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土耳其：阿塔图尔克的道路

2014年4月23日，在土耳其小城帕加马（Bergama），人们正在筹备一场节日演出。每年的这一天，土耳其都会庆祝两个节日：国家主权日和儿童节。土耳其的大街小巷都挂满了国旗和一个人的肖像。这个人如同美国的华盛顿和英国的丘吉尔一样，是现代土耳其最著名的政治家。

所谓主权日，纪念的是土耳其大国民会议召开的日子，这个日子代表了一种精神，土耳其与被瓜分的命运抗争，并从灭亡的边缘力挽狂澜重建了国家。

在帕加马，节日庆典在城市里的露天广场举行。

罗马帝国时代，土耳其每一座城市都有一个露天的半圆形阶梯剧场，供人们看戏和表演。帕加马城北方的小山，就是当年古代卫城的所在地。这座古城以几座巨大的神庙著称于世，最雄伟的是为罗马皇帝图拉真（Trajan）修建的神庙。据称，它可以跻身于最大的罗马神庙之列。在图拉真神庙的下方，是著名的宙斯神庙，这里曾经出土了最精美的浮雕作品，被认为是古代世界的艺术珍品。然而，随着这些浮雕被运往国外，宙斯神庙剩下的只是两棵大树下的一堆石头。

古代的剧场就在两座神庙的不远方，建在一段陡峭的山坡上。在其他城市，罗马剧场大部分会选择一个坡度不算太大，能够形成半圆的山坡建造，但帕加马的剧场建在非常陡峭之处，由于山坡太陡，根本无法建造半圆形，只能依山势建造了大约60度。剧场前方就是一个峡谷，人们坐在剧场里，面对的是峡谷里无边的风景，这里可能是风景最好的罗马剧场。

主权日的演出并没有选择古代剧场，而是在市中心的现代露天广场上。广场也仿照了古代式样，用石头铺成半圆形的阶梯，当作剧场使用。

在半圆形的圆心位置，是一个小型舞台，边缘放着乐器，舞台的背后挂着阿塔图尔克的大幅肖像和土耳其国旗。距离剧场不远处，则是罗马时期著名的医生盖伦（Claudius Galenus）的铜像。这个享誉古代世界，其声名一直传到现代的医生，就生活在这座小城。

天还没黑，人们就慢慢聚集，卖气球、彩色棉花糖的小贩在四周转悠，茶馆的侍者托着盘子四处送着茶。土耳其茶有一半的品位是从它的茶杯上体现出来的。形状奇特的玻璃杯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杯里装着红色或者绿色的液体，如同宝石一般闪光。人们喝完了茶，就随手把茶杯放在街边的柱子上、花坛上、座位上，然后离去。茶馆伙计有空时会走过来把它收走，不用担心会有其他人拿走杯子。

主权日表演节目的孩子们。土耳其的主权日也是儿童节。

到了傍晚，露天剧场的石头座位上已经坐满了人，半个小城的人都聚在这里。孩子们也来了。由于主权日和儿童节是同一天，这一天，孩子们都穿着演出服出现在舞台的后方。所谓演出服，就是土耳其各个民族的服装，花花绿绿闪着金光，有希腊式的、突厥式的、库尔德式的，还有其他的民族服装。

我信步走向后台，犹豫是否要给孩子们照相。就在这时，一位教师模样的年轻人走了过来，把我叫住，又把孩子们叫过来，他们一群一群摆好姿势，等待着我照相，这反而让我不好意思起来。

土耳其人对于陌生人的友善随时随地都体现得出来。

照相过后，教师和我攀谈起来。他指着阿塔图尔克的画像告诉我它在今天的意义，当然也不忘谈到现实的政治。由于土耳其在这两年刚刚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政府游行，土耳其的年轻人仍然带着对当时的总理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的不满。他愤愤不平地向我抱怨着埃尔多安的独裁。

“可是，埃尔多安至少还有反对党，而在阿塔图尔克时期，你们连反对党都没有。”我疑惑地说。

“埃尔多安怎么能和阿塔图尔克比？”教师不满地说，“阿塔图尔克可是拯救了土耳其！”随后，他中断了和我的谈话，生气地离开了。

随着我对土耳其了解越来越深入，我愈发感觉到土耳其人对这个叫作阿塔图尔克的人有多爱戴。卡帕多西亚一个汽车公司的候车室里挂着一幅阿塔图尔克的照片，一位老妇人进门看见了照片，立即走过去向他致敬。

在安塔利亚的广场上，人们在阿塔图尔克的雕塑前展开旗帜，做着某种宣誓。各地的警察局、政府机关，大都有阿塔图尔克的画像。

实际上，土耳其几乎每一座城市都有他的雕像，而且不止一座。这个人通常的形象是：身着军装，留着两撇小胡子，长得不算英俊，带着典型的突厥人特征，有时候骑着马，有时候执着剑。统计起来，也许这个人雕像的数量不会少于前苏联时期的列宁和斯大林雕像。

土耳其人对此人怀着深深的敬意，每每谈起他都以“国父”相称。“阿塔图尔克”这个词本身就是一种称号，意思是突厥人（土耳其人）之父。阿塔图尔克的本名是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

人们之所以如此感激他，是因为正是这个人从一片分崩离析中拯救了土耳其，保住了最重要的领土。阿塔图尔克也是土耳其现代化之父，正是他的大力推进，让土耳其从一个落后的宗教国家向着西方化和现代化迈进，带上了世俗国家的特征，并奠定了土耳其的政治基础。

凯末尔：救国易，管家难

1923年初，年过40的老单身汉穆斯塔法·凯末尔终于结婚了，他的妻子是一位名叫拉蒂菲·乌沙克利吉尔的文艺女青年。

在这之前，单身汉凯末尔不反对搞点儿暧昧，和秘书调调情，但没有动过结婚的念头。直到1923年，凯末尔的事业已经逐渐走向巅峰，他为之奋斗的土耳其主权事业也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侵略者们都被赶走了。这时候的老单身汉放松一下，谈谈恋爱，娶个老婆，也是最好的时机。

但是，凯末尔除了考虑个人婚姻之外，还另有打算。他之所以娶这位拉蒂菲女士为妻，是因为她是一位新派妇女。在凯末尔时代，伊斯兰传统势力仍然强大，女人们必须戴面纱，把身体裹得严严实实才能出门。她们负责照顾家人，在政治上毫无影响力。拉蒂菲出身于商人世家，在欧洲接受教育，一口流利的英语，凯末尔将她视为推行世俗化政策的好伙伴。

于是，这对夫妻档在结婚后立即成了世人的焦点。

安塔利亚，人们在阿塔图尔克雕塑下举行活动。

博阿兹卡勒，选举日前一天的镇中心依然平静。旗帜上的人物是当时的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

他们第一炮针对的是妇女的面纱问题。在婚礼上，拉蒂菲没有按传统规矩遮住面容，而是骄傲地让所有人都看到她的美丽，引起了人们的激烈争论。但这只是开端，随后，拉蒂菲频频与凯末尔出现于公共场合，都以不戴面纱的模样示人。她容貌俊美，有足够的信心向人们展示女性美好的一面。

与此同时，凯末尔在政策层面频频出手，保障妇女权益。在他执政的生涯中，土耳其妇女的地位显著提高，从与阿拉伯国家一个水平，提高到了与欧洲不相上下。如今，到土耳其旅行的人们都能感到土耳其女郎的热情似火。她们穿着适度，性格火辣，看见陌生人不是远远躲开，而是跑过来紧紧抱住你的胳膊，把脑袋靠在你的肩膀上合影。这种开放的心态就是从凯末尔时代发展起来的。

然而，在政策顺利推进的同时，凯末尔的家庭却失控了。

首先，共和国时代的土耳其男人不能再像帝国时代一样娶四个老婆，而是实行典型的一夫一妻制。拉蒂菲为了贯彻这个原则，从自己的家庭开始入手，赶走了与丈夫有暧昧关系（也有感情）的女秘书，导致女秘书自杀（或者是他杀）。

