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日之争

中日甲午战争，梁启超说是以（李鸿章）一人敌一国。日本的福泽谕吉说是（日本）文明和（清国）野蛮的战争。李鸿章自己认为是毁了他一生名节的战争。

蜜蜂叮“考拉”

中国是幸运的，我们千百年来面对的就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天下”————西是大山和千里戈壁，南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瘴气之域，北是“千里冰封”的西伯利亚，东是大海。在冷兵器时代和地理大发现前，这些屏障赛过世界上所有的军队，罗马人、波斯人都不能逾越它。在这个类似于“次大陆”的“中央王国”里，我们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久而久之，中国人认为天下就是神州，神州就是天下，其他的只是“化外之域”。久而久之，无天敌的中国人成了整天嗜睡的澳大利亚考拉。

突然有一天，战船密布，风云骤起。西人对这只臃肿的五千岁考拉挥以重拳，差点让其丢了老命。过后，有好事者说，这是蛮夷撒野，大人可不计小人过。老考拉听了，傻傻地憨笑了一下，又安心地睡着了。不久，一只小蜜蜂在甲午年飞来骚扰，又把老考拉重重地刺了一下。考拉痛得大哭说：蜜蜂以前叮人没这么痛，这只蜂好生厉害啊！哭完累了，吃些桉树叶子，老考拉倒头又睡。

不善言语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在日记中悲观地写道：

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做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呵欠，又睡着了。

趁着老考拉睡得正香的当口，我们来研究研究这只基因突变的蜜蜂吧。这只原本弱小的蜜蜂如今能成为好生厉害的“非洲蜂”，却原来肇始于 1853 年闯入的一队美国黑船的“催化”。

1894年10月20日出版的英国《伦敦查理威尔》杂志上的漫画《啊呀，蜜蜂！》

“黑船”打上门来

1853年7月8日清晨，江户幕府的首席老中（相当于清朝军机处领班）阿部正弘还没起床就接到报告，说四艘黑船不怀好意地进入了江户湾的浦贺海面。阿部正弘预感不祥，一年前长崎荷兰商馆馆长库修斯说的美国舰队即将到来的消息，现在看来是真的了。遥想去年，幕府将军德川家庆还半信半疑，认为“反正上托祖宗神灵的威福保佑，区区洋人到时又能怎样”？现在人家真来了，而且屋漏偏逢连夜雨，日本的实际统治者、幕府“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庆刚死1 天，全身黢黑的“黑船”就打上门来，比奔丧的还快。

没什么好商量的，他马上调集水师的12艘木质战船前去迎敌。

感谢麻省理工学院保存的一组出版于1856至1858年的老图片。我们以图带文来叙说这段中国人不甚了解，又对晚清非常重要的史实。麻省理工学院的文字介绍说，以下出现的这些老画“具有152年历史，全由一位出生在德国的美国画家威廉·海涅完成”。当威廉·海涅第一次跟随佩里远征日本时，他只有25岁。

还没有等阿部正弘定下神来，水师提督就来报告说：木质战船跟踪“黑船”跟丢了。提督描述道：“这些黑乎乎的家伙就像怪兽一样发出轰鸣声，还不断地喷出漆黑的浓烟，他们就在烟雾腾腾之中金蝉脱壳了。”老中阿部正弘知道，人家是蒸汽船，一铲子煤下去，当然会将你这划橹的小木船甩得远远的。

这时候，幕府上下哀鸿遍野，大家愁成一团，苦思冥想，毫无对策。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过了好长一会儿，探子来报，说黑船已经开进内湾，炮门都打开了。

那边厢，提督发扬大无畏的武士道精神，率领有百年历史的木质战船将黑船紧紧围住，然后拿着纸喇叭对大船叫道：“这里是日本领海，请你们离开！”老美船大，没人理睬。

《战争史研究》第一期中有段描写：“当天夜里，江户城一片混乱，武士们忙于备战，车声辚辚，战马萧萧，城外大小寺院内钟声齐鸣，妇孺凄厉地哭喊，有钱人准备逃往乡间，更多的人拥进神社，合掌祷告神灵，乞求‘神风’再起，摧毁‘黑船’。”

“当天午夜，江户城发出信鸽，将‘黑船’到来的消息送往京都，孝明天皇天颜失色。从他七年前即位伊始，西洋各国叩关之声便一阵紧似一阵，如今外国军舰真的击碎了德川幕府的‘200年太平之梦’。孝明天皇对黑船一筹莫展，只得一面谕示幕府不要忘记负有保卫日本的责 任，一面亲自前往神社，连续祈祷17天，乞求神灵保佑，攘斥夷类，天下太平，皇祚长久。”

僵局维持到 11 日，心理素质略逊于亚洲人的美国人首先出招，他们放下小船，在日本权力中枢边的江户内湾里搞起了科研。日本提督本想“野蛮”一回，但是见黑船上的10英寸大炮正在脱下厚厚的炮衣，便改使文明手段，说：你们这样做是违反日本法律的。“遵法守纪”的美国人佩里一听“法律”二字，马上给日本人“普法”：“美国法律规定我们须有这种测量，而我本人必须遵守美国法律。”水师提督法盲，至少是一个美国法律盲，他无以应对。

美国人来的原因，阿部正弘最清楚，就两个字——“开国”。这“开国”不是闹着玩的，它虽只有两个字，却已经超出了“祖宗的法”的范畴，他一个老中是万万不敢做这个主的。危急时，阿部正弘想到了被德川家丢弃了200多年的天皇和那些大大小小的大名和番主，他立刻派人向他们咨询对策。

这边厢，经过无数次的交涉，阿部正弘于14日勉强答应了“美国代表团”上岸递交国书的要求。14日佩里一行在铿锵的军乐声中下船，带着5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队员坐着交通艇，盛装出现在一个叫九里的地方。等待他们的是岸上5000多名拿着冷兵器的勇敢武士。

阿部正弘（1819—1857），日本江户幕府老中。1853年佩里进入浦贺港要求“开国”时，他向朝廷上奏外交事务，同时向大名和幕府官员咨询对策。尽管多数大名的意见是“无为主义”，但他鉴于世界形势，仍决心“开国”，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缔结了《亲善条约》。

油画《佩里给异教徒带去上帝的福音》1852年，美国总统菲尔莫尔派遣由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的“美国海军驻东方和中国海舰队”日本远征队，从美国弗吉尼亚出发去日本。远征舰队于1853年7月8日进入江户湾，惊醒了沉睡千年的古老日本。20年后日本开始成为中国之患。这幅油画再现了美国海军远征舰队中密西西比号和萨斯喀纳号全 速向日本驶去的场面。

《伦敦新闻图片报》：合众国远征日本

东海上一支强大的美国舰队已经引起了我们特别的兴趣。美国舰队的行动，将会给眼下的中华帝国皇帝陛下带来麻烦，中国皇帝本指望所有文明国家的力量被用来帮助他镇压国内的太平军造反，而此时的太平军已经成功地占领了中国大部分地区。这次美国海军准将率领的日本远征行动，我们读来一定会很有趣。

这个舰队本该早就到达日本了。但是，首先这个舰队得先为北美渔船护航；其次就是罗伯士岛的事情拖延了他们。接着又闹了一次跟古巴的纠纷。每一种情况都拖慢了远征的行程。有一个传闻说皮尔斯（新）总统最近发布命令要求舰队返航，但这个传闻最后被证实是假的。新 的行政当局（注：美国刚在3月进行了新老总统的交接）让佩里海军准将作为美国海军驻东方和中国海舰队的总司令去访问日本。佩里的舰队应该包括：一艘战列舰——佛蒙特号；（一艘）护卫舰——马其顿号；三艘蒸汽护卫舰，佩里准将的旗舰密西西比号、萨斯喀纳号和泼哈顿号； 一艘一级蒸汽船阿伦法尼号；五艘护航舰，萨拉托加号、普利茅斯号、文达尼亚号、文森斯号和圣玛丽号；还有附属的测量船派伯斯号以及三艘储运船：萨佩来号、南安普敦号和塔尔博特号……这个舰队总计有船15只、大炮260门，船员、官兵和海军陆战队队员共4000人。

舰队中有三只船本该正在澳门编队出发。虽然佛蒙特号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它需要600人才能工作。别人给的工资待遇很高，所以很多人被诱惑退出了远征。一下子上哪里招这么多人呢？更何况那时候，美国国会将全美海军总额限定在7500人内。由此这船不能出发是不可避免的。阿伦法尼号正在经历长长的修船期，也不能上路。没有出发的这三艘船，不会妨碍佩里对日本的远征，因为听说，虽然这三艘没去，但迄今为止，还从来没有这么强大和非常有效的美国舰队从美国海岸出发航行过太平洋。虽然整个舰队只有260门大炮，但是一个军队的强大不能仅仅用数字来衡量，这是每个英国人都知道的，美国战舰上的炮弹是重量级的：一些船的炮弹达10英寸粗，100磅重！另外的一些10 英寸粗，120磅重。美国人说，从来没有在海上航行的船带着相同数量的炮和相同的吨位能产生如此强大的威力。

据说，这次远征的目的不是想用武力去攻打日本政府和人民，但之前却因各种原因已经产生了一些不希望看到的争执。日本人抓了靠岸的美国船员，野蛮地将他们放在笼里。佩里准将要求日本政府承认此次事件的暴行，美国人说：“日本到现在为止既没有道歉，也没有给出理 由，所以我们有必要要求他们注意事情不能以这种方式去做。所以这次远征将迫使日本政府转变成一个文明的国家。”如果他还像以前那样野蛮地对待一个文明国家，将准备给他们一些沉痛的教训，“以让他们走进文明帝国的行列中来”。

除非情况紧张，否则佩里准将的这次远征将计划在日本建立一个煤仓库，另外他也不会忘记开发科技方面的市场。上星期英国罗特斯里爵士在上议院发表了一个演说，他说：美国在科学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如果日本人接受佩里递出的橄榄枝，这次远征将会结出丰硕的果实。兰葛德舰长率领下的舰队将会游弋在中国海和日本海海面上，最远可达白令海峡。虽然兰葛德舰长和船上的工程师、科学家们会贡献所有知识给这次探险，但是如果和日本人打起来，他们会听佩里指挥的。

斯喀纳号（Susquehanna）是一艘蒸汽明轮护卫舰，1850年建造，排水 量2450吨，搭载9门炮，船员300人。

日本木质战船。威廉·海涅绘，1856年至1858年间出版。日本幕府将军不是不想“保家卫国”，而是这些百年未改进过的木质战船根本敌不过佩里的“黑船”。连海上霸主英国人都说，美国海军的大炮又粗又重，厉害着呢。

佩里坐像。佩里，美国海军准将，1853年时是“合众国海军驻东方和中国海舰队”司令。这年和第二年，他先后两次率12艘军舰以大棒加胡萝卜的手段敲开了日本幕府将军的大门。当时日本幕府是含恨低头，但是如今的日本人在叙述这段历史时，有感于佩里促使日本改革开放，并不视之为仇敌，反而对其充满着感恩的心态。佩里也从“美夷”成了“打开文明之门的将军”，由此可见日本民族的务实性格。

美国远征舰队中的蒸汽明轮护卫舰“密西西比号”。这张整页的《伦敦新闻图片报》非常珍贵。因为它出版的日期是1853年5月7日（请看右上角的日期），刊登的时间离“黑船事件”7月8日还有两个月。黄黄的陈旧纸张，已经在空气中氧化了155年！1853年，这一年的秋天，30岁的书生李鸿章刚刚离开北京翰林院，回到合肥老家组织团练与太平军作战。而今李鸿章已经作古107年。这张旧报见证了这一切，能不珍贵吗？这篇报道的题目为《合众国远征日本》，是研究西方人当时所思所想的第一手资料，所以翻译出来，作为换位思考的原始材料。

“同光中兴”的中国

佩里走了，舰队回到了上海。佩里舰队为什么不回弗吉尼亚基地，却留在上海。为了加煤？为了补充给养？或者让水兵去四马路红灯区放松放松？不得而知。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时候中国的外交路线是由“改革派”首领议政王恭亲王奕 和他的助手文祥制定的。（记住文祥这个名字，他是“同光中兴”的幕后英雄。）

恭亲王，人称“鬼子六”，和“鬼子”走得比较近。1853年的清廷实际上和洋人结成了某种联盟。这时的双方都找到了利益共同点。洋人要的是稳定的大市场，清廷要的是“海关税收”和对付太平天国的军事支援。

李鸿章呢？佩里去日本的路上正是30岁的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李鸿章赶回合肥老家的路上。佩里大闹江户湾时，正是李鸿章组织团练剿杀太平军的时候。这时候的李鸿章玩的是枪杆子，正在经历他人生这一段“翰林变绿林”的蜕变。这时的李鸿章只知“兵事”不知天下 有“夷务”，更不知天下有“倭事”。

历史往往就这么吊诡，恰恰是这些鸡零狗碎的“倭事”让他前功尽弃，“成就”了千古骂名。31年后，李鸿章哀叹：正当自己在仕途上“一路扶摇”之际，“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

