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埃及：革命三年后

2014年5月26日，埃及开罗，解放广场。

身在开罗的我在这天一早就受到了警告。在买早餐时，一位小贩抓住我的手，示意我不要出门，他用食指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意思是这两天不要出来，否则有人可能要宰了我。

回到旅馆，我的房东也比比画画地警告：不要出去！他告诉我，这几天，甚至这一两个月，一定会有人制造些麻烦，例如爆炸什么的，如果我赶上就倒霉了。

但这一天我必须出去，为了见证一个时刻。这一天是选举的日子，埃及人将在接下来的两天投票选举新总统。前一年7月初，埃及民选合法总统穆尔西被军人组织的政变推翻，步入了军政时期。穆尔西本人也锒铛入狱，身负多项指控。

而5月26日的选举则意味着军人政府寻求合法性的努力。简单地说，2013年7月政变的组织者、国防部长、陆军元帅塞西摇身一变，脱去了军装，成了总统候选人，将在此次选举中加冕。选举虽然还未举行，但塞西肯定会当选，这一点埃及上下几乎没有人会怀疑。

在这个关键性的日子，做一下对比，就更能明白埃及这几年的变化：遥想三年前革命刚刚爆发时，人们对于当时的总统穆巴拉克和军人统治忍无可忍，愤而反抗；而三年后，人们又欢迎军人统治的回归。

三年前，穆巴拉克已经做了30年太平总统，并有传位给儿子的可能性。他依靠军人起家，并在军队中拥有着盘根错节的势力，和一堆军队高级将领一起闷声大发财，警察对公民的暴力也让人咋舌。另一方面，埃及在穆巴拉克的统治时期却经历着经济繁荣，人口高速增长，从60年代末的3000多万增加了一倍多，达到了现在8000多万，虽然埃及有着明显的贫富不均以及大量的贫困人口，但总的来说，埃及社会仍然属于不错的时期。但即便这样，随着阿拉伯茉莉花革命的爆发，埃及人仍然对这个已达耄耋的老总统充满了怨言，在埃及爆发了“1·25革命”。

革命后，穆巴拉克总统被赶下权力场，送上了审判台。这位患病的老人被关在铁笼子里出庭时老泪纵横的照片一度成为世界各大报纸的头条。

然而，三年后，人们反对的东西是否有了改观？

与穆巴拉克一样，陆军元帅塞西依靠政变夺权，也被看成是军人统治的代表人物。这一点和穆巴拉克没有本质的区别。

统治集团的腐败仍然在继续，政府把大笔的合同送给了军队相关方，穷人依然贫穷。不管谁掌握权力，都看不到快速出现改观的可能性，这一点也没有进步。

军警力量的滥权也没有改变。自从民选总统穆尔西被赶下台之后，已经有数万人被警察抓捕，军人政权对游行示威和自由表达加上了许多限制，许多革命中的积极分子被判刑入狱。可见，现在对于公民权利的侵犯也和当初是一样的。

另外，现在的经济可谓是一塌糊涂。埃及的旅游业几乎被整个摧毁，由于西方政府的警告，西方游客在埃及已经到了门可罗雀的地步。唯有三三两两的亚洲游客，主要来自中国和日本两国，由于缺乏对局势的敏感性，仍然出现在街头。而埃及货币对美元欧元的汇率屡创新低，埃及人彻底失去了对埃镑的信心，大街小巷四处都是企图换美元的人，虽然官方汇率还在1∶7，但民间已经接近1∶7.6了。随着经济的疲软，埃及的失业率更是居高不下，加上外汇储备的缩水，美国掐断对埃及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等，埃及似乎跌入了经济黑洞，不知何时才能爬出来。

如果说，与三年前相比，稍微有一点进步，那就是军人临时政府制定的宪法终于规定了总统的任期为四年，最多任两届，并且必须设立副总统。穆巴拉克时代，他为了专权，故意不要副总统。当然，这点进步是否持久，还需要看未来形势的发展。

这一点小小的进步也无法和众多的累赘和不确定性相比。军人特权依旧，腐败依旧，经济糟糕，出现了恐怖主义势力，社会更加不稳定，似乎向人们说明，革命三年后这个国家不仅没有更好，反而更加糟糕，向着失败滑去。

在这种情况下，军人试图再给埃及人一个几乎和以前没有本质区别的政权，人们会满意和接受吗？既然当初他们反对穆巴拉克，把他赶下了台，那么现在也一定会全力反对塞西的当选。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那天早晨我出门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好心好意提醒我要小心安全。因为一定会有塞西的反对者趁着选举日搞点儿恐怖活动，杀几个人，而外国人很可能成为目标。

但事实证明，那位小贩是多虑了。

当我走到开罗的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时，广场四周车水马龙，一片繁忙景象，看不出任何的混乱迹象。解放广场曾经是三年来一切大事件的策源地，一旦有事情，人们脑子里的第一意识就是赶到广场去揭竿。但现在，这里显得过于平静了。

绕着广场走了一圈之后，我终于在广场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几个挥舞着埃及国旗的人。这是几个青年人，他们有的挥旗，有的举着陆军元帅塞西的画像，还有的举着手指头，指头上的红印显示他刚刚投过了票。与大街上匆匆而过的汽车、摩托车相比，这几个青年显得非常孤单和无助。当他们看到我时，仿佛把我当成了记者，连忙拉住我要我帮他们拍照片。

当我举起相机时，他们突然又示意我等一下。在诧异中把我带到了一位警察面前。几位年轻人立马散开，站在警察的四周，把他拱在中间，如同众星拱月一般。在拍照时，还有人谄媚地向警察投去含情脉脉的眼神，仿佛在说：“我们干得不赖吧，把老外找来了。”

按下快门的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这些青年并非是自发来表达对塞西总统的敬爱之情，他们是军方的人组织的，而警察就是他们的同伙和领导。

后来我才知道，在选举的这几天，埃及的主要城市都有着类似的表演。在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接近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亚历山大灯塔遗址附近的一条街道上，几十个人在卖力地喊着口号，支持塞西当选。有个老人穿着全套的国旗装，挥舞着旗帜，女人们则发出埃及人特有的叫声——她们的舌头在嘴巴里有规律地抖动，发出一连串的叫声，如同胜利的号角。

与塞西相比，另一位候选人哈姆登·萨巴希（Hamdeen Sabahi）则很少获得支持，他只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在穆巴拉克时代，选举总统时只有一个候选人，而现在至少需要两个，以构成差额。

另外，整个埃及的大街小巷里都挂满了塞西的竞选海报，候选人塞西穿着西装，悠远地望着前方，仿佛一个充满了智慧又带着些悲悯的智者，准备来拯救埃及。许多阳台也垂挂着他的大幅照片，每一幅照片都可以得到军方的补贴。比如，有人告诉我，家里如果答应悬挂塞西像，立即可以获得400埃镑的补贴，对于穷人家来说，400埃镑不是小数字，是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足以诱惑许多人了。

亚历山大，塞西的竞选海报与其他的商业条幅掺杂在一起。

政府之所以四处张贴海报是为了改变人们的心理，而组织人表演是提醒人们去投票，不要让投票率太低。事实证明，虽然有大规模的海报，也有人敲锣打鼓，但最后的投票率仍然不高。原本两天的投票快要结束时，选举委员会宣布投票截止时间延后几个小时，随后又宣布再延长一天。即便经过延长，最后的投票率也只有47%。

埃及的投票率向来不高，以前一年穆尔西当选总统的选举为例，那次选举经过两轮投票，第一轮的投票率超过了50%，第二轮就跌到了50%以下。但塞西这次当选，则又创了新低。

但是，在所有有效选票中，塞西获得了接近97%的选票，可谓狂胜。

也许有人看到这里，会认为塞西获得97%的选票一定是靠作弊获得的。但事实与之相反，埃及人已经和三年前不同了，三年前的人们普遍呼吁推翻穆巴拉克的独裁统治，而现在至少一半的埃及人却真心实意地支持塞西上台。

在我所遇见的人中，分成了两类。第一类包括大部分旅游行业的从业者，以及大部分的经济精英阶层，还有许多埃及的普通民众和非伊斯兰教徒，他们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塞西。大街上常常会碰到做V字手势的人们，这个手势在埃及有着特殊的含义，即“支持军队，支持塞西”。我住处有两位打扫卫生的老太太，她们都七十上下，老态龙钟。在选举日，我问她们支持谁，她们纷纷伸出两个手指：“美呀美呀塞西！”

一次，当经过一排被人泼了墨的塞西画像时，一位埃及朋友气愤地对我说：“他们（反对塞西的人）就是这样偷偷摸摸做事！可不管他们做什么，塞西都会当选！”

而对普通人来说，他们只是感到累了，革命三年不仅没有效果，日子还越来越差，停电天天有，食品跟不上，还是早日恢复稳定吧。而军队的本事就是恢复稳定。

支持前总统穆尔西、反对塞西的人还有，但都转入了地下。在大街上，只有在很少的场合，才能看到有人偷偷摸摸地走上来，朝你伸四个手指，那是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和前总统穆尔西的标志。

而如果和埃及人混熟了，会发现更多的穆斯林兄弟会支持者散落在民间，他们大都是穷苦人，发声无门，也害怕遭到报复，只对熟人才会说出心里话：穆尔西好，塞西坏……

关于投票率超低，也有几种说法。一种认为是反对者抵制了选举；另一种认为群众对政治失去兴趣了；还有一种则说，大家都知道塞西肯定能赢，所以懒得去投票了。

我提醒一位支持塞西的朋友：“当初你们把穆巴拉克赶下了台，也是你们选出穆尔西当总统。可后来为什么你们又这么认可推翻了穆尔西的塞西呢？更何况，塞西和穆巴拉克一样，都是军队出身。”

这位朋友似乎自己也没有想明白，他第一天回答，穆斯林兄弟会和前总统穆尔西是窃取（Steal）了权力。至于如何窃取的，他没有详谈。第二天他似乎想明白了一点，补充说，埃及人最初没有看清穆尔西的真面目，加上大家都怕社会乱套，如果当初不选择穆尔西，穆斯林兄弟会就会四处组织游行，天下大乱，所以大家带着试试看加忌惮的心态就选择了穆尔西。

另外，那时埃及的警察和军队都不够强，军队也只能同意让穆尔西上台。而现在军方已经有了足够的掌控力，而埃及人也看清了穆斯林兄弟会的嘴脸，就将他赶下了台。

回答并没有太大错，却过于把塞西美化了。实际上，在把民选的穆尔西赶下台之后，埃及又滑回革命前的状态。而人们经过三年的革命，除了想找回当初的稳定之外，其他已经不再考虑了。塞西正是抓住了人们的心态。政府在不断地诉说，从巴勒斯坦到埃及的边境下面有数百条地道，恐怖分子就从这些地道抵达埃及，而背后的控制人就是穆斯林兄弟会。这样的指控不管是否事实，在特定的时期都起到了震慑人心的作用。