其次，拉蒂菲过于热衷政治，处处抛头露面，到最后，就连她的丈夫也痛苦地认为，在解放别家妇女的同时，自家的妇女还是少解放一点好。

最后，夫妻俩终于发展到了公开争吵。从政治角度考虑，由于土耳其东部属于较为保守的地方，为了稳固政权，不应该用过于“嚣张”的世俗化姿态让当地人害怕，所以当凯末尔去东部考察时，同行的人把妻子留在了西部。但是拉蒂菲不肯罢休，一定要跟着丈夫一起去。这次考察，终于演化成公开争吵，凯末尔将妻子送回了西部。不久，他在世俗化的道路上更进了一步——带头和妻子离婚了。

他们的婚姻只维持了两年时光，就以失败告终。土耳其人的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对于文艺女青年心灰意冷，此后再也没有结婚。对他来说，拯救一个国家、治理一个国家都很容易，但是要管好一个家庭，简直比登天都难。

在土耳其，凯末尔的画像也分成了两类：一类是穿着西装或者军装，作为一个威严的政治家形象，显然，这一类画像都经过了美化；而另一类则显出了他本来的面目，画像里的男人长相平凡，宽脸，泛着青色，又带着一点滑稽，完全算不上英俊，如果不是因为职位，对女人的吸引力的确有限。这两种画像正好反映了阿塔图尔克的两面性——可以治国，却不会管家。

而土耳其人并不以他世俗的一面难堪，照样把他画出来供人瞻仰。当然，他们更看重他的功劳，因为他在恰当的时机出现在恰当的地点，如果不是他，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被瓜分殆尽了。

在“一战”后，当战胜国们争论如何对土耳其进行最严酷的分割时，土耳其的苏丹政府没有任何抵抗方案。大概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病夫已经死定了，只有穆斯塔法·凯末尔不同意。

凯末尔出身于中下层社会，从军事学校起步后，参加过利比亚人反抗意大利的战争。在奥斯曼帝国的鼎盛期，北非的利比亚也是帝国的领地，只是随着帝国影响力的下降，地中海北岸的意大利盯上了对岸这块肥肉。

当时，在奥斯曼帝国内部，有一个叫作青年土耳其党的党派正处于活跃期。他们试图通过改革和立宪来振兴帝国，恢复往日的荣光。当意大利入侵利比亚时，青年土耳其党在利比亚成立了分部，组织对意大利的抵抗活动。凯末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穆斯塔法·凯末尔已经崭露头角。这次战争以同盟国的落败为结局，但如果仅仅看土耳其战场，奥斯曼帝国的军官们做得并不差。在土耳其境内曾经发生过一次著名的战役——加里波利战役。这次战役的一方是土耳其，另一方是英国，而部署这次作战的，就是后来的名相丘吉尔。

加里波利半岛位于黑海和爱琴海之间的马尔马拉海旁，丘吉尔试图在这里开辟对付同盟国的第“二战”场，如果在这里登陆成功，就可以直接进攻伊斯坦布尔，然后从后方打击奥匈帝国和德国。但丘吉尔没有想到，英国军队竟然对付不了柔弱的土耳其，由于远距离作战，加上协调问题，英国人吃了败仗，撤走了。

这次噩梦让英国人的恐惧持续了几十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都不敢考虑在巴尔干半岛以东开辟第“二战”场。

在加里波利战役中，凯末尔成长为土耳其最优秀的军官之一，其后参加了土耳其各条战线上的战斗。虽然土耳其由于形势不利而失败，但这些优秀的军官并没有丧失军人的素质。

由于土耳其与西方接壤，这些军官大都受过西方军事科技的熏陶，在与西方作战的过程中，更是对对方的军事科技有着深刻的了解。他们并不保守，却坚持要保住土耳其在世界的地位。

战争结束后，协约国纷纷对土耳其进行瓜分。作为军队领导人之一，凯末尔被分配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活儿——前往黑海沿岸解散那儿的土耳其军队。这个要被瓜分的国家已经用不着这么多军队了。

更让人尴尬的是，就在凯末尔去解除土耳其武装的同时，希腊军队刚刚在伊兹密尔登陆，参与对土耳其的占领。希腊曾经是土耳其的属地，但由于这次站对了边，趾高气扬地加入了瓜分。土耳其不仅不能用武力驱逐希腊人，而且还要解散部队予以配合。

凯末尔到达了黑海岸边的萨姆松（Samsun），协约国也许永远会后悔将他放出控制圈，他很快辞去了职务，前往东部重镇埃尔祖鲁姆（Erzurum），竖起了保卫土耳其的大旗。他召开了国民大会，建立了民族阵线。

此刻，土耳其国内就拥有了两个政权：一个是奥斯曼苏丹在伊斯坦布尔的政权，另一个是凯末尔在安纳托利亚（小亚细亚半岛）的民族阵线。民族阵线的势头越来越猛，伊斯坦布尔政府也对战胜国越来越强硬，两者相互呼应，占领军的麻烦来到了。

作为回应，英国人全面占领伊斯坦布尔，并拘捕了那里的反对者，但对于在亚洲安纳托利亚的凯末尔，他们却无能为力。

1920年4月，凯末尔在安纳托利亚的小城安卡拉召开了一次大国民会议。这个小镇随着革命的进行，逐渐成为土耳其的政治中心，并最终取代了欧洲的伊斯坦布尔，成为新土耳其的首都。这次会议召开的日期，就成了土耳其主权日。2014年我看到的表演，就是为了纪念它。

大国民会议通过了六点决议，核心内容是：阿拉伯人等外围地区可以实行民族自决，脱离土耳其，但是，土耳其核心地区必须保持完整。

这个决议与战胜国的瓜分协议完全相悖，如果按照战胜国的设想，那么土耳其只有现在领土的三分之一大小。凯末尔所做的，就是把剩下的三分之二拿回来。

就在凯末尔为了土耳其的完整而拼杀之时，英、法、意、希等国家却仍然不肯放弃瓜分的权力。他们制定了分割土耳其的《色佛尔条约》（Treaty of Sevres），其瓜分的强度丝毫没有因为受害者的反抗而减弱。希腊、意大利仍然梦想着占领土耳其的本土，留给土耳其的仍然是残渣和剩饭。

他们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是认为土耳其刚刚战败，即便它能打败某一个国家，却不可能同时对付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希腊。只要这四个国家联手，那么土耳其一点儿机会都没有。凯末尔又如何对付四国联军呢？

凯末尔敏锐地观察到，战胜国之间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所以，不一定非要同时和它们作战不可，可以选择机会各个击破。

他首先对付的是法国人。法国人希望得到的土地主要位于叙利亚和黎巴嫩，这里是阿拉伯人居住的地方，也是土耳其将要放弃的地方。土耳其和法国真正有利益冲突的地方是库尔德地区。这片地区曾经被分给了俄国人，由于俄国人退出了瓜分，库尔德地区又被转送给了法国，但法国对于这块白捡的肥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也不会拼了老命去保卫这种占领权。

于是，凯末尔率军南下库尔德地区，将法国人赶回了叙利亚的阿勒颇一线，让法国人退回了阿拉伯地界。被迫后撤的法国人害怕如果继续和凯末尔打，连叙利亚也保不住，于是满足于占领叙利亚，与土耳其签订了停战协定——第一个敌人退出了，库尔德地区保住了。

法国人退出后，凯末尔着手解决剩下的东线问题。在土耳其东方，是高加索南部的几个小民族：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凯末尔认为这也不是土耳其的核心地域，控制这里的成本远大于收益，决定从这里退出。他把必须保留的边界画在和亚美尼亚接壤的卡斯（Kars）地区，因为从那儿开始，就是土耳其人占多数了。攻克卡斯后，他和红色苏联达成了协议，放弃亚美尼亚的土地，来换取苏联对现有边界的承认。

