格罗夫斯相继给他介绍了几位经验丰富的秘书，但奥本海默都拒绝了。直到有一天，奥本海默告诉格罗夫斯，他想让20岁的安妮·T.威尔逊做他的秘书，威尔逊是一个金发碧眼的漂亮姑娘，奥本海默在华盛顿格罗夫斯的办公室里见过她。“他（奥本海默）走到我的办公桌前，那张桌子就在将军办公室的门外，然后我们聊了起来，”威尔逊谈到奥本海默时说，“我简直目瞪口呆，因为他可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成为传奇的部分原因就是所有女人都会拜倒在他面前。”

受宠若惊的威尔逊同意搬到洛斯阿拉莫斯。然而，就在她离开之前，格罗夫斯的反间谍主管约翰·兰斯代尔找到了她，他提出了一个条件：只要她每月给他写一封信，报告她在奥本海默办公室看到的情况，他就按月给她200美元。威尔逊大为震惊，她断然拒绝了这一提议：“我告诉他：‘兰斯代尔，你就只当从没跟我提过这档子事吧。’”威尔逊说，格罗夫斯向她保证，一旦她搬到洛斯阿拉莫斯，她就只需要效忠于奥本海默。但是，或许不足为奇，她在战后得知，格罗夫斯曾下令一旦她离开洛斯阿拉莫斯就对她进行监视。他认为在奥本海默的办公室工作后，威尔逊知道得太多了，必须对她进行监视。

到达洛斯阿拉莫斯后，威尔逊得知奥本海默正在出水痘，发着40摄氏度的高烧。另一位物理学家的妻子写道：“我们那位瘦得像苦修士的主任，看上去就像15世纪的圣人肖像，一双烧红的眼睛从一张布满红疹、胡子蓬乱的脸上向外张望。”奥本海默康复后不久，威尔逊被邀请到他家里喝酒。男主人给她倒了一杯又一杯他那著名的马丁尼酒，由于她还没有适应那里的高海拔，这种烈性的鸡尾酒很快就冲昏了她的头脑。威尔逊只记得自己不得不被人护送回她在护士宿舍的房间。

威尔逊被她富有魅力的新上司迷住了，对他仰慕至极，但是20岁的她并没有对奥本海默萌生男女之情。1945年，已婚的奥本海默的年纪是她的两倍。尽管如此，威尔逊毕竟是一个漂亮的年轻姑娘，聪明又时髦，“山上”的人们开始对主任的新秘书议论纷纷。威尔逊到洛斯阿拉莫斯几周后，开始收到装在花瓶里的单枝玫瑰，这些花每隔3天就从圣菲的花店送到这里。这些神秘的玫瑰花没有卡片。“我完全蒙了，所以我天真地到处打听说：‘我有了一个神秘情人。到底是谁送的这些漂亮的玫瑰花？’我一直没找到答案。但是后来有人对我说：‘只有一个人会这么做，那就是奥本海默。’可是，我认为这种说法简直太离谱了。”

就像在任何小镇都可能发生的那样，奥本海默与威尔逊有染的谣言很快就流传开来。威尔逊说此事纯属子虚乌有：“我必须告诉你，我那时太年轻了，还不懂得欣赏他那个年纪的男人。或许我认为40岁的男人已经算是老古董了。”当然，姬蒂也听到了谣言，有一天她与威尔逊对质，直截了当地问她是否对奥本海默有所企图。威尔逊觉得五雷轰顶，她回忆说：“她肯定能从我的震惊中看出实情。”

后来威尔逊结婚了，在她结婚后的几年里，姬蒂也渐渐放松了戒备，两个女人之间还建立起了长久的友谊。如果说奥本海默确实被威尔逊所吸引，那么匿名送单枝红玫瑰这样含蓄的表达也符合他的个性。奥本海默不是那种会主动要求亲密的人。正如威尔逊自己观察到的，奥本海默对女性有一种“万有引力”。威尔逊说：“他真的是一个懂女人的男人，我不仅亲眼看到了这一点，也听到很多人这么说。”但与此同时，他本人仍然非常害羞，甚至可以算得上不谙世故。“他非常善解人意，”威尔逊说，“我想，这就是他吸引女性的秘密。我的意思是，他给人的感觉是他能读懂她们的心思，许多女人都对我这么说过。洛斯阿拉莫斯的孕妇们可能会说：‘唯一能理解她们的男人就是奥本海默。’他对人有一种近乎圣人般的同理心。”就算他被别的女人吸引，他仍然忠于自己的婚姻。亨普尔曼在谈到姬蒂和奥本海默时说：“他们两人相当亲密，只要有时间，他晚上就会赶回家。我觉得她以他为荣，但我认为她原本也想成为中心人物。”

