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学者旅店”

从某种粗略的意义上说，物理学家们已经认识到自己的罪孽，这并非粗鲁的指摘、开玩笑或言过其实，他们无法再装作不知道了。

——罗伯特·奥本海默

1947年7月中旬，奥本海默一家在一个异常炎热潮湿的夏天来到了普林斯顿。位于这里的高等研究院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近15年来的庇护所，而作为该研究院的候任院长，奥本海默的新职务不仅为他提供了颇有声望的平台，也为他在华盛顿的工作提供了便利，他所任职的与核政策有关的委员会越来越多。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每年会付给他2万美元的丰厚薪水外加免费住所，奥本海默一家住的奥尔登庄园是院长的宅邸，这里还配有一名住家厨师和一名园丁兼维修工，后者负责打理房子和大花园。高等研究院给了他充足的时间出门旅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旅行的时间和地点。他到10月才会正式履职，上任后主持的第一次教职工会议定在了12月。因此，他、姬蒂及两个年幼的孩子——6岁的彼得和3岁的托妮，将有几个月的时间不慌不忙地适应他们的新环境。那一年奥本海默只有43岁。

姬蒂很快就爱上了奥尔登庄园，这座白色的房子格局有些凌乱，它一共三层，属于殖民地风格的建筑，房子的周围环绕着265英亩郁郁葱葱的林地和草地，房子后面有一个谷仓和一个畜栏。奥本海默和姬蒂买了两匹马，他们把它们命名为托普和斯塔普。

奥尔登庄园里部分建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96年，当时普林斯顿最早的拓荒者之一奥尔登家族开始在这里耕种。房屋的西翼建于1720年，在1777年年初的普林斯顿战役中，它是华盛顿将军部队的战地医院。奥尔登家族的每一代人都在不断扩建这所房子，到19世纪晚期，它已经有18个房间。在20世纪30年代卖给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之前，奥尔登家族一直住在这里。

整个房子里里外外都漆成了明亮的白色，让人感到亮堂宽敞。一条高大的中央走廊贯穿整个建筑，它从前门一直通到后面的拱门，从后门出来是一个石板露台。房子里有一个正式的餐厅，餐厅连着一个宽敞的L形农场厨房。阳光透过八扇窗户照进客厅，客厅对面隔着走廊的是另一间较小的客厅，叫作“音乐室”。从音乐室往前一步就是一个书房，里面有一个巨大的砖砌壁炉。奥本海默一家搬进来时，他们发现房子里几乎每个房间里都有整排的书架。奥本海默把大部分书架都拆掉了，只留下书房里一面墙的落地书架。这所房子里各处的浅色橡木地板都会轻轻地吱吱作响，楼上到处都有奇奇怪怪的犄角旮旯和隐蔽的壁橱，还有一个通往厨房的后楼梯。楼上装有带编号的蜂鸣器开关，无论厨师或女佣在哪个房间都能被召唤过来。

他们入住后不久，奥本海默就在房子后面靠厨房的地方盖了一间宽敞的温室。这是他送给姬蒂的生日礼物，姬蒂在里面种满了几十种兰花。房子周围是占地数英亩的大大小小的花园，其中一个精心修剪的花园四周都围有石墙，这些石墙是一座古老的谷仓的地基。姬蒂是一名训练有素的植物学家，她热爱园艺，正如她的一位朋友所说，这些年来她成了“一位掌握古老园艺魔法的艺术家”。

“我们刚搬进来时，”奥本海默后来告诉记者，“我以为我永远都习惯不了这么大的房子，但现在我们在这里住了这么久，已经能感觉到那种亲切的破旧感，我太喜欢这里了。”奥本海默把他父亲收藏的一幅珍贵画作——梵高的《日出时的田野》（绘于圣雷米，1889年）——挂在了客厅里那个风格庄重的白色壁炉上面。他们在餐厅挂了一幅德朗的画，在音乐室挂了一幅维亚尔的画。虽然房子里的陈设舒适随意，但它从来没有那种生活久了的凌乱感。姬蒂会让一切保持整洁。奥本海默的书房很简朴，白色的墙壁上没有装饰任何绘画作品，这让一位老朋友想起了他们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家。

隔着一片开阔的空地，奥本海默可以从奥尔登庄园的后阳台眺望高等研究院。离他不到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就是富尔德楼，这是一座四层高的红砖建筑，左右都有侧楼，顶上还有一个类似教堂的壮观的尖顶。这座耗资52万美元的建筑建于1939年，里面除了有供数十名学者使用的风格简朴的办公室，还有一间墙面镶木板的图书馆及一个可用于正式活动的公共休息室，休息室内围着一圈厚实的棕色皮革沙发，位于四层顶楼的是自助餐厅和会议室。1947年，爱因斯坦在二楼一角的225号房间办公，而尼尔斯·玻尔和保罗·狄拉克的办公室在三楼，两间办公室挨在一起。奥本海默在一层的113号房间办公，他从这里能看到树林和草地。弗兰克·艾德洛特是高等研究院的前一任院长，他是一位研究伊丽莎白时期文学的学者，他在这间办公室的墙上挂了装裱好的版画，那些版画都是充满怀旧气息的牛津风景。奥本海默把这些画都摘了下来，换上了一块和墙面同宽的黑板。他留用了前任院长的两位秘书——埃莉诺·利里夫人和凯瑟琳·拉塞尔夫人，前者曾与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法官一起工作，后者则是一位干练的年轻姑娘，当时也就20多岁。作为原子能委员会总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出于工作需要，在奥本海默的办公室外面有一个“大得出奇的保险箱”，里面装的都是机密文件，这个紧锁的保险柜旁有武装警卫24小时看守。

来富尔德楼的人都会看见一个“精力旺盛”的人。电话铃响起时，他的秘书会敲门说：“奥本海默博士，马歇尔将军找你。”他的同事们看得出，这样的电话会让他“兴奋起来”。他显然很享受历史赋予他的角色，也想尽力演好。高等研究院的大部分终身教授都穿着运动夹克走来走去，爱因斯坦则喜欢穿皱巴巴的毛衣，但奥本海默经常穿昂贵的英国羊毛西装，这是普林斯顿上流人士光顾的朗罗克斯裁缝店为他手工定制的。（但他有时也会穿夹克出现在派对上，那夹克“看起来就像被老鼠咬过一样”。）在普林斯顿，许多学者都把自行车当作代步工具，奥本海默则开着一辆令人赞叹的蓝色凯迪拉克敞篷汽车。以前他的头发又长又浓密，现在他把头发“剃得像僧侣一样短，紧贴着头皮”。43岁的他看起来很纤瘦，甚至有些弱不禁风，但事实上他很强壮且精力充沛。“他非常瘦削，总是紧张不安，神经过敏，”弗里曼·戴森回忆道，“他总是走来走去，连安静地坐5秒都不行，他会给你留下特别局促不安的印象。他还不停地抽烟。”

