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逊尼派与什叶派：流血的兄弟

“什叶派与逊尼派的真正区别是什么？”

当一位伊斯兰教教徒成为我的朋友时，不管他是什叶派还是逊尼派，我总是会用这个问题来折磨他们，并且告诉他们，先不要互相指责说对方是叛教者，而是说一下具体的、能够观察的区别。

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会对我的问题感到吃惊，接着显得支支吾吾，回答凌乱。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不知道区别，而是他们在想怎么向我这个外人解释，才能让我明白两者不仅是有区别的，而且区别很大。

逊尼派教徒典型的答案是这样的：逊尼派认为穆罕默德是安拉（上帝）的先知，而什叶派则否定穆罕默德，他们信奉穆罕默德的堂弟阿里。当然，答案是不正确的，因为正统的什叶派虽然尊奉阿里，但并没有否定穆罕默德。的确有一小部分否定穆罕默德的人，但他们只是少数派，就像在逊尼派里也有异端一样。他们这样说，显然是对什叶派有偏见。

一位埃及卢克索的逊尼派则告诉我，在卢克索也有什叶派。在古埃及时代，卢克索的法老每年都会组织狂欢活动，在卢克索神庙和卡尔纳克神庙之间游行，而现在，类似的游行每年斋月之前还是会有，不过搞游行的人大都是什叶派。在他看来，什叶派与古埃及的多神教类似，有偶像崇拜的嫌疑。

一位在贝鲁特的什叶派年轻人又给出了一个答案。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让我跟着他朗诵信条（Shahada）：“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使者。阿里是真主的友人。（La ilaha illa-llah, Muhammadun rasulu-llah. Wa aliyyun waliyyu-llah.）”一遍又一遍，直到他满意，才对我说，什叶派和逊尼派都需要朗诵信条，但他们的区别就在于要不要说最后一句话，逊尼派只说前面两句，而什叶派要说所有三句。

这个信条是伊斯兰教的五功之一，也就是这里的人们一生必做的五件事。五功中最简单却最有用的一项，就是背诵这句话。伊斯兰教讲求心口一致，信什么就必须说什么、做什么，所以，将信仰讲出来，对他们具有重要的意义。

逊尼派只说前面一句，即“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使者”。而什叶派在背诵时还会加上后一句“阿里是真主的友人”。在年轻人看来，朗诵信条不同，就是什叶派和逊尼派的最大区别。

贝鲁特市中心的罗马时期遗迹。

泰尔的港口。这里曾是什叶派聚居的地方，也是受巴解组织和以色列影响最大的地方。

东正教泰尔大主教的宅邸和教堂。泰尔曾经是东正教最重要的主教区之一，现在，只有城市的一角居住着基督徒。

泰尔遗址。

巨大的体育场遗址。

也许作为非伊斯兰教徒很难理解这句称颂信条的威力，也更不理解其中的区别。但这句话对伊斯兰教徒的分量十分重要。

与大多数人竭力想向我表明两者区别很大不同，我在贝鲁特碰到的那两位要参加叙利亚战争的青年——土耳其马麦德和巴基斯坦马麦德，却都认为，两者的区别并不大。他们在不同的场合和我谈过这个问题，出乎意料的是，如果抛开各自的派别，两位要参加战争的人对这个问题见解是惊人的一致。

带我在夜间探访贝鲁特的什叶派居住区时，土耳其马麦德边走边对我讲解，什叶派在礼拜上和逊尼派的区别只是：逊尼派习惯于带一块毯子，在毯子上礼拜；而什叶派则主张在自然状态下礼拜，如果没有毯子，就直接在地上礼拜，如果有毯子，也要随身带一块泥土置于毯子上面，礼拜时额头不是贴在毯子上，而是挨着那块泥土。

他并不认为这是很大的区别，也不认为颂词的不同就很重要。其实，什叶派和逊尼派在信仰上并没有太多的差异，他们都信奉唯一的安拉和先知穆罕默德，信奉《古兰经》。当这些最大的信条一致的情况下，其余的不一致都是小事。

与土耳其马麦德观点类似，巴基斯坦马麦德认为，如果要追求各种细节，从宗教仪式，到法律体系，再到学问和生活习惯，都可以找到许许多多不同的细节，但在信仰的基本面上，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区别很小。与基督教和犹太教相比，什叶派和逊尼派大部分信仰都是相似的。

可是在承认区别不大的同时，两个人又都认为，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对立和冲突是无法避免的。

土耳其马麦德认为，什叶派和逊尼派真正的不同是因为他们宁肯选择不同，是政治上的而不是宗教上的，这是伊斯兰教的悲剧，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结束对抗。

不过，他们仍然相互指责对方的教派。作为什叶派，土耳其马麦德认为：“就算是什叶派希望和平，逊尼派也不会放过。在叙利亚就是个典型的例子，逊尼派宁肯和‘其他组织（Al-Qaeda）’联手，也要对付什叶派的总统。”

而巴基斯坦马麦德强调：“不管是什叶派久已掌权的国家伊朗和叙利亚，还是什叶派新掌权的国家伊拉克，都存在着大量对逊尼派的迫害事件，甚至帮助别国的什叶派对付逊尼派，让逊尼派不反击都不行。”

他们的说辞让我想到了当年的基督教分裂，人们甚至只为对一个词的解释不同，就可以大打出手，并利用政权的力量向对方展开无情的迫害。从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的第一天起，它内部的分裂就已经发端。而伊斯兰教的分裂，则是从他们公认的领袖、先知穆罕默德去世的那一天算起。

本是同根生

在中东，什叶派人口占了总人口的30%多，这个古老的教派可以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逝世的那一刻。

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关于谁能继承他的领袖地位，这个新生的宗教就产生了分歧。他是安拉派来的最后一位先知，虽然他的继任者不可能继承先知的身份，可在俗世间，庞大的宗教总需要有一个管理人，这个管理人就是哈里发——先知的继位者。

觊觎这个俗世位置的人大致分成了四派：

先知最早传教时的皈依者为一派。那时候大部分人还都不相信他，把他视为疯子，麦加人甚至迫害先知，逼得他离开了麦加。只有少数人跟着先知逃离，这一部分人资格最老，也最有希望。

到了麦地那，皈依先知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跟随先知南征北战，建功无数。这是第二派。

先知征服麦加之后，麦加原来的大户虽然曾经参与过对先知的迫害，现在却纷纷改信伊斯兰教，他们由于财力充足，家族势力大，逐渐成为伊斯兰教的中坚力量，也希望能够在宗教内部获得更多的利益。这是第三派。

第四派则属于先知的亲属，特别是那位叫作阿里的人。

在很多人眼里，阿里最有资格成为先知的继任者，他是穆罕默德的堂弟兼女婿。阿里的父亲和穆罕默德的父亲是同父同母的兄弟，都属于哈希姆族。而穆罕默德作为遗腹子，也是由阿里的父亲养大，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他其余的女儿有可能是收养的，只有这一个确定是他亲生的）又嫁给了阿里，更增加了两人的亲密关系。

但是，根据当时阿拉伯传统，领袖的继承权并不是传位给亲戚，而是要从德高望重的人中选出。在第一次选举中，人们没有选择阿里，而是选择了艾布·伯克尔（Abu Bakr）。艾布·伯克尔是先知近亲以外的第一位皈依者，又是先知的密友，他的当选获得了普遍的认同，阿里也接受了选举结果。

艾布·伯克尔死后，人们再次选择了他的副手欧默尔（Umar ibn Al-Khattab），还是没有选择阿里。前两任哈里发指挥阿拉伯的军队南征北战，为阿拉伯帝国的形成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这时的哈里发帝国已经成了一个跨越亚非的大帝国，伊斯兰阿拉伯人在军事上正在向巅峰期逼近。

欧默尔被一位与其有私人恩怨的奴隶刺杀后，倭马亚家族（Umayyad）的欧斯曼（Uthman ibn Affan）被选为第三代哈里发，阿里再次被绕开了。

欧斯曼在担任哈里发期间，大力提拔亲戚，占据了帝国各个辖区的高位，其中包括叙利亚总督，后来倭马亚王朝的开创者穆阿维叶（Muawiyah）。

欧斯曼的做法代表着一个特殊的阶段：哈里发的家族势力正在侵蚀早期的选举传统，如果这种势头继续下去，那么倭马亚家族的势力将超出部落民主之上，并在未来获得世袭的权力。这也意味着阿里将永远失去继位哈里发的希望。