文祥（1818—1876），晚清洋务派大臣。满洲正红旗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1860年，英法联军攻逼北京，咸丰帝出走热河时，命署步军统领，随恭亲王奕訢留北京与英法议和。次年，与奕訢及大学士桂良等联名奏请改变清政府的外交、通商制度，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被任为总理衙门大臣。任职期间，倡导洋务“新政”。咸丰帝死后，协助奕訢 、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光绪继位后，以晋武英殿大学士专任军机大臣及总理衙门大臣，他的成绩可总结为12个字——“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1876年病死，谥“文忠”。

恭亲王奕訢（1833—1898），道光帝六子，咸丰帝异母弟。他是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的名王重臣，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建议并创办了各国总理衙门。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奕 临危受命，担任议和大臣，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与《中法北京条约》，赢得了西方对他的好感。咸丰帝去世后，奕訢成为实力派人物。1861 年，他协助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处置了咸丰帝临终前立的八个顾命大臣。后被授予议政王大臣、军机处领班大臣，身兼宗人府宗令和总管内务府大臣，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职务主管王朝外交事务，自此总揽清朝内政外交，权势赫赫。奕 支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大搞洋务运动，为“清流”派所鄙视，被呼为“鬼子六”。后慈禧对其权力过大十分不安，找机会对他进行打击，多次免去他的一切职务，使奕 一直浮浮沉沉。1898年病故，终年66岁。

佩里回来了

再说佩里。

1854年新年刚过，佩里就急急忙忙又出发了。舰队的船只增加了一倍，他们先在琉球停留，吃饱了，喝足了，加满了煤，2月7日离开冲绳第二次进入日本“搞科研”。舰队于1854年2月11日进入江户海湾。

佩里回来得太快了！老中阿部正弘企图拖延答复。美国人不答应。美舰为了示威，进一步深入到江户湾内对羽田海面又一次进行了测量，再次在人家的地盘上搞起了“科研”。阿部正弘牙齿一咬，狠下心来和佩里举行了四轮日美会谈。不久就签订了《日米和亲条约》，从而 迈出了开国的第一步。条约的核心是：一、日本开北海道的函馆和下田两港，并提供粮食、水、煤炭给前往这两港的美国船只。二、美国可派领事驻下田。三、美国享有最惠国待遇。日本人称这次事件为“黑船事件”。

阿部正弘战战兢兢地签订了条约，他自觉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天皇，不久便忧郁地死去。他本以为自己的死轻如鸿毛，可是在日本“尊王派”的眼里却重如泰山。不久，以长番和萨摩番为首的“尊王派”借天皇的密旨与幕府进行了一场决战，最后打败了200多年的德川幕府， 让幕府乖乖地将“大政奉还”了天皇。

明治维新开始了。

“黑船事件”对近代日本的形成可以说至关重要，对晚清也影响巨大。很多写晚清的都忽略了这段历史，一味地强调明治维新，好像日本的维新是“自觉革命”，没有阵痛，没有反复，造成的错觉是日本从一个“弹丸小国”突然一下子打败了“泱泱上邦”，石头缝里一夜蹦出了一个“东洋列强”来。错！

佩里在横滨登岸。威廉·海涅绘，1856—1858 年间出版。佩里于1854年2月13日率领比去年多一倍的军舰又回来了。这次他航抵江户湾口后又继续前进，深入江户湾内，直到横滨附近海面才停船登岸。这个深入的动作是最强硬最有效的表态，给幕府以极大的震撼。画面上一字排列着八艘军舰（应该是七艘）。佩里带来的训练有素的士兵整齐地排列在横滨海边两旁。文明国度的文明之师带来了最文明和最有效的谈判方式。

横滨的幕府官员接待佩里一行。威廉·海涅绘，1856—1858 年间出版。原注译文：透过荷兰，日本当局曾要求佩里不要像他曾说的那样赶回来。佩里拒绝了这项要求。佩里 1854年2月12日抵达日本沿海海面，并开始对远征舰队进行编队。现在舰队拥有三艘蒸汽船和另外四艘船。正如其所说，他率领了比上次更多的船回来了。这次与天皇的官员规划了谈判的内容。经过多番拖延和谈判，与幕府在横滨的会谈被定在3月8日。这张画再现的是佩里准将和他的随行人员正走近会议大厅。美海军陆战队和水兵排列在左边，他们以军礼向经过的佩里和美国国旗致敬。画面前有两名日本武士，会见厅内可见日本官员坐等佩里的到来。这个条约于 1854年3月31日生效，它被称为《神奈川条约》（即《日米和亲条约》）。

递交美国总统的信。威廉·海涅绘，1856—1858年间出版。原注译文：“多次交涉后，确定1853年7月14日为佩里准将递交美国总统密勒德·菲尔莫尔给日本天皇信的日子，这封信被交到幕府将军德川家定等人手上。德川家定是日本的实际统治者。美国总统密勒德·菲尔莫尔在信中要求保护美国渔民，给予购买煤炭权和开放一个或多个港口供两国贸易使用。递交国书的仪式相当隆重，有超过500名的美国水兵和海军陆战队队员以及超过5000名全副武装的日本水兵参加。这幅画展示的是接待大厅和双方政要会面时的情景。信被接收后，佩里被简短地告知：“由于这不是一个和外国人谈判的场所，所以既不能举行会议也不能搞娱乐活动。现在信已收下，您可以离开这里了。”在很长的一段沉默后，佩里准将指出：他要离开，但明年春天将会回来，也许在4月或5月。当被问及他是否会和四艘战船一同返回时，佩里回答：“他们都会来……可能更多。”

美国军舰上的宴会。条约签订以后，大批的日本人慕名来到美国军舰上参观观摩。日本武士们第一次亲身感受冷兵器时代的过时。美国人一贯如此，胡萝卜大棒一齐上。日本人对这次的“逼上门来”，是感恩的多，怨恨的少。至今，日本每年还要举行佩里节庆祝开国呢。

佩里看到的旧日本

还说佩里，因为透过佩里一行的走街串巷、四处溜达，我们可以知道一些“旧式”日本不为人知的东西。

完成预定任务的佩里接着在日本停留了几个月，他们走了很多地方，最远到了日本北海道的函馆。

虽然条约签订了，但是变化不可能马上出现。出现在他们眼前的还是一个闭关锁国了几百年的日本。然而，这个中古时代的日本以其奇特的风光、浓浓的古韵、田园式的男耕女织吸引了美国大兵的注意力。画家海涅在完成重大事件的描绘后，看到街上的日本武士拿着冷兵器到处晃荡，雕梁画栋的庙宇殿堂里传出琅琅读书声，下田番的浴室里赫然回首，见到了传说已久的男女混浴一幕，这些又激起了他强烈的创作欲望。他留下了大量的反映日本19世纪50年代风土人情的作品。我们从这些150多岁的老画中选择了一些作为日本开国前“基本如我，甚至不如我”的最直观感性的认识材料。

美国大兵洗了一回“男女混浴”，威廉·海涅绘，1856—1858年间出版。早就听说日本有男女混浴的风俗，1854年，美国水兵们不禁前去猎奇。画家也去了，回来画了这张《下田的公共浴室》，流传甚广。日本人自古就认为沐浴时男女“坦诚相见”是最自然不过的一件事，并无罪恶感。后来明治政府于1872年11月公布条例禁止男女混浴。据说效果不佳，有的公共澡堂只在门口划分男女，一进门后就顺其自然了。看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管理当局可以用一纸行政命令成功终止一个普遍存在于民间的风俗习惯。

佩里一行在横滨欣赏相扑。威廉·海涅绘，1856—1858年间出版。原注译文：条约一经签订，日本人就盛情招待美国人。这里有一段1854年3月24日当天留下的手记：“当说到日本人的慷慨接待时，我们全部注意力都在一些走路重得如大象一般的大家伙身上……美国人被邀请和所有的25位相扑手摔跤。我（画家）交手后画下了他们的形象……”是啊，相扑者个个体大无比，和海涅他们平时见到的日人判若两人。日本平民个子不高，除了人种的原因以外，还因为日本上千年不食肉、不沾荤的风俗。日本自古以来都不饲养家畜，一般人认为兽肉是污秽之物，屠宰业是贱民的专利。明治维新的启蒙大师福泽谕吉说：“当时屠宰可谓是大事件。为了怕被‘污秽’触了霉头，在屠宰处树立四支青竹，然后用神绳将四周围起来。用大榔头将牛击毙之后，只取少许上等肉，其余的全都埋在深土中，最后还请和尚来念经。”明治维新时，政府要学西方人吃肉强身，天皇带头大口嚼肉，其实明治天皇见肉就想吐，但他将吃肉视为“政治任务”，硬着头皮咽下。

函馆街景。威廉·海涅绘，1856年出版。选择这张画想说明两层意思。首先看原注译文：这张画展示了函馆的风土人情。我们注意到一种情况，街上有许多人，却似乎没有妇女。乔治·普来伯在他的远征日记中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他写道：“很怪，我们没有见到函馆女人。陪同我们的士兵，有些走在前面，要求各家关门并且驱赶妇女们进家。”从原注中我们了解到，当时日本的确很封闭，来些“外宾”就采取隔离政策，说明幕府当局自卑感很强，但是同样驱赶，为什么只驱赶妇女？说明那时候歧视妇女。同时也说明，如果不驱赶，很多函馆妇女会来围观“外宾”。这也难怪，200多年锁国嘛！

函馆番主。威廉·海涅画，1856年出版。下田番主。佩里1854年4月21日访问了这位番主，并且参观了新近开放的下田港。佩里一行很喜欢下田，一直在这里待到5月9日。画家海涅在下田画了15张版画。1854年5月18日，佩里要求函馆港的番主根据横滨条约进行磋商，收到这位番主的官僚式答复。番主说：他还没有收到任何来自上峰的命令或指示，并要求延迟谈判。5月20日谈判才开始。

“杂碎”歌曲的乐谱封面和第一页。这就是美国人，这就是美国的流行艺术。他们天性乐观，多幽默细胞，流行艺术爱搞怪。其实艺术说得好听点是神圣，说得白一点就是娱乐，笑是硬道理。

佩里的礼品单

“黑船事件”的中国版本大多强调日本受辱签约的一面，喜欢突出佩里的军人强硬作风。其实佩里1854年第二次到日本时，他1000人的队伍里拥有各式“软实力”人才。除了我们现在正在欣赏的画家海涅外，还有一批“外交干才”。我们可以从日本幕府1854年3月24日的一份受礼清单看出美国人之用心良苦。

佩里3月14日送上的礼物真可谓恩威并重，软硬兼施。

美国送的礼物分析如下：送给天皇（男同志）的礼物（后面还有皇后“女同志”的礼物呢！佩里这个大老粗军人，连男女各投其所好都想到了，可见中国书中说“佩里态度生硬”不确切！）：

礼物之一：1/4 大小的微型火车头，铁轨一段，加煤车和客车车厢各一节。佩里想表达的意思：我们是科技大国，新玩意儿层出不穷，送尔一套，开开洋荤。

达到的效果：奇佳。首先，高科技镇住了幕府将军，接着，一台机车唤起了大和民族爱摆弄机械的工程师本性，让其为此等“雕虫小技”玩物丧志，最后还让其坚定了“跟文明”走的决心。

礼物之二：带电池的电报机一台，三英里长的电报线以及其他相关附件。佩里想表达的意思：再拿新玩意儿示尔等，比较一下到底是我们的“文明”好，还是你们的好。

达到的效果：过了头的好。大和民族很快就将这一礼物用于“征西”“征韩”和“日露（俄）战争”，最终膨胀的野心导致了和美国送礼人后代的冲突。

礼物之三：美国标准度量衡系列器具，四卷国会编年史，纽约州法律和官方文件集，纽约州参议院年鉴以及其他法律和政府管理方面的大量书籍。

佩里想表达的意思：不要说什么“日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不是 30 年后的那个后生张之洞的论调吗？）学了“器”还得学我们的“文明制度”。我们真正厉害的是这个。

效果：日本人最能心领神会的就是这点，当西邻的李鸿章在奏折里说要学一二“西器小技”时，伊藤博文不声不响地五次去“文明国”取了真经。

礼物之四：五支霍尔来复枪，三支梅纳德步枪，十二把骑兵剑，六把炮兵剑，一把卡宾枪和二十把装的手枪一箱。

佩里想表达的意思：枪可以送你也可以打你，全看你的意思了。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效果：幕府全听明白了。接下这批枪，先壮大人民队伍，然后再来讨价还价。

这样的礼品清单能出自一个大老粗军人之手吗？相反，日本幕府送出的礼物却露出了他们无知和落后的一面。首先他们在清单上说：送给美国“皇帝”的礼物。美国那会儿哪有什么皇帝？至于幕府的礼物跟我们改革开放前出国人员携带的礼物差不多：漆金器具一件，漆金纸盒一个，漆金书盒一只，油漆桌一张，银支架青铜香炉一只，黄铜盆两只，十匹丝绸和五匹绉纱绸。从这份礼物就能看出日本那会儿的大概情况。

