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另类李鸿章

异类李鸿章

历朝历代的官场，讲的就是循规蹈矩，中庸为大，不求无功，但求无过。李鸿章则不然，他走的是自己的李氏为官之道

端详李鸿章片刻，你会发现这老夫子是个异类！而且是五千年独一份的异类。这话怎讲？

身高1.83米就很另类，便是站在人高马大的洋人堆里也显个儿，更何况来自一个当时蛋白质缺乏的国度；声音沙哑很另类，和他交谈过的洋人，大多认为他有一副老军头的沙哑大嗓门，说话不带之乎者也。这个老家伙出门在外也不穷讲究，自己弄把竹椅子，让下人找来两根粗毛竹一捆，便满世界地展示李氏竹轿子风采。可毕竟七十有四之人，洋人看不过去，给腿脚不便的“副总统先生”（德国人对他的称谓）弄了把刚刚推向欧洲市场的老人轮椅，中堂大人一不小心成了中国坐轮椅第一人。这些如果还不能算异类，我们想一想，当时的中国有几个人能活到七老八十？就是能，又有几个敢带着棺材去巡访世界。大多国人到了这把年纪，惦记的就是快些了却四世同堂、含饴弄孙的夙愿。

江淮之地历来闭塞保守，一个从小读四书五经的农家孩子，除了老父有些文章底气，母亲“麻大脚”满脸麻子，脚非三寸金莲。在合肥乡下的昏昏油灯下，一个纺棉纱，一个有嘴无心地背死书。居然让他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青云直上。这在中国不算另类吗？想想现在的父母，从小为儿辞职陪读，时间、银子大把大把地花，最后孩子顶着个博士帽，连老婆都讨不起。这一比，鸿章成才的性价比不要太高！更加另类的是，成就了封疆大吏后，旧时士大夫便装起文化老师，口必称儒学，手必练羲之。李鸿章则不然，人家40岁开始自学夷务，在船上悟出了近代文明的真谛，成功地转型到了能和欧美文明人士打擂台的新式士大夫。而且在慈禧太后、摄政王恭亲王、军机大臣文祥等领导看来，危危大清，还非他来救不可。什么事业能做到天下非你不可，你的地位便坚如磐石，非三五个御史大夫搬唇弄舌能参倒的。这个新旧通吃、“学贯中西”的李鸿章在老牛拉破车的时代还不算另类？

1896年5月26日，李鸿章在圣彼得堡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时，与俄国敖德萨市市长、退休海军少将泽列诺伊合影。这张照片的特别之处是李鸿章坐在东道主提供的轮椅上。查李鸿章1888至1900年期间国内外的老照片，发现其大多情况下用的是中国制造的竹轿子。这把轮椅一定是欧洲产品，那会儿咱们还造不出这类工艺级产品。李鸿章在俄国、英国、法国和德国都是坐这样的轮椅。如此，李鸿章一不小心成了中国历史上坐轮椅的第一人。到了美国，他便又乘坐国产竹轿子到处跑。

搞洋务，办外交，在第一线和洋人打交道的所谓国人“外交家”，大多见洋人矮三分，说话行事遵循“外交无小事，事事得请示”的老规矩，不是低三下四，就是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咱们的李大人不管这些婆婆妈妈的规矩，和日本驻华公使大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老资格，和铁血宰相俾斯麦大吐受寡妇（慈禧）、毛孩（光绪）之气的苦水，要人家“德夷”俾斯麦给他出馊主意。妄议君上，还在洋人面前把家丑外扬，这不是里通外国是什么？要是别人，早就腰斩了，可李鸿章没事儿。五年后他在谈判桌上殉职后，慈禧还哭成个泪人儿，你说另类不？

官场异类李鸿章

历朝历代的官场，讲的就是循规蹈矩，中庸为大，不求无功，但求无过。

李鸿章不然，他敢走自己的李氏为官之道，说白了就是在同道、同事、领导和师长面前不停地“炫耀”，也不怕引来官场同人尔虞我诈的嫉妒，最后居然还引来上下一片叫好声。连装清高的清流大腕张之洞都得强压一颗嫉妒之心，私下里不得不承认李鸿章的能耐。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转述这位晚清“美髯王”、人呼“张香帅”的话说：“香帅尝叹曰：无怪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观中外大小臣工，学问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术亦未必都不好，然问以大小炮数百种，后膛精枪亦数百种，形式若何，运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陆，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后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营一切攻守之具，无一人能知，且并其名亦不能辨，又况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有十倍精于此者。某国当与，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宜更无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惟一合肥。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书》）张之洞不愧为晚清能臣，这段私房话基本上把政敌李鸿章的“洋务”特点一一历数了出来。

李鸿章的特点就是，放得下40岁前念的那十多本“官场敲门砖”，偷偷地掌握了些那个时代被人唾弃的“雕虫小技”，我们暂且称之为“洋学”吧。那会儿，满朝大员从小学的是四书五经，讲的是孔孟之道。蒙古族的清廷道德文章大腕倭仁大学士，在瞬息万变的格局面前，以不变应万变，就会一句永远正确的废话：“唯人心耳。”

李鸿章虽也是母亲“麻大脚”油灯下逼出来的二甲第十三名进士，但一个江淮小赤佬要想混出个人模狗样来，非得有独一门的为官之道不行。在围剿太平天国的时日里，在南京至上海的洋人运兵船上，曾国藩帐下的这位小秘书，经过一路上的所见所闻，72小时到了上海后，蜕变成了“洋学家”。连老师曾国藩都感觉，三天不看李文章，觉悟跟不上李鸿章。从此李鸿章成了清廷独一份的“世界百事通”。

中国官场文化的潜规则是枪打出头鸟，官场上的陋习开口闭口“愚见”“窃以为”，怎么低调怎么来。鸿章大人不管，在天津北洋通商大臣的衙门里，天天和一帮中外宾客高谈阔论，还来者不拒，什么人都见，连“反贼”孙文他都见。

遇到中外新鲜事，朝廷还得六百里加急去天津问道李中堂。这在别人眼里真不是个滋味，可他就是半个世纪坐在封疆大吏的正一品位置上没栽过跟头，要不是甲午战争打输了，李大人可能会把天下第一总督——直隶总督的椅子坐穿，你说他是不是官场上的另类！

西方漫画家笔下的李鸿章。1900年前后，李鸿章在国外的知名度绝对高于国内。因为每次中外有冲突，出面收拾残局的总是这位高个子的李鸿章。国内对他的“主和”谈判立场多有责难，其实这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是有句说烂了的口头禅叫“弱国无外交”吗，在当时国力羸弱的状况下，一味地走“豁上老命拼了”的蛮干路线是不现实的。战不能战，和不能和，工商不能工商，民智又未开的状态下，连拼的老本都没有，李鸿章能求一个和局，已经是抽了上上签了。试想，如果李鸿章自作主张割地求和，你以为清廷的当家人会放过他？咱们不能看人挑担不吃力，自己挑担却步步歇。慈禧太后重用李鸿章，就是因 为他和洋人谈和局，总能谈出一个慈禧太后惊喜的好价来。这样的人其实满朝找不到一个。别看平时满朝文武慷慨激昂，一要真刀实枪地和洋人周旋，个个把乌龟头缩回，作扭捏状。如果您是当家的慈禧太后，您会不用李鸿章？如您所见，一旦用上了异类李鸿章，朝廷就像吸了鸦片一样，再也没法戒掉，直至他生命终结都不肯撒手。

商场另类李鸿章

从大一统的秦朝一直到清末，商人在中国不是一个有面子的职业，历来受士子文人的排挤打压，甚至成为官吏敲诈勒索的永恒对象。从一开始，秦始皇和李斯俩人就强调重农抑商。中国历史上408位皇帝，几乎每年都得春祭先农，而后还要亲耕。立春日迎春，祈求丰收，是上到天子下到庶民，都必须参加的一项活动。可你见过皇帝在销售旺季去市场上示范销售或者祭拜商神吗？中国压根就没有正经八百的商神。李鸿章深知这一套，其一生的经商活动都披着政府的外套。

商业活动必须寻找官家背景，或者由官家直接操控，这些商场上的道儿李鸿章都知道。他就是此种中国式商人的典范：亦官亦商、官商联办、官办商股、代官家采购，甚至借洋务运动之名，行积私家资产之实。很快的李家就成了中国中部首屈一指的官僚首富。死后那份长长的分割财产遗嘱，更让后人看不到钱的尽头，可见为官的李鸿章在商场上的成功。

可李鸿章在商场上又是另类的，中堂大人不走传统官僚商人的老路，直接地、赤裸裸地以权谋私。他积极参与国家大政方略的制定，先把国家的发展思路理顺了，然后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最后才顺理成章地半官半商玩一票。那会儿市场人才不多，涉外人才更是奇货可居。李鸿章以自己快半步的知识结构，自然而然地赢得了众多项目和订单，甚至成为朝廷的采购部长。

李鸿章式的市场观，以独门学识为基础，平时培养自己对新生事物的洞察力和敏感度。李在这方面是一个商场奇才，给同人的书信和上奏朝廷的奏折里到处充满了这类市场分析。朝廷决定购买洋炮时，李鸿章先让手下准备一份世界各国炮厂的大炮质量一览表，经过认真的审阅、选择和比较后，他认为克虏伯大炮优于美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大炮，将来一有战事，“稍有优，则利钝悬殊”。他一下子就定了328门。后来的战事证明，克虏伯炮的确不错，但是中国军工人员的维修和再造能力实在不敢恭维。于是，在买卖中夹杂中国人员的培训，被这位门槛精的官场生意人注入到了新的谈判中。1877年春，克虏伯在一场军火竞争中无奈地同意了李鸿章的要求——第一批七位中国留学生到了德国埃森接受免费培训。后来“三造共和”的段祺瑞就是在那里留的学。

