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未来可能并不需要我们介入

关于技术指数型增长风险，人们已经有过许多论述了。发表在2000年4月的《连线》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可能是系统地探讨这个问题的最早论著之一。这篇文章现在已经成为名篇了，它的标题是《为什么未来不需要我们》，作者是比尔·乔伊，时任太阳微系统公司首席科学家。乔伊的看法是，21世纪那些最强大的技术，包括机器人技术、纳米技术和基因工程技术等，都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因此，我们可以采取的行动方案只有一个：

原子物理学家的经验已经清楚地表明，科学家和技术天才必须承担起个人责任，因为有些东西增长得太快，因而带来危险；有些技术能够甩开人类独自发展，因而也会带来危险。就像原子物理学家已经做过的那样，我们确实能够制造出一些一旦出现就再也没有时间去根除的不可克服的问题。发明可能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如果不想在面对这种后果时只会觉得惊讶与震撼，我们就必须从一开始就三思而后行……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世纪，但是，我们却没有计划、没有控制手段、没有刹车装置。

在我看来，唯一现实的选择就是放弃，即通过限制对某些知识的追求，来限制那些过于危险的技术的发展。

虽然我不同意乔伊在这篇文章中开出的药方（我将在下文中阐述反对的具体理由），但是他对“危险的技术”的评价是有一定道理的。指数型技术确实可能带来严重的风险。虽然这些风险并不是本书要讨论的重点，但是如果完全不涉及这个问题，那肯定会构成一个严重的疏忽。因此，我们接下来就简略地讨论一下这方面的问题。而且，在这里得提前对读者提出一个警告：鉴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这里进行的讨论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这只是一个宏观的概述，目的是让读者对主要的问题和挑战有所了解，并激发读者进一步阅读的兴趣。

事实上，读者要想象这些危险并不困难，因为好莱坞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像《我，机器人》、《终结者》、《黑客帝国》等经典科幻电影都讲述了邪恶的智能机器人统治、压迫人类的故事。而《银翼杀手》、《千钧一发》以及《侏罗纪公园》等科幻巨制则突出地放大了基因技术的缺陷。涉及纳米技术的电影则比较少，似乎只有2008年重拍的《地球停转之日》里面出现过纳米技术。不过，这部电影似乎只是相当精确地为我们重现了埃里克·德雷克斯勒所设想的“灰蛊”带来的世界末日场景：能够自我复制的纳米机器人获得了自由，它们吞噬了挡在面前的所有东西。尽管好莱坞的电影通常只涉及皮毛，而且往往不太符合事实，但是在评估指数型技术的风险方面，这些电影却做得相当不错。简单地说吧，结论就是：错误的技术如果落入错误的人手中，肯定不会带来好的结果。

在奇点大学，每年我都会组织一些研讨会来讨论这个课题。在这些研讨会上，我们试图列出必须予以优先考虑的、在短期或中期内就可能出现的那些“末日景象”。在短期内，我们最担心的风险有三个，它们也是我们最关注的问题，因此也将成为在这里讨论的焦点。这三个风险是：恐怖分子利用所掌握的生物技术发动恐怖袭击；网络犯罪率的持续上升；机器人普及所导致的高失业率。下面，我们就分别来讨论这三个问题。

生物恐怖主义

在这本书前面的章节中，我已经描述过，参加国际基因工程机器设计大赛的高中生和大学生，如何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操纵一些简单的生命形式，去做某种有用的或有趣的事情。例如，往届竞赛的获奖者们已经创造出了能够发出闪烁的绿色荧光、消耗泄漏的原油、生产预防溃疡的疫苗的各种生命形式。不过，这些只是我们今天取得的成就，明天将会完全不同。

“现在，在互联网上，已经出现了新一代‘生物黑客’，他们能够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做各种各样的惊人的事情，例如开办非常有潜力的公司。”奇点大学生物技术联合主席安德鲁·海塞尔（Andrew Hessel）这样说。这位当今方兴未艾的“DIY生物”运动的倡导者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与此同时，随着技术变得更容易利用、更便宜获得，生物恐怖袭击和生物黑客也将是不可避免的。”

