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天生会自学

自1999年开始，印度物理学家苏加塔·米特拉（Sugata Mitra）对教育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知道，世界上许多地方仍然没有学校，还有一些地方优秀的老师不愿从教。他关注的问题是，我们可以为生活在这些地方的孩子们做些什么？自学是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但是生活在贫民窟的孩子真的拥有必不可少的各种自学能力吗？

在那个时候，米特拉仍然担任着NIIT科技公司（NIIT Technologies）研发部门的主管。NIIT科技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印度新德里的顶尖的电脑软件公司。米特拉豪华的办公室紧靠着该城市的贫民窟，两者之间只隔着一道高高的砖墙。所以，米特拉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实验。他在墙上挖出了一个洞，在洞里安装了一台电脑和一个触控板，并让电脑屏幕和触控板朝向贫民窟那一面。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电脑不会被小偷偷走。接下来，米特拉把这台电脑连接到互联网上，并在电脑上安装了一个网络浏览器，然后他就走开了。

住在贫民窟的那些孩子们既不会说英语，也从来不知道怎样使用电脑，对互联网更是一无所知。但是，他们有足够的好奇心。几分钟之内，他们就搞清楚怎样“点击”电脑了。第一天的实验结束时，他们已经学会了在网上冲浪，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在相互传授应该如何在网上冲浪了。然而，这些结果引出的问题比它们能够回答的问题还要多。这些结果真实可靠吗？难道这些孩子真的是自己学会如何使用这台电脑的吗？会不会有一个“隐形人”，躲过了米特拉的隐藏摄像机，给他们讲解了电脑技术？

米特拉决定把实验放到希沃布里的贫民窟去做。米特拉说，在那里，“所有的人都向我保证，绝对没有人会教给任何人任何东西”。不出意料，他再一次得到了类似的结果。然后，他又把实验转移到一个农村去做，也发现了同样的结果。自那以后，这个实验已经在印度各地，甚至世界各地都复制过，并且始终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在没有任何监督、不经过任何正式培训的情况下，一小群孩子不但能够很快地学会使用电脑，而且可以达到相当高的熟练程度。

在这个结果的鼓舞下，米特拉不断扩大实验规模，并把实验对象扩展到各种类型的孩子，试图搞清楚孩子们还可以通过自学掌握什么。在他所做的一系列实验当中，其中一个特别雄心勃勃的实验是在印度南部一个名叫加利库培（Kalikkuppam）的小村庄进行的。这一次，米特拉想观察的是，住在这个小村庄里的一些家庭非常贫困，而且只会说泰米尔语的12岁的孩子，究竟能不能学会使用他们之前从未见过的互联网，能不能自学他们从未听说过的生物科技课程，能不能学会在这个村庄中从来没有人说过的英语。米特拉说：“我所做的只有这样一件事情：告诉他们，这台电脑里面有一些难度非常高的资料，他们很可能完全看不懂。但是，几个月后，我会再回来测验他们。”

两个月后，米特拉回来了。他问学生们是否看懂了那些资料。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举起了手，回答道：“除了脱氧核糖核酸（DNA）分子复制不正常会导致遗传病这个事实之外，其他的我们都无法理解。”然而，这个女孩太谦虚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当米特拉对他们进行测验时，孩子们的平均成绩大约为30分（满分为100分）。在这两个月内，在没有任何正式指导的情况下，孩子们的成绩从0分进步到了30分，这无疑已经是一个相当显著的成果了，不过，孩子们的成绩还不够好，因为还不足以通过标准考试。因此，米特拉请来了一个救兵——他从这个村子里招募了一个年龄稍大的女孩担任“老师”。她也完全不懂生物科技，但是米拉特教她使用“老奶奶教学法”，即她只需站在孩子们的后面，不断地给予鼓励就行了——“啊，真不错！那真是棒极了！再给我多看些其他东西！”又过了两个月，米特拉回来了。这一次，孩子们在测验中的平均成绩进一步飞跃到了50分，而在新德里第一流的学校里学习生物科技的高中生平均成绩也不过如此。

再接下来，米特拉进一步改进了实验设计。他把实验场所转移到了正规学校。他在学校安装了许多电脑终端，但是这次他并没有直接让学生们学习一门课程（例如生物科技），而是向学生提出了一系列特定的问题，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同学们可以利用一切可以得到的资源来回答这些问题。但是米特拉向学校方面提出了一个要求——必须让4个学生共用一台电脑（一个互联网入口）。这是因为，正如马特·里德利在一篇发表于《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中所写的：“一个孩子在一台电脑前所能学到的东西很有限；但是4个孩子一起讨论和辩论，他们都会学到很多东西。”一段时间之后，再对这些学生进行测验时（在不让他们使用电脑的情况下），他们的平均成绩达到了76分。诚然，这个成绩无疑可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问题在于，学生们的实际自学效果究竟有多巩固？为此，米特拉两个月后又再回来重新对学生进行了测验，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这就说明，这些学生们不但进行了深度学习，而且把有关知识牢牢地记在了脑海里，这是前所未有的。