十月革命后，红色苏联虽然早已经退出了对土耳其的瓜分，但凯末尔仍然希望有一个更安全的东部，以便他在西方放手一搏。与苏联达成协议后，他的后顾之忧就消失了。

接下来他要对付的是意大利人。作为投机主义者，意大利和奥斯曼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双方都是在玩挑边游戏。奥斯曼挑错了边，被瓜分了，而意大利虽然战前和德国人打得火热，可是在战争中迅速抛弃了盟友德国，参加了协约国。由于它挑对了边，就参与了对战败国奥斯曼的瓜分。意大利占领了奥斯曼的地中海沿岸，与希腊一起将土耳其和地中海阻断了。

不过，作为战争的幸运儿，意大利参与瓜分奥斯曼也是天上掉馅饼的事，自然也不会冒太大风险守住这个馅饼。当凯末尔展现出强硬的姿态和军事实力后，意大利人知道这块肉吃不下去了。

凯末尔为了换取意大利撤军，授予意大利人一定的经济特权。这种交换让意大利人有了台阶下，顺利地撤出了土耳其。到这时，就只有英国和希腊还没有摆平。

在所有国家中，对土耳其本土真正有强烈领土扩张要求的是希腊。

希腊有着光辉的历史和无能的现代，曾经长期是东罗马的属地，又成为奥斯曼土耳其的附庸。当19世纪希腊人终于取得独立时，对于曾经主人的怨气却一直没有消除。

希腊人对于土耳其的怨气有几个方面：

第一，土耳其在历史上仿佛只是希腊和罗马的脚注，希腊人本来就看不起土耳其。土耳其的爱琴海和地中海岸充满了希腊人的殖民地，而土耳其的古代史也主要依靠希腊人的资料来复原。另外，希腊历史上最有名的三次远征也都和土耳其有关：第一次是特洛伊远征，希腊联军攻打的特洛伊古城就在土耳其；第二次是希腊人去波斯的万里长征，他们去程走的是土耳其南部，回程走的是土耳其北部的特拉布松，几乎将土耳其观察了个遍；第三次是亚历山大远征，土耳其最终被亚历山大收入囊中。

第二，土耳其居住着许多希腊人，就像希腊也居住着许多土耳其人。不过希腊人认为，希腊人所到的地方都应该并入希腊。

第三，土耳其是希腊曾经的宗主国，希腊一直有仇土情结，正好借这个机会彻底地削弱土耳其，并扩张领土。

当法国、意大利、沙俄纷纷撤出，表示不与土耳其为难时，希腊人却并不想放弃利益。与此同时，英国人为了保持对博斯普鲁斯海峡区域的控制权，也想做最后的尝试。既然希腊如此积极，就顺水推舟将主要的作战权交给了希腊。

获得了令牌的希腊立即行动，除了占领分配给他们的伊兹密尔之外，还继续挺进。在欧洲，他们几乎并吞了土耳其所有的欧洲领土。在亚洲，他们也占领了安纳托利亚的西部地区。凯末尔的民族阵线虽然足够坚强，但在希腊的攻势面前，只能选择退却和暂避风头。

但就在这时，一只宠物猴子帮了土耳其的大忙——它咬死了希腊国王亚历山大。国王的父亲君士坦丁复位。这个国王得不到英国人的信任，于是英希联盟松动了。

更糟糕的事情发生在欧洲、英国、法国为德国赔款问题发生了激烈争吵。法国决定摆脱英国单独行动，便和土耳其取得了和解，将大量的军事物资送往土耳其。

法国的挖墙脚行为让英国意识到瓜分土耳其的希望越来越小，与希腊的矛盾让它放弃了支持希腊，采取了中立的态度。这时，土耳其真正的对手就只有希腊一家了。

1922年8月，步步紧逼的土耳其人击败了希腊人，9月，凯末尔开进了希腊人的堡垒伊兹密尔。希腊人在撤退时也不忘惩罚土耳其，对人民实行了烧杀抢掠，但这已经是土耳其承受的最后的灾难了。不过，土耳其灾难的结束，恰好是凯末尔本人灾难的开场：在伊兹密尔，他认识了美貌聪明的文艺女青年拉蒂菲，尝到了管家之难。

除了武力之外，凯末尔精通现代政治，知道如何改变政治平衡来达到目标。他把土耳其的石油开采权卖给了美国的公司，以压迫英法尽快和解，娴熟地在战胜国之间维持着再平衡。

对于希腊，凯末尔也有相当大的让步。在土耳其的爱琴海和地中海岸边，距离大陆只有几公里或十几公里的小岛都划归了希腊，而这些小岛距离希腊本土至少有数百公里。土耳其为了获得主权和独立，将地中海岛屿几乎尽数让出。在凯末尔眼中，这是土耳其必须承受的巨大代价之一。

伊土边境地区的士兵。土耳其的士兵与中东其他地区不同，他们会主动邀请游客为他们拍照。

多乌巴亚齐边境的孩子们。

1924年，土耳其与各个强权签订了《洛桑条约》（The treaty of Lausanne）。这个条约规定的土耳其领土已经与今天非常相似了，只有东部与伊拉克边境和叙利亚边境有若干冲突。但不管怎样，《洛桑条约》的签订彻底解除了土耳其被分割的危机。这个曾经的病夫在经过一场大病后，元气逐渐恢复。

但问题是，获得新生的土耳其能够把握住机会，避免重归衰落的轨道吗？

土耳其人之所以纪念阿塔图尔克·凯末尔，除了他挽救土耳其于危亡之外，还在于他的铁腕促成了新的发展，让古老的帝国变成了现代国家。

阿塔图尔克：现代化的独裁者

在土耳其地中海岸边的帕塔拉（Patara），我意外地到达了一个阿塔图尔克非常推崇的地方：吕西亚（Lycia）联邦议会。

在那儿，我遇见了一位英国老人雷伊，他告诉我：“欢迎来到世界上最早的联邦议会。美国人在起草宪法时，曾经以它为榜样来设立议院制度。吕西亚人的联邦议会，比美国人早了2000年！”

帕塔拉是一个小村庄，距离附近的大城市费特西耶（Fethiye）大约80公里。村庄的外面通向一条古代的河谷，如今是一片长满了水草的沼泽地和池塘，再继续走就是大海。在古代，这个小村庄是地中海地区最繁忙的大港口之一。如今的沼泽地当初与大海相连，形成一个巨大的峡湾，一座灯塔立在湾口，指示着成百上千的船只来到这里。

大约从公元前1000年起，在土耳其地中海岸边，从费特西耶到安塔利亚（Antalya）这300公里海岸之间，居住着吕西亚人。这是一个充满了创造力和艺术细胞的民族，以巨大和装饰精美的岩石墓穴出名。到现在为止，这300公里长的海岸线上还四处都是吕西亚人的石头坟墓。这些坟墓有的用巨大的石块雕成，放在高耸的柱头或者基座上；有的直接刻在悬崖绝壁之上，如同通往地下的巨门。石墓多到让人吃惊，在路上走着走着，就会看到一两处，这里的人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吕西亚人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许多城邦。这些城邦居住环境优美，却并不舒适。这里的地势过于复杂，是典型的山区。刚刚离开大海，巨大的山脉就拔地而起，直入云霄，山峰的顶部白雪皑皑，形成了从海上望雪山的奇特景观。山脉也把海岸上的居住地隔离得支离破碎，东边一小片，西边一小片，敌人一来，就会被各个击破。

当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就把这些城邦挨个儿征服了。不过，等亚历山大帝国一解体，这些城邦又恢复过来。这时他们意识到，作为单个的城邦，都太容易被消灭了，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可能抵御强敌的入侵。