利用官场的优势，为朝廷争利，清廷看见了。在洋务运动的旗帜下，朝廷急着要办一大批实业。清廷拿不出足量的钱，商人李鸿章如鱼得水，他自己凑一点，关税上扣一点，让商人朋友入股一点，便在市场上觅到了一批美国旗昌洋行的二手船，居然让他把招商轮船公司给办了起来，还揽下了海运漕米的大活儿，这在满腹经纶的书呆子同事里的确很另类。

1906年，在李鸿章过世五年后，一尊存放了十年的铜像由德国克虏伯公司驻华代表曼德尔，作为礼物，赠给了李鸿章在上海的后人。由此想到，当年作为进货商的李鸿章能让供货商在其身后还心甘情愿地花银子铸造铜像赠其后人，这不啻是给李鸿章商业才能和商业操守发了一个大大的奖状。因为一般进货商和供货商的关系是尔虞我诈，人死了，利用价值也就没了，哪还有缅怀之情？商场另类李鸿章一定有一些非同寻常的做法感动了人家，比如，不那么急功近利，或者不只是把“双赢”当口头禅搪塞人。

李鸿章遇到的另类老师

官场上的李鸿章，爱亮观点，爱出风头，照理说这是千百年来为官的大忌。但是，人家从1863年开始，一直到1895年甲午战争兵败，官运一直亨通。直隶总督这个肥缺，慈禧太后两三年一换人，把它当作摇钱树。慈禧死后，那些堆在紫禁城大殿里的原封未开的银子，很多上面还写着谁谁送的“孝敬”。但是李鸿章坐上直隶总督位，一坐就是24年。有清一代独有！你说另类不另类？我们仔细分析了一下，发现李鸿章撞上了三次“狗屎运”。

首先就是李鸿章遇到了一位另类好老师——曾国藩。

曾国藩本身就是一个另类人物。自己一辈子起早摸黑地过苦日子，出生在中部一个比较爱忽悠的地方却一辈子不忽悠人。以朴拙代机巧，以本分示人，以诚信待人，做到这些，最多还只能算是个清流领袖，但是曾国藩却能出清流而不迂，成就其独一份的“经世”实干，自创了军事品牌——“湘勇”。

这湘勇不但治好了晚清“八旗”“绿营”屡战屡败的顽症，还以乡情和血亲为基础，增强了战斗力，真真切切地攻入南京城，灭了“长毛”。最了不起的是，不似历代那些重兵在握的将帅，动辄干下“黄袍加身”的反叛勾当，一旦消灭了太平军，他马上巴巴地搞起了大裁军，自断臂膀，生怕坏了自己的一世英名。所以曾国藩的品牌无论在朝廷和地方都是杠杠的。这就是李鸿章的狗屎运，遇到了这么一位名牌老字号太师爷。他推荐的人没有不成事的。小秘书李鸿章1861年出曾国藩的帷帐，自己去家乡招兵买马组织“淮勇”，不到两年，1863年便在曾老师的举荐下做了封疆大吏江苏巡抚。

江苏是何等之地，那是帝国的粮仓，没有曾国藩这样好口碑的人推荐，再有才也是白搭。所以说另类官僚李鸿章遇到了另类老师曾国藩，实乃千年一遇。

还有更加了不得的地方。这个曾老师从不倚老卖老，自己作得一手锦绣文章，还能与时俱进地和弟子们交流新学问，从来没见他吆五喝六地训斥过学生李鸿章。在学生的启迪下，曾老师竟然在耳顺之年，学习“洋学”，以朝内朝外独享的名牌身份和学生一起联名上折子给朝廷，推荐幼童留学。在拟订的《幼童赴泰西肄业章程十二条》第三条中明确写道：“15年后，每年回华30名，由驻洋委员胪列各人所长，听候派用，分别奏赏顶戴、官阶、差事。”

曾老师驾鹤西去后，其名下聚集的一大批弟子，也就是李鸿章的学兄学弟、同道中人，他们都能在李鸿章为官任上发挥保驾护航的作用，使其得心应手地推行保守的新政。这样的老师真是旷古少有，却让“李二先生”给遇上了。

曾国藩老年照。他的照片流传不多，这和他为人低调以及当时照相技术还不普及有关。这可能是他仅存的唯一一张老年照。权倾半个中国的大清重臣，看似如老村夫，这要多大的宠辱不惊的定力啊！

民国时期的曾国藩墓御碑亭。曾国藩墓位于长沙望城县坪塘镇桐溪村伏龙山上，是与其夫人欧阳氏的合葬墓。主碑高3米，刻楷书碑文“皇清太傅大学士曾文正公，一品侯夫人欧阳夫人之墓”。墓庐前300米处的御碑亭，内有道光皇帝亲题碑石，“文革”中亭碑俱毁。

李鸿章遇到的另类上司

另类官僚李鸿章，三生有幸，遇到了一位另类领导，这人就是慈禧太后。人说慈禧太后一女流之辈，北京西单辟才胡同一满人官宦人家之女，却要领导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GDP总量最大、历史文化传统最悠久的国家，实在是中国的一大悲哀。更有人根据以下这段慈禧亲拟的上谕，认为满人“秀女”出身的她连识文断字还没解决，岂能领导我泱泱中华大国？慈禧的这段有名的上谕如下：

“……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种种情形等弊。嗣（似）此重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是（事）出有因，究属暧昧知（之）事，难以悬揣。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视）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暗）始（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胡谈乱道，嗣（似）此情形，以后何以能办国事？若不即（及）早宣示，朕归（亲）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正（政）？嗣（似）此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方知朕宽大之恩。……”

在这份不长的朱谕中，有心人发现有十多处错别字（括号内是正确的字）。

是啊！她毕竟是深宫里的一位旧式中国女性。其父并不知道，有一天女儿会像一个男人一样，掌控大清帝国的一切，所以没有在孩提时代，补足她的相应知识。然而她很努力，学着男人的样儿理政，管理着数十万男性下属，却也能进入408位皇帝管理业绩的前50名水平。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实际执政了整整47年！驾驭了一大批能臣悍将，如恭亲王奕訢、蒙古悍将僧格林沁，汉员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没有几把刷子是降服不了这些手握兵权的枭雄的。李鸿章就是一例。

李鸿章从1863年进入慈禧太后的法眼，一直到李鸿章1901年病逝，两人的上下级关系基本无大变动。其中经过“天津教案”、烟台“马嘉理案”、甲午战争兵败和八国联军的谈判，哪一件不是惊心动魄、险象环生？主事近半个世纪，每一件棘手的外交“夷务”都能使其身败名裂。换成别的领导，在御史们铿锵有力的参奏下，太后早就疑神疑鬼，让“李二先生”吃不了兜着走了。但是人家慈禧太后好就好在是女流之辈，跟着自己的第六感觉走，让君臣关系显得非常稳定。多少次参“李贼”的奏折都被这位辟才胡同的“秀女”硬顶了回去。到后来，外交让李鸿章在天津就地办，北京外围的防务交给了这位高个子的能臣，连离休后的颐和园修葺经费也厚着脸皮向李鸿章要，最后李鸿章死了，老太后在“西狩回銮”的路上哭得惊天动地。这种另类领导，不说千年一遇，也是有清一朝绝无仅有，却让李鸿章遇上了。难怪严肃办报的美国《纽约时报》都参与了小道新闻的传播，说某月某日，李鸿章带着“蜜月里的新娘”慈禧太后去外地度蜜月，够狗血的！

西人老画《为慈禧太后画像》。这是真事儿。美国女画家凯瑟琳·卡尔（1858—1938），中文译作柯（克）姑娘于1903年花了九个月的时间为慈禧作画，并在圣路易斯世博会上展出。但是洋人大多不喜老太后，在这幅画里，肥婆慈禧叼着烟，一副无知无识的样子。其实慈禧相当的有见识有见地呢，否则怎能驾驭李鸿章这类能臣一辈子？

李鸿章被结婚

别看清末那会儿本质上是个专制政体，舆论还是蛮放得开的。大清朝廷管得了大清，但是管不了大清地界上的洋人租界。于是一些耸人听闻的小道消息往往先从租界里的小报传播开来，然后成为北京、天津、汉口和上海等地茶馆里的谈资。

比如1898年10月20日的《纽约时报》刊登了题为《李鸿章结婚了吗？》的报道称：“来自香港、横滨的‘日本皇后’号邮轮，带回了一批东方的报纸，说李鸿章与慈禧太后已秘密结婚。”

虽然第二天《纽约时报》又辟谣：“这是一则东方玩笑。”但是还是忍不住在细节上渲染一番，说：“据《中国邮报》（China Mail）报道，西太后与李鸿章在9月22日上午在一个叫‘Sisnfa’庙的地方成婚。随后，这对新婚夫妻乘火车前往天津，为了防止他人尾随，他们还将经过的铁路予以拆除。新婚夫妇将到旅顺港欢度蜜月。光绪皇帝为此暴怒不已。”这类有关“后党”“伤风败俗”的新闻来源，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戊戌变法被老太后翻过来后，康梁一党的舆论宣传。大家虽不一定当真，但是此类小道最易长上翅膀家喻户晓，甚至出口到国外，毕竟洋人里也有不少婆婆妈妈的名人隐私窥视者。