如果再往根子上看，三年的革命造就的不是一个统一的埃及，而是一个分裂的埃及。另一位朋友伤心地告诉我，现在的埃及已经分裂了，支持塞西的人上了台，支持穆斯林兄弟会的人虽然减少了一些，但都变成了死忠。在国际上，一些国家支持穆尔西，另一些国家支持塞西，他们都有后台。但埃及的两派之间都没有学会坐在谈判桌前解决问题，只想赢者全得，或者干掉对方，埃及彻底分成了两派。他对埃及的未来感到悲观。

那么，在埃及三年革命的历程中，埃及人到底做对了什么？推翻了半独裁政权，又做错了什么？是导致埃及的政治重新向原点靠拢吗？

这三年埃及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到底如何评价埃及的革命？又应该从中学到什么教训？

孩子们做出的V形手势。这种手势在埃及代表了支持军队，支持塞西。

穿国旗装的埃及老人，鼓励人们前往投票点。

马木留克与革命

2011年1月25日，各地的埃及人纷纷走向街头，抗议总统穆巴拉克的政权。

也许最初他们也没有想到，这次抗议活动真的会导致穆巴拉克的下台。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穆巴拉克当总统已经有30年了，他的政权看上去非常稳固，总统和埃及所有势力的关系盘根错节、根深蒂固，不可能说倒台就倒台。甚至在一个月前，人们连有勇气走上街头抗议都不敢想象。

关于一个独裁者为什么在埃及能够持续30年掌权，还要从这个国家特有的马木留克传统谈起。

在埃及中世纪史上，出现了一种全世界特有的政权组织形式，这个政权的特点是：从军队领导人中选择国家领导，而军队领导人则都是奴隶出身。

在马木留克之前，埃及最后一个王朝是萨拉丁建立的阿尤布王朝。萨拉丁是伊斯兰教抗衡欧洲的大英雄，他本人是库尔德人，起源于土耳其、叙利亚一带，却在埃及建立了一代王朝。他收复了耶路撒冷，他又有着足够仁慈的心，善待俘虏，在基督教世界也被普遍尊重，奉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穆斯林统帅。

阿尤布王朝时期，由于统治者需要建立自己的精锐部队，于是从中亚等地购买了许多奴隶，身强力壮者被挑选出来，建立禁卫军，这支军队就被称为马木留克。

再到后来，马木留克的首领篡夺了统治者的位置，接管了权力，废除了阿尤布王朝的苏丹，埃及从此就进入了马木留克时期。当蒙古人横扫天下，蒙古汗王旭烈兀率领的蒙古军打到叙利亚境内，却在挺进埃及时被马木留克击败。之后，蒙古人的势头再也没有恢复过来。马木留克也成了当时伊斯兰世界最后的坚强堡垒。

马木留克前期的苏丹们还尝试将统治权传给子孙后代，然而，到了后期，随着整个统治阶层的内斗不休，逐渐形成了一种颇为古怪的政治规则。与世界上大多数政权是由父亲传给儿子不同，这个政权的统治者却很难将继承权传给后代。老王（苏丹）躺在床上还没有咽气，下面的军队里已经打成了一片，从中杀出一位斗争的胜利者继承王位。大多数情况下，老王还没有死去，就已经被阴谋废除了。

就连奴隶制度也完整地保存下来。每一个王为了保证统治的稳定，都需要保持军队的绝对忠诚，而那些显贵家族世袭的子弟是不可靠的，所以，每一个王都继续从海外购买大量的奴隶，选择身强力壮的编入部队。这些奴隶有的人一辈子当士兵，也有的人经过提拔成了将军，更幸运的人则变得有实力角逐王位。他们从奴隶起步到身居高位，大都已经进入老迈时期，所以，每一个王登基时都已经年纪不轻，当不了几年就病死或者在内斗中下台，给新的野心家腾出位置。

一代又一代，马木留克们就通过一种古怪的方式控制着整个埃及。虽然后来埃及被奥斯曼帝国征服，但奥斯曼人无力打破马木留克阶层，埃及仍然有非常强的自治权力，更多时候只是在名义上从属于奥斯曼。

直到19世纪初，拿破仑的入侵才改变了这种状态。在对抗拿破仑的战争中，一位名叫穆罕默德·阿里帕夏（Muhammad Ali Pasha al-Mas’ud ibn Agha）的人崛起了，他通过阴谋杀掉了最主要的马木留克首领，建立了传给子孙后代的世袭政权，这个政权一直存在到1952年。为了在世界潮流中站住脚跟，这个政权还引入了一定的君主立宪体系，在国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了宪政改革。

但谁也不要小看了埃及的马木留克传统，即便进入一百多年的世袭时期，军队也仍然保持着足够的强大，1952年，从军中崛起的纳赛尔废除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总统制。

但不幸的是，埃及的共和总统制仍然无法摆脱马木留克的影响。埃及几乎所有的总统都是出身于行伍，通过打拼身居高位，再等待权力真空的机会来接管政权。在这里，没有人能够传给子女，也没有所谓的真正民选。这是一种变相的马木留克制度。

纳赛尔死后，萨达特获得了政权。当萨达特被刺杀后，穆巴拉克当仁不让地获取了政权。

穆巴拉克娴熟地操纵着政治。在他的统治下，埃及的宪法没有限定总统任期，于是，每一次穆巴拉克都能在选举中获得连任。而所谓的选举也往往只有他一个候选人唱独角戏，选民的选票上只写你是否同意穆巴拉克连任，“是”或者“否”。

然而，与纳赛尔和萨达特不同，穆巴拉克上任时还很年轻，能够长久地盘踞总统职位。他开始幻想起传位给儿子，建立一代王朝，正是这样的幻想让埃及人感到了不满意。他们能够容忍一个人的独裁统治，这是符合马木留克传统的，却不能容忍这个人有世袭的想法。

为了便于统治，穆巴拉克不设副总统，因为只要有副总统，就意味着等他死后，副总统有权力接替他的职位。而总统希望这个非常有油水的职位能够在他的家族内部世袭。他认为他的儿子纳塞尔比所有的埃及人都更聪明，更有资格接替他。

最初，埃及人还没有看到这个危险，但随即而来的是王朝大戏在另一个阿拉伯国家的预演。2000年，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死亡，他的儿子巴沙尔（Bashar）继承了总统职位。

在阿拉伯国家中，叙利亚和埃及的关系并非一般。1958年，醉心于阿拉伯大联合的埃及总统纳赛尔曾经和叙利亚总统舒克里·库阿特利（Shukri al-Quwatli）宣布，将埃及和叙利亚合并起来，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虽然这次联合试验最终失败了，但埃及和叙利亚关系之密切仍然可见一斑。

之后，埃及和叙利亚先后跌入强人统治，形成了阿萨德家族和穆巴拉克家族。当阿萨德家族完成了顺利接班，埃及人在嘲笑完叙利亚后突然间意识到，总统穆巴拉克也恰好是从这段时间加强了儿子纳塞尔的出镜，原来本国的接班程序也已经悄然启动了！

从这时起，针对穆巴拉克的反对行为也越来越多样化，人们私下里流传着穆氏家族的腐败案件。除了这个家族之外，埃及从历史上就有着腐败文化，这是一个阶层共同的特征，但现在都被算在了穆巴拉克的头上。

比如，在埃及，警察通常是先锋媒体的嘲笑对象，被认为又愚蠢又腐败。在穆巴拉克当选之前，埃及的前一任总统是萨达特，萨达特被刺身亡时，埃及不得不启动了全国紧急状态。根据法令，紧急状态下，反对派的活动受到了限制，而警察被授予了更多的权限来限制公民自由。

然而，穆巴拉克为了便于统治，却把紧急状态变成了常态，30年后仍然没有取消。这就造成了警察的滥权，他们有恃无恐地对公民进行拷问和殴打，接受贿赂。

在之前，埃及人把这些毛病通盘接受了，虽然有抱怨，但声音很小。到了2000年之后，这个声音却越来越大起来，并且越来越普遍。

这些声音进一步激起了年轻人的反抗欲望。年轻人受传统的影响小，却受到西方民主文化，特别是左派思想的影响，将一切不公平都视为敌人。

埃及是一个出生率非常高、人口增长迅速的国家，从1966年的3000万起步，到现在已经增加到8000多万。埃及的国土面积只有100万平方公里，要知道，埃及适合生存的国土少得可怜，除了尼罗河两岸和北方的三角洲地带，就只有零星的绿洲和海岸线可以居住。这样的人口密度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是难以处理的，更何况它的人口如此年轻，充满了理想主义，却很少考虑实际操作。

2008年之后，最后一根稻草来到了。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埃及也受到了冲击。当年轻人从学校毕业后加入失业大军时，这个社会也就进入了警戒时期。

但是不管是统治者还是人民，却都仍然沉浸在30年和平的虚幻之中，丝毫没有感觉到危险。但这时，革命突然来到了！

2011年：有预谋的抗议，无预谋的革命

埃及“1·25革命”在海外得到广泛的关注。即便在遥远的中国境内，也被赋予了过多的含义，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但不管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都戴上了有色眼镜，革命本身在遥远的数千公里外反而变得模糊不清了。

但在革命爆发之初，目的和过程却显得那么简单。它受到突尼斯发端的阿拉伯革命的影响。当一个突尼斯小贩因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自焚而死。他的死亡引得人们纷纷上街，形成了一次席卷全埃及的革命。

突尼斯的革命还打开了整个阿拉伯地区对于政治的不满，于是，激烈的抗议活动如同一阵旋风般掠过了几乎所有中东的阿拉伯国家。

在其他国家陷入革命风暴时，埃及人也突然意识到，突尼斯发生的事情在尼罗河边同样常见。

对于埃及来说，最能够引起人们共鸣的现象，就是警察的粗暴和不公平。在距离革命半年前，亚历山大的青年人赛义德·穆罕默德·哈立德（Khaled Mohamed Saeed）就被警察殴打致死，这次事件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抗议，但和大部分的警察暴力事件一样，最终都归于不了了之。当突尼斯革命的消息传来，人们想到是表达对政权不满的时候了。少数人开始策划在1月25日全国警察日这一天举行抗议活动。

但谁也没有想到，借助现代通信手段，特别是推特（Twitter）和脸书等网站，很快，所有的埃及人都知道1月25日有抗议活动了。

于是这次抗议就变成了一场公开的阴谋：人们要去抗议，政府知道人们要去抗议，人民也知道政府知道他们要去抗议……政府有警察和法律做武器，而人民什么都没有。在一个统治者已经不习惯听反对声音的社会里，抗议活动能够顺利举行吗？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存在了30年的独裁者竟然变得这么不堪一击。1月25日，政府和警察对抗议的队伍失去了控制，整个埃及也就从单纯的抗议变成了一场没有预谋的革命。革命的议题也从单一的抗议警察统治变得多样化起来，有的针对穆巴拉克家族的腐败问题，有的针对接班人问题，有的针对整个埃及社会无所不在的腐败，还有的诉求于宗教，有的对外交不满……所有这些议题虽然五花八门，但人们认为这些都是那个衰老不堪的独裁者造成的，并将矛头指向了他一个人。