普林斯顿与伯克利和旧金山那种无拘无束、自由开放、放荡不羁的氛围相去甚远，更别提洛斯阿拉莫斯的那种生活方式和环境了。1947年的普林斯顿是一个有25 000名居民的郊区小镇，全镇只有一个红绿灯，就在拿骚街和威瑟斯庞街的拐角处，当时这里也没有公共交通，只有一种被称为“丁基”的有轨电车，直到现在每天还有数百名通勤者乘坐它到普林斯顿枢纽站。身着细条纹西装的银行家、律师和股票经纪人会从这里登上开往曼哈顿的列车，全程需要50分钟。不同于美国的大多数小镇，普林斯顿拥有令人崇敬的历史和精英式的优越感。但是，正如一位长期居住在这里的居民曾说的那样，这是“一个有特色但没灵魂的小镇”。

奥本海默的雄心壮志是把高等研究院变成一个思想活跃的跨学科国际学术研究机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由路易斯·班伯格和他的妹妹朱莉·卡丽·富尔德于1930年创立，两人最初捐赠了500万美元。就在1929年股市崩盘之前，班伯格和他的妹妹把家族企业班伯格百货商店卖给了后来的梅西百货公司，并获得了1 100万美元的巨额现金。班伯格一心想建立一所高等学府，他聘请了教育家兼基金会高管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担任该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弗莱克斯纳承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既不会是一所高校，也不会是一个研究所：“它的定位介于两者之间，即一所小型大学，这里只有少量的教学工作，同时有大量的研究自由。”弗莱克斯纳告诉班伯格兄妹，他希望高等研究院可以仿效欧洲那些知识分子的乐园，如牛津的万灵学院、巴黎的法兰西公学院或者奥本海默在德国的母校哥廷根大学。他说，这将是“学者的天堂”。

1933年，弗莱克斯纳以年薪15 000美元聘请了爱因斯坦，此举使高等研究院名声大噪。其他学者也获得了同样丰厚的薪水。弗莱克斯纳需要的是最优秀的人才，他想确保他请来的学者都无须被迫通过“撰写没意义的教科书或干其他杂务”来贴补收入。在这里“没有义务，只有机会”。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弗莱克斯纳招募了许多杰出的学者，其中大部分是数学家，比如约翰·冯·诺依曼、库尔特·哥德尔、赫尔曼·外尔、迪恩·蒙哥马利、鲍里斯·波多尔斯基、奥斯瓦尔德·维布伦、詹姆斯·亚历山大和纳森·罗森。弗莱克斯纳的口号是“无用之学有大用”。但到了20世纪40年代，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面临声誉受损的危险，因为它对那些头脑过人却迟迟未能有所建树的学者过分纵容。一位科学家将这里描述为一处“科学茁壮成长却从不开花结果的奇观”。

奥本海默决心改变这一切。在自己的理论物理学领域，他希望能在高等研究院复制20世纪30年他在伯克利所做的一切——把它变成一个世界级的理论物理学中心。他知道战争让很多原创性工作都停滞不前，但情况正在迅速发生变化。1947年秋，他对麻省理工学院的听众们说：“今天距离战争状态结束还不到两年，物理学已经在蓬勃发展。”

亚伯拉罕·派斯是一位优秀的年轻物理学家，他获得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短期学者奖金。1947年4月初，他接到了一通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电话。“我是罗伯特·奥本海默，”来电者的开场白让派斯非常震惊，对方接着说，“我刚刚受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一职，我非常期待你明年能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在那里发展理论物理学。”受宠若惊的派斯立即放弃了去丹麦和玻尔一起工作的想法，接受了奥本海默的邀请。在接下来的16年里，他一直留在高等研究院，并成为奥本海默多年的知心好友。

派斯很快就有了一个目睹奥本海默风采的机会。1947年6月的3天时间里，23位美国顶尖的理论物理学家在公羊头旅馆汇聚一堂，这是一处位于长岛东端谢尔特岛上的豪华度假胜地。奥本海默牵头组织了这次会议，他请来了汉斯·贝特、伊西多·拉比、理查德·费曼、维克托·魏斯科普夫、爱德华·泰勒、乔治·乌伦贝克、朱利安·施温格、戴维·玻姆、罗伯特·马沙克、威利斯·兰姆和H.A.克拉默斯等人，他们讨论的主题是“量子力学的基本问题”。随着战争的结束，理论物理学家们终于能够将他们的注意力重新转移到基础研究上。威利斯·兰姆是奥本海默的博士生，他在会议上第一个发言，他的报告是本次会议中众多精彩发言之一。他在报告中简要介绍了后来被称为“兰姆移位”的现象，这反过来又成为新量子电动力学理论的关键一步。（1955年，兰姆因为这方面的工作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同样，拉比也就核磁共振做了一个颇具开创性的报告。

尽管美国物理学会主席卡尔·达罗是会议的官方主席，但奥本海默主导了本次会议。“随着会议的进行，”达罗在日记中写道，“奥本海默越来越占据上风，他几乎对每个观点都进行了分析（通常语气尖刻），他那华丽的英语无比流畅，从没有支支吾吾或搜肠刮肚的时候（我从未听有人在谈论物理学时用‘宣泄’一词，还有像‘产介子的’这样的妙语，这很可能是奥本海默的发明），他还会讲冷笑话，不断指出某个或其他想法（包括他自己的一些观点）肯定是错误的，而人们总是毕恭毕敬地聆听他的讲话。”同样，派斯也被奥本海默当众发言时“祭司式的讲话风格”所震撼：“仿佛他的目标是引导听众进入大自然神圣的奥秘世界。”

在会议的第三天，也就是最后一天，奥本海默主持了一个关于介子反常行为的讨论，他在战前与罗伯特·瑟伯尔探讨过这个问题。派斯后来还记得奥本海默的“大师级”表现，他总能适时地打断讨论，用引导性的问题总结讨论，并激励其他人思考解决方案。“我当时坐在马沙克旁边，”派斯后来写道，“我还记得在讨论的过程中，他的脸突然变得通红。他站起来说：‘也许有两种介子，一种大量产生，然后分解成一种吸收能力很弱的介子。’”在派斯看来，奥本海默因此促成了马沙克创新的双介子假说的诞生，这一突破后来为英国物理学家塞西尔·F.鲍威尔赢得了195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谢尔特岛会议还助力了费曼和施温格提出“重整化理论”，这是一种计算电子与自身电磁场或其他电磁场相互作用的简明新方法。这再一次说明，就算奥本海默本人不是这些发现的提出者，他的许多同行也将他视为伟大的推动者。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欣赏奥本海默的所作所为。戴维·玻姆回忆说，他当时觉得奥本海默有些喋喋不休。“他说话时口若悬河，”玻姆说，“但他说的话流于表面，空洞无物。”玻姆认为他的导师已经逐渐失去洞察力，也许只是因为多年来他没有从事实质性的物理研究。“他（奥本海默）并不赞同我研究物理学的方式，”玻姆回忆说，“我想质疑一些基础理论，而他觉得一个人应该在现有理论上进行研究，善加利用并设法从中推导出结论。”在他们交往的早期，玻姆对奥本海默非常敬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自己越来越认同另一位与奥本海默共事过的朋友米尔顿·普莱塞的观点，普莱塞表示，奥本海默“不具备真正的独创性，但他非常善于理解他人的想法并看到它们的意义”。