李鸿章生于1823年2月，叶赫拉那氏的“兰贵人”生于1835年11月，不错，看上去年龄上还蛮般配的，而且李鸿章和慈禧太后的关系很铁也不假。但是一个君上，一个臣子，在那个道德文章第一位的时代，这个鸿沟是逾越不了的。

庚子年动乱，北国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一闹，慈禧抽风了，山东抽风了，直隶抽风了，山西抽风了，半个中国都抽风了。但是南国的鱼米之乡却出奇的平静。封疆大吏如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铁路大臣盛宣怀以及两广总督李鸿章等搞了个“东南互保”，公开地不执行“乱命”。李鸿章为报答慈禧知遇之恩，从广东两广总督任上巴巴地赶到北京，和八国占领军进行了艰难的谈判。说是艰难，就是占领军要处理闹事者慈禧太后，要她那颗项上人头。李鸿章拼老命也不答应，最后居然办成了！个中艰难曲折，繁复难谈，是李鸿章这个大清第一谈判高手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这就是慈禧太后为他落泪，为他建祠堂的原因，不能想歪了。

西人老图《老公司》。画面调侃李鸿章和慈禧太后结伴出游，关系亲密，琴瑟和鸣。

李鸿章遇到的另类同事

中国官场历来如战场，同僚之间大多是潜在的敌人！但是在晚清朝堂之上，李鸿章和政敌的互斗却能做到斗而不破，和同事的互动、上下级间的关系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

史料中并没有留下李鸿章和同事之间或亲密无间，或横眉冷对的局面。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更多的是对时局的意见交换，对某件棘手事情的处理寻求支持。这也间接地反映了被我等骂得狗血喷头的晚清朝廷，臣子之间的工作关系还是蛮健康的，并没有假话连篇、结党营私的大规模泛滥。

李鸿章和张之洞在主战和主和上往往意见相左，但也不妨碍他们之间的惺惺相惜，前面说到了张之洞暗赞李鸿章一段话就是最好的佐证。庚子之乱时，两人还挑头和南方的一些封疆大吏一起订立攻守同盟——“东南互保”。

李鸿章遇到的第一个反对者、政敌是帝师、军机大臣翁同龢。翁同龢一味主战，欲消灭李的淮军的有生力量。就是这样的你死我活，两人见面，还一口一个“翁师傅”“李中堂”。

李鸿章和恭亲王、文祥属于改革阵营的同好，除了工作关系，也没见他们吃吃喝喝、拉帮结派。《剑桥中国史》说到他们之间“神合”的工作关系：“1862年北京设立了同文馆。这个学堂是恭亲王和文祥1861年联名奏准成立的，他们在奏折中还建议挑选年轻、聪明的满族子弟学习外语。同文馆设有英、法、俄、德文课程。为了提倡忠于学校的精神，军机大臣文祥接见了该校一名头名生，勉励他努力学习，以便了解西方。在地方上，李鸿章也有类似主张。在两位著名改革派郭嵩焘和冯桂芬的帮助下，1863年巡抚李鸿章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瞧，一南一北配合行动，一下子使洋务运动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李鸿章的同事、清流领袖、御史张佩纶弹章写得极好，这在当时是有公论的。但是“清流”一派政治上趋于传统保守，是洋务派李鸿章的主要对立面。从李张之间的600多封通信看，他们在关于朝廷政治的各个方面都有深刻的沟通。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张佩纶连上数十道奏章，力主抗法！朝廷就派他到福建马尾港去督军。可惜一仗打下来，福建水师全军覆灭！张被革职发配。就在张佩纶灰头土脸之时，在天津的李鸿章向他伸出了援手，将其收入幕中。入幕半个月后，张佩纶又有了奇遇！李鸿章爱才心切，决定把女儿李经璹（小名菊耦）许配给他。这一年，张佩纶41岁，李菊耦才22岁，两人相差19岁。这才有了以后的张爱玲和她的小说。

这些看似平淡的官僚互动，同事之间少了唐代和明代的那种你死我活的激烈“党争”，有事说事，无事不玩个人恩怨，这在数千年的官场也算得上是比较另类的。

张之洞像画轴。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又是总督，称“帅”，故呼之“张香帅”。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27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官至湖广总督、军机大臣等职，体仁阁大学士。传张每天下午2时睡觉，晚上10时起床办公。他“性又喜畜猫，卧室中常有数十头，每亲自饲之食。猫有时遗矢于书上，辄自取手帕拭净，不以为秽。且向左右侍者说：‘猫本无知，不可责怪，若人如此，则不可恕。’”

72小时的蜕变

40岁前，李鸿章基本就是一个如假包换的旧式中国文人。整日泡在翰林院的故纸堆里，无事到翰林院旁的前门棋盘街上闲逛，淘些文人骚客吟风弄月的书卷；在曾大帅帐下时，每天早上，曾国藩甭指望等来这位爱睡懒觉的幕僚共进早餐。可是一旦外放出去独当一面，很快就成就了他新式中国文人的气质。这个变化怎么来的？哈佛大学汉学泰斗费正清有段72小时的蜕变故事，兹抄录如下：

1862年初李鸿章在准备援救上海时，似乎就已决定“用夷变夏……图在复与之为无町畦，而求自强之术耳”。当李鸿章和他的淮军乘着从英国商行租来的轮船通过太平军控制区沿长江顺流而下时，他在船上待了三天，因而有机会思考西方技术的价值。

这72小时的思考，决定了李鸿章后半辈子出人头地的事业，但是，如果下船的地点不是上海，结局可能完全不同。

到上海后，这支由上海富商自筹资金请来的“淮勇雇佣军”大开眼界。作为旧式军队的统帅，如果是别人，恐怕只把上海的一应洋玩意儿当作异地风情来把玩，但是李鸿章却陷入了蜕变的第二阶段——奢谈洋事。

费正清写道：“李鸿章从上海不断地写信给曾国藩，赞扬外国军队遵守纪律和外国枪炮的巨大破坏力。他在评论一次战役时说，‘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

如在别人，看了说了，权当谈资，李鸿章却动起了借用上海富商钱袋子的心思。方法是，欲利用上海商人求安的心态，让他们出钱来鸟枪换炮，费正清接着说：“李鸿章的淮军开始用西方武器来装备它的一部分部队，并且开始习西洋操练。李鸿章说：‘惟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而能战之……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

当时已经有数万洋人长期定居于上海，连公墓都在静安寺周围修建好了。每日价，这些老外阅读着用快艇从香港捎来的世界新闻，因此当时上海的信息流通，显然是其他地方不能比拟的。于是我们通过费正清看到了军人李鸿章未来发展的轨迹：“此外，李鸿章在上海获得的处理世界事务的知识，更加深了他的个人阅历。”

爱给人戴高帽的美国人费正清，在李鸿章蜕变的后期，给予了他与我们国人完全不同的结论：“李鸿章除了认识到中国军事上的弱点外，在与富饶的西方对比之后，又痛感中国的贫困。他对洋人在条约商埠中所取得的经济势力感到愤慨，因此认为自强是一个长期的需要。”

西方旧报上的李鸿章和他所创建的淮军。“淮军”是晚清时代在曾国藩指示下由李鸿章招募淮勇编练的一支汉人军队，是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前身，曾是清朝的主要国防力量。因为兵员及将领主要来自安徽江淮一带，故称“淮军”。1861年太平军进军上海，上海守军不能抵，外援英军未到，上海地方官绅派代表向曾国藩求援。幕僚李鸿章主动请命招募淮勇，于1862年3月在安庆编成一军。初创时6500人，主要将领有张树声、刘秉璋、刘铭传、周盛波、潘鼎新、吴毓兰、吴毓芬、吴长庆、丁汝昌、叶志超、卫汝贵、聂士成、程学启等。李鸿章以淮军势力为基础，营造了自己的政治军事集团，掌握了大清的外交﹑军事和经济大权，成为晚清政局中的重要人物。

冷门“夷务”如何办成热门外交

自古以来，办“夷务”就是个下三滥的活儿，别人避之不及，李鸿章却大包大揽。

汉以降，办“夷务”又是一个边缘冷门的差事，正经八百的士大夫，没人肯干。

所谓纳贡而来的朝贡者，有一半是冒牌货。先不说西域路上数百个小国部落，光是这些地方的草寇大胡子商人，欺我大汉民族对外邦地理的一知半解，便冒充纳贡使节，在东去长安的路上收购些便宜西域货，大摇大摆地来西安、洛阳的四夷馆里免费吃住，骗吃骗喝。酒足饭饱后还又跳又唱撒酒疯，然后按律上朝进贡讨赏。中国统治者历来好大喜功，给的回礼往往大大地超过那些蹩脚货“贡品”。朝廷这样做同时也是给自己臣民看：“瞧！四方蛮夷都是我朝的属国，不得不来朝贡。”说到底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所以历朝历代的夷务都是皇帝打发冷落官员的一个去处。

但是李鸿章办“夷务”，却把个冷门的“夷务”办成了火烫的外交，最后还让那些新入官场的士大夫文人大批地弃朝官，来抢这个时髦的外交官位。实践证明晚清那会儿，官场上的那些机灵鬼，转行办了“夷务”“洋务”或曰“外交”，个个都是名利双丰收。到了民国，跟着李鸿章的那些人，哪个不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华洋杂居之地率先过上了“小康日子”，岂止是“小康”？！

