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盗资本家”

2011年4月16日清晨，暖春的气息令人心醉，X大奖基金会一年一度的“透视未来”大会如期举行。在我们看来，这是一次完美的头脑风暴，它将激励人们参与解决世界性的巨大挑战的竞赛。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清思路，我们邀请了一些优秀的企业家、慈善家和企业高管，与他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对这次会议的一个最佳定位是，它是一个混合体，介于小型的TED大会与狂欢节之间。

X大奖基金会这一年度的“透视未来”大会由福克斯电影娱乐公司（Fox Filmed Entertainment）董事长吉姆·吉亚诺普罗斯（Jim Gianopulos）主持，地点则放在了该公司的洛杉矶工作室。唯一能够容纳下所有与会者的场所只有他们的食堂了。食堂的墙壁早就被刷成了白色，装饰着各种各样的电影海报和照片，上面满是人们熟悉的电影人物和电影明星，从加里·格兰特（Cary Grant）到卢克·天行者（Luke Skywalker）都有。但是来参加这次会议的却都是一些与众不同的人，他们很少有人会对墙上这些装饰品投入过多的关注，而且整个会议自始至终也没有什么人过多地谈论有关票房收益率或收视率的问题。相反，他们倒是讨论了其他一些与电影业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例如怎样培养非洲的企业家、改进医疗保健技术、使电池容量增加一个数量级等。

多年来，我有幸主持了许多类似的会议，遇到过许多类似的人，能够使他们聚拢到一起来的，也正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以下这些东西：极度的乐观、宽广的视野、大无畏的精神。

这些也许正是我们所期待的。他们都是数字时代的船长，遨游于超链接代码（HTML code）的海洋中，他们利用PayPal彻底颠覆了银行，他们利用谷歌做广告，利用eBay做贸易。他们都耳闻目睹过，当指数型技术和多种合作工具结合起来之后，是如何使各行各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的。现在，他们都相信，使他们在技术上获得巨大成功的这些高效率的思维方式和商业模式同样也能在慈善事业上给他们带来成功。总之，这些人构成了实现富足的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他们是新生代的慈善家——科技慈善家。他们年轻、富有理想，他们是心怀世界的iPad一族，他们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关心地球。

这些新生代慈善家来自哪里，怎么才能把他们辨识出来，他们为什么会构成实现富足的一股强大力量，这些就是我们本章要讨论的主题。不过，在我们着手讨论这些主题之前，不妨先来看一下这一代科技慈善家得以诞生的历史情境。从历史上看，以个人行动为基础而不再以公共部门为基础的慈善事业大规模地发展起来，还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回到大约600年前，财富都集中于皇室成员手中，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为家族积聚财富。在文艺复兴时期，慈善关怀的范围得到了扩大，欧洲的商人试图减轻像伦敦这样的大型贸易城市内的贫困现象。两个世纪之前，金融行业的一些从业者开始介入了慈善事业。但是，真正重写慈善事业规则的却是一些产业巨头。有意思的是，这些产业巨头传统上通常也被称为“强盗资本家”。

这些“强盗资本家”具有极其强大的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在不到70年的时间里，他们就把美国从一个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工业强国。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缔造了一个石油王国，类似地，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之于钢铁行业、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之于铁路运输业、詹姆斯·杜克（James B. Duke）之于烟草业、理查德·西尔斯（Richard Sears）之于邮购零售业、亨利·福特之于汽车业……这样的人名还可以再列出好几十个。然而，尽管大家都高度关注这些“强盗资本家”的贪婪，但是，当代历史学家都一致公认：正是这些镀金时代的大资本家建构了现代慈善事业。

当然，对于“强盗资本家”们所做过的大部分事情，学者们总是争论不休，这当然也包括对他们慈善行为的本质的分歧。不久前，《商业周刊》报道： “约翰·洛克菲勒成了一位主要的捐赠者——但是那只是在公共关系专家艾薇·李（Ivy Lee）告诉他，捐款可以帮助挽救本来已经严重受损的洛克菲勒家庭的形象之后。”而约翰·洛克菲勒的玄孙贾斯汀·洛克菲勒（Justin Rockefeller，他也是一位企业家和政治活动家）却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说：“老约翰·洛克菲勒是一个虔诚的浸信会基督徒，他从拿第一份报酬始就开始把其中的1/10捐献出去了，他一直保持着一丝不苟地记录自己财务支出的习惯。他第一次开始经营业务是在1855年，那年他的个人收入为95美元，他把其中的10%捐献给了教会。”不管怎样，这9.5美元的捐献只是一个开始。在1910年，洛克菲勒捐出了价值5 000万美元的标准石油公司的股票，以他的名字命名创建了一个基金会。到1937年他逝世的时候，他已经捐出了一半财产。