带来美国总统的礼物。威廉·海涅绘，1856年出版。原注译文：1854年3月13日是个星期一，这天是美国人送日本人礼物的日子。这天的礼物装满了几大船，一支乐队和一支海军陆战队护送着这批礼物上岸。礼物立刻被放置在一个大棚下展览。礼物包括多件武器、电报器材和一套微型蒸汽火车系列等。从这幅画，你可以看到展出的各项礼品。注意在右下角有一个美国人拿着巨大的镰刀，一个矮小的日本人在旁边观赏。

浮士绘《机车礼品全件图》。日本人很喜欢这个礼物。幕府当场叫画家“写真”，以挂在宫里慢慢欣赏。对照慈禧，李鸿章费尽心思在西苑给她安了一台蒸汽机车，最后却让她上演了一出马拉车头的闹剧，还说火车动了“龙脉”。

美国人送给日本的左轮手枪

浮士绘《美夷农具图》

浮士绘《美夷示我电报机图》。两个美国工程人员正在向日本人示范电报机如何使用。

鸦片战争和《海国图志》唤醒了邻居

幕府的保守愚昧和社会上国民意识的觉醒形成了强烈的对照。“黑船事件”前后还有两件事影响了日本未来的走向，一件是鸦片战争。清室贵族当事人倒很快就“好了伤疤忘了痛”，人家日本上下却为此出了上百种通俗读物，如《鸦片始末》《阿片乱记》《夷匪犯境录》《清英近世谈》《鸦片风说书》等被大量翻刻，广为流传。这些书籍的传播使日本上自幕府官员、大名诸侯、各级武士，下至普通民众将美梦做成了噩梦。日本向推中国为“理想的国土”“圣贤的国土”“强盛之国”，然而，堂堂的“天朝上国”居然不堪一击，竟然被一个远隔重洋、曾被视为“夷狄小邦”的英国打败。日本知识分子问道：“西洋各国精研学术，国力强盛，就是周公孔子之国，都被它们掠夺，你想这是什么缘故？”连幕府的奏折中，都要“……放弃历来称外国为犬羊夷狄的愚论；改良以往取法于中国的朝仪；依据万国通例所规定的仪节，召见各国代表”。这些读物迅速在日本普及了一回“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育。

另外一件是《海国图志》。1843年，50卷本《海国图志》之花在大清国的土地上开放。魏源的《海国图志》涵盖了当时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没想到问世后却少人问津，最终在国内的印刷数仅有千册左右。

1851 年，一艘中国商船驶入日本长崎港，日本海关官员在对这艘船例行检查时，从船上翻出三部《海国图志》。日本人如获至宝。前后共印刷了15版，价钱一路走高。到1859年，这部书的价格竟然比最初飙升了三倍之多。

当时著名的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在读到《海国图志》“以夷制夷”的主张后，不禁拍案感慨：“呜呼！我和魏源真可谓海外同志矣！”《海国图志》墙内开花墙外香，成了日本强盛的催化剂。日本人有一个特点，一旦认准了一件事，便一条道走到“黑”。当日本刚刚打开大门，也就是明治维新后的200多天，人家就学着西洋国的做派来叩大清国的门了。这正像《筹办夷务始末》所说，“日本资本主义在一登场的时候，就扮演了帝国主义的角色”。

大清国的臣民对这个昔日的东夷还停留在过去的印象中。《中国史中的日本像》一书，将当时中国人的日本观从古至今进行了概括：隋朝以前朝贡时代的“宝物之岛”；遣隋遣唐使时代的“礼仪之邦”；元明时期的“海贼倭寇”；近代以来的“西学之师”。

带着“宝物之岛”“礼仪之邦”“海贼倭寇”的固定印象，当日本于 1870 年突然找到李鸿章的天津北洋通商大臣衙门，要和“西洋列国”享受“同等待遇”时，据说总理衙门的一些大臣都在暗自发笑。这个时候，唯独李鸿章对日本怀有三分敬意。他认为日本目前的情况是中国所不及的：“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日、英、法相为雄长。”

隋朝以前朝贡时代的“宝物之岛”。隋朝统一中国时，正是日本圣德太子摄政，先后向中国派出了四次遣隋使（公元600年、607年、608年、614年），带来了东瀛珍珠和玛瑙等宝物作为见面礼。所以当时日本给人以“宝物之岛”的印象。

遣隋遣唐使时代的“礼仪之邦”。日本“礼仪之邦”的印象是在遣唐使时代留下的。日本人讲礼貌到了什么地步？请看图。这是西人早期的一幅漫画，讽刺某些日本人太重礼仪形式。（图中中文译文为笔者所加）

元明时期的“海贼倭寇”。“倭寇”之害在明代达到顶峰，后来还是在德川幕府将军的“禁船令”和戚继光的“戚家军”双重打击下才平息。

近代以来的“西学之师”。明治维新后，日本以西洋为师，一切向西洋看齐。这是 1879 年英国报纸上刊登的一幅画。明治维新后皇族成员于宫内举办的生日晚会上，天皇和王公贵族带头着西服出席。

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话

1871 年，李鸿章 48 岁了。从政履历表完整，“工农兵学商”均沾过，已经是一个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而且是封疆大吏之首的直隶总督，又兼着北洋通商大臣的职务。一年中在保定和天津之间来回地跑。他上有老师曾国藩护着，下有朝廷“野战军”的淮军弟兄拥戴，内为“两宫”倚重，外引恭亲王为同志。

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如今的李鸿章已经脱胎换骨成了“洋务领袖”了。这一切都要从他到大上海的那年开始。李鸿章 1862 年率淮军到达上海，亲眼目睹了“常胜军”的“落地开花炸弹”威力，他视之为“神技”，曾写信给曾国藩哀叹道：

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湖之间。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

从赞誉“神技”，李鸿章开始了对旧式传统的批判。1864年，他给恭亲王奕 和文祥的折子里第一次谈到了他琢磨多日的想法：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 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声恫愒，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而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

历史学家蒋廷黻对这段话评价很高，他说：“这封信是中国19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我们应该再三诵读。第一，李鸿章认定我国到了19世纪，惟有学西洋的科学机械然后能生存。第二，李鸿章在同治三年已经看清中国与日本，孰强孰弱，要看哪一国变得快。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世界的、历史的意义，他一下就看清了，并且大声疾呼地要当时的人猛醒与努力。这一点尤足以表现李鸿章的伟大。第三，李鸿章认定改革要从培养人才下手，所以他要改革前清的科举制度。不但此也，他简直要改革士大夫的人生观。他要士大夫放弃章句小楷之积习，而把科学工程悬为终身富贵的鹄的。因为李鸿章认识时代最清楚，所以他成了同治、光绪年间自强运动的中心人物。”

我们将这段被后人称为晚清里程碑折子的话几乎全抄录在此。想说明，李鸿章骨子里是有维新想法的。这也是60年代早期开始，慈禧太后重用他的原因。李鸿章内心是把日本眼下的改革当成中国由弱变强的楷模和榜样看的。当时不仅是李鸿章，连恭亲王奕訢、慈禧太后等也在平“长毛”后的一段时间里曾经励精图治“搞建设”。甚至我们猜想曾经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当慈禧太后于1875年1月召见李鸿章时，两人谈了许久许久。李鸿章深感遇上了知己，甚至可能大谈“学日维新”的观点。想来慈禧赞许有加，也对李鸿章一吐“鸿志”。正如李鸿章说的：

廿二、三、六日，太后召见三次，悲伤迫切之中，大有励精图治之意。

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百日维新后，于一片叫杀声中，慈禧责问李是否是“康党”，李居然说是半个“康党”。太后不语。好一个太后不语！因为李鸿章知道太后也是半个“康党”。有人说慈禧后来变成保守派了。其实慈禧一直没变，一直是半个“康党”，变的只是后来的形势。君 不见孙中山一出，康有为就显得落后保守了，当年的半个“康党”就等于后来顽固不化的“后党”，这是后话。

不是冤家不聚头

历史吊诡的地方出现了。李鸿章“暗恋桃花”地恋着日本的变法维新，却恋来了一个李鸿章的“掘墓人”。更有甚者，当我们翻看李鸿章和日本维新的大事记表，却发现两个日后的死对头几乎在一个时期“崛起”。李鸿章以1862年带淮军进入上海为开端，此后进入了八年的上升期。最后于1870年从一个曾国藩帐前的“秉笔幕僚”（最多相当于一个部级领导的机要秘书，而且还不是正式公务员，最多只能算是曾国藩私人聘来的“合同工”，每月薪水才六两银子），“一路扶摇”到大清正一品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而恰恰这个时期，也是日本人赤脚奔跑，国力极速上升的八年。

日本是个小事精明的海洋民族，当其基本“脱贫致富”，而且是“小富”的时候，就在“周边有事”上下功夫了。他偕同新交的“男朋友”——美国，来现炒现卖那些“文明国外交”的货色。至此大清国遇上了一个“难缠”的家伙。这个东瀛的“程咬金”三斧头杀向大清国。

图为1871年刚调任直隶总督时的李鸿章。李鸿章仅仅用了八年时间就做到了总督之首的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大臣，可谓一帆风顺。以前经历如下：1862年李鸿章率淮军赴沪作战，12月实授江苏巡抚。1863年李鸿章克苏州，赏太子少保穿黄马褂。1864年太平军兵败南京，李鸿章被封一等伯爵，赏戴双眼花翎。1865年任两江总督。1866年受命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1867年任湖广总督。1868年平捻，被赏加太子太保、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八年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外官、幕僚，以军功成为封疆大吏第一人，可谓春风得意。任直隶总督的第二年，苏格兰摄影家约翰·汤姆森找上门来，专门为中国的“总理”李鸿章拍了很多照片。美国报纸还将其中一张制成铜版画，写上中国“总理”李鸿章。

图为日本维新改革派“全家福”。乱世出英雄，这时候涌现出一大批影响近代日本历史的改革维新人物。这其中有明治天皇（40）、伊藤博文（9）、井上馨（7）、大久保利通（12）、木户孝允（35，原名：桂小五郎）、西乡隆盛（13）、陆奥宗光（25）等

第一斧：中日建交的蛮缠

1870年10月，日本派明治天皇的小舅子柳原前光前来商谈中日通商立约之事。在京的清朝王公大臣没几个拿正眼瞧一下这个昔日的“蕞尔小国”，恭亲王和文祥自然将这事儿交给在天津的李鸿章办。

李鸿章的外交就是一句话——“以夷制夷”。柳原前光恭恭敬敬地在李大架子面前着实地将中日友谊发挥了一番，他说：“目下我国文化大开，交际日益广泛，近年来与西方各国订约，通商往来频繁，但与邻邦贵国，尚未通情好，结和亲。两国虽有商舶往来，但未修邻交之礼，这岂不是一大缺陷？愿中堂大人尽邻邦之友谊，为共同之利益修盟订约，以敦千秋睦邻友好。”

伊达宗城（1818—1892），幕府后期的大名，宇和岛藩第八代藩主，明治维新时期的政治家。明治维新后被授予侯爵爵位。1871年6月，日本派遣大藏卿伊达宗城为正使，柳原前光为副使，来天津商议条约。《中日修好条规》订毕后，日本朝野都不满，伊达宗城被迫辞职。

李鸿章看着这位老弟，做起了联合东方共同反对西方的美梦。他在给恭亲王的折子里这样写道：“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恭亲王虽然官比李鸿章大，但是去年的“天津教案”，李鸿章办得四面讨巧，八面玲珑，着实让成立了九年的各国总理衙门长了脸，开了大清国外交的新局面。所以受李鸿章的影响，他修改了前些日子定的政策底线，将“允许通商，但不订条约”改为“日本于明年特派使臣来华”，“会议章程，明定条约”。柳原高高兴兴地经由上海归国。

他高兴，我们也高兴，可是高兴得太早了。第二年，1871年6月，日本派遣大藏卿伊达宗城为正使、柳原前光为副使来天津商议条约时，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仔细看了日本带来的草案后大吃一惊。他拉下脸来说：“去年送来的约章，均以两国立论。此次章约，全改为一面之词，而且综合西方各个条约择优采用。这岂非自相矛盾，将前稿作为废纸不成？未订交先失信，以后的事怎么办呢？”伊达宗城和柳原前光马上解释一番。最后，李鸿章提出了中国自己的草案，对伊达宗城说：“自主之国，应有自主之权，何必遵循他人呢？何况条约中无可使西人生疑之处。两国有来有往，与有来无往的西方不同，故立约绝不可与西方完全相同。”伊达宗城要求日商和日货均入内地，李鸿章说：“华人前往西国，随处通行，并无限制。今日本系以八个口岸与中国通商，华人既不能到日本内地贸易，日本岂应入中国内地贸易？此系两国一致，确乎公允，何得引西约为例？”

李鸿章在谈判桌上慷慨激昂，其实这时的他还是采“联日”政策的。朝廷面前他视日本为“安心向化”，以敬佩的眼光看日本的维新变法。他认为日本自从与西方列强订约通商以后，大量购买机器、军舰，仿造枪炮、铁路，派人出国学习科学技术，“其志固欲自强以御侮，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1871年7月29日，日本大体上按李鸿章的方案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18条和《通商章程》33条，其主要内容是：两国互不侵犯领土，互不干涉内政；一国受他国侵略时须互相支援；互派驻外使节；各通商口岸派驻领事；等等。

