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从父亲的洗衣簿上抄下来的莫斯科地址都被遗忘了。后来发生的事情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也让我把一切都置之脑后。我曾担任口译员许多年，也去过莫斯科许多次，但除了这座城市中的各个部委、展览馆和国际旅行社酒店[1]，我几乎没有踏足过其他地方。对我而言，俄罗斯已经变成一个与我父母以及我本人都没有联系的工作国度，变成了一个陌生又难以理解的星球。

有一天，我遇到了谢尔盖，一名俄罗斯作家，也见识到了一个一直隐藏在阴沉平淡的表象下的莫斯科。一个矛盾、精神、人文、幽默和诗意交织的世界在我面前展露。过去我曾如此憎恶自己身上俄罗斯的那一面，现在它却变成了一种揭示，变成了我在德国从未找到的家园。长久以来，我总是逃避与俄罗斯有关的一切，现在我却来到这里，并意识到我的想象与现实大相径庭。我的出身和人生整个被重新定义，我也不再知道自己是谁。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仿佛成了混乱的钟摆，在俄罗斯和德国之间摇摆，又如同陷入一场拉力试验，在两个互不相容的世界中挣扎。

直到谢尔盖替我做了决定。这个大我十五岁的男人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通过让我成为作家遗孀来助我在俄罗斯文坛获得令人钦羡的地位。他在我们婚礼前一周去世了，差一点就实现了这个目标。他可能患病已久，而病情来势汹汹，一夜之间便压垮了他。于是，这位俄罗斯巨匠又把我“吐”了出来，就好像我是他不小心吸入口中的昆虫。带着谢尔盖坟墓上的一抔土，还有一张莫斯科婚姻登记处发给我们用于购买婚戒和两套床品的配给证，我回到了德国。就此，俄罗斯于我而言成了一座坟墓。

葬礼上，我遇到了谢尔盖以前的同学娜佳。在作家协会举办的追悼会上，她明媚的身影如天使一般，在我无法离开俄罗斯的日子里一直陪伴着我。回到德国后，我靠着她的信件活了下来，这些信件仿佛是她代替谢尔盖为我而写，就像经过他的手，带着他的呼吸，带我回到了俄罗斯鲜活生动的地方。

谢尔盖去世一年后，我才再次登上飞往莫斯科的飞机，去探望娜佳。她的公寓位于一栋高楼的十三层，我睡在其中一个堆满书籍的小房间里，与我共享空间的不仅有诸位俄罗斯诗人，还有一架三角钢琴，娜佳会抚琴弹奏舒伯特的即兴曲。我背靠着钢琴睡在沙发上，而那些无法入眠的时刻，我总能感到钢琴内部仿佛有一股美妙的天体音乐涌入我的身体。

巧合的是，那张抄写了父亲洗衣簿上地址的纸条被我遗忘多年，却在此次拜访娜佳期间再次出现在我手边。这些年来，它一直默默躺在我钱包的侧面夹层中，纸张已经有些老化，但文字依然清晰可辨。娜佳知道纸条上提到的那个城区，那是外围的巨大卫星城镇之一，仍以过去坐落在这里的村庄命名。父亲在俄国生活时，这个莫斯科的卫星城尚不存在，他与这个地址之间能有什么关系？

娜佳和我打车去了那个偏远的城区。由于父亲没有写下住在这个地址的人是谁，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人。我抄下的那条街道似乎也不存在，至少出租车司机找不到。他多次摇下窗户询问路人，但每个人都耸了耸肩。我明白了：这只是父亲写下的一份毫无意义、令人困惑的记录，可能是他从爱国主义报纸上抄下来的。我想打道回府，但身为记者的娜佳不愿轻易放弃。我们付了车费，下车徒步寻找。

以前我从未来过这样的地方。放眼望去尽是住宅楼，一座座混凝土塔高耸天际，九月的天空依然压抑，仿佛浸润了有害排放物的化学纸浆，伴着硫黄燃烧的焦味笼罩在城市上空。成千上万配备中央供暖和热水的蜂窝房里，居住着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中备受赞誉、英勇自由而幸福的人民，他们就蜗居在大都市边缘这些工业化的批量住宅中。在这里，我只感到阵阵凄凉。

