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母亲去世大约十五年后，父亲再婚了——那是他的第三次婚姻，当时我还不知情。就在他中风之前不久，也许他已经察觉到身体快要崩溃的信号，想立刻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他通过报纸上的广告选中了一位退休的德国洗衣女工，她叫安娜。我不知道是谁帮他做的翻译，但肯定有这么个人，卷入了父亲这件棘手的事。

安娜是个胖胖的女人，一头白发，脸庞面团一样，还有一双狡黠的小眼睛。她的第一任丈夫在战争中阵亡，第二任丈夫酗酒而死，现在她很自豪，能嫁给一位曾经的歌手，一位俄国艺术家。她甚至搬进了难民楼，用父亲的积蓄买了一间刷有白色耐磨清漆的卧室和一间整体厨房。我完全不知道父亲竟然这么有钱，显然，他从某个时候开始像德国人一样存钱了——一个对我来说全新而陌生的举动。如今，他身陷德国洗衣女工的家居梦想之中，从前那些他在德国赖以过活的物件都被当作大件垃圾清理掉了，只有他本人被留了下来。安娜跟他打情骂俏，唤他作科拉——他一定是在某个亲密时刻向她吐露了自己的俄语小名，柯里亚。她试着训练他在家里穿拖鞋，睡觉时穿睡衣而不是内衣，但在父亲面前，所有试图使他了解德国文化的努力都撞了墙。

婚礼半年后的一天，她一把扯掉父亲身上的毯子，愤怒地让我看他瘫痪的双腿。她抱怨道，父亲从没跟她在周日散过一次步，从没带她乘车去过“弗兰肯小瑞士”，也从来不吃她做的土豆团子和大理石蛋糕。她说话时，父亲永远只会茫然地看着她，因为他连德语都听不懂，一个洗衣妇的弗兰肯方言在他耳中必然像是外星人的声音。安娜辛苦工作了一辈子，盼望着至少在自己晚年时能享点福，也正因此对父亲失望透顶。他不仅证明了自己是个俄国野蛮人，而且很快证明了自己还是一个需要护理的病人，是生活压在她身上的新负担。她为了脱身想尽了一切办法，最终成功在几周内给他在养老院找了个床位。就这点而言，他的婚姻还是有意义的。多亏他的德国妻子，他得以在养老院寻到一份保障，尽管是以他的全部积蓄为代价。如果只靠自己他永远也做不到这点，也许就此在中风那晚跌倒的地方一睡不醒。

后来我很少再听到安娜的消息了。她在难民楼那个装有时髦新家具的家里又住了几年，一直盼望着这场错误姻缘能至少给她带来一点寡妇金，但她低估了他。他一直活着，而她早早死在了他前面，而且同样是在养老院。

自从搬出婚后居所，他的生存问题再次落入社会救济所的管辖范围。救济所征收了他的退休金，用于支付他在一间朴素教会机构的住宿费用，每月的数额大约相当于一辆二手小汽车的价格。此外，他每个月会收到九十马克左右的零用钱，其中一大部分花在了饮食上，因为他很抗拒德国疗养院的饭菜，就像抗拒他德国妻子的烹饪手艺一样。只要他还能走到街对面的超市，他就会给自己买些类似俄国食物的东西，像沙丁鱼、羊乳酪、辣椒和生酸菜，撒上胡椒粉，然后用油浸起来。直到后来，他日渐虚弱，再也去不了超市，只能屈服于德国饭菜，吃养老院里人人都吃的食物：美极酱油汤、纤维粗糙的肉类、煮过头的蔬菜、撒上酸黄瓜丁的火腿薄片，还有像硬纸板一样的黑面包加一小块来自黄油山[1]的黄油，从包装来看，早就过期了。

他的房间里陈设着上一个房客去世后无人认领的家具。那是画册中标准的廉价青少年房间。他从妻子安娜的小资产阶级家居梦，最终落到了养老院的一间中学生宿舍。在生命的尽头，他似乎一劳永逸地来到了异乡，不仅在空间上，也在时间上抵达了另一个尽头。

至少，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的房间里有了电话和电视。为了应对紧急情况，我先让人安装了电话，以便他在需要帮助时可以联系到我。当他的视力越来越差，无法再阅读时，我给他买了电视。出乎我的意料，他真的打开电视看了。他最喜欢看音乐节目和动物题材电影，也喜欢马戏团表演和有关神童的节目。无论如何，电视终于进入了他的生活，对他来说，那是一个无声的影像世界。