据说，中日两国谈判《中日修好条规》时，日本人不同意清廷在条约中自称“中国”。日本方面认为“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写“大清国”。中国代表则力争，“我中华之称中国，自上古迄今，由来已久，即与各国立约，亦仅只约首，书写大清国字样，其条款内容皆称中国，从无写改国号之例”，双方陷入僵局。后经李鸿章亲自出面约定：“汉文约内则书中国日本，和文约内则书大日本、大清。”但日本代表团在誊正时，在其所持汉文本内，依旧用“大清”而非“中国”，导致李鸿章提出严正抗议，日本辩解。李鸿章息事宁人，未再坚持。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对“中华文化”还是很在乎的。甲午战争后，就另当别论了。

这是自鸦片战争后，中国与一个主要的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公平合理”条约。说到底，外交还是硬实力的外延。这时候的中华帝国，刚经过一场内乱，乱世中涌现出一大批有为官员。中央有恭亲王、文祥，甚至年轻求才心切的慈禧太后。省一级的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耶鲁大学的芮玛丽教授在她的著作《同治中兴》中说：“在恭亲王与文祥的保护下，有才能的汉族官员不仅在地方统治集团，而且在中央统治集团里也得以占据高位。人们认为：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是地方行政权力的复兴者一样，恭亲王、文祥、沈桂芬、李棠阶是中央权力的复兴者。在梁启超看来19世纪60年代是‘文祥和沈桂芬的时代’。”

弱国无外交，这个阶段的中华帝国不是弱国。证据之一就是《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后应对日本出尔反尔的能力。条约订毕，伊达宗城回国受到谴责，被迫辞职。1872年4月9日，柳原前光携带外务卿副岛种臣、外务大辅寺岛宗则的书信来到天津，要求改订前约，被李鸿章断然拒绝。4月30日，中日交换《中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批准书。李鸿章和日本特使副岛“畅谈半晌”。这时候的日本满怀着牢骚和希望。副岛大骂西方列强领事裁判权有害于国家主权，宣称已派人去西洋谈判，谈得成谈不成还是一个问号。这些话得到了同病相怜的李鸿章的“极力怂恿”，他高兴地说：“好，希望日本成功，如果成功，请抄写一份给我，我大清也要效法日本修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日本人果然在1910年废除了所有对其不平等的条约。这时李鸿章受尽日本人的气，已经作古九年了。

第一次交手——日本难缠，但是中日打个平手。

第二斧：台湾、琉球事件

随着明治维新的顺利进行，日本的“周边有事”就开始多了。几个月以后，1871年底发生了“琉球事件”——66名到中国朝贡和贸易的琉球人，在回国途中遇上风浪，漂流到台湾岛，台湾岛上的原住民杀了其中的54名琉球人。

琉球群岛的得名，据该国1650年用汉语撰写的第一部国史《中山世鉴》称：“万涛间远而望之，蟠旋蜿蜒，若虬浮水中，故因以名琉虬也。”虬是一种龙。琉虬形象地道出了琉球群岛像一条在海上游动的龙落在台湾之北、日本之南的海面上。

1853年6月6日佩里舰队曾经到琉球访问。画家威廉·海涅在岛上画了很多写实风格的画，正好用于我们图说“琉球王国”。

自洪武十六年（1383年）起，历代琉球王都向中国皇帝请求册封，正式确定君臣关系。这种关系延续了整整五个世纪。琉球王国的官文、外交条约、正史等，都是用汉文写的。连其国都首里城的宫殿，都不是坐北朝南，而是面向西方，充分表示其归慕中国之意。

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中央政府迅速接过萨摩藩当年三千人掠夺琉球的行为。但是，由于当时力量还不够强大，日本还不得不顾及琉球的宗主国——中国。

日本这时打的主意是攻台夺地，如果拿不下来，至少让国际社会认可琉球是日本的藩属。在进攻台湾前，日本策划了一系列外交阴谋。首先，暗中将琉球国改为日本的藩属，切断与中国的关系。其次承认“琉美条约”，争取美国承认琉球是日本领土。最后为了探实中国对琉球和台湾的底线，柳原前光以琉球事件为由，拜会总理衙门的大臣，得到毛昶熙杀人者为“外化之民”一说。日本人如获至宝，认为“外化之民”就是不归中国管辖的外民。日本可以代琉球向台湾讨回公道。

李鸿章看出了日本人的险恶用心，知道日本人这是在为攻打台湾寻找理由。但是，他认为，日本目前的实力还不够，不会立即采取行动。

李鸿章哪里知道，日本早就做好边谈边打的准备，暗中兴“不义之师”想夺取台湾。

李鸿章的外交还有一个特点，强调一个“理”字。“理在我，我不怕”，李鸿章认为台湾人杀琉球人是“其曲在我”，虽然他已经做好了兵力部署，但是他希望列强出来调停。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列强因为“同病相怜”，开始是同情日本人的。加上一般西人还糊涂地认为琉球归日人管辖。这在当时上海英文报纸《北华信使报》1872年10月24日上转载《日本文摘》的文章中可窥见一斑：“最近从萨摩县（今鹿儿岛县）送来了台湾食人事件的报告，令日本的政府高官感到非常战栗。被认为是隶属于萨摩藩主所管的琉球群岛，有数艘戎克船漂流至台湾的海岸边。根据送到日本的消息是，戎克船上的乘员被岛人所吞食……此外，日本方面则有所苦情，即日本对琉球的领有权等相关疑问。然而，在我们的印象中则以为，日本对琉球的领有权应该是被国际所承认的。”正因为这样，开始的调停并不顺利。另外，以前一直避谈的一个原因是琉球王病急乱投医，竟然去找了日本人。《纽约时报》1872年10月24日有则来自旧金山的消息说“琉球王派遣使者前往江户，试图在报复措施上求取援助”。

日本等了多时的机会到了。1874年5月7日，日本乃在“清国无法处理此等情事”的幌子下，派3600人在陆军中将西乡从道指挥下于台湾琅乔登陆，杀台湾30多人。这才震醒了李鸿章。朝廷于1874年5月14日派沈葆桢前去台湾，后又命沈葆桢为钦差大臣。李鸿章在台湾布置了一万兵力，甚至将淮系提督唐定奎部铭军枪队6500人由轮船分批航海赴台，“稍壮声援”。清兵奉李鸿章的命令按兵不动，给日本以威慑。

日本人登陆台湾后，不熟悉地形，又水土不服，还经常受到高山族人的袭击，伤亡病死者达1/3。这样，日本重新回到谈判桌上了，7月中旬派柳原前光与李鸿章会谈。李鸿章指斥日本：“大丈夫做事，总应光明正大。虽兵行诡道，而两国用兵，题目总要先说明白，所谓师直为壮也”，“中国十八省人多，拼命打起来，你日本地小人寡，吃得住否”。他还担心日语翻译郑永宁“传话不清”，特地取案上纸笔大书曰：“此事如春秋所谓侵之袭之者是也，非和好换约之国所应为，及早挽回，尚可全交。”

美国探险队扎营在琉球。威廉·海涅绘。可以看到 1853 年琉球尚未被日本强行并入时社会的安定、祥和景象。

午后琉球人在闲聊。威廉·海涅早就听说琉球男人悠闲得很，原注：一次，他们看到这三个“悠闲者”坐在树荫下抽着旱烟喝着茶，正在神聊……他们喝够了茶和抽足了烟，便拿出米酒轮番狂饮。而这个时候，妇女们却半赤着身子在毗邻花园的烈日下锄地耕作。

出乎意料的是，日本的出兵却引起英、美为首的列强干涉，因为他们担心中日之战将影响他们的资本输出和经济活动。他们指责这是违反国际公法的行为，并说这次出兵将不会被国际社会承认。这时美国驻日公使一职已改由约翰·宾翰担任，他对日本的行为改采强硬姿态，并追随英国的做法，禁止任何美国人和美籍船参与此项出兵计划。

大久保利通（1830—1878），明治三元勋之一，自称“东洋俾斯麦”。明治维新以后，大久保利通跻身于政权中枢。他为了巩固新政府，实行了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两大政策。1874年8月担任全权辩理大臣，到中国和清廷谈判台湾问题，逼迫清政府交付50万两白银的赔款。1878年遭袭身亡，时年49岁。大久保死后，日本政府追赠其为右大臣、正二位，并且为他举行了维新以来的第一场国葬。

在英、美等国压力下，在中国万人大军的严阵以待下，日本没敢轻举妄动。中日之间也没有直接发生冲突。最后在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斡旋下，1874年10月31日中日双方签订《北京条约》，内容如下：一、日本国此举为保民之义举，中国不得认为有错；二、所有遇害难民的家属，中国必须给予抚恤银两，日本在台建筑及所修道路，中国愿留自用；三、两国永为罢论此事，中国当设法管束台湾生番，以保难民安全。

对于这样的结果，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评论说：“被侵略者却必须交付偿金的道理，令人感到费解。日本实无收受偿金的资格。”李鸿章对于赔付日本虽然不满意，但是他又认为，避免了一场战争的庞大耗费，把战争的费用节省下来，可以用于筹备海防。大清国眼下还需要忍气吞声，以待振兴。清廷也做了总结：“日本为此也花费了三四百万两，今后势必会坚戒类此之愚行。”实际上日本此次出兵共花费了近约770万两银子，对当时已濒临破产边缘的日本新政府财政而言，打击很大。整个事件的幕后黑手岩仓具视和大久保利通等被要求处分。同时日本借由这次事件，加紧了“琉球并合”的行动。1879年3月，日本向琉球秘密派出军警人员，采取突然行动，在首里城命令琉球王代理今归仁王子交出政权。4月4日，日本悍然宣布“废琉置县”，即将琉球国改为冲绳县。

日本人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原来日本“乘俄事未定，图占便宜”。中俄自1871来，俄国乘乱出兵占领了新疆伊犁。1878年左宗棠肃清阿古柏势力，收回伊犁，解除了西北边疆危机。但是清廷特使崇厚对伊犁和俄国情况均茫然无知，与俄国签订了《交收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崇厚订约消息传来，大臣们要求诛崇厚，毁新约。

就是看准了中国不能东西同时用兵，日本吞并了琉球。清廷内部对“联日抗俄”和“联俄拒日”出现了争论。朝廷想对日妥协，“联日拒俄”，令曾纪泽对俄采强硬姿态，争取收回伊犁全境。李鸿章通过台湾之事对日态度发生了180度转变。他主张“远交近攻”，“联俄拒日”。他认为当时日本弱小，俄国强大，中日两国比较，“强弱之势，曲直之理，贫富众寡之形，皆在我而下在彼”。他分析日本对俄是“畏俄如虎，诡谲嗜利”，而中俄接壤约万余里，“彼有铁路以调兵，则旬月可以云集，中国行师绝塞，非经岁不能到防，彼有电报以通信，则瞬息可以传命，中国递文边界，非三数月不能往还”。因此，抗御俄国就要在边防、海防上“加募数百营劲旅”，并“训练水师，增购船炮”，每年至少花费“巨饷数千万金”，经济上划不来。他建议“勿为浮言所摇惑”，宽免崇厚，暂依崇约，和平了结中俄争端，腾出手来对付日本。

但是这一次，总理衙门受“联日拒俄”的影响，竟和日本达成初步协议，“仅割琉球南岛，而更改旧约，许以利益均沾及内地送货各事”。李鸿章反对这样做，主张等俄约定后，“决计翻改前约”。

保定府唇枪舌剑

看历史，我们往往喜爱引用奏折里的话，其实奏折即便不能说全是“正确的废话、假话”，以八股文式的累赘，也是看不出什么所以然的，特别是在观察一个历史人物的时候往往让人更加不知所云。因为奏折里的话大多看不出说话人的脾性和真性情。倒是一些随意性的非正式交谈，往往可以看出不少的真金白银。下面的这段对话就是如此，让人知道李鸿章到底在想什么。当时，崛起的日本已经成了清廷的麻烦事，这类事情大多让李鸿章来主刀，因为个中的复杂不是我们用“主战”或者“主和”能说清楚的。

在中日频繁的私下政策辩论时，李鸿章于1875年12月28日在保定的总督府接待了日本使臣森有礼的拜访。收录在李文忠公全集中的这段对话是从双方论中西文化开始的（以下标题为笔者所加）：

论中西文化

问（问和答均为李鸿章，下同），森大人在京总理衙门见过各位中堂大人？

森使云，见过。

问，森大人多少年纪？

森使云，整三十岁。

问，森大人到过西洋？

森使云，自幼出外国周游，在美国学堂三年，地球走过两周，又在华盛顿当钦差三年。现在外务省官大辅。

问，中西学问何如？

森使云，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了。

问，日本西学有七分否？

森使云，五分尚没有。

问，日王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

郑署（译员）使云，这是外貌，其实在本领尚未尽学会。

森使云，敝国上下俱好学，只学得现成器艺，没有像西国从自己心中想出法儿的一个人。

答云，久久自有。

笔者读到这段后感到，闲谈间两人已经开始比较中日“洋学”的胜负得失了。而中日之间，中国先论理，而日本则只认实力。

1865年日本首批出国留学人员在荷兰照相馆拍摄的照片。江户时代日本兰学之留学生：后排左起，伊藤、榎本武扬、津田正道、英寸。前排左起，SawaTarozaemon（飞驒HamaGoro）、赤松则良、西周英寸、内田正夫和俊平田口。