离开谢尔特岛后，奥本海默租了一架私人水上飞机前往波士顿，他将在那里接受哈佛大学授予他的荣誉学位。维克托·魏斯科普夫和其他几位要返回哈佛的物理学家接受了他的邀请，和他乘坐同一架飞机离开。在半路上，他们遇到了暴风雨，飞行员决定降落在康涅狄格州新伦敦的一个海军基地，但是这个机场禁止民用飞机起降，当飞机滑行到码头时，飞行员看到一个愤怒的海军上尉对他大喊大叫。奥本海默对飞行员说：“我来处理吧。”他走下飞机时自我介绍道：“我叫奥本海默。”海军军官倒吸了一口气，问道：“您就是那位奥本海默吗？”奥本海默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就是奥本海默。”能见到这个著名的物理学家让这位军官喜不自胜，他特意为奥本海默和他的朋友们提供了茶和饼干，然后让他们乘坐一辆海军大巴前往波士顿。

尽管这位美国最著名的物理学家并没有做太多的物理学研究，他还是说服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董事们授予了他史无前例的双重任命，即院长兼“物理学教授”。1946年秋，奥本海默抽时间与汉斯·贝特共同撰写了一篇关于电子散射的论文并发表在《物理评论》上。同年，他被提名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候选人，但诺贝尔委员会显然对要不要颁给他这个奖项有些犹豫不决，毕竟他的名字已经与广岛和长崎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在接下来的4年里，他又发表了3篇简短的物理学论文和1篇生物物理学领域的论文。但在1950年之后，他再也没有发表过科研论文。“他没有坐功，”1951年在高等研究院访问的物理学家默里·盖尔曼说，“定力，德国人把它称为‘坐功’，字面意思就是屁股坐在椅子上。据我所知，他既没写过长篇的论文，也未做过详尽的演算，诸如此类的事情他都没干过，他对这些缺乏耐心。他的工作主要是那些短小精悍的见解，当然它们也非常精彩。他启发了别人的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洛斯阿拉莫斯时，他手下有数千人，手中经费达数百万美元，而现在，他掌管的研究院只有区区百人，预算也不过82.5万美元。洛斯阿拉莫斯的运转完全依赖于联邦政府，高等研究院的董事会则不允许院长向政府募集资金，因为研究院要保持独立性。它和旁边的普林斯顿大学也没有任何官方关系。到1948年，这里大约有180名学者，他们主要从事两个“领域”的研究——数学或历史。研究院没有实验室，没有回旋加速器，也没有比黑板更复杂的仪器设备。这里不教授任何课程，也没有学生，只有学者。他们大多数是数学家，还有一些物理学家及几位经济学家和人文学者。事实上，因为研究院如此重视数学，以至于有些人甚至认为，奥本海默的到来标志着董事会已经决定研究院从今以后将致力于数学和物理学，别无其他。

事实上，奥本海默一开始获得的两项任命似乎说明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将高等研究院变成一个重要的理论物理学中心。他从伯克利带来了5位物理学家，他们将作为研究院的短期学者。在说服派斯后，他又招募了另一位颇有前途的英国青年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让他成为该研究院的永久成员。他还说服了尼尔斯·玻尔、保罗·狄拉克、沃尔夫冈·泡利、汤川秀树、乔治·乌伦贝克、乔治·普契切克、朝永振一郎和其他几位年轻的物理学家来研究院休暑假或学术假。1949年，他聘请了杨振宁，这位27岁的青年才俊后来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与他一起获奖的是另一位被奥本海默邀请到高等研究院的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这个地方让人感觉难以置信，”派斯在1948年2月的日记中写道，“玻尔会走进我的办公室跟我聊天，窗外能看到爱因斯坦和他的助手正走在回家的路上。与我隔着两间办公室就坐着狄拉克，而奥本海默就在楼下的办公室里……”世界上再没哪个地方能让科学天才们如此济济一堂，当然洛斯阿拉莫斯除外。

早在奥本海默到高等研究院之前，约翰·冯·诺依曼从1946年6月起就开始在富尔德楼的地下锅炉房里建造高速计算机。在这个研究院里从未出现过这么实用又这么昂贵的东西。董事会最初给了冯·诺依曼10万美元启动资金，然后罕见地破例允许他从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美国陆军、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和原子能委员会获得额外的资金。1947年，在离富尔德楼几百码远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小砖房，专门用来放置冯·诺依曼设想中的计算机。

有些学者认为思考才是他们的本职工作，对这些人来说，建造这样一台机器本身就值得商榷。“我们从来没什么需要大量计算的东西。”数学家迪恩·蒙哥马利抱怨说。对于冯·诺依曼的计算机，奥本海默本人的看法有些矛盾。像许多人一样，他认为研究院不应该变成一个由国防经费资助的实验室。但这次不一样，冯·诺依曼正在建造一台能实现科学研究革命的机器，所以他决定支持这个项目。冯·诺依曼同意不为他的计算机申请专利，它很快就成了第一代商用计算机的原型。

1952年6月，奥本海默和冯·诺依曼正式对外公布了高等研究院的计算机。当时，它是世界上运算速度最快的计算机，仅仅是它的出现就引发了20世纪末的计算机革命。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性能更好、速度更快的计算机出现后，研究院的终身教授们聚在奥本海默家的客厅里开了一次会，他们投票决定彻底终止计算机项目，并且通过了一项动议，禁止类似的设备再出现在研究院里。

1948年，奥本海默聘请了古典学者哈罗德·彻尼斯到研究院工作，他是奥本海默在伯克利的老朋友，也是美国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顶尖学者。同年，奥本海默说服董事会设立了一项12万美元的“院长基金”，这样一来在引进短期学者时，他就可以自行做出决定。他用这笔可以自由支配的经费请来了儿时的朋友弗朗西斯·弗格森。弗格森利用这个机会撰写了《戏剧的观念》一书。在露丝·托尔曼的鼓动下，奥本海默还委任了一个心理学学术顾问委员会。每年，露丝和她的小叔子爱德华·托尔曼、乔治·米勒、保罗·米尔、欧内斯特·西尔格德和杰罗姆·布鲁纳都会来研究院一两次。（爱德华·托尔曼、西尔格德和奥本海默都参加过西格弗里德·伯恩菲尔德在1938—1942年每月在旧金山组织的学习小组。）这些杰出的心理学家聚在奥本海默的办公室里向他简要介绍了心理学领域那些“深奥的问题”，还让他“了解到了最新的进展”。奥本海默很快给米勒、布鲁纳和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戴维·利维提供了短期职位。奥本海默喜欢谈论心理学。布鲁纳发现他“才华横溢，兴趣广泛，固执己见，随时都可以讨论各种话题，他也非常可爱……我们几乎什么都聊，但心理学和物理哲学最让人着迷”。