更重要的是，生物物术已经足够便宜。任何一个买得起二手车的人，都买得起DNA测序和合成设备。这也许是一件好事。然而一个可怕的事实是，埃博拉病毒和1918型流感病毒（这种流感病毒当年曾经导致全世界5 000万人死亡）等非常“讨厌”，非常凶险的DNA序列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英国宇宙学家和天文学家马丁·里斯勋爵（Lord Martin Rees）认为，这种情况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在2002年，他甚至拿出了1 000美元，与《连线》杂志打了一个赌：“到2020年，生物错误或生物恐怖主义会杀死100万人。”

毫无疑问，里斯和海塞尔当然有发出这种警报的权利。拉里·布里连特（Larry Brilliant）博士曾经领导世界卫生组织的小组成功地根除了天花，现在管理着杰夫·斯科尔创办的“紧急威胁基金”，这个基金关注的重点之一就是如何对抗流行病和生物恐怖主义。在最近一篇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中，布里连特总结了大家的各种担忧：“与人类基因组测序相比，病毒基因工程要简单得多、便宜得多。生物恐怖主义者的武器非常便宜，而且根本不需要庞大的实验室或政府的支持。他们堪称穷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更要命的是，恐怖分子甚至完全无须真的制造出病毒就可以造成极大的危害。“在2009年前后，甲型H1N1 流感爆发，媒体大肆炒作，普通市民惊慌失措，但是制药公司花费了数十亿美元研制出的甲型H1N1疫苗却最终无效，”海塞尔说，“普遍蔓延的恐惧感，再加上生物制剂无效的传言，很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导致严重的后果和破坏性的社会反应。”事实上，仅仅发出生物恐怖袭击的威胁就可能会造成严重损害，使经济、社会和民众心理大受影响。

对于这种威胁的一种本能的反应是，呼吁加强对技术和生物制剂的分配和流通的管制，但是，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些措施能够产生预期的效果。而且，加强管制还会带来一系列的不良后果。第一个问题是，禁止任何事情，都往往会造成黑市交易，并促使许多人铤而走险、不惜以犯罪手段去开拓这种市场。1919年，美国政府宣布，制造、销售和运输烈酒都属非法，但是这一禁酒令的主要后果就是导致有组织犯罪飙升。禁酒令颁布后，关押在监狱里的罪犯暴增366%，所有惩教机构的总支出则猛增1 000%，甚至连酒后驾车案件也上升了88% 。总而言之，正如小约翰·洛克菲勒所指出的（他曾经是禁令的狂热支持者）：“酗酒现象普遍增加；非法的地下酒吧取代了正常的沙龙；不法犯罪分子大增，足以组成一支庞大的军队；而且就连许多最好的公民也公然无视这个禁酒令；民众对法律的敬意大大减弱；犯罪率则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就目前而言，除了用来提高运动成绩的兴奋剂之外，全世界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生物制品黑市。如果采取更严格的管制措施，那么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改变。此外，管制也将导致人才流失，因为有兴趣在这些领域一展身手的部分研究人员将转到其他领域中去。在干细胞研究这个领域，就看到了这种现象。当然，我们之所以不赞成加强管制，还有重要的经济上的考虑。管制对小企业造成的危害最大，而小企业是经济健康运行的关键。生物技术行业是一个快速增长的市场领域，但是，如果规则太多、太繁琐，这个市场就会失去活力、停止增长，那样的话，我们将要蒙受的损失肯定不仅仅是钱包会瘪下去。

“要想防范这些天然和人工的生物所导致的威胁，我们所拥有的最大资源是一个开放的、广泛的技术市场，”合成生物学先驱罗伯·卡尔森在最近发表的一篇综述该领域的新进展的论文《合成生物学101》中写道：“事实已经证明，管制并无助于加强安全，相反，它却能轻而易举地遏制技术创新的活力。我们要牢记，只有创新才是增进安全性的根本途径。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千万不能出错：我们迫切需要新的技术去提供足够的生物防御能力。”

