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兰德的“DIY”理念

    在《插电酷爱迷幻实验》（The Electric Kool-Aid Acid Test）一书的开头几页，汤姆·沃尔夫（Tom Wolfe）是这样描述的：“一个瘦瘦的金发小伙子，他的额头上贴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圆碟，挂着一根由印第安串珠做成的项链。他的上半身没有穿衬衫，那裸露的肌肤上只挂着一串印第安串珠项链，披着一件白色罩衣，上面别着瑞典国王授予的奖章。”这个家伙就是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他是一位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家、退役的陆军伞兵，后来又加入了肯·凯西（Ken Kesey）的行列，成了“欢乐小丑帮” （Merry Prankster）中的一员。他是“DIY”型创新者的代言人之一。我们将会看到，“DIY”型创新是实现全球富足的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在沃尔夫的书出版几个月后，也就是在1968年3月的时候，布兰德正在阅读芭芭拉·沃德（Barbara Ward）的著作《地球号太空船》（Spaceship Earth），并试图回答如下两个问题：一个是，我要怎样做才能帮助所有那些现在正在返回地球、回归田园生活的朋友们？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我怎样才能拯救地球？

    布兰德的解决方法非常简单直接。他会出版一份从表面上看与里昂比恩（L. L. Bean）邮购目录有些相像的目录列表，把以下各项都列入其中：自由开放的社会价值观、适用的技术观念、整体系统思维的生态学观念，还有最重要的“DIY”工作理念。事实上，这种工作理念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爱默生在1841年写的一篇题为《自力更生》（Self-Reliance）的文章。在20世纪早期，这种工作理念再次浮出水面，并为工艺美术的复兴铺平了道路。其后，在20世纪50年代，这种工作理念还推动了当时的旧车改装运动和家居改建计划。最后，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这股风潮终于发展成了一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具标志性意义的全民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保守估计至少有1 000万美国人回归田园生活。这些回归田园生活的人士很快就认识到，田园生活的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DIY”的能力。正如布兰德所清楚地意识到的，这些能力又进一步取决于个人所使用的工具——这里所说的工具指的是任何东西，从有关风车的信息到如何开始一桩小生意的想法都属于工具的范围。“我受到了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的思想的影响，”布兰德回忆道，“富勒很早就已经在向世人宣扬他的如下观念了：不要想着去改变人类的天性，那注定是徒劳无功的，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我们可以去追求工具的创新。有新的工具就会带来新的做法，有更好的工具就会出现更好的做法。”

    所有这一切终于使《全球概览》杂志（Whole Earth Catalog）得以诞生。它的第一期出版时间为1968年7月，这个创刊号只是一份只有6页的油印刊物，置于卷首的是布兰德为它撰写的创刊词。这个创刊词以现在已经成了经典名言的一句话开始：“我们像上帝一样，也可能精于创造。”这是“DIY”的宣言。然后，布兰德列出了许多有助于促成这种个人转变的工具和想法。因为当时有非常多的人对这种想法感兴趣，所以这本目录式杂志将许多原本毫不相干的愿意“DIY”的人吸引到了一起，使他们凝聚成了一股强大的潜在力量。正如TED大会创始人理查德·索尔·沃尔曼（Richard Saul Wurman）所解释的那样：“这原本是一份为嬉皮士创办的目录式杂志，但是它却赢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它使信息传递领域出现了一个范式转换。我相信，你可以直接从《全球概览》链接到今天的许多文化热点和文化现象。它制造出了一种独特的氛围，使许许多多人趋之若鹜。而且这种氛围无处不在，以至于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这种氛围从何而来。”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这种氛围的核心就是《全球概览》热情地拥抱了各种以个人为中心的技术，其中最重要的是个人电脑。布兰德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发明了“个人电脑”这个术语。这个术语的诞生部分要归功于布兰德本人的科学背景，而更多的原因则与斯坦福研究院有关。在1968年前后，斯坦福研究院正走在计算机科学研究的最尖端，而且它的位置也正好坐落于《全球概览》杂志所在的门罗公园办公室的拐角处。布兰德是这个研究院的常客。在探访斯坦福研究院的过程中，布兰德接触到了电脑鼠标、交互式文本、视频会议、电话会议、电子邮件、超级文本、协同实时编辑器、视频游戏以及其他技术和产品。布兰德看到了这些工具的惊人潜力，并且通过《全球概览》杂志向全世界介绍了他所看到的这些东西。