比如，盛宣怀、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李凤苞、伍廷芳，洋员德璀琳、汉纳根等，哪个不在民国初年吃香的喝辣的。住着小洋楼，办着油水多的洋务，还是朝廷不可或缺的稀缺人才，何乐而不为？

昔日德国小瘪三德璀琳，在李鸿章帐下跑腿，后来整个家族都成了天津显赫家族，后人评说：“他的家庭在整整一代里成为天津的社交中心。”做李鸿章的幕僚，去遥远的中国发洋财，曾经是美国前总统胡佛年轻时的励志故事，他来到中国，在李鸿章创办的开滦煤矿做工程师，这才知道李大人已经不在人间多年了。可见李鸿章办洋务的里外讨巧，其美名传得有多远！瞧，李鸿章硬是以一己之力，把个冷门的“夷务”办成了热门的洋务和外交。

李鸿章不但自己乐此不疲，还献了青春献子孙，让大儿子李经方接着干。李经方更胜他爹，最后干脆把办外交时的一位英国女秘书、一位法国女秘书，双双收房做了李家人，成就了后人的谈资。最后，外交还成了李家的“招牌菜”，其后代李道豫20世纪90年代也接班干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大使。李鸿章不仅自家干，还影响了老师曾国藩的视野，其大儿子曾纪泽于光绪年间先后任了驻英、法、俄国大使。其后与俄人力争，毁崇厚已订之约，更立新议，收回伊犁及乌众岛山、帖克斯川诸要隘，有功于新疆甚大。

西方旧报上李鸿章与外国公使会谈图。李鸿章是当时朝廷一品大员，也是和洋人打交道最多的人。东西洋要人对其多有好评，美国总统格兰特称李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当时的西方媒体称其为“东方的俾斯麦”。俄罗斯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说：“我认为李是一个卓越的人物，当然他是中国人，没受过一点欧洲教育，但受过高深的中国教育，而主要的是他有一副出色的健全的头脑，善于清晰地思考。正因为如此，他在中国历史上，在治理中国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这就不足为奇了。当时治理中华帝国的实际上就是李鸿章。”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说，李鸿章“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异类采购员李鸿章

国人的一大特点是，革命性的新技术、新玩意儿刚出来时，个个嗤之以鼻，没个十年八年，脑瓜子都转不过弯来。等到见好的日子，大家又一哄而上，市场上到处是山寨产品。

说这些干什么？这是告诉诸位，李鸿章玩的新玩意儿就是比他同时代的人早个五六年，所以他往往能抢得先机。前面说了，李鸿章对新事物的关注度比同僚高出半个头。他私下观察洋兵打仗后，深有感触地说：“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其陆军虽非所长，而每攻城劫营，各项军火皆中土所无，即其浮桥、云梯、炮台，别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见。”朝廷也不是榆木疙瘩，被他长年累月地唠叨，也就有了这方面的要求。于是李鸿章成了朝廷的采购部长，他的天津总督府就像个大卖场，每日里处理大量的军需采购事宜。

对于那些烦人的枪炮数据细节，他满脑子都是“大数据”，连老外报的价格，都门儿清。几个回合下来，比利时军火商满头大汗地离开总督府，头摇得像个拨浪鼓，连声道：“这年头生意不好做，不好做啊！”

老外本以为可以欺我大清“江东无人”，谁知道遇上了个国产的“云储存”脑子。李鸿章杀了价还跟人家要回扣。旧时官僚没有学过红头文件，没有咱们这个觉悟，这是一定的，否则李合肥不可能在官场上只干了数十年，合肥的老家良田就到了20多万亩。

说他是采购员中的异类，就是指他通过中外防务设备的买卖，不但没做冤大头，还顺带着发家致富了。这在晚清那个时代，满朝文武热衷于买官卖官之外，李鸿章又开辟了一条新的官场—市场经济新路。这条路别人做不好，因为欧洲商人的报价单写满了鸡零杂碎的所谓各类明细。满清贵族，三品以上大员，读孔孟之道上来的，脑子里没有现代军工产品的知识储备，看着一大堆阿拉伯数字就头大。结果慈禧太后让李鸿章一查报价，高出不少。太后再往深里追究，就这些榆木脑袋的家伙，居然还在冤大头的价码上再加码拿回扣，你说领导还让他们再办采购吗？李鸿章不然，他手下一大批中外专擅杀价的幕僚，先把价格狠狠地杀下来，然后再顺手牵羊地拿回扣。太后和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一合计，总价往往是九折拿下，你说朝廷不找他找谁？

再说有清一朝，封疆大吏带兵打仗，浩浩荡荡数十万人的吃喝拉撒、军需粮草都是自己操办。左宗棠平回乱，平新疆叛乱，带着五省税款银子到处采购，就是因为他在宁夏一带会采购，让后勤压力骤降。李鸿章的淮军，拱卫京师，十多万人，武器又精良，一水儿的欧洲造，就是没有朝廷的订单，他也不愁当不好这个天下油水最足的采购员。

1896年8月8日法国《画报》（L’illustration）上的铜版画，报道李鸿章参观勒阿弗尔造船厂、试炮厂。这时候，李鸿章已经从“帝国采购员”的位置上被边缘化了。但是此人到了欧洲还是老毛病复发，走一路看一路。没办法，李鸿章终身就好这一口，并不似外人认为的只想揩油拿回扣。

爱沾个洋气儿

李鸿章的这个“科技迷”特质又引出了他的另外一个特征——爱沾个洋气儿。

晚清时代，皇家贵族爱沾个仙气儿，大臣清流们爱沾个清气儿，李鸿章不！这人眼睛向外看，做事儿爱沾个洋气儿。人家让子女学八股文，他却在家里请来美国驻天津领事馆的毕德格在家教儿子习洋文——“公子伯行（李经方）从之习英文”“季皋（李经迈）朝夕与游，亦从问学”。不但孩子学，他自己也学。

《李鸿章家族》一书中说：（毕德格）“还为他（李鸿章）用中文朗读了不下800部英文、法文和德文的书籍，使李鸿章对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不再生疏。很难设想，当时中国还有哪一位高官像李鸿章这样，用这样的方式读了如此丰富的外国书籍！”这是大事。小事上，就连女儿孩子的喂奶问题，李鸿章也在信中这样吩咐：“乳姆既可，啜食一年后，照西法喂牛乳。”

最有意思的是李鸿章办西医院。1878年的冬天，他的夫人突发病症，郎中说是中风，外邪入侵导致半身不遂。吃了不知多少服药，病就是不见好。无奈之下，李鸿章让英国传教士马根济博士来府一试。六天中，马根济大夫采用了“手摇电机诊治法”，终于挽回了李夫人的性命。

李鸿章从此开始相信西医，竟引申出了一个想法——能不能在天津建一所西医医院？他开始做天津的官僚士绅工作，甚至安排了一场由马大夫操刀的“手术秀”。当一个比拳头还大的颈部肿瘤被马大夫顺利摘除时，官绅们都啧啧称奇。在李的积极倡导下，社会人士募集了6000银两，再加上他亲自捐赠的4000两，共计10000两银子。光绪六年（1880年）十一月一日，新建医院正式落成，即后来的马大夫纪念医院。《天津通志》有这样的记录：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规模完整的私立西医医院。

这样的事还有很多。李鸿章在江南制造总局里办“翻译处”，送幼童进美国学校，在自己的身边安排数十位洋员，重用三个“海归派”——马建忠、罗丰禄和伍廷芳。聘用外国人作幕友，任用外国人作顾问、教习、海军军官、舰长、仓库管理员、制造局帮办、军事教习，甚至他的外交谈判代表。

李鸿章的幕僚里有大量的洋员，其中最突出的有两人——德国人德璀琳和美国人毕德格。德璀琳是工商企业中的外国人联络官，毕德格则负责管理在北洋海军任职的外国人员并总管外国人。以地域和语言为基准，他们两人之间还有一个不太严格的分工——德璀琳支配着在李鸿章手下任职的欧洲人，毕德格则吸引着美国人，有时还有英国人。

1896年李鸿章访问德国时与随员合影。前排中坐者为李鸿章，左一为李经述，左二为李经方。后排左为德璀琳，右为汉纳根。

性格外向，就爱侃大山

李鸿章爱交洋朋友，有时在家里和他们高谈阔论，晚了就留他们一同吃饭。

美国传教士何天爵（1895年出版《本色中国人》一书，在西方国家影响甚大）说：“除了身为高官，李鸿章身上带有东方式的架子和仪容外，他非常容易接近。任何一个外国人都可以通过他的幕僚求见这位总督。许多人见过这位看似粗鲁的老总督，都从其身上得出了他知书达礼的印象。我们的一位前州长就受到过李鸿章极其客气的接待。当时这位州长和总督、翻译相距不远。州长事后告诉美国的朋友说：‘好样的，我根本不认为这位总督是那种不开化的老顽固。’”

不同于他的同僚“怕和洋人打交道”的自卑心理，李鸿章的天津北洋通商大臣衙门就像个小联合国，中外宾客日日盈门。何天爵自己就在1879年5月28日陪同美国前总统、南北战争英雄格兰特陆军上将去天津见了李鸿章。他当时充当两人的翻译。这段李、格神交的故事，让李鸿章彻底征服了美国读者的心。

其时，清廷正在为中日之间重开琉球谈判做准备。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即将来华的消息传来，李鸿章便萌发了将来或许可请其协助调处琉球案的想法，因为当时有传言，格兰特是两任美国总统，民心爱戴。此次游览回国，将再接任。

