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归于人民

本章的主题是“自由”。自由处于富足金字塔的顶端，同时，“自由”一词也给本书带来了一丝哲学气息。在前面各章节中，我们已经探讨过，合作和指数型科技的结合，将会在未来的几十年里给人类带来更美好的生活。但是，我们在前面几章中所提到的是粮食、饮用水、教育、医疗保健和能源这样一些商品和服务，自由则属于另外一个不同的类别。自由是一种想法，同时也是实现想法的途径。自由既是一种存在的状态，也是一种意识的状态，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能纳入本书讨论范围的是经济自由、人权、政治自由、透明度、信息的自由流通、言论自由和自我赋权。所有这些，都直接受本书所强调的变革力量的影响。

没有足够的食物和饮用水，染上了很容易治愈的疾病却无法及时得到医治，缺乏获得衣物、栖身之所、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教育与卫生设施的途径……所有这些，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话来说，全都是“不自由的根源”。不过，正如我们在本书前面各章中已经阐明的，各种指数型技术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这种趋势。无论是可汗学院的代数视频课程，还是迪恩·卡门的“弹弓”水源净化器，所有类似的可以极大地促进繁荣的工具，在促进自由方面，也发挥了双倍于传统的十字军东征式的人为运动的作用。这些工具使人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并创造了更大的机会。这种势头必定会一直延续下去。我们向富足金字塔攀登的每一步（例如清洁的饮用水、廉价的能源），都会使基本的自由权利直接受益。

人权，也因指数型技术的发展而受益匪浅。例如，“目击者”网站（Ushahidi）最初是为了汇集有关发生在肯尼亚的暴力事件的信息而创建的，但是，它的巨大成功，很快就导致一大批“社会活动家”的出现。结合了社会行动主义和公民新闻主义的众包精神，再加上地理空间映射技术的支持，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涌现了许多社会活动家，他们积极投身于各种捍卫人权的活动中。发生在纳米比亚的性少数（sexual minorities）抗议运动、发生在肯尼亚捍卫少数民族权益的运动、发生在哥伦比亚的拯救军人滥权的潜在受害者的行动，全都在第一时间反映到了网络世界。一大批像“世界在见证”（World Is Witness）这样的网站记录下了种族灭绝的故事；而像维基解密这样的网站则致力于揭露一切侵犯人权的丑恶行径。

维基解密网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例子，足以说明信息通信技术如何促进了更高的透明度和更大的政治自由。当然，它绝不是唯一的一个例子。2009年，“目击者”网站修改了自己的技术平台，从而使墨西哥公民能够监督他们国家举行的选举。奥米迪亚网络提供给尼日利亚社会活动家的130 000美元“适可而止吧！尼日利亚”（Enough Is Enough Nigeria）津贴，使得他们利用Twitter、Facebook以及当地的社交网络工具建立了一个不偏向任何党派的一站式选举“门户网站”，有效地完成了帮助选民进行选举登记、发布候选人信息、监督选举过程等工作。有人认为，信息通信技术能够发挥最大影响的领域，恰恰就在透明度和社会政治自由的交集上。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一个住在巴基斯坦的害羞的同性恋男子，注定一生的命运都会坎坷不平。而到了今天，虽然他的人生之路依然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是至少有一点可以给他带来莫大的安慰：只需要轻轻地点一下鼠标，他就可以收到几百万“同道中人”的建议和鼓励。

毫无疑问，移动通信和互联网的崛起极大地促进了信息的自由流动。正如本书前文已经提到过的，现在全世界大多数人包括发展中国家最贫穷的那些人，每天都在使用的移动通信网络的质量，比25年前美国总统所使用的还要高得多。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信息的自由流动已经变得极其重要，也正因为如此，联合国在2011年宣布“使用互联网”是一项基本人权。