阿里的支持者极为不满，于是，哈希姆族和倭马亚族的对立越来越明显。最后，阿里的支持者包围了欧斯曼的住宅，围困数月后，杀死了哈里发。

这一次，阿里如愿以偿，终于被选为第四代哈里发。这就是伊斯兰教早期四大哈里发的来历。

不过，随着阿里的继位，倭马亚家族与哈希姆族的支持者也随即步入了战争，导致伊斯兰世界的第一场内战。在叙利亚的穆阿维叶已经成了阿里的劲敌，他羽翼丰满，支持他的人更加坚决果断，与阿里支持者的优柔寡断形成对比。

在战争没有分出胜负时，阿里被叛离的士兵刺死。他的儿子哈桑伊本·阿里（Hasan ibn Ali）被匆忙宣布为哈里发，与此同时，穆阿维叶也在叙利亚自认哈里发，伊斯兰教正式分裂。

几个月后，在对手大军的压迫下，阿里的儿子哈桑经过与穆阿维叶的协商，做出决定，让出哈里发之位，由穆阿维叶独揽哈里发的权力。但是，穆阿维叶与哈桑立有协议，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穆阿维叶不能将哈里发之位传给子嗣。

哈桑认为这条协议可以防止穆阿维叶和他的后裔垄断哈里发的职位，他希望仍然可以遵循以前的传统，通过选举产生新的哈里发。但他没有看透的是，阿拉伯的传统已经起了变化，公认的选举已经变成了军事实力的较量，在这时，即便人们想保持传统，也已经不可能了。

穆阿维叶临死前果然将职位传给了儿子，并建立了阿拉伯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倭马亚王朝（Umayyad Dynasty）。据说，在他决定传位给儿子时，为了避免哈桑的反对，勾结哈桑的妻子，将哈桑毒死了。

然而哈桑的弟弟——阿里的次子侯赛因（Husayn ibn Ali）立即拉起了反叛的大旗，向倭马亚王朝宣战。这次反叛，标志着什叶派的出现。所谓什叶派，就是追随阿里的派别之意。以后不管出现多少支派，他们共同的特征就是尊奉阿里为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在这个基础上，什叶派加入了各种神秘主义，用来论证阿里比其他哈里发更有资格继承先知。在被迫害的漫漫长夜中，他们就靠这些论证而活着，产生凝聚力和幸福感。这也是为什么什叶派比逊尼派更加具有思辨性、更抽象神秘的原因。

但侯赛因的反叛是一次灾难，此次战役以侯赛因的阵亡而告终。侯赛因的三个儿子和哥哥哈桑的两个儿子，连同其家族共18位男性一并战死。其后，倭马亚王朝对阿里的追随者展开了残酷的杀戮。

侯赛因唯一没有死难的儿子阿里·伊本·侯赛因（Ali ibn Husayn Zayn al-Abidin）为了躲避风险，从此潜心学术，避开了险恶的政治江湖。

但是，一部分阿里的支持者并不死心，他们选择了侯赛因的异母兄弟穆罕默德伊本（Muhammad iBn Hanafiya作为新的领袖。Hanafiya去世后，这些支持者为了避免领袖的消失，开始利用神秘主义来做文章，他们宣称，Hanafiya并没有死，而是隐遁（Occultation）了，将来需要他主持正义时，他会重新作为救世主（Mahdi，马赫迪）出现在人间。

这是隐遁的思想第一次出现在新兴的什叶派之中，并将在未来构成其理论的重要部分。由于隐遁牵扯到让人在世间暂时消失，在未来又重返人间，围绕着这种超自然的体验，人们展开了各种各样的联想，什叶派更加神秘化了。

虽然发明了隐遁的观点，但那些支持Hanafiya一系的人还是消失了。更多的人选择追随侯赛因的直系后裔阿里·伊本·侯赛因。

此时，什叶派的第二个传统正在形成，即伊玛目的传统。他们宣称先知穆罕默德将所有的知识都传给了阿里，再由阿里传给了他的儿子，并世系相传。他们称阿里为第一代伊玛目，也就是教师、首领，阿里的儿子哈桑为第二代伊玛目，哈桑的弟弟侯赛因为第三代伊玛目。潜心学术的阿里·伊本·侯赛因为第四代伊玛目，并一直向下传。就这样，伊玛目取代了哈里发，成为什叶派的宗教领袖。

哈里发被认为是穆罕默德在俗世上的继承人，他的权威最初来自大家的推举，后来则是靠世袭和武力。而伊玛目则是靠知识来凝聚大家，他的权威来自知识，因为他从先知手中获得了完全的知识，所以大家信任他。这里可以看出，虽然最终都是世袭的，但逊尼派和什叶派解释的方式是不同的，逊尼派更加世俗化和强力，而什叶派由于没有武力做支撑，更加容易分裂，也更加利用抽象化的理由来解释正统性。

接下来，什叶派开始出现大分裂。由于一个伊玛目不止一个儿子，在争论谁有资格继承伊玛目时，各个追随者又出现了分歧，于是就产生了什叶派的各个流派。

第一个有影响力的分裂派别是宰德派（Zaidiyyah Shia）。阿里·伊本·侯赛因有两个儿子，分别是穆罕默德-巴基尔（Muhammad al-Baqir）和扎伊德·伊本·阿里（Zayd ibn Ali），主流的什叶派尊奉前者为下一任伊玛目，而宰德派则认定后者为下一任伊玛目，并从这个支系顺延下去，与主流彻底分家了。这次分道扬镳一直持续到今天，如今，在也门有30%以上的穆斯林仍然信奉宰德派。

到了第六任伊玛目贾法尔·萨迪克（Ja’far al-Sadiq）时期，又有了另一次大分裂。萨迪克的三个儿子都被卷入其中，被正统所推崇的是穆萨铝·卡迪姆（Musa al-Kadhim），他后来被公认为主流的第七任伊玛目。另一个儿子阿卜杜拉·法塔赫（Abdullah al-Aftah）也有很多追随者，但是，这一支的分裂没有持续太久，Abdullah死得太早且没有子嗣，他的追随者又回到了主流之中。对什叶派分裂造成永久性伤害的，是那个名叫伊斯马仪（Isma’il ibn Ja’far）的儿子，追随伊斯马仪的人们也持续到了今天，成为什叶派的第二大支派，叫伊斯马仪派，这个流派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作七伊玛目派。在伊斯马仪派中又有无数的分支，其中一个分支叫作德鲁兹派，居住在黎巴嫩、叙利亚的山区，是黎巴嫩政治中一个重要的角色。而另一个流派，就是让人谈之色变的刺客派（哈撒辛派，Hassassin），这个派别以组织暗杀闻名，成为现代恐怖主义的先驱。

穆萨铝·卡迪姆的追随者则构成了什叶派的最主流派别，人们称之为十二伊玛目派。由于后期所有的伊玛目都死于毒杀，第十任和第十一任已经很少抛头露面，他们过着隐居的生活，与外界的联系只是靠一两个传信人通报。第十一任伊玛目死后可能没有儿子，传信人为了对抗外界的猜疑和争斗，宣称他有一个儿子，但这个儿子隐遁了。

在这个伊玛目隐遁之初，代理人还宣布他们可以与隐遁的伊玛目取得联系，代传旨意，这个时期称为小隐遁时期。可是代理人也传了几代之后，终于宣布伊玛目彻底隐遁，不再与人交流，这就进入了大隐遁时期。于是伊玛目的数字就停留在“12”上。这就是十二伊玛目派的来历。

另外，在第十一代伊玛目死亡后，由于他可能无子，许多人并不相信所谓的隐遁理论，于是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争执，在这些争执中诞生了许多小派别，而其中一个特殊的派别保持到了今天，它就是阿拉维派。阿拉维派居住在叙利亚的北部沿海，目前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就出自这一派。