格兰特于1979年5月27日抵达天津。6月12日，李鸿章与格兰特会谈，提出请格兰特调停之意。这位前美国总统满口答应，认为日本未与中国商议而断然废灭琉球之举有悖国际公法。

格兰特东渡东瀛后，获其来日旨在调停琉球案的情报，日本政府欣喜万分。当时格兰特仍在日光山，伊藤博文和西乡从道两位参议突然到日光山来与格兰特会面，就琉球事实与格兰特深入谈论了一番。在日方的影响下，格兰特感到情形与自己从李鸿章处听到的有差异，颇为“感悟”。他很快改变了立场。他将日本未就琉球事与中方充分商谈，相当程度归因于中方出使大臣何如璋那份措辞强硬的照会，称：“从前两国商办此事，有一件文书，措语太重，使其不能转弯，日人心颇不平。如此文不肯撤销，以后恐难商议。如肯先行撤回，则日人悦服，情愿特派大员与中国特派大员妥商办法。”

这时的格兰特完全站到了日方立场，称“看日人议论琉球事，与在北京、天津所闻，情节微有不符。虽然不甚符合，日本确无要与中国失和之意”。格兰特前后态度如此变化，使当初出面请格兰特调停的李鸿章也甚感失望，称其因日本“接待礼貌过隆，遂亦徇其意而为之请”，他本人则“殊不谓然”。但是两人在天津交谈时彼此给对方留下的良好印象却成就了以后李鸿章访美时的一段佳话。

李鸿章在天津总督府会见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的铜版画

上图所绘李鸿章和格兰特会见场面，显然是为了突出两位中外名人，而隐去了周围的背景。据此，今天的天津人还在一个小客厅里做了两个人的蜡像。其实真正的场面大得很！瞧，至少有 26 位中外人士参与当天的 会见。下边这幅珍贵的照片展现了 1879 年天津总督府会客大厅里李、格会见的实景。

美国报纸上描绘的南北战争和格兰特。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1822—1885），美国内战后期联邦军总司令、陆军上将、第18任总统。1864年格兰特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1865年，南军总司令李将军和格兰特将军在阿托克马展开了恶战。最后，李带领手下的2.8万名饥寒交迫的士兵投降，这标志着历时将近五年的残酷厮杀终于停止了。凭着战功格兰特赢得了后来的总统选举，成为第18任美国总统，后又连任一届（1869—1877）。格兰特卸职后曾周游世界，他花了三年多的时间，游遍了英格兰、比利时、德国、瑞士、意大利、丹麦、法国、埃及、巴勒斯坦、挪威、俄罗斯、印度、暹罗（泰国）、中国和日本。由于长期吸雪茄而导致喉癌，于1885年去世。

格兰特死后，美国为了纪念这位历史人物，建造了格兰特将军国家纪念堂（General Grant National Memorial）。这座建筑有46米高，花费了600万美元，于1987年建造。图为竣工典礼场景。

原图注解：李鸿章同车者——鲁塞尔将军、陆军上校格兰特和翻译（在格兰特总统陵墓前）

侃大山，侃出个美国总统朋友

如上所说，格兰特卸任离职后，偕妻子周游世界。1879年5月28日格兰特到达天津，李鸿章曾予接待，两人一见如故。

据说李鸿章在会面时看到格兰特的名贵手杖，反复赏玩，爱不释手。格兰特见此情景，知道李鸿章的心思，就说：“中堂既然喜欢这根手杖，我本当奉送。但这根手杖是我卸任时，全国工商界赠给我的，这代表着国民的公意，我不便私自转赠。等我回国，征得大家同意后，当奉寄致赠。”李鸿章立即致谢道：“不必不必，我不过随便赏玩而已。”

1896年李鸿章到纽约访问时，格兰特过世已经十年了。他特地探望了格兰特的遗孀朱莉娅。朱莉娅设宴款待李鸿章。朱莉娅即把丈夫的手杖立于台上，向出席者讲述了丈夫与李鸿章的交往和友谊。然后，朱莉娅面向大家说：“今天适逢李先生来访，故特恳问大家，诸位是否同意把这根手杖转赠给李先生？”她问罢，满堂的出席者一致鼓掌赞同。于是，朱莉娅当众双手举杖，奉赠给李鸿章。李鸿章深受感动，回国后，视同至宝，须臾不离身。

关于手杖相赠的事，对李鸿章来访事无巨细都报道的《纽约时报》上并没有明说。但是我们却在李鸿章拜谒格兰特将军陵的照片中，看到了一根李鸿章拿在手里的手杖。

而《纽约时报》的描述是，拜谒格兰特陵墓后，李鸿章才第一次见到格兰特夫人，相见时双方互赠礼物。《纽约时报》报道说：

当尊贵的清国宾客进入将军安息地时，场面非常感人。……他很虔诚地站直了身体，用极其悲伤的声音低吟道：“别了。”他的思绪回到17年前与将军亲切会晤的场面，当时他们相谈融洽，因为他与将军一样都曾为了拯救祖国而久历沙场。

他的这一告别仪式使他的随从人员和美方陪同人员始料不及。然而这却是饱含敬意的最真诚的悼词和最意味深长的告别：“别了，我的兄弟！”

结束这天的国务活动后，这位清国使臣造访了格兰特的寓所，在那里他见到了这位卓越将军的遗孀，这是他到美后第一次带有社交性质的活动。

专程从乔治湖赶来的格兰特夫人见到李总督非常高兴。他向她充分表达了问候之情。离别时留下了纪念品，并接受了夫人回赠的珍贵礼物。

这是李总督访问纽约期间最引人注目的一天，有50万纽约人目睹了他身着长袍代表国家尊严的形象。

1896年李鸿章访问纽约期间，特地去了位于纽约市北部、风景旖旎的哈德逊河畔的格兰特墓地，向格兰特墓献花圈。从图上看，此时的李鸿章腿脚十分不便，上下台阶尤其需要别人的帮助。这次外交活动，十分成功，好评如潮，因为墓主是美国南北战争的英雄。

优点就是“不学无术”

人人都说李鸿章“少文”，其实有关李鸿章的很多“坏事”大多有两个消息来源：一个是保守派的“清流”。“清流”实际是“不流”，大多是思想僵化、食古不化，喜欢卖弄过时的“大道理”，空话连篇，在朝廷上又不具体负责实际工作，早就脱离了社会，成了死水一潭的“大儒”。这些人攻击李鸿章“上不守祖制，下不厚文”。还有一个来源是“康党”，“康党”放出的消息大多攻击的是“后党腐败”。“康党”一支笔梁启超虽然心里“敬”着李鸿章，无奈李鸿章是“后党要员”，而且手握大权。“屁股决定脑袋”，“党性”很强的梁启超曾经写出很多“后党传奇故事”。

“清流”骂李鸿章“少文”还情有可原，梁启超也说：“李鸿章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为19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短也。”“不学无术”？梁启超自己就反对“食古不化”，他这么说就有点不厚道了。

不错，李鸿章是“不学无术”，他带淮军入上海，提拔人的标准是“会抓老鼠就是好猫”。这又怎么啦？依“八股文”取来的士，“学问”很高，带兵打仗却屡战屡败。

“不学无术”的李鸿章是真的“不学无术”，这在他不太迷信风水上可见一斑。这在当时的官场，是很罕见的“晦气”。那一年李鸿章为自己选百年后的墓地，在给哥哥李鹤章的家信中说“弟本不知堪舆，亦不甚信风水，但喜邻近包公坟，又滨大河”。后李鸿章的墓在“大跃进”时给挖了，接着又被捆在拖拉机后拖撒一地，100年后的后人想必定会因此叹息：“李鸿章终为风水所害。”呜呼！人和人，这差距怎么这么大呢！100年都没长进！

“不学无术”不坏，因为这个“术”是没用的“术”，是和当时的世界脱节的“术”，甚至还有点“巫术”之感。这个“术”听上去头头是道，其实是似是而非之道。

说到底，李鸿章是个实用主义者。“实用主义”历朝历代都不是一个褒义词，独独到了晚清不然。为什么？因为晚清遇上了“三千年未见之大变局”。本本主义用了三千年，一朝面对开放的外部世界，“洪水猛兽”早将这最后一根中国稻草冲得体无完肤。在这个大破大立的当口，实用主义就是“和国际接轨”，就是“与时俱进”。

其实实用主义就是没有主义，李鸿章这人就是没主义。没主义也不错，连胡适都呼吁：少一点主义。“少文”就是少掉书袋。李鸿章痛恨“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

这么一说，“不学无术”真是他的优点。后来，李鸿章的“不学无术”又繁衍出另外一个“毛病”——“痞子气”。

上图1897年的西方报纸以李鸿章为代言人，说明大清国的进出口贸易状况。因为老外只知道中国的李鸿章，报纸把他看成是一个中国符号。他的“不学无术”、少学究气和说话办事的直来直去，比较符合外国人的审美口味。欧美人赞他：“论其文，他学识广博见闻丰富；研其军，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有所作为；究其政，他为这个最古老、人口最繁盛的国家民众尽心竭力；作为外交家，他高瞻远瞩手段老辣，是国际外交中的佼佼者。”更有老外说：“清国和日本的战争实际上是李鸿章和日本的战争。李鸿章失败的大手笔非但没有伤及他的仕途，反而展示了他个人的才能和魅力，李鸿章是近代清国代表文明智慧的伟人。”据说伊藤博文谈判时，当面对李鸿章说：“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陵制造局的产品。“不学无术”的李鸿章在创办上海洋枪三局（后改为苏州洋炮局，最后搬到南京成为金陵制造局）时算过一笔账：1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0000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大清国凭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给了洋人？

