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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八章 叙利亚：从革命到宗教战争
2014年8月3日，埃及阿斯旺。
在去苏丹边境城市瓦迪哈尔法（Wadi halfa）航船的离境处，一位叙利亚人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看上去五十岁上下，瞎了一只眼睛，皱纹已经爬满了额头，身体却还健壮。
“请给我40埃镑。”他比画着对我说。
他的要求很突然，但我瞬间从他仅剩的一只眼睛里看到了泪水，以及苦难积累后的突然爆发。
于是我结识了这位叫作萨义德（Said）的叙利亚人，并收集到了他逃难的故事。
萨义德并不算典型的难民，他持有正式的叙利亚护照，于2012年初为了躲避战乱，合法地离开了内战之中的叙利亚。
他的家乡，就是大名鼎鼎的胡姆斯（Homs）。内战爆发后，胡姆斯被反政府军占领，却又被政府军包围。这里是反政府军在宗教和政治上的首都，其旗帜性作用不下于北方重镇阿勒颇（Aleppo）。在争夺了三年后，在隆隆的炮火声中，政府军将整个胡姆斯变成了一片废墟，最后反政府军支持不住了，于2014年5月与政府军达成协议，被允许撤出了胡姆斯。
胡姆斯的陷落也被看成内战转折的标志之一，意味着政府军再次掌握了主动权。但是，重归于平静的胡姆斯并不能立即迎回那些逃走的居民，因为这里已经变成了一片砖头和瓦砾，没有水电，根本无法解决回归者的基本需求。于是，那些逃难的人们仍然漂泊在外，包括我遇到的萨义德。
在交谈中，只要我们谈到胡姆斯，萨义德必然做一个手势，双掌并排，掌心朝向地面，然后突然分开，意思是家乡已经彻底被夷平了。
在2012年离开叙利亚之后，他先到了土耳其，之后去黎巴嫩，将家人接到了那儿。在折腾中，这个家庭的积蓄已经化为乌有，一个中等之家在异国他乡进入了赤贫状态。为了养活家庭，他决定独自南下埃及打工。
他有两个男孩，在一路上，保存在诺基亚手机里的几张孩子和妻子的照片，就成了他借以消磨时光的最好物品。他经常拿出来长时间地看着照片，脸上的亲情超乎于语言。
由于交流的障碍，我无法确切地知道他在埃及做了什么，只知道这个年近五十的汉子在埃及没有挣到钱，甚至已经接近山穷水尽的状态。恰好埃及南面的苏丹有他的几个熟人，于是他决定去苏丹寻找新的机会。
然而在阿斯旺，他突然陷入了一系列的偶然事件之中，计划越来越失控了。
首先，埃及到苏丹的船需要航行一天时间，船票为355埃镑，折合人民币约300元，这笔钱耗尽了他最后的财力。更倒霉的是，由于开斋节的原因，每周铁定一班的航船突然取消了，要一个星期之后才有。萨义德在阿斯旺待了一个星期，每天吃喝拉撒都要花钱，不管怎么抠，到上船时，他身上只剩下几个硬币而已。
航班日期的到来让他松了一口气。虽然没有钱，但他计划一到苏丹，就借别人的手机联系朋友，到那时，也许就有办法筹措以后的路费了。
就在他登船时，却突然被告知，作为外国人，他必须支付40埃镑（人民币35元）的离境税，才能登船。他和海关官员争吵了半天，希望他们体谅一位难民的困境，也希望借助阿拉伯人的身份获得免税，但无法通融。
这笔钱就成了压垮汉子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根本拿不出来。正是这时，他看见了我，也让我看到了一个男人不轻易表达的无助。
我帮助他付了离境税，让他暂时躲过了危机。在船上，萨义德表现出一位阿拉伯人的优雅，吃得饱（船票包括吃饭）睡得香，仿佛当前的危机和困境都是小菜一碟，对于一个经历过战争摧残的人，只要能够活着，就必须坦然地面对一切。
但这并非是这个逃难者灾难的结束。一天后下船时，萨义德借手机给朋友打电话，却发现不管是住在首都喀土穆（Khartoum）的那位，还是住在更近的东古拉（Dongola）的那位，都无法接通。
唯一现实的方法，就是坐车按照地址找过去。但他已经身无分文，又如何坐车？
我帮他买了一张15苏丹镑（人民币10元）的手机卡，又给了他150苏丹镑（人民币100元）。按照他的计算，用这笔钱够他买票先到东古拉，即便找不到朋友，也恰好够再买票去首都。
在分别时，他并没有表达太多的感激，只是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仿佛让我明白，这点小困难根本压不垮一个真正的男人。
他转身离开后，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了。没想到，当天下午我去汽车站时，发现他还在等车，没有离开。这时他又充满了愁容，告诉我，由于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车票已经涨价了，从瓦迪哈尔法去东古拉是80镑，从东古拉去首都是90镑，两趟车加起来需要170镑，而我只给了他150镑，恰好又形成了一个20镑的缺口。
他没好意思再跟我要钱，只是当作困难告诉了我，但我又给了他20镑。
直到我上了去首都的小巴车，才想起来我仅仅给了他恰好够车票的钱，而他已经饿了一天，连饭都没吃。
这点遗憾竟然意外地得以弥补，由于我乘坐的开往首都的小巴车和他去东古拉的小巴车在同一地点停车休息，我最后一次看见了他，连忙邀请他一起吃了顿饭。望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我感到阵阵心酸，也庆幸我生活在和平时代。
最后分开前，萨义德告诉我，他要在苏丹先找到朋友，然后挣钱，至少挣够回黎巴嫩的机票，和家人团聚。回家，这个对我们如此简单的事情，却成了一个男人艰难的奋斗目标。
但他的话让我深深地理解了死在家乡是多么幸福，战乱给人们带去了多少灾难。
和萨义德的相遇也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并深深地为那场正发生在叙利亚的内战感到悲伤。
我将从中东的难民问题谈起，再回顾最新的叙利亚内战，并追溯历史去讨论这个战乱的国度到底如何陷入了乱局，又将在世界的纷争中走向何方。
叙利亚问题也是中东问题的一个缩影，从中可以瞥见这个最复杂的地区是如何在战争中分崩离析的。
从难民问题谈起
在中东国家，最常见的景象之一就是难民。
以我在2014年4月、5月间访问的黎巴嫩为例，在黎巴嫩的南部城市泰尔和西顿，随处可见巴解组织前主席阿拉法特的挂像。这里的街道比起该国中部地区（首都贝鲁特也在中部）要残破得多，大片的难民营门口站着全副武装的军人。这些难民营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在里面生存的人们已经繁衍了好几代，但黎巴嫩始终没有办法将他们吸收进入当地社会。
对于第一代逃难的人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会成为难民。自古以来，中东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人们也早就习惯了战争，把它看作生活的一部分。一旦家乡开战，人们把细软带在身上，把门一锁就离开了，跑到别的地方去躲几天或几月，等战争过去了才回来。
当1948年第一次阿以战争爆发后，巴勒斯坦的人们以为这次也和以前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纷纷锁上家门，越过边界，进入埃及、约旦、黎巴嫩、叙利亚等国境内，等着风头过去再回家。但他们绝对想不到，这次面对的是另一种状况：当战争结束后，以色列拒绝他们入境，而他们的家，却在国境线的那一边。
更加悲惨的是，不仅以色列驱逐难民，就连接收国也不待见他们，长期把他们排斥在本国社会之外。
除了以色列、黎巴嫩政府的问题之外，就连难民本身也有着不小的问题。隐藏在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曾经是各个接收国的噩梦。在约旦，巴解组织坐地为王、反客为主，差点儿推翻了约旦政府取而代之；被驱逐到黎巴嫩后，又导致该国政治结构破裂，酿成了血腥的黎巴嫩内战。
内战时期的黎巴嫩也成了巨大的难民输出国，为了保命，黎巴嫩人四散逃往了各个国家。由于被以色列、叙利亚和大海环绕，黎巴嫩人聪明地选择向大海方向逃难，这些人跑到了欧洲、美洲，分布在全世界。与巴勒斯坦人不同，黎巴嫩难民在海外的打拼都比较成功，融入了当地社会，甚至出现了许多商业奇才。他们在战后纷纷回国探望，也为这个小小的战乱国家带来了投资和财富。
黎巴嫩内战结束后，在海外资本的带动下，该国的中部步入了繁荣，需要大量的低等劳力。但是黎巴嫩宁肯从海外的印度、印尼、菲律宾和非洲进口廉价劳力，也不把机会留给近在眼前的巴勒斯坦难民们。他们认为，海外劳力是可控的，干几年可以随时赶走，但是难民一旦获得了身份，就很难再剥夺了。
对于小小的黎巴嫩来说，巴勒斯坦难民潮也不是他们见识的唯一难民潮。在南部问题拖了几十年成了脓疮之后，东部的难民问题再次成了焦点。
黎巴嫩的东部和叙利亚接壤，当2011年叙利亚进入内战状态时，战乱区的人们又锁上门，进入背井离乡的过程。这次的叙利亚难民潮规模比以前诸次都要大，出国逃难的人数达到200多万，更别提在国内流离失所的人们。与叙利亚接壤的土耳其、约旦、黎巴嫩都不得不大量地接收他们。就连遥远的埃及、北非也有了叙利亚难民，而我遇到的萨义德，已经逃到了苏丹。
在埃及的首都开罗，我看到叙利亚的母亲们已经带着孩子在街上乞讨，有的人仍然带着矜持和不习惯，即便在乞求施舍时，也想让人明白，这种状态只是暂时的，一旦仗打完了，他们就可以回家了。
除了埃及之外，我走访了与叙利亚接壤的三个国家：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发现这三个国家都在为叙利亚难民所累。
在2014年4月中旬土耳其的迪亚巴克尔，我试图打听通往叙利亚的道路，却被告知，土耳其已经强行关闭了与叙利亚的边境。
之所以关闭，除了与叙利亚政府关系交恶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来自难民的重压。土耳其在所有接壤国中，是最积极帮助难民的，战争爆发后，政府就着手建立难民居住区，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活设施和便利。雄心勃勃的土耳其政府拒绝了外来援助，认为足以扛住几十万人的生活。
然而随着叙利亚内战的长期化，土耳其政府意识到自己想简单了。它以为叙利亚叛军能够在几个月内推翻政府，重建秩序，到时就可以把难民遣返。但战争越打越大，逃难的人越来越多，在土耳其境内滞留的已经超过了50万人。
经济吃紧的土耳其政府选择向国际社会求助，并关闭了边界，不再接收新的难民。它的做法也让新逃难的人们失去了最好的归属：这些人只能去约旦和黎巴嫩，待遇比土耳其差很多。
叙利亚人萨义德从叙利亚逃难到土耳其、黎巴嫩、埃及，最后到了苏丹。
在去苏丹的轮船上。
黎巴嫩。萨义德的家人都在黎巴嫩，他却必须去苏丹打拼挣钱。
5月的黎巴嫩贝卡谷地（Beqaa Valley）则是另一番景象，由于靠近叙利亚边境，已经是风声鹤唳。任何政治失衡都可能给这个不稳定的国家带来血腥之灾。黎巴嫩是最不想接受难民的，却不得不再次背上了数十万人的大包袱。
在贝卡谷地，四处都是持武器的士兵，他们有权拦下任何车辆进行检查，不带护照或者身份证明的人士一律扣留，待查明身份后再决定是放行还是遣返。这种严格的做法是为了避免难民向首都扩散，也保证国内其他地区的稳定。
