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回归宗教激进

2014年7月的一天，我坐在从开罗去阿斯旺（Aswan）的火车上。

20世纪90年代，由于发生了几次令世界震惊的针对旅客的恐怖袭击，埃及政府决定，前往卢克索和阿斯旺等南部地区的外国人，只准乘坐有限的几趟列车。这几趟列车不见得更安全，却费用昂贵。各个售票点不得将其余廉价列车的车票售予外国人。

不过，在埃及，既然有了政策，就会有对策。为了享受便宜的交通，外国人往往采取先上车再补票的方法旅行，跳上任何一辆火车，享受当地人的价格（一趟普通车二等座的价格是56埃镑，而准许外国人乘坐的旅客列车只有卧铺，价格却是100美元，折合700埃镑以上）。但补票不是都有座位，遇上车满，只能站在上下车的过道里。

在我坐的那趟列车上，由于恰逢斋月期间的旅行高峰，列车上不仅没有空位，过道里也没有坐的地方。但这是和当地人攀谈的好时机，恰好有人会英语，可以在我和本地人之间做沟通。他们对有个外国人和他们一起站着也很兴奋，于是我们聊了一路。

聊到后半场，人们的话题已经从普通的好奇心转到了更加深入的政治性话题。由于当时恰逢以色列在2006年以来对加沙地带发起的第三次入侵，对控制该地的哈马斯组织进行了狂轰滥炸。埃及人不忘告诉我他们对以色列的愤恨，他们对哈马斯充满了同情，希望哈马斯挺住。

一位懂历史的埃及人告诉我，千百年来，以色列人几次在耶路撒冷立国都无法长期坚持，其原因就在于树敌太多。这个国家可以在一时显得很强大，但它总有一不留神衰弱下去的那一天，而中东的其他国家虽然目前显得无能为力，但也一定会有某一天出现一个更强大的政权，并借助机遇将以色列打败。只需要一次败仗，就到了以色列人再次背井离乡之时。

“至于这事发生在10年后，还是50年后、100年后，不敢保证。但就算是100年，也是很短暂的，不是吗？”埃及人边总结边反问。在拥有悠久历史的埃及人看来，再长的时间都只是白驹过隙而已。

我能听出他话里的危险性，也知道这是大多数阿拉伯底层民众的看法，我只能小心翼翼地显示出欣赏他的说法，却避免表示赞同。

埃及人之所以对哈马斯表现出如此的同情，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实际上是出自埃及一个重要的宗教和社会团体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而在火车上站着的，大多数是埃及的穷人，他们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

当我们聊到埃及国内的形势时，由于恰逢埃及的民主革命结束，代表军方和强人统治的塞西总统上台，我们互相提了三个问题：1. 如何看待三年前被推翻的总统穆巴拉克？2. 如何看待2012年当选（2013年被推翻）的总统，也就是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穆尔西？3. 如何看待新当选的总统塞西？正是他把前总统穆尔西赶下了台。

关于埃及最近的革命，下一章还会专门讲。这里只说埃及人的回答。

对于第一个问题，列车上的人普遍的回答是：穆巴拉克很坏，独裁，腐败，应该被赶下台。而我则附和了他们的看法。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谨慎地认为，埃及人给穆尔西留的时间太短了，从上台到被赶下台只有一年时间，应该至少给他两年，才能做出更准确的判断。我的说法是为了避免站队，既显得同情穆尔西，又避免支持穆尔西。但是当我说完，所有的听众都把我当成了穆尔西的支持者。人群立刻热闹起来，他们带着笑容和我握手，拍我的脑袋。气氛活跃了很多。

会英语的埃及人告诉我：“这儿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穆尔西和兄弟会的支持者。”当然有一个例外，我旁边一个人立即宣布他是军人（虽然他没有穿军装），支持推翻兄弟会的塞西总统，竖起两根手指（这个手势代表支持塞西）表明立场，并拂袖而去。仅此一人。

而此刻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仍然被政府定性为恐怖组织，并遭受了强力的打压。塞西总统就是靠推翻穆斯林兄弟会统治起家的，他发誓他在位一天，兄弟会就别想合法化一天。埃及彻底分裂为两个不同的派别：塞西总统的支持者们大都是埃及的中产阶级、当权派、希望稳定的人，而兄弟会的支持者则主要是穷苦人。两派的实力相当，只是穆斯林兄弟会处于地下蛰伏状态。

关于兄弟会的定性问题，在埃及社会也出现了大量的争论，有的人把它斥为恐怖组织，有的人则认为它是社会的救星、穷人的希望。这就像它在巴勒斯坦的支脉哈马斯一样，以色列和西方视哈马斯为恶魔，而巴勒斯坦民众却将他们当成救世主。天使和魔鬼统一在一起，显示出这个世界的分裂本性。

开罗的集市。虽然中部挂着塞西元帅（后为总统）的像，但在近处的门框上还贴着穆斯林兄弟会的竞选海报。穆斯林兄弟会就是在这样的伊斯兰区域内落地生根的。

几天后，我出现在卢克索。这座古埃及的首都曾以旅游业为主业，可如今游客稀少，经济也遭受了致命的打击。

不管是旅馆的员工，还是商店老板、警察，无不向我诉说着三年前的游人如织，对比着今天的萧条。景色依旧，巨大的法老石像与多柱大厅仍然在等待着人们的顶礼膜拜，只是少了欣赏的人。

我认识这里的一位导游艾哈迈德（Ahamed），帮助他学习过汉语，这次回来也决定去找他。

他是一位正直的人，也是位虔诚的教徒，每到祈祷时分，只要有可能，都会寻找最近的清真寺祈祷。

艾哈迈德的住处是一个普通的两室一厅，除了一个冰箱、几张床、一张桌子之外，没有别的家具。这里一共住了四个人，租金是600埃镑一个月，每个人平均150埃镑，大约折合人民币140元。在中国人看来，这个价格很便宜，但随着游人的减少，租金成了这位导游的一大负担。

当我进门时，发现另外几个埃及人也在。他们正在激烈地谈论着什么，眼神中带着严肃和愤怒。寒暄过后，艾哈迈德直接问我：“你如何评价新上台的总统塞西？”

我回答：“塞西刚上台，还无法评价，需要给他至少一年时间，才能看清楚。但我个人感觉，从政策上看，与前总统穆巴拉克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他把我的话翻译给几位不懂英语的埃及人，随后才告诉我，他们正在谈论一桩司法审判。这次审判的主角，就是穆斯林兄弟会的大头目穆罕默德·巴迪（Mohammed Badie），他们称之为总向导。

2013年7月初，当陆军元帅塞西发动政变，将出自穆斯林兄弟会的总统穆尔西推翻以来，临时政府就与穆斯林兄弟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进行了一系列的镇压活动。至今，已经有数万人被送进了监狱。

进监狱的人中，既包括曾经的总统穆尔西，也包括总向导巴迪（Badie）。随后，两人均被以多项罪名指控。对于穆尔西的审判屡屡延期，至今仍未结束，而对于巴迪的指控却一直在推进之中。

政府似乎铁了心要把巴迪除掉，无论如何要给他按上罪名，指控他搞恐怖组织，策划暴力，致人死亡。审判他的第一个法官团认为做不了这事，推辞了，于是法院又组成了第二个审判团，结果第二个团又失败了，换成第三个审判团，这才给他定下了死罪。

关于他死罪的案子还在上诉之中，政府似乎还不收手，再次针对其他指控继续审判，又给他定了个无期。

关于第二次定罪，人们也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是美国国务卿克里刚刚访问埃及，恢复了一部分美国援助（塞西政变后，美援中断），作为回报，埃及有可能趁上诉时撤去前面的死刑判决，而维持后面判决的无期徒刑。而有的人则认为，不同的判决源于不同的罪，死刑判决并不会撤销。

当谈到巴迪的案子时，我才知道，艾哈迈德原来也是穆斯林兄弟会的追随者。巴迪被判刑让这些追随者感到愤怒。

与此同时，随着政变一周年的到来，埃及的各地也出现了零星的抗议活动。在开罗的地铁站发生了数次爆炸事件，一时间风声鹤唳，警察如临大敌。随后，总统府附近也发生了爆炸。这种做法仿佛印证了塞西总统的说法——穆斯林兄弟会是恐怖组织。

但是，艾哈迈德严肃地告诉我，穆斯林兄弟会不仅不是恐怖组织，反而是慈善组织，是代表最穷苦大众利益的组织，至于发生的爆炸，不排除是兄弟会的同情者干的，但在遭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之后，组织里一定会出现一些激进分子，把事情搅得更加复杂。

并非所有的人都认同艾哈迈德的说法，特别在以旅游服务为业的人群中，将穆斯林兄弟会看作恐怖组织的不在少数。一个人就毫不犹豫地告诉我，只有把兄弟会镇压下去，埃及才有机会。