森有礼1871年拍摄的照片。森有礼（1847年8月23日－1889年2月12日），日本现代教育先驱，首任文部大臣，被称为日本“明治六大教育家”之一和“日本现代教育之父”。森有礼出身于日本鹿儿岛的武士家族，1865年，被选派赴伦敦大学学习近代科学。1875年为日本驻华公使，斡旋朝鲜半岛问题，曾与李鸿章有多次交谈。1885年，日本首位内阁大臣伊藤博文建立内阁，森有礼是伊藤的故交和校友，受邀出任内阁文部大臣（首任），从而发动日本国内的重大教育改革。1889年2月11日，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当日，准备出席大典的森有礼被国粹主义支持者西野文太郎以“参拜伊势神宫时态度不敬”为由刺杀，延至翌日伤重不治，年仅41岁。

日本只认实力

森使云，当初游历各国，看地球并不大；未在局中，看各国事极清楚。如贵国与日本国在亚细亚洲，可惜被西国压住了。

答云，我们东方诸国中国最大，日本次之，其余各小国，均须同心和气，挽回局面，方敌得欧罗巴住。

森使云，据我看来，和约没什用处。

答云，两国和好，全凭条约，如何说没用。

森使云，和约不过为通商事，可以照办，至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

答云，此是谬论，持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

森使云，万国公法亦可不用。

答云，叛约背公法，将为万国所不容。因指桌上酒杯告郑署使云，和是和气，约是约束，

人的心如这酒杯，围住了这酒不教泛溢。

森使云，这个和气，无孔不入，有缝即去，杯子如何拦得住。

答云，森大人年少气盛，发此谬论。郑署使是我们立约时的人，须要详细告他。

对话读到此，笔者看到了森有礼的日本，举国上下抛弃了“理”字，改任“力”字。这次交锋，日方核心诉求就是朝鲜。

端出了高丽事

森使云，高丽与印度同在亚细亚，不算中国属国。

答云，高丽奉正朔，如何不是属国？

森，各国都说高丽不过朝贡受册封，中国不收其钱粮，不管他政事，所以不算属国。

答云，高丽属中国几千年，何人不知。和约上所说所属邦土，土字指中国各直省，此是内地，为内属，征钱粮，管政事。邦指高丽诸国，此是外藩，为外属，钱粮、政事向归本国经理。

历来如此，不始自本朝，如何说不算属国？

森使云，日本极要与高丽和好，高丽不肯与日本和好。

答云，不是不肯与贵国和好，是他自知国小，所以谨守不敢应酬。各国皆然，不独日本。

森使云，日本与高丽是邻国，所以必要通好。高丽如何不肯？

答云，平秀吉扰高丽之后，恐不能无疑虑。

郑署使云，平秀吉之后，日本与高丽也曾往来，中间忽然断了，前数年与高丽约定接待使臣后，因日本改变衣冠，国书字体也变了，他就不受。

答云，这个自然高丽不敢与西国相通。日本既改西制，他自应生疑，恐与日本往来，他国即随进来了。

郑署使云，从前不过拒使，近来日本兵船至高丽海边取淡水，他便开炮伤坏我船只。

答云，你兵固是去高丽海口量水。查万国公法近岸十里之地，即属本国境地。日本既未与通商，本不应前往测量。高丽开炮有因。

森使云，中国、日本与西国，可引用万国公法，高丽未立约，不能引用公法。

答云，虽是如此，但日本总不应前往测量，是日本错在先，高丽遽然开炮，也不能无小错。

日本又上岸毁他的炮台，杀伤他的人，又是日本的错。高丽不出来滋扰，日本只管去扰他做什么？

郑署使云，日本臣民俱怀愤恨，要与高丽打仗。森大人说从前看高丽能谨守不与外国相通，尚是可爱之国，今可恨了。

答云，既知是可爱，故不要去扰他。日本是大国，要包容他小国。

郑署使云，森大人也是此意，所以压住本国不要用兵。自请到中国，以为高丽是中国属国，必有上策令高丽与日本和好。

答云，高丽非不欲与日本和好，但恐各国相因而至。中国若代日本说项，将来各国都要中国去说，所以料得高丽未必答应。

大韩帝国皇帝高宗李熙（1852—1919），朝鲜王朝第26代国王，大韩帝国开国皇帝（1864—1907年间在位）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之子。1864年以王室旁支身份继位，成为新任朝鲜国王。1897年自称皇帝，建年号“光武”，改国号为“大韩帝国”。1907年退位，1919年病逝（一说被日本人毒死），葬于洪陵。他的死引发了“三一运动”。高宗李熙处于朝 鲜半岛历史上最动荡复杂的时期，他本人一生先后被父亲大院君（右图）、妻子闵妃以及日本人摆布，形同傀儡。

谈话中，日使已露出他日用兵高丽的心

森使云，西洋各国均无必通高丽之意。

答云，这谁保得？

森使云，我可保。

答云，须日本国家保得。

森使云，日本国家亦可保。

郑署，森大人来到中国，有三宗失望的事。一是不能保全要与高丽和好的意思。二是总理衙门不明白他要和好的心思。三是恐本国臣民知道中国不管，定要与高丽打仗。

答云，总署不是不明白实是要和好的意思，凡事不可一味逞强，若要逞强，人能让过，天不让过，若天不怕、地不怕，终不有天地所容。从前我两国甫经换约，未及半年，日本即用兵台湾。我曾责备柳原，他亦无解。如今不可又错了。

森使云，台湾之事，日本原不能无错，但因误听人言，生番系中国化外之地，尚属有因。

后来接着总理衙门的信，国家即派大久保前来说明。

郑署使云，森大人来京本望中国设法，俾日本与高丽无事。

答云，高丽断不出来寻事。日本不可多事。

郑署使云，日本现又遣使往高丽，仅使臣一人前去与之商量，看他如何？如果可商，并不要与他通商，不为多事，只要议定三件。一、高丽以后接待我使臣。二、日本或有被风船只，代为照料。三、商船测量海礁，不要计较。如果使臣到彼，再不接纳，该使回到本国，必不能 无事，一定要动兵了。

答，遣使不纳，古亦有之，元时两次遣使至日本，日本不纳。北条时宗并将元使杀了。

森使不答。但云以后恐不免要打仗。

答，高丽与日本同在亚洲，若开起仗来，高丽系中国属国，你既显违条约，中国怎样处置？

我们一洲自生疑衅，岂不被欧罗巴笑话？

森使云，欧罗巴正要看我们的笑话。

答，为什么要给他笑？

森使云，这也没法。日本百姓要去打仗，恐国家止不住。

答，日本是民政之国抑君主之国？

郑署使云，是君主之国。

答，既系君主之国，则君与大臣为政，如何任听百姓违条约行事，尚得为君主之国乎？

李鸿章摆明：高丽用兵只能伤和气

郑署使云，森大人因总署说中国不管高丽内政，所以疑不是属国。

答云，条约明言所属邦土，若不指高丽，尚指那国？总署说的不错。

森使云，条约虽有所属邦土字样，但语涉含混，未曾载明高丽是属邦，日本臣民皆谓指中国十八省而言，不谓高丽亦在所属之内。

答云，将来修约时，所属邦土句下可添写十八省及高丽、琉球字样。

郑署使云，总要求总理衙门与李中堂设法，令高丽接待日本使臣。

答云，日本炮船被击固有不平之气，高丽炮台破毁、兵士被杀，谅亦有不平之气。高丽国虽小，其臣民之气一也。正在气头上，即当人解说亦无益。我劝日本，此事且可缓议。俟一二年，彼此气平后，再通好也不迟。

森使云，西国人言，日本办事性过急，中国办事性过缓，急性遇着缓性，难以商量。

答云，事有宜急、宜缓，如学机器技艺等事，此宜急者也。如两国相争，急则不相下，缓则气自平。所全者大。

森使云，承教！承教！试思日本就得了高丽，有何益处？原是怄气不过。

答云，高丽地瘠，取之诚无益。且闻俄罗斯听见日本要打高丽，即拟派兵进扎黑龙江口，不但俄国要进兵，中国也难保不进兵，那是乱闹起来，真无益处。

因书“徒伤和气、毫无利益”八字授郑署使。郑署使与森使阅毕，即将原纸携去。

森使云，此指与高丽伤和气而言。

答云，若真要打仗，非但伤高丽和气，连中国也怕要伤和气。

因于纸尾加书“忠告”二字授之曰：我为两国相好开心见诚奉劝，非有别意。

森使、郑署使首肯云，日本打仗亦可暂时压住，务求中堂转商总署，设一妥法，劝说高丽。

答云，总署回覆你的节略，明是无可设法，但你既托我转说，我必将这话达到，看从缓商量，可有法否？

遂辞去。

笔者认为，这段看似漫谈式的对话，其实来者是有备而来，为朝鲜而来。甲午年的事情，这时候已经看出日本的猴急。答者也是绵里藏针，针锋相对。最后，李鸿章将该警告的话都明说了。“森有理”什么也没得到，除了一张“忠告”的题字和一句传话总理衙门的承诺外。那 会儿李鸿章说话的底气要比马关春帆楼足多了。

以往选录这段对话，往往只录前面中华和西洋对比的那段，恰恰漏掉的是这后面一段，这段才看出李鸿章稳健持重的外交风格。

铜版画作，和太平天国作战时湘军的长江水师。自那以后，清廷买了不少英国军舰。到 1881 年后“超勇”和“扬威”俩英国造成军，李鸿章说话口气硬多了。

铜版画作。1886年5月，醇亲王（中）至天津校阅北洋水师，与李鸿章（右一）、善庆留影于海光寺行辕。

李鸿章的底气

时间很快就到了1880年。这时中俄谈判在曾纪泽的努力下逐渐露出了转机，清廷腾出手来，决定废除中日间曾经签订的那个关于琉球的初步协议。

1881年初，日使宍户矾愤而回国。李鸿章认为“初意本在要挟，旋闻中俄修好，即已夺气，未敢显启衅端”。他表示倘若日本胆敢“藐视中国”，中国就不妨“撤防俄之劲旅，分军三道，载以轮舶，直趋长崎、横滨、神户三口”，“制其死命，或封琉球，或重议约章，皆惟我所欲为矣”，同时中国要“蓄锐扬威，待时而动，一面整理水师，购办船械，声威既壮，敌胆自寒”。

李鸿章说这话是有底气的。光是北洋水师一家，从1861年筹建到1888年成军27年间，朝廷在海军建设一项上就花了一亿两白银，每年合计300万两，占当时年度财政支出的4％—10％。而日本政府从1868年到1894年，26年间共向海军拨款9亿日元，折合白银才6000万两，每年合计白银230万两，只有中国投入的60％！

大家一说到晚清，总认为昏天黑地。其实，1864年后的十多年里，清廷上下也有一段好时光。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唐德刚对此有段论述，这时“所幸国内的内战已暂告结束，外战减缓。朝政，尤其是省级政权，由开明派掌握，国力迅速恢复。朝中两位年轻寡妇垂帘，也颇能招贤纳谏。总理衙门由恭亲王和大学士文祥主持，久历坫坛，亦熟谙外情。而外国公使长驻北京，酬酢频繁。中外相处，也颇能互信互谅。尤其是美国由惨烈内战，转为国内建设，对华无领土经济野心，遇事且可开诚相助。同治七年（1868年）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竟被文祥说动，向华盛顿辞去本职，接受清廷委派，为中国出使欧美钦差大臣，颇多建树……总之，在此所谓‘同治中兴’的巅峰，衰老的大清王朝，一时颇有复振气象。此时中国海关在赫德的科学管理下，贪污敛迹，收入甚丰。总理衙门因策动廷议，以海关收入的60％，约400万两，作为建设新式海军之用。斯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新型的‘国防预算’。”

1871 年李鸿章提出，刚刚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加上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犯京。所以在筹建水师时，恭亲王和李鸿章就将北洋水师作为重点，一来防护京畿，二来防御日本。唐德刚说：“李鸿章及总理衙门复参照洋员建议，将新建海军按英制训练，德制统率。英国海军制度系由海军上将三人，分工合作联合指挥。德制则听命于海军总司令一人也。”

台湾和琉球事件后，李鸿章在1880年7月间的奏折中向清廷申述：“近来日本有铁甲三艘，遽敢藐视中土，至有台湾之役，琉球之废……今欲整备海防，力图自强，非有铁甲数只，认真练习，不足以控制重洋，建威销荫，断无惜费中止之理。”由于有了明确的防范目标，中国的海防建设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这是日本的浮士绘作品，描绘的是甲午战争时，天皇在广岛大本营，深夜在灯下展开地图，听取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报告军情。明治时代的进步至今仍是日本人的骄傲，其中的传播就是靠这大约十多张“历史画作”。令人无话可说的是，明治天皇的确在甲午战争中亲临广岛大本营指挥，并不是无中生有的宣传伎俩。