穆巴拉克曾经想过挽救局面，他首先想到的是镇压，但这只让曾经和平的抗议中爆发了一定数量的暴力事件，整个社会向着失控滑去。随后，为了缓和形势，他任命了新的总理，并指定了长期空缺的副总统，显现出改革的姿态。

2月1日，他再次承诺进行改革，并承诺在当年9月的选举中不再参选。只是，他仍然决定保有权力到9月，以便实行和平过渡。

但独裁者的让步只是让人们意识到他的虚弱，以及争取更大胜利的可能性。穆巴拉克希望秩序好转，但好的秩序并没有到来，更多的冲突爆发了。

2月10日，穆巴拉克再次让步，他表示只保留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将权力逐渐让渡给任命不久的副总统苏莱曼·奥玛尔（Omar Suleiman）。但人们不仅对穆巴拉克表示怀疑，同时还怀疑担任过情报头子的苏莱曼·奥玛尔。

到了这个地步，不仅穆巴拉克不知道如何才能恢复秩序，就连那些反对穆巴拉克的人也在考虑如何才能在不演化成更复杂局面的情况下，过渡到下一个稳定态。革命最危险时不是与独裁者斗争的时刻，而是独裁者倒台之后的真空期。

这时，军方终于出手了。埃及的马木留克传统再次发生了作用。这时的军方将领已经不是出自奴隶，而是由埃及的平民百姓中选拔出来，他们用一生逐渐走向高位，并等待时机介入埃及的政治。

在世界历史上，军方干预政治一直是政治上的一个负面问题，但在不成熟的国家，军方有时候会代表一种稳定力量。他们往往在政治上持保守立场，并有着强烈的特权动机，却又有利于恢复秩序和发展经济。在西班牙、智利、土耳其等国家历史上，都有过军方干预政治带来良好的秩序，从而较为从容地实现变革的例子。只是这些例子太少了，与数量庞大的反例相比，显得不值一提。

2月11日，埃及军方宣布，统治了30年的穆巴拉克总统下台，由埃及军方组织一个委员会暂时行使政府权力。

但如果仅仅是军方接管权力，不是与所谓的革命目标相差更远吗？谁也不会怀疑，军方此刻的出现，是为了保护特权不在革命中被粉碎，军方也不愿作为老独裁者的陪葬品一起被扫地出门。可是，人们怎么可能接受军方的统治呢？

为了消除人们的敌意，恢复秩序。军方在宣布接管权力的同时，给人们吃了另一个定心丸。他们承诺接管权力只是避免过渡时期的混乱，一旦条件允许，军方立即召集社会各界人士来制定新的宪法，并选出真正的民选总统。

军方高调的表态让“1·25革命”成为过去，人们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抗议竟然完成了不可思议的任务，那个他们曾经以为一直会“领导”他们的人已经下台了。他们必须在一个没有穆巴拉克的社会中继续生存。

只是，这个胜利来得过于容易，埃及人真的准备好了吗？革命之后怎么办的问题，成为埃及人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

更多的鱼

约瑟夫·海勒（Hoseph Heller）的小说《第22条军规》中有一个情节：

有人问一个做梦总梦到鱼的士兵：“梦里的鱼让你想到了什么？”

他回答：“更多的鱼。”

“可是，更多的鱼又让你想到了什么？”

“更多更多的鱼。”

这个故事可以用来形容埃及人革命后的状态。当前总统已经被推翻，需要建立一套新的政治结构时，大部分的埃及人除了停留在前期的喜悦之中外，对新形势并没有新的概念。他们只是不断地梦到鱼，却没有想到有了鱼接下去该做什么。

从穆巴拉克下台，到2012年7月穆斯林兄弟会上台的这段时间，是埃及最为可惜的一段时间。他们本应该建立起一套合理的架构，并选出胜任的领导人，然而事实证明，埃及人虽然可以革命，但是一下子学不会建设。

在这段时期内，不管是军队还是人民，都是善意的。无可否认，军方有私利，他们接管权力之后，希望在宪法中继续保留军队的特权地位。

而人民也有私心。在穆巴拉克时代，为了保持独裁统治，总统曾经有给人民“派糖”的习惯，埃及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是食品和能源补贴，也就是政府拿出钱来维持食品和汽油的低价，让穷人的生活成本更低一些。

这种食品和能源补贴意味着穆巴拉克不能在根本上解决埃及的经济问题，只能通过财政补贴的形式讨好最底层的民众，不让他们闹乱子。这种补贴必然是低效的，有很大一部分流入了关系企业和关系个人手中，腐败严重，且由于财政负担过大，不能长期维持。但是，习惯了补贴的人们希望在革命后看到立竿见影的生活改善，并单纯地希望革命对自己有利。

但在双方的私利背后，他们又的确真诚地希望埃及有一个新生。军队希望在维持国家稳定和一定特权的情况下，建立起更好的宪政结构，再通过普选选出合法的领导人，将权力让渡给民间政府。人民也希望尽快获得民主和自由，开启新的道路。

军队和人民的愿望完全可以达成一定的妥协，将双方的效益尽可能合理化，把埃及变得更好。那么，到底有什么障碍让他们的愿望无法达成呢？

答案是：他们之间缺乏有效的、成熟的政治势力进行沟通。

至今，许多政治家在反思埃及革命时，常谈到年轻人的幼稚。当埃及的年轻人经过革命的洗礼后，他们没有办法组织政党参与到民主化进程当中，却总是在关键时刻，通过上街来表达诉求。他们可以推翻政权，却不会建设。一句话，他们太不成熟了，没有真正参与政治的能力。

任何一个经过长期专制统治后的社会，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没有成熟的反对派。执政者在台上时，往往出于自私的目的来镇压反对派，不管这些反对派是怀着善意还是恶意，均一概遭到了镇压。只有一种反对派是镇压不掉的，他们是最不妥协、居于地下的极端反对派。

穆巴拉克统治30年的结果之一，就是缺乏有执政经验（哪怕仅仅是参与过执政）的反对派，在埃及，几乎所有有执政经验的人都被看成是和穆巴拉克一伙的，得不到人民的信任。

但埃及不缺乏反对派。对于穆巴拉克政权最激烈的反对者，是穆斯林兄弟会。这个组织成立于1928年，比起阿拉伯地区许多极端武力组织更古老。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穆斯林兄弟会：它是近代社会出现的伊斯兰主义的鼻祖，拥有很强的反西方色彩，宣扬建立一个在穆斯林教法统治下的政权，人们不是在世俗的法律下生活，而是在《古兰经》教法的指引下过日子。

穆斯林兄弟会又不同于后来兴起的第二代、第三代伊斯兰极端组织。由于它的领袖大都出身于知识分子阶层，还保留了很大的宪政思想，强调非暴力运动，甚至想通过现有的政治架构和平上台，推行教法统治。

然而，兄弟会虽然宣扬非暴力，但它的教法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又可以推出暴力的结论，并被后来的极端主义势力滥用。可以说，正是兄弟会在理论上的准备，催生了更多的暴力派别。比如，在巴勒斯坦的极端组织哈马斯，就是由兄弟会在巴勒斯坦分支的领导人创建。虽然不能把哈马斯和兄弟会等同，但它们之间复杂的联系成了人们攻击兄弟会的口实之一。

而在历史上，兄弟会由于一直是政权镇压的对象，也时常会有成员采用暗杀、武力等手段来反对现政权，并遭来更严厉的报复。

在穆巴拉克政权下，穆斯林兄弟会一直处于非法状态，却有着强大的组织能力。当政府在社会管理上失序时，是兄弟会组织的慈善事业弥补了真空，它大力发展教育、医疗等基本保健需求，可以说是最贴近民间的政教势力，并获得了穷人的支持，拥有着数百万的信徒。

当更加温和和世俗的反对派在埃及无法形成影响时，兄弟会却做得风生水起。

埃及的军队接管政权后，按照最初的协议，这个军管政权的期限是6个月，或者维持到下一届政府的形成。然而，此时的军队显然低估了事情的复杂程度。如果要赶在6个月内组织政府，是不现实的。而如果政权被随意地交给不成熟的人，或者恶意的势力，就意味着革命成果毁于一旦。军队领导人越往下走，越觉得事情艰难。

但民主化进程仍然在继续。

2011年3月19日，在军方的主持下，埃及举行了一次全民公决，通过了对宪法的临时修正。这次宪法投票决定了几个事情：

第一，总统必须设立任期，每人最多只能担任两届八年总统，并将总统选举交由司法系统的监督之下，避免了再次形成30年不换总统的情况。

第二，总统必须指定副总统，避免总统世袭的可能性。

第三，穆巴拉克为了垄断总统，规定了很高的候选人提名条件，而这次公决降低了提名条件，便于那些没有官僚背景的人参与到总统竞选中来。

第四，规定立法机构选举完成后，将组织一个委员会来制定新的宪法，以取代这些临时性修补。

早在2月，军方为了平息人们的游行，早已宣布军方不会推出内部候选人参与总统角逐，一切以人民的选择和人民的意愿为准。而作为社会对军方的妥协，军方也保留了若干特权。做法虽然显得革命不彻底，但对于埃及这样的复杂社会，已经是一个次优解，使革命能取得最大成果。

世俗化、激情和失控

不和谐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大。公决之后，随着政治进程的继续，人民和军方托管政府之间的不信任扩大了。

军方越来越认定，放眼四周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可以信赖的对象，在保证稳定的前提下将政权让渡出去。而统治工作的千头万绪也让他们陷入到具体事务当中，无法将精力完全放在承诺的事情上。

前面几位埃及总统虽然都是军人出身，却在坚持世俗化方向上表现坚决。他们大都带着社会主义思想成分，认定发展埃及的道路是世俗的道路，不是回归宗教。由于埃及有着很强烈的宗教色彩，政府必须足够强力和坚决，才能维持世俗化的方向。

埃及的军队是世俗化的代表，其高层军官大部分赞同在保留世俗化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民主化的改革。但埃及只有穆斯林兄弟会这一个宗教性的团体足够强势，引起了军官们普遍的担忧。

这种困境在人民的眼中却是另一番景象，随着军方的拖延，人民担心军方并不想放下权力，他们甚至担心军方会一直借口政治的不成熟而抓住权力不放。穆巴拉克将紧急状态维持了30年，难道军方不能再拖30年？

在质疑政府的同时，人民却没有足够的智慧组织起有效的世俗性的政党参与到政治当中。

为了对抗军方，学生们和青年们组织了一个个的示威机构，这些机构带着原始政党的意味，却总是以具体的对抗措施为目的，并加上一些模糊的愿景。这种组织很难纳入到民主化的实际进程当中，却总是抱怨变革的步骤进行太慢。

当示威继续时，军方的耐心也在逐渐消磨，一方面，他们陷入了承诺的陷阱，必须尽早将政权交出；另一方面，局势的失控更让他们焦头烂额。为了对付四处出现的新示威，立法机构制定了新的法律，规定示威不得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但这样的立法只会导致人民进一步反感，仿佛证明军方已经又回到了老路上，而曾经承诺的改革和交接都无法兑现。

当独裁者被推翻后，独裁期间毁掉的社会和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将长期处于毁坏状态，改革者和社会之间无法达成必要的相互信赖，结果是：从激进走向更加激进。