除了前面描述过的那种“不良预后”之外，其实还有很多“亮点”可以讨论。首先，病毒传播的最快速度是人类的旅行速度（从已经被感染的宿主到即将被感染的目标）。仿真结果表明，即使是局部区域的大流行，通常也需要好几个月才能达到高峰。而警告和有关的防治信息的传播速度则要快得多，因为信息可以通过Twitter、Facebook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进行传播。另外，现在已经有很多系统都在密切监视着，例如，谷歌的流感趋势监测涉及“感冒”、“咳嗽”、“流感”等关键词的搜索数据，完全有可能识别早期爆发。在不久的将来，芯片实验室技术将走向成熟，这个技术，不仅可以用于检验、测序，而且能够作为疾病流行的预警系统，它可以实时地将数据传送到疾病控制中心等有关组织。

“如果区域性的防治设施都已经到位，那么就可以在全世界的城市和农村快速生产和销售疫苗以及抗病毒药物，”海塞尔还说，“完全可以想象，在不久的未来，就像诺顿杀毒软件可以通过不定时发布更新程序来保护家里的电脑一样，我们也可以利用同样的方法防治传染病。”

事实上，这类工作早就已经起步了。2011年5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卫生学院建成了一个全美国最先进的、耗资3 200万美元的高速度、大容量的自动化实验室，它是抵御生物恐怖主义和传染病的一个利器。这个实验室是一个面向全球的生物实验室，可以非常快速地检测各种各样的致命性病原体。“举个例子，假设我们现在需要确定某种病毒的源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琳达·罗森斯托克（Linda Rosenstock）说，“它是来自墨西哥呢，还是来自亚洲的某个地方？它会随时间怎样变化？我们应该怎样才能开发出一种疫苗来防治它？这些问题都将迎刃而解。是的，这个实验室的可能用途简直数之不尽。”

当然，这只是一个巨大的拼图中的一片。拉里·布里连特曾经设想过这样一个场景：在某个巨大的公共设施内（例如，在机场候机楼或音乐厅内），空气过滤器被连接到了各种生物监测系统上。这样一来，如果某个人在洋基球场的厕所打了一个喷嚏，系统就会自动分析他的病菌，并将其与已知和未知的病原体进行比对。拉里·布里连特的想法是可行的。2011年8月，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已经发明了一种新的生物传感器，它能够在不到3分钟的时间内检测出空气中的许多种病原体，例如炭疽病、鼠疫和天花。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然而，尽管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一个强大的、稳定的病原体监控系统的出现，可能还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在此之前，抗御生物袭击的另一个重要的防御措施可能是监测潜在目标的“电子粪便”，因为一个想成为恐怖分子的人，在试图获得相应的装备、物资和信息的过程中，肯定会留下很多东西。从这个角度来看，因加入社交媒体和进行网络搜索所导致的隐私权的损失可能也有好的一面：或许，这些信息将可以用来保护我们的自由和健康。

总而言之，任何一种新技术都蕴含着一种新风险。我们不得不生活在这类权衡中。汽车每年都要“杀害”大约4万美国人，同时每年还要将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气层中，但是，我们几乎从来不会想到去完全禁止汽车。我们开发出来的最强力有效的止痛药，既可以用来挽救生命，也可以用来结束生命。即使那些看上去十分简单的东西也是双刃剑，例如，精制糖在让我们吃到甜美的食物的同时，也可能会导致很多种致命的疾病。很多年前，在第一部《蜘蛛侠》中，著名漫画家斯坦·李（Stan Lee）就已经指出过：“能力越大，责任也越大。”一点没错。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生物技术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

网络犯罪

马克·古德曼（Marc Goodman）是一位网络犯罪专家，他的简历读起来简直像是一篇间谍小说：他先后就职于洛杉矶警察署、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和美国国务院等官方机构，是网络犯罪研究所的首席网络犯罪学家、未来犯罪研究所的创始人，现在还是奇点大学政策、法律与伦理部的主任。古德曼认为，在打击网络犯罪的过程中，必须关注以下4个问题：