卡内基也是一位慈善家——甚至可能比洛克菲勒还要更伟大。而且更重要的是，卡内基堪称是今天的科技慈善家的鼻祖。当沃伦·巴菲特试图激发比尔·盖茨的慈善之心时，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赠送给比尔·盖茨一本卡内基撰写的《财富的福音》（The Gospel of Wealth）。这本书试图回答一个微妙的问题：作为文明基础的那些法则已经使财富集中到了少数人的手中，既然如此，那么管理财富的适当方式是什么呢？

卡内基认为，一个人的财富必须用于回报社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方法并不是把钱留给自己的孩子，也不是把财产遗赠给国家公共部门。卡内基特别热衷的一件事情是，告诉别人应该如何帮助他人。因此，他的主要贡献是建造了2 500个公共图书馆。然而，《财富的福音》这本书在卡内基时代并不流行，虽然现代的科技慈善家都赞同他的许多人生哲理。不过正如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使得今天这一代慈善家区别于上一代慈善家的，恰恰在于这两代慈善家在应该由谁去帮助他人、应该如何帮助他人这两个问题上迥然不同的看法。

放眼世界的新一代慈善家

1892年，《纽约先驱论坛报》做了一个尝试：把在美国的每一位百万富翁的身份都确定下来，最后，该报成功地列出了4 047个人的名字。令人震惊的是，在这4 047位百万富翁中，31%的人都居住在纽约。而且更重要的是，当这些百万富翁想回馈社会时，几乎都选择为自己的家乡效力。在纽约，差不多所有的博物馆、美术馆、音乐厅、交响乐团、剧院、大学、中学、慈善机构、社区组织或教育机构，在创建之初都得到了这些富翁们的资助。

富翁们在进行慈善活动时表现出来的这种地域偏好是可以预料到的，因为在当时，这些“强盗资本家”都是在一个区域性的、线性的世界里工作和生活的。非洲的贫困问题、印度的文盲问题，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经营活动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也并不是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这些工业大亨们只把钱留给他们自己的“街坊邻居”是无可厚非的。即使如卡内基这样有放眼全天下的宽阔胸怀的人，也有这种倾向，因为他只在英语世界里建造图书馆。

这种地方性思维方式并非西方的富豪们所独有，在此不妨以奥斯曼·阿里·可汗（Osman Ali Khan）为例。奥斯曼·阿里·可汗人称阿萨夫·贾赫七世（Asaf Jah VII），他是海德拉巴和贝拉尔的最后一位尼扎姆（统治者），1911—1948年间在位，他所统治的地区后来并入了印度。1937年，阿里·可汗被《时代周刊》宣布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有7个妻子，42个嫔妃，40个孩子，资产净值达到了2 100亿美元（以2007年的美元币值计算）。在他统治的37年时间里，他把大量财富都花在自己的子民身上，他建造了无数学校、发电厂、铁路、公路、医院、图书馆、博物馆，他甚至还建了一个天文台。但是尽管阿里·可汗慷慨大度，捐赠极多，不过他的所有捐赠都集中于海德拉巴与贝拉尔地区。在那个时代，就像美国的“强盗资本家”们一样，世界上所有富人的钱袋只为他们的家乡打开。

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eBay网站的第一任总裁杰夫·斯科尔（Jeff Skoll）后来由媒体大亨变成了科技慈善家，他说：“今天的科技慈善家完全是另外一种人。工业革命只为当地做贡献，而高科技革命则兼顾了全世界。我们现在的思维方式已经完全不同了，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已经在更高的程度上实现了全球相互连接。在过去，在非洲和中国发生的事情，你可能完全无从得知；然而在今天，你第一时间就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世界各地的人们面对的问题也是相互关联的。在世界不同地方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从气候变化到流行病，都会影响到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全球性的事件和问题也都是‘地方性’的。”