在信息时代，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也可以找到很多盟友。谷歌公司董事会执行主席埃里克·施密特说：“我们已经脱离了原先的信息传播等级体系。在以往，普通大众只能被动地接收别人广播的信息，而且通常只能接收到当地的信息。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身兼组织者、广播者和通信者多个角色。”虽然遗憾的是，在许多情况下，我们不得不面对棘手的网络审查问题，但是不可否认，更重要的一个事实是，现在，即使是一个最普通的市民，也拥有接触到全球观（听）众的途径，也能够向公众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尽管这种接触也不无风险。在接受《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采访时，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创新政策顾问本·斯科特（Ben Scott）指出：“互联网往往会导致权力从中央集权机构转移到代表不同团体的一大批领袖的手上。而政府如果想坚持审查制度，就等于是展开了一场对抗技术本质的战争。”

但是，在上面提到过的所有自由权利中，受富足浪潮兴起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自我赋权”——无论过去还是未来都是如此。“自我赋权”方面的变革极其重要，所造成的后果也影响深远，因此，在接下来的几节中，我们将对此展开深入探讨。

互联网的力量

2004年，一直埋首攻读研究生课程的牛津大学罗德奖学金获得者贾里德·科恩（Jared Cohen）突然决定要去伊朗看看。伊朗秉持反对美国的立场，部分是因为美国支持以色列，而科恩本人又恰好是美裔犹太人，所以他并不认为自己有太大的机会可以获得签证。他的朋友们劝他不用提出无谓的申请，专家也跟他说，他只是在浪费时间。但是科恩并没有泄气，在4个月内，他连续16次来到伊朗驻伦敦大使馆提交申请，最终获准前往伊朗旅行。

科恩此行的目的是为了丰富自己在国际关系领域的知识。他希望采访伊朗的反对派领导人、政府官员，以及其他改革者。然而，在成功地与伊朗副总统和几位反对派成员会谈之后，伊朗政府的革命卫队突然在一个深夜里闯入他的旅馆房间，搜出他拟定的采访目标名单，令他的计划落了空。面对这个重大挫折，科恩并没有选择空手离开伊朗返回英国，相反，他决定留下来继续探索这个国家，看看他可以认识一些什么样的新朋友。

他确实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大多是年轻人。在伊朗，2/3的人都未满30周岁，科恩尊称这些伊朗人是“真正的反对党”。像科恩这样的年轻人为数众多，他们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而且对西方文化异常渴求，对现行制度则感到窒息。他还发现，科技进步使反对派运动有了蓬勃发展的机会，他是在伊朗设拉子市中心的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的。当时，他注意到那里大约有10多名儿童和青年靠在建筑物的两侧，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手机看。

他问其中一个男孩发生了什么事，对方说，大家都来这个地点使用蓝牙连接网络。

“你不担心吗？”科恩问，“你站在公共场合这样做，不担心会被抓吗？”

男孩摇摇头说：“超过30岁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是蓝牙。”

就在那一刻，科恩茅塞顿开。数字落差（因使用数字产品的机会和能力的不同而产生的落差）已经在两代人之间出现了一条鸿沟。科恩明白，这就开启了机会之窗。在言论自由只是一种美好的意愿的这个国家，掌握了基本科技知识的这些年轻人，突然之间就进入了自己专用的通信网络。在穆斯林世界里，3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了绝大多数。科恩开始认识到，科技可以帮助他们培养出一种不以激进暴力为基础的自我认同。

科恩这个想法得到了美国国务院的积极支持。当时科恩还只是一个年仅24岁的青年，但是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赖斯却毫不犹豫地雇用了他，使他成为她的政策规划班子里最年轻里一名成员。几年后，世界各地都出现了反对哥伦比亚革命军的大规模抗议行动，当关于这些活动的报告送回美国国内时，科恩仍然是赖斯的幕僚。哥伦比亚革命军是40多年前成立的，它是一个以哥伦比亚为基地的叛乱组织，长期以来一直从事恐怖袭击、贩毒、军火交易和绑架等活动。他们炸毁桥梁、击落飞机，用机枪扫射城镇，使人间变成血腥的地狱。在1999—2007年间，哥伦比亚有40%的区域被这支所谓的革命军控制，他们把挟持人质勒索钱财当成一种正常的业务。截至2008年年初，他们一共挟持了700多名人质，其中就包括哥伦比亚总统候选人英格丽德·贝当古（Íngrid Betancourt）——她是在参加2002年总统竞选的过程中遭到绑架的。但是，2008年2月5日，突然之间，全世界各大城市共有1 200万人涌上街头抗议哥伦比亚革命军，要求他们释放人质。