包围奥本海默的安全网自然也没有放过他的妻子，不久，姬蒂就遭到了兰斯代尔上校小心翼翼的盘问。兰斯代尔是一位手段高明、善解人意的采访者，他很快就断定姬蒂可以为他提供她丈夫的内幕信息。兰斯代尔后来作证时说：“她的政治背景不太好。出于这个原因，我尽可能多找机会和奥本海默夫人谈话。”当她给他端上一杯马丁尼酒时，他挖苦说她不是那种会上茶的人。“奥本海默夫人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信念坚定的女强人。在我的印象里，她是那种可以成为共产党员的人，我看得出她确实曾是共产党员。只有非常强大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员。”然而，在他们迂回曲折的谈话过程中，兰斯代尔意识到姬蒂只有对她丈夫才是绝对忠诚。他还感觉到，虽然她在礼貌地扮演着女主人的角色，但她“恨我和我所代表的一切”。

漫无边际的审问变成了一场双人舞。兰斯代尔后来说：“就像我们的行话说的那样，她想套牢我，就像我想套牢她一样……我觉得她会为了自己的信念不择手段。我采取的策略是让她知道我是一个公允的人，只是想弄清楚奥本海默的立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谈话变得没完没了。”

“我敢肯定她曾是共产党员，但不确定她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多大改变……对于她在遇到奥本海默之前的所作所为，她并不在乎我了解多少，也不在乎我对这些事的看法。我渐渐开始明白，对她来说，与奥本海默相比，她的过去和她的另一任丈夫都不算什么。我越来越相信，她对他的依恋比对共产主义更强烈，对她来说，他的未来比共产主义更重要。她试图让我相信他就是她的生命，她确实成功了。”后来，兰斯代尔向格罗夫斯报告了他的结论：“奥本海默博士是她生命中的头等大事……凭借坚定的意志和强大的影响力，她能让奥本海默博士远离我们认定的那些危险关系。”

身处铁丝网里，姬蒂有时觉得自己好像生活在显微镜下。在这里只有凭配给卡才能从陆军杂货店买到外面的食物和商品。这里的电影院每周放映两场电影，每场只收15美分。这里的医疗是免费的。许多年轻夫妇都生了孩子，第一年的出生记录上大约登记了80个新生儿，之后每个月大约有10个孩子出生，以至于这家只有7个房间的小医院被贴上了“RFD”的标签，意思是“乡村免费接生点”。当格罗夫斯将军抱怨新生儿太多时，奥本海默挖苦道，科学主管的职责并不包括计划生育。奥本海默夫妇也不例外，那时姬蒂又怀孕了。1944年12月7日，她在洛斯阿拉莫斯军营医院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凯瑟琳，昵称为“泰克”。医院的婴儿床上贴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奥本海默”，一连好几天，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想要一睹主任宝贝女儿的模样。

4个月后，姬蒂宣布她“必须回家看望她的父母”。也许是因为产后抑郁症，也许是她在家喝了太多的马丁尼酒，又或者是他们的婚姻出了问题，总之姬蒂处于情绪崩溃的边缘。帕特·谢尔回忆说：“姬蒂逐渐崩溃，她喝了很多酒。”姬蒂和奥本海默与他们两岁的儿子之间也出现了问题。像所有蹒跚学步的孩子一样，彼得很难管教。根据谢尔的说法，姬蒂“对他非常、非常不耐烦”。谢尔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她认为姬蒂“在理解孩子上完全没有天赋”。姬蒂一向变化无常。她的弟妹杰姬·奥本海默说，姬蒂“会去阿尔伯克基一连购物好几天，甚至还会去西海岸，把孩子们交给女佣照顾”。姬蒂一回来就会送彼得一件大礼物。“她一定觉得很内疚，很难过，”杰姬说，“那个可怜的女人。”

1945年4月，姬蒂带着彼得前往匹兹堡。但她决定把4个月大的女儿交给最近流产的朋友帕特·谢尔照顾。洛斯阿拉莫斯的儿科医生亨利·巴尼特博士向谢尔提议说，照顾孩子会对她有好处。就这样，“泰克”（后来他们又叫她“托妮”）搬进了谢尔的家。姬蒂和小彼得离开了3个半月，直到1945年7月才回来。而且，因为奥本海默的工作时间很长，所以他每周只能来看望他的小女儿两次。

在这极其紧张的两年时间里，奥本海默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身体上的变化显而易见：他不停地咳嗽，体重下降到115磅，对一个身高5英尺10英寸的人来说，算得上皮包骨了。虽然他从未出现过精力不济，但他看上去真的是在一天天地消瘦下去。至于心理上的影响，虽然不那么明显，但是可能更加严重。奥本海默一生都在应付和处理他的精神压力。泰克的出生和姬蒂的离开又让他异常脆弱。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谢尔回忆道，“他会过来和我坐下聊天，但他不会提出看孩子。他也不关心孩子的去向，从没说要见她。”