从那以后，米特拉来到了英国，成了纽卡斯尔大学的一名教授，致力于研究教育科技。米特拉很快就在纽卡斯尔大学设计出了一种新型的小学教育模式，他称之为“最少侵略性教育”（Minimally Invasive Education）。为了推广这种教育模式，他在世界各地创立了一系列“自助学习环境”（self-organized learning environments，简称SOLES）。所谓的自助学习环境其实不过是一些电脑工作站，它们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每台电脑前设有一张4人座的长椅。由于这些工作站也设在无法找到好老师的地方，因此每台电脑都会连接到一个被米特拉称为“老奶奶云端教学”的网站。这个网站实际上是由一群米特拉从英国各地招募来的老奶奶负责的，她们答应每人每星期腾出一小时的时间，通过Skype语音通话软件辅导来工作站自学的孩子。米特拉发现，平均而言，“老奶奶云端教学”可以使学生的考试成绩提高25%左右。

总体上看，米特拉设计的这种教学模式彻底颠覆了现有的教学模式。有别于传统的由老师自上而下进行灌输的教学方式，自助学习环境强调的是自下而上的学习；有别于让孩子们各自努力的传统自学模式，自助学习环境强调的是共同合作；有别于正规的在校学习环境，自助学习环境是一种游乐场般的环境。当然，最重要的是，“最少侵略性教育”不需要正规的老师。根据一般的估计，目前全球总共缺乏1 800万名教师。印度需要增加120万名教师，美国也需要增加230万名教师，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所需要的则是一个奇迹。正如联合国教育助理总干事彼得·史密斯（Peter Smith）最近在某个场合所解释的：“识字问题涉及苏丹西部达弗地区的孩子们的未来。我们必须找到某种全新的解决方案，否则就等于扼杀了这一代孩子的未来。”

但是米特拉发现，其实早就有了解决方案。如果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没受过专门训练的学生、没受过专门训练的老奶奶，以及每4个学生一台连接到互联网的电脑，那么根本无需担心达弗地区的孩子们的识字问题。很显然，我们其实早就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学生和老奶奶了。无线网络目前已经覆盖了全球50%以上的地区，并且还在迅速扩展到余下的所有地区。所以，互联网也不会成为障碍。那么，可以负担得起的电脑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请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上场。

尼葛洛庞帝的“一人一本”计划

在最早看到电脑所拥有的巨大教育潜能的那批人当中，就有西摩尔·派普特（Seymour Papert）。派普特原本是一位数学家，他在去麻省理工学院任教之前，曾经与著名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共事多年。在麻省理工学院，他又和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共同创建了人工智能实验室。1970年，派普特发表了一篇现在已经变得非常著名的论文《教孩子思考》。在该文中，他指出，孩子的最佳学习方法不是通过别人的“指导”，而是通过他自己的“建构”。这就是说，要让孩子学会“干中学”，尤其是当他们利用电脑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这篇论文发表的时机似乎太早了一些——5年之后，家酿计算机俱乐部成立大会才举行。当时很多人在听到了派普特的想法之后，都嘲笑他。在那个时代，电脑是庞然大物，而且极其昂贵，孩子们又怎么可能用得上电脑呢？！但

是，一个名为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的建筑师却非常重视派普特的这篇论文。尼葛洛庞帝也是一位传奇人物，他现在已经被尊称为信息时代的开创者之一，事实上，他还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建筑机械集团的创办者和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联合创始人。尼葛洛庞帝也认为，要让占全世界儿童总数23%的无法上学的儿童也能够接受良好教育，利用电脑可能是一个可行的出路。

为此，派普特和尼葛洛庞帝在1982年带着Apple II型电脑，来到了塞内加尔达喀尔地区，让那里的孩子们学习使用电脑。他们观察到的结果与米特拉在实验中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贫困的农村孩子掌握计算机的速度与所有其他的孩子一样快。几年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他们两人又共同启动了“未来的学校”项目，把计算机引进了课堂，并对各种各样的想法进行了检验。 1999年，尼葛洛庞帝进一步把这些想法推广到了国外，并开始在柬埔寨创建新型学校。在这些学校里，每名学生都配备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并且都连接到了互联网。他们学会的第一个英语单词就是：谷歌。