于是，世界上第一个联邦共和国，以及第一个联邦议院出现了。

在吕西亚人之前，世界上已经有了民主制的尝试。比如，雅典和罗马的民主政体都比吕西亚人更早，但是雅典和罗马的民主只适合一个城市内部实行民主，而对外仍然采用帝国制。也就是说，雅典在城市内部实行民主选举和民主决策制。可是除了雅典，希腊和地中海上还有许多别的城市，即便这些城市是雅典的盟友，也必须服从雅典的专横命令，不能进行民主决策。

为什么不能与盟友一起民主？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技术问题。

雅典实行的是简单民主制，要求把所有的人在同一时刻凑到一块儿，一起商量事。这在一个城市内部可以办到，可一旦牵扯到很多城市，从技术上就无法把他们都集合在一个广场上商量事情了。

至于由各个城市选出代表，代替全体人民去开会投票，这种稳定的代议制技术在当时还没有发展出来。

正是由于雅典民主制的缺陷，大思想家柏拉图认为，民主制只适用于一个城邦，不适合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只有到了吕西亚，才解决了怎么把许多个城邦集合起来，共同实行民主的问题。古罗马的几位历史学家斯特拉波（Strabo）、李维（Livius）和普林尼（Plinius）都记载了吕西亚的政体。他们的解决办法就是组织一个永久性的联邦议院，各个城邦都派出代表加入联邦议院，来商议城邦之间的共同问题。

吕西亚有六个大城市和许多小城镇，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每一座城市都拥有自己的政府。这些城市根据人口的多少选出代表到联邦议院担任议员，最大的几个城市，如桑托斯（Xanthos）、帕塔拉等，各有三个席位；而中等城市有两个席位；有的小镇由于太小，就和周边的城镇联合起来拥有一席。这种比例代表制是吕西亚人的首创。

除了议员之外，吕西亚联邦还有其他行政官员和法官，也按照同样的比例在联邦内选出。由于维持联邦运转需要一定的税收，纳税也是按照比例来，大城市税额分摊得也多。

议会和法官们的权力很大，不仅要加强防御，还要协调城市之间的事物，比如，跨城市婚姻问题、财产纠纷，等等。也就是说，在城市内部的纠纷适用城市内部法律体系，一旦纠纷是跨城际的，就要适用联邦法律。

这种法律框架就很类似美国的联邦共和制了。美国的众议院也是按照比例代表制从各州选择议员，而美国的各州之间形成了一种平等关系，保留了内部的立法权。在美国国父们的理想中，只在涉及协调州际事务时，联邦政府才起作用。现在虽然联邦政府管的事越来越多，但基本框架仍然保留了下来。

美国的开国者们在写宪法时借鉴了很多前人的经验，其中就有吕西亚人的经验，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中就提到过吕西亚人的联邦。开国者们之所以听说过吕西亚人，是得益于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正是他在巨著《论法的精神》中盛赞吕西亚人是联邦共和制的典范。

吕西亚联邦议会的会址就在帕塔拉。在古代，它是吕西亚最大的港口，也是最大的城市。在3000年前，吕西亚人的商品从这里走向地中海世界，直达希腊和罗马。如今，这里还有庞大的谷仓遗址。

沉寂了1000多年后，帕塔拉再次被考古学家发掘出来。在阿塔图尔克时代，由于提倡西化改革、宪政和民主，阿塔图尔克敏锐地意识到这里的价值。他下令，除了对整个遗址进行维护之外，还要特别关照那座联邦议院。

在他的眼里，这座议院意味着：在土耳其的土地上自古就有民主和宪政的传统。既然那时的人们都知道宪政的好处，又有什么理由怀疑现在的人学不会呢？

我漫步在帕塔拉的废墟上，按照老人的指点，向着那座联邦议院走去。遗址群规模巨大，路边处处是吕西亚人的石棺，接着是一座巨大的拱门，建于罗马皇帝哈德良时期。

遗址中最大的建筑是一座圆形剧场。那座著名的议院就修在圆形剧场的旁边，规模和剧场相比小了很多，大约只有上千平方米。在议院的门口树立了许多大石块，上面写着某些名人获得的荣誉和表彰。可以看出，古代人和现代一样，也有着爱慕虚荣的一面，人们以在政治建筑前留名为荣。

进入议院，初始的感觉是：这里如同一个小型的罗马剧院或者大学里一个巨大的阶梯形教室。在如今的联合国大厦里，大会堂的结构也有着类似的特征：圆形的会场，中间是个讲台。

据测算，这里大约可以坐1400人。在阶梯的中央位置，有一个特殊的席位，据推测，就是为联邦的长官预备的。面向阶梯的前面，还有四个特殊的位置，可能是人们用于演讲和辩论的地方。

当吕西亚的政治家们为了公共政策而争论时，就会有人站上这个讲台进行辩论，而下面的人们则听着讲台上的辩论，决定着支持谁，并投出神圣的一票。

议院最底层的地面铺着玻璃，保护着那些2000多年的石板。整座建筑都经过精心的修复。对于这个议院的重视也可看出阿塔图尔克的良苦用心。他认为，已经体验过亡国之灾的土耳其，如果要走出阴霾，必须开展大规模的自救运动，在经济上现代化，在政治上宪政化，在社会上世俗化，避免下一次灾难的发生。在他的任上，他把这个理想发展到了偏激的程度。

可是，当阿塔图尔克不断强调宪政、西化时，人们又很难说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的政策更多是靠强力去推进的，他只是一个拥有了民主外壳的独裁者。

但后来人们总结土耳其的经验时，又不得不承认独裁的合理性。如果没有这种独裁的权力，那么很可能土耳其无法走出宗教的阴影。

如果在那时就采用充分的民主制，那么人民选择上台的领导人很可能是一个敌视变革、抱残守缺的保守分子，妄图恢复教法统治，根本就无从谈起改革，距离现代化就会越来越远。

而阿塔图尔克在施行独裁的同时，由于他与西方保持着接触，始终知道土耳其为什么衰落，要如何打破传统的锁链。他利用独裁手段把伊斯兰教法系统折腾得天翻地覆，人们接触不到正式的宗教教育，习惯了世俗政权。在他死后，已经没有人能够回到教法统治之中去了，就算再保守的人，也只能承认他的功劳，并顺着他的路线走下去。

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大国民会议宣布，土耳其的政权组织形式为共和国，并选举穆斯塔法·凯末尔为总统，正式终结延续数百年的苏丹制。被英国人当作傀儡的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六世，早在一年前就迁往了马耳他。

在凯末尔的统治下，土耳其唯一的政党是他组织的人民共和党，而总统也得以连选连任。在他生前，总统职位一直是他的囊中之物；即便他死后，继任者也是他生前指定的信任的同僚伊诺努。而议会和政府机构中更是充满了人民共和党的信徒，处处都是熟面孔，这是造成后来土耳其官员裙带关系和腐败的原因之一。

他也不吝于利用武力镇压、流放反对派，封报馆，只要能维持土耳其稳定和按照既定轨道前进的事情，他都会去做。

然而，在独裁的实质下，他却启动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在他执政过程中，西化几乎是唯一的主旋律。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后，阿塔图尔克总结他的改革为六大主义，分别是：共和主义、世俗主义、平民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改良主义。

所谓共和主义，是指虽然凯末尔保留了独裁的权力，但他有意保留共和国的架构，人们在他死后能够较为顺利地过渡到共和国。另外，为了保证共和国不会被野心家所劫持，回到君主制或其他乱七八糟的形式下，凯末尔对土耳其的法律系统进行了重大改革，按照西方观念重写了刑法、民法和商法。司法改革打击最大的是土耳其的宗教势力，作为对比，在阿塔图尔克之前，土耳其还沿用着落后的伊斯兰教法体系。

直到今天，除了土耳其之外的许多伊斯兰国家仍然无法摆脱伊斯兰教法体系，只有土耳其已经成为西方大陆法体系的一部分，不可谓不是阿塔图尔克的功劳。

所谓世俗主义，是指除了对法律系统改革之外，阿塔图尔克还在生活方式上针对伊斯兰宗教势力进行打击。

他担心未来教法势力会成为阻碍土耳其现代化的最大障碍，试图在他活着时用强力将其击碎。如果在他死时，人们已经学会了别的思考方式，不再受到宗教思想的束缚，那么到时候实行真正的民主，也不会导致一个宗教保守主义政权上台了。