甲午失败为哪桩

中国准备了 20 多年，北洋海军李鸿章花了半辈子的心血，却饮恨甲午，输给了一个人口仅为我1/10，刚刚摆脱困顿愚昧的日本手里。

其实大清臣民不知，数据显示甲午战争前的日本经济已经不是蕞尔小邦了。从财政收入比重看，日本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已接近30%。清廷只有大约3%到4%；以税收种类看，清廷主要依靠37%的田赋、8%的盐税、23%的关税、18%的厘金，税种单一，财路不宽。1892年，甲午开战前两年，日本的财政开支总预算中，用于军费的部分，已经达到了41%。

到了甲午年，又比上年猛增四倍！日本俨然一个武装到牙齿的真老虎了。

甲午之战按当时西方的论点：清国可能会输，但是没想到是一触即溃的输。当时那些担心自己利益受到损害的列强，本有一二想跳进来拉一把落水者，可是他们却被这“一触即溃”吓得缩了回去。连日本自己都没想到。他们的参谋人员出兵前还做了两种不测准备，其一为小输，大军退回日本等待大清东渡后的老拳。其二是大输，全体军民人等退到北海道，甚至西伯利亚荒芜之地。

一开始国人都把宝压在了大清帝国身上。曾记否，战前的那些分析还历历在目呢！上海的《申报》认为：“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民之众，饷粮之厚，兵卒之多，与倭国相较，虽三尺童子，亦知其非我敌！”日本间谍向野坚一在回忆录里也不得不承认：“日清战争对于我国来说，因为是首次向外国开启战端，我们一般国民也是非常紧张的。”

这些推测和押宝如果是在战前还情有可原，可是当战争进入后期，战局已经开始呈现一边倒趋势时，前来解辽东之围的湖南巡抚吴大澂，还能写出如此豪气的劝降檄文就实属滑稽了。我们不妨拜读一下这份檄文摘要：“本大臣讲求枪炮，素有准头，十五、六两年所练兵勇，均以精枪快炮为前队，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能进不能退，能胜不能败。本大臣专派仁慈廉干人员收尔入营，一日两餐与中国人民一律看待，亦不派做苦工。事平之后即遣轮船送尔归国。”可是战战兢兢者赢了，大大咧咧者输得很难看。李鸿章纸糊的老虎被小小蜜蜂给扎破了。这出好戏成了当时西人好事者的漫画佐料。

任何一次的失败，都不是敌人的强大而是自己的虚弱，或者说因为无知产生的虚幻所致。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工于心计”的民族，它只会在鸡蛋有缝的时候才来找事。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次小小的邻国“有事”，就能迅速地蔓延成一次中日对决？

日本资料馆收藏了大约50张甲午战争期间上海民间小报编印的“甲午战争大捷图”。这是其中的一张，描写李鸿章以胜利者的姿态去日本议和。画面上不光西人低眉折耳，连日相也萎缩潜行。这类画作能在上海大行其道，说明民智未开的国人好这口“日相吓尿了”的爽，市场便推出这类意淫产品。

上海民间小报上的《各国钦差会同李傅相议和图》，更是无中生有。马关谈判就中日两方几个人关门谈的，关西方人啥事？日本打败清国，西方舆论大呼过瘾，说教训下这个睡不醒的大块头是件好事。但当时清廷封锁战败消息，此类画作，刻意在淡化和美化上做文章，民智未开的国人看了欢呼雀跃。您看历史上的大宋，即便被金人生擒了，还说是“二帝北狩”！这就是国人的劣根性。

贫弱是玩不起战争这个奢侈品的

甲午战争的失败可以有一千个原因，究其根本就一个字——“穷”。甲午战争前的世界，几乎所有的大国都在为生存进行改革。清廷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一直没有跨过“吃饭财政”这个坎儿。打仗打的就是后勤，就是钱，我们比人家的困难不知道多多少。

首先就是暴涨的人口。从17世纪末起到18世纪末为止，中国人口翻了一番多，从1.5亿增加到了3亿多。到了1850年人口已达4.3亿左右。再多的收入最终都被这个庞大的人口吃掉了。

一个是人多吃穷，另外还因为落后保守的观念，不懂得“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道理，几个世纪以农为主，怎能不穷？《剑桥中国史》说：“在20世纪以前，中国的经济几乎没有不属于农业部门或不与它发生密切关系的。”农业社会是支撑不了大规模的战争的。当时一发克虏伯炮弹30两银子，相当于一个农民一年的收入。这点李鸿章看得很清楚，他说：“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圆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

清廷不会理财，又不懂得广开财源，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一直没能真正地增长。从1712年到1850年，清廷记载的法定收入没什么大变化。据国外学者推算，清朝后期中国的收入总额约为2.5亿两白银。但是作为中央政府的清廷只在这中间收到1/3左右的款项。而且即使对这一部分，中央政府也只能使用其总额的40％。纵然清廷将这其中大部分用为军事预算，也不能与西洋和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新式财政所产生的经济力量相抗衡。一个是吃饭财政，一个是积极型财政，为战争提供的支持完全是两码事。以农业社会对工业社会，以手工业社会对商业社会，结果可想而知。

穷和民智不开是一对孪生兄弟。为什么“穷”？因为思想禁锢、民智不开。因为民智不开，就越发穷。堂堂四亿人的大市场，就是坐收商品流通的过路费也能腰缠万贯。为什么不行？一句话，清廷思想保守，不思进取，不学无术，根本就不知道改革经济制度。到了后来，就是想，基本上也无伸缩余地了。一是“吃饭财政”出不起制度改革的成本，曰动弹不得。二是因为关税率未经条约列强的一致同意，不得变动，还是动弹不得。恶性循环，越来越穷。穷是玩不起战争这个奢侈品的。有人说，翁同龢为报私仇故意不批给李鸿章北洋海军军费，其实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翁同龢当的不是大英帝国财政部的家，他手里实际上没有几个钱。

美国《图片杂志》插图。原标题为“胜利的甜意：甲午战争后日本大街上的景象”。当时的日本民意就是学西方列强的样子，多掠夺些领土，多占些利益就是好，整个国家都处在一种骚动中。一个男子当兵打仗会受到整个社会的尊崇。前方打仗靠男子，后方生产靠女性和老人，形成了上下一心的局面。反观清国，打仗历来是朝廷的事情，官不为民，所以也别想民会为朝廷去死。所以历朝历代的中国军队出征，后面都有一支督战队。

输在民智未开

晚清时代，各国都拼命发展工商业，清廷也想，但是贫穷国家，如俄国、日本以中央政府的预算来带动经济；富裕国家，如法国和德国，在中央政府的预算之外还有民间的商业银行系统配合融资。晚清中央政府一项都没有。当时中国的银行体系几乎完全超不出山西票号式的汇兑银行和地方性的“钱庄”范围。

国家整个停留在“中古”经济层面上。中国以中古之经济对人家现代之经济，以中古之社会对人家现代之社会，成败早在决战之前已经定了。并不是李鸿章畏缩不前，他依托的就是这么一架老式机器，就只能产生这点马力。他当然只能采取战略守势。后人不考虑当时清廷面对的人多钱少、坐吃山空的现状，以为只要改“主和”为“积极进攻”就能赢，此乃清谈。

但是有一点是对的，就是李鸿章怀有私心，想保存实力。他能在这把椅子上坐20多年，靠的就是淮军。以前读史总为光绪的满腔激愤感动，现在看来光绪也少不了“内斗”的嫌疑。他作为最高军事统帅不会不知道自己的实力，但是他一味喊打，像个“愤青”一般。甚至明知 道没有实力也草率宣战。这里除了不成熟外，难道没有削弱“后党”实力的嫌疑？说得好听点儿，是为以后的戊戌变法做组织上的准备，说得难听一点，借日本人的刀灭“后党”。中国这种宁予外人、不予家奴的事儿还少吗？否则为什么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这么一场错误的战争？

知道会有人说这是日本人早就预谋好的，根本由不得光绪。事情就在这儿：为什么人家日本人就能在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利的70年代成功地避免了战争？为什么战争总是在大清最不需要的时候“一拍即合”？除了无能一说，就不允许我们脑子里多一根弦？

这虽然扯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其实要说的还是民智不开，大清国根本不懂得现代外交这个缓冲武器。一有事儿，就粗着脖子大叫一声“拼了”。连马克思也说大清臣民是“半野蛮人”。

民智不开还有一半责任在朝廷自己。清廷毕竟是满清一族，老怕人口占多数的汉人抢江山，战争来了又不敢发动人民敌后骚扰，坚壁清野；甚至窝藏私心，“龙兴之地”的东北迟迟不让进人，留着被汉人推翻后当退守之地。这样，日军进入东北，当地一些“闯关东”的新移民根本就没有丧失故乡之痛，也没有保朝廷卫“国家”的国民意识，甚至在金钱的驱使下，还有人半推半就地当了日军的“支前”小队长。

法国刊物上的老图。高升号被击沉后，淮军士兵纷纷入水。丰岛海战发生于1894年7月25日清晨，日本海军在朝鲜牙山湾口丰岛西南海域袭击和击沉英籍高升号商船，造成清军950人除200余人生还外，余皆殉难。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政府宣战，甲午战争开始。

北洋海军再强，无奈非海洋型国家

在海军建设上，中国历来就不是强项，因为中国传统意义上是大陆型国家。黑格尔说：“中国是一个与海不发生积极关系的民族。”

地理大发现后，中国人的东面屏障突然变得岌岌可危。海防建设总是捉襟见肘，海军建设也屡屡受挫。1888年后，户部基本上没有拨过银子买船，根子就在于大陆型国家意识作怪。不管什么屁大的事儿，钱不够，众人马上想到的就是挪用这个受气的海军军款。慈禧太后、翁同龢为什么不敢在治黄款、救灾款和旗人钱粮上伸手？战败后，李鸿章说：“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疑，致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

其实李鸿章说得漂亮，他自己骨子里也这样。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以抵消日舰速射炮的优势，需银60万两。李鸿章声称无款。黄海海战战败，他才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汇丰银行存银107.29万两，德华银行存银44万两，怡和洋行存银55.96万两，开平矿务局领存52.75万两，总计260万两。钱不用在刀刃上，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另外，中国那时有海军是开天辟地第一回，完全是新生事物。对于新手来说，硬件再强，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起作用。赤壁之战，曹操的军队输就输在北军不谙水性。否则怎么解释北洋海军一玩起真格的，就那么多意外事故：一会儿船进港撞了，一会儿开炮先炸了自 己……对手不管怎么说就是当“倭寇”都当了几个世纪。这就是差距。

甲午黄海海战战败，这是百年来众口一词的结论。但是笔者在拍摄纪录片《多国视野下的甲午战争》时采访美国海军学院院长马汉少将时，这位世界海权论权威却另有看法：“考虑一下战斗结果，可以说这次海战尚处于胜负未决之间。总计1.5万吨的铁甲舰二只，完全可以对抗1.9万吨的半装甲舰五只。”马汉似乎意犹未尽，他继续说：“此战可以说，重炮代表了对动力系统的射击；速射炮则代表了对兵员的射击。鸭绿江海战无论从其结果来看，还是作为一次海战来看，要说日本胜利还为时过早。”我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采访时，在美国官方历史纪念牌下也看到了“鸭绿江海战打了个平手”的字样。甲午海战胜负未决？这可是一个颠覆性的结论！最新研究发现：原来日舰无力完成既定的击沉“定远”“镇远”这两艘巨无霸的终极目标，只击沉了北洋海军五艘老旧船只。这也是日舰为什么匆忙撤出战场的原因。但最终北洋水师在刘公岛被日本舰队全歼，确是事实。

可以这么说，甲午战争黄海海战是中国百多年来打得最好的一次现代化高强度海战，并不似今人说得那么不堪一击。定远号、镇远号这两舰军舰中弹极多，但是因为铁甲坚固，只受到了一般的破损，并没有完全失去战斗力。两舰上的305毫米口径的主炮发威了，镇远号的两枚命中了松岛号左舷下甲板，其中一发炮弹命中了四号炮的钢盾，把120毫米阿姆斯特朗火炮炮身炸得弯曲抛出，并引爆了附近的弹药。定远号用舰艉的150毫米口径的克虏伯炮，一炮击中了日舰赤城号，当场打死水兵两名，还击中了正在观看海图的坂元八郎太舰长的头部，鲜血及脑浆洒在海图台上，坂元八郎太当场毙命。然而也就是北洋水师有些许亮点，陆军却输得一塌糊涂。

日本绘画作品《勇敢的水兵》。这场准备了10年、历时5小时37分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蒸汽铁甲船海上大战，被无数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在熟悉的画面中，我们看到了这张不熟悉的日本画——被北洋军舰击中的松岛号上的三浦虎次郎，在重伤弥留之际，询问长官：“难道定远还没有沉吗？”长官安慰他说：“我们把它打得动弹不得了。”日本人拿此事大做文章，不但为这个三等水兵立了碑，还让人写了首军歌《勇敢的水兵》，到处煽情渲染日军的英勇。忧伤的调子和死不瞑目的遗憾背后，可以看到北洋水师也不是吃素的。