实践出真知。在离开柬埔寨时，尼葛洛庞帝带着以下两个他自己确信无疑的信念。第一，世界各地的儿童都喜欢互联网。第二，市场对制造低成本计算机，尤其是适于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使用的平价电脑，没有多大兴趣（在那些国家，人均年度教育预算往往只有20美元）。因此，到了2005年，尼葛洛庞帝决定启动“一人一本”计划，即为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孩子都提供一台坚固耐用的、低成本的、低能耗的笔记本电脑，而且让他们自由自在地在互联网上冲浪。

在尼葛洛庞帝的设想中，这种笔记本电脑的价格为100美元（这相当于今天的大约180美元），可惜这一价格至今仍然没有变成现实。然而，尽管如此，“一人一本”计划仍然在稳定推进中，迄今为止它已经向世界各地的300万儿童提供了笔记本电脑。由于这个计划的理论基础是“干中学”教育模型，因此各种传统的、以测评机械记忆效果为基本内容的各种衡量教学成效的方法都不适用。不过，它也有自己的衡量指标。“我发现，可以证明这个计划确实取得了成功的最引人注目的证据是，”尼葛洛庞帝说，“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参加这个计划的孩子的逃学率下降为零。在我们去过的许多地方，原来的逃学率高达30%，但是参加了这个计划后，马上就变成零了。”

逃学并不是第三世界独有的现象。在美国的公立学校，平均而言，大约只有2/3的学生能够顺利完成高中学业——这也是所有工业化国家中最低的高中毕业率了。在美国的某些地区，辍学率超过了50%；在印第安人社区，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80%。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学生之所以要离开学校，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完成学业。但是，一项由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资助的研究的结果则表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一项全国性调查中，研究人员访问了将近500名辍学者，”哈佛大学教育变革领导小组（Change Leadership Group）的联合主任托尼·瓦格纳（Tony Wagner）在他的著作《教育大未来》（The Global Achievement Gap）中写道，“大约一半的受访者说，他们之所以离开学校，是因为他们觉得课程实在太枯燥了，而且完全与他们的生活或想追求的事业无关。大多数受访者还表示，学校并没有激励他们努力学习。超过一半的辍学者是在只要再坚持两年或不到两年就可以获得高中毕业文凭的情况下离开学校的，而且高达88%的受访者辍学时的成绩都高出了及格线。另外，接近3/4的受访者表示，只要他们愿意，他们是可以毕业的。”

“一人一本”计划能不能在美国本土取得同样的成效，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一计划的北美版直到2008年才推出），但是毫无疑问，它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一直在扩大。在乌拉圭，“一人一本”计划已经成了小学教育的支柱，还有许多其他国家也纷纷开始效仿。2010年4月，“一人一本”计划决定与东非共同体合作，为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卢旺达和布隆迪等国的儿童提供1 500万台笔记本电脑。

最近，“一人一本”计划决定，不再向孩子提供价格为100美元的笔记本电脑，而改为向他们提供价格为75美元的平板电脑，这显然更有助于实现尼葛洛庞帝的理想。考虑到诺基亚目前已经在开发价格仅为50美元的智能手机——这类手机极有可能很快就会广泛流行于第三世界国家，而不需要政府进行大量投资，人们确实有理由问一声：“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尼葛洛庞帝认为，智能手机并不适用于这个教育领域，他强调，平板电脑能提供他所说的“书本的经验”，他相信这才是一切学习活动的基础。尼葛洛庞帝媒体实验室是人机交互界面领域的权威研究机构，因此，我们必须认真考虑他的意见，不然就太愚蠢了。不过，即使智能手机最终成了人们最钟爱的平台，说到底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只要每个孩子都可以接受教育就行了！

“21世纪学习”的4大基本能力

目前的教育体制是在工业革命的高潮中形成的。这一事实对于学校教什么、怎么教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标准化是教育的规则，而同一性则是教育的预期结果。同一年龄的所有学生都只能使用相同的教学材料，并且必须参加同样的考试，教学效果也按同样的考核尺度进行评估。学校以工厂为仿效对象：每一天都被均匀地分割为若干个时间段，每段时间的开始和结束都以敲钟为号。正如肯·罗宾逊爵士在他的不朽名著《让思维自由起来》（Out of Our Minds）一书中所指出的，即使是学校内部的教学活动，也完全服从劳动分工的规则——学校就像一条流水线，学生们从一个教室出来，又跑进另一个教室，去接受擅长不同学科的教师的教导。