还有些人认为，兄弟会出身的穆尔西总统不是坏人，但问题在于，他只是兄弟会的一个傀儡，被后面的巴迪等人操纵着，又如何能够治理国家？

弯曲金字塔。埃及的土地大都是沙漠，距离首都开罗不远，已经完全沙化。

红色金字塔。

对于兄弟会众说纷纭的背后，是这个已经有90年历史的老组织与各种各样伊斯兰激进组织的特殊传承关系，从中也可以了解中东地区百年宗教激进主义的流变。

到底兄弟会是一个恐怖组织，还是一个天使？到底镇压兄弟会是对了，还是错了？那些新旧的极端主义组织又和兄弟会有什么关系？

如果要解开这些疑问，就必须讨论兄弟会的来历，以及它到底做了些什么，和哈马斯、基地、“伊斯兰国”等更激进组织的关系又如何，以及在几十年里它们是如何起起落落的。

刺客信条：来自中世纪的宗教激进传统

在伊斯兰教，自古以来并不缺乏武装斗争的传统。

先知穆罕默德被麦加人赶出麦加之后，就在麦地那开展起了武装斗争，最终打败了敌视他的麦加，获得了阿拉伯人的领导权。之后，阿拉伯人对外扩张，建立了哈里发国家，将亚欧非大陆的大片土地纳入掌握之下。

在哈里发的统治下，阿拉伯人的政策相对开明，对犹太教和基督徒采取了宽容态度，并不要求他们改信伊斯兰教，只要纳一定的税，就允许他们在帝国内继续信奉自己的宗教。甚至一度发生因为帝国担心税收减少，害怕基督徒改宗伊斯兰教的事情。

但是，从阿拉伯帝国开始，伊斯兰教内部就有着反抗的传统，自先知穆罕默德去世，伊斯兰的异端派别就举起了斗争的武器。

最早的异端派别是什叶派，穆罕默德女婿阿里的后裔一直宣称他本人才有资格继承穆罕默德的统治地位。但是，继承哈里发职位的先是倭马亚家族，后是阿拔斯家族，阿里家族反而越来越受迫害，经常采用暴力来反抗。

在什叶派中，反抗最激烈、最具有传奇色彩的是一个叫作哈撒辛派（Hassassin，也叫Assassin，属于七伊玛目派的支派）的派别，人们也经常根据他们的特点称他为刺客派。英语中的单词“刺客”（Assassin）就来源于此。

哈撒辛派是一个企图用武力来对付异教（包括逊尼派）的什叶派别，他们占据了中东许多高山上的城堡，并培养了许多战士。这些战士在刺杀之前服用大量的大麻精（Hashish），增强战斗力，他们的名称也可能来自“大麻”这个词汇。

在中东，服用大麻是一种传统。比如，我在尼罗河游览时，会遇到当地的努比亚老者在河边围成一圈吸食大麻精。他们都是村中德高望重的人，将大麻当成是生活的一部分，就如同中国人喝酒那样正常。这些老者在大麻的烟雾中变得逐渐兴奋起来，穿着衣服，张着双手，慢慢地走入尼罗河，当河水过了腰部，身体前倾扑入水中。上岸后，他们把下身的湿裤子脱掉，只穿上身的长袍，但神情自若，仿佛在进行一种神圣的仪式。

在埃及火车上的吸烟区域，也会看到有人拿出一段大麻精，用纸杯做一个简易的装置，点着大麻精，所有的人（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每人吸一口，提一提精神。这种状态在中东已经出现了上千年，自从哈撒辛时代就一直这样。

还有传说，刺客派的首领们为了让成员不怕死，平常让他们花天酒地，享受极乐生活，直到有一天突然把所有的一切都撤掉，告诉他们，如果想继续享受这一切，就只有去完成杀人目标。

这个说法因为马可·波罗的转述而更加流行。在那本著名的游记中，马可·波罗记载了一个名叫山中老人的哈撒辛派首领。山中老人在山上建了一个美丽的花园，里面有许多妙龄女子。那些跟随他的年轻人被麻醉后，送到这个花园里，等他们醒来，“每个人都被可爱的少女包围着，既歌且舞，又用最勾魂夺魄的接吻与拥抱爱抚他们；供给他们佳肴美酒，让他们在真正的牛奶和酒的小溪中尽情享乐陶醉。此时他们相信自己的确是在极乐园中，觉得不愿意抛弃这里的欢乐”。

等少年们再次被麻醉送出花园后，就会死心塌地地帮助山中老人搞暗杀活动，以求再次进入梦想中的极乐园……

刺客派的出现可以视为伊斯兰教第一次大规模以行刺和恐怖主义作为武器，来反对不同见解者。除了针对逊尼派进行刺杀之外，刺客派可能还卷入了与基督教的冲突。刺客派与那些在战场上杀敌的人不同，他们迷信于“斩首战略”，希望通过刺杀敌人的主将来解决战争问题。这种战略可以取得一时的效果，却无法赢得战争的胜利。这个派别也始终是一个边缘性的派别。

最后，当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出现之后，又借助了西方兄弟会的办法，于是古老的东方传统在西方转了一圈，又回到了东方。

刺客派最终在蒙古人的猛击中土崩瓦解，位于伊朗里海南岸的大本营阿拉穆特城堡（Alamut Castle）也毁于一旦，至今它的废墟仍然在山上供人凭吊，这个充满了传奇色彩的派别至今仍然吸引着大众的目光。

人们把如今的恐怖组织视为洪水猛兽，却对这个恐怖组织的鼻祖充满了好奇与憧憬，加上各种各样的浪漫色彩。比如，最近几年游戏公司育碧制作了一款非常流行的电子游戏《刺客信条》（The Creed of Assassin），第一集就取材于那段历史。

与属于什叶派的哈撒辛派的同时，逊尼派也有一种思潮为现代的穆斯林宗教激进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这就是Jihad（吉哈德“圣战”）。

对异教徒进行“圣战”的思潮来自于萨拉丁（Salah ad-Din Yusuf ibn Ayyub，西方称他为Saladin）。萨拉丁还是埃及一代王朝的建立者，他建立了阿尤布（Ayyubid）王朝，并收复了耶路撒冷。虽然萨拉丁本人是一个仁慈的统帅，在攻占耶路撒冷之后，也没有杀害基督徒，甚至帮助许多人赎了身。但是，在与基督徒对决的过程中，他却提倡“圣战”，在安拉的名义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使用一切方法打击基督教在中东的势力。

“圣战”这个提法穿越了时代，特别在伊斯兰教处于衰败时，更显出了号召力。人们总是想到当年萨拉丁如何在这个旗帜下打败了基督徒，将“圣战”视为比普通战争更强大的思想武器。

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土耳其决定参加战争中同盟国（德国、奥匈帝国）一方时，土耳其的苏丹（同时也有哈里发的名号）就宣布，这次战争是一次“圣战”，是一场保卫伊斯兰教的战争。

通常情况下，宣布“圣战”的大都是宗教最高首脑，比如哈里发。但是，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帝国瓦解了，苏丹和哈里发都成了过去，到底谁能宣布“圣战”，就成了大问题。

结果出人意料，从此以后，谁都可以宣布“圣战”。不管是哈马斯还是奥萨马·本·拉登，都认为他们的行为就是“圣战”。现代一切极端组织针对其他文明的袭击，都在“圣战”这个旗帜下统一起来。“圣战”变得越来越普及，也越来越失去了神圣性。

另外，“圣战”还带去了另一种概念：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穆斯林。没有一个“圣战”组织尊重国界的概念，在他们看来，所有的穆斯林都是一体的，都有参加“圣战”的义务。没有埃及，没有巴勒斯坦，没有沙特、科威特、叙利亚、伊拉克，只有安拉统治之下的统一国度。

当外来势力在中东的影响越来越大时，这两种思潮逐渐结出了硕果。在叙述这些硕果之前，先回头看一看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源头——穆斯林兄弟会，这个不那么极端的组织。

慈善的兄弟会

1928年，一位生活在埃及城市伊斯梅利亚（Ismailia）的中学教师哈桑·版纳（Hassan al-Banna），和另外六位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工人建立了一个小小的组织——穆斯林兄弟会。

当时苏伊士运河由运河公司管理，总部就设在伊斯梅利亚这座城市，而管理权主要归英国人占据，管理公司的利润则在股东之间瓜分。埃及政府只是运河公司的持股人之一，享受分红权，却没有管辖权。

在这片运河构成的飞地里，运河公司如同一块殖民地一般，享受着高度的自治权力。这里也有许多埃及雇员，但这些人的地位在英国人之下，大都是被当作二等公民对待。

版纳的父亲是一位宗教教师，他本人则继承了父亲对伊斯兰教的虔诚，并受到早期的伊斯兰教改革理论家穆罕穆德·阿布笃（Muhammad Abduh）和里达等人的影响。在伊斯梅利亚教学的过程中，版纳认识了许多运河公司的人，并深深地为公司内部的不平等以及英国人的特权感到不满。在这里，他发展出了一套理论。

和当年的中国一样，当伊斯兰世界被深深地卷入了西方浪潮之后，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西方国家太先进了，而穆斯林之所以落后，是因为由教法控制的社会太落后了。所以，如果要让穆斯林社会更强大，应该尽量让整个社会都西方化、现代化。