在他采取的措施中，有的措施也像沙俄的彼得大帝剪胡子那样滑稽可笑。比如，他禁止人们戴土耳其的无檐帽子，男人如果戴帽，必须戴欧洲式的宽边帽。

阿塔图尔克本人在感情上很失败，却在保护妇女权益方面迈出了大步。他授予妇女选举权，并规定男人只能娶一个老婆。他强迫达官贵人的妻子抛头露面，并鼓励她们从事各种工作或者参加政治。

他废止了许多苦行团体，没收了他们的庙宇。关于伊斯兰的教法课程，也全部清出公立教育体系。教育上的改革令年轻人接触不到虔诚的宗教氛围，大部分年轻人连伊斯兰教的祈祷形式都不清楚。

在他执政十几年后，人们惊奇地发现，与周围的阿拉伯国家相比，土耳其已经有了如此重大的变化，在许多事务上都已经欧洲化了。

所谓平民主义，就是土耳其的平权运动。在废除了外国的特权之后，阿塔图尔克宣布所有的人民都拥有相同的权利。

但是，如何保证所谓相同的权利呢？他认为，如果经济基础和教育问题无法解决，那么所谓的平权就是空谈。所以，在经济上，他注重占土耳其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问题，免去了什一税，也减少了其他税收。而在教育上，他大力推行义务教育，消灭占土耳其总人口80%的文盲。

在教育中，一项艰难的改革出现了——文字改革。

土耳其的历史上，文字系统曾经发生过多次变化，最后一次是受伊斯兰教影响，土耳其人改用了阿拉伯文字系统。他们使用的口语仍然是土耳其语，但在文字记录时使用阿拉伯字母。

伊斯坦布尔，加拉塔区的街道。这里古代曾经是意大利人的飞地，现在成了著名的商业区。

多乌巴亚齐，库尔德人的女孩子。这里被认为是土耳其最保守的地带，女孩子仍然穿着时尚，活泼开朗。

打个比方，如果中国人突然有一天宣布，完全废除方块字，改用拼音字母来记录汉语。虽然语言没有变，人们还照样说话交流，但文字系统从方块字变成了26个拼音字母。这里，文字系统和语言是两码事。阿塔图尔克就试图在保留土耳其语的同时，废除阿拉伯字母系统，而改用一套接近于西方的字母系统。

1928年，土耳其采纳了新的土耳其文，一种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体系。在改革的那一刻，混乱产生了——由于政府规定以后的文书不得使用阿拉伯语书写，只准使用土耳其文，结果所有的土耳其人都发现自己一夜间成了文盲，必须重新学习另一种文字。而同时，书籍和报纸一下子跟不上文字改革的速度，人们突然间没有东西可看可学了。

不喜欢阿塔图尔克的人往往批评他过于激进。但事后来看，这一步却取得了惊人的效果。当精英和平民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重新学习语言时，各种资源迅速到位，书本、报纸出现了惊人的发展，与之相伴的是文盲率的大大降低。

而更为重要的是，土耳其摆脱了阿拉伯文字后，也从阿拉伯浓郁的宗教氛围中摆脱出来，更加贴近于西方，与中东的其他地方明显区隔开来。

所谓改良主义，是指阿塔图尔克对于土耳其人的惰性了解得非常清楚，他知道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当人们以为已经功成名就时，就会陷入停滞的泥沼，当所有的问题积累下来，就会产生另一次可怕的革命。如果要避免革命，就要采取改良主义的做法，不断地改革，利用小步慢跑但是不停歇的方法来化解应力的积累。

这种做法很容易被理解成瞎折腾，但对土耳其官场产生的影响，却是官员们在他的统治下不敢偷懒，有一种战战兢兢的感觉。

除了前四项政策带来了明显积极作用的思想之外，阿塔图尔克的六大主义中还包括两项颇有争议的政策：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

所谓民族主义，就是有意识地提高土耳其人乃至所有突厥人的优越感。在阿塔图尔克的要求下，土耳其改革了历史课程，突出了土耳其光辉的一面。在历史上，土耳其最辉煌的时代出现于苏莱曼大帝（Sulayman the Magnificent）时期，于是他在课本中占有了超高的比重，而对于土耳其的“病夫”阶段则是以简笔带过。

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还有另一重影响：为世界突厥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理论支撑。不仅土耳其人，包括中亚的许多国家都自认为是突厥国家，包括中亚的五个“斯坦”，都与之有关。

阿塔图尔克的国家主义政策包括：在农业上，国家采取倾斜政策，对农业进行鼓励；在工业上，政府建立国有企业，实现工业的超常规发展。

他的政策在农业上比较成功，但是对于工业，政府的做法浪费严重。政府主导投资往往会使经济产生依赖性：政府投资最旺盛的几年，经济看上去在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改善，但是政府一旦没钱，投资放缓，整个社会经济也立刻出现危机和混乱。这些问题在黎巴嫩、埃及等国家也轮番出现，中东的国家主义经济政策为后来的问题埋下了伏笔。

伊诺奴：险滩激流中的掌舵人

阿塔图尔克失败的改革之一，是政党改革。

为了控制局势和引导社会按照他规定的方向快速推进，他禁止多党制的存在。然而，他也知道一党制的状态不可能永远存在。在他生前，由于个人巨大的威望，不会出现问题。可一旦革命的一代都死去了，一党制所造成的问题就会立刻显现，如果解决不好，甚至会摧毁土耳其社会。

他做过尝试，试图在自己活着时能实现多党化。他希望通过善意的引导，让人们习惯多党的状态。

1929年，在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他觉得土耳其已经恢复了稳定，就设计了一个民主试验：请朋友费特希（Fethi Bey）出面组织一个反对党——自由党。费特希曾经担任过阿塔图尔克的总理。

阿塔图尔克认为，让费特希出面组织反对党，能产生良性效果：将反对的议题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既反对，又不至于引起政局结构性的破裂。

自由党最主要的信条之一是利用社会和私营企业来发展经济，解决土耳其经济结构失调问题。这和阿塔图尔克的国家主义理念并不一致。

但事后，阿塔图尔克发现，就算是熟人，一旦成为政党，也会立即对立起来，两党的支持者也随即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经过试验，阿塔图尔克退缩了。他认为，土耳其的经济还没有发展到足够好，社会也还不够稳固，禁不起多党制的折腾。一年后，自由党在他的授意下解散，土耳其回归了一党制状态。

1938年，拥有再造土耳其功劳的阿塔图尔克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位老单身汉带着对女人的困惑，以及没有解决完国家所有问题的遗憾，离开了。

每当一个国家的开国者离开人世，就是这个国家最危险的时刻。因为继承人不拥有他的威望，而他本人遗留的问题也会爆发出来。更何况，世界马上又进入了另一次疯狂的战争，土耳其就是在上一次疯狂中解体的，那么，这一次，它还能经受再一次的重创吗？

幸运的是，阿塔图尔克的继承人是伊诺努（Inonu）。

“伊诺努”这个词本身是个地名，土耳其的第二位总统伊诺努原名伊斯麦特（Ismet）。在土耳其和希腊人的战争中，伊斯麦特脱颖而出，在伊诺努这个地方连打了两个胜仗。后来，在与西方国家谈判中，伊斯麦特再次展现了战略天赋，连连击败西方的对手，为土耳其争取到了最优条件。

阿塔图尔克的改革还包括姓氏改革。之前的土耳其人并非都有姓氏，但阿塔图尔克强行要求土耳其人必须都选择一个姓氏。伊斯麦特被土耳其议会授予了伊诺努的姓氏，以表彰他在土希战争中的胜利。