参军为口饭，这样的军队别指望太多

大清陆军失败是必然的，而日本陆军在15年的时间内已经在各个方面成功转型为新式陆军，很多进军方案都由参谋人员早早地在东京计划好了。1880年日本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将清廷的情况调查得一清二楚，他在调查报告中指出，大清帝国平时可征兵425万人，战时可达850万人之多。山县有朋总结道“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正如人云：“甲午之战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国。”大清国的陆军指挥官不是冷兵器时代的武夫就是“八股文”秀才带兵，士兵不是义务征兵制的产物，而是沾亲带故来找饭吃的江淮灾民。

湘军和淮军的创建，就是建立在沾亲带故基础上的。中国中部地区，历来人口众多，土地稀缺，每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就会有饿死人的情况发生。晚清那会儿，一个青壮年能找到一个安稳的吃饭场所，就是祖辈烧高香的结果。所以一旦有了一些活路，带兵的首先考虑的就是家乡的父老乡亲。这样老乡在军中的关系就成了生死之交，所以打仗比八旗军勇敢。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样的兵遇到现代化训练的日军就找不到北了。

淮军不行，湘军更不行，最不能指望的是八旗军和绿营兵。有人这样描写：“人与马都很瘦小，还没走出城南就已挥汗如雨，马鞍上挂着鸦片烟枪，一些士兵手里端着鸟笼，吐出嘴里的食物喂鸟，另一些人则显得又饥又渴，眉头紧锁。”

中国陆军为什么不转型？说到底，我们还是被中华文化优越感害了。我们这些孔子的后代，历经几次的失败硬是拒绝觉悟，总在一些枝节上找开脱的理由，就是不敢往根儿上想。其实纵观世界，越是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国家越是难转型。罗马人的后裔意大利人、雅典人的后裔希腊人就是例子。

最可恨的是当时的清流，只会以不变应万变，用祖宗之法吓人，而且每每得手，引来掌声。早在恭亲王奕 当红时，大学士倭仁就敢阴阳怪气地说：“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当时的“鬼子六”恭亲王还有权有势，对这种似是而非的言论也 只能一一理论，不敢训斥。他耐着性子说：“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人而不为外人所制，臣等自当追随大学士之后，竭其捣昧，悉心商办。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倭仁敢“极左”，说明当时的社会普遍信这个。“躲在小楼成一统”的感觉真好，中华民族非要再摔几跤才会惊醒。

西方报刊老图。1894年11月21日，仅一日之战，号称远东第一要塞的旅顺便落入敌手。清军统领无法控制大军崩溃的局面，在日军的追击下，清军朝金州方向败走。

西方报纸上绘制的淮军中的精锐部队——聂志诚所部正在行进。日军一位叫稻垣三郎的日本连级骑兵副官给朋友写信说：“队中有喇叭长达两米，其声音好像是我国年糕铺卖年糕吹的小号，进退时必吹。淮军所部只有聂士成部有坚定射击到底的勇气，但是当我军逼近并且亮出刺刀的时候，清军每次都转入崩溃。”

民族的血里就少“专业精神”

为什么打仗打仗不行，办外交外交不行，搞经济经济不行？这隐藏着一个国人的大毛病——没有职业道德，缺少专业精神。外官吃火耗银子，京官吃外官，管带吃“承包费”，水兵吃船上的，就连李鸿章也把北洋当成职业介绍所吃。看似应该归为贪污腐败，其实是农业社会的国人没有专业精神所致。干什么不精什么，还想干什么吃什么。

英国琅威理1882年受聘为北洋水师总教习，人家倒有几分英国人的敬业，“颇勤事，为海军官佐所敬惮，中外称之”。据说“长崎事件”时，北洋海军的水兵已经被他训练得相当能战，这家伙甚至主动向李鸿章请战，想借“长崎事件”和大日本海军干一仗。可是这样的人才硬是让大伙儿齐心协力地给排挤走了。为什么？这样的人在，挡了一些人“吃船”的道儿。而且老外腿是直的，连个弯都不会打，收买不了。没办法，风气使然，法从来是不敢罚众的。再说此时的李鸿章已经进入细胞不活跃的“尚能饭否”之年，全没了当初淮军在上海的那股子虎气。制度定了，李老气喘吁吁地管不动，也就等于没有了制度。

马关谈判中有一段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对话，以前被看成是李鸿章自甘受辱，在我们看来，恰恰证明国人办外交的马虎。实录于下：

李：本大臣有电回国，奏明业已抵达及会谈要旨等，可否？

伊藤：中堂之要求可格外通融，前张、邵二氏来此，本大臣未曾允电。

李：多谢厚意。张、邵二人以敕书不完备，致未完成使命，我深感惭愧。彼二人毕竟不熟悉对外事务。

伊藤：中堂谓张、邵二氏对外国事务生疏，而张氏曾任驻美大臣多年。

李经方插话：张大使不过一个普通公使，从未担此大任。

伊藤（目视伍廷芳）：张、邵之失败，此人亦不能无过。

李经方：伍参赞乃奉命自天津随行，未预闻敕书之事。

伊藤：无论预闻与否，既系随行，亦难辞其咎。

李：若当时贵大臣不提出此带专门性之异议，我亦未必不顾年迈之躯而前来贵国也。

伊藤（微笑）：忽视外交上专门性事务者，不仅贵国而已，他国亦间或有之。中堂应该承认，不遵守外交之惯例，不能受到应有的礼遇。

李：贵国上有圣明之君，下有辅弼之贤相，故国运昌隆。而我国尾大不掉，徇私舞弊，积重难返，兴利除弊至难也。

清军行进中的大旗。稻垣三郎近距离观察到清军士兵的一举一动，对清军的大旗有独到的视角：“清国步兵经常好像是200乃至500人一群，这一群里必有大旗两面，并有6厘米炮两门。携带的兵器，全是毛瑟枪、格拉枪等优良步枪。旗帜挂在长10米的大杆上，有10平方米大，中间写着他们需要的文字。进退常用此旗指挥，所以向洼地行进时，没等看见队伍，根据先出现的旗帜，就可知道他们的兵力的概要。总之清兵的武器都很好，不过他们每个营的枪支都不一样。清人的个头都将近六尺，清人看我为侏儒，也并非谎言。然而在勇气这一点上，则远在我军之下。”

看了这段，我们没有受辱的感觉，更多的是对伊藤博文的刮目相看，人家好歹也是一“日理万机”的总理大臣，竟连敌方当时的一个小小随从伍廷芳的事儿都一清二楚。

还是咱们的李经方“大气”，人家连驻美公使这个“副部长级”的人也敢说：“张大使不过一个普通公使，从未担此大任。”李经方和他老子的差距不是一点点。这一桌子的中国人还就李鸿章有点专业精神，和伊藤博文能进行一些“心灵交流”。

日本国小人少，凭什么打败清国，就凭这“认真”二字。不专业，不敬业，喜欢响亮的口号，爱搞个一惊一乍的“震撼”，凭一腔子热血办事，感性大于理性。所以中国人干的活儿总是显得“不细腻，有点糙”。

甲午战争，大家事后找了很多失败的原因，很多就是这类“小节”问题。枪打不准，用错炮弹（不用开花爆破弹，用了穿甲弹甚至训练弹。为什么不用开花爆破弹？因为打仗时竟然将开花弹不带上舰，均存放在旅顺、威海基地的弹药库里），不知道充分利用鱼雷打击日舰，出 海护航时竟然连弹药都没有带足，船开回来自己先撞了。干什么都像个生手，永远甘当外行。咳，也难怪。怪只能怪“细节决定成败”，这句时下流行语传到我中华太晚。

反观人家日本兵。在朝鲜平壤之战后，日本兵摸透了清兵的特点，故先躲在战壕里让清兵猛烈开火，等对方子弹打得差不多了，日本兵一个冲锋准能赢。这就是专业和业余的差距。这仗本就不是在一个级别上打的。

日军为了最后拿下刘公岛，广岛天皇大本营早已选定了山东荣成作为秘密登陆点。为此登陆前三个月，日舰就沿荣成的桑沟湾、爱伦湾和龙须湾多次探测水文。这些日本人“斥候”，从容完成了全部调查测算工作。由大本营最终选定了龙须湾，这个既易于抢滩，滩底又适于受 锚的平缓地带作为登陆点。

等仗打输了，所有的人充当局外人，立刻寻找一个替罪羊——“国人皆曰可杀，万口一词”，让自己的心灵得到解放，这是最好的心理治疗。

大家从来没有也不想触及自己的灵魂深处，下回老毛病再犯。正如赫德在日记中回忆他和翁同龢说的：“我告诉他们，一切取决于他们将来能实实在在地做些什么。如果他们决心明天开始就正经地着手改革，今天的损失是无关紧要的；然而若是根本无意于推动改革，今天的损 失就毫无意义，只是向狼群投掷一片片的肉，使他们暂时不追上来，直到把马累死为止。”

西方报纸上的铜版画《日军的东线战争》。上图上描绘的是日军强渡鸭绿江进入辽东地区，上图下为鸭绿江江防之战。此后，清廷陆军几乎没一场战役是真正打赢的。

1895年初，大山岩军长指挥的日军第二军在山东半岛的荣成地区登陆。这是其第二师团在荣成龙须湾登陆时的情景。选择在这里登陆，日军大本营是经过周密策划的，因为这里海滩平坦，都是细沙，便于辎重上岸。

“文明战胜了野蛮”？

战争打赢了，第一个高兴的是福泽谕吉。听听他怎么说的：

我听到这一消息真是欣喜若狂。由于我军的开战而博得了胜利的大荣誉确实可喜可贺。我军的勇武再加上文明精锐的武器，打他的腐败国的腐败军队，胜败的结果本是明明白白的。恰似挥日本刀斩草无异，所向披靡，无可阻挡，原不足为怪，与预想的完全相同。

……最可喜的是日本军人果真勇武，文明的利器果真好用，绝非出于侥幸。日清战争就这样在世界面前展开，文明世界的公众到底如何看待？战争虽然发生在日清两国之间，而如果要问其根源，实在是努力于文明开化之进步的一方，与妨碍其进步的一方的战争，而绝不是两国之争。

……本来日本国人对支那人并无私怨，没有敌意，而欲作为世界上一国民在人类社会中进行普通的交往。但是，他们却冥顽不灵，不懂普通的道理，见到文明开化的进步不但不心悦诚服，反而妨碍进步，竟敢无法无天，对我表示反抗之意，所以不得已才发生了此战。

……也就是说，在日本的眼中，没有支那人也没有支那国，只以世界文明的进步为目的，凡是妨碍和反对这一目的的都要打倒。所以这不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事，可以看作一种宗教（信仰）之争……

……几千清兵无论如何都是无辜的人民，杀了他们是有点可怜，但他们不幸生在清国那样的腐败政府之下，对其悲惨命运也应有所觉悟。倘若支那人鉴于此次失败，领悟到文明的力量多么可畏，从而将400余州的腐云败雾荡涤一空，而迎来文明日新的曙光，付出一些代价也值，而且应当向文明的引导者日本国三叩九拜，感谢其恩。我希望支那人早早觉悟，痛改前非。

战争打输了，这时的李鸿章开始在日本的开国元勋、当时的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身上打主意。两个人在19世纪70年代就相互留下了深刻印象。李说：“该使（伊藤博文）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摹仿，实有治国之才。”伊藤博文后来在谈判期间说：“前在天津见李中堂之尊严，至今思之犹悸。”和别人比，伊藤博文算是半个鸽派，又和李有20年的私交和书信往来。据说日军之所以没有乘胜直捣京师，是因为伊藤博文估计，清廷如迅即垮台，列强会群起干涉，日本反会成为众矢之的。于是1894年11月19日，李鸿章让曾经和伊藤博文有一面之交的德籍洋员德璀琳携带照会及私函各一件去见伊藤博文。

不久德璀琳无功而返，伊藤博文倒是有点念旧情，无奈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极力反对，怕西洋人进来搅局。最后伊藤博文找了个使节手续不全的借口回绝了。

最后李鸿章出场了。1895年3月14日一大早，李鸿章乘德国商船公义号驶离天津，开始其赴日和谈的艰辛历程。

面值一万日元纸币上的福泽谕吉。福泽谕吉，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是日本觉醒的启蒙者。出生于大阪、倡导“脱亚入欧”的福泽谕吉告诉日本人，一个民族要崛起，有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灵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层面、经济层面的改变。这三个层面的顺序应该是先是心灵的改变，然后是政治体制的改变，最后才是经济的改变。他是带领民智半开的日本人出埃及的摩西。日本人以这样一位没有财权、没有行政权的秀才为使用率最高的纸币上的人物，说明日本毕竟比我们离现代文明近一些。

铜版画《迷信的中国人》。1876年上海英商修筑上海到吴淞间的一段小铁路，叫吴淞铁路，全长约14.5 公里。当时国人看见这个冒着黑烟、“呜呜”作响的怪物都不能接受，认为破坏了传统的宁静秩序，影响农作物生长和禽畜养殖。特别是8月3日一名行人被火车轧死后，民愤更加强烈，民众鸣锣聚众数百人将吴淞铁路公司办事处的家具等捣毁。清廷让李鸿章办理此事。李鸿章委派盛宣怀、朱其诏赴沪与英商谈判，最后以白银28.5万两将吴淞铁路赎回拆除。中国最早的铁路运营不到一年就这样夭折了。