在所有伊斯兰国家中，最早的革命者往往都秉持类似的观点，这些人用的方法各个不同，但是打破宗教束缚、走世俗化的大方向是实实在在的。最典型的是现代土耳其的国父阿塔图尔克，为了将土耳其从传统的轨道强行扭转到现代轨道，阿塔图尔克进行了一系列如同沙俄彼得大帝那样的激进化改革，男人不得戴传统的帽子，女人不得戴面纱，废除穆斯林教法体系，引入现代法系，废除一夫多妻制，强行要求女人抛头露面，采取西方人的生活方式。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土耳其已经脱离了中东的穆斯林文化，成了融合东西方文化的一个样本卓然独立。

然而，伊斯兰世界转型成功的例子并不多。土耳其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这个帝国经历了重大的生死劫难，有着强烈的危机感。至于中东的阿拉伯国家，由于都是新建立或者新独立的国家，它们甚至连如何治理都没有学好，不可能有如此的紧迫感。

反而到了版纳时期，西方给伊斯兰世界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虽然民主自由思潮很吸引人，但是西方人无法彻底地贯彻这些原则。他们总是偏向本民族，把穆斯林当作二等人对待，变成了特权阶层的一部分。

在羡慕西方生活的同时，伊斯兰世界开始反省：第一，西方的生活真的能够移植过来吗？第二，如果能，应该怎样移植？第三，如果不能，穆斯林又该怎么做？

对于第一个问题，有的人回答：能移植。比如，推翻了埃及国王统治的埃及总统纳赛尔，就倾向于这个答案。但是既然可以，又要怎么移植呢？

纳赛尔认为，虽然最终的目标是世俗化和现代化，但是，不能依靠西方来达到这个目标，伊斯兰世界应该首先把西方特权势力赶走，取得完全的独立自主，再用自己的力量来搞建设，从而达到目标。

他采取了政府控制和社会主义的方法，把英法势力从埃及驱逐，将值钱的东西收归国有，依靠国家和政府的力量来建设大项目，发展经济。

但在埃及，并非每个人都赞同纳赛尔的看法。版纳等人经过思考，就对第一个问题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版纳认为，伊斯兰世界不能移植西方的生活，也不应该移植西方的生活方式。穆斯林有独特的价值观，而这个价值观就是回归传统，回归穆罕默德创立时期的伊斯兰教。

他认为，穆罕默德创教时期，伊斯兰世界有许多优秀的品格，比如互相帮助、和平和宽容，等等。正是这些品格使得穆斯林的影响力横扫了全世界，成了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宗教，把7世纪到10世纪变成了穆斯林的世纪。

现在属于西方的世纪里，穆斯林的生活已经太悲惨了，就算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仍然被西方人瞧不起。

他创立穆斯林兄弟会的初衷，就是帮助穆斯林找回已经丢失的价值观，并形成互助性的组织，让人们找到生存的意义。

不过，版纳还特别强调，他创立的穆斯林兄弟会是一个非暴力的组织，它的重心不在于斗争，而在于向有需要的人们提供帮助。当人们接受了帮助、感受到兄弟会的好处时，才能形成一条心，重新建设价值观。仅仅依靠武力，是无法真正改变人心的。

但兄弟会同时又是政治性的，这和当时伊斯兰世界的普遍政治化倾向是合拍的，版纳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最终回归教法时代。

所谓教法，即穆斯林相信，以《古兰经》和穆罕默德的圣训（Hadith）为依据，就可以解决所有的生活问题：如何工作？如何结婚？如何对待老人、妇女和儿童？如果和人吵架了怎么办？犯了罪怎么惩罚？

在埃及、约旦，人们无数次告诉我，伊斯兰教是一种“完整”的宗教。所谓完整，是因为它不仅是信仰，也指导生活的方方面面，让你不用跳出宗教，就可以找到一切问题的答案。

教法和现代西方的法律系统完全不同。现代西方体系采用的是世俗法，而世俗法则把宗教限定在信仰的范围内，信不信上帝归宗教管辖，而杀人之后怎么办由世俗法庭审判。所以现代的法律体系暗含的条件就是：宗教不能是完整的，它必须把世俗权让渡给政府和法庭。

而教法则意味着政教合一，并利用古代经典来进行统治，与现代法律体系直接冲突。

阶梯金字塔。

沙漠上逐渐变成废墟的金字塔群。埃及的旅游作为支柱产业，在最近的革命中几乎被完全摧毁。

由于要采用教法，版纳的另一个想法是恢复古代的哈里发制度。7世纪，当先知穆罕默德死后，已经没有人能够和上帝交流，但是伊斯兰世界仍然需要一个掌舵人来继承穆罕默德的权威，于是人们选举哈里发来接替先知进行统治。

穆罕默德死后，数百年的哈里发最初只代表俗世的统治。可是后来阿拔斯朝的哈里发们被其士兵们架空了，特别是士兵都已经不是阿拉伯人，而变成了突厥人。这时，人们对哈里发的看法变了，认为突厥的苏丹掌管俗世，而哈里发掌管和宗教有关的事物。

最后一位在巴格达统治的哈里发被蒙古人处决后，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为了统治的需要，选择了一位阿拔斯王朝的后裔，将其立为哈里发，但是这个哈里发只有名义上的宗主权，是个傀儡。

奥斯曼土耳其人学会了这一招，等他们打败了马木留克，侵占了埃及之后，就把傀儡哈里发带到了君士坦丁堡。之后，土耳其的苏丹干脆兼任了哈里发。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国父阿塔图尔克赶走了苏丹，但仍然暂时另立了一个哈里发，让他主管宗教事务。1924年，阿塔图尔克废除了哈里发制度。但随后，麦加国王侯赛因·本·阿里宣布他本人是哈里发。等他被沙特家族赶走后，哈里发就消失了。

哈里发的消失带来了一个问题：人们遇到了纠纷时，到底由谁来裁决？古代伊斯兰世界里，出现官司时，首先寻找当地德高望重的人进行裁决；如果不行，就寻找本地的宗教法官，由宗教法官查阅《古兰经》和圣训进行判决；再不行就继续上诉，而最终可以上诉到哈里发，由他（以及他博学的副手们根据教义）做最终的裁决。哈里发的存在起到了主心骨的作用，让人们知道有一条路是可以通向正义的。

当哈里发消失之后，由于失去了最终的判决人，各地的宗教权威们纷纷宣称自己更懂得教法，吵成一团。在有分歧的问题上，到底谁更代表了正义，就无人可以说清楚了。

所以，当哈里发消失之后，一个潜在的威胁就是统一的教法体系解体了。如果要恢复古代的教法体系，势必重新恢复哈里发制度。

也正是从哈里发消失不久，版纳等人就在寻求教法统治，希望在阿拉伯的土地上，恢复哈里发制度。他们把这个制度当成是一种标志，表明伊斯兰世界又回到了古代的黄金时期。

在未来，人们还会看到，恢复哈里发成了伊斯兰主义者的普遍目标，不管是兄弟会，还是“伊斯兰国”（ISIS），都把这当作一件大事来对待。而背后理论意义则来自版纳。

不过，抛弃这些复杂的理论不谈，兄弟会在民间却有着不同的声誉。在民间看来，兄弟会就是最有效的慈善机构。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兄弟会在创建之初甚至得到了运河公司的帮助。

公司的管理者看到，兄弟会在当地帮助穷人、建设医院、发展教育，这一切对于当地社会是有利的，而对社会有利的事情，最终也会对运河公司产生帮助。

运河公司甚至为兄弟会建设了清真寺，供他们集会使用。穆斯林兄弟会也在缓慢地发展，在1928年成立之初只有7个人，到1936年也只有数百人。

不过，不要小看了兄弟会最初10年的缓慢发展，正是因为发展慢，所以让他们潜下心来，贴近群众，去做了很多实事。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兄弟会教他们读书识字，背诵《古兰经》；生病时又是兄弟会送来了药品，甚至有免费的医生自告奋勇来提供诊治。

以后兄弟会对外扩张时，不管走到哪儿，都把这些看家的本领带过去，首先和穷人打成一片，让他们在无须知道理论的情况下就接受了兄弟会。所以，不管外界如何抹黑、镇压他们，宣布他们非法甚至是恐怖组织，穷人们却一直认为兄弟会才是真正的朋友。

从1936年起，穆斯林兄弟会突然间卷入了一场冲突，并导致了它的迅速扩张。这件事就是巴勒斯坦反英起义。在巴勒斯坦，由于犹太移民不断移入，与阿拉伯人争夺生存资源，作为托管国的英国人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屡屡失当，阿拉伯人最终采取了暴力的做法，试图驱逐英国统治，并阻止犹太移民。

兄弟会为了支援巴勒斯坦的同胞，不仅把组织发展过去，还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由于之前打下的群众基础，加上突然间到来的高曝光度，兄弟会突然间从地下走到地上，成了人人谈论的话题。到了1938年，会员人数迅速达到了20万人，10年后已经突破了50万。

“二战”后，英国人逐渐撤出了埃及。英国人撤离后，埃及政府突然发现，穆斯林兄弟会已经成长为一股不容小觑的政治力量，决心防备这个在穷人中很受欢迎的组织。

从这时，即便它想和政权和平共处，发展非暴力，也已经很难做到了。

兄弟会：走向地下，走向暴力

1948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分治导致了第一场巴以战争，埃及政府在这次战争中表现积极。然而，所有的阿拉伯参与方都带有很强的利益倾向，在试图将犹太人驱逐出巴勒斯坦的同时，还希望扩大国土。比如，埃及瞄准了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而约旦则瞄准了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岸地区。