在美国国务院内部，几乎没有人能够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示威者似乎是突然间就自发地涌上了街头的，而且看起来似乎没有人在领导。不过，有迹象表明，示威者的聚集行动似乎是通过互联网进行协调的。由于科恩是赖斯的幕僚班子中最年轻的成员（这往往也就意味着，涉及科技问题时，要由他来“讲解”），所以他被委派调查清楚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科恩在追查这个事件时，发现一名哥伦比亚电脑工程师奥斯卡·莫瑞尔斯（Oscar Morales）很可能是幕后推手。“所以，我就直接打电话给这个陌生人，”科恩后来回忆道，“你好！可以告诉我，你是怎样做成这件事情的吗？”

几十年来，在哥伦比亚，任何人只要说出任何反对哥伦比亚革命军的言论，就会遭到绑架、杀害或者面临更悲惨的命运。那么，莫瑞尔斯究竟做了些什么，以至于这个国家的几百万人突然一起走上街头大声进行抗议？原来，莫瑞尔斯在Facebook上建了群，群的名字就是“反对哥伦比亚革命军的百万之声”。在这个群的主页上，他以大写字体表达了4个非常直接、非常简洁的诉求：“不再有绑架！不再有谎言！不再有死亡！不再有哥伦比亚革命军！”

“那时，我丝毫不在意会不会只有5个人加入我这个群，”莫瑞尔斯说，“我真正想做的是挺身而出，创造一个先例：我们年轻人不能再容忍恐怖主义和绑架了。”

莫瑞尔斯是在2008年1月4日大约凌晨3点建好了他在Facebook上的这个群主页的，然后他便去睡觉了。当他在12个小时后醒来时，这个群已经有了1 500名成员。一天之后，群的成员达到4 000人。3天后又增加到了8 000人。群的规模显然走上了指数型增长的道路。短短一个星期之后，这个群的成员人数达到了10万名。也正是在那个时候，莫瑞尔斯和他的朋友们认定，从虚拟世界进入现实世界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仅仅一个月之后，在40万名志愿者的帮助下，“反对哥伦比亚革命军的百万之声”在全球40个国家中的200个城市成功地动员了1 200万人走上街头，一起进行抗议。仅仅在哥伦比亚的波哥大城，就有150万人走上了街头。这些抗议者的行动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并且成功地使有关的信息突破了封锁，广泛地传播到了哥伦比亚革命军所控制的地区——在以往，几乎没有什么外界消息可以进入这些地区。“当哥伦比亚革命军听到有这么多人反对他们时，”科恩说，“他们意识到战争形势已经完全逆转了。最后的结果是，他们大规模地解除了武装。”

这个事件深深地吸引了科恩，为此，他专程飞到哥伦比亚与莫瑞尔斯见面。最让他惊讶的是这个组织的结构。他说：“我看到的一切都表明，它已经具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的架构，但是它确实不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事实上，根本没有组织，而只有互联网。你所拥有的是跟帖者，而不是会员；为你工作的是志愿者，而不是员工。但是，就是这个家伙和他的一帮朋友搞垮了哥伦比亚革命军。”对于科恩和美国国务院的其他官员来说，这是一个分水岭式的事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说：“它使我们第一次认识到了像Facebook这样的社交网站的重要性，也使我们明白这些网站对于青年自我赋权的深远意义。”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科恩开始认定，科技必须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在奥巴马政府内部，科恩找到了许多拥有共同信念的同僚。奥巴马总统的前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认为，科学技术手段的运用是重中之重，她还把这称为“21世纪的治国方略”。希拉里说：“我们发现自己生活在人类历史上的这样一个特殊时刻：我们有机会以创新的方式从事外交工作，而且可以运用科技力量帮助个人实现自我赋权。”