有时他会去听一场在养老院餐厅举行的民乐音乐会，有时他会站在门厅的鸟舍前，透过铁丝网跟鸟儿交谈，鸟儿看起来也在专心致志听他说话。也许他是在俄国学会的鸟语。他出生在卡梅申市一个小杂货店老板家中，长子，下面还有三个弟弟。他一定是在一栋简陋的小房子里长大的，房子既是店铺，又是住房，晚上点的是煤油灯，冬天睡在炉子边。

沙皇俄国的贵族大地主和商人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人民却穷苦不堪。在卡梅申，人们采集蘑菇和浆果，他们主要靠伏尔加河里的鱼生存，伏尔加河也被称为“伟大的母亲”。鱼是主要的食物，人们煮着吃，煎着吃，还会腌制或晒干后吃。到了冬天，人们就把白菜、黄瓜、西红柿和苹果放进木桶，存放在堆满冰或者雪的地窖中。

伏尔加河发源于莫斯科西北部的瓦尔代丘陵，流至俄罗斯南部的阿斯特拉罕后注入里海，是一条全长三千五百多公里的航运干道，也是整个俄国的神经中枢和主动脉。当时伏尔加河上还有纤夫，他们是居无定所的廉价劳动力，代表着单调乏味且超越人类极限的苦力，也象征着俄国人经受苦难的能力。一队背着纤绳的男人们奋力拉着木筏、货船和轮船逆流前行，远远就能听到他们有节奏地唱着苍凉的纤夫号子，以此相互鼓劲儿，统一步调。

小时候，我经常从父亲口中听到阿列克谢·马列西耶夫这个名字。这个人也来自卡梅申，是俄罗斯的传奇人物。他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双腿，然而，经过与身体残疾的长期顽强斗争，他重新回到了战斗机飞行员的岗位，并再次击落五架敌机。他累计参加过八十六次空战，包括库尔斯克会战，也就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之一——希特勒的堡垒计划。战后，阿列克谢·马列西耶夫的故事被写进书里，他也成为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创作的歌剧《真正的人》的原型。甚至有一颗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父亲总是谈论他的英雄事迹，就像他是他的好朋友或家人。

不过，他最爱谈起的还是有名的卡梅申西瓜。对父亲来说，那些西瓜一定裹藏了他童年时代、甚至整个人生中关于甜蜜的记忆。那时，人们会在膝盖上直接掰开一个瓜，然后把脸整个埋进鲜红多汁的瓜瓤里。据说，彼得一世视察这座城市时，对款待他的这种水果大为满意，以至于他下令用铜铸造一个西瓜，用来装饰市政大楼的尖顶。直到今天，卡梅申市还会庆祝西瓜节，人们装扮成西瓜的样子，开展西瓜大战，举办西瓜比赛，为该地最大最重的西瓜颁奖。

尽管当时的政治环境已经招致民怨沸腾，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抗沙俄统治下的社会不公，但父亲的童年仍然深受俄罗斯东正教教历的影响。当时多数儿童都是文盲，他却上了一所教会学校，还在教堂唱诗班中担任唱歌的男童，明亮清脆的男高音早早得到了训练。也许他的嗓音正是他能够上学的原因，因为俄罗斯教会常年为唱诗班招募好嗓子，对有歌唱才华的孩子照顾有加。显然，他在教堂的庇护下过得很惬意，因为他总是聊起各种基督教节日。

比如谢肉节，这是复活节前长长的大斋期开始之前庆祝的节日。人们挨家挨户拜访亲朋好友，请求他们宽恕自己在过去一年中犯下的过错。家家户户都可以吃到加了满满黄油的烤薄饼，为了和解，还会配上伏特加把酒言欢，因此，不少人在请罪结束后已经喝得酩酊大醉，回家时脚步踉跄。在接下来的大斋期中，人们要遵守严苛的饮食限制，能吃的食物仅限于荞麦糁，以及用为过冬储存的土豆、甜菜和腌黄瓜做成的素食沙拉。复活节是俄罗斯教会年历中最重要的节日。