在这场战争中，反对锡安主义的穆斯林兄弟会也表现积极，动员了大批会员参与对以色列的行动。然而，他们的活动引起了一个人的担心，这个人就是埃及国王Farouk一世（1936—1952年在位）。

埃及的国王和政府认为，穆斯林兄弟会已经发展过大了，这个拥有50万信徒的群体甚至威胁到了王权。当时的埃及政府以世俗化和宪政主义为标榜，这与穆斯林兄弟会实现教法主义的宗旨是相悖的。另外，法鲁克（Farouk）国王由于生活奢侈，私生活混乱，加之贪得无厌的食欲，一直是全世界的笑柄，穆斯林兄弟会尊崇符合教义的生活，自然也看不惯国王的行为。虽然兄弟会号称要用和平的手段来实现目标，但随着树大招风，已经有人在传说兄弟会试图发动政变或者策划暴力。

而随着兄弟会信徒越来越多，各色人等的加入也让组织更加复杂化。虽然领导人仍然坚持非暴力，但中下层的许多人开始谈论如果要实现目标，必须采用暴力，越来越复杂的人员结构导致组织有失控的危险。

12月，埃及政府终于下令禁止穆斯林兄弟会的活动，逮捕了32名表现激进的领导人。双方的对抗令暴力自我实现了。次月，埃及首相穆罕默德·安拉格拉什·帕夏（Mahmoud an-Nukrashi Pasha）被一位年轻的兄弟会成员杀害。

首相被刺杀不仅向世人表明了兄弟会是一个危险的组织，也将兄弟会的内部失控暴露在公众的面前。不管兄弟会上层如何辩解，事实已经向人们做出了否定的回答。

版纳第一时间发表了声明，谴责这次暴力事件，但这并没有让事情好转，埃及政府已经决定要除掉他。

2月12日，埃及政府邀请版纳谈判解决问题，但是代表政府的人并没有出现，版纳离开会场后，在大街上遭到了枪杀。穆斯林兄弟会第一任领袖以被刺杀作为结局，或许预示了这个组织未来的走向。

版纳在死之前，已经将兄弟会建设成了一个庞大的组织，完全可以脱离具体的人而运行。在中央层面上，最高层人士组成中央指导委员会，负责做决策，而下面又设有执行委员会。

由于版纳自建立之初就认为穆斯林的事业不仅仅是埃及一家，所以它的架构在一开始就是可以扩展的。当组织每发展到一个国家，就可以在该国设立一个分会。每个分会的领袖称为向导（Guide, Masul），而最高首领称为总向导。

为了便于各地兄弟会的灵活行动，这个组织是松散的，当兄弟会在一国站稳脚跟后，可以选择以什么形式存在，可以是一个政党，也可以是一个宗教组织，在行动纲领大体相同的情况下，具体目标可以不同。

在执行层面的差异之下，则是高效的财政系统。每个分会都有义务为整个组织筹集经费，富裕地区的分会有义务为穷困地区的分会提供资金。这项财政策略使得穆斯林兄弟会经过众多的起起落落，哪怕在一个地方变成非法，也总可以从外界获得收入来保证运行。

版纳死后，兄弟会在埃及被迫转入地下。但这个已经成为非法的组织不仅没有灭亡，反而立即显示出了它巨大的生命力。当大量的兄弟会成员被迫离开埃及后，他们选择了沙特等逊尼派保守国家作为落脚地，开始了新生。

穆斯林兄弟会为什么选择沙特作为避难地？其中的原因，在于沙特与兄弟会有相互利用的价值。

首先，沙特是一个坚持瓦哈卜主义的国家。18世纪时，瓦哈卜（Muhammad ibn Abd-al-Wahab）创立学说，主张恢复穆罕默德时期的伊斯兰价值观，排斥世俗化的倾向，实行严格的宗教生活。沙特王室采纳了瓦哈卜主义，并着手在全球推广。

瓦哈卜主义在恢复伊斯兰教法这一点上与穆斯林兄弟会的观点比较接近，但两者又有不同。穆斯林兄弟会是在现代框架中产生的，其主流仍然坚持使用非暴力，利用现有体系上台，再推行教法，并且它是反对君主制的；而瓦哈卜主义是在部落首长制（后来发展为君主制）的环境中产生的，将君主制看成是天经地义的制度，主张由君主来推行教法统治。

到后来，由于穆斯林兄弟会一直处于在野的地位，为了对抗掌权者，在内部发展出一批自由派，他们呼吁民主和自由选举，这就和沙特的价值观更加相悖了。不过在最初时，这个矛盾并没有显现出来，沙特仍然把兄弟会当作保守力量予以接纳。

其次，沙特的政治形态是极端落后的，从最原始的部落制发展而来，随着石油让沙特人暴富，他们有文明化的倾向。而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中有许多知识分子，沙特发现，这些知识分子进入国内对于沙特的文化发展很有帮助。

在这两点的作用下，埃及逃亡的兄弟会成员暂时在沙特找到了保护伞。这次从埃及的出逃不仅没有影响他们的地位，反而让他们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并且借助沙特丰裕的资金，将兄弟会的分支扩展到了伊斯兰世界的各个角落。

除了沙特之外，叙利亚、耶路撒冷、约旦、伊拉克、巴林、科威特、也门、摩洛哥、索马里、苏丹、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毛里塔尼亚，甚至伊朗，都有他们的活动。

随着兄弟会活动的扩大，它的和平主义宪章和现实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显示出来。特别是在叙利亚的遭遇，让人们怀疑，采用和平的手段真的能够实现教法的统治吗？这就为兄弟会下一步的暴力转型打下了基础。

在叙利亚，由于埃及在1958年曾经与叙利亚合并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穆斯林兄弟会在叙利亚的活动非常普遍。叙利亚是一个逊尼派为主的国家，政局非常不稳定，一次次的军事政变如同家常便饭一般。人们在渴望稳定和繁荣的同时，更容易接受兄弟会的观点。

兄弟会在叙利亚也曾有过合法的时期，它甚至组织了政党参加了叙利亚的选举。然而，随着阿拉伯复兴党的崛起，兄弟会很快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复兴党是一个世俗性的政党，宗旨和兄弟会有相似之处，又有很大的不同。它们都主张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让阿拉伯独立自主，这一点是一致的，但在方法上有着极大的不同。阿拉伯复兴党的方法和埃及的纳赛尔类似，认为必须在政治上学习欧洲，特别是苏联一系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世俗化政策，才能摆脱现在的贫穷和落后。而穆斯林兄弟会则认为恰好相反，必须坚持穆斯林传统和信仰才能恢复昔日的荣光。

当两者在吸引群众中产生越来越多的冲突时，在台上的复兴党决定对穆斯林兄弟会动手。1964年，在刚刚上台一年之后，叙利亚的复兴党政府重兵对兄弟会控制的重镇哈马（Hama）进行镇压，造成了近百人的死亡。兄弟会在叙利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转入地下。

兄弟会面临着困境。如果要达到目标，面对政变的军人去谈论和平改变政权，是没有意义的，除了暴力之外，似乎很难找到其他有效的途径。

从这时起，叙利亚的穆斯林兄弟会被迫变得更加激进和反政府，他们的根系渗透进了叙利亚的逊尼派泥土之中，不断地发展组织，壮大力量。

1976年，当叙利亚阿萨德总统执政时，叙利亚的逊尼派暴动席卷了全国。这是一次囊括了暗杀、游击战和围攻等所有手段的军事行动，持续了整整6年时间才被政府镇压下去。

在这次暴动中，兄弟会成为主要力量之一。到最后，叙利亚政府意识到，如果不把兄弟会的力量彻底击溃，就无法获得叙利亚的控制权。

政府军集中兵力再次对兄弟会所控制的哈马进行了清剿，这次的战争进行得更加残酷，整个哈马城几乎都被摧毁，才将兄弟会从城里逐出。战役之后，政府再次控制了局势，兄弟会再次转入地下。

穆斯林兄弟会的遭遇反映了新一代宗教民族主义者的困惑，他们试图利用非暴力手段来达到目的，甚至力图融入到现有的政治体系之中，然而，这样的做法并不容于现有的体系，政府也不惜利用暴力来清除他们的影响。在政府的咄咄逼迫之下，兄弟会中强调暴力反抗的一派逐渐占了上风，活动越来越带上了“圣战”的性质。

然而，这只是整个伊斯兰世界极端组织演化的开端而已……

“伊扎布特”的全球化扩张

1966年8月29日，一位名叫萨义德·顾特卜（Sayyid Qutb）的人被埃及政府绞死，其罪状是企图暗杀埃及总统纳赛尔。

然而，在十几年前，埃及刚刚发生自由军官革命推翻了Farouk国王统治，顾特卜却是纳赛尔最尊重的座上宾。他们经常热烈地谈论到深夜方才罢休，对于埃及的前景充满了憧憬。他们都深深地爱着这个国家，希望通过努力将埃及建设得更好。