1998年，斯科尔出售了eBay，套现了20亿美元，自此之后，他就开始了全球慈善事业。为了追求 “一个和平、繁荣、可持续的世界的愿景”，他还创建了一个基金会——斯科尔基金会。斯科尔基金会试图通过投资创办社会企业来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动大规模的变革。在斯科尔看来，社会企业家就是“变革代理人”。在发表于《赫芬顿邮报》的一篇文章中，斯科尔进一步解释了他的这个理念，他是这样说的：

无论是非洲的疾病和饥饿问题，还是中东的贫困问题，抑或是困扰着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资源严重匮乏问题，这些对我们来说其实都不再是新闻了。但是我认为，社会企业家是有某种“遗传缺陷”的——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身上是不存在“不可能”这种“基因”的。除非他们真的改变了世界，否则社会企业家们不会感到满足。他们也不会让任何东西阻碍他们前进的脚步。慈善机构给人们的只是食物，但是社会企业家并不仅仅满足于教会人们如何种植粮食——除非他们教会了农民如何种植粮食、如何赚钱，如果把赚得的钱回投于他们所经营的业务，然后另外再聘请10个人，他们是不会感到幸福的。而正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改变了整个行业。

在创立后的最初10年里，斯科尔基金会就对5大洲的81个社会企业家发放了超过2.5亿美元的资助金。反过来，这些社会企业家则把他们的善意传播到了更广泛的领域。斯科尔说：“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的贡献。穆罕默德·尤努斯利用他所创办的格莱珉乡村银行（Grameen Bank），在世界各地帮助1亿多人摆脱了贫困；又如安·科顿（Ann Cotton），通过她所开办的一个名为‘女性教育倡议组织’（Camfed）的非营利性机构，她使25万非洲女孩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还有聪明人基金会（Acumen Fund）的总裁杰奎琳·诺沃格拉茨（Jacqueline Novagratz），也影响了数百万非洲与亚洲人的生活。”

然而，支持社会企业家只不过是今天科技慈善家所从事的慈善事业的新方向的一个例子而已。向各三重底线（triple-bottom-line）^[1]企业投资则是他们从事新“慈善”事业的另一种形式。以洛克菲勒基金会为后盾的聪明人基金会就是这样做的。聪明人基金会是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但是，它会把经营所得的利润投资于那些为发展中国家制造急需的产品和服务的业务上——老花镜或者近视眼镜、助听器、蚊帐，并且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出售给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还有一个是eBay创始人皮埃尔·奥米迪亚所创办的奥米迪亚网络公司，该公司也是一个营利性的公司，但是它又把所赚得的钱投资到了一些对于“个人的自我完善”非常重要的领域中去，诸如小额贷款项目、促使提高透明度的项目，还有各种社会企业。对此，奥米迪亚网络公司纽约办事处负责人马修·比索普（Matthew Bishop）在《慈善资本主义：富人在如何拯救世界》（Philanthrocapitalism: How the Rich Can Save the World）一书中写道：“如果他们（这些科技慈善家）能够利用他们的捐款开创造出一条既有盈利前景，又能解决社会问题的新路，那么就能更快地吸引到更多的资本，并且能迅速地产生更大的影响——与以往那种完全以捐款为基础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相比。”

因此，科技慈善家决定对营利性机构与非营利性机构之间的界线予以模糊化处理，而且与此同时，他们还试图重新定义慈善。在同一本书中，马修还写道：“这些新型慈善家认为，他们正在改进慈善事业，他们使得古老的慈善事业在面对这个不断变化着的世界时，能够更高效地解决一系列新问题。坦率地说，慈善事业确实需要改进——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很多慈善事业都毫无效率。他们认为，他们会比前辈做得更好。今天的新型慈善家正在试图把他们成功赚钱的秘诀应用到慈善事业中去。”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影响力投资”或者“三重底线投资”的观念开始变得深入人心了。根据这种理论，投资者最愿意支持的是那些有利可图并且能够满足可衡量的社会或环境目标的商业活动。这些业务活动常常能让投资者实现比传统的慈善事业更进一步的目标，因此这种业务活动正在不断地增长。根据战略咨询公司摩立特集团（Monitor Group）的报告，在2009年的时候，影响力投资已经达到了500亿美元。他们预测，这种投资在10年内有望达到5 000亿美元。