与卡梅申庆祝的复活节之夜相比，小时候我在纽伦堡临时教堂中经历过的复活节弥撒只能算小巫见大巫。弥撒由约安神父主持，星期六晚上开始，一直到午夜之后。开始时，昏暗到几乎全黑的教堂中厅里响起长时间的祈祷和挽歌，整个中厅仿佛充斥着诅咒和无法慰藉的悲伤。接着，快到午夜时，人们围绕教堂列队游行，约安神父在队伍前面双手高举十字架，身旁两位执事举着圣像条幅并祈祷。外面寒冷而黑暗，沉睡中的德国街道上一场怪异的游行行进着，不独悲伤，恐惧也同样达到了顶峰，担心下一刻某扇窗户就会打开，我们会因喧嚣扰攘而遭到辱骂和驱赶。然而，我们还是重新回到教堂，迎接我们的是无数蜡烛发出的耀眼光芒。约安神父身着红金相间的长袍走进圣幛门，宣布道：“耶稣复活了。”我在父亲的指示下跟着教堂唱诗班一起高喊：“他真的复活了。”然后，所有人都互相亲吻了三次。

父亲总是说，对于卡梅申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次平时不可能实现的接近异性的机会。第二天清晨，趁着复活节还未过去，人们再次走亲访友，祝福彼此节日快乐。一切都与谢肉节的程序相同，只不过他们现在洁净了，无罪了，被耶稣救赎了——为此当然也要豪饮伏特加庆祝。他们还会看望在沙皇监狱中受苦的囚犯，给他们带去供奉过的鸡蛋和复活节面包。

接下来是圣灵降临节，女孩们穿上色彩鲜艳的萨拉凡[2]，头戴花环。人们用白桦树枝装饰门廊和房间，在地面上铺满鲜草，直到这一周结束。我记得这种习俗我们曾遵循过一次，那时父母可能仍然试图在难民楼中打造一个微型俄国之类的世界。根据儒略历，在圣灵降临节首日前夕，我们带着麻袋出门，沿着河漫滩拔草，然后把草带回家撒在厨房里。父母允许妹妹和我在草上赤脚嬉戏，一整夜家里都散发着新割过的草坪的味道。然而，第二天，他们就不知因为什么而生气地吵了起来，草又被清理掉了。

在卡梅申，圣灵降临节也是游泳季的开始。父亲在伏尔加河里成长为一个无所畏惧的游泳健将，后来在德国，他也总是扎进洪流中游泳。在俄国，人们主要在河里游泳，温暖的夏日傍晚，人们会聚在岸边一起喝酒，喝到神志不清后扎进河水里降温。这一定也是俄国有如此多人溺亡的原因。溺水身亡是俄国文学中的有名题材之一，无数诗歌、曲目和短篇小说都写过溺水者及其恐怖的出场方式——例如普希金有一首著名的诗中提到，孩子们用渔网把一具溺水死尸拉到了岸上。[3]毫无疑问，母亲从小就熟悉这种题材，也许这也促使她选择了溺水作为自杀方式，更何况在家门外就有一条河。

1900年，父亲出生的那一年，里尔克与莎乐美一同访问了俄国，此行对里尔克来说成为一次觉醒事件。他在一篇题为《俄国艺术》的文章中写道：

东方这片辽阔的大地，唯一一个上帝仍与人间联结的国度，至今仍是殉难者的年代。邻近的文化在狂热发展，它自己也气息尚存，但却在缓慢而犹疑不决中前行。西方世界……似乎在顷刻之间便兴发起来，而在西方周围，在留里克王朝，上帝创世的第一天仍在继续。

里尔克似乎丝毫未察觉到当时在俄国已有明显征兆的历史剧变，也没有察觉到飓风般激烈的事态发展，几乎一夜之间，父亲的世界被摧毁了。在此之前，父亲十二三岁时，他的父母已经在一场伤寒瘟疫中去世，剩下他与三个弟弟相依为命，从那时起他就扛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为了不让弟弟们和自己饿死，他卖掉父母的小房子，换得了一袋面粉。