“痞子气”还真管用

李鸿章的痞子气传说久矣，然打开历史一看，无非是一些谈判策略之类的小动作。比如某年某日李某对某洋大人持“不理不睬状”。比如，和洋人打马虎眼，用拖延术，施搪塞法，使挂羊头卖狗肉伎俩，还有装糊涂。这恰恰是弱势晚清一代为官的精明之处。试想，洋人强势，如果不用“蘑菇法”和他们“捣糨糊”，捣到哪儿算哪儿，那不是国将不国，民将不民，体无完肤吗？！

外交讲的就是后面的软硬实力。“痞子外交”说白了就是弱势者的外交，就是“第三世界”和强人打交道时的一种武器。

“清流”的危害之处就在这里，只谈自己的“立身”，不说江山社稷的“安危”。“清流”高歌的曾国藩一生光明磊落，却在“天津教案”处理上两面不讨巧，最后只好招来学生李鸿章三下五除二，施点“痞子气”，用点掉包计，就把本案搞得八面玲珑。你说这件事上，是曾国藩对朝廷贡献大还是李鸿章大？有人说李鸿章手段卑鄙，洋人跑到人家地盘上喧宾夺主，这已经没什么好讲的，这时还和人家讲宋襄公的“仁慈”就是对“江山社稷”的不仁。

李鸿章最“痞子气”的就是签订《烟台条约》。这事儿堪称晚清弱势外交上的杰作，前前后后充满着赏心悦目的“痞子气”，读来让人在总体痛心疾首之余略感局部的扬眉吐气。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874年2月21日“马嘉理事件”发生，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翻译官马嘉理进入云南后被当地人杀了，英国公使威妥玛大闹起来。

其时，英国人的军舰开入烟台，日本军队开始向朝鲜武装挑衅，这些都对大清国构成战争威胁。醇亲王主张与英国人决裂开战，而李鸿章的思路是：大清国不能再在外交上走一贯的老路，即事端一出，动辄开战，战则必败，败则议和，和则割地赔款。

朝廷把这个难题推给李鸿章去处理。李鸿章就请所有的大使偕夫人到山东烟台去避暑，让威妥玛也到烟台去谈判。

他每天晚上宴请驻华公使和夫人吃饭跳舞，让他们非常满意。白天，李鸿章一面和威妥玛谈判，一面将消息通报给所有的驻华公使。

慢慢的，那些公使和夫人都认为威妥玛没有绅士风度，说他得理不让人。夫人们产生了怜悯之心，就做威妥玛的工作，使他不得不做出让步。

1876年9月，《烟台条约》签订。明里看，这个条约是个不平等的条约，但是英国人事后说：“这个文件既不明智也不实用，毫无意义，是一堆冗言赘语而已。”不错，李鸿章着实地和洋人“腐败”了一回，用掉了一些交际费，却办成了一件让对手哑巴吃黄连，“中看不中用”的事儿，这就是李鸿章“痞子气”的可爱。

西方漫画《1900年庚子事变时的李鸿章》。此漫画把谈判桌上那个略带几分痞子气的李鸿章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出来。是的，谈判桌上的李鸿章高过其同僚的特点是：谈得了就谈，谈不了就拖，拖不掉就赖，赖不了就搪塞，搪塞不了就冒名顶替。最后联军要求砍头的大清国“肇事者”，不少被关在死牢里等待秋决的死刑犯给替代了。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分辨不出谁是谁。你说此君痞不痞？

“痞子”外交的范例

李鸿章的这个“痞子气”让他受益无穷。后来，慈禧太后知道他有办法，就把一件“烫山芋”的事儿交他办。这又是一件“痞子”外交的范例。

蚕池口教堂，俗称北堂。它位于北京皇城西安门内的蚕池口，靠近中南海。这座教堂高达八丈四尺，规模宏大，归巴黎天主教会管理。中法战争爆发后，慈禧老觉得这个教堂可以直接窥视到皇宫内院，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中法战争结束后，1885年慈禧就把这个难办的差事交给了李鸿章。

李鸿章首先任命了一个英籍传教士敦约翰为特别代表前往罗马和巴黎处理此事，并再三强调不要让法国政府知道。因为当时法国在中国享有特殊的“保教权”，李鸿章暗示罗马教皇可以商讨互派使者问题。敦约翰和教皇见面之后，教皇对派人驻华很感兴趣，他同意迁移教堂，要往中国派驻公使，并派人专门去巴黎协调此事。

法国政府表示反对。其他列强本来就不满法国在中国的“保教权”，得知此事后纷纷对法国政府的做法进行抨击，并支持教皇往中国派驻使者。

法国政府不甘心失败，提出停发对国内教士的俸银50万兆法郎并撕毁法国和教皇的条约。教皇迫于经济压力，停止了派驻华使者的事。他们那里吵成一团，但是迁移教堂一事已经成为定局。9月，法国教会正式同意迁移教堂到皇城西北角的西什库。这就是现在北京的西什库教堂的来历。慈禧得知此事后，笑逐颜开，感叹这样的事情只有李鸿章才能办好。

其实，所谓“痞子气”就是一个政治家处理各种关系的老到和圆滑。用“清流”的理论套，李鸿章什么都不是，棋路没出处，但他能在不利的棋局中将你一军。慈禧能用“痞子气”的李鸿章，说明她不似“康党”说的那么蠢。

后来，这个集“不学无术”和“痞子气”于一身的李鸿章差点当了中国的首任总统。详见本书后半部有关义和团的章节。

1900年西方漫画中“伪善”的李鸿章。要说联军不知道李鸿章的“伪善”，这是小看了人家洋大人。但是知道了又如何，谁都经不住他甜言蜜语的软功夫和死缠烂打的拖字诀。

西方漫画《两面三刀的李鸿章》。朝廷命官中的确无这么痞的人，但得利的是谁，只有慈禧知道。

蚕池口教堂　康熙年间，清廷同意传教士南怀仁等人的请求，在紫光阁迤西蚕池口建立教堂，即老北堂。道光七年（1827年），宣宗降旨将其藉没，并拆毁了大堂。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迫使清廷签订《北京条约》，条约规定退赔以前没收教堂的财产。于是，清廷发还北堂，在原址重新建造。同治四年（1865年）新北堂落成。然而，由于北堂邻近西苑，地基比中南海高五尺，且钟楼高达八丈四尺，可以俯瞰禁苑，清廷深以为患。光绪十一年（1885年），慈禧准备归政。以西苑为太后住址，地势狭隘为由，在老醇王奕譞的主持下，派李鸿章出面，以西安门内西什库地方易地建堂。

中老年的李鸿章（大约1879年）。这是西人画家根据李鸿章和格兰特会面时的照片画的铜版画，也是李鸿章处理“马嘉理事件”、签订《烟台条约》和处理蚕池口教堂那段时间的形象。这个时期朝廷上的大事不多，算是晚清中一段比较顺的时期。所以这个时期的李鸿章比较胖。

西什库教堂，位于今北京市西城区西什库大街33号，是一座天主教堂，1703年开堂，曾经长期作为天主教北京教区的主教座堂，是北京最大和最古老的教堂之一。今天的西什库教堂，外观与100年前没有太多变化。

是个干事的主儿

资料显示，清朝的官员们除了“贪”，还特别“懒”，没人想做事，讨厌担责任，整天无精打采、敷衍了事。

从乾隆中期开始，官场就如一潭死水，不作为是主旋律，国家统治机器锈蚀得无法运转，社会治理问题按下葫芦浮起瓢。官员懒政，完全是因为升官依靠三途：不犯错误、上司满意、报喜不报忧，唯独不靠业绩。“多磕头，少说话！”三朝元老曹振镛的名言诠释了官场成功秘诀：做事越多，错误越多，不干活最保险。所以大家遇到事情习惯绕道走，踢皮球，把犯错误的机会留给别人。

写出《海国图志》的魏源对大清官场概括是：“不担责任是成熟稳重，会踢皮球是聪明智慧，得过且过是办事得体！”

到了同治光绪年间，李鸿章面对的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也是这个德性：有明哲保身者，有八面玲珑者，有不出事就是最好之事者，有为官一任造福一家，“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者，等等。但是李鸿章却想干事，还想干大事、新事。他并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信念，完全是因为不干事他闷得慌。纵观他的工作强度，只书信来往每天便应接不暇。这些书信并不是只有客套话，往往是各国总理衙门急等着要的外交建议。那时候又是笔墨时代，不似我等电脑里拷贝粘贴就可成文，人家是要一个个字写下来。

李鸿章的官其实并不大，连个军机处都没进，严格说来都不能称他“李相”，老外开口闭口“总理”“首相”和“副国王”，那是根本没谱的事儿。甚至他想当个总考官都那么遥不可及。可是他这个官，干的事儿多，伸的手长，揽的事儿不少，居然成绩也多，坏事儿的绝对数也大。他的“政绩”就是在100多年后的今天，还让你我争得脸红脖子粗。

这个人其实是个劳碌命，只要有事儿做就心满意足，往好里说是勇于任事，从不挑剔，知难而上；往坏里说就是曾国藩的话：“李少荃（鸿章）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1895年，只在贤良寺里闲了八个月，他就浑身不自在，写的诗里不是“秋风”就是“孤臣泪”，看什么都是灰的，还说：“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看他这个时候的照片，珠也黄了，人也老了。然而，一旦让他坐上面对十一国的谈判桌，他就像打了兴奋剂一样，容光焕发。一会儿去俄国公使馆，一会儿上英国公使馆，两场世界上最复杂的谈判他同时担着（另外一场和俄国谈），有了病还不让人知道。他这是为谁而战？其实是为他自己。道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有事干就是最大的乐儿。其实人家老佛爷那儿什么也没许愿给他，只说了“朝廷不为遥制”六个字，就能让他“蜡炬成灰泪始干”。