从4月1日起，埃及的革命进入了另一个阶段，这一天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许多等得不耐烦的人们又走上街头，提出的口号是“拯救革命”。但也是从这时候起，革命就已经彻底走向了失控，激情的成分超越了理性，被革命激起了热情的人们虽然缺乏目标，但是一次次走向广场表达他们的热情，他们每上街一次，距离妥协与和解就更加遥远。

政治家枉费心机地想将社会拉回轨道之中，不要失控，但是，已经没有人也没有一个集团有能力做到了。

在每一次的激情释放中，也越来越多地夹杂了各种宗教的成分。埃及是一个宗教关系复杂的国家，除了伊斯兰教之外，还有属于基督教的科普特教徒（Copts，即基督教的埃及支派）。

在历史上，埃及的基督徒一直以虔诚和保守著称，当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后，由于埃及有着数千年的宗教传统（古埃及多神教），在神学方面处于遥遥领先地位，他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思辨体系来解释上帝和耶稣、人和神的关系等等，对基督教的理论影响深远，甚至在一定时期内主导了基督教的发展。当然，在虔诚的另一面就是残忍，埃及的基督徒以坚决地反对异教、迫害异教徒著称。《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吉本最惋惜的一位异教徒女哲学家希帕蒂娅，就死在基督教的愚民和暴徒之手。这些人也焚毁过无数的神庙和异教建筑。

但到了现代，作为埃及基督徒后裔的科普特教徒成了少数派，也成了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受害者。随着革命的进行，宗教冲突的发展，激进分子制造了一系列针对科普特教徒的袭击。

2014年，我参观了埃及的科普特区。虽然当初的混乱已经成为过去，但这里仍然戒备森严，仿佛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骚动。

科普特教徒居住地是一片四面封闭的区域，由高墙与其他区域隔开，只有一条通道可以进入。一旦通道关闭，这里就成了一座可以固守的堡垒。在堡垒的四周，是警察拉起的钢铁挡板和水泥桩，外来的车辆很难进入。任何有嫌疑的行人都会受到搜查。在区域内，也有着无数的保安警惕地注视着人们。

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的迹象，科普特区的戒备就会立即加强，而这，就是2011年革命留下的遗产。

除了针对基督教之外，以色列在开罗的大使馆也成了激进的人们攻击的对象。9月9日，数千埃及人到以色列使馆前示威，他们从一家警察局盗取了武器，最终突破了封锁闯入了使馆。这件事造成了严重的外交危机，以色列不得不转移了办公地点，直到2014年，仍然缩在开罗一个狭小但戒备森严的地方办公。

乌合之众们除了表达政治和宗教上的诉求之外，还并不拒绝更加自私的目的。埃及各个博物馆里收藏着数目巨大的文物，也被他们盯上了。

在开罗著名的埃及博物馆，塞满了古埃及时期的各种文物。不管是法老的雕像，还是木乃伊，每一个品类在这里都不是按件算的，都有几十件，甚至上百件，上千件。这里还展示着图坦卡蒙法老的宝藏，以及新王朝时期最著名的法老木乃伊。

在摆放历代法老木乃伊的展区里，有一具儿童的皇家木乃伊。这具木乃伊在革命期间遭到了盗贼的破坏，头从躯干上掉了下来，身体也分成了几部分。盗贼们乘着革命时期警力的不足，进入博物馆偷走了数十件文物。在偷盗期间，盗贼们肆意破坏了数件古代的珍品，其中就包括这具已经有了三千多年历史的儿童木乃伊。

当混乱过后，修复好的木乃伊再次出现在参观者的眼前时，只有修复者痛心疾首的说明文字仍然记下了当初的混乱。

除了在开罗之外，在其他地方的小博物馆，偷盗更是经常发生。如今，当秩序逐渐恢复，许多被盗走的文物又从美国、欧洲国家等地陆续追回，但另一些再无下落。

萨拉丁城堡顶端的清真寺。这里曾经是阿尤布王朝的中心。

一个清真寺院子装饰。伊斯兰装饰不准使用人的形象，只准用几何图像。这个装饰打了擦边球，虽然仍然是几何图像，但是在墙角恰好形成了一个戴头盔的人的形象。

当事情变得更加混乱时，军队的临时政权处于骑虎难下的状态。一方面他们必须趁在台上时结束混乱局面，给后续的政权留下较为和平的环境；另一方面，他们多在台上一天，就可能增加混乱。即便埃及的军队，也没有能力对付越来越多的示威群众，他们必须妥协。

但可怕的是，即便临时政府放弃执政，也并不一定能够减少社会的混乱，因为埃及国内根本缺乏既与前政权没有联系又有成熟经验的人。

经过权衡，临时政府决定加速放权。于是，穆斯林兄弟会上台的时机到了。

2012年：安拉的胜利

在埃及，我经常询问的问题是：“2012年，你们经过合法合宪的选举，将穆斯林兄弟会选上了台，穆尔西当选为埃及第一位真正的民选总统，这一切都是埃及人民决定的。可是，为什么到了一年后，你们就大规模集结反对穆尔西，导致他被军队政变赶下台，埃及的宪法再次遭到破坏？而再过了一年，你们又为什么欢天喜地进行投票，把搞政变的人选成了总统？”

典型的回答已经在前面提到。大多数埃及人的回答都语焉不详，仿佛他们根本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又仿佛他们从头至尾都反对穆尔西。

一位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告诉我，在穆尔西当选的那次选举中，还有另一个人更适合当总统，但是穆斯林兄弟会胁迫了军政府，让他们明白如果不选择穆尔西，兄弟会就会立即组织人们上街，社会立即出现乱局。

所谓的另一个更适合当选的人叫艾哈迈德·沙菲克（Ahmed Shafik）。但说这话的人似乎淡忘了，在那次选举时，Shafik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候选人，因为在所有的候选人中，他和前政权的联系是最密切的。

实际上，在“1·25革命”进行中，穆巴拉克受到示威威胁的时候，曾经改组了政府，任命了新的总理，这位总理就是沙菲克。沙菲克出自空军，也曾经是现代马木留克的一员。当穆巴拉克倒台后，沙菲克又留任总理一个月，才因为被人当作穆巴拉克的走狗加以嘲讽而被迫辞职。

当军政府宣布于2012年中举行总统大选时，沙菲克决定参加选举。他是一个有过执政经验的人，熟悉政府的组织和运作，有可能弥补革命者不成熟和缺乏经验的软肋。但作为候选人，他一直被曾经的军方背景拖累，急欲完全摆脱穆巴拉克记忆的人们带着嘲弄的语气谈到他。

沙菲克的支持者来自科普特教徒，以及一些希望尽快恢复秩序的政治保守派人士，几乎所有的政治上层势力都钟情于他。这些人的支持保证沙菲克挺进到了第二轮选举，与穆尔西单独对决。

根据宪法规定，如果第一轮总统大选没有人取得绝对多数，就选择得票数居于前两位的候选人，进行第二轮选举，得票多的当选。

在第二轮选举中，选举委员会宣布，穆尔西以微弱优势当选。事后，有的人总是相信选举委员会宣布的结果是有问题的，其实沙菲克的选票更多，但是如果宣布沙菲克当选，那么被革命激情冲昏头脑的人们在穆斯林兄弟会的组织下会立即走上街头，致使社会彻底失控。选举委员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伪造了选举结果。

这种说法就是穆斯林兄弟会和穆尔西“窃取”了政权的原型。但这种说法的可靠性很值得怀疑，更可能的情况是：被激情冲昏头脑的人们无法容忍一个和前政权有密切联系的人当选，根本不需要兄弟会的鼓动也会自动抵制他。

沙菲克选举失败后，为了安全起见，带领家人迅速离开了埃及。事实证明，他的做法是明智的。他离开后不久，新当选总统就签发了对沙菲克的逮捕令，使他丧失了在穆斯林兄弟会统治下继续参与政治的机会。

穆斯林兄弟会倒台后，人们再次想起沙菲克，并后悔当初没有选择他。但埃及人在激情的驱使下，他即便上台，也会成为短命的执政者，最终由于失控而被迫下台。

当埃及的军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决定加速民主化进程时，人们尴尬地发现，埃及最大的政治势力不是别家，正是穆斯林兄弟会。

在革命初期，穆斯林兄弟会并没有明显地参与组织上街，只是到了穆巴拉克铁定下台，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们意识到他们的机会来了时——此时的宗教组织已经政治化了，于是他们成立了自由公正党参加了埃及的政治进程。

此刻埃及其他新兴的政治势力均不成熟，青年们仍然沉浸在革命的喜悦中，却没有做好准备摘取胜利的果实。

根据当时的情况，有一种诉求，希望在总统选举前制定埃及的新宪法。兄弟会看出了其中的危险性，因为如果宪法制定过早，那么革命派的许多自由思想将在宪法中得以体现，而穆斯林兄弟会则试图在埃及国内实行符合穆斯林教义的统治。为了避免自由思想的主导，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快埃及的民主化进程，并利用民主选举上台，就可以控制宪法的起草。

穆斯林兄弟会的参与，让埃及的政治进程更加快速发展，局势已经超出了临时政府的控制，一次次反对军队统治的游行都撼动着他们的地位。

2012年11月到次年1月，埃及举行了议会选举，穆斯林兄弟会大获全胜，占据了几乎一半的议席，成了遥遥领先的第一大党。由议会选出100人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此时的宪法起草工作几乎被穆斯林兄弟会所左右。

之后，埃及宪法法院做出反击，宣布议会选举中有一部分不合法，解散了第一次宪法起草委员会。但即便重组后的第二次宪法起草委员会，也已经无法消除兄弟会的影响了。

议会选举之后，总统选举也马不停蹄展开。

总统选举最终一共有12名候选人，这反映了两个现实：一是看出埃及临时政府的诚意，放开了竞选条件，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但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埃及政治势力的分散性，许多革命者不懂得联合在一起形成更大的政治势力，只能各自组党参加竞选，结果，这些人全部都被更懂得政治规则或者更加有组织的人击败。

经过第一轮选举，没有人能够获得绝对多数选票，但居于前两位的候选人分别是穆巴拉克最后的总理沙菲克，以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代表穆尔西。到这时，革命者们已经全部出局，选民在第二轮选举中，只能在前官僚和宗教组织这两个选项中选择一个了。

埃及也正是从这时分裂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派。支持沙菲克的大部分是经济保守主义者和富人，而支持穆斯林兄弟会的大部分是穷人和草根阶层，以及更虔诚的宗教人士。如果革命者懂得策略，能够选择一个共同的候选人，让他在选举中脱颖而出，他有可能在沙菲克和穆尔西两者中间形成一个最有建设性的中间势力。但由于革命者的出局，两派都变得更加极端。

对于许多人来说，不管是选择宗教组织还是前官僚，都不是好选择，但这毕竟是后穆巴拉克时代的第一次较为公平的大选，他们只是出于对规则的尊重而走向了投票点。他们寄希望于通过民主程序选出来的总统也能够尊重选民，不管他曾经的背景如何。