虽然派别众多，还经常互相争吵，但是，什叶派各分支在有些方面是共同的。

第一，他们都信奉阿里的权威。先知穆罕默德是上帝的使者，但阿里是先知的继承人，阿里的后代则继承了阿里的知识。人们争论的只是阿里的哪一个后裔应该继承伊玛目，却并不否认阿里本人的权威。

第二，与一直在权力场中的逊尼派相比，什叶派长时间处于地下活动状态，这也养成了什叶派许多特点。比如，当倭马亚的哈里发们享受着大马士革的醇酒妇人、听着诗人们的恭维时，什叶派的学究们却躲在波斯的山洞里默默地思考着如何编造理论，才能让阿里显得更加神圣一点。

在什叶派的极端理论中，阿里的地位甚至超过了穆罕默德。这也是逊尼派对什叶派进行攻击的口实之一，认为什叶派背叛了真主。

什叶派还从伊朗的拜火教中吸取养分，在伊斯兰教传统中加入了许多思辨和神秘的成分。在伊斯兰教里，逊尼派是一个世俗、不讲究理论的派别，而什叶派则是伊斯兰教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对数字、宇宙等玄之又玄的东西都进行过研究，直到后来更加神秘主义的苏菲派诞生后，才取代了什叶派。

第三，什叶派也更具有革命倾向和反叛传统。如前面谈到的刺客派，就以反抗和不服从著称，直到被蒙古大军消灭为止。

另外，什叶派也并非一直处于地下状态。在埃及历史上，有名的法蒂玛王朝就是一个什叶派的王朝。而现在的伊朗也是一个什叶派的国家。

开罗著名的侯赛因清真寺就是在法蒂玛王朝建立的，这座清真寺埋着阿里的儿子侯赛因的人头。据说，法蒂玛朝的哈里发亲自从伊拉克的侯赛因墓中找到了人头，带到了开罗，重新埋葬，这里成为埃及最神圣的处所之一。

人们在埃及古代首都卢克索旅行时，最易到达的神庙就是卢克索神庙。这座神庙虽然建于古埃及的新王朝时期，但在它的围墙范围内包含了多种宗教成分的建筑。不仅有埃及时期的，到了希腊罗马时期，还被当作希腊教和罗马教的神殿使用。到了中世纪，神庙本身已经被淤泥覆盖，形成了一个土丘，埃及的法蒂玛王朝在土丘上修建了一座什叶派的清真寺，向人们诉说着埃及存在的什叶派时期。至今，这里的人们在斋月之前半个月，还会组织类似于古埃及的游行，不过这个游行是伊斯兰教的。逊尼派也认为这是什叶派向埃及多神教迷信妥协的证据。

在什叶派历史上，最重要的地区是伊朗和伊拉克。

在阿拉伯帝国的征服中，主要是针对于两个对手：东部的萨珊波斯帝国和西部的东罗马帝国。萨珊波斯就在如今的伊朗境内，包括伊拉克、阿富汗的一部分。

萨珊波斯虽然被阿拉伯人征服，但由于阿拉伯人口太少，无法完全同化对方。这就像清军入关之后的中华帝国一样，虽然大清成了统治者，但文化受中原的影响甚大。波斯人由于具有高度文明，将阿拉伯人的生活、文化，甚至一部分宗教都变得波斯化了。

到了倭马亚王朝时期，王朝的首都设在如今叙利亚境内的大马士革，波斯的山区成了帝国的边疆地带，更加难于控制。什叶派阿里的支持者在这里获得了大发展。阿里派有着搞个人崇拜的传统，这和波斯的拜火教一拍即合，结果什叶派就融入了许多拜火教的神秘元素。又由于波斯有着发达的思辨文明，结果什叶派中研究思辨哲学的人也更多，学问也更高深。什叶派与当地结合，主宰了波斯十几个世纪。

到了阿拔斯王朝时代，首都迁往了伊拉克境内的巴格达，对于波斯的控制相对容易了。哈里发们对什叶派进行残酷的镇压，使得这个异端教派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艰难时期。

但这时，阿拔斯朝的皇室内部出现了争位，一位名叫马蒙（al-Mamun）的哈里发依靠伊朗地区势力的支持，在争夺中胜出，伊朗人在王朝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什叶派又起死回生了。

到了后期，哈里发的职位逐渐被他的禁卫军剥夺，成为傀儡，而禁卫军多来自突厥人，这些突厥人大都占据了伊朗的土地，遥控哈里发，呼风唤雨。伊朗什叶派堡垒的名声越来越显赫，一直维持到现在。与伊朗相邻的伊拉克也由此成了什叶派占主导的国家。而与伊拉克相邻的叙利亚、黎巴嫩，也有不少什叶派在活动。

真主党：来自阿亚图拉的帮助

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分野除了宗教之外，还包括政治上和经济上的。

在历史上，逊尼派是主要的执政派别，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和政治资本。许多地方的什叶派大都是穷人，而逊尼派里则出现了许多富商大贾，他们同时还拥有地方最有权势的政治地位。逊尼派对什叶派的态度与其说是仇恨，不如说是轻视。

以黎巴嫩为例，在黎巴嫩建国前，主要的政治势力是基督教马龙派和伊斯兰教德鲁兹派，建国后则是基督教马龙派和伊斯兰教逊尼派。马龙派把持了总统职位，逊尼派则把持了总理职位。虽然给什叶派分配了议会议长的角色，但这个角色的影响力无法和前两者相比。如果计算社会的贤达贵人，什叶派更是微不足道。1946年黎巴嫩刚建国时，马龙派占据了社会贤达的40%，逊尼派占据了27%，什叶派只有3.2%。如果按照人口算，在建国时，什叶派人口就与逊尼派不相上下，40年后，由于什叶派超高的人口出生率，根据估算，它的人口已经接近逊尼派的两倍，也接近于逊尼派和马龙派的总和。

在财富上，什叶派更是相形见绌，它几乎牢牢地把持了黎巴嫩最贫穷人口的称号。由于国家内部社群固化，什叶派也很难积累财富和政治资本。到20世纪70年代末，什叶派在武装上还基本上是白板一块。而马龙派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点，早就组建了实力强悍的长枪党，逊尼派在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到来后，也变得日益强大，势头甚至超过了马龙派。

结果，不管是和平时代，还是战争时代，什叶派在黎巴嫩都是最受欺负的小角色。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伊拉克。在那儿，什叶派人口比逊尼派多，但是在萨达姆倒台之前，统治者一直是逊尼派。

但就在中东阿拉伯什叶派普遍感到无望时，他们却时来运转，地位迅速增强。

最初，一个名叫阿萨德的总统在叙利亚上台了。阿萨德是阿拉维派，是什叶派的一个分支。他依靠军队的支持而上台，之后大肆提拔同族和亲信，阿拉维派也从弱势的小派别成长为统治派别。

叙利亚只是一个小国家，即便在中东，也属于无足轻重。而中东其他什叶派力量的崛起，大都和另一个中东豪强——伊朗有关。恰好在20世纪70年代末，伊朗的什叶派经过革命后信心大增，决心对外输出革命。

在中东的历史上，只有伊朗长期是什叶派国家。

它的人种是波斯人（属于与欧洲同源的雅利安人种），不是阿拉伯人，在被阿拉伯征服之后，也并没有完全被巴格达的中央政府驯服，是帝国的边角地区，控制并不严密。由于哈里发的鞭长莫及，什叶派可以利用这里的山区和高原作为基地，保持了信仰。到波斯独立后，它的王族也信奉什叶派，更加强了什叶派的力量。

当奥斯曼土耳其横扫中东，波斯（伊朗）并没有被奥斯曼人征服，一直卓然独立于阿拉伯事务之外。

1979年，伊朗的革命派推翻了巴列维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一个穆斯林共和国。如果不是因为伊朗是什叶派，那么这个共和国就是许多中东阿拉伯世俗派心目中的榜样。它既维持了教义的重要性，又实行了民主选举，在两者中间找到了一个折中点，这正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但由于它是什叶派，所以就成了许多逊尼派国家的敌人，甚至是心腹大患。