1896年春，李鸿章在德意志帝国开国皇帝威廉一世位于夏洛滕堡的陵墓前，举行献花圈仪式。

“科技迷”李鸿章

李鸿章有一项个人爱好，就是对西方工业化的“新玩意儿”极其感兴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个“科技迷”。

他迷“高新科技”可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穷其一生的喜好。如果有心之人对他的奏折稍加整理，那简直是一篇篇科技论文。李鸿章曾写过一份关于“蒸汽动力运转问题”的奏折，堪称中国最早的科普文章：

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拨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

在那个“科盲”时代，这样的“科普”奏折绝对是凤毛麟角。

李鸿章的这个爱好，一定为他赢得不少“实利”。当时朝廷因为知道他“识货”“懂行”，很多公务采购大单都让他经手办理。

前面说过，他在天津的住处周围就像一个喧闹的万国商会，各色人等都来推销：比国的枪、德国的炮、英国的船、美国的西洋参、意国的洋布、法国的圣经以及荷兰的船，等等。如果真像某些人说的，他的财产等于现在的10亿人民币，那么，这中间有不少应该来自这些“交易中介费”。他不收有人也会代收，此事古难全。

李鸿章爱好“科技产品”的故事一箩筐，如：

某年某月李老到英国，对英国的一架缝纫机看呆了，李老不惜重金，给老太后购回一台！

某年某月李老坐到刚发明的X光机上拍了张照片，成了中国第一个使用X光设备的人。

某年某月李老在尼亚加拉大瀑布旁为一些发动机新技术久久伫立，发呆。

某年某月李老在法兰西大炮消音室里近距离观看大炮的发射实验。

1887年香港西医书院筹建，邀请李鸿章做“名誉赞助人”，李鸿章欣然接受并亲笔回信（信的内容载于1887年香港《德臣西报》）。于是清国第一篇“在职干部”医学博士论文诞生了：

我认为，医学同化学是姊妹科学，应给以同样的重视，不但应该了解它们的组合，而且必须明了该如何分析，因为不这样，就不能在诊断和治疗上发挥精确的作用。永远关注于科学原理以行诊断的收获，能够补救在解剖学及化学的理论上的不足，而其最终的结果，是将智识由黑暗变为光明。天津医学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他们把先进的西方科学，运用到中国医学的实践里。

这段话出自一个封闭的年代，出自于一个民智不开的社会，真乃不可思议。西太后当时真该让他去管“中科院”或“社科院”，可惜那会儿还没有。

美国漫画《李鸿章为发动机所震撼》。李鸿章在美加边界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旁第一次看到现代科技的利器——发动机。画中的李鸿章为发动机的强大功率所震撼。

1889年4月20日西方报纸报道：“李鸿章在淮军中建立的中国第一支红十字战地救护队

“克虏伯大炮迷”

“科技迷”李鸿章还是个“克虏伯大炮迷”。1866年7月27日，中国代表团参观了克虏伯。李鸿章接到报告：“他（克虏伯的创始人阿尔费雷德·克虏伯）热情、好客，不像英国人、法国人那样藐视我们的长衫、马褂和长辫，他彬彬有礼地用盛宴款待我们这些中国人！”

1871年，李鸿章一口气向克虏伯买下了328门各种口径的大炮，布防在大沽口、北塘、山海关等炮台，首先稳固北京城的防务安全。看他1874年的奏折，这个“克虏伯大炮迷”对克虏伯后膛炮的分析相当精到：

后膛装药枪炮最为近时利器。查格林炮一宗不能及远，仅可为守营墙护大炮之用。惟德国克虏伯四磅钢炮可以命中致远，质坚体轻，用马拖拉，行走如飞，现在俄德英法各国平地战阵皆以此器为最利，陆军炮队专用此种，所需子弹之价格与炮价相等。

对克虏伯大炮的偏爱，使李鸿章在1877年率先于淮军中装备了19个炮营，共有克虏伯大炮114门。每营有正勇144名，有克虏伯四磅后膛钢炮6门、马150匹、车19辆。一不小心，李鸿章成了中国炮兵的鼻祖。

1877年春，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同意了李鸿章的要求，第一批中国留学生七人到德国埃森接受免费培训。中国军事代表团与德国甫自德军舰厂家签了北洋水师“定远”“镇远”“济远”舰的建造合同。之所以选择这家军舰厂，主要原因是李鸿章认为该厂生产的军舰配有克虏伯的龙骨、护甲钢板厚度和舰面的30.5毫米的克虏伯双管巨炮。

1886年8月，“定远”“镇远”“济远”从德国千里迢迢远航归队威海卫。

1888年12月17日，北洋海军正式成立。在成立庆典上，李鸿章和前来祝贺的克虏伯特使一起走到战舰旁，指着“定一”“定二”等鱼雷艇说：“结识克虏伯先生是我一生莫大的荣幸，12年前他赠送我多个火车模型，今天，又是他帮我们的驻德公使（李凤苞）和留学生得到鱼雷德磷铜秘炼之法，使我北洋的军力大增啊！”克虏伯在1877年到1896年之间共得到了清政府约2000门大炮的订单。

1896年，李鸿章到了德国克虏伯炮厂。克虏伯人热情地接待了这个公司几十年的大主顾，还为他专门出了一套纪念册。第二天，克虏伯亲自陪着李鸿章去梅喷射击场看望中国留学生。李鸿章对留学生们说：“克虏伯新式大炮最为精奥，只要苦心研究，操练、演放、修整诸事赶紧苦学，必得其秘。中国沿海南至琼州，北至营口，具有建置御敌之炮台。我之老矣，不能效力国家，将来伐谋制敌、御侮保国之重任皆落诸位双肩！”

西方铜版画《淮军中的克虏伯大炮和洋教官》。1863年，李鸿章要求淮军各营于营、哨官外，另延聘西洋军官充任“教习”，训练洋操，并改抬枪、小枪等队为洋枪队，其劈山炮队亦改为开花炮队。1877年，又参照德国营制，建立克虏伯炮队。由此，成为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开端。但淮军的统领、营官、哨官都未习西法，作战时由他们妄行调度，军队平日所学全归无用。

战斗中的淮军。1894年9月8日，《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水彩画（原图标题：中日战争——李鸿章的欧式重型火炮正在发射）。

阿尔费雷德·克虏伯画像。当时的德国克虏伯公司老板，1896年他热情地接待了李鸿章的到访。

又一门克虏伯重型大炮起吊，准备运往中国。	1879 年，清政府批准德国克虏伯大炮入关的文件。

1870年，在德国埃森的克虏伯梅喷射击场上进行军事培训的中国军官。

1890年，中国留学生在德国埃森的梅喷射击场实弹发射 280 毫米的克虏伯大炮。段祺瑞应该在本期培训名单上，他是1889年到德国，一年半后学成回国的。

克虏伯150毫米后膛炮。北洋水师“定远”“镇远”“济远”“经远”“来远”“平远”军舰，以及日本舰队的“高千穗”“浪速”等舰都装备了这种火炮。

1896年，李鸿章访问德国埃森的梅喷射击场，了却了平生一大夙愿（坐轮椅者为李鸿章）。

为官之道在于“拼”

大家都说李鸿章会做官，还说他能把官位来坐穿。实际上他的为官成功之道非常简单，就是拼命地干，拼命地提新建议，拼命地提拔人（当然是他欣赏的人），拼命地储备各色人才“为我所用”，拼命地写信与同僚沟通，拼命地巴结对他工作前途十分重要的人物。

首先是拼命地干。大概是大器晚成吧，李鸿章40岁才真正地干实事，所以他特别珍惜干事的机会。《剑桥中国史》说：“从1870年随着李鸿章成为北洋通商大臣以来，自强新政的领导权就被这个强有力的人物所掌握。”

这人什么瓷器活儿都敢揽，朝廷说声“这件事儿满朝只有您老能干”，再苦他都认了。您说这义和团的事儿和您这78岁、行将就木的两广总督有何相干？可是人家荣禄推托了的事儿，他半推半就地就接了，死之前还“呕心沥血”地签了一个晚清赔款数目最大的条约，事后被荣禄痛心疾首地骂为“误国”。

这个人从没成功地推托过一件棘手的事。查他的记录，似乎只有《马关条约》签字后，去台湾和日本人交割一事，让他以“枪伤未愈”成功地金蝉脱壳了，但还是他的大儿子李经方去了，在台湾近海的轮船上和日本外交官进行了主权交割。

大多数情况下，朝廷最后只要说：世沐恩泽，不得推托！他便乖乖地去了。你可以说他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你也可以说他是“聪明一时，糊涂一世”。可人家要的只是干事儿的快感！

其次是拼命地提新建议。查该大学士的奏折，少有搬弄是非的参奏，也没有空洞乏味的讲经，大多为一些积极“进言”的“肺腑之言”，多为“自强”“洋务”之事，尤以“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进言最精到。这些内参式的“进言”，有些思想超前得连恭亲王和文祥都拍案叫绝。他办了一系列的新式实业，这是大家看得见的、表层的东西，还有大量看不见的“进言”被两宫“含泪”扔到了垃圾箱里。这些“醒世恒言式”的“进言”往往花去了他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属于吃力不讨好的折子。“进言”难过办实业，主要的难点是很难“说服”朝廷的那些榆木疙瘩，他们是道坎儿，明知对牛弹琴你也得弹，谁叫人家是“管事儿的榆木疙瘩”？