如果从执政来说，沙菲克无疑是更值得考虑的候选人，他有执政经验，这些经验能够保证他尊重秩序，又可能做出一些妥协。但是，穆斯林兄弟会成功地煽动起人们对于重归独裁的恐惧。在第二轮选举前，除了宗教人士之外，各种各样的革命者，充满了理想的人们都最终选择了兄弟会。这些人即便对宗教不感兴趣，也因为讨厌沙菲克和穆巴拉克政权的联系，而故意把票投给穆尔西。与其说他们喜欢兄弟会，不如说他们讨厌沙菲克。

另外，兄弟会的号召力也显现出来，随着各地抗议活动的增加，不仅是临时政府，甚至世界舆论都认为，如果穆尔西无法当选，那么埃及可能会陷入另一波严重的冲突中。这也可能部分影响了人们的投票倾向。

第二轮选举的投票率比第一轮低了不少，但整体而言仍然是有序进行。最终选举委员会宣布，穆斯林兄弟会的候选人穆尔西以微弱优势击败了前总理沙菲克，到此时，埃及倒向了安拉而不是约翰·洛克，兄弟会的上台已经不可避免了。

穆尔西：神权遭遇经济

兄弟会上台还由于外国势力的参与而更加复杂。

在埃及革命如火如荼时，全世界都在观察着这个最重要的伊斯兰国家的走向。西方国家带着欣喜欢迎穆斯林革命。奥巴马总统治下的美国比他的几个前任更乐于坚持价值观，出于对民主和人权的憧憬，不惜与关系良好的穆巴拉克决裂，并全力支持埃及第一个真正的民选政府。欧洲国家也大致采取了相同的立场。

易卜拉欣帕厦。他是穆罕默德·阿里帕厦的儿子，19世纪著名的穆斯林将领。

埃及军事博物馆内的穆巴拉克像。革命后，穆巴拉克像大都被摧毁，只有博物馆里的这一幅成了漏网之鱼。

科普特区的主教堂。科普特基督徒也支持军方的执政。

而中国、俄罗斯等国由于持有另一种政治哲学，即民主不是一个国家发展最重要的条件，社会的稳定性更加重要，只有变革尘埃落定，显示新政府能够控制局势重归稳定，才谨慎地宣布承认其改朝换代。在这个哲学的支配下，直到兄弟会上台成为现实后，中国才开始与之交往。

针对埃及革命，伊斯兰世界也陷入了分裂。土耳其、卡塔尔、利比亚等国与西方关系密切，欢迎新的民选政府上台。在穆斯林兄弟会上台后，这些国家立即投入巨资来支持这个政权，希望它能够带领埃及经济走出泥沼，并站稳脚跟。

而其余国家则采取了较为慎重的立场，这些国家以沙特、科威特、阿联酋、约旦为首，大都属于君主色彩较为强烈的逊尼派国家。

关于对穆斯林兄弟会的解读，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个组织曾经被斥为恐怖组织，且由于要实现穆斯林的教法，并不受西方政府的欢迎。然而，与真正的恐怖主义相比，埃及的兄弟会一直是一个比较智识化、比较温和的组织。在兄弟会中一直有大量的知识人才，比如，当选总统穆尔西本人就是工程师、大学教授。兄弟会的主流也一直强调用和平的手段来改变埃及，而不是走暴力之路，只有个别的极端的分支才有更强烈的暴力倾向。

穆斯林兄弟会的非暴力化、依靠民选上台，令美国人和欧洲人对之采取了友好态度。在世界上有另一个标杆被认为是兄弟会的榜样，那就是在土耳其执政的温和保守主义者们。土耳其执政的是正义和发展党，他们赞同温和的穆斯林理念，同时，属于该党的首相埃尔多安又是带有一定独裁色彩的经济能手，这和穆尔西的最初定位带着很大的相似性。当然，不同之处也很明显，土耳其首相仍然有世俗政府理念，而兄弟会最终目标是建立教法国家，相对更激进一些。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穆尔西总统表现出强烈的独裁色彩时，当埃及出现了强烈的反兄弟会浪潮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并没有来得及转向。

按照现代欧洲传统，宪政一旦确立，就应该被各方遵守，即便要反对现任当权者，也必须在规则之内反对。这一点成为西方国家的准则，哪怕兄弟会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保守和独裁倾向，也仍然对之进行支持。这一点很像西方对伊拉克新政府的支持，当美英等国推翻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后，支持伊拉克人通过选举建立了新政府，然而新政府由于缺乏执政经验和智慧，表现得无法团结伊拉克的少数派信徒（逊尼派），令人失望，但由于这个政府是在美英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民选政府，他们不得不继续支持这个越来越失控的政府。

沙特作为严格的宗教国家，本来很喜欢支持各种宗教极端势力，在伊拉克、叙利亚这样的战乱国家，许多激进的反政府组织都受到沙特背地里的资助。甚至在几十年前兄弟会在埃及遭到迫害时，大量的成员都流亡到了沙特，并在沙特受到了友好接待，而兄弟会历史上很大一部分政治募捐也都来自沙特。

一旦穆斯林兄弟会作为民选上台，并受到了西方的认可之后，沙特王室闻到了其中的危险性，害怕影响自己的君主统治，于是采取了反对立场。

所以，当穆斯林兄弟会执政时，国际势力和国内势力一样都是完全分裂的。它只获得了一半的选票而上台，另一半的人并不支持它。而随着兄弟会政策的激进化，这另一半的人从观望变成了强烈反对，埃及分裂的伤口更加无法愈合，也注定了兄弟会的结局。

在这种环境之下，缺乏执政经验的兄弟会举步维艰，又处处犯错。在穆尔西执政之初，埃及的经济状况已经非常糟糕了，决定兄弟会是否能够留在台上的关键，是他们是否可以治理好经济问题。

埃及是个旅游大国，旅游业吸纳了埃及10%以上的劳动力，随着革命的爆发和形势的不安定，外国游客们纷纷避开了埃及，旅游业大受损失。除了旅游业之外，国外对埃及的投资也在持续减少，导致原本每年6%~7%的经济增长陷入了停滞。在埃及总人口迅速增加的情况下，经济停滞意味着更多的人跌入到贫困线之下。

随着革命的进行，埃及的失业率也居高不下，达到了13%以上。需要注意的是，埃及的大部分女性是不工作的，她们并没有被计算到劳动人口之中。由于埃及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未成年人也比其他国家多得多。所以，一个工作的男人负担之重，是中国人无法想象的，往往一个男人的工作就要养活一家人。有人做过一个有趣的统计，埃及60岁以上的老人和未成年的孩子加起来，就已经超过了劳动人口。

亚历山大的城堡。这里曾经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亚历山大灯塔的所在地。

在卢克索，我与几位旅游警察聊了起来，询问他们的收入情况。由于处于穆斯林的斋月期间，人们从凌晨3点半（日出之前，但在埃及则为晨礼之前，比日出时间更早）到晚上7点（日落）是不可以吃饭喝水的。吃饭还容易保证，但不能喝水则要求很高。由于夏季白天都是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旅游警察仍然要从早晨7点上班到晚上7点，每次结束时，嗓子都要冒烟。

这份如此煎熬的工作，能给他们带来每月500埃镑的收入，大约折合人民币450元，或者70美元，根本不够养活家人。不过，好在这份工作只要他们一个月工作15天，再放15天的假，他们就利用每个月15天的假期去干些零活。这三位旅游警察都不是本地人，所以到假期时就回到村子里。他们一个是电器修理工，一个是铺地板砖的工人，另一个则搞装修。

埃及下层人士收入大约在数百埃镑，如饭店、旅馆工作的人，每个月大约在300埃镑，且非常不稳定。一旦经济有风吹草动，他们的生活就出问题了。

埃及也是个贸易赤字国，急需要美元等硬通货来保证进口。但进入革命时期后，埃及的外汇储备出现了大幅度缩水，2011年1月，外汇储备还有360亿美元，到了穆尔西执政时期，已经缩水到了150亿美元。埃镑的汇率持续下跌，为了使汇率不下跌，央行耗费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却没有效果。

当兄弟会掌权后，美国、土耳其、利比亚、卡塔尔等国也迅速做出响应，提供了一部分资金帮助埃及支撑经济，这才让埃及能够保证外汇储备不再下跌。但是，一旦断掉了这些外援，埃及的外汇储备就会像断线的风筝一样迅速跌落。

在穆巴拉克时代，为了持续掌权，政府曾经大肆采取财政补贴行为，对食品和汽油给予补助，让人们可以享受低价的基本需求，通过这种方式避免实质性的改革。在埃及旅游的中国人常常感慨埃及的油价便宜，油价大约只相当于中国油价的三分之一，坐私人长途车的价格只有每100公里8~10埃镑，埃镑和人民币的比价约是1∶0.9，也就是1埃镑相当于人民币0.9元。而中国目前的价格是每100公里30元左右，比埃及至少贵3倍。

财政补贴的代价是，埃及财政的三分之一强都变成了食品和能源补贴，形成了财政上沉重的包袱。政府财政预算更是连年赤字，赤字占GDP的比例每年都在10%以上，对债务的依赖性越来越重。

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穆尔西上台后，必须迅速与各界达成谅解，创造一个和平的条件，解除管制，促进民间经济发展，以弥补逝去的时间。同时相应解决财政失衡问题。总体而言，等经济恢复，人们感受到了革命的好处时，才不需要再进行一次革命了。

选错了方向的执政

与复杂的经济状况相比，事实证明，穆斯林兄弟会却对经济完全缺乏经验，无法应对财政赤字、外汇储备下降、经济收缩、失业问题等诸多问题。

甚至他们的执政目标都没有放在经济上，而是放在政治斗争上。当然他们也想保持稳定，但稳定是以排挤反对派、加强集权来完成的。对于新手来说，当从地下状态突然变成执政状态时，首先想到的是攫取更多的权力。

穆尔西上台伊始，想维持强力统治的决心就显露无遗。在他上台之前，埃及的军政府以陆军元帅穆罕默德·侯赛因·坦塔维（Mohamed Hussein Tantawi）为首。坦塔维在维持过渡期的稳定上居功至伟，但在革命中被攻击得体无完肤，里外不是人。他为了维持稳定，不得不对军方和警察镇压示威群众的行为负责；虽然坚持推行民主化路线图，但是民主化的结果无法让所有的人都满意，人们又批评他做得不好。

选举结束后，坦塔维立即将权柄交给了新当选的穆尔西。根据规定，国防部长必须由军人担任，这是宪法上对军人的妥协之一，为了换取军人集团对民主的支持。坦塔维交出权力后，担任了新政府的国防部长。

对于坦塔维的和平交权，穆尔西也投桃报李，将埃及最高的荣誉勋章尼罗河勋章授予他。

然而很快，当穆尔西坐稳了宝座后，立即命令坦塔维辞去一切职务，也不再担任国防部长。在视荣誉为生命的作战集团看来，这是对陆军元帅的一种人格侮辱。但是，坦塔维却谨慎地遵守了总统的命令，退出了权力场。从表面上看，新总统得胜了，可他的行为让人感到心寒，也迅速失去了军队这一重要支柱的支持。