即便如此，黎巴嫩国内还是迅速地分裂成了支持和反对叙利亚政府的两派人马，他们结成联盟，相互指责，却又偷偷地派兵支持叙利亚，使得局势更加复杂化。在高潮时期，爆炸和枪击事件屡屡发生，黎巴嫩进入了动荡时期。
而约旦则被折磨得更加狼狈。位于沙漠地带的约旦属于资源奇缺国。中东地区的经济依靠两个名词支撑，第一个名词是石油，第二个名词是新月沃地（Fertile Crescent），即土壤比较肥沃的地区，形状像一个新月一般横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
但是约旦一缺乏石油，二跟新月沃地不沾边儿（或者仅仅有小片的粘连），这两条决定了约旦能够养活的人口是非常有限的。叙利亚人大规模涌入，约旦本土人立即感受到了经济紧张，物价飞涨。在北方游牧的贝都因人首当其冲，游牧地迅速缩小。贝都因人是约旦王室的传统盟友，当他们感到不舒服时，首先向国王和亲国王的政权发难，于是政治危机出现了。
除了经济和政治危机之外，令约旦更加不爽的是另一个问题：战争中，极端主义势力有了颠覆国王和政府的可能性。这些极端势力不仅在叙利亚打仗，还将不稳定输出到了周边国家，让本来就脆弱的约旦更感受到了威胁。
叙利亚内战中出现的极端主义势力分成了两种，大都和外来人员相关。一种是支持政府的极端势力，以黎巴嫩的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党为代表；另一种是反对政府的逊尼派势力，以更加可怕的ISIS为代表。
真主党在伊朗的支持下，在黎巴嫩境内明目张胆地招兵买马，把志愿者的大幅照片挂在街道上炫耀。他们的战斗力强大，为叙利亚政府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援，也造成了反对派攻势的逆转，政府军重新占据了主动。
而从世界的四面八方赶来的逊尼派极端主义者大都带有基地组织的背景，或者崇拜基地等恐怖组织，他们最初从混乱中的伊拉克进入叙利亚，后来则主要从其他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国家“进口”。每天都有数十上百的人从欧洲国家坐飞机进入土耳其或者黎巴嫩，再越过边界进入叙利亚，开展反政府作战。
当来自欧美和阿拉伯国家的援助源源不断地进入叙利亚反对派手中时，人们根本没有想到，反对派们会怎么使用这些武器，以及有多少武器会落入到其他更加可怕的渠道。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为了正义而提供的武器，必然是为推翻暴政而服务的，却没有意识到某些想推翻暴政的势力正试图建立另一种更加可怕的暴政。
但突然有一天，这些人竖起了恐怖主义大旗，这就是赫赫有名的ISIS。
这时，世界才仿佛突然惊醒，原来叙利亚的反对派成分如此复杂，而温和派反对派早已经被ISIS排挤和边缘化了。法国等国家开始限制公民的旅行，防止有人偷跑到伊拉克和叙利亚从事恐怖活动。
约旦除了被难民问题困扰之外，与叙利亚的边境地区也有着不少反政府的武装组织。这些组织利用边境的便利，时而在叙利亚，时而在约旦，而约旦本身也成了一条极端组织从其他阿拉伯国家向叙利亚调兵的通道。
一年前，约旦国王突然发现，他的国土四周都充斥着敌人：在南方的埃及，恰逢穆斯林兄弟会执政，兄弟会的理想之一就是推翻国王的世俗统治，建立教权统治；在东方的沙漠地带则与乱成了一团的伊拉克接壤；北方的叙利亚又输入了一群反对国王的极端势力；而在西方，约旦与以色列也关系紧张，驱逐了以色列大使。
这个政权感受到了什么叫作风雨飘摇。我在约旦的日子发现人们不断交谈的，就是如何从这个四面楚歌的环境中摆脱出来。
当然，令他们欣慰的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政权的垮台，让国王暂时放心了一点儿，而叙利亚政府军的重新得势，以及ISIS把战火烧向了伊拉克，约旦暂时认为，极端组织还不会把他们当作目标。这个沙漠国家的国王又可以躺在床上熟睡几天了。
黎巴嫩的孩子。
的黎波里做水烟的老人。在他的头旁，悬挂着年轻时的照片。
出于偶然，在ISIS进入人们视野之前，我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旅馆里碰到了一位正准备去伊拉克北部的巴基斯坦人，持有丹麦护照的他用一种激烈的观点抨击着现代秩序。而同房间另一位土耳其的什叶派穆斯林则告诉我，叙利亚的叛军中充满了基地组织成员，这些人的目的与民主无关，他们只是想杀人，而叙利亚北部局势已经彻底失控。
当我碰到他们时，世界的大部分人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仍然毫无觉察。随后，巴基斯坦人去了伊拉克，在我离开时，土耳其人仍在贝鲁特想办法进入叙利亚。
一个月后，ISIS震惊了世界，我才想起与我谈话的两位穆斯林青年，猜到了他们的身份。震惊之余，更加理解了叙利亚战争的复杂性。
叙利亚：被制造的国家
何谓叙利亚？
这个问题，在叙利亚人独立之后很久都没有想明白。
在3500年前，赫梯人和埃及人争霸的时代，叙利亚是两国的边界，著名的卡叠石（Kadesh）战争就发生在如今的叙利亚境内。埃及新王朝著名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率领军队在卡叠石这个地方与北方强大的赫梯人（Hittites，在如今的土耳其境内）作战。双方都宣布己方获胜。之后，他们签订了《卡叠石条约》，建立了瓜分天下的同盟关系。
凑巧的是，《卡叠石条约》的埃及文本在埃及阿布辛贝神庙的墙上被发现了，人们又在土耳其赫梯人遗址出土的泥板上发现了赫梯文本，于是《卡叠石条约》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双方实物佐证的和平条约。
在古罗马时期，叙利亚曾经是一个地理名词，代表着在土耳其小亚细亚半岛以南、埃及以北、伊拉克以西的广大地区，包括现在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叙利亚、约旦和黎巴嫩。
在中世纪，叙利亚的沿海地区被称为黎凡特（Levant）。这里是十字军东征的主要战场，十字军建立的几个小国都在大叙利亚的范围内。这样的地理概念一直沿用到近代，在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下，也将这片地区视为一体。
在奥斯曼时期，阿拉伯人也一直处于自由流动状态，没有国界的限制。现今对于阿拉伯人来说，戒备森严的边界在当时都是透明的。这种状态也造成了叙利亚人在独立后，对于国家缺乏足够的认知，反而对整个大阿拉伯充满了感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由于在战争中猜错了边，作为战败国被肢解了。在西方军队还没有来得及进入的真空时，一个来自圣地麦加（现在属于沙特阿拉伯）的家族——哈希姆家族成了叙利亚的主要势力。哈希姆也是先知穆罕默德所在的家族，在20世纪初，该家族成员成了麦加所在的汉志地区的总督（后来成为国王），他们一直试图建立一个完整的阿拉伯国家，将所有属于阿拉伯人的土地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
“一战”后，该家族的费萨尔亲王（Faysal）立刻率领人马占领了大马士革，并迅速向北挺进占领霍姆斯、阿勒颇等地，其疆域大概与如今的叙利亚相当。加上其家族控制的麦加地区和伊拉克地区，整个中东除了阿拉伯半岛内地和波斯湾沿岸之外的大部分土地都在一个家族的掌握之下。
但是，“一战”的战胜国们并不想让阿拉伯人建立统一国家，从而损害它们在中东的利益。英国已经与法国签订了协议，将这片土地瓜分了。它们并不反对阿拉伯人取得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建立合法政权，却希望这些政权必须同时也代表英法两国的利益。
在费萨尔亲王占领叙利亚内地的同时，英国人迅速将叙利亚的海岸线（也包括现在的黎巴嫩）占领，同时还占领了“大叙利亚”的南部，也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和约旦等地。
其后，英国人将北部海岸的控制权交给了法国人，并协定由法国占领叙利亚和黎巴嫩，而其余地方（伊拉克、约旦、巴勒斯坦）归属英国托管。
这时在叙利亚（包括现在的黎巴嫩）境内，就变成了法国控制沿海，而阿拉伯人控制内地。
为了与英法的势力对抗，阿拉伯人决定抢先立国，在哈希姆家族的主导下，阿拉伯全体大会在大马士革召开，这次会议决定建立两个国家，分别是叙利亚和伊拉克。
叙利亚国包括现在的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以及约旦（当时属于巴勒斯坦），这个国家以费萨尔为国王。
而伊拉克国则以费萨尔的哥哥阿卜杜拉为国王。
阿拉伯人宣布建国的同时，英法却不为所动，仍然按照协定继续瓜分中东。在费萨尔宣布建立叙利亚国不久，法国军队就从沿海开来，向着内地进发，决心消灭任何阿拉伯抵抗势力。
费萨尔此刻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他是英勇抵抗法国人的入侵，战死沙场获得英雄的美名，还是承认实力的差距，认赌服输，等待着胜利者安排新的命运？
费萨尔最终选择了放弃抵抗。法国人占领了大马士革，费萨尔撤走了。在法军占领大叙利亚北部的同时，英国人也占领了大叙利亚的南部，也就是现在的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方。
这次短暂的建国插曲给叙利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痕，在叙利亚人的心中，他们的国土面积绝非只有法军占领的那么一点，而是包括整个巴勒斯坦和约旦，他们虽然没有实力建立统一国家，但这个梦想让他们不认为现代叙利亚的边界是正常的。
费萨尔亲王由于放弃了抵抗，最后也收获了回报。英国人为了感谢和补偿他的配合，让他当上了伊拉克的国王，作为国王，他有义务保证英国人在伊拉克的特权。费萨尔的哥哥阿卜杜拉原本被阿拉伯人选为伊拉克国王，既然英国人把伊拉克国王许诺给了他弟弟，作为补偿，英国人从自己控制的大叙利亚南部（巴勒斯坦）专门划出一片地方给了他。这片地方位于约旦河以东，所以称为外约旦，这个人造的国家后来改名为约旦哈希姆王国，至今仍然由阿卜杜拉的后代统治。
这些历史给叙利亚留下的印痕，使叙利亚国内之后一直存在着如下几种想法：
第一，他们曾经尊费萨尔为国王，当费萨尔成为伊拉克国王后，叙利亚存在着和伊拉克合并的可能性。
第二，大叙利亚的梦想让叙利亚人又认为约旦、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外加上黎巴嫩，都是叙利亚的领土，期待有朝一日可以重新统一中东。
第三，叙利亚和黎巴嫩作为法国人的托管地，本来就是一体的，是法国人强行将两地分开。即便无法收复约旦、巴勒斯坦，叙利亚也要把黎巴嫩拿回来。事后叙利亚理直气壮干预黎巴嫩事务的底气就是这么来的。
第四，叙利亚本来指望着有一个国王来统治，但是有共和传统的法国人强塞给叙利亚一个议会式的共和政府。而叙利亚人还没有学会如何在共和的框架下来管理好政府，这是叙利亚出现政治斗争的前兆，也是为什么独裁者最终上台后，能够维持那么久的原因之一。