不久，陆续又有其他人文学者加入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包括考古学家霍默·汤普森、诗人T.S.艾略特、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社会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后来还有外交官和历史学家乔治·F.凯南。奥本海默一直很欣赏艾略特的《荒原》，当艾略特同意在1948年来高等研究院待一个学期时，奥本海默非常高兴。但是结果并不理想，高等研究院的数学家们并不乐于与诗人为伴，甚至在艾略特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仍对他嗤之以鼻。艾略特也不与周围的人来往，这期间他待在大学里的时间比在研究院的时间还长。这些都让奥本海默很失望，他告诉弗里曼·戴森：“我邀请艾略特来这里，是希望他能创作出另一部杰作，而他在这里所做的不过是写了那个《鸡尾酒会》，那是他最糟糕的作品。”

尽管如此，奥本海默仍然坚信高等研究院应该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兼收并蓄，这一点至关重要。在他关于高等研究院的演讲中，奥本海默不断强调，人文学科可以帮助科学更好地了解其自身属性及对人类的影响。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常驻的资深数学家中只有少数人赞同他的观点，但他们的支持发挥了关键作用。约翰·冯·诺依曼对古罗马历史的兴趣几乎不亚于他对自己研究的领域的兴趣，其他几位支持者也和奥本海默一样对诗歌感兴趣。奥本海默希望那些想从不同学科维度了解人类整体境况的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能把这里当作他们的栖息之所。奥本海默无法抗拒这样一个把科学世界和人文世界结合起来的机会，他年轻时对这两个世界都同样着迷。从这个意义上说，普林斯顿与洛斯阿拉莫斯截然相反，这也许为奥本海默提供了一剂解除内心遗憾的良药。

洛斯阿拉莫斯的生活有多清苦，高等研究院的生活就有多恬静惬意。特别是对研究院的终身成员来说，这里就是一个柏拉图式的天堂。奥本海默曾经说：“这个地方的意义在于让人没有理由无所事事，也没有借口碌碌无为。”在局外人看来，这里有时看起来像是为那些公认的怪人准备的田园式精神病院。著名的逻辑学家库尔特·哥德尔是一位极其害羞的隐士，他唯一的朋友是爱因斯坦，人们经常看到他俩一起从镇上走到高等研究院。哥德尔经常会出现严重的妄想型抑郁发作，发病的时候，他总觉得有人给自己的食物投毒，因此他长期营养不良。但是这么多年来，在抑郁发作的间隙，哥德尔仍在试图解决连续统问题，这是一个涉及无限的数学难题，可他一直没能找到答案。在爱因斯坦的激励下，哥德尔也致力于广义相对论研究，并在1949年发表了一篇论文，文中描述了一个“旋转宇宙”，在这个宇宙中，理论上有可能“旅行到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任何区域，然后再折返”。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几十年里，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独来独往、幽灵般的人物，他总是身着一件冬天穿的破旧的黑色外套，不停地在一大堆笔记本上潦草地写着德语速记。

狄拉克的古怪也不遑多让。在他小时候，他父亲就要求狄拉克只能用法语跟他对话，他父亲原本认为这样一来狄拉克很快就能学会另一门语言。“但是我发现我没法用法语表达自己，”狄拉克解释说，“所以对我来说，保持沉默总比说英语好。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变得沉默寡言。”经常有人看到他穿着长长的橡胶靴，用斧头在高等研究院附近的树林里开辟小径。这是他的娱乐运动，多年后它变成了高等研究院的一种集体消遣。狄拉克是个令人抓狂的死脑筋。一天，记者打来电话询问他计划在纽约举行的一场演讲。因为奥本海默很早就决定不在学者们的办公室里装电话，以防他们被打扰，所以狄拉克只能在走廊里接这个电话。当记者说想要一份演讲稿时，狄拉克放下电话，走进杰里米·伯恩斯坦的办公室征求意见。狄拉克说自己担心被别人断章取义，于是，碰巧站在那里的亚伯拉罕·派斯建议他在演讲稿上注明“请勿以任何形式发表”。狄拉克沉默了几分钟，他在消化这个简单的建议。最后，他说：“这句话里的那个‘以任何形式’是否多余？”

冯·诺依曼也是个不同寻常的人。他和奥本海默一样会多门语言，而且兴趣广泛。他还喜欢举办热闹的派对，这些派对会一直持续到凌晨。和爱德华·泰勒一样，他也是狂热的反苏分子。一天晚上，当聚会上的话题转到早期的冷战时，冯·诺依曼相当淡定地说，显然美国应该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用自己的核武器储备彻底击败苏联。他在1951年给刘易斯·斯特劳斯的信中写道：“我认为美苏争端极有可能导致一场‘全面的’武装冲突，因此，迫切需要加快军备速度。”虽然这种论调让奥本海默感到震惊，但是在涉及这些终身教授的问题上，他从未让政治因素干扰过他的决定。

奥本海默广泛的涉猎经常让来自各个领域的学者惊叹不已。一天，美国联邦基金会的主管兰辛·V.哈蒙德找到了奥本海默，当时有大约60名英国年轻人申请了到美国各大学深造的奖学金，他想听听奥本海默对此有何建议。这些人申请的专业从人文科学到自然科学不一而足。哈蒙德本人是一位研究英国文学的学者，他希望奥本海默能对那些申请数学和物理专业的候选人提供一些建议。哈蒙德刚被领进办公室，奥本海默就让他吃了一惊，奥本海默说：“你在耶鲁大学获得了18世纪英国文学的博士学位，研究的是‘约翰逊时代’。你的导师是廷克，还是波特尔？”不到10分钟，哈蒙德就知道了如何为来自英国的物理专业申请人找到适合他的美国大学。当他觉得已经耽误了这位忙碌的院长太多时间正要起身离开时，奥本海默说：“如果你还有几分钟时间的话，我也很想看看其他学科的申请情况……”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奥本海默详细介绍了全国各地研究生院的优势和不足。“嗯……美国本土音乐，罗伊·哈里斯正是适合他的人选……社会心理学……我建议去了解一下范德比尔特大学，申请人少的话，他更容易得偿所愿……对于你的专业领域，18世纪英国文学，耶鲁大学显然是一个好选择，但哈佛大学的贝特教授也可以考虑一下。”哈蒙德从没听说过贝特这个人，他离开时感到不知所措。“我以前从来没有，”他后来写道，“以后也再没有和这样的人说过话。”