对于穆尔西的掌权，军队一直持谨慎态度。他们在某些问题上时而联合时而对立，但总体而言，军队希望新总统维持埃及的世俗化政策，避免重新堕入宗教国家的陷阱。穆尔西在参选时也屡屡提到尊重民主政治，兄弟会已经不是一个宗教组织，而是一个现代政党。他的表态让军队将信将疑，并完成了顺利交接。从坦塔维被命令辞去职务的那一刻起，军队似乎已经闻到了不祥的气息，马木留克们开始担心了。也是从这时起，当初支持沙菲克的人们认识到与穆斯林兄弟会妥协是不可能的，他们放弃了幻想，动用一切手段干扰兄弟会的执政，兄弟会的政策无法推行下去，更达不到效果。

接替坦塔维担任国防部长的人就是后来的埃及总统塞西，穆尔西在逼退了坦塔维之后，并没有能力限制整个马木留克阶层，只是将这个马木留克换成了另一个而已。

在暂时逼退了军队之后，穆尔西认为已经坐稳了埃及总统的职位，着手加速宪法的制定工作。此时的穆斯林兄弟会既垄断了总统权力，又获得了议会的主导权。于是，埃及的新宪法在他们的努力和各方的妥协下，获得了通过。

与此前军政府提出的临时宪法相比，埃及2012年宪法出现了明显的退步，这反映在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宪法文本在军队掌权时期就已经进入起草阶段，许多条款并没有完全打破军队的特权。比如，国防部长仍然要由军人担任；虽然给予了公民一定的自由保证，但是仍然不能排除军队拘禁公民的借口。

第二，除了军队保留了特权之外，穆斯林兄弟会又将部分穆斯林教法的内容加入进去，在法律制度和妇女地位问题上有不少退步。军队条款和宗教条款使得穆尔西丧失了部分自由主义者的支持。

第三，地方分权机制仍然很弱。虽然每个地方都有选举权力，但是，地方真正的权力来自于中央任命的地方长官。

许多人认为，虽然2012年宪法在关于总统任期的表述上仍然坚持两届八年，但除此之外，与穆巴拉克时期的差别并不算太大，加上整个官僚系统仍然在按照原来的惯性运行，几乎可以确定，新的政权仍然无法保证公民权利不受侵犯。

到2012年底，穆尔西试图加强总统权力，将手伸入立法系统。此举立刻引起了新一轮的抗议活动。埃及人突然发现，穆斯林兄弟会在迅速地变成另一个更加糟糕的穆巴拉克。在穆巴拉克统治下，埃及虽然经历着腐败和失衡，但经济一直处于发展之中，然而穆斯林兄弟会关注政治，却忽略了经济，导致埃及仍然在经济泥沼里挣扎。而穆尔西试图垄断绝对权力的举措也引起了新的担心。兄弟会将教法加诸法律之上的做法更让人们担心埃及在政治上开倒车，重回教法时代。

与人们的担心不同的是，穆斯林兄弟会和穆尔西同样感到很无奈。由于缺乏执政经验，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既保证埃及的繁荣，又保证埃及的和平。兄弟会对于教法的尊崇也是这个存在了几十年的组织的既定政策，很难被一两届领导人改变。他们也是在戴着脚镣跳舞，既要受到兄弟会章程的约束，又要被政治对手制约，更受到自己经验的限制。

埃及这个庞大的政治机器只能由熟悉它的人掌握，而复杂的形势没有给政治新人们留下熟悉机器的时间，就将他们匆忙地推向了岗位。

在种种冲突之后，兄弟会也逐渐回归了独裁者的法宝——镇压反对派。兄弟会希望通过强行镇压，让人们回归秩序，当秩序得到保证后，经济和社会才能发展。

但兄弟会毕竟不是军方，在穆巴拉克时代和军政府时代，军方有力量动用武力维持局面。而自从兄弟会得罪了军方之后，军人和警察们就不再配合政府了。官僚阶层的抵制让从来没有真正掌握军队和政权、缺乏应对经验的兄弟会更加焦头烂额，事情迅速失控。

到了2013年，反对兄弟会已经成为常态，一次新的革命在埃及已经进入了酝酿阶段。但此刻，西方国家仍然将外交重心放在兄弟会上，并寄希望于穆尔西能够控制住局面。

西方的支持让埃及社会迅速右转，不仅反对兄弟会，还反对西方，甚至对他们坚持的民主制产生了怀疑，让局势更加复杂化。

到这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如何才能摆脱兄弟会。他们刚刚选出了新总统不久，就已经后悔了。

懒洋洋的骆驼，空荡荡的景点。

沙漠奇景。

2013年：回归暴力，回归秩序

2014年，在陆军元帅塞西决定参加竞选之后，人们迅速将这个被灌满了英雄气质的男人神化，将他塑造成击破穆斯林兄弟会的智者。

在所有的神话中，有两个流传特别广泛。

第一个是：从穆巴拉克下台起，军队就有了一套针对穆斯林兄弟会的计划。由于穆巴拉克下台导致了全国性的混乱，军队一时间没有足够的实力拿下穆斯林兄弟会，就只能佯装任其发展，甚至将政权拱手相让。直到2013年，军队在塞西的领导下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力量，有了胜算，才在人民的要求下将穆尔西和兄弟会赶下了台。

这个说法有意抬高了军方的判断力，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2012年，军方的确无力控制当时的社会局势，穆斯林兄弟会的上台带有一定的逼宫成分。这源于前期的革命对于社会秩序的破坏，军方也不能控制局势的发展。

到了2013年，塞西领导下的军方已经恢复了足够的实力，同时，随着埃及革命的进行，人们也怀念起社会稳定的时刻。

另一个神话则是塞西经常引用的。依靠政变获得权力的塞西丝毫不掩饰他的强硬手段，他甚至直截了当地宣称，埃及首先需要的是安全和秩序，而兄弟会就是安全和秩序的死敌。他发誓只要在职一天，兄弟会就不可能合法化，必须把这个组织彻底摧毁。新上台的军政府也迅速宣布兄弟会是恐怖组织。塞西经常拿兄弟会和哈马斯的关系做文章，不断提醒人们兄弟会与哈马斯是一丘之貉，而从巴勒斯坦加沙地区到埃及的西奈地下有上百条地道，这就是恐怖分子们从巴勒斯坦进入埃及的渠道。

虽然没有证据显示地道有这么强大，更无法证明这些地道都用于恐怖袭击，但穆斯林兄弟会下台后的数起爆炸事件的确让人们担心起埃及的安全问题来。在中东，恐怖主义永远是一张大牌，任何借助镇压恐怖主义而推行的强迫政策都被认为是合理的。塞西的合法性就在于维持社会稳定。

2013年6月中，为了应付越来越失控的局面，穆尔西再次出招，决定新任命埃及的17名省长，以此来对付他的反对者。突然的任免再次让人们指责他的独裁，而此刻，距离他下台已经只有半个月了。

埃及的第二次革命又被称为“6·30革命”。此次革命的目的在于促使穆斯林兄弟会和穆尔西下台，并提前举行大选。一年前将穆尔西选上总统的人们希望用另一场选举来弥补上次的错误。

在这次革命中，一个叫作“反叛者”（Tamarod）的草根运动组织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2013年4月间，这次民间反对穆斯林兄弟会的行动已经展开，几个青年突然走入了历史舞台。4月28日成立时，“反叛者”运动只有五个创始人，但两个月后，运动已经从五个人扩散到了数千万人。

成立之初，他们的目标就非常明确：征集签名反对穆尔西。不管是互联网上，还是真实的人际圈子，罢黜兄弟会这个议题都越来越激烈地讨论着。

到6月29日为止，“反叛者”宣称已经收集到了2200万埃及人的签名，相当于埃及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强。限于现有的技术条件，人们很难相信这个运动真的能够征集如此多的签名。但至少，反对穆尔西的人已经越来越有信心他们是大多数了。

此刻，穆尔西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也上街重新开始了拉锯战。在开罗的解放广场，是反对派的大本营，而在另一个较小的拉拜阿·阿达维亚清真寺（Rabaa al-Adawiya）广场，则聚集着穆尔西总统的支持者们。双方隔空喊话，宣示着威胁和力量。

作为总统的穆尔西并没有下台的想法，他坚称是合法的民选总统，有权力担任总统直到任期结束。根据宪法，“反叛者”并不能将穆尔西赶走，因为宪法没有规定签名要求总统辞职这一条。但是，反对派的行动又让埃及彻底陷入了混乱，穆尔西即便留在台上，也不可能进行有效的统治了。这个分裂的国家将何去何从，再次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当人们为国家的前途担忧时，军方再次成为焦点。那些希望废除穆尔西的人前来寻求他们的支持。

西瓦城堡遗址。

亚历山大大帝来过的阿蒙神庙。为了寻求阿蒙神的神域，亚历山大穿越了整个沙漠，才到达了西瓦绿洲。

神庙上雕刻的战争奴隶。

7月1日，国防部长塞西代表军队发表讲话，军队给各方政治力量48小时协商解决冲突和分歧，到期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军队将暂时接管权力，制定新的路线图，完成政治变革。

事后，人们意识到，早在“反叛者”运动发展之际，军方已经在评估拿下不得人心的穆尔西的可能性，直到冲突完全爆发后，军方获得了出手的机会。

军方的宣布不仅无法让各方力量达成妥协，反而激化了各自的矛盾，埃及进一步走向混乱。7月2日，穆尔西总统发表措辞强硬的讲话，表示人民在一次合法的选举中授予他行使总统权力，他将用鲜血捍卫法制。

7月3日，军方的期限将到，解放广场上密集的人群翘首以盼，等待着军方宣布政变的消息。埃及的第一任民选总统穆尔西被军方软禁后，军方宣布接管了权力。埃及高院大法官阿德勒·曼苏尔（Adly Mansour）被授予临时总统的权力，直到新的宪法和选举结束。

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历史上的第一次执政持续了不到一年，以混乱而告终。新上台的代总统曼索尔虽然是法官出身，但背后真正掌权的是国防部长塞西，以及塞西背后的军队势力。另一个马木留克已经上路了。

时间回到2014年6月初，在第二次总统大选后，曾经的国防部长、陆军元帅塞西在开罗宣布就职，在人们的欢呼声中，从曼索尔手中接过了权柄。与之前的坦塔维一样，曼索尔也获得了新总统颁发的尼罗河勋章。

解放广场再次人山人海，欢呼着军人统治的回归。

只是，谁都看得出情况已经有了差别。三年来发生在解放广场的大部分集会都是自发的、失控的，而这一次虽然仍然带着混乱的痕迹，但周围大批的警察预示着这是一次可控的表演秀，为了证明塞西总统受到了欢迎。

当然，这并不是说塞西这次集会完全是假的，许多人带着欣喜的心情欢迎新总统就职，他们的热情也是发自肺腑的，就像每一次集会都是发自肺腑的一样。

昔日的革命成了往事，那些激进的革命者在维稳的铁腕下都已锒铛入狱，从穆尔西下台，到塞西上台，其间的10个月内有数万人被捕。这些曾经的群众领袖惊讶地发现，大多数埃及人不仅不反感他们的被捕，甚至为塞西的铁腕叫好，他们唯一希望的，是赶快恢复稳定。