伊诺努继承总统后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与“一战”时期一样，战争的双方都立即来拉拢土耳其。英法希望土耳其立即参战，否则就认为它帮助敌国。德国从土耳其买走了大量的战略物资，而德国所属的轴心国集团则侵略了希腊、保加利亚等地，随时有可能侵略土耳其。

也许只有老伊诺努才能在列强虎视眈眈的环境下找到针眼一般的缝隙，艰难地维持着土耳其的独立。他深知，不管多艰难，只有中立这条路，才是土耳其的活路。

由于地理的原因，土耳其和德国的贸易占了它对外贸易的一半，只要和德国断交，土耳其的经济立即就会崩溃。而土耳其和英法也有若干重要的经济合同，为了拉拢土耳其，英法甚至还给土耳其少量的援助，所以，土耳其和英法也不能断交。

除了英、法、德之外，最难对付的是苏联。随着苏联的日益强大，它一直没有放弃占领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区的野心。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曝光后，土耳其国内开始担心苏联的入侵。随后，德国进攻波兰的同时，苏联也在东方侵略了芬兰、波罗的海诸国等中立国家，土耳其似乎感到了又一次危机。

但它仍然保持着中立。英法要求它支援时，土耳其人把希腊、保加利亚的例子摆在英法的桌子上：英国人也曾经承诺保护希腊和保加利亚，诱使他们放弃了中立。可是，德国随即入侵了它们，导致了两国的灭顶之灾。英国人虽然信誓旦旦，可一旦德国出兵，英国人根本没有能力提供保护。

如果土耳其向德国宣战，下场可能一样：英国的援助还没有到来，土耳其就已经不存在了。

直到英美开辟了第二战场，德国败局已定时，土耳其为了参加联合国，才对德宣战，但这已经是战争的尾声阶段了，与其说是为了参战，不如说是自保。更何况，东欧的命运已经成了一种警醒，如果不参战，土耳其很可能被苏联侵略，成为东欧傀儡的一部分。

伊诺努小心翼翼地掌管着土耳其这艘航船，同时接纳了双方无数的间谍，又同时满足双方的经济要求。

战争过后，人们发现，在伊诺努的领导下，土耳其在战时不仅没有出现混乱和衰退，还出现了巨大的繁荣。这和美国式的繁荣是类似的，当战争双方对于物资的需求都无限扩大时，为双方供应物资的土耳其成了国际市场的大卖家之一，它的生产永远跟不上需求。许多物资被买下后，甚至都没有被运走，只是存入仓库，为的是防止对方购买。

伊斯坦布尔的艺术画廊。

战争结束后，繁荣成为过去。突然间的生产力过剩、大量涌入的外汇，造成了土耳其的经济危机。此刻，也是土耳其重新选择立场的时期。随着冷战的到来，东西方阵营都虎视眈眈地逼迫着它。到底是保持中立，还是加入某一方阵营？

这一次，土耳其没有犹豫，它感受到了苏联的虎视眈眈，认识到苏联还没有放弃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企图。为了防止苏联的入侵，土耳其加入了北约，并坚决向西方靠拢。随着“马歇尔计划”将土耳其纳入其中，大量的美援再次支撑起了土耳其经济。

在战争和经济危机过去之后，伊诺努总统决定处理阿塔图尔克死后留下的最棘手的问题——一党制。他知道，这个“炸药包”不拆除，他死后就没有人再有威望去做这件事了。

一党制所引起的抱怨已经在逐渐积累，一旦土耳其经济出现下滑，就有可能引起社会的震荡。而最好的办法，则是在社会出现问题之前将“炸药”拆除。

从1946年起，在总统的许可下，一个叫作民主党的反对党建立起来。这也是检验阿塔图尔克世俗化政策成败的时刻。如果新的反对党也承认世俗化原则，不想回到教法统治之中，那么就证明社会已经认可了西方化的倾向，极端保守主义不会再卷土重来。

幸运的是，民主党并不否认阿塔图尔克的基础性政策，只反对执政党的经济纲领，宣称要解决腐败和失调问题，发展私营经济。

民主党对执政党的攻击，让执政党在四年后丢掉了政权。

1950年，民主党总统拜亚尔（Mahmut Celal Bayar）上台，民主党人曼德列斯（Adnan Menderes）成为总理。老总统伊诺努在阿塔图尔克死后执政了12年。在他执政时期，土耳其经过了复杂的国际形势，并安然保住了危险区域。

老人将政权卸下交给反对党，也许他在叹气的同时，也为自己能把土耳其带出独裁的险滩而感到骄傲。

土耳其式政变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新上台的民主党和人民共和党的区别在于：共和党是一个精英政党，有着坚定的执政理念和理想，以阿塔图尔克为首的执政集团为了理想，不顾人民的反对，强行推行一系列的政策。比如，土耳其世俗化的政策，如果完全采取民主制，是不可能做到的。

但是，民主党由于没有建国的光环笼罩，只能更加依赖于群众的支持。它们为了获得选票，会曲从于选民的压力。共和党当初由于不屑于曲从选民，在选举中失去了大量的选票，造成了自己的下台。民主党得到了这部分选票，却是以失去主动权为代价的。

精英和大众，永远是政治的两极，过于曲从任何一端都会带来灾难。

民主党上台初期，恰好是“马歇尔计划”给土耳其带来最大功效的时期，和伊诺努执政时期一样，土耳其全国上下充满了一种蒸蒸日上的景象。为了对抗苏联，美国人帮助土耳其大量修建道路系统，外资和贷款的涌入改变着这个迫切想要融入欧洲的国家。

事实证明，曼德列斯是个很有魅力的政治家，人们对他的崇拜程度直逼国父。不过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曼德列斯显现出了他的民粹主义倾向。为了更受欢迎，他背离了阿塔图尔克的政策。

到此时，土耳其已经经历了阿塔图尔克和伊诺努近30年的强力世俗化，城市的人口已经颇为现代化了。但是在农村，人们仍然是保守的，他们渴望过一种符合伊斯兰教教义的生活，在清真寺利用阿拉伯语礼拜，学习《古兰经》，让女人少抛头露面，而这些都是被阿塔图尔克禁止的。

曼德列斯为了获得支持率，尝试着放松这方面的管制。果然，放松政策受到了农村人民的强烈欢迎，他立刻被人们当作圣徒一样崇拜。

而恰好在这时，土耳其经济发展中的负面影响也显现了。民主党政府在经济上主张自由放任，解除了许多国有化措施，这样做是对的。但他们的自由化并不彻底，政府仍然主导了大量低效的投资，许多资本被浪费而形成了泡沫。政府花钱太多，也造成了财政不平衡，进而形成了大量的外债。最终，外债和泡沫使得土耳其经济失控，对外出现了货币大贬值，对内产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而民主党对这些危机束手无策。

城市人由于更懂得造成危机的原因，便呼吁缩减财政开支，并试图让政府下台。这时的民主党政府显现出了更加明显的投机性。曼德列斯发现，既然城市和开明势力已经反对他了，如果要保住权力，就只能依靠农村的保守势力。由于农村人口更多，只要讨好这些人，就能获得足够的选票。

到这时，土耳其的精英阶层开始担心这个国家走回头路。阿塔图尔克制定的现代化和世俗化政策，有可能被民主党人出卖得精光，土耳其重新回归成一个保守的伊斯兰教国家。

当初放弃权力的伊诺努也感觉到了危险，现身大声疾呼，反对民主党政府，希望通过另一次合法选举重新执政，将民主党制定的保守政策扭转过来。

为了避免下台，民主党动用手中的权力打压竞争对手，制定了限制新闻的法律，将不听话、持批评态度的报馆关闭，逮捕反对派，派出暴徒打伤了前总统伊诺努。

也就是从这时起，世俗化还是保守化，成了土耳其政治里一个无法绕过的话题，并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城市人和农村人的对立也保留下来：城市人希望世俗化，而农村人倾向于保守主义。任何政党都只能讨好一半的土耳其，而另一半的土耳其却在咒骂它。