在这些不同想法的撕扯下，叙利亚一直以一个面目模糊的形象出现，今天被这个想法所左右，明天又换了一个想法。当然这些想法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中东就像一张白纸一样，其国界线是英法新画上去的，对于阿拉伯人来说，还都不习惯国界的概念，也没有形成明确的国家主义。
不自信的政府
虽然叙利亚人被各种不同的想法所左右，没有形成很强的国家主义传统，但至少有一点，他们却是坚定不移的，那就是把法国人赶走。
我无意追寻叙利亚赶走法国人的过程，那经过了艰难的谈判和威胁，直至法国人意识到留下的麻烦比撤走更多，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法国人离开留下了两个永久性的影响：
第一，黎巴嫩彻底从叙利亚分离了出去。在法国人的坚持下，黎巴嫩与叙利亚不同，是由基督教马龙派来主导政府的。这个国家单独建国后，并不想并入另一个伊斯兰教主导的国家（叙利亚）。黎巴嫩与法国的关系也比叙利亚与法国要铁得多，经济也更加富裕。
第二，法国人试图给叙利亚留下一个稳定的政治结构，培养出宪政传统，如果等到那时宗主国再撤出，也许不会带来太大的破坏性。但叙利亚人已经等不及了，不可能循序渐进地进行。这使得过早独立的叙利亚有了宪政的架构，却没有宪政的精神，谁都想主导政府，但谁都不想遵守约定。
宗主国撤出后，本地政府的无能和混乱，是新独立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世界性难题，叙利亚也不例外。
当法国人真的离开了，叙利亚人才如梦方醒一般，意识到必须自己来决定命运了。这时，他们突然间变得不自信起来，人们想的不是如何自治，而是如何借助另一个外来势力来统治。
他们首先想到了伊拉克的费萨尔国王。这位国王曾经是阿拉伯人的救星，也曾经短期被阿拉伯人承认为叙利亚国王。叙利亚如果能够投靠费萨尔，和伊拉克合并，将是不错的选择。由于外约旦（即现在的约旦）也是由哈希姆家族的另一位亲王控制，所以只要首先和伊拉克合并，就可以借助王朝的力量和外约旦合并，之后，再寻找机会将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各个碎片拼齐，形成统一的阿拉伯国家。
然而，目标有了，如何合并却成了难题。除了伊拉克之外，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也提出来要先合并叙利亚。而叙利亚政府虽然不够自信，却又觉得本国制度更加先进，资源也更丰富，不应该接受穷国约旦的领导，而应该是叙利亚合并约旦。
在分歧中，合并成了扯皮。这时的阿拉伯人才第一次意识到：西方国家的托管虽然时间不长，却在阿拉伯这个整体上画下了不可弥灭的痕迹，那国界线一旦形成，国界内的政治团体就会疯狂生长，任何想重新合并的人都必须面对两个国家之间政治团体的剧烈摩擦。
接着，犹太问题干扰了叙利亚的政局。随着阿拉伯在第一次阿以战争中的溃败，叙利亚国内指责政府的无能，军事政变这个怪物开始袭击叙利亚。1949年，连续三次政变打乱了叙利亚的政治进程。
而更重要的是，在这三次政变之后，叙利亚的政治航程已经悄然转向，前两任政府还在不断地准备着与伊拉克合并，并已经进行到起草统一宪法的阶段，但最后一任政府上台后，断然地向阿拉伯的另一个政治集团——沙特和埃及靠拢，从这时起，叙利亚就从哈希姆家族梦想的大王国中逃脱了。
但摆脱了哈希姆家族并没有让叙利亚变得更加自信，叙利亚进入了另一个传统：依靠埃及，同时在埃及纳赛尔总统的煽动下，向东方社会主义阵营靠拢。
在争夺阿拉伯世界领导权的过程中，纳赛尔领导的埃及始终跑在第一位。当埃及争取到叙利亚之后，立即马不停蹄地策划起双方的合并工作。1958年2月，一个特殊的国家诞生了，这个国家叫作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nited Arab Republic），其国土包括两部分：埃及和叙利亚，纳赛尔成了这个联合国家的总统。
但是，这次的合并并不顺利，叙利亚虽然在摇摆中加入了联合共和国，却发现埃及的鞋并不适合叙利亚的脚。两块地域并不搭界，不仅协调困难，如何给各个政治势力分配地位也出了问题。经过短暂的合并后，叙利亚退出了联合共和国，把纳赛尔甩开了。
这时的叙利亚才认识到，不管它是否自信，它已经无法把命运交给别人了。这个被西方最近才制造出来的国家一旦出现，就有了生命，并必将在重重困难中走完整个周期。
这艘失控的航船继续在国内政治斗争和军事政变中颠簸着。之后，叙利亚做了最后一次合并的努力，一个叫作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政党崛起了。这个政党主要出现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这时，伊拉克的哈希姆家族已经被推翻，伊拉克成了共和国，于是，合并的梦想再次在这两个共和国之间出现。而埃及总统纳赛尔也再次跃跃欲试，因为复兴党和埃及的关系很密切，如果伊拉克和叙利亚能够合并，那么埃及就有可能再次把这两个国家都拿下，再次建立联合共和国。
复兴党打着复兴和社会主义两块招牌。所谓复兴，就是将阿拉伯的土地合并，复兴当年伟大的阿拉伯帝国；所谓社会主义，是指经济上采用社会主义的方法，利用政府控制经济，发展大项目和大工业。
复兴党与其他中东想复兴阿拉伯帝国的政治团体区别在于：其他的政治团体大部分都是宗教性的，比如在所有阿拉伯国家都有分支的穆斯林兄弟会，就主张建立以《古兰经》教法为基础的统治，而复兴党想建立一个世俗性的共和国，采取的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方式。
随着1963年复兴党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政变上台，双方与埃及又启动了合并过程。但随后，三国在各自地位上的争论让合并再次流产。
合并失败的同时，复兴党在叙利亚国内的革命工作却进行得如火如荼。国有化、国家控制将经济变成了铁板一块，复兴党的高层在不放弃泛阿拉伯理想的同时，不断地指责各个邻国，说它们是机会主义，或者不够革命。
在许多人看来，这个国家是失败了。在与以色列的斗争中，叙利亚屡屡失败。在与阿拉伯国家的联合中，它始终居于次要地位，却又不甘心并入别国。在国内政治中，党派林立，互相争斗，军事政变此起彼伏，但每一次政变后带来的不是稳定，而是更多的争执。在经济上，叙利亚政府采取的社会主义措施更加恶化了国内环境，这些措施强调国有化和国家控制，在政治不透明的前提之下，这些措施把资源不公平地分配给了政治势力，并压抑了民间经济，加上国内政治的不稳定，所以经济没有好转的迹象。
在这种背景下，阿萨德的崛起成了打破叙利亚政策死胡同的机会，也受到了叙利亚大部分人的欢迎。
阿萨德：强行塑造的民族主义
哈菲兹·阿萨德出生于叙利亚的阿拉维派家庭。
阿拉维派是什叶派的一个远支。在什叶派中，奉阿里的后人为伊玛目，即宗教领袖，伊玛目只能在阿里家族内部传承。占据什叶派最主流的十二伊玛目派（Twelver）一共承认12个伊玛目。
其实到第11个伊玛目时，阿里的主支就已经绝嗣了，但为了便于团结什叶派教徒，十二伊玛目派的高层人士宣称，第十一伊玛目有一个未成年的后人，是为第十二伊玛目。只是这个伊玛目不肯见人，隐遁在世界某处，直到安拉需要他出现才重返人间。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承认这所谓的第十二伊玛目，于是，从第十一伊玛目的信仰者中分离出一派，逐渐演化成了阿拉维派，并一直保持到今天。
在叙利亚，大部分的居民都是逊尼派，作为少数的阿拉维派一直处于受压制和歧视的地位。也正因为如此，当法国人从叙利亚撤军时，阿拉维派大多数持悲观态度，并不希望法国人离开，担心在逊尼派的主导下，阿拉维派会受到压迫，丧失进入主流社会的机会。
这种担心虽有道理，但世界并没有断绝小哈菲兹的机会。
在叙利亚，当时在民间主要有两种势力，一种是强调逊尼派统治的穆斯林兄弟会，这一派从埃及发端，并扩张到整个阿拉伯世界，他们主张根据教法统治，而他们的教法自然是逊尼派赞成的教法。
另一种是强调世俗主义和全国团结的复兴党及其他左派政党。这一派不想搞宗教统治，而是想建立一个世俗的共和国。
作为宗教少数派的哈菲兹在穆斯林兄弟会中不可能找到同盟，却在复兴党中找到了同志。
在参与党团活动的同时，他加入了空军，并逐渐提升。随着复兴党在叙利亚上台执政，他的升职速度也加快，并逐渐成了执政党领导层之一。
随后的几年，阿萨德与两任党领袖在理念上都发生了冲突，最终通过一次不流血的政变逮捕了党领袖，成了叙利亚的领导人，宣布建立世俗的社会主义政权，并在这个位置上待了30年，直到死亡把他从权力场带走为止。
阿萨德总统的统治是典型的独裁统治，他通过家族和宗派势力把持叙利亚政治，随时打击反对派，并不惜使用武力。他的统治伴随着垄断和大量的腐败，以及任人唯亲。
但是，对于1970年的叙利亚来说，阿萨德的上台却给了整个社会解开僵局的机会。与他的前任不同，阿萨德并没有“左”到不可救药的程度，虽然他也相信国家控制和主导，但是在初期，这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采取了许多放松经济控制的措施。
一旦经济中私人领域逐渐放松，哪怕金融、国有企业和进出口仍然控制在国家手中，也仍然可以引起一波的经济发展。
同时，阿萨德也效仿当年的纳赛尔，在幼发拉底河上建设了巨大的Tabqa大坝，这个大坝花费了3.4亿美元，在苏联的支持下建成，装机容量8.24亿瓦，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坝之一。在坝的后面形成了巨大的湖泊，命名为阿萨德湖。虽然大坝的建设充满了争议，但大坝增加了叙利亚的灌溉面积，在建设的过程中，也刺激了叙利亚经济和工业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当阿萨德一方面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另一方面通过大工程建设加放松私营经济的做法让社会经济暂时走出困境时，人们发现，原本摇摆不定又四分五裂的叙利亚似乎在不情愿中承认了独立地位，暂时摆脱了分崩离析的命运。
巴尔贝克。贝卡谷地是叙利亚难民的重要落脚地。
叙利亚的国家主义成型了，它越来越不想被伊拉克、埃及、约旦等国家主导命运，变得自信起来。此起彼伏的军事政变暂时被遏制住了，而叙利亚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也在逐渐回升。
叙利亚的地位在阿萨德前任达到了低点。那时的领袖一方面为了向苏联示好，实行越来越“左”的经济政策；另一方面，不断地指责邻国不够坚定，不够“左”，叙利亚在阿拉伯世界成了不受待见的“刺头”。
阿萨德上台后迅速改善了与邻国的关系，同时加强了与苏联的联系。在与苏联打交道时，他的前任采取的是表演策略，也就是不断地在苏联人面前表演，显示自己很“左”，希望博得对方的注意，可是苏联认为叙利亚在中东并非主要国家，虽然乐得看他表演，却并不真的买账。阿萨德不屑于采取这种做法，也不想继续表演下去，他直截了当让苏联人明白，苏联从他这儿可以获得在中东的军事入驻，把塔尔图斯海军基地授予苏联使用，真正的实惠为他争来了大量的军事援助。