奥本海默与高等研究院那位最著名的终身教授的关系有些微妙，后来他在写到爱因斯坦时说：“我们是亲密的同事，也可以算是朋友。”在他看来，爱因斯坦是物理学领域一位在世的守护神，而不是一位依然活跃的科学家。《时代》杂志曾称“爱因斯坦是一座里程碑，而不是灯塔”，高等研究院的一些人怀疑这句话就出自奥本海默之口。爱因斯坦对奥本海默也有类似的矛盾心理。1945年，当奥本海默首次被推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终身教授候选人时，爱因斯坦和数学家赫尔曼·外尔给全体教职员工写了一份备忘录，他们推荐了理论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而不是奥本海默。当时，爱因斯坦和泡利相熟已久，对奥本海默只是略知一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外尔曾在1934年竭力招募奥本海默加入高等研究院，但奥本海默坚决拒绝了，他说：“我那里毫无用武之地。”不过，1945年，作为物理学家，奥本海默的资历根本无法与泡利相提并论：“泡利提出了不相容原理，分析了电子自旋，奥本海默则没有为物理学做出过这种根本性的贡献……”但是，爱因斯坦和外尔也不得不承认，奥本海默“建立了美国最大的理论物理学院系”。不过，当他们注意到他的学生一致称赞他是位好老师后，两人又警告说：“这可能是因为他太强势了，以至于他的学生都成了缩小版的奥本海默。”根据这一建议，高等研究院在1945年向泡利抛出了橄榄枝，但泡利拒绝了。

尽管有些不情愿，爱因斯坦最终还是对这位新院长产生了敬意，他形容这位院长是一位“能力超群、博学多识之人”，但他钦佩的只是奥本海默的为人，而不是他的专业。尽管如此，爱因斯坦也从来没把奥本海默当成自己的密友，“也许部分原因是我们的科学见解截然不同”。早在20世纪30年代，奥本海默就曾因爱因斯坦顽固地拒绝接受量子理论而称他为“十足的疯子”。奥本海默请到普林斯顿的所有年轻物理学家都笃信玻尔的量子理论，他们对爱因斯坦那些挑战量子世界观的问题毫无兴趣，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位伟人不知疲倦地想要建立一种“统一场论”来取代他所谓的量子理论的矛盾之处。这是一项孤独的工作，然而他颇为满足于继续为“上帝不掷骰子”辩护，这句话也是他对量子力学的基础之一——海森伯不确定性原理的扼要批评。爱因斯坦并不介意普林斯顿的大多数同事“把我看作异端和保守派，认为我已经过气了”。

对于这位广义相对论的提出者，奥本海默深深钦佩他“非凡的原创思维”，“这是几何和万有引力的奇妙结合”，但是他认为爱因斯坦“将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带到了他的原创性工作中”。奥本海默坚信，在爱因斯坦后来的职业生涯中，正是这种“传统观念”误导了他。让奥本海默感到“悲哀”的是，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这些年，爱因斯坦一直想证明量子理论存在严重的不自洽，所以是有缺陷的理论。奥本海默写道：“他总能想到出人意料又机智的反例，在这方面没人比他更别出心裁，但事实证明并不存在所谓的自相矛盾。在爱因斯坦自己的早期理论中就能找到化解这些矛盾的办法。”量子理论让爱因斯坦感到不满的地方是关于不确定性的概念，然而正是他自己对相对论的研究激发了玻尔的灵感。奥本海默认为这极具讽刺意味：“他以一种高雅而激烈的方式与玻尔对战，他反对的正是因他而生又被他憎恶的理论。这种事在科学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不过这些分歧并没有妨碍奥本海默与爱因斯坦融洽相处。1948年年初的一个晚上，他在奥尔登庄园款待了戴维·利连索尔和爱因斯坦。利连索尔就坐在爱因斯坦身边，“看着他听（他的神态严肃而专注，偶尔还会笑出声，眼角现出皱纹）奥本海默用‘那些小生物’来形容中微子及讲述物理学之美”。奥本海默依然喜欢送人奢侈的礼物，他知道爱因斯坦热爱古典音乐，还听说他的收音机收不到纽约电台播放的卡内基音乐厅的音乐会，于是他安排人在爱因斯坦位于默瑟街112号的那座简朴住宅的屋顶上装了一个天线。爱因斯坦对这一切毫不知情，然后在他生日那天，奥本海默带着一台新收音机出现在他家门口，还提议他们听一场当天举行的音乐会。爱因斯坦非常开心。

1949年，玻尔访问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他同意在爱因斯坦70岁生日之际撰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将被收录在一本庆祝他生日的文集中。他和爱因斯坦相处得很融洽，但是，就像奥本海默一样，玻尔也不明白为什么对爱因斯坦来说量子理论就像一个恶魔。看到纪念文集的手稿时，爱因斯坦注意到这些文章中的批评之词和赞誉之辞不相上下。“对我来说，这不是一本庆祝七十岁大寿的书，”他说，“而是一项弹劾令。”3月14日，在他的生日当天，250名杰出的学者聚集在普林斯顿的礼堂，聆听奥本海默、伊西多·拉比、尤金·维格纳和赫尔曼·外尔表达他们的敬佩之情。无论同道们与这位老人有多大的分歧，当爱因斯坦走进大厅时，空气中仍充满了期待。一阵突然的沉默之后，所有人都起身为这位公认的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鼓掌。

作为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和爱因斯坦意见相左。但作为人道主义者，他们志同道合。在这个历史时期，作为冷战中国家安全网络的组成部分，武器实验室雇用了大量科学家，大学也越来越依赖来自军方的合约，但是奥本海默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尽管在科学军事化伊始奥本海默就“置身其中”，但他最终选择了离开洛斯阿拉莫斯，他还试图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制止军备竞赛，这一点让爱因斯坦感到敬佩。与此同时，爱因斯坦也注意到奥本海默在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时颇为谨慎。1947年春，新成立的原子科学家紧急委员会邀请奥本海默在一次公开的晚宴活动上发言，奥本海默拒绝了这次邀请，这让爱因斯坦大惑不解。奥本海默解释说，他觉得“没有准备好在这个时候就原子能问题发表公开讲话，他担心结果未必会朝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这位老人显然不明白奥本海默为何看上去如此在意维护与华盛顿当局的关系，爱因斯坦从不参与这种游戏，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要政府给他颁发安全许可。爱因斯坦天生不喜欢接近政治家、军事将领或当权人物，正如奥本海默所观察到的那样，“他从不会与那些政治家和有权有势的人谈笑风生”。奥本海默好像很享受自己的光环及与权势人物交往的机会，爱因斯坦却总是对谄谀奉承感到不自在。1950年3月的一个晚上，在爱因斯坦71岁生日那天，奥本海默送他回默瑟街的住所。“你知道，”爱因斯坦说，“一旦人们受命做某件明智之事，之后的人生对他而言就异乎寻常。”奥本海默比大多数人都更懂得他的意思。