伊朗如今被美国等西方国家认定为邪恶国家。但伊朗的政权虽然保守，却又带着许多进步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伊朗处于巴列维王朝治下。这里发现了石油，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产油国之一。然而，由于政治、经济和军事各方面的不成熟，石油并没有成为福音，反而成了诅咒。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伊朗国王不知道石油的价值，与英国签订了极不合理的石油合同，伊朗石油利润的绝大部分都没有惠及伊朗，而是进了英国少数人的腰包。英国人可以享受超低价格，反而伊朗国内无法享受到。

这些合同让伊朗国内抱怨不已，社会出现了动荡。但是，如果国王毁约重订合同，就意味着国家信用的破产，国王本人从外界再也借不到钱了。结果，石油让王室成了众矢之的。

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时，伊朗被时光之轮带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对英国人完全没有好感，伊朗选择了中立，在经济上甚至更偏向于德国。

伊朗人的态度再次让他们遭殃。德国离伊朗太远，无法保护他们。而英国殖民地（印度和中东地区）和苏联反而就在身边。英国和苏联要使用伊朗作为中亚的物资基地，不允许它中立，联合入侵了伊朗，更换了国王，建立了一个偏向盟国的政府。

“二战”后，英国从伊朗撤军，而苏联人赖着不走。伊朗当时的首相艾哈迈德·卡凡（Ahmad Qavam）以名誉甚至身家性命为赌注，施展了一切手段，将苏联人骗出了境。他的手段高明到完全可以作为传奇的主角。

战后，伊朗和英国关于石油风波再起，伊朗重新坠入了两难选择：是违约，还是吃亏？随着反英情绪的高涨，伊朗迅速社会主义化了。它并不倾向于苏联，但国内的政党信奉只有社会主义和国有化才能救伊朗。最终，伊朗宣布石油国有化。英国立即宣布对伊朗石油进行经济封锁。

这次双方的经济对峙令伊朗的经济大幅度下滑，国王的信誉也破了产。伊朗人越来越认定，他们的国王不能够管好伊朗。

与中东许多国家的选择一样，伊朗最终滑向了宗教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大众越来越保守，认为人们需要回归宗教生活，知识分子越来越极端，希望在经济上走社会主义道路，由政府接管经济的管理工作。

伊朗的国王被认为是一切贪污腐化的大本营，他提倡西方式的世俗生活，可是最终无法管理好政府，只做到了本人生活的奢侈。于是，人们在反王室、反西方、反世俗化上达成了共识。

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在伊朗成功地发动了伊斯兰革命，赶走了王室，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

平心而论，伊朗的共和国比起中东绝大多数政府都有效率得多，特别是霍梅尼死后，伊朗领导人们建立起了一套民选总统同时又保留着宗教监督权的双重制度，形成了一种有效平衡。虽然带着很强的伊斯兰色彩，却是中东伊斯兰世界除土耳其之外最接近西方民主的制度。与之相比，沙特还是一个绝对君主的国家，而伊拉克和叙利亚在1980年左右都还是军事独裁制国家。

但伊朗人把事情做过了头。在革命中，激情有余的革命者把美国使馆人员抓作人质，彻底得罪了美国人。随后，伊拉克的萨达姆开始进行投机的两伊战争，作为吃亏和受害者一方的伊朗却无法获得世界的同情，伊拉克反而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支持。

世界对伊朗的孤立，也使得这个古老的国家变得越来越特立独行。它决定要寻找盟友，也要输出革命。所谓盟友，就是那些同样面临被孤立的国家，而输出革命则首先选在什叶派内部。伊朗认为，什叶派已经受过世界上太多的欺压，不管是基督徒、犹太人，还是逊尼派，都在欺负什叶派。它要帮助什叶派摆脱这种窘境。

输出革命思想的最杰出成果，就是黎巴嫩的真主党。真主党的成立让什叶派从黎巴嫩最微不足道的角色一跃成为最有话语权的势力，这一点伊朗功不可没。

2014年，我在贝鲁特市中心的豪华商业区碰到了两位住在真主党控制区的青年人。其中一位青年人的生活是这样的：白天他在商业区的超市里打工，晚上则和朋友们组织了一个小乐队，他是一名鼓手，梦想则是当一名歌唱家。另外一位年轻人则梦想当一名真主党战士。

为什么要当真主党战士？

回答是：“真主党的人在社区里是最受尊敬的，而在黎巴嫩其他派别眼里，真主党也是最让人害怕的。”

在黎巴嫩恢复和平后，各派曾经有过协议将自己控制的军队交出来，统一编入国家军队之中。只有真主党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在他们看来，什叶派有今天的地位，都是因为有了武装，放弃武装就等同于自杀。

真主党也是最敢和以色列打仗的武装。以色列很善于对付埃及、约旦的军队，对哈马斯也是随时都可以动手，只有真主党让以色列难堪过，无法取得全胜。2006年，以色列曾经动用大量的飞机导弹试图摧毁真主党的导弹发射系统，从数量上与当年六日战争不相上下。六日战争中，埃及、叙利亚、约旦的飞机导弹系统几乎完全被摧毁，可是2006年打击过后，真主党仍然可以组织起有效的反击，仿佛是打不死的。正是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让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平衡，维持了黎巴嫩南部的平静。真主党也在黎巴嫩各派中受到了尊重，在不解除武装的情况下，仍然被允许加入政府。

2014年，真主党在国内招兵买马，输送了许多青年人到叙利亚参与内战，这些什叶派的士兵与叙利亚政府武装一起，扭转了叙利亚的战局。曾经摇摇欲坠的政府重新获得了南部的控制权，也令北方的温和派反对势力越来越难受。

那位梦想当真主党战士的青年告诉我，再过两年，他就可以参加部队了。两年很快，但他有些等不及了。

他的话让我再次对真主党建立前后做了一个对比，不得不承认，中东的任何一个政治派别之所以出现，都是形势的产物。甚至以色列人都承认，如果以色列不入侵黎巴嫩，或许真主党就不会出现。它之所以出现，是什叶派为了应对危机做出的必然选择。

在真主党成立之前，马龙派的长枪党可以欺负什叶派，逊尼派和巴解组织也看不起什叶派，认为它们是没有战斗力的一盘散沙，以色列人受到巴解组织的攻击后，报复也往往落到什叶派的头上。

所有的武装组织都设立关卡，干预社会，俨然成了统治者，而什叶派除了缴税养活士兵之外，没有别的权力。痛定思痛之后，黎巴嫩的什叶派意识到，他们之所以如此无足轻重，是因为没有控制武装力量。

不过黎巴嫩什叶派第一个成立的武装并不是真主党，而是“希望”运动（Amal Movement）。“希望”运动如今仍然存在，在政治上影响力与真主党不相上下，但在军事上则因为交出了武装，与真主党相差甚远。

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时，Amal虽已经成立，影响力却非常有限。而四处可见的暴力却要求有强有力的组织来保护什叶派的安全。

这时，伊朗已经完成了伊斯兰革命，决定进行革命输出。他们派出了1500名革命卫队的战士，在叙利亚的默许下进入了黎巴嫩的贝卡谷地地区。贝卡谷地靠近叙利亚边界，居住着不少什叶派人民。

就在这里，真主党诞生了。从诞生之日起，真主党就承认伊朗的领导地位，从伊朗获得资金、武器和训练，也正因为有着足够的训练量，也有正规的组织结构，所以真主党脱颖而出，成为内战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内战总是变幻莫测。当以色列人撤退后，为了争夺西贝鲁特的控制权，伊斯兰各个教派之间大打出手，逐渐壮大的Amal击败了德鲁兹派和逊尼派，在难民营中成了老大。就在这时，真主党参与进来，两个什叶派组织再次大打出手，这次获胜的是后起之秀真主党。

巴尔贝克神庙群。

巴尔贝克。这里也是什叶派聚集的地方，伊朗在叙利亚的同意下，在这里训练什叶派武装。

由于叙利亚支持Amal，真主党也和叙利亚分道扬镳。

内战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和平恢复。但即便到这时，在黎巴嫩的南部，还有一支以色列的部队驻扎，以色列人还利用黎巴嫩人组建了南黎巴嫩军，试图建立一条由以色列控制的缓冲带，让武装分子无法对以色列进行打击。