在获得了苏联的援助之后，他再回过头来寻求与埃及联手，对付以色列。以前，叙利亚一直是埃及的小跟班，阿萨德与埃及打交道时，已经摆脱了跟班的角色，试图与它平起平坐，要确立叙利亚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地位。
在阿萨德上台之前的1967年，发生了所谓的“六日战争”，以色列先发制人，迅速地击溃了阿拉伯国家，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也被以色列占领。那时的阿萨德已经是军队的领袖人物，目睹了叙利亚的惨败。他上台后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决定用武力夺回戈兰高地，与埃及的联合行动更增加了这种可能性。
但是，令他没想到的是，这次在背后捅刀子的正是他的兄弟埃及。
此时埃及热衷于泛阿拉伯主义的纳赛尔总统已死，由萨达特总统掌权。萨达特是个务实派，他只想对以色列发动有限的攻势，并不想彻底打败以色列（当然他也知道做不到），不过他并没有对叙利亚人坦白自己的算盘。
战争爆发后，叙利亚人尽了最大努力去争取胜利，埃及却明显保留了实力。战争越来越不利于叙利亚，最终阿萨德一无所获，戈兰高地也没有收回。
可事后，人们意外发现，虽然战败，但是阿萨德和叙利亚的地位提高了。没有人能保证，如果埃及全力配合就一定能胜利，但埃及的背叛行为不仅给了阿萨德失败的借口，还使他在阿拉伯世界树立起了抵抗者的形象。
其后，叙利亚甚至有能力干涉起邻国的政治。20世纪70年代，它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付以色列，又在约旦赶走巴解组织的行动中出兵约旦，一副地区大国的风范。80年代，黎巴嫩内战进行时，叙利亚派出部队参与了政治角逐。
到这时，叙利亚国家在阿萨德的统治下不再被人们视为一个失败、无可救药的国家了。法国人离开后，叙利亚在国际社会上第一次有了存在感。
从宗教矛盾到政治危机
阿萨德总统虽然通过强力捏合了叙利亚，并进行了30年的独裁统治，但是他只能暂时压制国内矛盾，却无法完全化解。
由总统本人带来的最大问题是：他是一个阿拉维派的穆斯林，与多数派逊尼派并不同宗。叙利亚的阿拉维派大都集中在北部的沿海地带，占总人口只有12%，而逊尼派在叙利亚人口中的比例却达到了将近四分之三。
我们不用纠结于一个政治人物的道德品格，只需要观察他所建立的制度，就可以推测他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阿萨德总统将权力更加集中的做法必然导致他破坏掉了原来的权力中心（议会），重新建立一个以他个人为中心的权力基础。而由于他本人的出身，必然将更多的阿拉维派引入到权力中心。
于是，阿拉维这个少数派突然间飞黄腾达，占据了诸多的高位。根据后来人们的观察，阿萨德容许逊尼派继续在民政机构中占据优势地位，却在军队系统、警察系统和情报机构安插了不少的阿拉维派核心人员，形成了对整个国家的强力控制。
与此同时，他也进行领袖崇拜，阿萨德的画像充斥着叙利亚的大街小巷，他被当作国父一样崇拜，甚至带上了救世主的色彩。
在这崇拜的背后，是严重的权力腐败。以阿萨德家族为中心，以他的亲戚朋友圈子为辐射，大量的资源被少数人瓜分。
叙利亚建立了许多国有企业，控制了大部分有油水的行业，比如能源、金融、进出口等等。而管理这些企业的人，都来自总统的亲信和亲戚，利用制度安排，少数人就名正言顺地获得了大量的财富。
阿萨德上台后，放松社会控制、发展私营经济的做法也导致腐败的增加。发展经济和腐败是一个悖论的两个方面。在国家政府仍然掌握大部分资源的情况下做出局部的放松，的确可以让社会经济取得快速发展，但是，这样做的结果也必然带来大量的腐败。
这一切问题如果发生在一个世俗国家，那么就是民主和独裁的问题。但是在一个充满了宗教对立的国家，人们首先不把它当作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而认为是异端总统带来的灾难。
逊尼派的人们首先对阿萨德发难了。1976年的逊尼派暴动可以视为2011年叙利亚革命的另一个版本。从这一年起，逊尼派在穆斯林兄弟会的带领下，开展了反对阿萨德的游击战争。
在复兴党执政初期，阿萨德还没有上台时，逊尼派在穆斯林兄弟会的带领下，就展开了宗教反对活动。兄弟会在埃及成立之初，采取的是和平斗争策略，不鼓励使用武力。但是，随着双方的矛盾逐渐激化，暴力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1964年，叙利亚政府重兵开往穆斯林兄弟会控制的重镇哈马，对逊尼派的反对者进行镇压，造成了近百人的死亡。这是这个不幸城市经历的第一次大屠杀，在未来的历次争夺中，哈马都将作为焦点城市经受一次次的磨难。1964年的镇压导致兄弟会安静了十几年，叙利亚的世俗政权得以巩固。不过，这次的镇压也让叙利亚的兄弟会成员意识到使用武力的必要性，许多人脱离了温和派，加入了极端派。
1976年，阿萨德已经执政，当逊尼派与政府派的战争重开之后，双方的斗争变得更加血腥和无理性，也为2011年的暴力埋下了“种子”。
1976年，恰逢黎巴嫩内战初期，叙利亚开始干涉黎巴嫩事务。而在国内以穆斯林兄弟会为首的逊尼派力量（据认为，得到了伊拉克逊尼派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暗中支持），以暗杀政府职员和阿拉维派人士为己任，希望通过恐怖主义手段来震慑政府。到了1979年，形势迅速恶化，许多可怕的暴力事件接踵而至。
比如，在阿勒颇的炮兵学校里，由于学校为政府军输送学员，成了袭击的目标。6月16日，该校的一位上尉教官将学员集合起来，学员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枪手突然入场屠杀，据称有83人死亡。从这时起，逊尼派极端组织在全国各地对政府机构、警察、军队和阿拉维派发动袭击，进行暗杀活动。
到了第二年，兄弟会发动的罢工和游行也出现了。甚至有针对总统的刺杀行动，阿萨德幸运地避过了刺杀。
这一系列事件导致了政府军同样疯狂的报复。一旦一个地方有刺杀发生，政府军立即报复当地人。有时当地人仅仅因为在现场附近，就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枪杀。1981年，在逊尼派重镇哈马，古老而野蛮的抽签习俗也被引进了，既然找不到凶手，就在当地14岁以上的居民中进行抽签，不幸抽中死签的人被立即枪杀。这是这座城市遭遇的第二次灾难。
然而对于哈马来说一切并非结束，第三次打击接踵而至。到了1982年，政府终于决定对哈马再次采取行动。这次行动导致了多少人死亡，恐怕永远不会有准确数字。根据推测，人数从1万人到4万人不等。在行动中丧生的政府军士兵可能也超过了1000人。哈马老城区被摧毁了大半。
这次行动虽然以政府军杀人收场，但是由于将穆斯林兄弟会以及一些极端组织赶出了叙利亚，再次起到了缓解局势的作用。逊尼派和兄弟会的反抗失败，阿萨德总统的统治得以延长了18年。
1976年到1982年，逊尼派的暴动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阿萨德执政初期，为了适应社会的要求，对于社会和经济放松了控制，经济出现了不错的发展势头。但逊尼派的暴动又提醒他不能放松社会。随着暴动的扩散，阿萨德变得更加极端、谨慎，又收紧了对社会的控制权。
控制权的收紧导致经济的下滑，经济的下滑引来了更大的民怨。当这一切成为循环，执政者就得再次放松社会控制，可是，一旦放松了社会控制，就是另一次危机和反抗的时候了。
这个时机在第一个阿萨德死后到来。2000年，阿萨德将身后的政权留给了他35岁的儿子巴沙尔·阿萨德。在巴沙尔之前，他曾经选择过两位继承人，但都因为继承人的反叛或者死亡而告终。
小阿萨德是位医生，年轻时没有想过会当总统，当父亲心仪的继承人先后出局后，他成了幸运儿，同时也是被诅咒者。
这位在英国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上台伊始，就表现出了有别于父亲的改革意图。在政治上，他释放了大量的政治犯；在经济上，他试图击碎国家控制的经济，引入更多的外国投资。
在引入外资上，他的父亲已经起步，进入叙利亚的外资大部分来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引起过一波经济发展。这时的小阿萨德重新祭起了开放外资的旗帜，是希望叙利亚的经济发展能走上正轨，减少人们的反对。另外，他比父亲走得更远，试图向私人资本开放银行，减轻国有化对经济的负担。
然而，当一个独裁者去世后，他所建立的围绕着个人运转的僵化体制是很难被继承人掌握的。小阿萨德雄心勃勃的计划在父亲建立的可怕系统面前不值一提。
在独裁体制内，对于小阿萨德来说，如果想有所成就，首先要做的不是改革，而是先把政权掌握牢靠，把不听话的人替换掉，吃透了政权，才能推动改革。否则，他的一切努力都会在体制所产生的阻力中消耗掉。
然而，不管是小阿萨德本人，还是叙利亚社会，都不会留给他足够的时间。由于外界和他本人的希望过大，动手太早，所以最终所获得的失望也更大。
很快，他的改革措施推行不下去了，所带来的不稳定更让人担忧，惊慌失措的他又走起了回头路，2001年8月，阿萨德政府逮捕了反对人士，宣布了温和政策的结束。曾经指望他带来新气象的人们变成了反对派。
当这个政权失去了人心，距离混乱也就不远了。到时，没有任何爱好和平的人士能够收拾住混乱之后的局面。
2011年：从和平到暴力
当武装分子都学会了用视频网站之后，这个网站就成了发布“圣战”视频的最佳场所。在这之前，武装分子们必须把视频录到录像带上，再翻山越岭传出来，交给某个新闻机构，甚至偶尔还要弄几个记者去采访。视频网站出来后，他们立即觉察到，这是个省钱省力的好方法，只要视频一发布，就会有无数的人能够看到，再也不用什么新闻机构和记者了。他们对于科技的掌握并不比别人差。
在发布的视频里，这些武装分子丝毫不掩饰暴力倾向和极端宗教色彩。
比如，在一个视频中，逊尼派ISIS武装分子在叙利亚北部拦下了几辆货车，将四位货车司机赶了下来，检查他们的证件，并询问他们的宗教派别。
四个人都回答是逊尼派。武装分子随即询问了他们一些礼拜方面的问题，由于在逊尼派和阿拉维派之间对礼拜要求有微小的不同，有时候可以通过提问来确定对方的身份。其中三个司机由于回答错误，不得不承认了他们是阿拉维派，他们被当场宣布处以死刑，随后，被拉到了路边。
在执行前，他们没有任何求饶的表示，仿佛知道命运不可更改。在被杀前，他们只是要求向麦加方向跪拜，武装分子则在他们背后开枪。两个人一枪毙命，子弹穿过头颅后打在土地上，溅起一阵灰尘。另一个人没有立即死亡，他试图向前爬去，爬去……
他们都是穷人，被杀的唯一理由，是因为他们是阿拉维派。
在击毙了几位司机后，武装分子炸毁了货车，乘坐越野车扬长而去。事后，他们将惩罚“异教徒”的视频发布。
类似的视频自2012年之后，频频出现在网络，但是没有一个视频引起过世界的重视。
此刻，世界还在为叙利亚的民主运动大声叫好，并在讨论如何支持叙利亚的反对派。他们不是不知道，是故意不去看那些反政府武装的复杂成分。人们永远不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去看待世界，而是按照某些特定的僵硬原则去过滤事实。
然而，叙利亚的内战并非起始就充满了暴力色彩，许多反政府的人士带着良好的愿望，希望实现民主。但是双方的无理性最终导致了越来越残酷的内战，并彻底击碎了叙利亚的社会。