顾特卜，埃及最好的政治和宗教理论家之一，也是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之一。他曾经在美国做过访问学者，并在访美期间，通过对美国社会的观察，得出了结论：美国的物质生活虽然发达，但是过于物质主义、暴力主义和性开放，导致美国已经成了一个罪恶的地方，而伊斯兰世界必须建立一个基于伊斯兰精神的政府，才是正道。

革命之后的纳赛尔正是出于对顾特卜理论修养的敬重，才邀请他一同谋划埃及的未来。

但是很快，顾特卜和纳赛尔两人就发生了分歧，分道扬镳了。事实证明，纳赛尔并非赞同顾特卜的看法，而只是希望借助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力来巩固政权。两者在政治上的目标是完全不同的。随后，纳赛尔建立了一个世俗政权，并迅速向社会主义靠拢。

顾特卜和他的朋友们作为回答，组织了一次刺杀总统的活动，失败后锒铛入狱。没有证据表明顾特卜是主谋，但是纳赛尔认定不能让这个人继续保持自由，那样的话，他会继续利用号召力来反对政府。

在监狱中，顾特卜受到了酷刑的折磨，他的遭遇终于让他蜕变成一个坚定的伊斯兰主义者。在之前，他并没有完全否定世俗政府的价值，但在监狱的遭遇让他认定，世俗政府就是罪恶，而要想回归伊斯兰教法，就必须打破世俗政府这个枷锁。另外，他从古代的武器库中找到了一个武器：“圣战”。最初他认为利用“圣战”来抵御西方思潮的入侵，对于穆斯林来说是合法的。到后来又认定被动的防御是无法抵御西方的，要想真正建立伊斯兰国家，就必须利用“圣战”去主动进攻。

他写了一本系统阐述如何建立一个基于伊斯兰精神的国家的著作（他的24本著作之一），名叫《里程碑》（Ma’alim fi al-Tariq Milestones），这本书成了后来伊斯兰主义者的必读书籍。

顾特卜的思想此刻已经全面超越了穆斯林兄弟会的宗旨，兄弟会仍然在暴力和非暴力间苦苦挣扎。他们无法放弃非暴力，却在现实中遇到过无数次必须使用暴力解决问题的情况。顾特卜却认为，只要是为了“圣战”，暴力就是合法的，而且是必需的。

这小小的一个理论突破看似不起眼，却让全世界的伊斯兰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兄弟会的第一代突然间痛苦地发现自己已经过时了。在顾特卜思想的鼓舞下，突然间出现了许多更年轻的人和更新的组织，带着更加激进的色彩。而那些世俗政府也发现，与更加激进的组织比起来，穆斯林兄弟会真的算不了什么，也不够危险。在对付兄弟会时，世俗政府还充满了信心，但对新的组织却束手无策了。

伴随着外部出现的这些激进组织，穆斯林兄弟会内部组织也出现了分化，从中分裂出一些更加极端的派别。其中最典型的，是被我国称为“伊扎布特”的伊斯兰解放党（Hizb ut-Tahrir），以及更加著名的哈马斯。

准确地说，“伊扎布特”并不是穆斯林兄弟会的一部分，只是它的创始人塔居丁·纳卜哈尼（Taqiuddin al-Nabhani）曾经是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而它的创建思想也与兄弟会类似，只是更加全球化。

1953年，当这个组织在耶路撒冷建立时，创始人认为，兄弟会是一个过于依靠埃及的机构，向境外的扩张速度太慢，而“伊扎布特”从一开始定位就是在全球发展伊斯兰势力。它不仅要在伊斯兰国家建立教法统治，在非伊斯兰国家也要发展伊斯兰。他们最终要以一千多年前的哈里发国为样本，建立一个统一的哈里发国家。

与兄弟会比起来，“伊扎布特”有着更加完整的执政方针，从政治到宗教、文化、经济，无所不包。

“伊扎布特”领导人认为，在他们要建立的哈里发国家之内，伊斯兰男人有足够的权力参与政治，但总的来说，他们遵循的是伊斯兰的教法体系，伊斯兰女人们繁衍生息，受到男人的保护。而根据伊斯兰宽容的传统，异教徒也是可以存在的，但是会在政治上丧失一定的权力，在经济上会得到一定的补偿。

在经济上，这个国家的人们使用金子作为货币，可以抵消掉美元优势，并保证美国无法称霸并与之对抗。

但是，在实现这个哈里发国家的途径上，“伊扎布特”的领导人们遇到了障碍。

最初，他们也否认了使用暴力，而是试图使用渗透和政变的做法。于是，“伊扎布特”在进入约旦、叙利亚、埃及、伊拉克等国家时，进行了政变尝试。

它的第一次政变企图发生在约旦，随后，在周围的国家也频频发生，但都没有成功。

在中东地区，当时的氛围仍然不适应这种过于极端的思想，大多数国家仍然在世俗主义上寻找出路，而“伊扎布特”又缺乏穆斯林兄弟会那样的慈善基础。兄弟会虽然最终的目的是政治，却一直在默默地为社会做事情，做慈善，搞教育。“伊扎布特”对这些并不感兴趣，它只想从各个社会的权贵入手，走高层路线，结果反而丧失了社会支持。

随后，“伊扎布特”放弃了政变的想法，以机构扩张为主，并等待机会。这段时间，它的组织进入了许多非阿拉伯国家和地区，土耳其、东南亚的印尼、北非、巴基斯坦等都被渗透进去。更重要的是，这个组织进入西方国家寻求发展，美国、欧洲等地都有了“伊扎布特”的组织。

由于“伊扎布特”自称是非暴力的，所以在西方并不被视为违法机构，可以公开设立办事处。它在这些国家也以宣传思想和理念为主，不从事暴力活动。

或者这么说，它的理论可以让人们推断出暴力的倾向，但它从不主动去实施暴力，而是把这个权力留给了信徒们。即便信徒们采用了暴力，它也立即与之撇清关系。

在组织上，它的方法大致也是从读书人入手，在大学和机构里发展铁杆成员，利用达官贵人和知识分子来巩固阵地。

“伊扎布特”的做法令下属分支也产生了疑惑，和平的做法到底能不能奏效？加之在中东地区被禁，许多信徒认为，除非使用暴力，否则不可能建立哈里发国家。

20世纪90年代，就在“伊扎布特”经历波折时，苏联社会的逐渐解体给了“伊扎布特”一个绝好的时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中，中亚的几个共和国都是突厥人种，宗教却是伊斯兰教，当共产主义信仰崩溃后，中亚各共和国的人民急需新的思想食品输入。“伊扎布特”决定填补这里的思想真空。

“伊扎布特”在中亚的迅猛扩张不仅得到了组织内部的一致支持，还得到了中东和西方国家的支持。中东之所以支持它，是为了扩大伊斯兰教的影响力，而西方国家则把这看作是削弱苏联的好方法。

在中亚，它的方法仍然是在读书人中发展势力，并通过读书人向全社会扩散影响力，不主动参与暴力。当这些读书人再把思想二次转授给下层人民时，自然而然也就过渡到了暴力的阶段。

苏联解体后，各中亚共和国终于将“伊扎布特”看成了一大威胁，禁止它的活动。中亚政府的禁止受到了西方的指责，认为这是干涉言论自由。对于西方更加透明的制度、更加文明的社会而言，“伊扎布特”的宣传的确暂时不会带来太大的危害。大部分西方人看见“伊扎布特”的宣传，顶多是看热闹而已。

但对于中世纪式的中亚国家则不然，它的人民缺乏足够的判断力，把这种外来思想当作最先进的科学来对待，接受鼓动后会立即暴力反政府，令政府头疼不已。

“九一一”事件后，“伊扎布特”遇到了麻烦，随着西方社会对穆斯林偏见的加剧，它在西方终于受到了影响。不过即便如此，它仍然迅速声明谴责暴力，试图与更加极端的基地组织撇清关系。

“伊扎布特”可以说是一个介于兄弟会和基地组织之间的中间势力，它在理论上更加为暴力打开了大门，但又故意与暴力保持距离。这种方法固然有助于它的存活，但也让它无法更深入地参与进“圣战”之中。

一座充满了墓穴的山丘，几乎所有的墓穴都已经被挖空。

沙漠中的温泉。一片温泉就能形成一片绿洲，养活几户、十几户、几十户到数百户的人家。

哈马斯和兄弟会

在埃及，最不缺乏的就是哈马斯的支持者。

就在我写下这段文字的当天，我和一位埃及的老者谈话时，他突然谈到了一个让我感到吃惊的人物：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哈桑·亚辛（Sheikh Ahmed Ismail Hassan Yassin）。

我们的谈话从巴勒斯坦最近发生的事件开始。

2014年6月，当三名以色列青年在加沙附近被绑架和杀害后，一位巴勒斯坦青年也被报复性地折磨和杀害。控制了加沙的哈马斯和以色列政府互相指责，直到发生了战争。

以色列人从空中轰炸、从陆上入侵了加沙地带，哈马斯则不断地发射火箭弹袭击以色列领土。这场入侵共造成2000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有许多孩子和女人中弹身亡。

以色列的入侵在埃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那位老者不断地告诉我，那可是孩子和女人，他们犯了什么错要被杀害？