这时真主党出风头的时机到了，由于南方什叶派占多数，是真主党的主要基地之一，真主党持续不断地对以色列进行骚扰，直到最后，以色列同意撤出南部。

就算同意撤出，以色列仍然想依靠南黎巴嫩军作为代理，来维持影响力。但是，他们小看了真主党。在以色列还没有完全撤退的情况下，真主党就利用暗杀等手段，定点清除南黎巴嫩军的达官贵人。南黎巴嫩军崩溃了，整支军队在瞬间就不存在了，士兵们逃窜回家，军官们受到报复，曾经显得如此强大的武装最后连一点儿痕迹都没有剩下。以色列为恶化的安全形势所累，提前撤离。

这是真主党威望最高的时刻。整个阿拉伯世界都被它的成就所鼓舞。埃及、沙特投来妒忌的眼光，它们都有意争夺阿拉伯霸主的地位，努力了半天，却没有一个小小的什叶派武装做得成功。

这也是伊朗的高光时刻，它在黎巴嫩的努力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在中东，什叶派的地位已经大大提高了。

伊拉克与叙利亚：两个邻居的不同境遇

1982年，两伊战争进行得最激烈时，伊朗恰好发动了几次大反攻，伊拉克被打得落花流水，组织不起有效的进攻。这也是伊拉克最缺乏武器和外部援助之时，人们甚至以为这个国家已经战败了。

就在这时，伊拉克的邻国、曾经的好兄弟叙利亚做了一件让人大跌眼镜的事。它把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的输油管道直接关闭，致使伊拉克没有办法把石油送到地中海沿岸。这一下，伊拉克的石油收入大幅度减少，财政崩溃迫在眉睫，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暴跳如雷却又无可奈何，暗自吞下了被兄弟黑一把的苦果。

这次事件也反映了中东这两个最奇特国家的关系。在20年前，两国关系火热，差一点儿合并成为一个国家。就算到了1982年，两国执政党都是一样的名字，都叫作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实际上，这两党本来就是一个，只是在不同国家建立的不同分支而已。两个国家还都由军事强人实施准独裁统治。

但是，两个国家又总是互相使绊儿，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除了切断伊拉克的石油输送之外，叙利亚还在海湾战争中出卖了伊拉克一把，派兵支持多国部队对付总统萨达姆，并不断向西方出卖伊拉克的情报。而伊拉克也没有闲着，只要有机会，就鼓动叙利亚内部的反对派反对总统阿萨德，他们互相支持对方境内的库尔德人独立，又不断打击国内的库尔德人。

两国如同在经历一场持久的恶性竞争，争相把对方推向火坑，随时准备好出卖对方。结果到了2014年，两个国家都倒了霉。伊拉克总统萨达姆被美国推翻后，国内一直建立不起有效的民主制度，而叙利亚则经历着残酷的内战，整个社会处于撕裂状态。更可悲的是，一股叫作“伊斯兰国”的极端武装在两个国家上蹿下跳，它们试图取代两个国家政府，利用两国的土地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更增加了这个地区的混乱。

这两个“兄弟”国家显得如此与众不同，其根本的原因除了“越近的邻居越知道对方的丑”之外，最重要的则是两个国家奇特的宗派关系。在叙利亚，逊尼派占了人口的大多数，但是掌权的是什叶派的总统；在伊拉克，什叶派占人口大多数，却由一个逊尼派总统统治。这种结构不仅撕裂了国内的社会，还使两个国家之间关系变得错综复杂。

叙利亚和伊拉克在历史上就曾有过宗派的对立。在七八世纪的倭马亚王朝时代（逊尼派的起源），王朝的首任哈里发穆阿维叶由于曾经担任叙利亚总督，所以选择了大马士革作为首都。而当时的伊拉克境内是阿里派（什叶派的起源）的大本营，倭马亚王朝之前，阿里派曾经短暂地占据了哈里发的职位，首都在巴格达南方的库法。

倭马亚王朝灭亡后，由阿拔斯王朝继承，这时叙利亚的地位下降，阿拉伯人的首都也永远地迁到了伊拉克的巴格达，伊拉克在地区的竞争中获得了暂时的胜利。

随后，阿拔斯王朝逐渐散架成地方性小政权，奥斯曼土耳其人崛起。奥斯曼人将伊拉克和叙利亚都并入了奥斯曼帝国。在奥斯曼帝国治下，人口可以比较自由地流动，叙利亚和伊拉克不同教派之间的摩擦并没有激化，并逐渐形成了现在的格局——伊拉克是什叶派占多数，而叙利亚是逊尼派占多数。

然而，随着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分别建国，两国的政治版图也发生了变化。

首先变化的是伊拉克。伊拉克的什叶派主要分布在南部，逊尼派居于北方，在北部的山区，还有一个库尔德人居住的地方。

统治伊拉克的是哈希姆家族的费萨尔亲王，亲王是个典型的逊尼派，这是近代中东第一个由少数教派统治多数教派的政权。

费萨尔的后裔与伊拉克国内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王室总是试图将伊拉克与约旦联合，而国内人民并不看好与一个穷国联合；二是王室的逊尼派身份带来不了太多的认同感。1958年，伊拉克发动政变，推翻了王室，成立了共和国。

就在这时，一个叫作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政党崛起。这个政党试图建立一个囊括阿拉伯所有国家的世俗共和国，秉持社会主义理念。

这个政党是一个跨国性组织，它有两个主要分支，分别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它在其他国家也有机构，却并没有这两个分支那么显赫。1963年，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复兴党分别发动革命，取得了政权。

取得政权之后的复兴党曾经试图将两个国家合并，却并没有成功，反而将各自的矛盾激化了。于是两党分家，伊拉克和叙利亚从此失去了合并的希望。

之后，虽然复兴党政权曾经出现短暂中断，但几十年来大部分时间里，两国主要的执政党都是复兴党。萨达姆·侯赛因和阿萨德分别在两国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独裁统治，并将复兴党逐渐变成了个人统治的工具。

巴沙尔出身于什叶派分支阿拉维派，而萨达姆出身于逊尼派，于是，两个国家都成了少数派统治多数派的国家，特殊情况彻底成型。

复兴党政权本身是个世俗性政权，不区分派别。但在执政时，由于独裁式总统不得不大量利用亲戚朋友关系来统治，所以政权也就带上了派性的特征。

人们发现，两个政权虽然都叫复兴党，且党纲和目标也大同小异，但是，两个国家在互相挖墙脚上一点儿也不含糊。

库尔德问题是两国共同的问题。在北部山区，叙利亚和伊拉克各有一块库尔德人居住地，他们不断要求独立，进行反抗，成了两国政治的疮疤。叙利亚和伊拉克不停地抠着对方的伤疤，避免愈合，支持对方境内的库尔德人，却镇压己方境内的库尔德人。

同时，叙利亚支持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反对逊尼派政府，而伊拉克支持叙利亚的逊尼派反对什叶派政府，一时间好不热闹。

在黎巴嫩战争中，叙利亚选择了和马龙派政府合作来对付阿拉伯人，而伊拉克也参与进去，支持叙利亚反对的那一派。

双方都怕对方的实力过强，可以称霸中东。叙利亚的主要势力在约旦北部、黎巴嫩，而伊拉克的势力在海湾地区。

在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完成后，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为了确定伊拉克的地区霸权，决定与伊朗开战。阿拉伯大部分国家都支持属于阿拉伯人的伊拉克，反对波斯人的伊朗，只有叙利亚支持伊朗，反对伊拉克。

到了后来，萨达姆总统发动了海湾战争，并受到世界谴责，叙利亚政府就更加得意了，它终于得到了世界的帮助来反对邻居。

然而，好日子也是有代价的，随着伊拉克被打得稀巴烂，叙利亚的独裁问题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在最近的阿拉伯革命中，统治了几十年的阿萨德家族终于成了众矢之的。也许老阿萨德总统在挖伊拉克墙脚时，怎么也想不到，他自己也被人们和萨达姆等同，当作是中东准独裁者的典范。