怀着这个目标，科恩越来越关注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地方性挑战与那些制造21世纪的高科技工具的人之间的鸿沟。科恩利用自己在美国国务院任职的便利条件，不断地邀请高科技公司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到中东地区访问，尤其是伊拉克。在这些接受他的邀请的人中，就有Twitter的创始人杰克·多西。在那次旅行结束6个月后，伊朗选举结束之后发生了抗议活动，示威者占领了德黑兰街头，伊朗政府则封锁新闻，关闭了所有传统的通信线路，在这紧要关头，科恩打电话给多西，请他推迟Twitter服务器关机维护的时间。历史就这样变得完全不同了。

很快，Twitter就成了伊朗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途径。尽管“Twitter革命”并没有推翻伊朗政府，但是很显然，伊朗发生的故事与莫瑞尔斯的努力以及其他基于互联网的行动，为“阿拉伯之春”的出现埋下了伏笔（对此，我们将在后面进行详细讨论）。

“科技发展导致的这一切事件并非有意为之，”科恩说，“蓝牙技术的出现，使人们能够相互对话、交换信息，但是，开发这种技术的人从来没有预料到这会成为反抗极权政府压迫的重要力量。不过，过去几年发生的这些事件带给我们的信息却是非常明确的：现代信息通信科技是我们所见过的最伟大的个人自我赋权工具。”

要比特，不要炸弹

2009年，埃里克·施密特仍然是谷歌的首席执行官（之后，他成了谷歌的董事会执行主席），他应贾里德·科恩和美国国务院的邀请来到了伊拉克。施密特和科恩在旅途中成了好朋友。他们促膝长谈，讨论应该如何重构伊拉克这个国家，如何让科学技术尽早在重建过程中发挥作用。伊拉克在独裁者萨达姆统治时期，并未建设任何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美国为了使伊拉克改朝换代，花费了8 000多亿美元。但是一切才刚刚开始，正如施密特所说的：“我们应该做的是铺设光纤网络，并建设好无线网络的基础设施，以此来加强伊拉克公民的权力。”

这个设想也让科恩和施密特达成了一个共识：科技似乎有利于个人的自我赋权，或者，至少目前看来是这样。对此，施密特还进一步解释道：“个人可以决定要做什么，这与传统的体系是背道而驰的。不过，这种趋势会带来一连串的后果。科技不仅仅会增强好人的能力，它也会增强坏人的能力。每个人都有成为圣人的可能，同样，每个人也都有成为恐怖分子的可能。”

这可不是一件可以等闲视之的事情。有证据表明，互联网已经成为恐怖组织最重要的招募工具。2011年，恐怖分子使用卫星导航系统导航，从卡拉奇一路航行至印度孟买，他们还以卫星电话为通信工具，利用谷歌地图来锁定袭击目标。2007年，当肯尼亚那次极具争议性的选举结束之后，有人利用恶意短信来挑起种族间的暴力冲突。但是另一方面，“目击者”这个网站也是在肯尼亚创办的。施密特认为，像“目击者”这样的网站是重要的抗衡力量。“当大多数人都被赋予了权力时，我们所有人才能变得更安全。”他说，“科技赋予人们力量，使人们能报道事件，也能拍下照片。”

2010年11月，也就是科恩从美国国务院离职、加入谷歌担任创意总监的前几个月，他与施密特合作，为《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撰写了一篇标题为《数字化破坏》的文章。他们在这篇文章里探讨的问题是，信息通信技术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里会对国际关系造成什么影响。他们两人对每个国家的现行政治制度和通信技术的现状进行了综合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预测。科恩和施密特认为，美国、亚欧两洲的部分大国，以及其他几个强大的国家，是有能力根据自己的“国家价值”控制“互相联网资产”的。但是，除了这些国家之外，很多腐败的或不稳定的国家（政府）其实都是极其脆弱的。“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在文章中写道，“唯一能够让反对派或异议分子裹足不前的是他们缺乏组织和沟通的工具，而互联网技术成全了他们——不但非常便宜，而且随手可得。”