在许多为这种教育体制辩护的人看来，教育原本是只限于神职人员和贵族享受的一种特权，而在工业革命发生后，每个人都有权免费接受教育，这种转变已经够彻底了。但是关键在于，在那之后的150多年里，教育体系并没有随社会的发展而改进。罗宾逊爵士强烈呼吁推动教育体制改革，他认为，今天的学校，由于过分强调极端的同一性，因此在实际上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性，阻碍了人才的涌现。“作为人类中的一员，我们每个人都有无穷的潜力，”他指出，“但是，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无法将自己的潜力完全发挥出来。学校是承传人类文化的最基本的机构。从本质上看，人类文化其实是一整套容许规则——容许你与众不同，容许你成为一个极有创意的人。然而，我们的教育制度却很少容许学生活出‘真我的风采’。但是，如果你不能做你自己，那么你又怎么能认识你自己呢？如果连你自己都不了解自己，那么你又怎么能发挥自己的潜能呢？”

不过，如果说目前的教育体系没有做好它应该做好的工作，那么，它又究竟在做些什么呢？这并不是一个很快就能够解答的简单问题，而且我们已经不能就什么才算成功达成共识了。例如，美国在2001年通过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这一法案确定的目标是，在2014年，100%的学生都掌握一定的阅读和数学能力。不少人认为这个目标太远大了，不过，就算真的实现了这个目标，是不是就可以说我们取得成功了呢？

托尼·瓦格纳认为，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高中阶段教的、考的那些知识，与我们上大学后或者进入现实社会后所需要的知识之间明显是不匹配的，被称为高等数学的这门课程是这种错配的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事实证明，要通过国家考试必须拥有代数知识……因为几乎所有大学的入学考试都包含这门课程。但是，为什么就应该这样呢？如果你不是主修数学的学生，你通常不需要在大学阶段修读任何高等数学学分。你在上其他课程的时候，通常只需要懂得一些统计学、概率论方面的知识，并掌握一些基本的计算技能就行了。大学毕业后，这种情形就更明显了。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们调查了一批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的毕业生（他们都是受过数学专门训练的人），问他们在工作中最常用到的是什么数学技能。研究的假设是，如果成人会在工作中用到高等数学工具，那么他应该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然而调查结果却表明，虽然确实有少数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会在工作中运用到高等数学的知识，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都只需要使用简单的算术、统计和概率论工具就足够了。

总而言之，瓦格纳和罗宾逊爵士都认为，我们正在把一些学生们不需要的东西教给学生。不仅如此，同样令人担忧的是，我们也没有办法让学生把我们教的东西牢牢记在脑海里。根据统计，2/5的高中毕业生都需要在正式进入大学前复习课程。麦基诺公共政策中心（Mackinac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估计，仅仅在密歇根州，这些课程每年要花掉大学与企业6亿美元的经费。著名智库美国传统基金会在一份发表于2006年的报告中指出：“如果其他49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的情况都与密歇根州一样的话，那么美国每年都得花费数百亿美元去弥补公立学校教育的不足。”几年前，美国全国州长联合会访问了300个大学教授，了解他们对大学一年级新生的评价。结果显示，大约70%的受访者说学生们无法理解复杂的阅读材料，66%的受访者表示学生无法分析思考，62%的受访者说学生的写作能力非常糟糕，59%的受访者表示学生根本不懂得如何做研究，55%的受访者表示学生不能学以致用。这就难怪有50%侥幸进了大学的学生无法毕业了。

如果说大学的目标是把学生培养为合格的就业者，那么，即使从那些肯定能够顺利毕业的大学生来看，我们也同样失败了。2006年，在一项调查中，调查者问400家大型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如下这个简单的问题：“那些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已经为将来的工作做好准备了吗？”他们的答案是：“恐怕没有。”而且，这还只是眼下要面对的问题。今年的幼儿园学生，大概会在2070年退休（在退休年龄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到2070年的时候，世界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到那个时候，要保证经济繁荣，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工作技能呢？没有人有任何线索。

但是，我们已经不再需要那种片面强调死记硬背各种事实性知识的工业化教育模式了。在记忆事实这一点上，又有谁能胜得过谷歌呢？但是，创造力、合作精神、批判性思维，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就肯定不是这样的了。从企业高管到教育专家，几乎所有人都不断强调这些技能是胜任今天的工作的基本要求。这些技能已经成了新版的3大基本能力（原来的3大基本能力为阅读、写作和算术），而且最近又被称为“21世纪学习”的基本要素。

“21世纪学习”包含了几十个要素，但是其核心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观念。正如瓦格纳所说的，这种能力是“数百名商界领袖和大学教授在接受访问时异口同声地一再强调的，即提出正确的问题的能力”。正如《财富》杂志前200大顾问公司之一坎布里亚顾问咨询公司（Cambria Consulting）执行合伙人艾伦·库玛塔（Ellen Kumata）所解释的那样：