不满者仍然存在，特别是文化界以及国外看不懂埃及形势的媒体们，他们只能从一些小事上找乐子，比如，炒作塞西就职当天，在解放广场上发生的数次性侵。但埃及人都不在乎这些，他们指望新总统能够给他们饭吃，至于其他的，都是小事。

2014年：社会变了

卢克索的夏天酷热无比，这里几乎每天都在40摄氏度以上，即便不动都是一身汗。

然而，在人们最需要空调和电扇的时刻，也是最经常停电之时。这里每天都会停好几次电，每次持续一个小时左右。

但卢克索并非一直这样。一位青年向我道出了真相：在穆巴拉克时代，卢克索几乎不停电，可是，自从革命后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他摇着头表达着对现状的不满。三年前，很难想象会有青年人用缅怀的语气谈到那位前独裁者，但现在，他们已经开始怀念。

三年革命后，埃及的社会已经变了。最大的变化，是人心从变革回归到稳定的主旋律。

革命三年后，埃及人的生活并没有向好的方向转变，反而越来越糟糕。三年前的埃及充满了游客，金字塔下人头攒动，尼罗河上游船穿梭，然而三年后，大部分游客都撤离了。西方政府都向国民发出了旅游警报，让他们避开混乱时期，不要到埃及来。而西奈半岛由于出现过几次爆炸，更成了旅行荒漠。不止一个人告诉我，西奈其实很安全，新闻界夸大了危险，吓住了游客。旅游景点那大片已经停工的建筑工程仍然诉说着当年的繁华和如今的萧条，饭店的小哥们充满深情地回忆着三年前泡妞的经历，那可太容易了，而现在，十天半月碰不到一个女人来，他们也纷纷进入了禁欲状态。

三年前，埃镑比人民币值钱，现在1埃镑已经只值9角人民币了。银行里早已提不出美元，四处都是想把手中的钱换成美元的埃及人。

三年前，埃及的经济增长仍然能覆盖人口增长，现在人口照增，钱却不好赚了，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了贫穷的境地。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在缩水，虽然对穷人的补贴依旧，但人们担心政府也挺不住这沉重的包袱。

革命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成果？除了举行了几次选举之外，人们感觉不到太多的正向变化，反而生活越来越差。

正是这种背景，当塞西逐渐利用铁腕稳定住局势时，人们带着感激的心情将票投向了他，把他捧上了台。不要民主派，不要兄弟会，不要生手，只需要一个能够维持住局面的人。

塞西的竞选策略与其说是竞选，不如说是恫吓。他告诉人们，埃及正在恐怖分子和以色列的阴谋之中，这就足够了。

与前一次选举的十几个候选人不同，这次选举只有两个候选人。塞西的竞选对手叫萨巴希，从竞选纲领上看，两个人都提不出更有新意的政策。

萨巴希是个左派社会主义者，报人出身，擅长于社会批评却不善于建设。在萨巴希的纲领中，有太多社会主义的影子，依靠政府的高投入来换取高产出，建设大项目，加强政府控制力。但稍有经济学知识的人都知道，这个做法最终导致的不是经济大发展，而是经济抑制和民间经济的不活跃，根本没有办法解决埃及严重的失业问题，只会加重灾难。

所以，萨巴希如果上台，结果也是可以预见的。他会成为另一个穆尔西，为了搞大开大合的建设必须先捞到权力，但他永远捞不够足够的权力，最终会出现失控。

但萨巴希至少提出了竞选纲领。与萨巴希相比，塞西连纲领都懒得提。对于经济，他并没有下太大的功夫，到了后来临近投票，才匆忙地抛出了一个经济纲领，谈到要解决失业、发展等诸多问题，却并没有提供合理的路径。

上台后，塞西再次提出了经济建设任务，但人们发现那又是萨巴希的翻版，建设大项目，加强国家控制……与此同时，军队和他的关系人从政府拿走了大量的合同。可以预计，仍然会有大量的资金浪费掉，而富人仍然富有，穷人还是贫穷。

但人们之所以支持塞西，是指望他能带来稳定，一旦稳定问题得到了落实，投资和游客都会回来的，经济也自然会发展的。人们指望的只是这个，他们早已经回到了期待稳定的旧轨道上，这就是塞西能给他们提供的一切。

三年前，埃及人以美国为第一盟友，向往自由民主，然而三年后风向悄然转变。或许人们可以从分析埃及人对世界各个国家的态度上，看出自由主义理论在实践时遇到的尴尬。

在2011年“1·25革命”时期，受到自由激励的青年们大都以美国、欧洲为榜样来树立理想的政治模式，并希望建立一套完善的民主体系。然而，由于青年们只有目标，却缺乏实践的途径，所以在埃及的政治进展中逐渐被更加组织化的穆斯林兄弟会所取代。

由于穆斯林兄弟会是靠民选上台，西方国家认为这次选举符合宪政传统，从而全力支持这个民选总统和新的体制。

但穆斯林兄弟会和穆尔西缺乏治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储备，加之历史传统让他们更愿意从集权和斗争的角度考虑问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已经引起了全国的失望和反感。

这时，人们不仅对兄弟会失望，还对支持兄弟会的西方政府感到失望。

一个说法在私下流传，并越来越普遍。在埃及，有许多人都曾经对我提到过这种说法。他们认为，穆斯林兄弟会就是美国和以色列阴谋的一部分，美国和以色列之所以欢迎穆斯林兄弟会上台，是它们希望借助这个前“恐怖组织”，把埃及彻底搞乱套。甚至埃及的事件也是更大阴谋的一部分，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卡塔尔除外），都将“阿拉伯之春”看成是美国和以色列的阴谋，它们借助“阿拉伯之春”让埃及焦头烂额，让利比亚陷入混乱，让叙利亚打起了内战，当阿拉伯国家普遍陷入无政府状态时，以色列就可以坐收渔利了。

在这时，一股强烈的反西方情绪已经形成，并成为埃及意见的主流。埃及的社会也进一步陷入了分裂：反美主义、反犹主义、保守主义结合在一起，占据了主流。民主派和一部分宪政主义为了对抗这些主流思潮，却不得不和教权化的穆斯林兄弟会和穆尔西联合。

当塞西发动政变之后，美国认为军政府推翻民选总统是一种非民主的行为，随即切断了对埃及的军事援助。埃及曾经是美国的第四大受援助国，仅次于阿富汗、以色列和伊拉克，高于巴基斯坦和约旦，每年接近15亿美元。暂停援助更加促成了埃及国内情绪和美国的对立。美国的行为仿佛证明了那个流行说法的合理性：美国就是为了把埃及搞乱套，切断援助是为了让埃及出现新的失控。

随着塞西指责穆斯林兄弟会对几桩暴力事件负责，并宣布兄弟会为恐怖组织，人们更是认为美国是恐怖主义的支持者。

随着美欧势力在埃及的退潮，土耳其、卡塔尔等与美欧关系密切的伊斯兰国家也不再受宠。土耳其在埃及的失势给中国的游客也带来了影响，原先土耳其签证在其他国家都不好申请，只有埃及条件比较宽，于是，许多中国游客都选择来埃及申请土耳其签证。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土耳其从安全角度考虑，收紧了签证条件。再来的中国人发现土耳其签证已经很难申请到了。

与美欧失势相对比的，是俄罗斯、中国在埃及的暂时得势。政变后，随着美援的暂停，塞西开始寻找其他的赞助国家。此时的俄罗斯立即活跃起来。

在历史上，苏联曾经和埃及有过紧密时代。当埃及前总统纳赛尔推翻了君主制之后，为了发展埃及经济，宣布修建阿斯旺大坝来满足灌溉需求，由于埃及没有这么多资金，纳赛尔希望从世界银行等组织获得贷款。然而，随着联合国对阿斯旺大坝带来的环境问题、文化问题争论不休，世界银行暂停了阿斯旺贷款，纳赛尔不得不采取了两个行动来挽救大坝工程：第一，将英法控制的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用苏伊士运河收入来支持大坝建设；第二，从苏联获得新的贷款和技术援助，完成大坝建设。

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导致英法支持以色列发动了运河战争，而战争又进一步让埃及倒入了苏联的怀抱。

穆巴拉克时代，埃及政策出现转向，逐渐疏远了苏联，与西方交好。但随着穆巴拉克的下台，美欧失去了盟友。

塞西当选总统后，俄罗斯总统普京立即发去贺电，向塞西表达无条件的支持，并邀请塞西尽快访问俄罗斯。显然，普京已经为埃及准备好了大蛋糕，塞西随时可以领取。由于乌克兰局势的影响，俄罗斯陷入了西方的孤立之中，普京的外交不得不向东方倾斜。俄罗斯除了构筑俄、中、印的铁三角之外，在阿拉伯世界扩张影响力也是其主要战略之一。目前，俄罗斯在叙利亚、埃及都有了收获。

在伊斯兰世界内部，随着土耳其和卡塔尔疏远了埃及，沙特和阿联酋却立即跟进。当埃及经济由于援助被断处于危急时刻，沙特和阿联酋却立刻提供了大额援助，除了现金贷款之外，还包括输入了大量的石油产品。这些援助支撑了埃及的外汇储备，埃镑避免了更大规模的贬值，也避免了埃及无法弥补巨大的贸易赤字。

沙特和阿联酋的兄弟情谊让埃及人感激涕零。塞西总统的外交政策就从穆巴拉克时代的以西方为主，变成了俄罗斯、中国、印度、阿拉伯世界、西方并重。虽然埃及永远离不开西方，但塞西显然认为，完全投入西方阵营的风险太大了，必须形成有效的制衡，才能让他更加游刃有余。

与美国奥巴马政府的理想主义相比，欧洲采取了更加务实的策略。虽然在经济上，欧洲方针与美国类似，但政治上与美国的不接触政策相比，欧洲的转向更加灵活。当军政府组织总统大选时，曾经邀请各个国家和地区组织派人来监督大选，以示这次选举是公平和公正的。美国政府拒绝了，只有两个民间团体参与了监督，而欧盟则直接派出了监督团，表明欧盟已经做好了接纳塞西的准备，他们已经意识到穆斯林兄弟会已经成为过去。

2014年6月22日，美国态度突然出现转变。随着伊拉克国内局势的突然恶化，以及俄罗斯、伊朗等国在中东越来越受重视，美国意识到必须采取务实的行动了。在塞西总统就职半个月后，美国国务卿克里突然来访埃及，宣布美国的军事援助已经恢复。这也代表着美国最终抛弃了曾经支持的穆尔西和穆斯林兄弟会，被迫与塞西进行合作。