    “是斯图尔特独自一个人促成美国主流文化接受个人电脑的，”凯文·凯利（在创办《连线》杂志之前，他曾经担任过《全球概览》杂志的编辑）说道，“在20世纪60年代，计算机被人们认为是‘老大哥’，是‘大人物’。能够使用电脑的只能是‘敌人’，电脑是政府和大型公司手中的工具。但是，布兰德却看到了个人计算机的巨大潜力。他明白，一旦这些电脑变成了个人工具，整个世界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到那时，人人都可以变成上帝。”

    布兰德呼吁，把“自力更生”与科技的力量结合起来，从而让“DIY”型创新者变成实现富足的一股重要力量。不过，《全球概览》杂志创刊理念中，另外两项原则也同样重要。第一项原则就是后来著名的“黑客伦理”（hacker ethic），这个理念也就是布兰德极力倡导的“资源共享”——“所有信息都应该免费共享”。至于第二项原则，在当时的环境中还是显得比较奇怪的一种理念，即商业也可以成为一种成就美好社会的力量。对此，科技作家霍华德·莱茵戈德（Howard Rheingold）解释道：“布兰德还结合了这样一个理念，他认为在一个全新的乌托邦式社会里，你可以DIY。他真的相信，只要拥有了适当的工具，那么任何变化都是有可能的。”正如弗雷德·摩尔（Fred Moore）所发现的，个人电脑正是那个适当的工具。

    “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前世今生

    然而，“DIY”型创新者仅凭热情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突然变成一股实现富足的力量的。如果真的相信这个，那就有点自欺欺人了。它需要每个人都认真地“升级设备”。而且，这个运动还需要“东风”，在这方面，来自弗雷德·摩尔的帮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弗雷德·摩尔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后来又成了一位“DIY”型创新者。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摩尔就已经意识到，网络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如果他能找到一种方法，把在美国各地操纵各种各样的左倾运动的所有关键“玩家”都联合起来，那么这些运动或许真的能发展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开始记录这些“玩家”的资料，方法是：把这些人的信息都写在一些3×5英寸的便条上，但是需要记录的人实在太多，因此这项工作很快就使摩尔不堪重负了。他觉得，如果采用计算机来进行管理，那么他的数据库可能会更有效率，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他怎么买得起一台电脑呢？当时的电脑极其昂贵，摩尔自己没有足够的钱来购买一台电脑。于是在1975年的某一天，摩尔决定创立一个业余爱好者俱乐部，来帮助他制造一台电脑。

    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就这样诞生了。一大群科技爱好者聚集在位于门罗公园的社区计算机中心，摆弄电路，交流故事。这个俱乐部的早期成员包括带有传奇色彩的黑客约翰·德雷珀（John Draper）——鼎鼎大名的“危机船长”（Captain Crunch）、第一代奥斯本便携式电脑的发明者亚当·奥斯本（Adam Osborne ）和李·费尔森斯坦（Lee Felsenstein）、苹果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和史蒂夫·乔布斯。摩尔从来没有失去作为一名社会活动家的本色，他总是不断地提醒大家“多奉献，少索取”。在那个时代，这确实算得上一种奇谈怪论，因为摩尔要求的其实就是“把你的商业秘密拿出来分享给大家”，但是，俱乐部的成员却把它铭记在心。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宗旨是：制造惊人的机器，销售自己的产品（硬件），分享自己的智力成果（软件）。正如约翰·马尔科夫（John Markoff）在《睡鼠说了什么》（What the Dormouse Said）一书中所阐述的，自从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出现以后，一切都变得不同了：