当我与我的客户们讨论时，所面临的挑战通常是这样的：你怎样去做你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对于这样的问题，你必须一再反思（或者以全新的角度来思考），或者设法做出根本性的突破。我们不能满足于只是做渐进式的改良。那样做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市场的变化太快了，环境的变化太快了……你必须花时间找出下一个正确的问题。而这就意味着，你必须搞清楚哪些问题是正确的问题；同时也意味着，你必须能够提出一些非线性的、有悖直觉的问题。只有提出了这些问题之后，你才能使自己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如果教育资源富足是我们的目标，那么如上所述的这些现状就会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忧虑——无论是从质的角度来看，还是从量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从质的角度来看，究竟什么样的学习系统才能教会孩子们提出正确的问题？这样的教育系统必须既能够教孩子们掌握原来的3大基本能力（是的，因为即使在数字时代，这些基本能力也仍然非常重要），又能够教孩子们取得成功所必需的21世纪新技能。量的问题也同样很重要。现在的教师缺口已经高达数百万之巨，更不用说其他教育基础设施了。美国的学校已经四分五裂，而非洲则根本就没有学校。因此，即使我们真的搞清楚了教给孩子的东西究竟应该是什么，要通过什么方式和途径把这些东西教给他们（而且必须可规模化），也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令人头痛的问题。

但是，使上述这两个问题雪上加霜的是下面这第三个问题：进入21世纪之后，孩子们面临的是一个无时无刻不充斥着媒体信息的环境。我们要怎样做，才能与网络、电脑游戏，以及500个有线电视频道竞争并胜出，从而成功地把孩子们的注意力吸引过来？这将是一场非常残酷的竞争。如果课堂上过于沉闷是孩子们逃学的头号原因，那么，新的教育体系就必须更高效高质、更可亲可喜，而且必须更具娱乐性。事实上，仅仅极具娱乐性可能还不够。如果真的想让我们的孩子为未来做好准备，那么我们还要让学习变得会令人上瘾。

游戏化，教育的未来

大约10年前，詹姆斯·吉（James Gee）博士第一次坐下来玩《睡衣山姆》（Pajama Sam）游戏。詹姆斯·吉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一位语言学家，他早期的研究集中关注句法理论，近来则转向话语分析。当然，《睡衣山姆》游戏与他这两个研究领域都没有任何关系。《睡衣山姆》是一款用来训练幼儿解决问题能力的电脑游戏。詹姆斯·吉有个儿子，当时年仅6岁，他希望这款游戏能帮助培养儿子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个游戏令詹姆斯·吉啧啧称奇，因为它提出的问题比他预期的略微高深一些。更令他叹为观止的是，这个游戏成功地吸引了他儿子的全部注意力。这进一步激发了詹姆斯·吉的好奇心。他想知道成人的电脑游戏又是怎么吸引玩家的注意力的。他选中的是《时间机器》（New Adventures of the Time Machine）。之所以选择这款游戏，主要是因为它是根据英国小说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的作品改编的，这令他感觉很亲切。“我坐下来，开始玩这款游戏，结果它完全不如我的预期，”詹姆斯·吉回忆道，“我原以为电脑游戏可以像电视一样令人放松。其实不然。《时间机器》是一个难度很高，既费时又复杂的游戏。在这里，日常生活中所有的思维方式全都不适用。因此我不得不重新学习——学习如何去学习。我简直不敢相信，竟然会有人愿意拿出50美元来换取这种令人沮丧的经验。”

然而，突然之间，詹姆斯·吉想通了。电脑游戏的流行表明，许多年轻人就是愿意付上大把大把的钞票来换取这种令人沮丧的经验。“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意识到这就是我们的学校现在面临的问题：你怎样才能让学生主动去学习艰难、费时、复杂的知识？”这个问题令詹姆斯·吉着了迷。电脑游戏也让他着了迷。詹姆斯·吉可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把《塞尔达传说：风之律动》（The Legend of Zelda: The Windwalker）这样的电脑游戏纳入正式的学术研究的语言学家。不过，正是这个研究使人们对电脑游戏的看法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举例来说，如果你认为玩这类电脑游戏是浪费时间，那么你肯定也认为深度学习同样是浪费时间。“看看那些年幼的孩子们是怎样玩《神奇宝贝》的吧，”詹姆斯·吉说，“《神奇宝贝》是一款专为5岁大的小孩设计的游戏，但是，如果一个小孩想玩好这个游戏，他就得阅读大量资料，而且它们并不是针对5岁的孩子写的，其文字内容的难度达到了12年级的水平。刚开始的时候，肯定需要妈妈来和她的孩子一起玩，因为要由妈妈大声念出文字的内容。这样做当然很好，因为与自己的父母一起大声地朗读正是孩子学习阅读的好方法。但是，紧接着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孩子们会发现妈妈虽然可能擅长阅读，但是却并不擅长玩游戏。所以，这些孩子会开始学习自己阅读——这样就可以把妈妈‘一脚踢开’，然后跟自己的小伙伴们一起玩。”