接着，他给我诉说以色列历史上的种种暴行，在他看来，每一次以色列的入侵，都造成了大量的平民死亡，而世界不仅不谴责，反而指责弱者不遵守规矩。他继续谈到，以色列还搞了很多暗杀活动，我想他大概表达的是所谓的定点清除行动（Targeted Killing）。就在这时，他提到了亚辛。

“谢赫就是被以色列的直升机发射导弹杀死的。”他比画着突然说，“谢赫是个老人，连走路都不会，坐在轮椅上，以色列人却朝他发射导弹。”

直到他把话说完，我才意识到他讲的是那宗发生在2004年的公案。那时恰逢巴勒斯坦人第二次起义（The Second Intifada）期间，以色列则将这次起义称为骚乱。在起义中，巴勒斯坦利用人体炸弹造成了不少以色列平民的死伤，而以色列则用军事打击夺走了大量巴勒斯坦人的生命。除了普通军事打击之外，以色列最令人争议的行动就是定点清除。短短两三年时间里，哈马斯的高官基本上被杀了个遍，而哈马斯的创始人、精神领袖亚辛，也就是被称为谢赫的这个人，也在这时被以色列清除了。

亚辛的死亡曾经让人们担心，哈马斯这个他亲手创建的组织会走向衰落，但事后，人们发现亚辛把哈马斯建设得多么健壮——这个组织离开了谁都可以照样运转，唯一不变的，是对以色列的刻骨仇恨。

亚辛被刺前后，哈马斯的高层几乎被斩尽杀绝，死者中不仅有亚辛这样的精神领袖，还包括哈马斯武装卡桑·旅（Al-Qassam Brigades）的高级指挥官。但亚辛在建设组织的过程中，早已预料到这一点，将每个人的继任者规定得明明白白，一个人死了，另一个人会立即顶上。

结果到2006年，哈马斯没有衰落，影响力反而超过了被视为正统的法塔赫组织，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几乎所有加沙地带的阿拉伯人都愿意为哈马斯献身。

而哈马斯也善于利用一切机会，比如2012年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上台后，哈马斯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大量的武器从埃及过境进入了哈马斯手中。叙利亚的战争又为哈马斯增加了另一批武器装备。导致以色列这次入侵时遭到了更强的抵抗。

基于前面的经验，老人认为，以色列最新的打击也不会对哈马斯造成严重的伤害，灾难过后，这个组织仍然是最具有活力、最坚决的“圣战”者。

埃及之所以有这么多哈马斯的同情者，在于人们将哈马斯看成是穆斯林兄弟会的一部分，它直接脱胎于兄弟会。

当埃及新总统塞西上台后，宣布穆斯林兄弟会为非法恐怖组织，其依据之一，就是兄弟会和哈马斯的关系。他在不同的场合不断强调，在加沙地带和埃及的西奈半岛之间有无数的地道，这些地道就是哈马斯等恐怖分子运送武器和士兵的通道，并在埃及制造恐怖活动。

在埃及，即便是反对者也很少相信兄弟会是恐怖组织，但塞西的说法至少有一点是正确的：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与哈马斯之间的联系，比人们想象的要密切得多。

穆斯林兄弟会在巴勒斯坦的存在可以追溯到1935年，那时候还不存在以色列。当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兄弟会积极地参与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社会活动。

不过，巴勒斯坦的兄弟会也秉承了非暴力原则，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建设医院、药店、发展教育等方面。他们的做法使当时许多激进的人表示不满，从而分离出了“伊扎布特”等组织，可是另一方面，也让它比其他组织更深入基层，了解巴勒斯坦人的痛苦。

在巴勒斯坦，存在着两种组织，一种是抵抗以色列的世俗组织巴解组织，其主要成员就是法塔赫，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是阿拉法特，主张与以色列进行战争；另一种是兄弟会这样的宗教组织，他们主张和平，关注慈善。

在当时人们的印象中，以阿拉法特为代表的巴解组织虽然不断地强调斗争，可是巴解组织又是一个腐败和低效的机构，他们不断地制造麻烦，引起以色列人的疯狂报复，这些报复又导致了巴勒斯坦平民的大量伤亡。

巴勒斯坦人因为亲戚的死亡而悲痛欲绝，巴解组织的人除了发表声明指责以色列之外，什么也不做，反而是兄弟会的人默默地送来了慰问金，并承担起了孤儿寡母的养育工作。

这种工作上的差别，让后来脱胎于兄弟会的哈马斯得到了穷人们的欢迎，而哈马斯也知道慈善的意义，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穷人的帮助。

对巴勒斯坦特别是加沙地带的人来说，阿拉法特只是一面旗帜，是高高在上的人，巴解组织依靠这面旗帜获得巴勒斯坦人的尊重，可是等阿拉法特一死，这面旗帜没有了，人们就立即抛弃了巴解组织，向更加平易近人的哈马斯靠拢。

最初，兄弟会的工作甚至得到了以色列人的赞赏。以色列自从占领了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后，对巴解组织一直心存戒备，乐于培养另一种势力来和巴解组织对抗。兄弟会只要愿意维持和平，以色列就默认它的存在，甚至为它的工作大开绿灯。

兄弟会默默地耕耘，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它的首领亚辛的领导下越来越繁荣。然而，也是从这时，亚辛和阿拉法特却互换了角色。

与以色列人斗了一辈子的阿拉法特感觉到以色列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的存在，越来越意识到无力驱逐犹太人。更重要的是，他领导的法塔赫和巴解组织由于过于腐败和无能，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法塔赫过早地进入了守成阶段。阿拉法特不得不谋求与以色列的和平，从而腾出手来处理内部问题。

而做了半辈子和平事业的亚辛却意识到，不管兄弟会如何做慈善，都无法消弭巴勒斯坦人的贫穷和无助，只有一种办法：消灭以色列，建立兄弟会一直向往的那种伊斯兰国度。

1987年，巴勒斯坦爆发了一次对以色列占领的反抗活动，有的人称之为巴勒斯坦第一次大起义（The First Intifada）。在这次起义中，亚辛建立了伊斯兰抵抗运动，即人们所说的哈马斯。

1991年，哈马斯下属的军事机构卡桑旅建立，哈马斯正式装上了牙齿。此刻，以色列人突然发现，老一代的抵抗组织巴解组织已经衰老了，好对付了，原本和平的兄弟会（哈马斯）却成了最难对付的机构。

哈马斯之所以难对付，是因为创始人亚辛的高瞻远瞩，将整个组织机构建设得健壮无比。它的所有职位都有“冗余备份”，一个人死去，另一个人会自动继承职位继续工作，并且早已经是熟手。给人的印象是哈马斯是杀不绝的。

而更加重要的是，亚辛只是在兄弟会的基础上改造了哈马斯，并没有抛弃兄弟会时期的慈善事业。虽然谈到这个组织时，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是恐怖组织，但它90%以上的工作仍然是慈善性质的，它仍然从全世界寻找捐款（这已经变得越来越难），抚养战争中的孤儿，抚恤家属。

亚辛只是给兄弟会增加了武装的一翼而已，这个武装就是卡桑旅。作为武装的一翼，它与慈善的另一翼是完全脱钩的。这保证了卡桑旅变得越来越专注，也越来越专业化，而慈善组织也越来越完善，赢得了民心。

不过，哈马斯的成立也意味着穆斯林兄弟会的彻底转向。当版纳创建这个组织时，也许永远想不到，这个世界会变得如此充满敌意，致使暴力成了反抗的手段，并最终又伤害了反抗者本身。

当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逐渐衰老时，哈马斯成了加沙地带的主宰。2006年，这种此消彼长的变化终于显露出结果。在当年的巴勒斯坦立法机构选举中，哈马斯在一共132席中赢得了74席，形成了绝对多数，直接将法塔赫取代了。

这个结果不仅法塔赫不愿看到，就连以色列和西方国家也不愿看到。由于指责阿拉法特领导下的权力机构太独裁，不够民主，加上腐败等问题困扰，西方国家一直推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民主化。而巴勒斯坦立法机构的选举就被认为是民主进程的巨大成就之一。但就在这次选举中，以色列和西方却看到了巴勒斯坦人可怕的民意：他们用选票表明，他们热衷于更加强硬的派别，表现出了对以色列的仇恨。这种仇恨已经根植在每一个巴勒斯坦人的心中。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立即行动，正式宣布哈马斯为恐怖组织，试图限制它、隔离它，并最终削弱它。但是，它们无法理解哈马斯在巴勒斯坦民众中聚集的巨大威望，这威望是靠实实在在的慈善事业累积出来的，也是哈马斯强硬不妥协的姿态号召出来的。

随着哈马斯的执政，不情愿居于人下的法塔赫立即与之出现了摩擦，这个事件导致法塔赫被逐出加沙地带，而哈马斯则被逐出了法塔赫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地带。于是，巴勒斯坦分裂了。这种分裂到底持续多久，会不会带来永久的伤痕，让这个本来就支离破碎的国家最终变得更加碎片化，一切都是不确定的。

唯一确定的是，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执政仍然不会顺利。

哈马斯可以作为极端组织的第二代代表。第一代的兄弟会不希望采用暴力，却常常受困于非暴力的软弱无力。“非暴力不合作”这种运动由印度的甘地倡导出来，并在印度取得了成功。但印度面对的是英国，双方的互相尊重与配合才导致了一个最优的结果。可是在中东的土地上，仇恨和偏见远大于互相尊重，任何非暴力行为不仅不会带来积极的结果，还会被当作弱者欺负。