    家酿计算机俱乐部注定要改变世界……只要追踪一下包括苹果电脑公司在内的至少23家公司的创立和发展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它们都与家酿计算机俱乐部有直接的关系。这些公司最终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行业，这是因为，个人电脑是一种通用工具，不管是工作还是娱乐，都需要这种工具。它彻底改变了美国经济的面貌。在同一时期，泰德·尼尔森（Ted Nelson）也提出了“计算机权力属于人民”的战斗口号，这个号角很快响彻了整个计算机行业，在这之后不久，这些业余爱好者就打碎了计算世界的玻璃房。他们发起了一场运动，强调一种全新的、完全不同于美国传统商业价值观的价值观。

    通过为“DIY”型创新者提供大力支持，斯图尔特·布兰德发动了一场竞赛，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就是这场竞赛催生的一个结果，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结果。正如我们将会在本章下一节中看到的，人类正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DIY”型创新者已经改变了商业和科学。个人从政府手中接管太空竞赛这种想法并不见得是完全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正如凯文·凯利曾经说过的：“《全球概览》不仅鼓励你去创造自己的生活，还给了你许多方法和工具，使你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它还让你相信，你完全可以做到，因为这本目录式杂志的每一页都在告诉你，别人也都是这样做并取得成功的。”因此，虽然脱离原来的世界去单打独斗地尝试“DIY”可能并不容易，但是，《全球概览》杂志给了我们去尝试的勇气，这种影响已经表现在很多人身上了。

    小型组织改变了航空航天业

    本章的核心观点是，因为有了像斯图尔特·布兰德和弗雷德·摩尔这样的人，也因为工具的质量完全赶上了他们的视野范围，致力于“DIY”的创新者们所组成的小团体现在已经能够解决过去只有政府和大型企业才能解决的问题了。我已经看到这种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不过，再也没有一个故事比伯特·鲁坦（Burt Rutan）的故事更具代表性了。

    鲁坦是个高个子男人，他满头白发，前额很宽，两侧的络腮胡子可与尼尔·杨（Neil Young）相媲美。在2010年退休之前，他创办了一个名为“缩尺复合体”（Scaled Composites）的飞行设计和测试公司。在2004年的时候，为了参加安萨里X大奖（Ansari X Prize）的评选活动（稍后详述），鲁坦的“缩尺复合体”完成了一个政府和所有大型航空公司都认为不可能的创举：他改变了人类航空航天的范式。

    在美国，我们与太空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开始于1952年春天，在那个时候，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for Aeronautics ，简称NACA，后来成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确定，我们飞离地球、遨游太空的时候已经到来了。它的目标就是，我们的飞机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飞得更快、更高。官方确定的目标速度为10马赫（3千米/秒），垂直高度为100千米（进入大气的中间层）。后来，X系列试验飞机问世，其中包括X-1——它载着飞行员查克·耶格尔（Chuck Yeager）首次突破了音障；还有X-15——它载着乔·沃克（Joe Walker）飞得更快、更远了。

    X-15是一架“极限机器”。它是用一种叫做“因科镍X”（Inconel X）的镍铬合金建造而成的，能够承受住热得足以融化铝和钢铁的高温。在试飞时，X-15是被挂在B-52轰炸机的机翼下面，从加利福尼亚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的。当时，这架轰炸机先载着X-15飞到了13.7千米的高空，然后就像扔一块石头一样扔下了它。当它下降到一个安全距离时，这架火箭式飞机点燃了它的发动机，犹如一只离开地狱的蝙蝠划过天空——它带着飞行员乔·沃克离开了地球。

    沃克这次飞行的时间为1963年7月19日，就是在这一天，他驾驶着X-15飞到了100千米的高度，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驾驶飞机进入太空的人。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壮举，它需要飞行员付出艰辛的努力。两大主要的航空航天承包商雇用了数以千计的工程师才制造出了这架X-15。到1969年，这个计划已经耗费了大约3亿美元——当年3亿美元的价值比今天的15亿美元还要多。但是，这是伯特·鲁坦出现之前飞越到太空边缘的成本。