其实戊戌变法的很多条目，李鸿章早在20年前就上专折提倡变革。结果如何？大凡要动制度的就有人反对，办实业的便好事多磨。但是晚清的变革居然在这个工作狂的大声疾呼下成了一些，北洋海军就是一例。

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訢晚年像。奕訢，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同父异母兄弟，洋务运动主要领导者，清朝十二家铁帽子王之一。1861年，咸丰帝驾崩，奕訢与两宫太后联合发动辛酉政变，被授予议政王之衔。1884年因中法战争失利被罢黜，一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才再度被起用。这张照片应该是他甲午战败后复出时拍摄的，极为珍贵。

能干实事这一点在晚清很难得

李鸿章揽的活儿多，用人也多。这个“不学无术”的家伙用人特别有自我意识，不看出身，不看学历，什么进士、翰林啊，他不管，只认工作能力。

“海归派”严复，英国文凭愣是不顶用，李鸿章照样要考他的英语能力。他手下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有，很多人不是“贩私盐”的，就是搞“团练”的，“根红苗正”的没几个。但是他照样上折子，拼命为他们说好话。

有心人做过统计：“李鸿章手下的人被李鸿章推荐给朝廷，做到督抚以上官员的有25人。李鸿章操纵着当时中国的政治、外交、军事很大一个面，靠什么来影响？就是靠这帮人。”这大概也是他的门生幕僚特别多的原因之一吧。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大多跟他的人，会一辈子跟他，很少有分道扬镳的事儿出现，这大概因为：其一，“放手发动群众”（甚至于放手让人发财）；其二，他对下不吹胡子瞪眼，最恨袁世凯时，还一口一个“慰庭、慰庭”的。

最后是拼命地巴结对他工作前途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人物。李鸿章这个人为了干事儿顺当，拼命地巴结重要人物，拼命地写信与同僚沟通。别看他私下嫌张之洞啰唆，浪费拍电报的银子，可他却能和张之洞沟通，共同完成“东南互保”的事儿。

他和翁同龢不对眼，却一口一个翁师父，让子女暗地里和翁家走动，联络感情。

和对口味的同僚，他在信中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喜欢和他们掏心窝子说话。这都是他拉人缘减少摩擦的为官手段。

对上呢？他和恭亲王以及文祥的关系是晚清时代最好的工作伙伴关系，但没有甜如蜜的私交，只有淡如水的公办。

大多数情况下，他和他们甚至是话不投机三句多。可是李鸿章却能屈能伸，忍性特好。他的名言是：“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

有论者说，他“事事曲承太后与军机王公大臣，不惜损海军以媚上”。是的，他就是这种人。他骨子里看不起老糊涂醇亲王，但是人家是光绪亲爹，李鸿章就竭力打报告，要人家来领导海军。果然，关系理顺了，李鸿章还是实际上的海军司令，醇亲王只不过合着慈禧太后常来刷一下海军的信用卡。大家是“共创双赢”。

能干实事这点在清朝难得，甚至历代皆如此。能和李鸿章比实干的，在我看来也就是明朝的张居正吧。到了晚清，朝廷里还是死气沉沉的工作作风，官员之间玩玩“风雅颂”，写些书法混日子，和列强的积极进取精神完全背道而驰。

西方铜版画《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几位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译署”，系清廷为办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于1861年1月20日由咸丰帝批准成立，存在了40年，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据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辛丑条约》第12款规定，改为外务部，仍位列六部之上。其旧址位于北京市东堂子胡同49号，设大臣、章京两级职官。最初主持外交与通商事务，后来扩大管理办工厂、修铁路、开矿山、办学校、派留学生等，权力越来越大，举凡外交及与外国有关的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无不归该衙门管辖，成为清廷的重要决策机构。下设南、北洋通商大臣。1870年开始，李鸿章就任北洋通商大臣，许多外交事务逐渐由北京的总理衙门转往天津，此后到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在天津的衙门成为事实上的中国外交部，总理衙门在外交事务上的作用就减小了。

李鸿章到底有多少家产

早就听说李鸿章有钱，他到底有多少钱？

李鸿章有钱，但是现钞不多，浮财甚少，大多为不动产和股票、土地等。李鸿章生前家人谁也不提钱这个敏感的话题。死后，子孙打开《分家合同》一看，傻了眼：

一、庄田十二块、坟田一块、堰堤一道，安徽桐城县城内产业四处，另加省城安庆房地产十四处，均留作李鸿章发妻周氏祠堂开销之用，由李经方经管。

二、合肥县撮城庄田一处，留作祭祀葬于该处之李鸿章两妾及李经方发妻开销之用，由李经方掌管。

三、合肥县庄田两处，为李经述之祭田（他葬在其中一处），由李经述之子李国杰经营。

四、合肥县田产两处，庄田三处，墓地一处，留与经迈，为其殁后之祭田及墓地，由李经迈本人掌管。

五、李鸿章在合肥县、巢县、六安州、霍山县之其余田产及其在庐州府、巢县、柘皂村、六安州及霍山县之房产，均为李鸿章祭田及恒产。上述田产房产永不分割、抵押或出售，其岁入除用于祭祀和维修庐州府城祠堂之外，所余部分用于扩置房地产。由李国杰经管。

六、合同签订之日起十年后，若李鸿章祭田及恒产岁入逾二万担，除上述开销外，所有盈余部分由三位继承人平分，本规定永不变更。

七、合肥县东乡李文安之墓地及祭田继续保留，不得分割、抵押或出售。

八、上海一价值4.5万两白银之中西合璧式房产出售，其中2万两用于上海李氏祠堂之开销，其余2.5万两用于在上海外国租界买地建屋，该幢房屋为三位继承人之公有居处，归三人共同拥有、共同管理。

九、江苏扬州府一当铺之收入，用于省城江宁李鸿章祠堂之开销。

十、分别位于江宁（南京）、扬州之两处房产出售，卖房所得用于扩建上海之公有居处。

十一、根据李鸿章生前指示，江宁学馆分与孙子李国杰作宅邸，扬州一处房产分与李经迈作宅邸。

一个家道贫困的江淮世子，能在有生之年快速地积累这份财产也不简单啊，而且是李鸿章于40岁“高龄”开始积累的，更加了得。

这份《分家合同》，如今在合肥大兴集李鸿章享堂的陈列栏展出。它不包括金银财宝等动产，只涉及分布在安徽、江苏、上海的土地、房屋和一处当铺等不动产，又没有注明这些不动产的规模、价值，因而难以估计李鸿章遗产的总值。

想当年，李鸿章财权有多大！纸币上都得印上他的头像。这些是以李鸿章 头像作为图案印制的货币。图中左上为大清银行兑换券十元纸币，右上和下为天津北洋银行各类纸币。

上海人至今还认为高不可攀的丁香花园就是李鸿章的小儿子李经迈的居所。这后面的大楼虽然和丁香花园格格不入，但是若要在2017年的今天买下，没有十万元以上一平方米的价格，想都别想。

李鸿章有钱是毋庸赘言的，他经营中国数十年，不可能不经营自家；他洋务中国一代人，不可能不帮着五个兄弟“脱贫致富”。实际上就连跟他一辈子的几个洋务大员，洗一下身子都能洗出八两油来。

可是他到底有多少钱就众说不一了。梁启超说：“世人竞传李鸿章富甲天下，此其事殆不足信，大约数百万金之产业，意中事也。”好事者用PPP（购买力平价）方法一算，说是几百万两白银，大约合今天人民币10亿元左右。

李鸿章的腰缠万贯，好像真凭实据的“硬指标”不多。倒是听说李鸿章在离开直隶总督之任时，将其带兵数十年所存之“小金库”800余万两白银全部移交给后任王文韶。据说这笔巨款，后来落入袁世凯之手。再一想，查它做甚？人家李鸿章又不是道德楷模，也不标榜为圣人立言，更不以清官留名。既然“痞子李”“李二先生是汉奸”都叫了，还管他这等事儿。再说上至慈禧下至九品芝麻官，哪个敢说自己比宁国府的石狮子干净？连皇上都把A钱的“火耗”拿到台面上发“红头文件”了，“官位”都可以称斤论两地卖，为什么要和李鸿章一人过不去？就此打住。

这一组照片均为李鸿章在上海利西路上的中西合璧风格的宅子。外观看似中国传统的二层塔形建筑，据在此居住50多年的老住户说，李鸿章老母亲虔信佛教，故建成塔形。底层面积大，二层收小，成八角形。二层屋顶顶尖，曾立有一只仙鹤。这幢二层塔式建筑全系木结构。楼梯立柱，只雕狮头不雕龙头，不敢冒犯皇讳。

这座建筑内部的一些装饰，一直保留到“文革”结束以后。但是1978年大修时，由于技术问题，屋面被改成了普通青瓦屋面，加上局部搭建和房间分隔，建筑面目已非昔日。屋面戗角、楼梯栏杆、二十四孝镏金浮雕、佛像等，也都在那一次大修时被毁。据这里的老住户说，这幢李氏住宅在20世纪40年代，还由李鸿章的孙子居住。新中国成立前夕，李鸿章孙子移居美国。我一同事就曾住在一楼，里面不少上海文广的职工，每天上下班还有班车接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