新型慈善的另外一个秘诀是关注具体落实、强调亲力亲为。西雅图社会风险投资伙伴公司（Social Ventures Partners Seattle）的执行董事保罗· 休梅克（Paul Shoemaker）说：“慈善不再是‘我开出了一张支票，我的任务就完成了’，现在，慈善事业是‘我开出一张支票，但这只是一个开始’。”一旦开始了慈善事业，这些科技慈善家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体现在报表上的那些财务资本，他们所做的要比这个多得多，他们还同时带来了人力资本。“他们带来了网络、企业人脉以及与更高层人士会晤的机会，”休梅克说，“当盖茨决定为疫苗而奋斗的时候，他建立了一个团队，并且带领这个团队与世界各地的领导人以及世界卫生组织会面。大多数组织都无法做到这一点，但是盖茨却能办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异。”

在新型慈善家与老一辈慈善家之间还有最后一个区别，而且这也许是影响最大的一个区别了。大多数“强盗资本家”都是在他们踏入中年之后才变得慷慨大度起来的，而许多科技慈善家在35岁之前就已经是亿万富翁了，而且也恰是在那之后他们就开始从事慈善事业了。正如斯科尔所说：“传统的慈善家通常以老年人居多。对于他们的财富、他们的退休计划，都安排好了，他们是在自己的生命接近尾声的时候放弃财富的。因此他们对慈善事业没什么野心，他们更愿意为建造一座歌剧院写一张支票，而不是走出家门亲自去解决疟疾、艾滋病或其他全球性的问题。与老一辈慈善家不同，在今天，许多科技慈善家都是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建立了全球性的业务，他们精力过人、充满自信、勇于冒险、大胆无畏，他们想解决一些全球性的重要问题——例如核扩散、流行病或水资源等问题。他们都认为，在他们的一生中，他们真的能够改变一些东西。”

所有这些差异结合到一起，就使得这些科技慈善家变成了一些“超级特工”——波士顿学院财富和慈善事业中心（Boston College Center on Wealth and Philanthropy）的保罗·舍维什（Paul Schervish）如是说。正如马修·比索普所解释的，这些“超级特工”完全“有能力去做一些重要的事情，而且他们远远比任何其他人都做得更好，他们不必像政治家那样，每隔几年就不得不应付各种各样的选举活动；他们也不必像大多数上市公司的总裁们那样，承受着苛刻的股东们不断要求增长利润的压力；他们也不必像许多非政府组织的头脑们那样，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赚钱。他们已经从中彻底地解放了出来，可以做出长远的计划，违背传统的观念，可以拥有一些对政府来说都是极冒险的想法。如果情况允许，他们很快就能投入大量的资源——首先，他们敢于尝试任何新的东西。然而，这里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真的能够把他们的潜力全都发挥出来吗” ？

正如我们在接下来几个章节中所能看到的，对于马修的这个问题，我们会用越来越多的响亮的“是”来回答。

更多的慈善家，更多的善款

纳文·贾恩（Naveen Jain）在印度的北方邦长大，他是一名公务员的儿子。在年纪还很小的时候，纳文·贾恩就已经是一名具有创业精神的学生了。对于自己的成功，他是这样解释的：“当你非常贫穷的时候，你担忧的是基本的生存问题，除了成为一名企业家，你别无选择。你必须为你的生存而采取行动，正如一名企业家必须采取行动去抓住机遇一样。”贾恩的行动和机遇最终让他走进了微软公司，与它一道成长，后来他又通过自己创立的InfoSpace公司和Intelius公司，登上了《福布斯》富豪榜500强。贾恩还说：

我的父、母亲不断地把教育的重要性的理念灌输给我，这是一份他们自己永远也未曾得到过的礼物。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情是，我的母亲出题考我一些数学问题，她总是告诉我：“别想让我为你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她自己其实无法解决那些问题，因为她在学校里从来没有学过数学。今天，我们可以利用人工智能、视频游戏与智能电话等各种各样的技术，去测试世界上的每个孩子，并保证他们能够获得最有效的教育。