    鲁坦一开始并不想建造宇宙飞船，他开始建造的是飞机。他造出了许多飞机。通常来说，对于一个飞机设计师来说，一生中能够设计出三到四种飞机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但是，鲁坦却是一个非常多产的飞机设计师。自1982年以来，由他设计、建造与驾驶的试验飞机达到了45架，这是史无前例的。在这些飞机中，包括旅行者号（Voyager），这架飞机首次完成了不着陆、不加油的环球飞行；海神号（Proteus），它是飞行高度、距离与满载荷时升力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因此，鲁坦对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一直未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在太空自由旅行感到非常失望。

    在他看来，问题其实很简单。“莱特兄弟在1903年的时候飞起来了，”他说，“但是，到1908年，只有10名飞行员曾经试飞过。然后，他们前往欧洲去展示他们的飞机，激励每一个人，航空世界在一夜之间发生了改变。因此，发明家们开始意识到：‘嘿，我可以做到的！’于是，在1909—1912年间，在31个国家里出现了数以千计的飞行员，建造了数以百计的各种类型的飞机。是企业家而不是政府推动了这个行业的发展，并且创造了一个价值5 000多万美元（在当时）的航空工业。”

    现在人类的航天飞行事业却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自从1961年苏联的宇航员加加林，仅用一架飞机与少数几枚火箭就完成了载人太空飞行之后，X-15、红石运载火箭（Redstone）、阿特拉斯运载火箭（Atlas）、泰坦号运载火箭（Titan）、土星号运载火箭（Saturn）、穿梭机（Shuttle）、东方号载人飞船（Vostok）、上升号飞船（Voskhod）、联盟号宇宙飞船（Soyuz），所有这些都是政府拥有与经营的。截止到2010年4月，也就是自从航天飞行成为可能的49年里，大约进行了300次载人航天飞行，共计有500人进入了太空——在鲁坦看来，这个数字之低是不可接受的。

    “当巴兹（奥尔德林）第一次在月球上行走的时候，”他说，“我敢打赌，他一定在想，40年后，我们将会行走在火星上。但是我们没有，我们还从来没有接近过火星。太空旅行仍然很遥远。我们的太空飞行率低得可怜：每隔两个月都不到一次。而且根本不是去火星，而是退回到了近地轨道。我们甚至正在不断地放弃以前的发射能力。现在，在我们所拥有的仅有的宇宙飞船里面，航天飞机（航天飞机项目于2011年结束）恰恰是最复杂、最昂贵、最危险的。为什么太空项目会缩减为工程福利项目呢？为什么没有勇气飞得更远呢？我们有勇气可以做得更好。”

    这并不是傲慢的唠叨。鲁坦用实际行动支撑起他的言论，他在他们自己的游戏里打败了巨兽。他的载人航天飞机太空船1号（SpaceShipOne）在每一项测试中都胜过了政府制造的X-15。2004年，太空船1号不需要花费数十亿美元，也不需要一个数千人的工作团队，它只花费了2 600万美元，只需要一个由30名工程师所组成的团队，就完成了太空飞行的任务。而且太空船1号并不是只能承载一位宇航员，它可以载3个人。请忘记以周、月为单位来计算的发射周期吧，鲁坦的运载工具还创造了另一个飞行纪录，他在短短5天时间里就飞向太空两次。位于圣路易斯（Saint Louis）詹姆斯·麦克唐纳天文馆（James S. McDonald Planetarium）的主任格雷格·玛丽尼亚克（Gregg Maryniak）说：“太空船1号的成功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它告诉人们，即使只有一小群开发人员也能完成意想不到的事情。曾几何时，每个人都认定，只有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只有专业的宇航员才能进行太空旅行，但是伯特和他团队的成功却向世人证明，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太空旅行。他改变了航空航天业的根本范式。”