首先是个人的。“在许多国家，人们已经完全依赖于互联网了。”古德曼说，“针对银行的攻击可以摧毁所有交易记录，因此一个人的毕生积蓄瞬间就可能彻底消失。黑客如果侵入医院篡改血型数据，就可能导致很多人丧生。现在，连接到互联网的植入式医疗器械已经超过了60 000件。随着生物学和信息技术的融合，心脏起搏器、人工耳蜗、糖尿病泵等都有可能成为网络攻击的目标。”

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基础设施所受到的威胁。现在，许多基础设施都已经连接到了互联网，而且非常容易受到黑客的攻击（最近发生在伊朗的“震网”蠕虫病毒攻击事件就是一个极佳的例子）。桥梁、隧道、空中交通管制系统，还有能源管道，都可能因受到攻击而瘫痪或爆炸。我们非常依赖这些系统，但是，正如古德曼所指出的，用来运行和管理这些系统的技术却不再是最新的了，而且整个网络都充斥着安全威胁。

机器人则是下一个问题。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机器人将会随处可见，而且它们全部都是连接到互联网的。机器人力量很大，速度很快，而且可能拥有武器（例如，今天已经出现了军用机器人）。但是，由于与互联网相连接，机器人很容易受到攻击。关键在于，机器人应及早安装防止此类事件发生的安全程序。

古德曼认为值得关注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在一定意义上，技术使我们与现实产生了隔膜。“我们相信计算机告诉我们的一切东西，”古德曼说，“我们通过电脑屏幕来阅读电子邮件；我们通过Facebook与朋友和家人交流；医生根据电脑告诉他们的来自医学实验室的结果来看病开药；警察开出交通罚单是根据摄像机拍下的车牌号；我们按照电脑给出的商品的总金额付钱；我们利用电子投票系统选举国家领袖。但是，这种以计算机为所有一切的中介的生活可能是有问题的：可被欺骗。要在电脑屏幕上伪造出什么东西来，其实非常容易。我们离开实体世界越遥远、依赖数字世界越严重，我们辨别真伪的能力就会越弱。最终，那些坏人（罪犯、恐怖分子）将会利用这种信任去做很多坏事。”

但是不必灰心。古德曼说，尽管还没有发现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但是，只要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我们还是可以大大降低所面临的风险的。首先是更好的技术和更大的责任。“现在允许开发者发布非常低劣的软件，这种做法简直疯狂，”古德曼说，“我们已经使消费者的日子非常难过，而犯罪分子的日子非常滋润了。在今天的世界里，我们的生活严重依赖于软件，因此，允许有关公司发布充满安全漏洞的产品，在今天的环境中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以往遗漏下来的安全问题。在当前，给旧代码“打补丁”的责任被留给了消费者，但是，许多人并不去弥补这些早就该补上的漏洞。古德曼解释说：“在所有的黑客入侵行为中，95%以上都是利用旧的安全漏洞进行的，同时，可以弥补这些漏洞的补丁也是现成的。因此，我们需要的软件是能够自动更新、自动弥补漏洞并阻止黑客入侵的软件。必须让软件自动实现这些功能，必须把责任落实到开发者身上，而不是消费者身上。”

古德曼还认为，现在是时候考虑通过某种涵盖了软件安全责任的全球性的产品责任法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2011年9月9日，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卢门撒尔（Richard Blumenthal）向参议院提出了《个人数据保护和违约责任法案》。根据这个法案，那些拥有10 000名以上客户的公司，如果疏于安全防范，美国司法部就可以处以5 000美元一天的罚款（最多罚款2 000万美元）。如果该法案获得通过，就可以确立一个标准，迫使企业定期测试自己的安全系统。不过，由谁来执行测试、如何进行测试，以及通过测试得到的数据由谁拥有，仍然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互联网使犯罪分子能够跨境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同样地，警方也能以国际互联网为基础，跨境打击犯罪。这也正是古德曼的最后一个建议。“互联网已经使全世界变成一个无国界的地球村，”古德曼说，“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所有的执法机构却似乎仍然没有走出旧世界，仍然被困在各国的国境之内，这就使得执法机构很难对付网络犯罪。我并不认为我们能够轻而易举且一劳永逸地彻底击垮网络犯罪，但是，如果竞争条件如此不平等，那么我们很可能连走上战场只求一战的机会都无法拥有。”