贾恩接受我们的邀请，担任X大奖基金会教育与全球发展咨询小组的联合主席。现在他把他的财富集中用于对各种各样旨在改善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和健康卫生事业的竞赛激励上。“技术使我拥有了现在用于慈善事业的资本，”他说，“我现在决定利用这些资金来推动根除世界各地的文盲现象和疾病，我想不出还有其他比这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的方法了。而且，真正令人吃惊的是，到了今天，我们确实可以利用各种工具实现这一点了。”

贾恩并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感觉的人。2010年瑞士信贷银行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Global Wealth Report）估计，全世界的亿万富翁已经超过了1 000位，其中大概有500位在北美洲，245位在亚太地区，230位在欧洲。金融专业人士则指出，真正的数字可能还要高两倍——因为许多人选择向公众隐瞒他们的财富。如果沿着财富阶梯再往下走一步，那么更大的一个群体就是那些被称为“超级富豪”的人了，这个群体的界线比较宽泛，包括了所有3 000万美元到几百亿美元流动资产的个人。2009年，全世界“超级富豪”的人数总共超过了93 000位。不仅是这些“超级富有”的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而且这些富人的慷慨大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早在2000年的时候，就有人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宣称：“互联网富豪正在大把大把地撒钱，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撒钱。”到了2004年，美国的慈善捐赠总额已经增加到了2 485亿美元，超过了历史最高纪录。两年后，这个纪录再次被刷新，达到了2 950亿美元。2007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把我们这个时代称为“一个新的慈善事业的黄金时代”。捐赠基金会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过去的10年里，新成立的基金会增加了77%，新成立的机构组织则超过了30 000家。当然，由于经济不景气，近年来这个数字有所下降了：2008年下降了2%；2009年下降了3.6%；2010年下降到了10年来的最低位，但是，也就是在这一年，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投入了100亿美元用于研究疫苗，这是有史以来慈善基金会用于单一目标的最大投入。

同样地，也是在2010年，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这两位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宣布了“捐赠誓言”，他们倡议美国的亿万富豪在他们有生之年或者死后把他们的一半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或慈善机构。乔治· 索罗斯（George Soros）、特德·特纳（Ted Turner）、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几乎立即就加入了签名。斯科尔也属于较早加入宣誓人群的一员，皮埃尔·奥米迪亚也是。甲骨文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微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Paul Allen）、美国在线（AOL）的创始人史蒂夫·凯斯（Steve Case）、Facebook的联合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与达斯汀·莫斯科维茨（Dustin Moskovitz）也都签了名。截止到2011年7月，签名人数总计上升到了69位，而且一直都不断地有人加入。

科技慈善家是实现富足的一个重要力量，这已经不再是一个需要证明的问题了。他们已经影响到了金字塔的各个层面，包括那些以往很难达到的层面。苏丹的电信大亨莫·易卜拉欣（Mo Ibrahim）也在最近设立了易卜拉欣非洲领袖成就奖（Ibrahim Prize for Achievement in African Leadership）：任何一位非洲领导人只要在宪法规定的期限内任职期满并且自愿离任，都可以获此大奖——奖金总额为500万美元（而且获得大奖的领导人在有生之年，每年都可以再获得20万美元的额外奖励）。

但是，最好的消息是，大部分科技慈善家都还非常年轻，因此他们的“征程”才刚刚开始。“一些最聪明的人士已经看到了，接下来他们应该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到那些领域上去，”PayPal的联合创始人埃隆·马斯克说，“他们正在被人类所面临的最重大的那些问题所吸引，特别是在教育、医疗保健和可持续能源等领域。我认为他们很有可能会解决这些领域当中的许多问题，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创造出许多新的技术、新的公司和新的工作机会，最终这一切都将会给地球上数十亿人带来繁荣富足的生活。我这种说法没有任何骄矜自夸的成分在内。”

^[1] “三重底线”是国际可持续发展权威、英国学者约翰·埃尔金顿（John Elkington）于1997年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一个企业要想持续发展、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始终坚持三重底线原则，即企业盈利、社会责任、环境责任三者的统一。——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