“后来，有一天我忍不住说：‘你不想看看你女儿吗？看看她是不是长得漂漂亮亮的？’他说：‘好的，好的。’”

两个月后，奥本海默在一次拜访中对谢尔说：“看起来你越来越喜爱泰克了。”谢尔实事求是地回答：“嗯，我喜欢孩子，当你照顾一个婴儿的时候，不管是你的孩子还是别人的孩子，他都会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

奥本海默接着问了一个让谢尔感到震惊的问题：“那你愿意收养她吗？”

“当然不行，”她回答说，“她有非常好的父母。”当她问奥本海默为什么要这么问时，他回答说：“因为我不能给她爱。”

谢尔让他放心，她说这种感觉对与孩子分开的父母来说并不罕见，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逐渐对孩子产生“依恋之情”。

奥本海默说：“不会的，我不是那种依恋别人的人。”当谢尔问他是否和姬蒂谈过这个问题时，奥本海默说：“没，没，没谈过。我是想先问问你的想法，因为我觉得给这个孩子一个有爱的家庭很重要，而你已经给了她这样一个家。”

这次谈话让谢尔感到尴尬和不安。对她冲击最大的是，尽管这个提议非常离奇，但它的确源于奥本海默内心真实的感受。“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极富良知的人，而他却能对我说出这些话……他此刻能觉察到自己内心的感受，同时又因这种感受而内疚，他想用某种公平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但是他自己又做不到。”

1945年7月，姬蒂终于回到了洛斯阿拉莫斯，她一如往常地送给谢尔许多礼物。姬蒂发现洛斯阿拉莫斯有一种特别紧张的气氛：男人们工作的时间更长了，而他们的妻子比以往更孤独。姬蒂开始每天邀请一小群女人过来喝鸡尾酒。1945年到过洛斯阿拉莫斯的杰姬·奥本海默记得她参加过一次这样的聚会，她说：“大家都知道我们相处得不太好，但她似乎执意要让大家看到我们在一起。有一次，她请我去喝鸡尾酒，那可是下午4点。我到的时候，除了姬蒂，只有四五个女人，都是她的酒伴。我们只是坐在那里，大多数时候都是一言不发地喝酒。那实在太难受了，我再也没去过。”

当时，帕特·谢尔并没意识到姬蒂酗酒。谢尔回忆道：“她习惯喝点儿酒，下午4点的时候，她会喝一些，但是她并没有喝到口齿不清。”不过，酗酒最终还是成了姬蒂生活中的一个问题，但是根据她的另一位密友亨普尔曼博士的说法：“在洛斯阿拉莫斯，跟其他人相比，她喝得肯定不算多。”酒在台地上可以自由流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小镇与世隔绝的生活让一些人感到很压抑。亨普尔曼回忆道：“起初，这里的日子很有趣。但渐渐地，每个人都感到厌倦、紧张和烦躁，情况变得不太好。人们无时无刻不在一起，和你一起工作的人也是和你一起玩耍的人。如果一个朋友约你出去吃饭，虽然你无事可做，可你就是不想去，他们肯定能知道你是故意不去的，因为他们开车经过你家的时候，会看到你的车还停在那里。每个人的生活都一览无余地摆在别人面前。”

在为数不多的逃离洛斯阿拉莫斯的机会中，除了定期下午到圣菲的远足，还有在伊迪丝·沃纳小姐房子里举行的晚宴，她的这座土坯房位于格兰德河上的奥托维，这个名字在印第安语里的意思是“水声潺潺的地方”，人们到这里需要从圣菲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公路开车走大约20英里。奥本海默第一次见到沃纳小姐是在一次骑马旅行的途中，那次他与弗兰克和杰姬一起从弗里霍莱斯峡谷出发，但是他们的一匹马跑掉了，奥本海默在后面追赶，结果他来到了沃纳小姐的“茶室”。“我们喝茶，吃巧克力蛋糕，聊天，”奥本海默后来写道，“这是我们第一次难忘的见面。”奥本海默穿着蓝色牛仔裤和带马刺的牛仔靴，沃纳小姐觉得他看起来就像“西部电影里精瘦结实的英雄人物”。

沃纳小姐是费城一位牧师的女儿，她在1922年第一次来到帕哈里托高原，那时30岁的她刚刚经历了一次精神崩溃。她和她的伙伴——一位上了年纪的印第安人阿蒂拉诺·蒙托亚（普韦布洛人称他为“蒂拉诺”）一起经营一个被她称为“茶室”的地方，来的人都是她家门口的游客，她生活得非常简朴。