而且这只是开始。许多研究都表明，在帮助学生学习以事实性知识为主的那些课程——地理、历史、物理、解剖学等时，游戏的效果要远远胜过课本，而且，游戏还有助于改善学生的视觉协调性、认知速度和手的灵巧度。例如，接受过电脑游戏培训的外科医生和飞行员的表现，比没有玩过电脑游戏的外科医生和飞行员要好得多。不过，电脑游戏的真正优势在于，它们能够做到的事情恰恰是今天的学校无法做到的，那就是，把21世纪的各种技能教给学生。《模拟城市》（SimCity）和《模拟乐园》（RollerCoaster Tycoon）等“创世类”电脑游戏，有助于开发学生的规划能力和策略性思维能力；互动类游戏堪称合作能力的伟大教师；至于可以由玩家定制的游戏，则可在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和创新能力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也讨论了这个问题：“有些教育工作者把‘玩游戏’与做科学研究相类比。玩家在遇到一个不合理的现象时，也会思考相关的各种问题、提出假设，并对假设进行检验，同时设法理解其中的因果关系。”综合考虑了所有这些因素后，许多教育专家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我们需要找到一些方法，使学习更像在玩电脑游戏，而不像在学校苦读。

要实现这个目标，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杰里迈亚·麦考尔（Jeremiah McCall）是辛辛那提走读学校的一位历史老师，他要求他的学生们对电脑游戏所描绘的罗马战争与历史学家所叙述的罗马战争进行对比——他出的题目是“《全面战争》（Total War）与历史证据之对比”。类似地，印第安纳大学教授李·谢尔顿（Lee Sheldon）也参考电脑游戏的积分规则，抛弃了传统的打分系统（只要考砸了一次，就会使一个学生的全部绩点倒退很多）。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娱乐科技教授杰西·谢尔（Jesse Schell）最近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也说：“传统的计分方式会让人灰心丧气。游戏设计师永远不会把这种东西放到一个游戏里面，因为所有人都讨厌这样。”与大学传统的计分方法相反，谢尔顿采用了电脑游戏中常见的“经验计分”规则：在学期开始时，学生对应的虚拟角色的级别为零级（大致相当于原来的F级），他们需要力争上游，争取升级为第12级（大致相当于原来的A级）。这就意味着，学生在课堂里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只会令他们往前晋级，而且学生永远很清楚自己位于什么级别。这两者都能够激励他们奋发向上。

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更远的，是像“在探索中学习”学校这样的新式学校。“在探索中学习”学校的创立者是美国帕森设计学院前设计与科技系副教授凯蒂·萨伦（Katie Salen），帕森设计院是一所位于纽约的公立学校，专门开设了一系列以游戏设计及数码文化为基础的课程。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课程究竟是怎样的呢？对此，《科技新时代》杂志（Popular Science）这样解释道：“在其中一个样版课程中，学生不仅要按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Gilgamesh）创作出一本图像小说，而且要通过查阅地理和人类学文献，阐述他们对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的理解，同时，他们还要玩策略型纸盘游戏《卡坦岛》（Settlers of Catan）。”

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而且未来肯定还会涌现出更多的例子。在本书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到过X大奖“透视未来”大会。正是在那次会议上，美国首席技术官安尼什·乔普拉（Aneesh Chopra）和美国教育部的史科特·皮尔逊（Scott Pearson）引导与会者讨论了如下这个议题：如何通过激励性奖金点燃人们的热情，开发出全新一代的“高效的、能够吸引人全情投入的、具有极强感染力的”教育游戏，并把它们发布到网络上。仅仅几个月后，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说：“我呼吁大家加大对教育科技的投资力度……这有助于开发与最好的电脑游戏一样引人入胜的教育软件。”确实，革命已经降临。不久之后，我们就会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以游戏为基础的学习方式：它属于深度学习，同时又能让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甚至会导致他们彻底学习成瘾。到了那时，当我们回首往事，重新审视以往那种被工业化模式统治了100多年的教育方式时，我们定会疑惑这样一种教育方式竟会存在如此长的时间。

可汗学院狂潮

萨尔曼·可汗是一个成功的对冲基金分析师。2006年，他住在波士顿，他的一些表亲住在新奥尔良，他答应帮助他们完成学业。为此，可汗制作了一系列简单的数字视频短片，以便对他们进行远程辅导。这些视频短片的片长一般不超过10分钟，视频展示的是他在动态数字黑板上写数学方程式、化学反应式等教学内容的过程，由可汗自己做旁白。可汗教的课程全都是学校里要教的基础课程，他觉得没理由不能公开这些教程，所以就在YouTube上发布了这些视频短片。令人惊讶的是，与接受可汗本人辅导相比，他的表亲们反而更喜欢通过看这些视频短片来学习。