不过就算他知道，他也没有别的选择。中东强人的一生都是大同小异，他们表演，他们恣意妄为，但他们如同被绑在战车上，必须一直表演下去，直到死去或者被清除。

城堡全景。

比布鲁斯的港口。这里在古代曾经是前往埃及的重要港口，从波斯，甚至沿丝绸之路从中国过来的物品被装上船运往埃及。

的黎波里依山而建的楼房。

兄弟阋墙的两伊战争

如果说巴以之间的冲突形成了中东的第一个烂疮，那么伊朗和伊拉克的冲突则开启了中东的第二个烂疮。

第二个烂疮从两伊战争开始，一直延续到海湾战争，再进入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最后是2014年的“伊斯兰国”战争。仿佛是一场多米诺骨牌游戏，当第一场战争爆发后，后面的战争就已经无法避免，每一场战争中间都只不过隔了一张牌而已。两伊战争，这场兄弟阋墙所带来的悲剧到现在仍在继续。

两伊战争也是美国深度介入海湾地区事务的起点。战争中，美国选择了大力支持伊拉克，从常规武器到化学武器，从情报到直接干涉，美国为伊拉克提供了大量的援助。

然而在两伊战争结束后，萨达姆停不下军事的脚步，入侵了科威特，也导致美国更进一步卷入，不过这次是与萨达姆为敌。

西方国家的卷入引起了阿拉伯人的反感，又促成了恐怖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奥萨马·本·拉登的出现……

这样的恶性循环直到奥巴马总统时期才被认真考虑，决定逐渐从中东脱身。但从现实来看，美国人想要脱身并不容易，已经被打破的平衡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中东的走向仍不明朗。

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后，最感到担心的是它的邻国伊拉克。

由于伊朗是一个什叶派掌权的国家，而伊拉克的公民大部分也是什叶派，作为执政者的萨达姆·侯赛因总统立即觉察到了其中的危险：伊朗的榜样会帮助伊拉克什叶派造反。

这两个国家有着太多的不同：伊朗强调宗教，而伊拉克政权是世俗主义的；伊朗强调泛穆斯林主义，特别是全世界什叶派的大联合，而萨达姆强调国家主义，梦想称霸逊尼派。

萨达姆从来不掩饰要让伊拉克取代埃及，成为逊尼派首领的雄心，而现在最大的障碍就是伊朗。

于是，在两个国家的敌意下，冲突迅速出现。在伊拉克国内的什叶派蠢蠢欲动，试图发起革命，而伊拉克北方的库尔德人也感受到了革命号召，加强了独立运动。作为回应，伊拉克大力支持伊朗国内的阿拉伯人造反。在伊朗靠近伊拉克的西部，有一片叫作胡济斯坦（Khuzestan）的地方，这里居住着大量的阿拉伯人，并且是有名的产油区，萨达姆梦想着能把这里吞并，成为伊拉克的一部分。

另外，两国交界的阿拉伯河成了争端的焦点，这条河由著名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汇合形成，流入波斯湾。伊拉克和伊朗的油田都通过这条河把石油运往大海。但由于历史原因，两国边界并不是在河道的中流（河水最深处）分开，而是由伊拉克占据了大部分的河道，边界从伊朗一侧的低水位线划开。情况直到1975年，才在伊朗的反对下更改国界。但伊拉克对更改结果并不满意。

当两国冲突不断时，萨达姆决定用入侵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由于伊朗刚刚经过革命，军队进行了大清洗，缺乏战斗力；而萨达姆已经精心准备了好几年，部队的实力远在对手之上，对他来讲，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了。

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的军队进入了伊朗，试图通过一场闪击战将伊朗制伏。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闪击战最终会变成一场可怕的持久战。

伊拉克的空军首先出动，对伊朗的空军机场进行狂轰滥炸，试图摧毁伊朗的空军力量。但这一招失败了，伊朗的空军力量虽然受到了打击，但是大部分保留了下来。

接着，伊拉克的陆军出动，向胡济斯坦挺进，占领了大片地区。伊朗人撤退了。

但到这时，萨达姆却发现，由于伊朗的纵深太大，人口众多，仅仅靠占领胡济斯坦并没有办法击垮伊朗，也没有办法逼它和谈。伊朗虽然撤退了，但大部分的军事力量并没有被削弱，甚至由于军事动员加强了。

倒是萨达姆一侧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很快，他的海军被伊朗歼灭，失去了海上的主动权，伊朗的空军也比伊拉克更有攻击力，甚至一直轰炸到伊拉克和约旦的边境去打击伊拉克的机场。在陆军方面，伊朗的装备虽然不如伊拉克，但是用人肉攻势来做补充。伊朗人利用杂牌军打头阵，摸出伊拉克阵地的薄弱之处，再用正规军做第二波冲锋，打开缺口，最后用装甲化部队轰隆隆碾过，将伊拉克人分割包围，各个歼灭。这么做虽然让伊朗损失了更多的人，但是，他们认为相对于装备来说，人是最便宜的武器资源。

到了1982年，伊朗已经将大部分领土收回，并准备进入伊拉克的领土。

就在这时，伊拉克的邻国叙利亚做出了那个惊人之举：切断了伊拉克通往地中海的输油管道，伊拉克丧失了大部分的收入。叙利亚人想通过这个办法逼迫萨达姆下台。这是萨达姆第一次感到山穷水尽的时刻。

但是，战争的趋势在悄然改变……

伊拉克之所以挺住了，在于它得到了外援。

伊朗革命的后果之一，是失去了朋友。在革命之前，美国和西方都是伊朗的好朋友，但随着革命，国王逃走，西方的盟友们也跟着一起离去。

当年，伊朗革命者在革命激情的冲动下，绑架了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美国与伊朗彻底交恶，而霍梅尼输出革命的做法让逊尼派对他充满了敌视。另外，伊朗革命之前是苏联和社会主义的敌人，革命后，苏联也没有将新政权当成盟友。算下来，伊朗几乎一个朋友都没有，只有叙利亚帮助了伊朗，但这主要是出于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矛盾。

当伊朗没有朋友时，伊拉克却突然间走运。

在此之前，伊拉克的萨达姆政府与苏联关系深厚，他的整个军队系统都是苏联的武器装备起来的。而由于他是逊尼派的，更是得到了沙特、科威特、阿联酋、埃及等几乎所有逊尼派国家的全力支持。

美国人本来对两个国家都没有好感，但由于伊朗人主动把自己塑造成美国的敌人，美国决定在伊拉克快失败时帮一把手。谁知这一帮，就再也收不住了。

于是，战争被战场之外的实力对比决定了。

在战争中，双方的武器大量消耗，特别是飞机和装甲车的配件更为重要。有时候，几个特种螺丝就可以让一辆坦克报废。伊朗的重要武器坏一件少一件。它的战斗机除了损失在战场上，还报废在机库里，战斗打响前需要清点还有多少架能够起飞。但是，伊拉克却总是能够得到补充。伊拉克人从法国和苏联购买了大量的飞机。于是，空中的优势被扭转了。

到最后，美国、苏联及欧洲国家都竞相把武器库向伊拉克开放，而伊朗只能从朝鲜、利比亚和中国得到微不足道的援助。这是冷战中少有的景象，因为在冷战中，欧美支持一方，苏联必定支持另一方，但在两伊战争中打破了这个概念，也表明伊朗当时有多孤立。

不仅在出售武器上削弱了伊朗，在封锁对方的石油出口上，伊拉克也得到了大量的外国帮助。双方为了不让对方把石油卖出去，都向驶往对方港口的外国船只开火，西方国家派出了军舰保护商船。但是这些国家只保护驶往伊拉克港口的商船，不保护驶往伊朗港口的商船，没有人再敢到伊朗去购买石油。

石油出口的急剧下降，使得伊朗更没有钱去应付战争。捉襟见肘的窘境让国内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物品短缺，伊朗人的士气低落是造成最后崩盘的原因之一。