这正是我们在“阿拉伯之春”中所看到的东西。2011年年初，一场革命席卷了整个中东地区，革命者对通信科技的运用成了这场革命的关键特征。在埃及，开罗街头的抗议运动迫使总统穆巴拉克下台，对于这场革命所使用的工具，一位积极参与者在Twitter上做了一个漂亮的总结：“我们利用Facebook来筹划抗议活动，利用Twitter来协调行动，然后再通过YouTube将一切告诉全世界。”

然而，事情有利就有弊，互联网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埃及，为了平息抗议风潮，政府关闭了互联网。在苏丹，示威者被逮捕和严刑拷打，政府逼迫他们供出在Facebook上的密码。在叙利亚，亲政府的消息突然在反政府的异议分子的Facebook上跳了出来，而在Twitter上，以# Syria为标签的无数示威者的账号，也惨遭灌水，充斥着体育竞赛成绩和其他的废话。时任美国主管民主、人权与劳工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丹尼尔·贝尔（Daniel B. Baer）在接受《华盛顿邮报》的采访时说：“在几年前，‘第二代网络’（Web 2.0）是大家经常谈论的话题；但是，我们现在却看到了‘第二代网络镇压’（Repression 2.0）。”事实上。“第二代网络镇压”可能很快就会演变成“第三代网络镇压”，因为各国政府对科技也越来越熟悉了，因而也更加擅长利用这些科技去进行镇压。对此，《外交政策》杂志特约编辑、新美国基金会施瓦茨研究员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也深有体会。在他的著作《网络错觉》（The Net Delusion）中，莫罗佐夫这样写道：

谷歌已经以我们在搜索时输入的关键字和我们的电子邮件中的文本为基础，来选择显示给我们看的广告。Facebook更是极力要使自己的广告投放更加精准，它会参考我们过去在其他网站上对什么内容按下了“赞”按钮、我们的朋友喜欢什么、在网络上购买了什么来显示广告。这些在线广告系统，每天24小时都在巨细靡遗地精心搜寻着用户们的信息，并针对用户需求进行细部调整，以便把最有效的行为广告推送给用户。那么，请再想深一点，网络审查系统会不会也这样做？“第二代网络”与“第二代网络镇压”之间的区别仅在于：一个系统是在了解到关于我们的一切后，向我们展示出与我们更加相关的广告；而另一个系统则在了解到关于我们的一切后，禁止我们浏览与我们最相关的网页。独裁者过去其实有点迟钝，他们没有意识到那些作为第二代网络支柱的特定机制，其实很容易就可以转化为比行为广告更穷凶极恶的网络镇压工具。但是，他们确实学得非常快。

信息通信技术无疑是我们见到过的最重要的自我赋权工具，但是，它仍然只是一个工具，而且与所有其他工具一样，本质上也是中性的。锤子既可以用来建筑桥梁，也可以用来敲打脑袋。网络技术也没有什么不同。虽然这些科技明显有利于自我赋权，但是仅靠它们并不保证肯定能创造出一个更安全、更自由的世界。信息通信技术所能保证的只是一个极为广阔的合作平台。国家可以与企业结成合作伙伴，企业也可以与公民结成合作伙伴，一个公民也可以与其他公民结成合作伙伴，共同利用这些工具积极推动个人自我赋权，从而促进民主、平等和人权状况的改善。事实上，考虑到当今世界的复杂性，这种合作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变成强制性的了，这正如施密特和科恩所指出的：“在当今这个权力分散化的新时代，没有人能够独自取得进步。”

但是，我们确实可以携手共同进步。而且，这正是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