古德曼很清楚，他的建议要想得到落实并不容易。“大家关注的主要是，一个从萨尔瓦多来的警察是不是可以在瑞士抓人。但是，如果建立了一个基于网络的警务体系（而且保证逮捕行动只能由本国执法人员执行），那么，你就可以回避掉这个问题。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国际法方面的问题需要考虑，例如，宣传纳粹主义，在美国是一种言论自由，而在德国却是非法的。无论怎么说，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全球通过网络相连的世界里，这些问题早晚都要面对。难道不应该未雨绸缪，走到曲线的前面去吗？”

机器人、人工智能与失业问题

然而，确实有一些曲线是我们无法走到它们的前面去的。用不了多长时间，在很多行业，机器人就会取代蓝领劳动力。我可以肯定，能够完成类似于在仓库中清点存货、保持正常库存，在麦当劳餐厅取汉堡、上薯条这样工作的机器人，用不了10年就会走进我们的生活。然后，人类就将面对机器人的激烈竞争。这些机器人能够每星期7天、每天24小时工作，并且它们不会生病、不会犯错误，更不会罢工。它们不会在星期五晚上喝得酩酊大醉，因此星期六上午也可以上班；它们对致幻剂、兴奋剂也没有任何兴趣——这对制药行业可能是一个坏消息。当然，肯定还会有一些公司基于自己的原则或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继续雇用人类员工，但是很难想象这样的公司长期看来会有多大竞争力。那么，这数以百万计的蓝领工人的出路在哪里呢？

对于这个问题，任何人都没有一个完全确定的答案。但是，记住以下这一点应该是有益的：在人类历史上，就业状况因自动化设备的出现而改变，这并不是第一次。1862年，90%的劳动力是农民；到了20世纪30年代，农民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下降到了21%；到了今天，更是进一步下降到了不足2%。显然，无数农业工作职位被自动化设备取代了，那么这些工作怎样了？其实并没有出现什么非常特别的东西。旧的、低技能工作职位被取代后，新的、需要更高技能的工作职位出现了，流转出来的劳动力接受培训后填补了这些新的工作职位，这就是进步的方式。在这个世界里，专业化程度在不断加深，我们在不断地创造新的东西。虚拟世界《第二人生》（Second Life）的创始人菲利普·罗斯代尔（Philip Rosedale）说：“人类历史已经一再证明，当原来的工作被外包或实现了自动化以后，人们总能找到新的、有更大价值的事情去做。工业革命、IT行业的工作外包，最终都创造了更多、更有意思的、新的就业机会。”

杜克大学创业中心的研究主任维韦克·瓦德瓦（Vivek Wadhwa）也赞同这种看法。“可以自动化操作的那些工作职位总是面临危险。社会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不断抬高阶梯，使之进入更高的层次。我们需要创造的是以下这种类型的就业机会：需要的是人的创造力，而非人的体力。我们很难想象未来的工作职位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什么技术将会出现，并改变整个世界。我很怀疑，在20年前，是否有人曾经预测到，像印度这样的一个国家，竟然也能从乞丐和耍蛇者的‘乐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对发达国家的就业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现在，美国人已经不会再让浪费食物的孩子去想象所谓的‘饥饿的印度人’了，而是警告他们，如果不好好学习数学和科学，印度人就会抢走他们的饭碗。”