大清乞和，满足了日人的虚荣心

李鸿章亲自到日本来乞和，为日本文人的“爱国主义情操”提供了炮弹。一位诗人用当时日本人喜爱的汉诗和汉字佐以汉韵写下了一首七绝：

四亿人中第一翁，败余来仰圣恩隆。
卑辞厚礼请和议，不似平生傲慢风。

1895年3月20日下午2时30分，双方全权大臣首次会谈。李鸿章和参议李经方、参赞罗丰禄、马建忠、伍廷芳以及日文翻译卢永铭和罗庚龄登岸，坐轿赴春帆楼。李鸿章在楼下略事休息，于3时5分步入楼上会议室。日方出席会议者亦七人，除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外，还有多人。

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寒暄数语后，即提出：“本日应办第一要事，系互换全权文凭。”李鸿章将其所带之黄绸包袱打开，从绘有黄龙图案的筒中取出敕书，连同其英文译本交给伊藤。伊藤亦打开锦袋，将敕书及其英译本交于李鸿章。李将日方敕书交卢永铭看，将英文译本交李经方、罗丰禄看。双方对敕书皆未提出意见。

伊藤博文问李鸿章，“此次贵国修好之心诚否？”李鸿章说：“我国若非诚心修好，必不派我；我无诚心讲和，亦不来此。”李鸿章还说：“此次战争，实获两个良好的结果：其一，证明欧洲式之陆海军组织及作战方法，并非白种之民所独擅，黄种之民亦可应用并取得成功；其二，贵国之长足进步，使我国从长夜之迷梦中觉醒，得益匪浅，此实为贵国促成其发奋图强，帮助其将来之进步。我曾审时度势，上疏论列，然未能如贵国之收到实效，殊以为憾。今我国人虽有多数怨恨贵国，而我对贵国反多感荷。缘我国有识之士，鉴于今日之大败，必有所觉悟。”

外交辞令后是实质性谈判，日方的停战要求是：要求大沽、天津、山海关等地的清军全部向日军缴械，天津至山海关铁路交日本军务官管理，且停战期间日本一切军费由中国承担。李鸿章听完罗丰禄的口译后，完全出乎意料，为之大惊失色，口中连呼：“过苛，过苛！”“贵方 所指之天津、大沽、山海关三地，实北京之咽喉，直隶之锁钥也。倘贵军占此等要地，我方则反主为客，岂不令人有宛如异国领土之感？”

李鸿章接着说 :“我为直隶总督，三处皆系直隶所辖，如此于我脸面有关。试问伊藤大人，设身处地，将何以为情？”“我两人忠心为国，亦须筹顾大局，中国素未准备与外国交争，所招新兵未经训练，今既到如此地步，中日系切近邻邦，岂能长此相争，久后必须和好。但欲和 好，须为中国预留体面地步，否则，我国上下伤心，即和亦难持久。”李说了半天伊藤只回答：“现在两国相争，中国忽然要求停战，对日军士气大有妨碍，所以要先占据险要之地作为抵押，才不会吃亏。”并且限三天内答复。

马关春帆楼位置图。马关春帆楼位于日本山口县的下关市。春帆楼以河豚菜为全日本第一号店。春帆楼这个名字是伊藤博文起的。伊藤博文想表达的是“春天之海的帆船”，故亲自题笔命名为“春帆楼”。

《马关条约》谈判签字时的老春帆楼，后为战火烧毁。据说当时谈判会场的候选地还有长崎、广岛等，不过，在临会前一周伊藤博文决定在“下关的春帆楼”。下关就是我们说的马关。

马关条约谈判地——春帆楼 春帆楼在日本当时海上通商要道口的马关，日本人叫下关，属于长州藩。这一带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主力军“长番人”的发源地。伊藤博文早期就在这里从事反幕府的“武装斗争”，春帆楼是他常去的地方，他的太太“梅子夫人”就是在这里喝“花酒”对上眼的艺伎。据说明治天皇和一些王公贵族，就爱吃马关春帆楼里的河豚。

这幅日本浮士绘的《春帆楼》画作几乎有着和《马关条约》一样长的历史。春帆楼所在地原来是个寺庙，日本庆应四年三月“神佛分离令”后成了废寺。后眼科医生藤野玄洋买下这个“方丈的痕迹”，明治十年在这里开了一家叫月波浪楼的医院。后来医生的妻子又在这里开了兼烹调的旅馆。

日本发行的马关谈判明信片。李鸿章的这张照片就是 1895 年在日本马关净土宗引接寺时拍摄的。照片上没有任何文字说明，怎么证明这是那时的照片呢？因为我们发现照片的背景是日式风格的屏风图案，而我们在马关李鸿章下榻的净土宗引接寺里发现了这个屏风。

左图　净土宗引接寺里陈列的屏风。屏风被当作珍贵文物用玻璃墙隔着，旁边有文字说明，说这是当年李鸿章谈判时用过的物品。

右图　李鸿章 1894 年的照片，与上面在马关的照片一比较，仅仅一年，李鸿章似乎老了十岁。马关的照片如同泄了气的皮球。“李大架子”已经散了架，人称“云中鹤”的他这时只是一个弯腰驼背的“病夫”。他整个人像塌了下来一样，没了脊梁骨。是啊，这一年，“平壤之败，痛哭流涕，彻夜不寐”，“旅顺失守，愤不欲生”，“李二先生”沦为“举国皆曰可杀”，人在马关还要听伊藤博文这个后生教训！

西方报刊上的李鸿章漫画，画中的伊藤博文指着条约说：“李中堂，今 天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全无商量！”

李鸿章当时使用的电报记录单。谈判期间日方早侦破中方密码，知道光绪帝的赔款底线。其实甲午战争期间，中国军队的调动，日军也是了如指掌。因为他们破获了清军的电报密码。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民间印刷的宣传品。依照日本民间被煽动起来的胃口，马关条约是根本不能满足其期望值的。在这里，画匠把战争中的每一个阶段都画上去了，画着画着便意淫起来——打到北京，降服清帝。这就是日本浪人向李鸿章开枪的原因——哪有胜仗打到一半，便谈和的？吊诡的是清国这里也一味地骂李鸿章卖国。其实当时的这一枪，是 开向天皇和伊藤博文这些“官家人”（日本人对文人的称呼）的。因为只有这些精英才知道胜利的一方要适可而止，否则会引起列强的干预，甚至清国全体臣民的反对。需要说明的是，日本人进了东北，从大量的实拍照片看，中国草民是漠不关心的。日军抱怨，当地人一拥而上推销豆腐给占领军。后发现日军士兵喜吃豆腐，便不断提高价格，让日军陷入了豆腐价格一日三调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才是符合国人特质的细节描写。

李鸿章老脸不要了

中日首轮谈判三日后，李、伊再次会谈。事毕，当李鸿章乘马车从春帆楼返回净土宗引接 寺途中，被日本浪人行刺，面门中枪，血流如注。李被刺的消息传出，国际上掀起谴责日本的 强大舆论，沙俄军队甚至公开进入东北地区。梁启超说：“或见血满袍服，言曰：此血所以报国 也。鸿章潸然曰：‘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其慷慨忠愤之气，君子敬之。”

李鸿章挨了一枪，陆奥给天皇的奏折上这样说：“我观察内外人心所向，认为如不乘此时 机采取善后措施，即有发生不测之危机，亦难预料。内外形势，已至不许继续交战的时机。若 李鸿章以负伤为借口，中途归国，对日本国民的行为痛加非难，巧诱欧美各国，要求它们再度 居中周旋，至少不难博得欧洲二三强国的同情。而在此时，如一度引出欧洲列强的干涉，我国 对中国的要求亦将陷于不得不大为让步的地步。”

由此，一颗子弹换来了日人无条件停火，此后谈判进入了关键的赔款数额之议。伊藤将 三万万两减为二万万两。李鸿章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再减，伊藤博文心中大怒。因为日方早侦 破中方密码，知道光绪帝的赔款底线。而这个李鸿章还在这里一分一分地为主子争。

下面将这一天两人的对话抄录在这里。对话胜过转述，最能了解当时的实情。

李说：赔款二万万两，数额过巨，实非今日我国所能承担。能否再减轻？

伊：如既已言明，本备忘录是在尽量予以减轻而后所拟定，实无再减余地，尚乞谅解。今后如战争继续，赔款数额将不止于此，贵国土地富饶，人民众多，富源广大无比。

李：即使我国富源广大，但尚未开发，毫无办法。

伊：贵国人多，超过四亿，比我国人口多出十倍，如欲开发富源，实轻而易举。

李：虽国大人多，无人杰可奈何！

伊：举步艰难之际，英雄辈出，至执掌国政者亦有之。即可用以开源。

李：（微笑）愿向我国政府建议，礼聘阁下为敝国宰相如何？

伊：敝人一身已献给我国天皇。如蒙陛下恩准，不拘何时，亦不拒绝为贵国竭尽微力。

李：今日我国实困难至极，希阁下给以充分同情与体谅。纵令现在得以订立讲和条约，赔款金额如此巨大，将立即为世人所知晓。外国之资本家将乘我国困难之机，贪图非常之高利，彼时，我国必将陷入更加困难之境地。

伊：关于此事，以敝人之地位不能进行任何谈论。

李：当然。但另方面，若订约即不可更变，否则我国将成为不履行条约之背约行为，必将再惹贵国以背约作为再开战端之理由。故在尚未发生此种不幸之前，不能不再乞阁下减轻所提条件。切望阁下斟酌我国情形，再加以考虑。

伊：条约一旦缔结，贵国则不能不认真履行。如贵国背约，我方不得已而将再次诉诸武力，当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李：正因为如此，敝人才不得不再请求阁下采取宽大措施，使条件减至今日我国可能履行之程度。

伊：此备忘录之条件，已充分体谅贵国情形，在可能减轻之限度内，业已减轻，因此不能允许再减轻分毫。

李：贵国为战胜者，我国为战败者。战胜者之要求，无论何等条件，败者亦必服从。但以如此苛刻条件指令我国，终非我国所能忍受。

伊：（立即严肃起来）敢问，阁下所言，可否解释为坚决拒绝本大臣所提出要求之意？

李：否，绝非如此。我国政府自不待言，本大臣亦求和心切，早为阁下所谅察。敝人只是坦率表达我国之情况而已。

伊：既如此，我方除备忘录所记述之事项外，丝毫也不能减轻。

李：其次，愿就土地问题一谈。历观欧洲各国交战，未有将占据之地要求全行割让者。以普法战争为例，德国所占领之法国疆土，虽非常广阔，而实际所提出之割让要求，却极为宽大。

今约内将奉天南部所占之地，要求全行割让，此外对未被占领之台湾亦要求割让，岂非已甚？

伊：否。其事例甚多，不可以普法之一例论之。

李：英法两国兵临北京城下时，彼等亦未要求割让寸地。

伊：彼另有意在，不可以彼例此。

李：即如营口而论，乃系通商口岸，东西南北货物云集之地，实为我国政府之一大财源。

贵国一面命我国负担苛重赔款，同时又夺取我之收入源泉，岂非过于残酷？

伊：是乃不得已之结果。

李：（边笑边说）譬如养子，既欲其长，又不喂乳，其子不死何待？

伊：（亦边笑边说）中国岂可与孩提并论。

李：台湾全岛，日兵尚未侵犯，何故强让？

伊：阁下似说未占领之土地即无要求割让之理，贵国何以将东西伯利亚割让给俄国？

李：将东西伯利亚割让与俄国，并非战争之结果。

伊：割取台湾，在和谈上亦为合理之要求。

李：台湾与黑龙江有霄壤之别，完全不能相比。黑龙江殆为化外之瘠土，人烟稀少，尚未施政。相反台湾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民亦服从王化，设官署置吏员，纯如本土。

伊：但在割占中国主权所及版图一点上，毫无不同之处，无须论及土地之肥瘠。

李：如此岂非轻我年耄，不知分别？

伊：中堂见问，不能不答。

李：总之，现讲三大端：二万万两为数甚巨，必请再减五千万；营口还请退出；台湾不能相让。

伊：如此，即当遣兵至台湾。

李：台地瘴气甚大，从前日兵在台，伤亡甚多。台民大都吸食鸦片烟，以避瘴气。

伊：但看我日后踞台，必禁鸦片。

李：台民吸烟，由来久矣。

伊：鸦片未出，台湾已有居民。倭国鸦片进口，禁令甚严，故无吸烟之人。

李：至为佩服。

谈判结束时，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握手告别，再次请求将赔款大幅减少。伊藤笑着摇头说：不能再减。遂散。

李鸿章将结果电告北京，不时就收到复电：“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4月17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正式签署《马关条约》。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和脸上的绷带，李鸿章回国了，他发现自己成了举国憎恨的“李二先生”。但是全体军机大臣在上奏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说过的“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这句话令李鸿章老泪纵横。七年后梁启超说：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以一人而敌一国”。

《马关条约》中日双方全权大臣签字影印件（日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