到这里，父亲的人生故事总是出现断点——仿佛在那之后再也没有发生任何事，仿佛这里就是故事的结局。我从来不知道，那袋面粉吃完之后发生了什么，他和三个弟弟之后是如何继续生活的。是某个亲戚收养了他们，还是他们去了孤儿院，又或者他们加入了臭名昭著的俄国流浪儿大军？特别是十月革命之后，俄国有大批儿童流落街头，在全国各地流浪。十月革命、沙俄覆灭、苏俄内战、日复一日的枪林弹雨和烧杀抢掠，他是如何应对这一切的？还有1921年的苏俄大饥荒，当时强制农业集体化害死了数百万人，活着的人甚至没有力气掩埋遍地饿殍。在斯大林上台后的“大恐怖”时期，在大清洗期间，无数人在晚上被带走，再也没有回来，那时他在哪里？在后来的德国侵略战争中，他又是怎么幸存下来的？根据最新统计，在这场战争中，总计有三千万苏联公民遇害。

从父亲的话中可以推断出的是，他从未上过前线。那么他是如何设法逃脱兵役这一首要爱国义务的？是当时四十三岁的他已经超龄，还是他因为健康原因得到豁免，又或者是其他岗位缺他不可？他又是如何恰好在1936年大清洗高峰时抵达乌克兰南部的？他是为了躲避危险才逃往偏远的亚速海港口小城马里乌波尔的吗？是因为害怕遭到报复吗？他又是从哪里逃走的呢，是从卡梅申，还是那时他已经生活在辽阔苏联大地的其他地区了？他是如何与出身完全不同的母亲相遇的？是什么把他这样一个平民出身的男人，与一个来自受迫害的乌克兰贵族和意大利富商家族，且比他年轻二十岁、美貌惊人、又有几分脆弱的女孩联系在了一起？最终他又是如何跟这个女人一同抵达德国的？他是自愿报名成为劳工，还是和妻子一起被强制驱逐出境的？

对于这一切，我一无所知。我从不敢触碰他的沉默，这沉默无疑来自那个时代。当时在苏联，说话本身就是一种危险，不小心说错一句话可能就会掉脑袋，渐渐地，沉默在俄国变得愈加平常，融入了人们待人接物的方式和日常生活的习惯之中。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我自己是在双重沉默中长大的：来自俄国父母和德国环境的双重沉默。我的父母跟德国人对不同的事情保持着沉默，所以生活中存在两种我不得而知的真相，我只能感觉到那些没说出口或不可言说的话，时时处处，好似穿不透的浓雾，又像空气中的氮气，被我不断吸入体内。

当我每隔一周去养老院探望父亲时，我们会谈论天气和他的病情，或者玩多米诺骨牌。中风后，烟草对他来说成了禁忌，但跟我在一起时，尽管一抽烟就咳嗽，他还是会兴致勃勃地抽上一根我自制的卷烟。我不知道对他来说，除了这支烟以外，我的探访是否还有其他意义，还是更多是一种打扰，因为他早就不习惯与人交往了。仇恨与怜悯在我体内交织——我恨自己童年和青年时代的父亲，又怜悯现在这个孤独、患病的老人。从始至终，我的生活都未能挣脱他。过去，他用暴力将我禁锢在身边，现在，他则用自己的痛苦和无助把我锁住，这比他过去的强行占有更让人难以反抗。

有一天，我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当时，父亲拄着拐杖，拖着蹒跚碎步去了洗手间，我无意中拿起放在桌上的洗衣簿，并在封底瞥见了一个父亲手写的莫斯科地址。上面没有收件人的名字，但门牌号表明这是一个家庭住址。这个地址最引人注意的地方在于，父亲把它记在了一个如此不合时宜的地方。他和俄罗斯还有秘密联系吗？虽然感觉不可思议，但我还是迅速把地址抄在便笺上，塞进了手提包。

注释：

[1]指西欧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2007年由于政府干预而持续过量生产黄油的现象。20世纪50年代，由于农业产品产量不足，政府出台补贴政策，使农民能够以国家保证的收购价格出售大部分产品，该政策导致谷物、牲畜、牛奶和黄油等产量猛增，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产量超过需求。类似现象也被形容为粮食山、牛肉山、牛奶湖等。——译者注

[2]俄罗斯传统服饰，款式多为无袖宽松连衣裙。——译者注

[3]出自普希金《溺死鬼》：一群孩子往茅屋里跑，/慌慌张张地喊父亲：/阿爸！阿爸！我们的网啊，/从河里拉起来一个死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