    创客运动

    在伯特·鲁坦改变了航空航天业的范式几年之后，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也完成了一个类似的创举——他自行组织制造了无人驾驶飞机。安德森是《连线》杂志的主编，也被称为极客之父，他做出这样的事情其实完全不足为奇。大约在4年前，他决定，在与他的孩子们共度周末的时候，制造一个乐高头脑风暴机器人和一架遥控飞机。但是，事情并没有按计划进行。这些机器人一直困扰着孩子们：“爸爸，激光在哪里呢？”而飞机一出大门就撞在一棵树上了。安德森清理飞机残骸的时候，开始思考，如果利用乐高无人驾驶仪驾驶飞机，那将会发生什么呢？他的孩子们觉得这个想法很酷——不过他们的兴趣大概只持续了4个小时，安德森自己却被这个想法迷住了。他说：“对于这个领域的东西，我其实一无所知。但是我知道，我可以花20美元从乐高买回一个回转式罗盘，然后可以把它改装成飞机的自动驾驶仪，我9岁的孩子可以为这个装置编程。这可真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同样惊人的事实是，无人驾驶飞机居然列入了商务部的出口禁止清单里，我9岁的孩子把乐高玩具武器化了。”

    为了了解更多这方面的知识，安德森创建了一个非营利性的在线社区，称为“DIY”无人机（DIY Drones）。起初的时候，这个项目非常简单，但是随着社区的不断壮大（目前社区的注册成员已经达到了17 000名），成员们的野心也越来越大。市场上在售的最便宜的军用级无人驾驶机为大乌鸦（Raven）。大乌鸦由航宇公司（AeroVironment）建造，一架这种无人驾驶机的零售价为35 000美元，而整个系统则要25万美元。“DIY”无人机社区的第一个大型项目就是：在从根本上降低成本的前提下，建造一个拥有大乌鸦的90%功能的无人驾驶飞行平台。社区成员们不断地编写、测试软件，不断地设计、测试硬件，最后制造出了一个四轴飞行器（QuadCopter）。这是一次了不起的壮举。然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花什么开发成本，他们只用了300美元就自行建造了一架拥有大乌鸦90%功能的无人驾驶飞机——它的成本几乎只有军方价格的1%。更重要的是，这并不只是一个一次性的示范活动。“DIY”无人机社区用同样的方法开发出了100种不同型号的产品，每种型号的开发时间都不到一年，而且几乎都是零成本开发。

    但是自制无人驾驶飞机只是一个开始。安德森决定重新改造他的孩子们的玩具，从而进一步投身到这个一直没有退潮迹象的创客运动当中。这个运动的主题是，围绕着自己的梦想去制造或修补我们日常生活环境中的东西。它最初兴起的时间大概是在1902年，那时正是第一期《大众机械》杂志（Popular Mechanics）上架之时。到了20世纪50年代，修修补补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的美德了。“修补你的房子、修补一条老旧的船、修理一辆破旧的汽车，”《制造》杂志（Make）的创始人兼出版商黛尔·多尔蒂（Dale Daugherty）说，“对一个人来说，修修补补可以带来一笔不菲的收入，能够改善他的生活。”

    由于编写程序比改造老旧物品有趣多了，于是，随着计算机的出现，这个制造者运动一度跌入了低谷，直到后来当蒸汽朋克摇滚文化兴起之后，才重新浮出水面，并且还成了像火人节（Burning Man）这样的狂欢活动的主要内容。在过去的10年里，许多人的注意力都从软件业回归到了硬件业。正如多尔蒂所指出的：“现在，自己动手去实践成了最大的潮流，人们真的变得对获得并控制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科技充满了热情。我们重新变得热衷于改造物质性的东西了。”