在民主党变得越来越独裁和暴力时，他们反而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由于当时农村人口更多，民主党表现得越保守，在台上就越稳固。土耳其的保守民众们甚至认为曼德列斯是一个骑白马的勇士，为了伊斯兰教的利益而战斗到底，他甚至拥有不死的生命。

就在这时，土耳其的精英阶层反击了。

1960年5月27日上午，土耳其军队突然行动，逮捕了总统拜亚尔、总理曼德列斯、全体阁员及民主党议员，发动了军事政变。这是新土耳其历史上第一次军事政变。

对于军人干预政治的问题，世界上大都给予负面的评价，认为军人干预政治必然导致更混乱的政治形势，并破坏宪政基础，造成社会的大幅后退。大部分的事例也证实了人们的想法。

但是，世界上也有少量的事例证明军人干预政治也可能会带来正面价值。

比如，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Augusto Jose Ramon Pinochet Ugarte）利用武力推翻了智利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总统，建立了独裁政权。这个政权由于利用武力镇压人民而在世界上臭名昭著，却通过大力推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让智利的经济获得了超速发展。当经济取得了巨大成果后，皮诺切特下台，智利实现了民主化。现代的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如果没有皮氏的独裁和经济政策，智利反而有可能在阿连德的带领下步入拉美泥沼。

大多数军人干预政治时，都相信干预能给国家带来正面影响。土耳其的军人也不例外。他们认为自己是阿塔图尔克精神的维护者，之所以政变，是防止民主党将土耳其带回到中世纪政治之中，保住阿塔图尔克的改革成果。

在推翻了民主党政权后，军人们成立了一个全国团结委员会。为了安定民心，委员会发誓要尽快结束军人统治，过渡到民主政治。

一年后，由大学教授们制定的新宪法获得了通过。对前总统和总理的审判也在进行之中，总理曼德列斯等15人被判处死刑，总统拜亚尔等31人被判无期徒刑。民主党被禁止参与政治活动。

第一次军人政变，就让总理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让整个世界感到震惊。

但世界又给这次政变以正面评价，认为政变保住了土耳其几十年的革命成果。日后，土耳其式政变成了中东地区政变的榜样，不管是埃及、利比亚，还是叙利亚、伊拉克，一旦发生政变，军人们都声称是为了保住革命成果，并允诺军人执政只是暂时的，一旦选举条件成熟，就还权给民主政府。这些拙劣的模仿者大都没有兑现承诺，在政变后纷纷建立起准独裁统治。

在土耳其，军人却信守了承诺。当新宪法通过后，整个国家回到了紧锣密鼓的选举活动之中，老政治家伊诺努再次成为总理，继续执政。

不过，军人们的政变的确给土耳其政坛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最大的问题是：军人在政治上给自己留了后门。除了正规的民选总统和总理之外，军人所把持的全国团结委员会（后来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民选政府的政策有否决权。只要他们认为政府违背了阿塔图尔克的道路，就有权进行干涉。从此以后，土耳其又发生了好几次政变，其原因都在于军人已经形成了干预政治的习惯。只是土耳其比较幸运，干预政治的军人的确都比较无私，每次危机一结束，就立即退到幕后，将权力还给民选政府。

另外，解散民主党也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一个叫作正义发展党的政党（AKP）成立了，这个党的目的就是要吸纳民主党在农村的拥护者。它很快成了土耳其第一大党，和伊诺努领导的共和人民党相抗衡。

随着美苏争霸的进行，土耳其国内的政党也出现了左右的分野。但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不是阿塔图尔克的真正继承人。左翼政党向苏联靠拢，并主张利用国家力量发展经济。老牌政治家伊诺努到了晚年，逐渐倾向于这一翼。而右翼政党否定阿塔图尔克的世俗化政策，同情伊斯兰教保守势力，但在经济上倾向于自由化，做得比较成功。

在帕塔拉，有世界上最早的联邦议会——吕西亚联邦议会。

帕塔拉联邦议会内部。

土耳其的政治就在左和右的争执中摇摆，逐渐失控。每一个政党都无法长期执政，更无力做到发展经济。

更麻烦的是，土耳其社会也分裂了。库尔德人开始搞分裂，左派动手搞暗杀，右派搞法西斯，暴力冲突不断，人们产生了绝望感。

土耳其在经历了30年的高速发展后，掉入了30年的颠簸之中。

1971年，第二次政变发生。这次军人们只是递交了一封信，宣布政府如果做不好就下台。政府经过商议后提请辞职。

但这次政变仍然没有解决20世纪70年代的混乱，于是又在1980年发生了另一次政变。土耳其的政变与其他国家不同。别的国家是军人们暗中策划，生怕提前泄密造成失败，而土耳其的政变则属于“阳谋”，人们从局势来看就知道它应该发生了，它就果然发生了。

这一次政变后，军人们厌烦了左派的共和人民党和右派的正义党之间的争执，把这两个党都禁锢了。他们找了一个叫作祖国党（Motherland Party）的新政治团体来治理国家。不负众望，祖国党政府将土耳其带出了泥沼，土耳其终于找到了出路。

祖国党的领袖是厄扎尔（Turgut Ozal），擅长发展经济，在政治上则向保守主义势力做出一部分妥协。这时候，政治家已经逐渐意识到，完全按照阿塔图尔克的激进道路是不行的，既然土耳其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就要尊重底层的信仰需求。只要宗教不干涉政治，承认政教分离的原则，就不会回到过去的落后状态。政府最应该坚持的是发展经济。

在厄扎尔的主持下，土耳其进入了另一个繁荣期。军人们也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他们已经发动了三次政变，才最终确定了土耳其的方向。

埃尔多安：保守派的改革者

在游览哈图撒（Hattusa）的赫梯人（Hittites）首都遗址时，我竟然碰巧吃了一顿土耳其的政党饭。

赫梯人是在土耳其定居的早期人种之一，生活在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之间，曾经于古埃及新王朝时期于埃及争霸过中东。

在观看完遗址之后，我到了哈图撒旁边的小镇博阿兹卡勒（Bogazkale），寻找住处。旅馆经理告诉我，今天旅馆不开伙，镇上的饭店也不对外营业。“不过，如果你想吃东西，倒也不困难，”他话锋一转对我说，“今天镇上就有免费的晚餐。”

原来，这个周末就是土耳其的地方选举日，各个地方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最后的拉票活动。博阿兹卡勒属于土耳其一个叫作戳鲁（Corum）的省份，虽然它只是一个小镇，但在选举中也颇为热闹。小镇上一共有三大政党，分别是土耳其现总理埃尔多安所在的正义发展党、全国性的保守派小党团（却是小镇的大党）幸福党（SP），以及议会第三大党民族行动党（MHP）。这三党都在当晚举行政党聚餐。

经理说，我只要走到镇中心，就会发现那儿有三群人，我可以随便找一群，直接告诉他们我想吃饭，就有免费晚餐吃了。

镇中心距离旅馆大约有500米，广场上空悬挂着土耳其的国旗以及镇上几个主要政党的旗帜，如同藏族人的经幡一般在风中飘荡。

那天晚上，我把三个政党拜访了个遍，除了肚儿滚圆之外，还发现土耳其的政党政治已经深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中国人闲着喜欢打麻将，而土耳其小镇上的人们有另外的消遣方式——他们参加一个政党，到政党的党部边喝茶边聊天，政治对于他们，只是一种生活的延续罢了。

在小镇的访问让我更理解了土耳其政治，也见识了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的影响力。在吃饭时，经过观察，我已经预见到，埃尔多安所在的党派将会赢得选举。

2013年，土耳其国内出现过数次规模宏大的游行示威活动，针对的都是总理埃尔多安的政府。

关于埃尔多安，土耳其人对他出现了两种极端的评价：赞同者认为他是另一个阿塔图尔克式的人物，足够强硬，能带领土耳其再次走出危机；而批评者认为他有严重的独裁倾向，在他的任上，土耳其更加腐败和堕落。