那么，叙利亚的反对运动是如何从和平走向暴力的呢？
2011年，当从突尼斯爆发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时，叙利亚人也意识到是表达政治要求的时机。这时的叙利亚正在经历一场大旱，粮食的减产、物价的飞涨都造成了人们进一步的不满。
但是，由于长期独裁压制的结果，叙利亚人在上街时就表现出了不自信，他们担心遭到政府的报复，不敢大规模上街。当埃及已经爆发出大规模的游行时，在叙利亚只有小规模的游行出现。
直到“阿拉伯之春”运动在其他国家取得了成果，3月，叙利亚人才大规模上街，并形成了一次要求民主的运动。
但是，埃及的革命不仅给民众指出了一条推翻独裁的道路，也为独裁者指出了他们如果让步会得到什么下场。叙利亚独裁政局与埃及的穆巴拉克也并不相同，埃及穆巴拉克直到下台也没有下决心、更没有能力用暴力把革命镇压下去。而叙利亚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有丰富的暴力镇压经验，对待游行者更加粗暴。
小阿萨德采取的策略是：第一，用武力镇压反对者，在控制权上绝对不让步；第二，在不丧失社会控制权的情况下，做部分的改革。
关于改革措施，是到2012年才姗姗来迟推出的。2012年2月26日，叙利亚举行了全民公决，修改了宪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条文是：规定了总统的普选，总统任期为7年，且只能连任一届。根据此项规定，一位总统最多掌权14年。虽然时间还是有点儿长，但如果是在和平时期，修宪或许会让人们感到满意，并投入到选战之中，但是，随着叙利亚局势的恶化和失控，2012年的修宪已经起不到安抚人心的作用了。
最终，暴力冲突成了叙利亚的主流。
2011年3月20日，在叙利亚南部口岸城市Daraa，警察向示威者开枪，导致示威者的反击，烧毁了当地的党部。这次事件造成15位平民和7名警察的死亡。之后的几天，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暴力事件，使死亡人数上升到接近100人。
然而直到这时，示威者仍然试图遵循着和平的规矩，其诉求也是以民主为主，要求普选、民主、释放囚犯、惩治腐败等。虽然如果要做到这些，必然意味着阿萨德政权下台，但人们并没有向这方面引申。
到了4月初，随着暴力事件的加剧，实现一次埃及式的和平交权已经变得不可能了。小阿萨德与他的父亲一样，在镇压反对派上从来不在乎人命。
反对派想到，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叙利亚是否民主，而在于只要阿萨德在台上，就不可能有民主和自由。这时，他们的矛头终于指向了推翻现政权。这是叙利亚革命中重要的一步转变，运动也从和平向着蕴含暴力转向。
随着抗议规模越来越大，范围也从少量的城市向全国蔓延，到5月底已经达到了二十多个。与此同时，叙利亚军队也对抗议活动进行了大规模的袭击，动用了坦克、大炮等武器。据称，该月底时，已经有近千人死于内乱。
从6月起，冲突规模进一步扩大。叙利亚是一个高度管制的国家，平民虽然反抗，但是缺乏有效的武器与政府军对抗，这时，他们开始考虑如何获得武器。
最初的武器来自对政府军的袭击。在与土耳其接壤的一个小城里，安全部队向一次葬礼开火，引起了人们的反抗，杀死了几名士兵，并攻占了当地的警察局，获得了一点儿武器。
与此同时，叙利亚的教派矛盾也显露出来。由于抗议的人大部分都是逊尼派教徒，而安全部队虽然高层由阿拉维派控制，但底层的士兵有许多逊尼派的。在冲突中，当士兵们被派到各地执行镇压任务时，在逊尼派聚居的北部地区，也就成了军队哗变的高发地带。
军队的大规模哗变让人们越来越看到了推翻独裁政权的希望。这时候，世界媒体突然被叙利亚大规模的政府军哗变所占据，让人们一时间感觉阿萨德政权已经维持不下去了，叙利亚即将实现民主。
也是从这时起，叙利亚的反对派获得了外界的大力支持。
然而人们乐观过了头，事实与期盼相差甚远。事后，人们发现，军队的哗变并不意味着叙利亚政权的崩溃，却意味着叙利亚社会宗派的伤痕再次被揭开。
逊尼派士兵的哗变让反对者有了大量的武器，叙利亚的革命已经彻底升级为暴力冲突和种族冲突。政府军在哗变中损失了大量士兵之后，除了正规军之外，更加依赖于阿拉维派主导的民兵系统撒比（Shabiha）。
Shabiha是在老阿萨德时期创立的一种民兵武装，不穿军装，由总统的亲戚负责指挥。这支准军事武装的任务是帮助阿萨德家族干一些不便由政府和正规军队出面的“脏活儿”，比如走私、暗杀、私下恐吓等等。
到了小阿萨德上台后，为了表示改革决心，将撒比解散了。但是，随着叙利亚形势的恶化，这个组织再次阴魂不散，聚集人马，出现在正规军攻势之外。
到了战争中，人们把许多屠杀都算在叙利亚政府军的头上，但据后来的调查，可能是撒比干的。
这样，政府军从全民的军队，变成了以阿拉维派（什叶派）为核心的宗教军队，而撒比更成了一股失控力量，不时地实施暴力，破坏了和平的可能性。
争取民主的暴动越来越变成了一场宗教战争。叙利亚的内战也注定成为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缠斗，双方的正义性也在逐渐流失。如果说，在这之前，反对派还带有很强的民主特征的话，那么之后，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哪怕是温和派和民主派也会发现越来越陷入宗派之争，并且越来越被边缘化。政府军和反政府军都越来越被极端势力所左右，并酿成了最后的悲剧。
7月底，几名前叙利亚军官组成了叙利亚解放军（Free Syrian Army，FSA），反对派的武装正式出炉。到此时，和平集会已经彻底让位给了战争，一次内战形成了。
2012年：无理性战争
叙利亚内战诞生后，世界上的各个国家迅速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卷入了战争。
首先卷入的是伊朗和土耳其。
伊朗和土耳其是叙利亚周边两个最主要的伊斯兰国家，其中伊朗认为自己是世界什叶派的领袖，在霍梅尼革命之后，为了输出革命，任何什叶派存在的地方都会受到他们的关注。
在穆斯林的眼中，并没有国界，只有宗派的概念。世界上任何一处的逊尼派出事，都会引起沙特、土耳其等国家的关注，而伊朗则认为保卫什叶派是他们的责任。这种“责任”曾经让伊朗在黎巴嫩内战期间，出钱出人帮助黎巴嫩什叶派建立了著名的真主党，也曾经帮助伊拉克什叶派反对过萨达姆。
当阿拉维派领导的国家叙利亚陷入纷争后，嗅觉灵敏的伊朗比其他国家都先发现，与其说这是一场民主和专制的对决，不如说是阿拉维派和逊尼派的对决。在镇压之初，伊朗就向叙利亚提供了监听设备，用于叙利亚政府监视游行的反对派，加强社会控制。
而土耳其作为主要的逊尼派国家，则选择了支持反对派。内战刚起，土耳其即抛弃了与叙利亚政府的友好关系，指责其大规模屠杀的罪行，支持敌对势力。
叙利亚解放军FSA刚建立之初，只有少数的士兵，在政府军强大的压力下无处可逃，土耳其立即允许FSA退入土耳其境内休整，以此为基地向叙利亚境内扩张。之后，各国援助叛军的武器也源源不断地通过这个通道运往反政府军。
除了土耳其和伊朗之外，阿拉伯国家也开始站边。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国家长期与各种激进组织维持着藕断丝连的关系，并致力于扩张逊尼派、打击什叶派势力，此刻，它们选择了加入叛军一方，提供了资金支持。
当叙利亚内战残酷的一面显露后，西方国家也加入了战团。但它们对于叙利亚内战的态度既明朗，又不明朗。
所谓明朗，是指它们将之看作阿拉伯革命的一部分，在整个阿拉伯革命中，西方都与革命的一方站在一起，打击政府军。
但所谓不明朗，是指西方国家由于负担太重，既要支持埃及，又要支持利比亚的反政府军，暂时腾不出手来直接干涉叙利亚。而美国自从奥巴马执政后，一直不愿意直接以武力干涉他国的纷争，避免美国卷入另一场残局。比起以前的总统来，奥巴马在处理国际问题时显得更加理性、全面，他的态度也让西方国家的热情下降了不少。
从城堡看的黎波里全景。
黎巴嫩山地上的居民楼。
直到2012年，大规模屠杀的暴露，以及化学武器的使用，才令世界有了更多的民意参与进来。但即便这样，他们也并没有像利比亚那样直接参与战争，而是向反对派提供了资金、武器和技术支持，并在联合国向叙利亚政府施压和寻求制裁。
在西方国家卷入的同时，由于俄罗斯在叙利亚有军港的使用权，立即决定支持叙利亚政府，俄罗斯和中国在联合国阻滞了对叙利亚的制裁。俄罗斯还对叙利亚政府提供了武器装备。
随着俄制装备供应政府军，而西方装备源源不断地流向反对派，叙利亚的战争也迅速升级成了大屠杀。
当人们怀着高尚的目的不断地输入武器时，最终的结果却是一场无理性战争。
内战爆发后，战争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从2011年7月到次年5月为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叙利亚的反对派处于弱势地位，政府军频频出击进入逊尼派为主的地区，并试图从混乱中控制局面。由于小阿萨德继承了老父的强硬传统，政府军的暴力也逐渐升级，除了常规的个人兵械之外，装甲车、坦克、火炮、飞机等武器都已经针对平民区使用，形成了许多次大规模死亡事件，也直接导致了反对派越来越使用暴力进行反击。
在这个阶段，最著名的死亡事件是政府军对哈马城的围攻。哈马，这个在反对复兴党和阿萨德家族统治中，已经遭受了三次打击的城市，仍然是逊尼反对派的中心。
从3月起，这座城市的反对派就在街道和广场上聚集，抗议阿萨德的统治。此刻，内战仍然处于初期，政府在动用武器上仍然小心翼翼，避免受到外界的指责。在策略上，政府也指责反对派制造暴力，导致局势失控。
这时，哈马的局势受到了一次颇负争议的“干扰”，美国和法国的大使决定亲自前往哈马观察这里的和平抗议活动，以证实他们早就放在脑袋里的结论：“反对派是和平的。”
果然，两位大使看到了一次完美的和平示威。他们的出现让哈马沸腾了，人们为了让世界更看清叙利亚人的反抗精神，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组织几十万人的非暴力大游行。
两位大使心满意足地离开后，把问题留给了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等他们走后，满怀期待的反对派以为事情快有结果了，因为世界大国都在支持他们。示威的人们不仅不肯离开，反而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激进。
哈马城的抗议终于让叙利亚政府失去了耐心，阿萨德向这座城市增兵，寻求镇压。当坦克、机枪和路障更多地出现在城市中时，一场冲突已经难以避免。
从7月31日到8月4日，政府军进攻哈马，这次进攻最终造成了约200人的死亡，并随着媒体的关注，将叙利亚内战暴露在世界面前。联合国迅速做出反应，谴责在叙利亚发生的暴力事件。然而联合国很难通过对叙利亚进一步制裁的决议，在五大常任理事国中，俄罗斯和中国反对进一步的行动。
这个事件也将双方的立场彻底亮明。叙利亚政府军知道了联合国的底线，不吝动用先进武器对付反对派；而反对派也意识到他们得到了世界主要大国的支持，更加寻求武力解决问题。