到了第二代时，哈马斯已经放弃了和平原则，主动选择了暴力。第一代伊斯兰主义者大都是学者出身，都是通过学术的探讨和实际结合，主动选择了这条路。而到了第二代，创建人亚辛仍然不失学者风范，但之后的领导人就越来越武人化了。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形势越来越恶劣，不适合文人之外，另一个原因在于冲突地区青年受教育机会的减少。以色列解决了犹太人的教育问题，却无法解决占领区和难民营中的阿拉伯儿童教育，这些地方成了极端主义的高发地区。当这些人逐渐长大并掌握了组织权力后，变得更加勇猛和无畏，也让和平解决地区问题的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

但第二代的暴力还是有针对性的，只针对于以色列，不涉及更广泛的世界。这种暴力更大程度上是摩擦式的和防御式的，而到了第三代极端组织，就已经变成了主动出击，与世界为敌了。

奥萨马·本·拉登的炼成

当哈马斯脱胎于穆斯林兄弟会内部时，在兄弟会外部，已经有更加激进的组织接棒了，他们继承了兄弟会建设伊斯兰国家，甚至复活哈里发的理想，却又继承了顾特卜的暴力主义倾向。他们指责着兄弟会的软弱，并用实际行动来履行着“圣战”思想。顾特卜的思想结出了可怕的果实……

从各个角度来看，沙特人奥萨马·本·拉登建立的基地组织（Al-Qaeda），都是一个博采众长的集大成者。

本·拉登的思想和行动源头是多样化的。除了兄弟会和顾特卜之外，沙特的瓦哈卜主义，以及在阿富汗战争中形成的“圣战者”运动（Mujahideen），都在本·拉登的基地组织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它们的综合就是基地组织。

在中东，沙特属于另一个穆斯林保守主义重镇，与穆斯林兄弟会建设带有原始民主色彩的哈里发国家不同，沙特的保守主义是围绕在王室的周围，用瓦哈卜主义做思想武器，要求建立国王率领的伊斯兰教法国家。

在石油美元的支持下，瓦哈卜主义在全世界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1978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成为穆斯林极端主义历史上的一个新篇章。

在战争中，西方政府、伊斯兰国家都对阿富汗进行了大力支持，其中就有瓦哈卜主义的沙特。这种合力最终驱逐了苏联，但在对抗苏联的过程中，形成了一股巨大的保守主义浪潮。这股保守主义浪潮以军事组织的形式反映出来，就是一群以“圣战”之名聚合在一起的“圣战者”。阿富汗本地的“圣战者”文化程度不高，理论水平差，却有着极强的实战经验。

苏联撤军后，阿富汗也失去了其冷战前沿的重要性，重建工作长期得不到落实，而在“圣战者”之中爆发的内部争执，致使这个国家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

这时，从阿富汗的难民中走出来一股力量，他们大都是没有经过良好教育的学生，却又受到了一定的极端宗教思想影响，正是这些人构成了塔利班的主体。

塔利班代表着极端主义中最落后的一端，产生于难民营，由处于人生最残忍期的青年人来领导，与穆斯林兄弟会的学者领导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塔利班的出现也预示着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比如巴勒斯坦或者非洲，一个地区长期处于战乱，青少年得不到好的教育，就必然走向排外、保守，陷入恶性循环。

奥萨马·本·拉登出生于沙特的富商家庭，青年时深受瓦哈卜主义的影响，参加了阿富汗的“圣战”，由于他的信仰坚定，加上有足够的资本，在“圣战者”中积累了很高的声望。日后，正是这种声望让他可以回到该地继续斗争。

不过与塔利班不同，奥萨马本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是主动选择了宗教极端主义。所以，即便他以后回到阿富汗，也只是将之看成是一个实现平生目标的寄居之地，与塔利班本身是有所区别的。

大约在1986年，对于还没有成立的基地组织而言，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把顾特卜的思想和埃及经验带给了奥萨马·本·拉登，他的思想彻底走向了成熟。在沙特的城市Jeddah，未来基地组织的第一号和第二号人物相遇了。这位第二号人物叫作艾曼·扎瓦西里（Ayman al-Zawahiri），对于基地组织的贡献，扎瓦西里的影响或许并不比奥萨马小。

扎瓦西里出生自埃及首都开罗附近的一个中上阶层世家，他本人则是一名医生。在年轻时，扎瓦西里参加了穆斯林兄弟会，当时正是顾特卜被埃及处死，而顾特卜主义广泛流传的时代。

兄弟会的经历，加上顾特卜主义的暴力思想结合起来，促使了一个新的组织诞生——“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Egyptian Islamic Jihad，EIJ）。扎瓦西里就是这个组织的早期成员。

1981年，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遇刺身亡，其中参与者就有EIJ。随后，埃及政府展开了大规模的逮捕行动，EIJ组织成员被捕者有数百人，扎瓦西里也被判刑三年。

等他出狱后，由于EIJ的首领（EIJ的首领称为埃米尔，Emir）被判终身监禁，扎瓦西里就继承了首领的职位。在他的领导下，EIJ变得更加极端，在埃及和世界都制造了越来越多的恐怖事件，也正是扎瓦西里，将自杀式袭击引入了“圣战”之中，并越来越被滥用。

另外，EIJ也介入了阿富汗战争，成了“圣战者”的一个组成部分。EIJ本身就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第三代极端组织的早期代表，但由于它和基地组织的密切联系，又可以认为它是基地组织的发端之一。

1985年，扎瓦西里前往沙特进行朝觐，并在距离麦加不远的城市Jeddah居留了一年，从事医生工作。在这里，他遇上了奥萨马·本·拉登，并开始了两人20多年的联系。

从扎瓦西里身上，奥萨马·本·拉登接触到了穆斯林兄弟会的“建国”理论，以及顾特卜的暴力主义。同时，他又受到沙特的瓦哈卜主义影响，以及阿富汗战争的经验。这些影响综合起来，就形成了他独特的实践活动，并着手将这种思想付诸实现。

在中东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历史上，还有一件事情加速了第三代极端主义组织的扩散，这件事就是1992年的海湾战争。

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前，西方国家在阿拉伯国家内部的军事存在并不强大。美国和欧洲虽然在约旦、黎巴嫩出过兵，但都是以维和为主，一旦任务结束就必须撤离。曾经土耳其和伊拉克牵头搞过一个向西方靠拢的《巴格达条约》，人们认为这个条约很像中东的北约，有限制苏联和社会主义势力在中东发展的意图，但条约本身发挥的作用有限，而西方国家仍然缺乏有效的武装驻扎。

但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给了西方国家巨大的机会，他们立刻欣然拉起了一大帮盟友，派重兵进入了海湾国家。

在这些盟友中，沙特参与之深，让人感到惊讶。在这之前，沙特一直以保守主义示人，对西方社会充满了警惕，更拒绝他们的军事入驻。但是，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吞并了科威特之后，沙特突然意识到他的军事力量也不足以抵抗伊拉克，立即来了个大转向，不惜向美国人开放军事基地，授予西方极大的特权。

在奥萨马·本·拉登看来，沙特的做法无异于引狼入室，不仅使西方物质主义进入了纯洁的中东，还意味着沙特放弃了纯正的瓦哈卜主义，变成了异教徒的走狗。他持续地批评沙特政府。当美国从科威特赶走伊拉克五年后，按照协定，美军本应该撤离，但实际上美军完全没有撤离的迹象。

沙特的保守主义者突然间意识到，美军永远不会走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美军表现得和当年的苏联军队一样，除非用暴力赶走，否则会一直赖在这里。从这时起，美国成了奥萨马·本·拉登和其他极端主义者的头号敌人。从对抗苏联和伊朗的盟友到头号敌人，这个转变只用了几年时间而已。

在美国人看来，这些制造爆炸的宗教激进主义者是恐怖分子，但是在宗教激进主义者自己看来，他们做的跟在阿富汗战争中做的没有两样，都是要用一切手段来把侵略者赶走，只是侵略者换了个人而已。

由于奥萨马·本·拉登不断地批评沙特王室背离了瓦哈卜的初衷，并制造了大量的事端，沙特政府最终忍无可忍，剥夺了他的国籍。

沙特政府对他的驱逐让奥萨马·本·拉登失去了所谓的祖国，也彻底割断了他与从前的联系，这个时点也可以看成是第三代极端组织最终成型的标志。

当沙特驱逐了他之后，却有人欢迎他的到来。在埃及的南面，有一个贫穷保守的国家苏丹，与沙特之间只隔了一条红海。奥萨马·本·拉登被驱逐时，苏丹恰好建立了一个保守政府，政府为了伊斯兰革命的需要，招纳了不少的极端分子。

奥萨马·本·拉登也前往苏丹，并受到了热烈欢迎。他拥有大量的财富，又舍得花钱帮助苏丹搞建设，作为交换，苏丹政府就容忍他在国内设立基地，训练武装分子。

苏丹在历史上长期是埃及的属地，直到英国人撤出后，才获得了完全独立。这里也是埃及各种极端思想的大后院。在这里，本·拉登与扎瓦西里的关系更加密切，两股势力从合作走向了合流，人们已经分不清哪儿是基地组织，哪儿是“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了。