奥本海默搬到台地后不久的一个晚上，他带着格罗夫斯将军去奥托维桥的房子喝茶。因为牧场学校的关闭和战时汽油配给措施，这里的游客数量也受到了影响。他们喝茶的时候，沃纳小姐顺嘴提到了自己不知如何才能维持生计。格罗夫斯提议让她负责“山上”所有的餐饮服务。这是一份报酬优厚的大买卖，沃纳小姐说她会考虑这个提议。他们离开时，奥本海默先送格罗夫斯上了车，随后又返回敲开了沃纳小姐的门。他站在门口，手里拿着帽子，脸上洒满了月光，他告诉她：“别干这个。”然后，他就蓦地转身走回了自己的车。

几天后，奥本海默再次出现在沃纳小姐的家门口，他建议她每周在这里举办三次小型晚宴，参加者每次不超过10人。奥本海默解释说，她这样做可以让科学家们暂时从“山上”的生活中解脱出来，这也是对战事实实在在的贡献。格罗夫斯将军同意了这个主意，沃纳小姐自己也把它看作天赐良机。

那年年底，沃纳小姐写道：“大约从4月开始，‘X地’的人们每周会从洛斯阿拉莫斯下来这里吃一顿晚餐，后来还有别的客人过来。”在厨房里忙了一整天后，沃纳小姐会穿着朴素的衬衫裙和印第安莫卡辛鞋主持晚宴。所有人都坐在餐厅中央一张手工雕刻的长木桌旁，屋内的墙壁是粉刷过的土坯墙，头顶上是低矮的手工凿制的房梁。51岁的沃纳小姐为这群“饥饿的科学家们”准备了丰盛的家常菜。他们在烛光下吃着蔬菜炖羊肉，餐具是传统的印第安黑陶碗碟，它们都出自当地陶匠玛丽亚·马丁内斯之手。晚餐后，她的客人们会在壁炉旁挤作一团取暖，然后再长途驱车返回台地。作为对这顿充满原始情调的烛光晚餐的报偿，沃纳小姐会象征性地向她的客人收取每人2美元的费用。她只知道这群神秘的人在为“某个非常秘密的项目工作……圣菲的人称之为潜艇基地，这个猜测也不算太离谱”。

沃纳小姐家的晚餐成了一项炙手可热的消遣，那些夫妇会结伴而来，五对夫妻为一组，每组人都会在每周固定的晚上光临。奥本海默会确保他和姬蒂可以优先选择沃纳小姐的时间，但很快帕森斯夫妇、威尔逊夫妇、贝特夫妇、泰勒夫妇、瑟伯尔夫妇和其他夫妻也成了这里的常客，还有许多洛斯阿拉莫斯的夫妇在争抢参加晚宴的机会，获得邀请是一种荣誉。奇怪的是，沉静寡言的沃纳小姐居然与奥本海默那活泼、尖刻的妻子情投意合。“姬蒂和我互相理解，”沃纳小姐后来说，“她对我很亲近，我对她也是。”

1944年年初的一天，奥本海默将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带到了那里，并把他介绍给了沃纳小姐，奥本海默称他为“尼古拉斯·贝克先生”，这是他提议给玻尔起的化名。大家都称这位温和、谦逊的丹麦人为“尼克叔叔”。玻尔说话轻声细语，还喜欢喃喃自语，交谈时他常磕磕巴巴讲不出一句完整话，好在沃纳小姐也沉默寡言。多年后，玻尔给沃纳小姐的妹妹写了一张便条：“感谢你姐姐的友谊。”这证实了他们之间那不可思议的友情。沃纳小姐对玻尔和奥本海默都怀有一种近乎虔诚的敬意：“他（玻尔）的内心极其沉静，这种宁静就像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奥本海默身上也蕴藏着同样的东西。”

当然，玻尔并不是沃纳小姐餐桌上唯一令人难忘的人物。詹姆斯·科南特、阿瑟·康普顿和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恩里科·费米都曾到访这座奥托维桥边的房子。但沃纳小姐在费城的梳妆台上只保留了奥本海默的镶框照片。1945年年底，菲利普·莫里森给沃纳小姐写了一封长信，感谢有她陪伴的许多个夜晚，他写道：“沃纳小姐，您在我们的生活中并非可有可无。在您河边的房子里度过的那些夜晚，我们坐在布置整齐的桌子旁，挤在精心收拾的壁炉前，您让我们感到安心，让我们心有所属，让我们暂别那些绿色的临时房屋和推土机铲平的道路。我们不会忘记……我很庆幸在我们的峡谷脚下有这样一座房子，在那里，玻尔的精神深入人心。”对于这一切，奥本海默也应该与他有同感。

• RFD（rural free delivery）原指19世纪后期美国邮政部门推出的“乡村免费送货”服务。英文delivery有“投递”和“分娩”两个含义，这里属于借用。——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