与在洛斯阿拉莫斯时一样，奥本海默仍有着异乎寻常的说服力。派斯记得碰到过一位刚从奥本海默的办公室出来的高级学者，那位教授说：“我刚刚遇到了一件怪事，我去找奥本海默谈事时已经打定主意，可是当我离开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观点竟然与之前的完全相左。”

奥本海默想对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董事会如法炮制，结果并不理想。20世纪40年代末，因为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董事会经常陷入僵局。董事会副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把持着董事会，其他董事会成员都倾向于对他言听计从，部分原因是他是董事会中唯一拥有巨额财富的人。与此同时，他的极端保守主义让一些偏自由派的董事会成员很反感。一位董事抱怨说，董事会不需要“20世纪胡佛式的共和党思维”。尽管奥本海默在到普林斯顿之前只与斯特劳斯有过短暂的会面，但他非常清楚斯特劳斯的政见，还私下明确表示过他不欢迎斯特劳斯升任董事会主席。

一开始，奥本海默与斯特劳斯没有什么不和，他们的关系也算友好。然而，正是在最初的这几年里，两人之间埋下了怨恨的种子。斯特劳斯到普林斯顿时，经常会在奥尔登庄园受到款待，有一次晚宴结束之后，他送给奥本海默和姬蒂一箱上好的葡萄酒。但所有人都清楚，这两个人不仅都热衷权力，还想一决高下。一天，亚伯拉罕·派斯正站在富尔德楼外面，一架直升机降落在奥尔登庄园与高等研究院之间宽阔的草坪上，从直升机里走出来的是斯特劳斯。“我对他的外表印象深刻，”派斯后来写道，“他看起来温文尔雅，但那也可能是精明圆滑，我本能的反应是：小心这副派头后面藏着什么。”

奥本海默很快意识到，斯特劳斯的野心是想实现某种程度上的“共同管理”。1948年，他告诉奥本海默，他正在考虑买下一位前任教员的房子，这幢房子就建在高等研究院的土地上。但奥本海默抢先一步，他让高等研究院马上买下了斯特劳斯提到的房子，然后又把它租给了另一位学者。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斯特劳斯显然对此心领神会。正如未公开的高等研究院官方记录指出的那样：“这一事件标志着斯特劳斯先生想协助管理研究院的希望暂告破灭。”此事之后，无论在研究院内还是院外，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充满了紧张和不信任。尽管受此挫折，斯特劳斯仍通过与董事会主席赫伯特·马斯和唯一一位教授董事——数学家奥斯瓦尔德·维布伦联手，继续对高等研究院施加影响。

奥本海默有时没有事先征得董事会的批准就做出一些政治上很敏感的决定，这一点经常让斯特劳斯感到恼火。1950年年底，奥本海默想聘任研究中世纪的学者厄恩斯特·H.康托洛维茨教授，但是斯特劳斯叫停了此事，因为康托洛维茨拒绝签署加州校董会忠诚誓言。后来斯特劳斯发现自己是唯一投反对票的人，他这才做出让步。当国会通过的法案要求接受原子能委员会基金资助的科学家必须获得联邦调查局的安全许可时，奥本海默怒气冲冲地给原子能委员会写了一封信。他写道，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将不再接受这类基金资助，理由是安全调查的要求违背了研究院的“传统”。直到1个月后，奥本海默才把他的决定通知了董事会。根据会议记录，一些董事表示他们担心院长的行为可能会让研究院卷入“政治旋涡”，特别是惹上联邦调查局。董事会告诉奥本海默，今后在做此类决定之前应该先征询董事会的意见。

1948年春，奥本海默接受了《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他在采访中畅谈了自己对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设想。他说，他希望能邀请到更多的学者，甚至是非学术圈的商界或政界资深人士，进行一学期或一年的短期访问。这一点被《纽约时报》报道为：“奥本海默打算减少高等研究院的终身教授。”随后，在记者的笔下，奥本海默的工作成了一份轻松惬意的差事：“假设你有一笔由2 100万美元捐款支撑的基金可供支配……假设你可以用这笔资金邀请世界上最伟大的学者、科学家和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成为你的带薪房客，他们可以是你最喜欢的诗人、你很感兴趣的那本书的作者，或者你想与之探讨宇宙本质的欧洲物理学家。这正是奥本海默喜欢的安排，他可以满足自己所有的兴趣和好奇……”

不用说，这些话让高等研究院的一些终身教授们眉头紧蹙，另一些人则对他们的院长可以根据自己突发奇想的学术兴趣来管理研究院颇为不满。1948年，奥本海默又犯了一个轻率的错误，他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打趣说，虽然研究院是一个可以供人“坐下来思考”的地方，但是我们只能确定他们坐在那里。他接着说，这所研究院散发着“某种中世纪修道院的气息”。然后，他又不经意地伤害了那些终身教授的感情，他说研究院最棒的就是它是一间“学者旅店”。《时代》杂志将该研究院描写成“供短暂驻足的思想者休息、恢复和养精蓄锐的地方，之后他们会继续上路”。随后，教员们告诉奥本海默，他们对这样“令人反感”的媒体报道“很有意见”。

奥本海默为研究院制订的宏伟计划经常遭到抵制，尤其是来自数学家们的抵制，最初他们以为奥本海默会在研究院的聘任和预算方面偏向他们。他们之间的争执有时会变得非常琐碎。奥本海默的秘书韦尔娜·霍布森很善于观察，她说：“研究院是一个有趣的伊甸园。可是，在一个理想化的团体里，当你消除了所有的日常摩擦，取而代之的冲突会更加残酷。”这些争执主要集中在人员聘任问题上。有一次，奥本海默正在主持一个会议，这时奥斯瓦尔德·维布伦走了进来，他坚持要听他们的讨论。奥本海默告诉他必须离开，这位数学家断然拒绝，于是奥本海默把会议转移到了另一个房间。“这就像小男孩打架一样。”霍布森回忆说。

维布伦经常给奥本海默制造麻烦。作为董事之一，他一直像是高等研究院里的权力掮客。事实上，许多数学家都希望维布伦能被任命为院长。可是事与愿违，正如研究院的一位教授所说：“奥本海默这个暴发户被招了进来……”冯·诺依曼曾积极反对任命奥本海默为院长，他在给斯特劳斯的信中写道，“奥本海默的才华无可争议”，但他“严重怀疑让奥本海默担任院长是否明智”。冯·诺依曼和许多数学家都赞成“由一个教员委员会来取代院长一职，委员会的成员轮流担任一两年的主席”。不过，最终结果与他们的期望背道而驰：他们迎来了一位坚持己见、胸怀宏图的院长。