除了接受培训并再就业的一些人之外，其他人或许可以直接提前退休。对此，奇点大学人工智能专家尼尔·雅各布斯坦解释说：“指数型技术的发展，最终可能会允许人们即使不工作也可以保持很高的生活水准。对于如何利用自己的时间，人们将会有多种多样的选择，有通常与退休生活联系在一起的那些休闲活动，也有艺术创作和欣赏音乐，甚至还可以参与重建自然环境。他们的自尊也将因此而增强。多赚钱将不再是重点，多做贡献才会是重点，或者，至少要创造一个有意思的生活。”

乍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未来色彩过于浓厚的想法。其实不然，2011年，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播出的一个专题节目中，媒体专家道格拉斯·洛西克夫（Douglas Rushkoff）指出，事实上，这种转变已经出现了：

我知道，大家都希望获得工资报酬，或者至少可以得到一些钱。我们想要食物、住所、衣服，还有其他许多东西，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用钱去购买。但是，我们真正想要工作吗？

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经济体系中：生产力已经不再是目标了，而就业才是。这是因为，从最基本的水平上看，我们几乎拥有了所需要的所有一切。美国早就具备了足够大的生产能力：只要一部分人工作，就足以为全国人提供住所、食物、教育，甚至医疗保健了。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现在全世界生产出来的食物，已经足够保证世界上所有人每人每天都可以获得2 720千卡热量了。而且这还没有把美国人处置掉的数以千吨计的粮食和乳制品考虑在内（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将市场价格保持在高位）。与此同时，接管了大量止赎物业的美国各大银行也在忙于处置空置房屋，以便把这些空房子从它们的账册上注销掉。

因此，问题不在于我们没有足够的东西，而在于没有办法为所有人提供足够多的工作职位，以便让他们证明自己是应该得到这些东西的。

出现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当今绝大多数关于金钱、市场以及其他事物的思想体系，都是建立在稀缺性模型基础之上的。事实上，关于何为经济学，最常用的定义之一就是：“经济学是研究人们如何在稀缺条件下做出选择，以及这些选择会对社会造成什么结果的科学。”随着传统经济学（它认为，市场是均衡系统）逐渐被复杂经济学（它认为，市场是复杂的适应系统）取代，我们将会拥有一个非稀缺的评估框架。当然，谁也不能保证，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真的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或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资源分配制度。

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更重要的问题是，一旦强大的人工智能、无处不在的机器人、物联网都成为现实的话，情况又将如何？强大的人工智能意味着，计算机的“智慧”有可能会超过人类。这也就是说，即使是那些似乎专属于人类的创造性的工作职位，也可能面临被机器占据的危险。“请你仔细考虑一下我们创造出来的东西变得比人类更聪明这种可能性，”菲利普·罗斯代尔说，“许多人确实在担心，我们会不会被创造出来的机器奴役。我们很可能会被迫去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但是现在似乎很难想象这些到底是什么事情。在富足的时代，我们将越来越多地采用更便宜的方法去创造、去改变周围的世界（例如虚拟现实或纳米技术）。但是，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真的还可以做些什么去帮助那些已经胜过了我们、把我们当成古老的祖先的机器吗？在我看来，最可能的结果是，即使将会面对已经融入生活且比人类还要聪明的机器，我们也还是可以立身于数字化的高智商机器之上，而且我们的生活相对来说也不一定会受大的影响。”

那么，留给人类的究竟是什么呢？在我看来，未来有两种可能。在第一种可能的未来世界里，社会将转向卢德分子（Luddite）坚持的方向。这也就是说，我们将会采纳比尔·乔伊的建议，遵循慢食运动（slow food movement）的理念，并开始回到阿米什人（Amish）的时代。但是，这个选项只适用于那些愿意放弃技术带来巨大好处的人。这种向往“过去的好日子”的想法，在疾病、愚昧以及错过无数次机会的冲击下，最终必定会被抛弃。