在这个阶段，也是反对派中最初出现分裂迹象的时期。2012年1月，一个叫作支援黎凡特人民阵线（The Support Front for the People of Levant）的组织在叙利亚成立，这个组织的阿拉伯名称是努斯拉（Al-Nusra）。与后来的ISIS不同，努斯拉在中国显得默默无闻。但它才是著名的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第一个分支。
这是恐怖组织在叙利亚反对派中落地的第一个迹象。努斯拉成立几个月后，原本只发生在政府军和撒比中的屠杀事件也频频出现在反抗力量中，并将支持者从温和的反对派中逐渐吸走。在任何战争中，最终占主流的必定不是温和派，而是极端派。
努斯拉很快成为反抗力量中最具战斗精神的一支部队。他们不断地制造事端，屠杀和平的阿拉维派。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在叙利亚落地，加入努斯拉。他们的行动也给了政府军新的借口，当外界指责政府军的暴力事件时，政府则指责反抗力量也充满了暴虐色彩。
这个时期，也是国际社会试图调停叙利亚冲突的时期。最早的努力来自阿拉伯联盟（Arab League），从2011年底到2012年1月底，阿拉伯联盟派出了观察团进入叙利亚进行调停工作，随后宣布任务失败。
2012年4月和5月，在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tta Annan）的主持下，国际社会进行了另一次努力，试图组织停火行动。
但停火行动总是失败。每每在关键时期，总会出现一两次令人震惊的大屠杀，破坏掉本来已经取得的成果。战争的双方都指责对方制造了屠杀，并以此为借口发动下一次袭击。
2012年5月25日，在叙利亚中部重镇胡姆斯以北的胡拉镇（Houla），也是逊尼派反对力量的支持区域内，传出消息，称政府军组织了一场屠杀事件。这次屠杀一共造成了108人的死亡，其中包括49名儿童。
当事件曝光后，叙利亚解放军FSA随即宣布，鉴于屠杀的存在，FSA不再遵守停火协议。
事后，联合国的调查机构进入该区域调查原因。最初的消息，屠杀是叙利亚政府军用坦克、机枪、大炮进攻村庄时造成的，责任归咎于政府军。
之后，更加细致的调查发现，许多人是被近距离射杀的，目击者的证词进一步叙述，政府军最初在攻打村庄时，造成了大量的伤亡。在政府军之后来到的是阿拉维派民兵武装撒比，这些民兵武装更加残忍地对平民进行了屠杀，甚至使得几个家庭遭到了灭绝。
但叙利亚政府也宣布对此事进行调查，并得到了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政府军攻打的确造成了伤亡，但对于那些近距离射杀，则出现在政府军进攻之前。有证人说，在政府军来之前，大约700人的反政府武装曾经到达过此地，将人们集合起来，根据事先拟定的名单，杀死了那些不肯配合反政府武装的家庭。
事后，联合国倾向于认定反对派的证词更加可靠，却不能完全否定另一种可能性。如果现实也可以按照概率来表现，那么，可以说胡拉镇大屠杀80%是政府干的，20%是反政府武装干的。只是，对于死者来说，概率是不存在的。
不管结论如何，屠杀破坏了和平的可能性。那些不愿意停火的人得逞了。
在此期间，国际社会开始大规模向反对派运送武器，反对派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安南宣布调停失败，阿萨德政府突然发现，它面对的反抗者已经得到了显著的增强。于是，战争进入第二阶段。
从2012年6月到2013年5月是战争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实力得到明显增强的反叛力量举行了一系列的攻势。而叙利亚政府在一系列的屠杀指控下，已经到了人人喊打的份上。随着努斯拉等组织的加入，对于政府高层的袭击也大幅度加强。政府军步入了防守期。这也是反叛力量最有希望控制局势的时期。
6月22日，叙利亚政府军击落了一架土耳其战机，导致土耳其与叙利亚之间的争执，更多的武器和支持从土耳其方向运来。
7月18日，在首都大马士革发生了一次猛烈的爆炸，叙利亚国防部长、情报头子等高官被一并炸死。
随后，FSA逐渐控制了叙利亚和伊拉克、土耳其之间的边境口岸，西方对于反政府武装的支援达到了无比顺畅的地步。第二年3月，又占领了与约旦边界的口岸地带。
此阶段，反叛力量对于政府军的进攻主要集中在军事基地、机场的设施，为的是摧毁政府军的战斗能力，同时针对叙利亚最主要的经济命脉——水坝、油田等进行控制，削弱政府的经济基础。这些战斗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也正是从这时起，各地的屠杀升级了。人们可以确定，不仅是政府派，包括反政府派同样是屠杀的制造者。反政府派还善于利用平民打掩护，更增加了平民的伤亡。
阿萨德政权在慌不择路的状态下，使用化学武器来对付反叛力量。化学武器并没有带来太大的杀伤力，却带来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对于阿萨德政权来说堪称灾难。这个风雨飘摇的政权眼看就要倒塌了。
在这一阶段，许多渴望民主的人对叙利亚叛军寄予了很高的期望，认为战争即将结束，而民主将自动诞生。由于上一个革命标本埃及正经历着革命后的痛苦，民选政府越来越得不到支持，让世界需要另一个标本来掩饰埃及的困境。
但就在这时，政府军的转机出现了。
2013年：真主党来了
2014年5月，我来到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此刻距离黎巴嫩结束内战已经20年，贝鲁特的中心地带已经恢复了繁华，一个国际标准的Souks（中心集市）出现在这里，商店的橱窗中展示着从世界各地而来的奢侈品，从欧洲的名车名表，到南美的皮制品和猎装、伊朗和阿富汗的毛毯，应有尽有。
然而，从市中心向南走十几分钟后，就到达了另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在内战时期的绿线（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分隔线）以西，属于伊斯兰居住区。
从这里越往南走，城市越破烂，带着内战后没有完全恢复的痕迹，最南面似乎进入了贫民窟，处处是小商小贩，街道狭窄崎岖，满地垃圾，破烂的楼房挂满了各种各样的绳索和电线。
在伊斯兰区域，逊尼派居住区与什叶派居住区是分开的，有时在一条马路的两侧就有可能属于不同的教派。但对于外来人而言，除非经人指点，否则很难辨认双方的区别。
不过在真主党控制区域内，却有着两个特征可以辨认，第一个特征是：在区域的边界，有沙袋组成的工事，并有不同于政府军的武装人员守卫。因为真主党是黎巴嫩国内唯一不肯放下武器参加政府军的政党，他们要求保留独立武装。第二个特征是：真主党控制区域内，街道上挂着许多青年战士的大幅照片。照片上的人大都是参加叙利亚战争的志愿者，而党给他们的荣誉，就是将照片挂在他们的家外，以示表彰。
这些战士跨过边境，以保卫什叶派同胞不受侵犯的名义开始了与北方逊尼派势力的斗争。虽然人数少，但这些外来士兵有着超强的战斗力。叙利亚人在打仗时虽然也杀人，但他们心里毕竟已经有了模糊的国家概念，知道这是内战，在打仗时心存忌惮。而对真主党战士而言，发生在叙利亚的战争则纯粹是教派战争，为了保卫什叶派而打仗，他们显得更加坚决，也不在乎暴力。
2013年5月之后，叙利亚战争进入到第三阶段。
当政府军节节败退，被人们认为眼看就要被推翻时，政府军的海外支持者们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支持阿萨德。
伊朗在此之前已经向阿萨德提供了大量资金、能源和物资，帮助他支撑战时经济，并有小规模的伊朗武装人员渗透进入叙利亚帮助政府军打仗。在2013年最危险的时刻，伊朗又派出了4000名军事人员前往支援。在当年底最高峰时期，有近万名伊朗武装人士活跃在叙利亚。虽然伊朗政府永远不会承认这一切，但伊朗高官数次在私下里表示决不允许叙利亚这个什叶派重镇陷落。
除了伊朗之外，如同世界各地的逊尼派军事人员进入叙利亚帮助反对派打仗一样，各地的什叶派军事人员也来帮助政府军。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黎巴嫩的真主党。
在黎巴嫩内战时期，什叶派依靠伊朗的帮助和训练建立了真主党，作为回报，真主党也成了伊朗的工具，帮助它实现一定的军事目标。
当真主党加入战团后，叙利亚的西部边境大为好转，也预示着叙利亚反对派尽快吃掉政府军策略的破产。
在伊朗、真主党赤膊上阵支持政府军的同时，俄罗斯对于叙利亚的支持也大幅加强，俄制武器源源不断地支援着政府军。
在联合国，阿萨德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也在发酵，并酝酿成为一场干涉危机。但在俄罗斯的指导下，阿萨德却机智地躲过了干涉，他答应销毁和转移一切在叙利亚境内的化学武器，干涉的借口没有了，阿萨德赢得了时机。
在政府军力量增强的同时，反叛者的力量却在减弱。
反叛力量的减弱包括两方面：
第一，世界舆论已经厌烦了叙利亚战争。当革命刚起，或者屠杀事件刚曝光时，支持反叛力量的国家，特别是他们的人民都乐观地以为，只要帮助弱者呐喊几句，或者捐一点儿钱和武器，叙利亚政权就会像埃及穆巴拉克政权那样轰然倒塌，顶多像利比亚卡扎菲政权那样，经过可笑的抵抗后，连尸体都受到了侮辱。但当叙利亚内战向长期演化时，人们疲劳了，关注点转移了，来自世界的支持也少了。
第二，反叛者力量的减弱与他们的内讧有关。逐渐碎片化的力量、不一致的目标，以及另一股势力的侵蚀，让反叛者无力维持更大规模的进攻。他们进攻势头一旦被打断，就立刻被迫转入防守，并被政府军各个包围了。
反叛力量领导人的腐败也是个大问题，许多外界捐助的资金并没有落实到战争中，反而被领导人送出国购买房产或者存入银行，万一战事不利，他们可以出国利用这些资金过退休生活。领导人的算盘削弱了战斗力，也让普通士兵感到无助。
政府军则与真主党联手，从南方、东部黎巴嫩交界以及反叛力量最核心的北方都发起了袭击，并逐渐收复了地盘。
于是，叙利亚局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发生着转化，在人们还没有准备好，以为反叛力量正掌控着局势时，事情却已经转了180度的弯。
2014年上半年，我在黎巴嫩、土耳其和约旦这三个叙利亚的邻国分别询问叙利亚的局势时，在土耳其得到的答案显得很乐观，认为叙利亚政府不可能得胜，因为与土耳其相连的北部地区都在反对派的控制之下。
但在黎巴嫩和约旦，答案却显示：南方已经彻底被政府军控制（与约旦相连的某些边境地带除外），大马士革已经恢复了安全，只有北方的安全得不到保证。
世界真正意识到反抗力量的虚弱，是伴随着2014年5月7日的一个事件突然到来的。这一天，叙利亚政府与反叛力量宣布，在联合国、沙特、伊朗的斡旋下，政府军与反叛力量达成了一项协议：叛军放弃了他们已经守了两年之久的中部重镇胡姆斯（也是我的朋友、逃亡苏丹的萨义德的家乡），该城将由政府军占领，叛军的1200名武装人员只允许携带一支枪，以及一个包裹装个人物品，其余物资都必须留在城内等待政府军接管。
胡姆斯是叛军盘踞的第二大重镇，仅次于北方的阿勒颇。但意义还不仅于此，因为人们普遍认为阿勒颇只是经济中心，而反叛力量的政治中心和精神家园应该是胡姆斯。