战争进行到最后，总是资金的比拼，与伊朗无钱可用不同，伊拉克却是要多少钱有多少钱。科威特和沙特等海湾国家是帮助萨达姆的大户，每年为萨达姆提供的资金不下600亿美元。萨达姆一时间成了国际债市的宠儿，人们纷纷借钱给他，西方国家、中东国家都成了他的大债主。萨达姆也许想不到，战后的巨额外债会成为伊拉克致命的死穴，但是在战时，他却拥有了巨大的支配权。

最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在对付伊朗的过程中，西方国家都在竞相帮助他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法国人帮助萨达姆搞核反应堆。而美国、德国、荷兰、英国、法国等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卷入到帮助伊拉克购买或者制造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之中。

在战争的后期，伊拉克利用化学武器杀死了伊朗数万名士兵，并屡屡用来进攻伊朗平民，甚至对付国内的库尔德人，但由于帮助伊拉克已经成了世界巨大的阳谋，所有的国家都背过脸去，装作没有看见。

事后，人们会回忆起当初的举动多么荒诞，但在当时，在一窝蜂的行动中谁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妥。为了对付“那个国际幼儿园中被孤立的小孩”，就给另一个“孩子”手中塞满了武器。

战争到了1988年，已经经过了多个回合，从伊拉克进攻，变成伊朗进攻，到双方僵持中各自占有对方领土。

在强大的化学武器的进攻下，伊拉克军队在南方、中部和北方都取得了全面的主动权，也让伊朗意识到，是接受和平协议的时候了。

两伊战争结束时，世界都认为伊朗战败了。这个封闭的国家由于石油减产、财政崩溃，已经很难恢复了。而伊拉克作为战胜者，建立了世界第四的庞大陆军，成为该地区新的霸主。

但是，人们没有注意的是，伊朗的军事工业也就是在那时得到了发展。伊拉克不愁买不到武器，伊朗人却由于无处购买，只能尝试着在国内制造一些武器和零件。虽然这些工业无法帮助本国取得胜利，但在战争结束后，伊朗已经拥有了制造和输出简单武器的能力。与沙特、埃及等动辄大价钱购买先进武器不同，伊朗人的武器虽然落后，却足以武装真主党这样的派别，革命卫队输出革命更加有底气了。

另外，在战争中伊朗四处缺钱，没有人借给它，战争之后，这也成了优势。由于没有太多外债，伊朗人可以轻装上阵发展经济。它的对手伊拉克却被外债问题直接拖垮了。

从1988年之后，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阿富汗战争中，伊朗支持北方联盟，而阿拉伯及西方国家则一味支持南方的抵抗者。最后，从南方抵抗者中出现了一个怪胎塔利班。2001年，美国人不得不发动战争把塔利班干掉，重新换上以北方联盟为主导的政权。由于伊朗和北方联盟是盟友，因此伊朗在阿富汗的话语权增强了。

随着黎巴嫩战争的结束，伊朗在黎巴嫩扶持什叶派真主党也有了收获。真主党成了抗击以色列的先锋，也成了黎巴嫩政坛最举足轻重的力量。

2003年，美国人把萨达姆政权干掉后，推行民主制，伊拉克变成了一个什叶派主导的国家，伊朗立即与伊拉克发展友好关系，两伊战争造成的隔阂消失了。

在叙利亚战争中，伊朗联合黎巴嫩真主党帮助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打仗，随着战事的危急，伊朗看来要输掉这一阵。但突然间转机来了：由于逊尼派武装组织“伊斯兰国”的出现，美国人突然间发现，要打击“伊斯兰国”，必须和伊朗站在一条战线上。就这样，伊朗在从地中海到帕米尔高原这条巨大的走廊上，都建立了很高的威望。

但是，谁也不知道这威望能否持续，持续多久。因为在中东，一瞬间就会天翻地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萨达姆，他享受了三年征服者的滋味，就瞬间被打入了地狱。

萨达姆：停不下的车轮拖垮了马

在埃及旅行时，我巧遇了一位伊拉克女士。

由于埃及革命的爆发，所有埃及的旅行景点都已经到了门可罗雀的地步。从阿斯旺开往阿布辛·贝勒神庙的大巴车停开了，只能坐当地人的小巴前往。那一天，举世闻名的阿布辛贝只有我和那位伊拉克女士两位游客。

阿布辛贝是古埃及新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建立的神庙，当纳赛尔总统修建阿斯旺高坝时，许多古代的遗迹也都将被淹没于水下。为了保存古文明的痕迹，联合国组织的专家团将阿布辛贝神庙切割成一块块的石头，再换到高处重新组装起来。如今的神庙在一个人工的小山内部，仍然带着切割的痕迹。这一次拯救工作不仅让神庙起死回生，还给它带去了更多的名声，成了古代和现代共同的技术奇迹。

我们参观神庙时，伊拉克女士如数家珍一般向我讲述着古埃及的历史，神庙上有着丰富的壁画，她知道每位神的名字以及每个场景的含义。

按照她的划分，世界最早的文明出现于中东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以及（传统上认为）稍后一点儿的古印度，这可以作为第一代的文明，之后则是希腊、克里特、中国等，作为儿子辈而存在，至于其他的，则是更晚的孙子辈、重孙子辈。

古埃及还是一神教的发源地。在古埃及的新王朝时期，一位名叫阿赫那吞（Akhenaten）的法老极端仇视各个神庙的祭司，这些祭司已经太富裕腐败了，成了王朝的寄生虫，整个王朝的财政已经养不起这个庞大的阶层。

阿赫那吞决定摒弃埃及的多神教，建立另一个纯洁而简单的宗教。他把都城迁到了卢克索和开罗之间的一个地方——阿玛纳，并在那儿创建了一种特殊的教义，这个教义只崇拜一个神——太阳神阿吞。

阿赫那吞死后，他的教派并没有流传下来，埃及又回归了多神教，祭司阶层获得了最终的胜利，继续腐败而幸福地活着。阿赫那吞的继承人就是有名的法老图坦卡蒙。20世纪时，英国人发掘了图坦卡蒙的墓葬，当年法老的陪葬品几乎一件不少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又成了开罗埃及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图坦卡蒙在历史上所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废除了太阳神阿吞，回归了埃及的主神阿蒙。

阿赫那吞创建的一神教虽然在埃及失败了，但是影响了当时在埃及的另一拨人。当时，希伯来人（犹太人）正好客居在埃及，他们继承了法老的一神教理论。当摩西把犹太人从埃及带走时，一神教也跟着犹太人来到了中东地区，这才有了犹太教。

从犹太教的分支又形成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至于中国，由于与中东地区相隔太远，就没有沾染上一神教的思想，至今仍然停留在多神教的状态。

这位伊拉克女士没有戴头巾，看不出她的信仰。但从她滔滔不绝的谈话和丰富的知识可以得知，伊拉克曾经有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脱离了宗教氛围的精英阶层。她本人也是个古文明的狂热崇拜者，生在伊拉克，又去过印度、土耳其、希腊、克里特，至于埃及，她也已经来过很多次。

我对女士说，在最早一批的古文明中，我已经去过印度和埃及，只有她的家乡伊拉克没有去过。

“哦，那你在短期内是去不了了，那儿又要打仗了。”她轻声地回答。

这是她唯一一次提到家乡情况，在其余的时间里，不管我做如何的努力，她都绝口不提那个深陷战乱的国度。从我和她的对话中，我猜测她也是为了躲避战乱，才来到了这里。只是，她以什么为生，又将去哪儿，是否会回伊拉克，这些问题她都不回答，保持沉默。也许沉默代表她的心已经碎了。

她在埃及游荡时，一个叫作“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后改名为“伊斯兰国”）的逊尼派极端组织正在这个国家的北部肆虐，将伊拉克进一步引向混乱。在经过三十多年的战争之后，这个国家不仅没有走向稳定，反而更加接近于崩溃。

人们时常认为，伊拉克的失败是从1991年的海湾战争开始的。由于伊拉克入侵了邻国科威特，主持正义的多国部队将伊拉克人赶了回去，并制裁了伊拉克，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从此进入了崩溃程序。