    而且，物质性的东西从来都不曾像现在这样容易改造。试想，在伯特·鲁坦花了2 600万美元打败了航空巨头们之后不到5年的时间里，“DIY无人驾驶飞机”小组就利用志愿者的义务劳动，在几件玩具以及价值几百美元的零配件的基础上，自制出了无人驾驶飞机，又一次彻底击败了这些航空巨头们。安德森说：“这种事情绝对是史无前例的。这是一个真正的‘DIY’的故事。我们利用开源式的设计，使成本降低为原来的1%，但是却保留了90%的功能。”安德森认为，给航空航天工业一个真正震撼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他展示的这种前景应该会使那些顽固守旧的公司感到万分紧张。安德森指出：“在成本上降低两个数量级应该是比较容易的，而我们现在正准备让成本降低三个数量级。”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创客运动拥有巨大的潜力可以帮助人类实现富足。廉价的无人驾驶飞机能够把物资运送到孟加拉国（那里的道路被雨水冲毁了），或者博茨瓦纳（那里甚至根本就没有任何道路）。奇点大学创办的109+公司正计划建立一个配备了人工智能技术的无人驾驶飞机网络（AI-enabled network of UAVs），并且将散落于非洲各地的海运集装箱改造成飞机加油站。这个系统建成之后，人们就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单，为那些不能被全球当前的运输网络所覆盖的村庄服务了。这也就意味着，现在所有的东西，从农业机械的替换零件到医疗用品，都可以通过这个无人驾驶的四轴飞行器运送到需要的地方去——运输成本每千克一千米不到6美分。

    还有一个可能的应用是，利用这个低成本的无人驾驶飞机网络系统去完成动物保护工作。例如，要想针对西伯利亚地区制订一项保护老虎的计划，关键在于搞清楚在那里究竟有多少只老虎，但是，那是一个占地面积为1 900万平方千米的地方，你又怎么去数呢？在这个时候，自制无人机队可以帮助我们去数。此外，它们还可以帮助我们巡逻雨林地区以阻止非法伐木。还有其他数以百计的以往似乎不可能负担得起的工作，突然之间都变得可以负担得起了。

    而且，无人驾驶飞机只是其中的一种技术而已。制造者现在几乎影响到了每一个和富足有关的领域，从农业到机器人技术，再到可再生能源。相信你一定能从中找到鼓舞人心的东西。我们这本书提供的一个关键消息是，每个人都可以承担起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克里斯·安德森从对无人驾驶飞机一无所知到发动了这个领域的一场革命。你也可以从创建一个社区开始，然后做出重大贡献。当然，很可能软件或硬件都不是你所喜爱的选择，那也没关系，还有“湿件”（wetware）呢。正如我们将会在下一节中看到的，一群高中生和大学生已经着手破解生命了。他们启动了“DIY”生物体的时代。

    “DIY”生物

    在21世纪初的时候，一位名叫德鲁·恩迪（Drew Endy）的生物学家对于创新越来越匮乏的基因工程技术感到非常沮丧。恩迪是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长大的：在那里任何人都能够随时从RadioShack等电子产品连锁店购买到组装收音机所需的晶体管等半导体零件，然后再把它们组装成可用的自制电子产品。恩迪认为，同样的方法用在DNA上也可能管用。在他看来，细胞与计算机并没有什么不同。那时候，许多同时代的基因工程学家也是这么认为的。计算机科学使用的是软件代码1与0，而生物学使用的代码是A、C、T和G；计算机使用的是编译程序与存储注册表，而生物学所使用的是RNA（核糖核酸）与核糖体；计算机利用外围设备，而生物学利用蛋白质。正如恩迪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所说的那样：“生物学是前所未有的最有趣、最强大的技术平台。它早已与复制机器一起接管了整个世界。你可能会想到，自己能够利用DNA来编写这些复制机器的程序。”

    2002年，恩迪以研究员的身份来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并且在那里遇到了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在接下来的那一年里，恩迪与杰拉德·萨斯曼（Gerald Sussman）、兰迪·雷特伯格（Randy Rettberg），以及汤姆·奈特（Tom Knight）一起，共同创办了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合成生物竞赛，参赛者全都是高中生和大学生。参赛者的目标是，从可互换的、标准零件（实际上就是具有清晰结构和明确功能的基因序列）开始，构建一个简单的生物系统，然后把它们放到活细胞里面进行操作。这些标准化的“零件”，在技术上被称为“生物积木”。所有生物积木都会被收集到一个资源公开共享的数据库当中，任何一个有好奇心的人都能够访问这个数据库。