自从他驻扎苏丹之后，埃及的极端组织也变得更加激进。这些机构和奥萨马·本·拉登的基地组织联合在一起，埃及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一个不稳定时期。针对外国人的刺杀事件屡屡发生，形成了一股浪潮。

也是从这时起，奥萨马·本·拉登就彻底超越了瓦哈卜主义和顾特卜主义。之前的他是被别人影响，而此后的他则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指导别人的行动。

基地组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按照本·拉登的定位，它是一个革命技术的输出机构，输出从思想到斗争经验，以及武器使用等等的各种技术，凡是能够用于“圣战”的技能都可以在这里学到。或者说，这是一个培养“圣战”战士的巨大学校，源源不断地为各个国家培养极端势力。

从第一代的兄弟会到第三代的基地组织，已经出现了质的跨越。如果没有穆斯林兄弟会最初做思想上的准备工作，就没有伊斯兰主义在整个中东的大肆传播。虽然兄弟会一直坚持非暴力主义，但是，那些接受了伊斯兰主义的人一旦学会独立思考，就会发现，兄弟会的教义中再往前走一小步，就不可避免地达到暴力的结果。

兄弟会一直不肯跨出这一步，他们的思想中还残存着“西方的毒害”，带有一定的理性，但是其余更加年轻的人并没有思想包袱，他们毫不犹豫地把兄弟会甩在身后。

不仅仅是兄弟会落后了，其实更加激进的组织也在不断地更新换代。老一代的组织经过若干年，就变得迟钝，新一代从老一代的组织中脱颖而出，用更加激进的行动对抗着世界。

与第二代相比，第三代的基地组织也不再崇尚防御，而是强调主动进攻，只有出击，造成敌人足够大的伤亡，才能让他们感到得不偿失而撤出中东。第三代也更加不在意平民的伤亡，只要这些平民不是伊斯兰教徒即可。

在苏丹的基地组织制造了一系列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例如1992年索马里针对美军的爆炸，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1995年沙特利雅得美军军营爆炸，等等。这些袭击事件也让奥萨马·本·拉登成了美国的头号敌人。在美国等国的施压下，苏丹最终驱逐了他。他回到了曾经战斗过的阿富汗，寄居在塔利班门下。

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再次改变了中东的政治版图，美国人对阿富汗发起了进攻，并借机消灭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美国的进攻让极端主义者更加认为，美国和俄罗斯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更加邪恶。

到这时，作为第三代组织的基地组织在国际势力的联合打击下走向没落，逐渐过时，但是新的第四代又在崛起。

“伊斯兰国”：第四代的建国梦

一个思想对社会有多大的危害，大致与这个社会的开放程度相关。

如果社会足够开放，人民拥有足够的判断力，那么所谓宗教极端思想对于社会的危害是极小的。不管“圣战者”如何在美国和欧洲叫嚣，都只能找到少数的随从者，大部分人不是一笑了之，就是敬而远之。

但如果一个社会不够开放，这些思想就可能随时成为炸药。所以，极端思想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社会开放程度的问题。

但是，说起来简单，真正的问题却在于：如何在一个还不开放的社会中消灭极端思想、消弭对抗？这才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如果不消灭极端思想，这个社会就很难获得开放的机会；如果不开放，又更难处理极端思想，形成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死循环。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以色列采用以暴制暴的方法不会奏效，只会将问题更加激化，将危险留给下一代。而听之任之也不是办法。西方对中东的干涉也并未奏效，只是让极端组织进化得一代比一代危险。像沙特、伊朗那样纵容甚至鼓励极端思想更不是办法，只会让社会变得更加落后，为未来埋下隐患。

穆斯林兄弟会的初衷只是一个慈善组织，虽然带着一定的极端思想，但放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它好的一方面会得到放大，而极端的一面随着社会溶解而逐渐消散。其实大部分的慈善机构都有着宗教背景，而宗教必然意味着一定的极端性，这是很正常的，用不着大惊小怪。

但是，一旦政权将它当作敌人，予以镇压，这些组织就会配合着政权的担忧，变得越来越极端，越来越危险。当穆斯林兄弟会被迫转入地下，版纳思想中天真的一面就注定要被放大，并诞生出越来越多的怪胎。

干涉导致极端思想失控的例子在第四代组织领导人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

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巴格达迪有可能是一个清真寺的教职人员。2003年，美国的入侵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号召信徒抵抗美军。2004年曾经被美国人俘虏，然而美国人经过几个月的调查，认为他没有背景，也没有显示他参与恐怖活动的证据，于是将他释放了。

但是，这个曾经的教职人员已经在美国人的监狱里经受了足够的锻炼，结交了一大帮一同坐牢的兄弟。随后，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活动给了他机会，他加入了基地组织，地位也随之上升，并逐渐成了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的头目，成为美国人的劲敌。

如果不是美国入侵带来的混乱，这个杀人如麻的恐怖头子也许临死也只是一个乡村阿訇而已。

巴格达迪的第四代组织直接孵化于第三代之中。当美国人进攻了伊拉克之后，随着伊拉克的权力真空，基地组织进入了伊拉克。

当奥萨马·本·拉登被美国人在巴基斯坦杀死后，整个基地组织的行动能力已经大大减弱，而由于伊拉克乱局，这个国家成了基地组织藏身和活动的最佳地点，组织的伊拉克分支也有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当叙利亚战争爆发后，由于叙利亚与伊拉克接壤，也存在权力真空，基地组织从伊拉克向叙利亚境内蔓延。

在巴格达迪的领导下，基地组织的伊拉克分支已经有了新的名称ISIS，并成为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跨国组织。逐渐地，ISIS的领导人发现自己的理念和基地组织出现了一定的差异。

基地组织以培训伊斯兰战士，反抗侵略为宗旨，而ISIS更多地接纳了穆斯林兄弟会建设哈里发国家的思想，他们认为，反抗是为了建国，只有建立了哈里发国家，让所有的穆斯林都统一在一个政权下，才更有力量去面对全世界的敌人。

作为阿訇出身的巴格达迪着手尝试按照他的理念来建设组织，他不像基地组织那样当流窜犯，而是攻克一个地方，占领一个地方，改造一个地方。在他的占领区，他负责维持社会治安，这一点在社会混乱的伊拉克和叙利亚特别难得。当ISIS恢复社会秩序时，居民就愿意承担一定的代价，听从ISIS推行他的教法。

在巴格达迪的思想中，一个国家的教法包括：严格遵循伊斯兰教义，人们必须每天祈祷五次，不得找借口不履行宗教义务；在穿着上，也必须符合穆斯林的规矩，特别是女人；人们必须遵循宗教法规，不得欺骗，不得偷窃，任何这类行为都会遭来严重的后果，轻则断肢，重则处死。

这些教法在外界看来是过于严苛的，但对穆斯林来说，是《古兰经》规定的义务，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这就是在外界看来如此暴虐的组织在最初便能够获得本地人认可的原因之一。

ISIS也比基地组织更坚决地实行宗派主义。基地组织虽然有强烈的逊尼派色彩，却也赞同穆斯林各派的联合，他们虽然在行动中屡屡针对异教的平民，但在某些时候，又强调避免平民伤亡。而ISIS则针对一切反对派，哪怕这些反对者同属于逊尼派，只要反对，就没有资格活在这个世界上。

另外，在巴格达迪的世界里，他也终于解决了伊斯兰世界一个最大的缺陷：缺乏一个统一的宗教权威来最终解释教法。当哈里发职位消失后，由于没有人对教法做最终的裁决，引起了各方的争执与教法上的混乱。从版纳起，极端主义者的理想包括重建哈里发制度，可是并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做到，或者敢于去做。相对而言，基地组织只是谦逊地定位在一个革命输出机构，是个学校，没有涉足于社会制度层面的建设。

而出身于清真寺的巴格达迪却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在他的国家建设理念中，哈里发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2014年，ISIS占据了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大片的土地，与此同时，它与基地组织不断地发生冲突，导致基地组织正式宣布不承认ISIS是它的分支。与基地组织断绝关系反而给了ISIS行动自由。巴格达迪打起了建立“伊斯兰国”的大旗，在用一系列震惊世界的军事行动确立存在后，立即自立为哈里发，宣布建设“伊斯兰国”。

在经过了一代比一代激进的组织演化后，人们从慈善走到了反抗，再到主动出击，最终走向了更加复杂的政治理想。

这四代极端组织的理论和实践活动越来越完善，却有着清晰的演化轨迹。

在未来，第四代极端组织并非终点，随着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的逐渐解体，各个教派斗争的激化，以及西方和以色列等势力造成的敌对情绪，在这片越来越碎片化的土地上，激进思想不仅不会断绝，还会继续演化下去。宗教极端思想已经和社会牢牢地捆绑在一起，这里的人民越来越没有选择机会，只能在战争和摩擦中颠簸。

也许从奥斯曼帝国解体的那一天，命运就已经注定。这里曾经拥有着和平与繁荣的伟大帝国，这里曾经有最宽容的宗教政策，这里也储藏着最丰富的石油资源，但这里也承担着最沉重的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