但是，很少有人理解到，伊拉克卷入旋涡还应该再往前推十几年到两伊战争时期。从萨达姆出兵伊朗那一天，伊拉克就注定了现在的命运。

可以打个比方，在一个陡峭的下坡路上，一匹马儿拉着马车，在启动时是马儿拉着车在跑，但随后，重力的作用令马车越来越快，根本停不下来，这时，就已经是马车在推着马儿前进了。最终，这辆车会将这匹马儿累垮。

这匹可怜的马儿能够决定的，只是最初要不要启动，一旦启动起来，这辆车就失控了。

在两伊战争中，表面上伊朗是受到孤立的一方，而战争英雄萨达姆领导的伊拉克却受到了普遍的欢迎，美国人为了限制伊朗而支持他，苏联人也卖给他武器，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都作为他的后盾。一时间，他成了世界上的明星和宠儿。

但这些支持无不是短暂和不实惠的。当两伊战争结束时，伊拉克真正的情况是：

第一，虽然整个世界都贷款支持伊拉克打仗，鼓励他多借钱，但这些债务迟早是要还的。据统计，伊拉克欠下了800亿美元的外债。

如果萨达姆读历史，就知道借债的危险和教训。一个小国政府需要借债时，国际社会总试图把超出它财政偿还能力的钱借给它，并且不断恭维它，让它飘飘然。直到这个国家出现偿还危机，国际社会立即变脸，采用强制性手段，并逐渐升级，直至出现社会混乱或者政府更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甚至会直接由债权国接管一部分统治权。

第二，由于产油和运输设施的破坏，伊拉克的石油产量减少到几乎只有战前的六分之一，直到海湾战争前才恢复。在没有修复期间，已经严重影响了伊拉克的经济收入。

第三，由于战争，经济损失达到数千亿美元，伊拉克不仅无法还债，还进一步需要大量资金进行重建工作。

第四，由于战争的缘故，伊拉克军队人数翻了数番，加上它向东西方国家（包括中国）购买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当战争结束后，如何处理和保管这些军队和武器，一直是个头疼的问题。如果让他们都复员，这些军队可能会担心未来找不到工作吃不上饭而起来造反；如果保留军队编制，国家财政又受不了。这个时期是最容易失控的时期，除非再进行一场战争，给军队找点儿事做。

而战争期间支持伊拉克的中东国家也并没有体谅它的难处，一方面不肯减免伊拉克的债务；另一方面，又利用伊拉克的疲弱，不断地扩张石油产能，侵蚀伊拉克的石油份额。

比如，伊拉克希望石油产出国协调一致，把油价维持在18美元一桶，以保证足够的利润，但是它的邻国和债主科威特却偷偷扩充了产量，将油价打在了10美元。科威特由于产量高，赚够了钱，而产量偏低的伊拉克成了受害者。

总之，萨达姆已经被绑上了一辆停不下来的战车上，他的野心，加上整个世界如同耍猴一样支持他表演，却不肯付账，他只能继续用令人瞠目结舌的方式表演下去——出兵科威特。

出兵科威特，是伊拉克基于国内财政和经济危机的一种本能式反应，也的确能够缓解伊拉克国内的问题。一旦将科威特吞并，伊拉克欠科威特的大笔外债便不用还了。吞并科威特的油田，伊拉克的石油储备和出口份额也会增加。另外，大量的军队有了新的事情做，便不会危及政权了。

关于科威特的地位问题，也可以回到所谓的奥斯曼原点去考虑。当中东世界仍然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时，科威特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特殊省份，这个省份拥有着极高的自治权，却并不独立。

到奥斯曼帝国解散后，英国人主持科威特独立，但伊拉克政府并不承认。在伊拉克和其他许多国家看来，组建统一的阿拉伯国家才是正解。虽然到最后，阿拉伯世界四分五裂了，但伊拉克和科威特的矛盾却延续下来，加上个别领地、经济上的纠纷，萨达姆认为到了算总账的时候了。

伊拉克的大军瞬间淹没了科威特。萨达姆仍然把自己想象成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宠儿，他认为能够得到这些国家的体谅。毕竟科威特是一个比伊朗小得多的国家，既然大家都支持他打伊朗，也不会为了小小的科威特和他玩真的。

但这次他大错特错了。

入侵行动令世界意识到，看热闹的时机已经过去了，现在需要赤膊上阵了。但每个国家的目的又各不相同。

阿拉伯世界之所以反对伊拉克入侵，是意识到伊拉克正在走向称霸之路。特别是沙特，由于沙特的军事力量比起伊拉克处于劣势，很担心伊拉克下一个入侵目标就是自己。所有阿拉伯国家都担心，一旦伊拉克侵占了科威特和沙特，就控制了中东地区最大的石油资源，它的称霸就指日可待了。

至于西方国家，则认为这是一个在中东军事入驻的好时机。

在这之前，外来势力虽然已经深深地介入了中东，但很难形成大规模的军事存在，只能依靠卖武器、进行代理人战争、组织维和部队的方法实施背地里的控制。而伊拉克的入侵让他们意识到，可以直接在中东驻扎大量的军队，形成大规模的军事基地，这对控制中东的油气资源尤其有利。

最经受不住伊拉克威胁的是沙特，首先向美国表示愿意提供军事基地。沙特由于是瓦哈卜派国家，在中东地区一直是最保守的势力，他们善于向西方销售石油，却反对西方价值观的侵蚀。但此刻，在形势的逼迫下，沙特迅速向西方开放领土，各国则争先恐后地加入战团。萨达姆这才知道捅出了大娄子，即便想回到过去也不可能了。

战争的过程本身并不复杂，但战争结束，将伊拉克人逐回国境线之内后，其政治形势却更加变幻莫测。

如果战争结束后，世界足够明智，能够重新接纳伊拉克政权，那么这个国家或许还能保持稳定。但是，人们需要树立一个永恒的敌人，才能让其余的国家团结起来。而这个永恒的敌人不幸就成了当初的宠儿伊拉克。

战后的伊拉克政府成了世界眼中的坏孩子和软柿子，怎么看怎么不顺眼，随时想捏一下。伊拉克政府又是基于国内的少数民族建立的，需要一定的权威才能维持统治，一旦失去权威就会垮台，所以必须表现得对世界不妥协（而实际上妥协了无数次）。

表面上看，世界是要消灭邪恶政权，保证伊拉克没有称霸能力，同时在国内实现民主，但这些目标虽然高尚，靠孤立和树敌的方式不仅无法达到，反而适得其反。

随着战争的进行，伊拉克这个依靠强力捏成的国家立即出现了内乱。在伊拉克国内，有两种反政府的势力特别强烈：一个是北方山区的库尔德人势力，另一个是南方的什叶派势力。

库尔德人在奥斯曼帝国解体时，就想建立单独的国家，但是，英法等国尊重了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等国的建国意愿，却忽略了库尔德人的建国意愿，将库尔德人分在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几个国家之内，这几个国家也都出现了严重的库尔德人问题，直到如今仍然不时爆发激烈的冲突。

库尔德人在萨达姆政权衰弱时，立即组织了反抗，但被镇压下去。

而在南部的什叶派，本来在伊拉克的人口就占多数，早就不满于萨达姆的统治，也乘机起事，但同样被镇压下去。

但这两次镇压给进一步干涉提供了借口。加上化学武器问题，伊拉克成了一波又一波审查、一波又一波制裁的对象。直到2003年，西方决定再次出兵伊拉克，将萨达姆政权彻底摧毁。伊拉克也迅速进入纷纭繁复的内乱时期，直到现在仍未结束。

海湾战争也成了中东另一个纪元的发端。在这之前，中东的乱局大都在阿拉伯国家内部，或者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但从这之后，中东问题就彻底上升为一个世界性问题了。

当初邀请美国人的沙特王室发现，美国军队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不可能赶走了。沙特王室曾经以严格的教义为标榜，现在却带头将美国大兵引入，这种宣传和做事的严重分裂，让他们不管在国内还是在阿拉伯世界都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许多梦想幻灭的沙特人堕入了极端主义运动，其中包括基地组织的首领奥萨马·本·拉登。另外的沙特人大量资助极端主义分子，不管是阿富汗的塔利班，还是基地组织等，都能看到沙特富豪们的支票簿的影子。

也正是从这时，伊斯兰教的恐怖主义上升为全球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