奥本海默在高等研究院也展现出了他领导洛斯阿拉莫斯时的那种耐心和活力。但是，根据戴森的说法，他与数学家们的关系“糟糕透顶”。高等研究院的数学系一直首屈一指，奥本海默尽量不去干涉他们的事情。事实上，在他担任院长的第一年，他还让数学系的人员增加了60%。不过，数学家们非但没有投桃报李，还总是反对他聘任其他学科的人员。在沮丧和愤怒之下，奥本海默曾称38岁的数学家迪恩·蒙哥马利是“我见过的最傲慢、最顽固的狗杂种”。

这些内心深处的情绪最终也会失控爆发。“他（奥本海默）就是想羞辱数学家。”安德烈·韦伊（1906—1998）说道，这伟大的法国数学家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待了几十年。“奥本海默整个人都沮丧透了，他的乐子就是挑起人们的争吵。我见他这么干过。他喜欢看高等研究院的人们吵吵闹闹。他之所以感到沮丧，主要是因为他想成为尼尔斯·玻尔或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但他也知道自己办不到。”韦伊是奥本海默在高等研究院遇到的那种典型的自大狂。这些人可不是他在洛斯阿拉莫斯凭人格魅力就能轻易领导的年轻人。韦伊为人傲慢尖刻，对他人也很苛刻，他以恐吓别人取乐，可是他无法威胁到奥本海默，这让他感到非常愤怒。

虽然学术圈的政治是出了名的锱铢必较，但奥本海默还面临着一些研究院特有的难题。从学科规律来看，数学家往往在二三十岁时就能凭天赋到达职业巅峰，而历史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经常需要多年的勤奋准备才能开始真正的创作。因此，研究院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并招募到杰出的年轻数学家，但几乎不会聘任资历尚浅的历史学家。而且，那些年轻的数学家可以读懂并评价历史学家的工作，但没有一位历史学家能对数学系的候选人评头论足。最令人伤脑筋的地方是：数学家的全盛时期很快就会过去，而且因为没有教学职责，他们人到中年后，许多人的兴趣开始转移到别的地方。如果没有什么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这些数学家就会把每一次聘任都搞得火药味十足。相反，那些非数学领域的学者因为年龄较大而且正处于职业生涯的全盛期，他们对于这种学术斗争既没有兴趣也无暇顾及。但是，令数学家们不快的是，他们在奥本海默身上发现，面前的这位院长虽然是一个物理学家，但他已经下定决心要让高等研究院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保持平衡。为此，他招募了心理学家、文学评论家甚至诗人，这让数学家们感到错愕。

有时，奥本海默被这些争夺地盘的钩心斗角弄得精疲力竭，他身边的那些人就成了他发泄不满的对象。有一次他发现弗里曼·戴森冒失地和别人议论起即将聘用的一位物理学家，奥本海默随即把戴森叫进自己的办公室。“他真的让我无法招架，”戴森回忆说，“我看到了他最凶悍的一面。这太糟糕了。我真的觉得自己就像个懦夫，他让我相信我真的背叛了他对我的所有信任……他就是这样，他想按自己的方式做事。研究院是他自己的小王国。”

在洛斯阿拉莫斯，奥本海默很少表现得粗暴无礼，而在普林斯顿，他的过激行为有时甚至连最亲近的朋友都感到震惊。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时候，奥本海默的机智和优雅举止依然让人着迷，但有时他似乎无法克制自己的狂妄自大。亚伯拉罕·派斯记得，因为奥本海默无端的讽刺挖苦，有几次年轻的学者哭着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很少有演讲者能抵挡奥本海默的干扰，但雷斯·约斯特做到了，而且令人印象深刻。一天，在这位瑞士数学物理学家的讲座上，奥本海默打断他问是否可以就其中一点进一步详细解释。约斯特抬起头说：“好的。”但是他又接着讲了下去。奥本海默制止了他，说道：“我的意思是，你能解释刚才那一点吗？”这一次，约斯特说：“不能。”当奥本海默问原因时，约斯特回答说：“因为即使我解释了，你也不懂，还会问更多的问题，用掉我一小时的讲座时间。”在约斯特余下的讲座中，奥本海默一直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

奥本海默躁动不安，才华横溢，情感疏离，对那些近距离观察他的人来说，他总像是一个谜。派斯几乎每天都能在高等研究院见到他，他认为奥本海默是一个心扉紧闭的人，“不喜欢表露自己的情感”。别人很少能瞥见他内心强烈的情绪。一天晚上，派斯去普林斯顿花园剧院观看1937年让·雷诺阿导演的电影《大幻影》，这部经典的反战电影讲述了一战士兵之间的战友情、阶层问题和背叛。灯光亮起后，派斯发现奥本海默和姬蒂就坐在后排，他看得出奥本海默一直在哭泣。

还有一次是在1949年，派斯邀请奥本海默和姬蒂去他在迪金森街的小公寓参加聚会。晚上，心血来潮的派斯拿出自己的吉他，他让大家坐在地板上唱民谣。奥本海默很配合地照做了，但派斯注意到他露出一副“傲慢的样子，很显然他觉得自己不该出现在这么荒唐的场合”。然而，在大家唱了一会儿之后，派斯又瞥了奥本海默一眼，“感动地发现奥本海默那高人一等的态度不见了，相反，他现在看起来就像一个性情中人，只想和大家在一起”。

研究院里的生活平和舒适。每天下午三四点，在富尔德楼主楼的公共休息室会供应茶点。奥本海默曾经说：“茶歇是我们为彼此答疑解惑的时间。”奥本海默每周会举办两三次气氛活跃的研讨会，主题通常是物理学，但有时也涉及其他领域。他说：“传递信息的最好方式就是以人作为载体。”理想的思想交流总要有一些产生火花的碰撞。高等研究院的经济学家沃尔特·W.斯图尔特博士说：“年轻的物理学家们毫无疑问是我们这里最聒噪、最热闹、最活跃、思维最敏捷的群体……几天前，他们从一个研讨会冲出来的时候，我问其中一个人：‘研讨会如何？’他说：‘太棒了，上周我们知道的物理知识都是错的！’”

然而，有时研讨会的演讲嘉宾会因为受到后来所谓的“奥氏待遇”而不知所措。戴森在写给英国父母的信中描述了这样的经历：“我一直在认真观察他在研讨会上的行为举止。如果有人为了照顾其他听众讲了一些他知道的内容，他就会忍不住催促对方往下讲；如果有人说了一些他不知道或者不能马上认同的内容，他就会在别人详细解释之前插嘴，进行尖锐甚至激烈的批评……他会一直紧张不安地踱来踱去，而且烟不离手，我认为他无法控制自己的焦躁。”有些讲者会被奥本海默的另外一些小动作搞得无所适从，比如他会不停地咬拇指尖和叩门牙。