第二种可能的未来是，大多数人最终实现了与技术的融合，从而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认知上都不断地“更上一层楼”。初听之下，很多人可能会反对这种看法，但是事实上，这种转变过程已经持续了亿万年。例如，从根本上说，书写这种行为就是利用一定技术把记忆“外包”的行为。眼镜、隐形眼镜、各种人造假肢——从木腿到斯科特·萨米特（Scott Summit）的3D打印假肢、化妆品植入物、人工耳蜗、美军的“超级战士”计划等，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成千上万个，然而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延续了这种趋势。正如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大师马文·明斯基在发表于《科学美国人》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在过去，我们往往把自己看作是进化的最终产品，但是我们的进化其实并没有停止。事实上，我们现在仍然在不断进化，而且速度更快，只不过，并不是以人们熟悉的那种缓慢的达尔文式的方式在进化。现在是开始认真思考我们的‘新崛起’的时候了！”

用不了多久，绝大多数人就会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径变得更强，而这将彻底地改变经济格局。这种重新得到强化的自我，是联网的，同时在虚拟世界和物理世界这两个世界里工作和生活，必然为社会创造出更大的价值；而且创造的价值之大、创造价值的方式之新，我们今天可能根本无法想象。目前，通过为《第二人生》中的各种化身设计服装来谋生的人就已经超过了4 000人。我相信，很多人都拥有自己数字“化身”的日子已经不太远了。因此，尽管4 000人听起来似乎并不算一个很大的市场，但是，如果参加国际会议和商务会议的都是我们的化身，那么情况又将会如何？我们会愿意花多少钱去购买虚拟服装及相应的饰物呢？

势不可当

考虑到在前面几节中讨论过的那些风险，比尔·乔伊的建议“限制那些过于危险的技术的发展”听起来似乎是一个不错的建议。但是，昨天的工具并不是为了解决明天的问题而设计的。考虑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技术不断向前发展的趋势，强行限制想象力很可能是一个最糟糕的方案。如果我们真想解决未来的生存问题，就必须利用未来的工具去解决未来的问题。

再者，即使给技术发展装上了一个刹车板，它也不可能真的发挥作用。小布什政府曾经颁布禁令，禁止美国科学家研究人类胚胎干细胞，但是，美国的禁令反而促进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人类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因此，试图在某个地方限制技术发展，只会促使另一个地方的技术兴起。近日，在就上述禁令的影响接受记者采访时，加州大学（旧金山）教授苏珊·费舍尔（Susan Fisher）表示：“科学就像是水流，它会找到自己的路。现在，它已经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地方找到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了。”小布什的法令造成的唯一后果是，最初兴起于美国的这种技术“外包”给了瑞典、以色列、芬兰、韩国和英国等其他国家。白宫通过这个禁令得到了什么？什么都没有得到，除了削弱美国在科学上的领先地位之外。

我们还可以从心理的角度来讨论一下技术“势不可当”的原因。简单地说吧，你怎么可能压制自己的希望呢？自从人类学会了钻木取火，技术就是人们对未来的梦想的浓缩。如果说15万年的进化过程只留给了我们一样东西，那么必定是对未来的梦想。只要是人，就必然渴望自己和家人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欲望。技术的作用，就在于使梦想成真。创新精神已经进入了我们的骨髓、融入了我们的血液，我们不可能把它割弃，就像不能摆脱本能而生存一样。在《理性乐观派》一书的结尾，马特·里德利总结道：“要扑灭创新的火焰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在一个网络化的世界里，创新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进化现象。只要人类的交换和专业化能够在某个地方继续扩展、不断深化，那么，不管领导者是助它一臂之力还是倒行逆施、加以阻碍，创新都将会继续进化，而其结果则必然是繁荣得以蔓延、技术得到进步、贫困得以减少、疾病得到控制，同时生育率下降、幸福感增加，而且暴力将萎缩、自由将成长、知识将勃兴，从而环境改善、绿野扩大。”

当然，总会有一些人会比较悲观（如同“阿米什人”一样），但是，绝大多数人都很愿意就此起程，奔向未来。而且，现在读者应该很清楚了吧，这无疑将会是一个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