只是，美国的转向由于过于迅速，又会伤到他曾经支持的那些人，以及曾经满怀理想参加革命的大学生们。

尼罗河上的努比亚儿童。

吸过大麻后，扑向水中的努比亚老人。

回顾革命：进步？退步？

从穆巴拉克下台到塞西上台，在这整整一个循环中，埃及人经过了无数的希望和失望，那么，到最后，他们到底得到了什么？

军人马木留克依旧存在。

腐败和警察国家依旧存在。

和穆巴拉克时代相比，埃及的监狱里关满了各式各样的罪犯，有的人认为他们是政治犯，政府却认为他们是制造社会混乱的刑事犯。这些人有穆巴拉克的支持者、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民主的支持者，他们在革命的各个阶段起过不同的作用，最终却都到监狱会合了。

2014年6月21日，我在卢克索的客栈里酝酿这篇文字时，在埃及城市明亚的判决恰好确认了183名穆斯林兄弟会支持者的死刑，他们在2013年8月14日的暴力冲突中杀死了警察。就在当天，埃及的首都开罗也出现了暴力事件，警察们杀死了上百名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但是警察并没有被审判。

穆斯林兄弟会的总向导（即大首领）穆罕默德·巴迪也被判处了死刑，这似乎宣示着政府对于兄弟会将加大镇压力度，绝不手软。

埃及的社会裂痕也加深了。虽然目前一半人都欢迎塞西上台，但显然有不少反对者转入了地下。除了我认识的几个朋友之外，我在公开的场合也会偶尔碰到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他们共同的特征是朝着我偷偷摸摸地伸四根手指，这几乎成了他们唯一表达不满的方式。他们大都是穷人，但穷人最缺乏代表。

关于塞西执政能否维持稳定，也仍然带着不可知性。一位尼罗河上的船长说出了忧虑：“人人都在高呼美呀美呀塞西，但塞西的执政还没有开始，要想看出他到底怎样，现在还太早。”但他也认为，塞西至少比穆尔西靠谱一些。

2014年6月底，在埃及首都开罗接连发生爆炸事件，这些事件由穆斯林兄弟会的同情者策划。可见，虽然这个组织坚持非暴力，但当双方的冲突加剧时，一部分人仍然会选择暴力来报复。

一位埃及的政治家则认为，埃及革命三年最大的损失是政府在青年人中彻底丧失了权威性。青年们经过了革命的洗礼，普遍对所有的政治家失望了。在埃及的大学里充斥着穆尔西的支持者。大学生多是理想主义者，观点也更西方化，既然穆尔西是民选的，就应该支持他。

这位政治家认为，失去了青年人特别是文化青年的心，已经是一个无法挽回的事实，政府无法后悔过去，只能争取在未来的执政过程中将他们逐渐争取回来。

但这很困难，因为政府仍然在按照过去的思路治理着埃及，腐败、滥权、军人马木留克都不可能克服，也就很难争取回青年人的心。

但是，埃及的革命是否就一无是处呢？

答案也是否定的。

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埃及人的示威让两任总统下了台，这一点让执政者意识到如果干不好，自己的确会走人的。穆巴拉克在位30年，建立起了庞大的军事统治机构，以及更大的关系网，但在人民的抗议面前显得如此不堪一击，在两个星期内就怆然下台。老总统红着眼睛被关在铁笼子里受审的照片让人唏嘘不已。

穆斯林兄弟会也曾经显得那么强大，但他的倒台用的时间更加短暂。

塞西现在看上去如此稳固，但他必定心有忌惮，避免像前任一样出事。这种忌惮的心理会让他把埃及人民的福利放在心上的。

另外，宪法中明确对总统任期进行了限制，可以设想，哪怕塞西再强大，八年后他也必须面对下台的压力。不否认他的确可以通过选择代理人来绕过这个规定，甚至修改宪法，但不管哪种做法，都意味着他必须受到多方的限制，做出更多的妥协。一句话，像穆巴拉克那样连任30年变得越来越难以做到了。

或者说，这三年革命起到的作用，是让埃及的政治天平向民主的一侧微弱倾斜而已。但人类真正的历史，就是在如此微弱的进步中逐渐前行的，任何指望一步到位的改革永远只存在于神话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埃及的革命并没有白费。

埃及青年们在经过了理想主义的狂躁之后，更应该放弃急功近利的想法，利用头脑参与到具体的政治运行之中，才更有可能改变局面。当然，这要政府足够明智、社会足够明智、人也足够明智，否则，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稳定后，当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就又到了另一场循环式革命的序幕。

未解之结：稳定、统一和民主

如果你将埃及革命放在更大的范围内，考察整个伊斯兰世界，就会发现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并没有取得人们预想的效果。

除了埃及之外，发生了民主运动的国家还包括：运动的起始地突尼斯、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地。

其中突尼斯、利比亚和叙利亚是比较典型的地区。

突尼斯作为革命的始发地，由于政治上相对更加成熟，在革命后虽然经历了危机，但到现在为止，有可能已经走出了混乱。

而利比亚和叙利亚则在革命中逐渐演变成了内战和派别之争，并最终陷入了解体的危机。

到底革命是否有正面效果？或者说，外界对民主运动的解读是否太片面？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以叙利亚为例，叙利亚也是一个依靠政治家的强力捏合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内部，占人口大多数的是逊尼派穆斯林，但统治家族出自阿拉维派（属于什叶派远支）。这个国家如果实行民主，必然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协调两个派别之间的矛盾。如果稍微处理不慎，就有可能导致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

当然我们可以说，真正的民主制度中必须有保卫自由的条款，避免多数人暴政的发生。但是，自由除了靠制度来保证之外，必须有足够的制衡因素存在，否则所谓自由就是空谈。而在中东地区，制衡永远是不足的。

除了民主这种选择之外，像叙利亚这样从少数派中产生一个总统，并不是一个特别坏的选择，反而是一种稳定剂。少数派总统能够保护少数派的利益，同时，由于多数派的人口优势，少数派总统也不敢过于迫害多数派，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制衡或者微弱的平衡。

当“阿拉伯之春”发生后，叙利亚国内主流的逊尼派开始反抗阿拉维派总统阿萨德，这的确有民主的因素，但是，一旦平衡打破，即便实现民主，也必将退化为多数人暴政。

另外，当和平失去后，想要恢复和平的代价是巨大的，最近出现于叙利亚北部的极端派别ISIS就是一例。他们在混乱中崛起，并利用极端暴力来获得地盘，叙利亚的局势陷入了更加绝望的境地。

关于平衡打破之后的多数人暴政问题，还可以从伊拉克的例子中看到。

伊拉克的人口多数是什叶派，但执政者萨达姆·侯赛因却属于少数派逊尼派。当美国推翻了萨达姆之后，在伊拉克实行民主。民主的结果必然是什叶派上台。但是，什叶派并不愿意与逊尼派分享政权，使得逊尼派有了越来越强的分裂意识。而更加极端的“圣战”组织ISIS就是利用了这种分裂心理，从叙利亚进入了伊拉克，获得了一部分当地逊尼派的协助，横扫北部地区。

伊拉克这个国家在未来是否还能联合，还是最终会一分为三：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分别建国，都还说不清楚，但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它逐渐解体了。

叙利亚也在解体的过程中，阿拉维派总统控制了南部，逊尼派反对派控制了北部。即便是北部地区，也出现了更加复杂的局势，温和派逐渐失势，极端“圣战”派成了主流。在混乱的时期，永远都是极端派得势，这是世界在处理同类问题时必须考虑的因素。而现在的世界过于想当然地认为，推翻了独裁，民主就自动建立起来，这是绝对错误的。

在阿拉伯地区始终存在着一个矛盾：是需要稳定和统一，还是需要民主？

由于中东地区在100年前才从土耳其独立出来相继独立，其国界是英法等国根据势力范围划分的，带有很强的随意性，这导致许多国家都带有很强的宗教冲突特征。最复杂的是黎巴嫩，这个国家内部有什叶派、逊尼派、基督教马龙派、东正教等多种宗教派别，并受到巴勒斯坦、以色列、叙利亚、伊朗等多国的影响，让黎巴嫩经过短暂的发展后迅速掉进了内战的沼泽。

开斋节的街道狂欢。只有男人参加的狂欢节。

叙利亚和伊拉克则被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争斗所撕裂。

在这些国家内部，即便实行民主，也由于派别的争斗变得极其脆弱，无法保证稳定。甚至民主架构会直接导致国家的解体。比如，当两派无法在谈判桌上取得共识的情况下，其中一派会要求单独建国，并不惜使用武力。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强人政治才成为一种维持稳定和统一的选择。

到底是要稳定，还是要民主？成熟的国家可以说两者都要，但是在中东成了当地人不得不做的选择题。

如何让阿拉伯国家摆脱这种二元之间的摇摆，同时获得民主、稳定和发展，是政治学面临的一大课题，但至今仍然没有好的途径来解决。

2014年7月初，塞西总统也在经济上走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之前，每一个埃及的穷困家庭都可以去政府指定的地点，用低价购买一定的大米、通心粉、食油等食品，政府依靠补贴的方式保证穷人能够活得起。然而，这次他们又去购买时却被告知，从这个月起，每个家庭都只能减半购买了。政府已经悄然间削减了补助。

不仅是食品补贴，埃及政府在密集的政策中，还宣布油品的涨价，汽油和柴油的价格上涨了40%~78%。宣布油品涨价后，公共交通系统的价格也应声上涨，城市交通费从半埃镑涨到了一埃镑。不要小看这一埃镑的价格，它让许多精打细算的上班族承受了压力。

在未来五年间，埃及的电价也将上涨一倍半。燃气价格也随之上涨。

人们告诉我：穆巴拉克总统时代，食品和燃油的价格是稳定的，革命三年来，虽然社会出现了混乱，但价格仍然保持着连续性。塞西总统一上台，就出现了大规模的涨价行为。愤恨之情溢于言表。

也是在7月初，塞西总统发表了电视讲话。他从政府的角度道出了苦衷：沙特、阿联酋的救助将在下月开始削减规模，直到年底完全停止；之前，埃及的外汇储备和物价稳定多亏了外援的支撑，从此，埃及只能依靠自力更生来解决经济问题了。

另外，还债的压力也在上升。按照塞西的说法，每月政府所要偿还的利息都在数亿埃镑。而政府财政赤字还在扩大。为了应付这一切，政府必须做出决断，削减占财政支出三分之一的食品和燃油补贴。

按照他的构想，这是埃及恢复经济发展的第一步。由于食品燃油补贴中很大一部分被富人拿走，减少补贴后，政府更有资源帮助穷人。

他的做法可以得到经济理论上的支持。政府的补贴的确是低效和浪费的，削减补贴，意味着政府在理顺商品价格上做出的努力，也表明塞西政府不是一个碌碌无为的政府，正在想方设法拯救埃及的经济。

但是，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感觉却大不一样。

6月，首都开罗的地铁爆炸事件更增加了社会的紧张程度，已经有人担心塞西总统的执政能否让情况好转。

只是，埃及人已经累了，这次的暴力事件和涨价事件似乎并没有激起太多的波澜，大部分人仍然在听天由命地等待着，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抗议。

反思革命的情绪仍然在继续，每个人得到的结论各不相同。埃及的未来掌握在人民手中，这句话看上去是那么正确，在实践的过程中，却又充满着苦涩、教训。但毕竟，他们还在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