1950年秋季的一天，奥本海默安排哈罗德·W.刘易斯汇报一篇论文摘要，这篇发表在《物理评论》上的论文作者是奥本海默、刘易斯和S.A.沃图伊森，论文主题是介子多重产生现象。这是在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之前，奥本海默的最后一项研究成果。很自然地，奥本海默希望大家赶紧认真讨论他的研究。但是，那些聚在一起的物理学家竟然讨论起了“球状闪电”，在这种尚无法解释的现象中闪电呈球状。当他们讨论如何解释这些现象时，奥本海默气得面红耳赤。最后，他起身大步走了出去，嘴里念叨着：“火球，什么火球！”

戴森回忆说，他在一次演讲中赞扬了理查德·费曼最近在量子电动力学领域取得的进展，但是奥本海默“对我大发雷霆”。不过，事后他还是向戴森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当时，奥本海默认为费曼的方法——主要依赖直觉而不是计算——从根本上就是错的，他根本不愿意听戴森的辩解。后来汉斯·贝特从康奈尔大学来的时候，发表了一次支持费曼理论的演讲，奥本海默直到此时才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看法。当戴森再次做讲座时，奥本海默一反常态地保持了沉默。之后，戴森在他的邮箱里发现了一张非常简短的便条：“我放弃争辩。奥本海默。”

面对奥本海默，戴森的心情很复杂。贝特曾让戴森师从奥本海默，因为他“更有深度”。戴森对身为物理学家的奥本海默感到失望，他似乎再也无暇顾及理论物理学家要做的那些艰苦的研究和演算。戴森回忆说：“他也许曾经很有深度，但是他对现况一无所知！”奥本海默经常令戴森迷惑不解，作为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奥本海默在思想上很超脱，在现实中又野心勃勃。戴森觉得对于奥本海默这种人，最难抗拒的诱惑是：“征服恶魔，拯救人类。”

在戴森看来，奥本海默有“装腔作势”之嫌。有时候，他根本无法理解奥本海默那些晦涩难懂的发言，不过这让他想到“不知所云也会被误认为是有深度”。尽管如此，戴森发现自己还是被奥本海默所吸引。

1948年年初，《时代》杂志刊登了一篇短讯，内容是关于奥本海默最近在《技术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时代》杂志的报道称，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上周坦率地承认了科学的罪责感”。报道还引用了这位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战时负责人的话：“从某种粗略的意义上说，物理学家们已经认识到自己的罪孽，这并非粗鲁的指摘、开玩笑或言过其实，他们无法再装作不知道了。”

奥本海默肯定知道，这样的话，尤其是从他的嘴里说出来，一定会引起争议。就连他的密友伊西多·拉比也认为他用词不当：“那都是胡扯，我们从来没这么说过。他觉得自己有罪，好吧，他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因为这件事，拉比评价他的朋友是“人文知识学多了”。拉比太了解奥本海默了，所以不会生他的气，他知道他这位朋友的弱点之一是“喜欢把事情说得神乎其神”。奥本海默之前在哈佛大学的老师珀西·布里奇曼教授对记者说：“科学家不应为自然界的事实负责……如果有人应该感到罪恶，那就是上帝。他创造了这一切。”

当然，奥本海默并不是唯一一位怀有这种想法的科学家。那一年，他之前在剑桥大学的导师帕特里克·布莱克特（“毒苹果”事件的主角）出版了《原子能的军事和政治后果》，这是第一次有人全面评述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决定。布莱克特认为，到1945年8月，日本人事实上已经战败，原子弹实际是用来阻止苏联参与占领战后的日本。布莱克特写道：“人们不难猜到，这两颗核弹——也是仅有的两颗——被如此匆忙地运到太平洋的另一端并空投在广岛和长崎，只是为了及时确保日本政府只向美军投降。”他总结说，原子弹轰炸“与其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不如说是目前对苏冷战外交的第一次重大行动”。

布莱克特认为，许多美国人都意识到核弹外交是对日本轰炸的原因之一，这种认识让“许多了解或怀疑事实真相的英国人和美国人产生了强烈的内心冲突。在核科学家的心里，这种冲突尤为强烈，看到自己杰出的科研成果被如此滥用，他们肯定觉得自己也难辞其咎”。布莱克特所写的当然是自己的学生——奥本海默的内心煎熬，他甚至引用了1946年6月1日奥本海默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演讲内容，奥本海默在演讲中直言不讳地说，美国“使用了原子武器来对付一个基本上被打败的敌人”。

次年，布莱克特的书在美国出版时引起了很大反响。拉比在《大西洋月刊》上抨击道：“作者为广岛发出的哀号纯属自作多情。”他坚称这座城市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奥本海默本人从未批评过布莱克特的论著，同年晚些时候，当布莱克特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奥本海默还向他这位曾经的导师表示了热烈的祝贺。此外，几年后，布莱克特出版了另一本批评美国使用原子弹的书——《核武器与东西方关系》，奥本海默在信中写道，尽管他认为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但他仍然认同书中的“主要内容”。

同年春天，《今日物理》月刊创刊号的封面上刊登了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奥本海默的矮帽搭在一根工业管线上，无须说明读者也能认出来这顶著名的帽子属于谁。在爱因斯坦之后，奥本海默无疑是这个国家最著名的科学家，而那时科学家突然被视为智慧的化身。无论在政府内还是在社会上，人们都急切地想听他发表意见，他的影响力有时似乎无远弗届。“他想和华盛顿的将军们搞好关系，”戴森说，“与此同时，他又想成为人类的救世主。”

• 普林斯顿战役于1777年1月3日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附近打响。华盛顿率领的美国军队在此次战役中成功击败了英军，这也是美国军队在独立战争中重要的胜利之一。——译者注

• 《鸡尾酒会》（The Cocktail Party）是T.S.艾略特最受欢迎的戏剧作品之一。——译者注

• 爱因斯坦曾对别人说，他去办公室“只是为了有幸与库尔特·哥德尔一起步行回家”。——译者注

• 原子科学家紧急委员会于1946年由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利奥·西拉德创立，爱因斯坦任主席。其目的是警告公众发展核武器的危险，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并最终争取世界和平。——译者注

• 加州校董会忠诚誓言是指加州立法机构在1950年颁布的一项法律，要求所有公立学校和大学的教职员工、管理人员及校董会成员在就职时签署一份忠诚誓言，承诺不会以任何方式支持或加入任何涉嫌颠覆美国政府的组织，包括共产主义组织。这项法律在当时引起了激烈的争议和反对，有人认为其违反了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原则。最终，这项法律在1967年因违宪被加州最高法院宣布废除。——译者注

• 原文是“nolo contendere”，它是刑事诉讼中被告针对起诉书的指控可做的三种抗辩之一，即对起诉书指控的罪行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译者注

• 在《大西洋月刊》的这篇文章中，拉比认为日本人清楚广岛的军事意义，也认同这是一个合理的军事目标，他们乐于接受以任何方式结束这场战争。他还说这种过度渲染反而让他们觉得自己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