    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听起来似乎也没有太多不同寻常之处。但是，自从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与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在1953年发现了双螺旋结构之后，生物技术行业就被像基因泰克（Genentech）这样庞大的公司和像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这样的政府计划为代表了。这两者都涉及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和数以千计的研究人员，而恩迪和他的朋友们所做的只不过是为少数学生讲授为期一个月的课程。

    参加第一次大赛的所有学生被分成了5个小组，每个小组都必须设计一种会发出绿色荧光的大肠杆菌。有些小组获得了成功，他们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将原先毫不起眼的一团团的自制细菌培育成了令人惊叹的荧光棒。之后，还出现了更多成功的案例。到了2008年，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的参赛团队创造出了许多能够在现实世界里应用的基因装置。那一年，来自斯洛文尼亚的一支参赛队伍以免疫积木勇夺桂冠，他们设计了一种可以专门对付幽门螺旋杆菌的疫苗，这种疫苗对大多数溃疡都有奇效。2010年，英国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发生了严重的石油泄漏事故，在那一年的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中，来自代尔夫特理工大学（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一支冠军参赛队设计出了“alkanivore”，根据他们自己的描述，这是一个“能够在水世界中促进烃类化合物转化的工具包”，或者说得更直白些吧，它就是一只能够吃掉泄漏出来的石油的虫。

    比“DIY”生物体这项工作的复杂性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本身的发展速度。2004年，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只收到了5支参赛队伍提交的50个拥有一定潜力的“生物积木”。两年后，参赛队伍增加到了32支，提交的作品（“生物积木”）则有724个。而到了2010年，参赛队伍已经进一步增加到了130支，所提交的“生物积木”也增加到了1 863个。这时候，储存在生物积木数据库里面的生物元件已经超过了5 000个。正如《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已经引导整整一代世界最聪明的科学头脑去拥抱合成生物学的愿景。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没有任何一个人真正注意到的情况下。更不用说，针对这种新技术的风险和伦理争议的公共辩论还未展开，相应的法规也还没有出现。”

    要想搞清楚这场革命可能会走向何处，不妨让我们来浏览一下《自己动手去拼接》这篇文章，它出自华盛顿大学的合成生物学先驱罗伯·卡尔森（Rob Carlson）之手，发表在著名的《连线》杂志上。在文中，卡尔森号召大家DIY各种生物元件：

    车库生物学的时代已经来临。你想参与吗？那就花一点时间去eBay网站为自己买一个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吧。只要1 000美元，你就可以买到一套用来处理液体的精密的微量吸液管，以及用来分析DNA的电泳设备。如果你顺便去逛一下像BestUse和LabX那样的网站（这两个网站都是我所喜爱的）的话，或许它们还会建议你购买刻度量筒和放大DNA用的PCR（聚合酶链反应）热循环器。如果你买不起某个特定的小发明，那么只要再等上6个月就行了——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二手实验器设备和器材供应会越来越完善。你还可以在DNAHack网站上找到非常抢手的试剂和实验方案的链接。当然，你永远可以从谷歌那里得到帮助。

    当然，媒体非常喜爱这种故事。在卡尔森发出了“战斗”号召、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大获成功之后，已经有数十篇文章的作者异口同声地声称，下一个安进公司（Amgen）将会出现在某个十几岁青少年的车库里。还有许多文章甚至断言，恐怖分子很快就会在地下室里造出生物臭虫——虽然卡尔森与其他人都认为，情况并没有像许多人所想象的那么糟糕。（在附录中，我们会探讨指数型技术的“危机”。） 不管怎样，自制基因的时代确实已经来临了。这些就读于高中的孩子们正在创造一些全新的生命形式。伟大科学的最前沿地带将掌握在这些“DIY”的创新者手中。

    社会企业家

    如果说“DIY”型创新者正从政府手中接管大型科学研究项目，那么社会企业家所接手的就是政府手中的大型社会计划。社会企业家这个术语本身是由阿育王公司（Ashoka）的创办人以及传奇式的风险投资家比尔·德雷顿（Bill Drayton）创造出来的，它描述的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既拥有务实的、注重实效的商业企业家品质，同时又以推动社会变革为目标。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德雷顿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他的时代。又过了10年，科技进步才迎头赶上；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德雷顿的想法变成了一股真正能推动富足的力量。