虽然叛军一直强调这次协议只是重组军队，但人们都知道，这次协议说明叛军真的已经虚弱到无法保卫政治“首都”了。在这里，叛军的士兵分成了二十几个派别，他们互相指责对方的理念，共和主义者指责宗教主义者，温和主义者指责强硬主义者，他们都试图在外国的援助中多占一些份额。到最后，战斗力的极度疲弱，令胡姆斯在失去了两万居民的生命（叛军宣称）以及绝大多数居民逃难后，终于缴械。
叛军从胡姆斯的撤出震惊了世界。大多数人都还沉浸在对阿萨德的谴责以及对叛军进攻的鼓舞上，却突然得知叛军的最重要阵地之一已经沦陷了，并且是以一种耻辱的方式沦陷的。
人们这才意识到阿萨德政权已经挺过了最危险的阶段，试图将他推翻的企图遇到了巨大的打击。到这时为止，反对派只剩了北方以及南方靠近约旦的一小片地区掌握在手中了。
在大多数人的意识中，一个暴君必将被推翻，有无数的证据证明这个政府参与了大屠杀，到最后，却没有能力将他赶下台。这就是战争的无理性。
胡姆斯的城下之盟让反叛力量的支持者们突然意识到，如果要想让叙利亚的革命火种不熄灭，那么又到了必须做点什么的时候了。这时候恰逢叙利亚政府情绪高涨的时刻，在5月底，叙利亚甚至组织了一次总统大选，小阿萨德再次不出意外地以高票当选。
世界又开始讨论更多的军事援助，但不包括直接出兵。政治家们互相指责，责怪同僚们对于革命力量的支持不足，才造成了今日的局面，而现在，是将更多的武器运往叙利亚的时候了。
但就在大部分国家正讨论如何加强武器和资金支持时，突然间另外的消息传来，更让世界陷入了一片茫然，他们彻底被震惊了！
叙利亚的叛军中，一支叫作ISIS的武装力量突然出现在邻国伊拉克境内，ISIS攻城略地、大肆屠杀，人们这才意识到，他们曾经支持的势力已经不再单纯。任何对反叛力量的支援，最终都可能落入最极端的恐怖分子之手。
2014年：混乱之中的ISIS崛起
在阿拉伯世界，ISIS已经是基地组织之后的第四代宗教极端组织。
在第一代组织穆斯林兄弟会时，还拥有一个较为和平的宗旨，但之后，一代比一代更崇尚武力。第二代哈马斯已经赞成可以用武力推翻以色列、驱赶犹太人，对犹太人可以使用任何武力，这一代已经组织起职业化的武装集团了。第三代基地组织则认为可以用武力对待任何伊斯兰的敌人，不管是军人还是平民。他们对于军事武装的训练也更加系统和高端化。
然而，基地组织仍然坚持他们的行动是针对外教的“圣战”，不得伤害本教的平民。而从基地组织孵化出的第四代，也就是ISIS，就连这一点儿底线也抛弃掉了。
另外，基地组织也没有考虑在现有国家之外建立一个新的教法国家，而ISIS则更坚决地走建立新国家、新政权来推行教法的道路，比基地组织在发展伊斯兰主义上更进了一大步。
关于ISIS，人们还常常把它与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另一个分支努斯拉相混淆。甚至连ISIS的人也有意将努斯拉合并，并宣布两者实际上是一家。但是，努斯拉随即否认了两者的合并。
但两者之间的确有很深的渊源。2012年，努斯拉作为基地组织的一个分支在叙利亚成立时，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分支，也是ISIS的前身（当时叫作“伊拉克伊斯兰国”）的确提供过许多帮助。努斯拉随即在叙利亚境内壮大，并成长为一个带有很强本土色彩的极端组织，它的首要目标是推翻国内的阿萨德政权。
随后，“伊拉克伊斯兰国”这个组织也乘着叙利亚内战引起的真空，进入了叙利亚。到这时，在叙利亚国内，这两个组织是并存的。不过，伊拉克的组织试图将与其有渊源关系的努斯拉收入帐下，并将两者合并后的名称定为ISIS，意即伊拉克与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家。但他们的要求遭到了对方的拒绝。两者随即开始了明争暗斗，斗争的结果，努斯拉被大大削弱，许多前努斯拉成员加入了ISIS。ISIS与努斯拉的争斗也成了ISIS与基地组织决裂的原因之一。
而叙利亚人则认为，努斯拉已经变成了本土组织，ISIS还是外来户。努斯拉的领导人不愿意接受外来领导，并认为ISIS的领导人并不热衷于推翻叙利亚政府，而是热衷于建立一个新的逊尼派教法国家，分裂叙利亚。两者的分歧使之分道扬镳了。
进入叙利亚的ISIS最初受到了叙利亚反对派的欢迎，但随后，其他的反政府武装也发现它的目标与叙利亚人并不一致。
除了前面谈到ISIS热衷于建立新的教法国家之外，人们还发现它对任何其他派别都过于心狠手辣，令人不安。在ISIS之前，叙利亚反对派中虽然经常袭击阿拉维派教徒，但对于保持中立的德鲁兹派持不干扰态度；到了ISIS时期，德鲁兹派也被认定为异教徒遭到了迫害。
这个组织的坚定性让反对派意识到这是一个怪兽，他们决定驱逐ISIS。2013年初，ISIS被迫离开了叙利亚的北方重镇阿勒颇，进入了独自发展的道路。
由于南方被政府军控制，北方是其他反对派的势力范围，ISIS选择了向东移动，以幼发拉底河为中心发展势力。
占据幼发拉底河也显示了ISIS领导人的洞察力。第一，他们看到了这里存在权力真空，政府军的控制没有形成，而本土的反政府武装战斗力都不如ISIS。第二，幼发拉底河是孕育中东文明的两大河流之一，河的东岸就是著名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河上有一系列重要的水坝，而顺着河流又可以直达巴格达。
在短时间内，ISIS在叙利亚北部的幼发拉底河沿岸站稳了脚跟。也正是这时，它开始对逊尼派中的温和派进行迫害，残酷的举措连基地组织都感到大为吃惊，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争吵后，基地组织宣布与ISIS断绝所有关系。老一代的恐怖组织终于被新一代组织的残酷震惊了。
夺取了叙利亚北部的塔布瓜（Tabqa）大坝（也是全国最大的水坝，其上游就是阿萨德湖）以及北部城市拉卡（Raqqa）后，ISIS已经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和政治资本来建立政权了。塔布瓜大坝保证它控制了大片的土地和电力，而在拉卡建立的极权式政权要求男人和女人都必须生活在严格的教法之下，而商店在祈祷时间不得开张。违反的人将遭到处决。
ISIS和基地组织等极端派总以为他们的教法统治恢复的是先知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时期的法律，但历史证明伊斯兰教创立后的几百年，是最宽容和善待妇女的时期。
随后，ISIS占领了叙利亚北部的油田，并移动到叙伊边界地区，正式成为跨国组织。到这时，叙利亚的政治版图已经发生了巨变。
在之前，叙利亚的南部和东部沿海由政府军控制，北部则由各种反叛武装占领，在北部山地还有一部分库尔德人武装。在ISIS出现后，除了南部政府军控制区域不变外，北部的大部分都成了ISIS的地盘，而其余的武装都被挤在西北部围绕着阿勒颇的局促区域内，以及一些零星的地带。
也是从这时起，ISIS和叙利亚解放军等反叛武装有了冲突，这样的冲突更加压缩了叙利亚温和反对派的势力范围，让它腹背受敌，叙利亚政府军乘机有了反攻的机会。
ISIS似乎并不热衷于进攻政府军，它只是按照自己的目标在做计划。按照计划，要建立逊尼派的教法国家，必须占领足够的水源地，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拥有着两条举世闻名的河流：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之间的地区就是最伟大的古代文明之一巴比伦文明的发源地。如果要取得足够的资源，必须以这两条河为基础来经营。
所以，政府军与其他反对派在别处激战时，ISIS却对叙利亚境内幼发拉底河沿岸的城市展开了进攻，并将幼发拉底河上的Tabqa大坝占据，同时将附近的石油产地抢了过来。之后，ISIS顺河而下，进入了伊拉克境内，直捣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北方的重镇拉马迪（Ramadi）和费卢杰（Fallujah），试图控制巴格达以上的幼发拉底河流域。
费卢杰距离巴格达的直线距离只有60公里，可以直接威胁巴格达。对这里的袭击本应该让世界意识到一股危险的新生势力正在出现。
然而，整个世界都在睡觉。
在西方国家中，奥巴马领导的美国政府刚刚从伊拉克撤军不久。在撤军前，奥巴马极力让人们相信，伊拉克已经足够安全，政府足够强大，能够控制局势。因此，对于伊拉克出现的任何危险，奥巴马政府都有极强的动机，采取鸵鸟政策，不去理睬。
叙利亚部分的ISIS也并没有引起美国的重视，美国政府虽然知道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成分复杂，但出于前期所采取的反对叙利亚政府的姿态，不可能不支持反政府武装，也无力将温和派和极端派完全区分开来。
而欧洲一些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则还没有从叙利亚的内战中苏醒过来，它们仍然沉浸在对叙利亚政府的谴责之中，对于反对叙利亚政府的ISIS则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他们做出什么极端行为，都装作不知道。
至于阿拉伯国家中的沙特、科威特等逊尼派国家，则暗地里对ISIS等武装采取了纵容态度，在它们看来，所有能够打击叙利亚政府，并削弱伊拉克什叶派政府的势力，都不是什么坏事，没有必要去反对。沙特的富豪们私下里给了ISIS很大支持，就连沙特政府都无法控制这些富豪。
在国外对ISIS置若罔闻时，伊拉克政府却陷入了致命的争执中。伊拉克政府在2014年有一次选战，逊尼派和什叶派为了议会席位而争吵。由于什叶派的总理马利基（Nouri al-Maliki）无法团结逊尼派，越来越不得人心，人们正在讨论如何将他换掉。
政治僵局导致伊拉克政府无心处理国内最紧急的情况，而军队也人心涣散，缺乏战斗力。
所以，当ISIS已经积聚了力量，准备震惊世界时，全世界都忽略了它的存在。
但有些身处于伊斯兰圈的人们早已看到了威胁。我在贝鲁特遇到的土耳其马麦德在2014年5月初不断地提醒我，基地组织已经控制了北方。在他说完这话不到一个月，ISIS就拉开了疯狂进攻的序幕。
在2014年初，ISIS已经占据了幼发拉底河流域，其先头区域距离巴格达只有几十公里。这时他们仍然无力进攻巴格达这个超级堡垒，也无意进攻，而是按照他们的建国计划，转战到了底格里斯河流域，想把两河流域都收入囊中，完成对这片肥沃区域的彻底控制。两河流域的土地比起巴格达的虚名对他们更有利。
6月初，ISIS占领了底格里斯河上伊拉克北部重镇摩苏尔。摩苏尔是伊拉克第二大城市，这次胜利让世界突然间醒来，并发现了这个“不出名”的组织。
更令世界感到惊讶的是伊拉克军队的一触即溃以及ISIS的残忍。ISIS不放过任何参加了政府军的士兵，不管他们是什么派别的。这种残忍的作战方式很像当年的蒙古大军，产生的震慑作用让伊拉克士兵还没有开战就想逃走了事。
伊拉克政局的混乱、总理的专横都起到了削弱士气的作用。在摩苏尔，ISIS发现了大量的美金，高达数亿美元，成了他们招募战士的资金。
在占领摩苏尔后，ISIS迅速南下，在几天内相继攻克了萨达姆的老家Tikrit，并向中部的油田和炼油厂进发。随后的几天之内，他们从底格里斯河方向已经接近了巴格达。
在不到一个月时间之内，人们突然意识到，ISIS已经建立了一个横跨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的巨大区域性政权，此时距离他们的建国梦已经很近了！