对此，可汗在2011年的TED大会上是这样对听众解释的：“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有原因的，而且只要搞清楚了背后的本质，就会发现它的意义非常深远。这种现象说明，我的表亲们更喜欢由他们表哥的数字化替身，而不是本人来教他们东西。从他们作为学习者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想法。在通过视频学习时，他们随时都可以要求他们的‘数字化表哥’暂停一会或再重复讲一下。如果他们想温习几个星期前或者几年前学到的东西，他们也不必硬着头皮去问他们表哥，而只需要重新看一下那些视频就可以了。如果他们感到有些内容太沉闷、太无聊，也可以直接跳过。他们可以在自己喜欢的时间、喜欢的地方通过视频学习。”

这些原本只为他的表亲们准备的视频教程得到的反应极大地鼓舞了可汗。很快地，一个地下互联网学校——可汗学院（Khan Academy）就出现了。到了2009年，每个月观看可汗学院的视频的人数就超过了5万。一年后，这个数字又上升到了每个月20万。再过了一年，则更进一步增加了100万。截至2011年夏天，每个月观看可汗学院的视频人数已经超过了200万。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指数型增长完全是靠良好的口碑拉动的。

随着“学生用户”数量的增加，可汗学院覆盖的学科面也越来越大。目前，可汗学院已经拥有2 200套教学视频，涉及的主题包括了从分子生物学到美国历史，再到二次方程等几乎所有东西。大体上，他们每天都要增加3节课，即每年大约增加1 000节课。他们还制订了运行网站、将视频课程进行众包生产（crowdsourcing）的计划。“我们的理想是创办一个免费的虚拟学校，”可汗学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山塔努·辛哈（Shantanu Sinha）说，“我们希望提供的视频内容足够丰富，使全世界任何人都可以在可汗学院从‘1+1=2’开始学，一直学到量子力学。我们还想把网站的内容翻译成全世界最常用的10种语言（在这方面，谷歌是一股重大的推动力量），然后进一步通过众包的形式翻译成几百种语言。我们认为，发展到那一步之后，我们的网站将扩展为一个每月的活跃用户都能达到好几亿的网站。”

而对于那些喜欢在教室里接受教育的人来说，可汗学院也不会令他们失望。最近，可汗学院正在与北加利福尼亚的洛斯拉图斯学区合作，探索一种彻底颠覆已经延续了200年之久的传统模式的教学方法。与教师在课堂时间内忙于讲解的传统做法不同，学生们只需在家里观看可汗学院的视频，而课堂时间则完全用于解决问题（内容也由可汗学院提供），学生通过解决问题来得到成绩（每给出10个正确答案，可以赢得一个荣誉奖章）。这样一来，教师就可以实现个性化教育，把自己原先所扮演的“讲台上的贤人”（sage-on-a-stage）的角色转换成教练的角色。而学生们则做到了量力而行，他们只有在完全解决上一个问题后，才能着手解决下一个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精熟学习模式（mastery-based learning）。”辛哈说，“一些研究者追溯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教育实践经验，结果表明，采用精熟教学模式的学生参与程度更高、效果更好。”

确实，这种愿景已经在洛斯拉图斯学区逐渐变成现实。在推行上述计划的前12周，学生们的考试成绩就提高了1倍。在接受《快公司》杂志的采访时，就读于该学区的13岁学童约翰·马丁尼兹说：“现在学习就像在玩游戏，让人感觉像上了瘾——因为你肯定希望拿到更多的奖章。”正是因为取得的效果显著，比尔·盖茨在可汗于TED大会上发表演说后，跟与会者说，他们“刚才瞥见了教育的未来”。

个性化的教育方式

不过，盖茨可能只说对了一部分。对某些人来说，可汗学院确实代表了教育的未来，但是它绝对不是未来唯一的可行方案。工业化的教育模式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惨痛的教训，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教训是，并不是每个学生都完全一样。有些学生可能喜欢通过观看可汗学院的视频短片来学习知识，另一些则可能喜欢知识能够直截了当地呈现出来——电脑游戏在表达信息时通常会采用这种方法。不论是哪种情况，既然教学内容已经实现了数字化传输，那就意味着教育不能再“以不变应万变”了。学生们现在能够学他们自己想学的东西，并决定如何学习，以及何时学习，而且，随着信息科技的指数型增长，像尼葛洛庞帝的平板电脑、诺基亚的智能手机等产品不断涌现，个性化的学习方式将变得人人随手可得——无论他或她身在世界的哪个角落。