雅兹利卡雅，赫梯人王子像。赫梯人生活在公元前一千年前。

特拉布松附近的苏美拉修道院。一座建在悬崖峭壁上的建筑。

伊萨克帕厦宫殿旁的巨大城墙。

在2002年埃尔多安上台时，人们对他的看法就有分歧：一方面，在他担任伊斯坦布尔市长期间，带领这座城市的经济快速发展，得到了中产阶级的普遍好感；但另一方面，他又代表着宗教保守势力，对伊斯兰教教义充满了好感，人们甚至担心他的上台会让土耳其的政治形势出现逆转，当初阿塔图尔克曾经竭力击碎宗教对政治的影响，而埃尔多安会让这种影响死灰复燃。

但在当时，土耳其正经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成了埃尔多安上台的契机。他组织了一个叫作正义发展党的政党，获得了足够的选票上台执政。

他的执政一直维持了12年，连续三届。土耳其的经济也经历了黄金十年，不仅摆脱了危机，还成了地区性的引擎，甚至在整个欧洲（土耳其自认为属于欧洲），只有德国的稳定性比它更高，英国、法国、意大利都要甘拜下风。土耳其人口结构极为年轻，处处都是成群的儿童和青年，与欧洲那些“老年帝国”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埃尔多安的执政又充满了争议。他说话的声音像个女人，语气却极为粗鲁，常常用威胁的语言对待政敌。他限制互联网自由，打击反对势力，逮捕新闻记者（土耳其在押新闻记者数目一度高居世界榜首），土耳其带上了威权国家的痕迹。同时，埃尔多安政府在腐败问题、贫富分化问题上也屡屡受人批评。

2013年，随着阿拉伯世界革命的爆发，土耳其也陷入不稳定之中，年轻人纷纷上街，要求埃尔多安下台。当埃尔多安强势表示坚决不下台时，人们寄希望于通过选举让他滚蛋。

在帕塔拉，一位在土耳其居住了很多年的英国人告诉我，土耳其有一大半人都是反对埃尔多安的，现在已经没有人喜欢这个老家伙了。我询问过不少土耳其年轻人，果然没有一个喜欢他的，甚至有人一听到他的名字，就马上开始各种嘲讽。

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每一次选举，老家伙都能拿到足够的选票从而继续执政，并趾高气扬地继续嘲弄、威胁和谩骂那些不给他投票的人。

在我吃政党饭两天后，土耳其举行了地方选举。果然，埃尔多安的政党又胜利了，而且是大胜。到了2014年下半年，他又竞选总统（他的政党规定，总理人选不能超过三届，他已经期满，所以转任总统）获得成功，继续控制土耳其政坛。

那么，为什么一方面青年人都不支持埃尔多安，另一方面他却连战连捷，谁也别想把他赶下去呢？

我在小镇上吃政党饭时，找到了答案，原因有二：

第一，那些反对派虽然人数众多，但却都没有能力组织一个全国性的政党与埃尔多安竞争。青年们在反对埃尔多安上很容易达成一致，可他们大都分散在各种各样的小党团里，这些党团在某一个小地方有一点儿影响力，但出去就没有人知道了。即便是全国第二大党共和人民党这种老牌政党，在博阿兹卡勒这种偏保守的小镇都没有组织。

第二，埃尔多安虽然在青年人中口碑不佳，但是有几个铁票仓：一是在经济发展中受益的中产阶级。只要经济还在发展，就会投埃尔多安的票。二是宗教保守主义者。土耳其虽然实行了百年的世俗化政策，但是在农村和小镇上，仍然是保守主义占了上风。比如在博阿兹卡勒，三大政党聚会都没有女性参加，在女性已经解放近百年的土耳其，她们参政仍然是个问题。三是库尔德人。自从阿塔图尔克时期开始，对库尔德人奉行的就是一种镇压政策，库尔德人也用武装反抗作为回答，使土耳其中南部长期处于非正式战争状态。埃尔多安为了争取库尔德人的选票，对库尔德人做出了不少让步。库尔德人突然发现，只有埃尔多安在台上才能给他们带来最大利益。这三点保证埃尔多安无论如何都不会下台。对于土耳其人来说，埃尔多安就如同一个政坛不倒翁，不管喜欢不喜欢，反正他仍然在执政。

可以将埃尔多安看作一个曼德列斯和厄扎尔的合体。

曼德列斯知道如何讨好宗教保守势力以获得他们的铁票，仅仅这一部分票，就足够把他送上政治的最高宝座。而埃尔多安继承了曼德列斯的政策，甚至做得更加成功，得到了保守势力的大力支持。

厄扎尔擅长处理经济问题，而埃尔多安在这方面比厄扎尔更全面，直接主导了土耳其的黄金十年。经济增长保持了土耳其的稳定，军人们也认可了埃尔多安的执政。要知道，在土耳其，军人是有资格发动政变的，只要他们认为政府偏离了阿塔图尔克道路，就会行动。

雪山下的凡城城堡。前景是土耳其著名的湖泊凡湖。

1997年，军方就曾经又发动了一次后现代政变。当时善于处理经济问题的厄扎尔已经去世了，民主党和共和人民党这对老冤家已经解禁，两个政党又展开了互相攻击和轮流坐庄。他们对于发展经济都不在行，却对形而上学的东西很感兴趣。土耳其再次陷入了慢轨道。

一个叫作繁荣党的党派上台执政，这是一个宗教保守主义政党。当军人们感觉到繁荣党有可能开倒车违背阿塔图尔克的道路时，再次送了一封信，请求该党辞去总理职务。军人们仍然遵循着特有的原则——他们捍卫阿塔图尔克，但并不贪恋权力。

另外，埃尔多安在国际事务上也长袖善舞。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明白了擅自挑边可能带来的灾难，一直艰难地维持着各方的平衡。不过，在出于安危必须做出选择时，土耳其人也并不含糊。比如“二战”后，考虑到苏联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土耳其立即倒向北约来自我保护。可到了21世纪，土耳其又回到了一种谁也不得罪的政策：一方面，它争取加入欧盟；但另一方面，在中东的利益也不放弃，和俄罗斯也保持良好的关系。中东国家大都对以色列恨之入骨，作为伊斯兰国家，土耳其也跟着唱高调，但背地里土耳其照样帮助以色列输送石油等战略物资，做以色列生意上的好伙伴。埃尔多安在国际上的声誉也越来越响亮。

虽然人们越来越担心他的独裁倾向，但他获得了各方势力的支持。

回顾土耳其的历史，阿塔图尔克用独裁手段强行将土耳其带出了政教合一的泥沼，推进了世俗化的改革。如果没有世俗化，土耳其就会在政治和宗教的相互羁绊中继续迷失。确立政教分离的原则，并强行将保守势力压制住，使得土耳其产生了一批面向西方的精英分子，这些人是土耳其走出历史循环的关键。

为了完成世俗化政策，阿塔图尔克不惜牺牲了形式上的民主。如果过早地采用民主形式，那么政治家为了选票就必须向占社会大多数的保守势力倾斜，回到宗教主导的社会之中，放弃现代化的可能性。

然而，阿塔图尔克死后，随着独裁带来的不稳定越来越明显，如何引入民主制，又成了一个新问题。由于土耳其的保守势力仍然很强大，果然在后来发生了政治家为了选票讨好保守势力的情况。如果不是军队及时制止了他们的做法，土耳其也许还是无法摆脱政教互相干扰的命运。

军队明智的干预和适时的退出，使土耳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机制，即军队的精英作为最后的守护神，防止政治家走回头路。

最终，土耳其找到了一条折中的道路：既满足了经济发展，又向保守势力做出一定的妥协，维持了稳定性。这并非是完整的阿塔图尔克之路，但在捍卫土耳其的独立自主和繁荣上，显然会让阿塔图尔克感到满意。

在土耳其奋力走出泥沼的时候，中东的其他地方却陷入了泥沼中苦苦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