    随着互联网的爆炸式发展，像DonorsChoose.org、Crowdrise、Facebook这样的网站也开始着手去做一些过去只有像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机构才能做到的事情。以Kiva为例（创立于2005年10月的网站，名字在斯瓦希里语中有“团结”之义），它允许任何人以点对点的小额贷款方式直接把钱借给发展中国家的小型企业。到了2009年初，该网站会员人数已经发展到了180 000万（他们大多数是企业家），每个星期，这些会员都能获得大约100万美元的贷款。截至2011年2月，Kiva每过17秒就会贷出一笔款项，累计贷出的款项超过了9.77亿美元。虽然Kiva贷款的利率为零，但是，它的还款率却超过了98%——这就意味着，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而且正如《时代周刊》杂志在2009年所指出的：“你的钱投资于世界各地的穷人身上，比投资于你的401K计划[1]上更安全。”

    Kiva仅仅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而已。我们已经看到，在过去的10年里，这个运动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到了2007年，全世界的第三部门共雇用了大约4 000万人，并拥有两亿名志愿者。到了2009年，根据公益实验室（这是一个非营利性机构组织，专门为目标导向的企业进行认证）的统计，单单在美国就已经有了30 000名社会企业家，他们的企业每年的总营业收入高达400亿美元。同年晚些时候，JP摩根和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在分析了影响力投资的潜力后，估计社会企业家拥有的投资机会在4 000亿~10 000亿美元之间，而其潜在利润则介于1 830亿~6 670亿美元之间。

    总之，上述例子都说明，这种力量已经产生了一些非常实际的结果。开创公司（KickStart）是由马丁·费舍尔（Martin Fisher）和尼克·穆恩（Nick Moon）于1991年7月共同创办的，它的成功证明：只要两个人精诚合作，就可以带来巨大和可度量的显著影响。他们创办这个公司的目的是希望把一些技术工具带给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让他们脱离贫困。这个非营利性的组织已经开发出了许多技术设备，从低成本的灌溉系统到廉价的榨油机器，再到价格实惠的住宅用砖瓦制造设备等，无所不包。这些技术后来都被非洲的企业家买下了，他们利用这些技术创立了高盈利性的小型企业。在2010年，受到开创公司支持的全部企业为肯尼亚贡献了0.6%的国内生产总值，为坦桑尼亚贡献了0.25%的国内生产总值。

    还有更大的一个例子，那就是企业社区合作伙伴基金会（Enterprise Community Partners），它被《快公司》杂志（Fast Company）称为“你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但却最有影响力的组织之一”。这个组织的成员既有以盈利为目的的社会企业家，也有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社会企业家，它专门为穷人提供负担得起的房屋抵押贷款资助。在过去的25年里，它已经帮助振兴了一些美国最贫困的社区，包括布朗克斯区的阿帕奇要塞（Fort Apache）和旧金山的田德隆区（Tenderloin）。但是它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创造了一个低收入者的住房信贷，发放的信贷资金大约占到了全美廉租房租金的90%。现在，许多人认为，社会企业家将成为大型的政府社会计划的终结者，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20多年来，单单从上述信贷规模来看，社会企业家在帮助穷人获得可负担的住房这方面的表现就已经远远超越了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简称HUD）了，而这本来是后者的核心职责。

    不过，以上所述只是“DIY”创新者着手解决的无数巨大挑战中的几个而已。目前，他们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了富足金字塔每个层次的每个方面。但是，在叙述余下的故事之前，让我们先把注意力转向实现富足的另一种力量：科技慈善家。

    [1] 401K计划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一种由雇员、雇主共同缴费建立起来的完全基金式的养老保险制度，主要适用于私人营利性公司。401K计划的名称源于美国1978年《国内税收法案》新增的第401条K项条款，该法案于1979年成为正式法律，1981年又追加了实施规则。401K计划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了迅速发展，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社会保障计划，成了美国诸多雇主首选的社会保障计划。——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