但是，要想真正落实数字化普及教育，使之发挥实效，还需要改变衡量进步的方法。“除非改变了考试的方式，不然就难以实现更深度的学习，”詹姆斯·吉说，“因为考试是整个教育系统的指挥棒。”在这方面，电脑游戏也为我们推进变革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电脑游戏就是一个评估系统，”詹姆斯·吉说，“在玩游戏时，你每时每刻都在尝试解题，并接受评估。如果你没能解决问题，游戏会说你失败了，要你再试一次。而你也会再试一次，为什么呢？因为在电脑游戏中，游戏取代了考试，让它变得很有趣，而在现实世界里，考试却是学校生活中最荒谬可笑、最令人痛苦的一部分。”更妙的是，电脑游戏拥有极强的数据捕获能力。如果能够像电脑游戏那样，把学生每时每刻的进步的每一个细节的有关数据都收集起来，那么就能够精确地衡量学生的每一步成长。随着这项技术的发展，未来我们将可以把每个学生的每一个进步都记录下来。与目前所用的一体适用的通过考试来评估学生的方法相比，两者实有天壤之别。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这些发展方向意味着教师这个行业将走向终结。无数研究都表明，当自己的进步随时受到他人的关注时，学生们的表现会更好。这也就意味着，在教师人手紧缺的那些地方，我们还需要继续推广米特拉的“老奶奶云端教学”方法。不过，发展潜力更大的可能是学友相互辅导网络（peer-to-peer tutoring networks），这也是麦克阿瑟基金会目前正在测试的一种教育模式。最关键的是，既然所有新的教育模式都旨在把传统的教师转变成教练，那么我们就还需要进一步拓展研究，即找到一些使这些“教练”的工作更有效的方法。目前，大多数教育研究依然着眼于课堂（教室）管理，但是这种技巧在数字传输技术普及之后就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东西了。在一对一教育即将取代“满堂灌”之际，我们需要的是这方面的数据。

最后，对于那些更“喜欢”接受机器指导的人来说，好消息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随时可用、永远在线的人工智能导师很快就会问世。事实上，这种人工智能系统的一些早期版本，例如Apangea Learning公司的数学家教系统，已经使学生的成绩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例如，得克萨斯州大草原城的比尔·阿诺德中学，很早以前就用Apangea Math来帮助很有可能不及格的学生准备期末考试，从而使合格率从20%提高到了91%。不过，这种学习辅助系统只能涉及一些皮毛。在小说《钻石时代》（The Diamond Age）中，作者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描绘了人工智能专家所说的“终身学习伴侣”，它能够跟踪你一辈子的学习过程，保证你完全掌握所学习的东西，并且可以为你提供只适合你自己的个性化建议，告诉你下一阶段应该学些什么。

奇点大学人工智能及机器人部联合主任尼尔·雅各布斯坦（Neil Jacobstein）告诉我们：“未来的人工智能家庭教师能到处‘走动’，而且无处不在。这两个特性意味着，每一名成人或儿童都可以配备一名专属‘教师’，从而随时随地都能够得到辅导。这样一来，实时性的、一有需求就能得到相应指导的学习模式就会成为现实，学习也将会嵌入到日常生活的结构当中。当然，孩子们仍会聚集在一起，人类教师将会帮助他们学会团队合作和社交技巧。但是，毫无疑问，教育的整个范式将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这种转变的意义不但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也是深刻久远的。最近，有研究者试图探索健康和教育之间的关系，他们在研究中发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往往更长寿、更健康。这些饱学之士往往不容易得心脏病，也比较少受肥胖和糖尿病的困扰。我们还知道，在民众的受教育程度与社会的稳定和自由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民众所受的教育越良好，民主制度就越稳固、越长久，但是，除非我们现在就开始行动，为明天的女性和男性提供良好的教育，否则知道这些也是枉然——为女孩提供与男孩相当的教育尤其紧迫。

在今天，在全世界1.3亿名失学儿童当中，超过2/3是女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为这些女孩提供教育是“实现健康目标和营养目标的关键，也是全面改善国民生活水平、优化农业和改善环境，以及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的关键，还是提高女性在所有层次的决策过程中的参与程度、保证性别平衡的关键”。一言以蔽之，让女孩受到良好教育是我们立即可以付诸实施的最大的减贫战略。

既然让女孩接受教育就可以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那么请想象一下，如果让每个人都接受教育，情况又会怎样！无限的计算能力、日新月异的人工智能、覆盖了所有地方的宽带网络……将保证我们能够随时随地为每个人提供几乎免费的量身订制的个性化教育。到那时，教育将成为实现富足目标的强大力量。试想象一下这样一个画面吧：全世界数十亿个头脑都重获新生，而且在无尽的发现之旅中不断得到强化和激励，然后用新获得的知识和技能改善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