在莫斯科，我早已习惯了引人注目。俄罗斯人可以一眼分辨出谁是西方游客，这种区别不仅在于穿着打扮，或是不同的发型、现代新式的眼镜、漂亮的假牙以及言行举止，还在于某些不可言说的东西，仿佛连新陈代谢和内部结构都不同。在这座偏远的卫星城里，一个来自西方的外国人自然是稀有面孔。就连娜佳在这里看起来都像是异类。她是典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代表，学识广博，善于反讽，又带有纤弱而自然的美。走路时，她的头发常会掉下一缕，又被她轻盈地卷回米色灌木丛般浓密的秀发中。

终于，一位老人在交谈中向我们解释清楚了，我们要找的那条街道早已改名，它以前的名字听起来更像是温暖的瓷砖壁炉，而不是板式建筑住宅区。现在，它改了一个与这个地方相匹配的名字。那时我便确定我们找错了线索——一阵眩晕感向我袭来。在新的地址我会遇见谁？那里会有父亲和我的亲戚吗？而且偏偏在这里，在这片遍布苏联无产阶级的丛林？面对娜佳，我有些尴尬，仿佛自己是个伪君子，悄悄进入了一个与她相距甚远的俄国社会阶层，而事实上娜佳才应该扎根在我脚下的这片土地。

我们来到了那条可疑的街道。在这里，几栋新建筑已经初显衰败的迹象，显然它们比其他房屋的建造时间更早。破败的凉廊上蔓生着四季豆、番茄和莳萝，围着头巾的老妇人们坐在院子里的木椅上闲聊，身后是高大的混凝土塔——几乎是一幅社会主义未来世界中的乡村画面。

我们花了一段时间才找到我记下的那个门牌号码。虽然它可能也随着街道名称一起发生了变化，但我们决定还是按照现有的号码去寻找。一部吱呀作响、臭气熏天的电梯带我们来到了十层。我的太阳穴突突直跳。潘多拉魔盒会在几分钟之后打开吗？揭晓我生命真相的时刻现在就要到来了吗？

我们按下了931室的门铃。无人应答。娜佳按了三次、四次，依然没有任何回应。漆成灰色的大门上只有一只猫眼瞪着我们。我们试着敲了这层的其他四扇房门，又下了一层楼，把楼下的所有门铃按了一遍——什么也没敲开。我的手表显示，此刻刚过晚上六点：这个时间点，一栋公寓楼的整整两层住户竟无一人在家，这怎么可能？这里究竟有没有人住，还是我们来到了鬼屋？突然，一切都变得不真实起来。无人应答的房门，死寂的猫眼，无声又无人的楼梯间，更名的街道……只有楼梯间里垃圾管道散发出的恶臭还是那么真实，让人心安。

我们又下了一层楼，几乎不抱希望地再次按下一家门铃。这次有了响动。门内传来一阵沉重而迟缓的声音。门开了，一个矮小笨重、拄着双拐的女人出现在我们面前。她的上半身和下半身如此不对称，看起来仿佛身体由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头上的假发就像戴了一顶漆黑发亮的头巾式女帽。出人意料的是，她的声音明亮而清晰，也正是这个声音突然叫出了我的娘家姓。“来吧，进来吧。”她说道。她做出邀请的姿势，领我们来到一个小房间的窗户旁，用一根拐杖指向窗外。“您看对面门诊部台阶上的那个女人，那是鲍里斯的妻子卡佳。她在那儿当门卫，这样除了领退休金还能再赚些钱，您看到了吗？”