在ISIS进攻的同时，伊拉克北方的库尔德人也乘机牟利，占领了伊拉克中部的超级油田基尔库克。这个油田让库尔德人终于有了梦寐以求的经济基础，距离他们建国更近了一步，伊拉克已经走到了解体的边缘。
6月29日，ISIS终于宣布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土地上建立一个“伊斯兰国”，这个“国家”的首领是哈里发，第一任哈里发由组织头子巴格达迪担任。
哈里发，这个在现代社会看起来有些古怪的头衔却代表着几代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梦想。
在伊斯兰社会，扩张最强烈的时期是穆罕默德死后的四大哈里发时期，而之后建立的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更成了阿拉伯文化史的巅峰时期。自从最后一个哈里发被蒙古人杀害后，阿拉伯人就成了被统治民族。虽然此后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和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都保留了哈里发这个头衔，但前者只不过需要一个宗教上的傀儡，而后者则干脆由土耳其苏丹兼任。
最后一个自称哈里发的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汉志国王侯赛因·本·阿里（Hussein bin Ali, Sharif of Mecca），但是，侯赛因的举动并没有得到大家的支持，反而引起了人们的反感。
从此以后，哈里发这个头衔在伊斯兰世界沉寂了将近100年。但是，重新建立哈里发的统治，恢复伊斯兰盛世，仍然是许多逊尼派极端主义者的梦想。
当穆斯林兄弟会建国时，就把恢复伊斯兰教法统治当作目标之一，而要恢复教法统治，就必须有一个哈里发作为精神领袖来统领整个伊斯兰世界。此后，从这个理想出发演绎出了许许多多的极端派别，但他们唯在建立教法国家、恢复哈里发统治这一点上，带有共同的理想。
巴格达迪此刻所做的，就是将他们的理想变成现实。当外界将此举解释成恐怖主义者的狂妄和脑残时，他们却将这看作是恢复伊斯兰世界、对抗外来“侵略”的关键性步骤。在他们看来，这么做是神圣的。
合纵的迷局，未了的冲突
世界上有两种政治学，一种叫政治哲学，另一种叫政治科学。
所谓政治哲学，指的是研究世界理想应该是怎样的学问。世界应该民主自由，无代表不纳税，甚至包括共产主义、世界大同、按需分配等理念，都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这是一个宏观的、理想化的领域，代表了人们的奋斗目标。
所谓政治科学，却是研究在具体的社会中，当出现了一个事件后，根据该社会的民族、社会、政治情况，推测会引起什么样的连锁反应的学问。这是一个微观的、更加贴合实际的方向。
两者的比较中，看上去政治哲学更加高瞻远瞩，或者是行动的指导。但政治哲学虽然是方向，但是离不开政治科学去落实。如果仅仅有政治哲学，而没有政治科学的指导，就可能带来灾难。
放到叙利亚问题上，两门学问的应用也是不同的。比如，从政治哲学看来，叙利亚的独裁制非常糟糕，应该建立民主和自由的制度，这些都是对的。但是，他们以此为指导采取的种种步骤却是灾难性的，叙利亚政府没有被推翻，但是叙利亚濒临解体，处处充满了暴力，极端分子从中渔翁得利。而更有甚者甚至以此为借口，连民主自由等基本信条都开始质疑。
而如果从政治科学的角度看，那么，在叙利亚内战爆发之际，就应该部分预测到现在的局面。叙利亚缺乏合格的反对派，中东的宗教冲突过于复杂，而宗教因素又让民主和自由更加难产，这些都是造成局势失控的原因。
政治科学研究具体的案例，希望能够找到一定的规律，寻找更好的步骤来进行政治的变革。虽然无法完全避免暴力，但是，可以通过一定的预防来减少暴力和失控。
可遗憾的是，目前世界上，在一个国家内部，已经越来越建立起了政治科学，但在国际问题上，却大都停留在只有政治哲学没有政治科学的阶段。
当政治哲学的信奉者看叙利亚问题时，往往将它看成孤立的事件，以为将独裁者推翻，就会自动形成民主秩序。他们却没有看到它周围的复杂形势，伊朗、沙特代表的两大势力的争执，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存在，邻国的不稳定，以及教派的冲突。
这并不是说叙利亚的独裁制就应该永远存在，民主应该远离这个地区，而是说，在革命发生之初，如果人们能够更谨慎一点，根据现实而不是理论采取行动，是否有可能摸索出另一条道路？
当然，现在的政治科学也很不完善，许多结局出乎意料之外，但只有我们善于去观察、总结，才有可能在下一次危机中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却是人们一次次掉入同样的陷阱，并没有心思去绕开。或者当人们反思具体的操作时，往往容易上升到哲学层面，将最具普遍性的价值观也一并怀疑甚至抛弃了。
当ISIS危机发生后，世界围绕着叙利亚、伊拉克问题，又有了另一轮合纵连横的迷局。
根据中国人的观念，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但这句话在中东并不适用。
比如，伊朗是美国的敌人，被描绘成世界上少数邪恶政权之一，伊朗把ISIS作为敌人，那么美国是否可以把ISIS作为朋友呢？
从某个侧面上的确可以，因为美国试图利用ISIS去把叙利亚政府干掉。
但结果是可悲的，ISIS不仅没有干掉叙利亚政府，还削弱了其他抵抗者的实力。另外，ISIS对美国盟友伊拉克的进攻，更让事情复杂化了。
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逻辑去理解？成了两道世界性的难题。
当ISIS危机发生后，伊朗宣布支持伊拉克，并派出了飞机和军事人员协助伊拉克政府清剿叛军。俄罗斯也加入了帮助伊拉克政府的阵营。美国虽然表示支持伊拉克政府，但小心翼翼的总统奥巴马仍然在小步慢行，表示只支援，不出兵。他仍然担心美国再次陷入伊拉克泥沼。
土耳其的内姆鲁特山。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就发源在土耳其东部的山地里。
于是，美国和宿敌伊朗被迫站在了一条战线上。
不过，奥巴马的谨慎比起他的前任来已经好太多。作为总统，他在国内问题上无所作为，但在国际问题上，他树立的新思维却避免美国犯许多激进的错误。比如对待伊拉克，他已经意识到，如果伊拉克政府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打败ISIS，那么就算美国出兵暂时压住了ISIS，但长期来看，伊拉克政府还是没有办法自立。
与其直接出兵，不如让伊拉克政府慢慢摸索着对付反叛者，在磨合中掌握真正的实力。要知道，温室里长不出强健的花草，更何况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呢？
在ISIS问题上感到尴尬的还有沙特，沙特一直是极端组织的同情者，但是，随着ISIS宣布建国，该组织将矛头直指伊斯兰圣地麦加。在ISIS看来，不控制麦加的哈里发是名不副实的，他们希望通过长期行动把汉志（包含麦加）也拿过来。突然醒悟的沙特连忙增兵沙伊边界，防止ISIS过境活动。
更令人尴尬的还有另一个问题：如何对待叙利亚政府？
当ISIS在伊拉克境内大肆攻城略地时，叙利亚政府做出了姿态，派飞机轰炸了ISIS的一些据点，以示对伊拉克政府的支持。
然而，就在这时，美国国内仍然顺着惯性在讨论继续向叙利亚叛军提供武器攻打政府军。甚至有极端人士认为，美国在叙利亚的敌人除了叙利亚政府之外，又多了一个ISIS，因此应该毫不犹豫地把大把的武器送给不管什么人，只要他不是这两派就行。但武器带不来和平，只会让另一些极端分子出现，并让某些人发财而已。
每一次变局都会让中东的各种势力进行重组，只是，每一次重组之后，又会陷入另一种不稳定状态。从目前来看，外来势力并没有起到足够积极的作用，反而促进了中东的碎片化。
叙利亚与伊拉克问题仍然在继续。从目前的情况看，在不久的将来，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在获得了油田后会争取事实上独立（即便在名义上仍然保留在伊拉克联邦之内）。库尔德人大部分都是逊尼派教徒，虽然内部也会出现政治争斗，但是没有宗教冲突，这个社会更加容易团结，也更稳定。伊拉克乱局继续，就是他们独立的良机。
库尔德人独立，将获得许多国家的支持和默许。伊拉克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出现的国家，曾经试图统一中东，最终连自己的疆域都无法保证。
至于剩余的伊拉克土地，还仍将在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斗争中继续颠簸。
另外，伊拉克库尔德人的独立也会增加其他国家的变数。在我旅行土耳其的过程中发现，在库尔德人的土地上，民族主义已经非常强烈。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对库尔德人采取的怀柔政策让他们的独立倾向复活了。
不过，土耳其政府却可能会支持伊拉克库尔德独立，因为两者的经贸关系非常密切。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在中东地区存在着一条隐秘的石油通道，这条通道的一头在伊拉克库尔德的产油区，经过与土耳其的连接部进入地中海，再利用油船送到以色列，以打破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石油封锁。三者的关系运行得非常顺畅。所以，土耳其、以色列，以及未来的西方国家，都可能默许一个库尔德政治实体出现。
叙利亚的形势仍不明朗，反对派虽然被压缩到了北方的狭小空间，但政府军也很难拿下阿勒颇。另外，即便ISIS能够被伊拉克赶出境内，但是他们在叙利亚的地盘显得更加稳固。因为世界会帮助伊拉克政府，对叙利亚政府提供的帮助却少得多。
除非发生意外诸如刺杀，否则，要想赶走叙利亚总统小阿萨德也是困难的。他仍然拥有着广大的南部地区。
叙利亚的战局甚至影响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们之前认为，阿拉维派的叙利亚政府与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组织（属于逊尼派）关系并不好，不会为巴勒斯坦人提供武器。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叙利亚政府成了哈马斯的主要武器来源之一。原来，叙利亚政府为了避免武器落入叛军之手，不惜卖给哈马斯。在武器交易中，真主党成了双方的中间人，大量的武器被真主党从叙利亚运入了黎巴嫩，再通过海路倒卖进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
一切迹象显示，叙利亚距离解开僵局还很遥远，暴力还在继续。叙利亚的200多万难民仍然徘徊在国境线以外，翘首等待着家乡的消息。萨义德仍然在苏丹游荡，为了那一张回家的机票而奋斗，他的妻子孩子在黎巴嫩等待着胡姆斯重建的消息，中东的和平却迟迟没有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