我望过去。就是那种我在外面长椅上见过的老太太，这样的身影在莫斯科随处可见。她们的形象千篇一律，清一色的矮小干瘪，或者只是看上去老态。她们身穿灰色工作服，冬天也会套在大衣外面，戴着头巾，夏天也不摘，就像和头发长在了一起。城市中到处都可以看见她们清扫街道的身影，她们手持短柄扫帚，扫过莫斯科的人行道、大马路、大大小小的广场、火车站、桥梁和地下通道，清扫着整个苏联首都。或者，她们蜷缩在肮脏的建筑角落，当着电梯操作员、公厕清洁工、门卫或者看守员，冬天裹着厚厚的羊毛披肩，脚穿毡靴，有时还会靠着仅剩最后一根加热丝的取暖器取暖。她们在街上把蘑菇或森林浆果摊在脚边的手帕上售卖，或是站在各个墓地和火车站前，向路人兜售细细的铃兰或紫菀花束。她们是俄罗斯最后一群女性祈祷者，跪在最后一批还在“运行”的教堂中，或者双膝跪地，或者在胸前画着十字，从一个圣像走到另一个圣像。每当看到她们，我眼前就会浮现出那些在战争中阵亡的丈夫和儿子们，在营地中被枪杀和虐待致死的姐妹和女儿们，一座座村庄和茅舍，伏尔加河，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以及十月革命，那场席卷数百年、摧毁一切的末日风暴。我还看见瘟疫和饥荒，那栋被父亲卖掉换得一袋面粉的房子，还有俄国街头流浪儿童，为了避免冻死，他们晚上会睡在沥青锅炉里。在莫斯科，没有什么比这些老妇人的面孔更能让我了解俄国了，她们的脸庞如同朽木的树皮，埋藏了一切。

现在我得知，其中一人和父亲同姓，是我的亲戚。显然，我找到了父亲的三个弟弟之一，鲍里斯，他娶了一位叫卡佳的女人，住在莫斯科郊区的卫星城。父亲为何要把他的地址藏在洗衣簿里，为何要对我隐瞒他仍与弟弟有联系这件事？

这位名叫卡佳的女人坐在门诊部的台阶上，靠看大门赚些退休金之外的钱。在这座巨型建筑物的衬托下，她渺小得如同蚂蚁一般。我们走近时，我察觉到她脸上那种莫斯科服务人员特有的冷淡表情。她同所有俄国老妇人一样又瘦又小，身穿白色工作服，头戴白色头巾，脸色苍白得如同身上的尼龙罩衫，一条爆裂血管形状的青紫色纹路横穿过她的脸颊。她用不友好的眼神表明，门诊部并不欢迎我们两个陌生人进入。她不曾预料到，我们不是要去门诊部，而是来找她的，也不曾预料到，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来自联邦德国的侄女。

作为曾经德国人手下的强制劳工，父亲在战争结束后留在德国，定居在了那个资本主义异国，即使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末期，他这样的人仍被视为卖国贼、叛国者。在一个罪责株连的国家，与他有亲属关系的人都不会得到好处。从一开始他就警告我不要去苏联，但在这里，我周围总是安静得出奇，从没有人盘问过我什么问题，就连我名义上应该住在酒店，而实际上却住在谢尔盖的公寓里长达数月这件事，也无人过问。父亲从未开口，但我多次毫发无损地回到德国，这个事实一定会让像他这样的反苏维埃人士起疑，怀疑我与克格勃有秘密联络。

这种背景之下，卡佳不愿同我交谈并不奇怪。在我向她做了自我介绍，并询问她的丈夫是否有一个住在联邦德国、名叫尼古拉的哥哥，她的封闭土崩瓦解，面露惊骇，这神色无疑是对我问题的明确回答。“我什么都不知道，”她一边摆手一边不断重复，“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在一张纸条上潦草写下我的名字和娜佳在莫斯科的电话号码，而她连这个也不愿收下。尽管如此，我还是趁她不注意悄悄把纸条塞到了她身上。

这次娜佳和我没能找到廉价的莫斯科出租车，我们乘地铁返回的。我周遭的一切都地动山摇。父亲是如何做到在德国找到他弟弟住址的？他怎么可能在苏联首都庞大的蜂窝房系统中精确定位到一扇具体的家门？为什么我从来不知道这扇门的存在？父亲对我隐瞒了什么？我一生都靠幻想填补自己身世中的空白，现在现实帮我补上了这个空缺。叶丽莎维塔·斯科布佐娃[2]的诗句不禁浮现在我脑海：

在这所恐怖之屋，

我身陷无形、

永恒的枷锁，

却将感到振奋与慰藉，

在被烟熏黑的角落，

迷醉、贫穷、远离光明，

我的人民生命中没有罪孽，

亦无上帝和主人。

我现在已经来到这些人民之中了吗？娜塔莉亚·戈尔巴涅夫斯卡娅[3]的诗被禁止出现在苏联，她指的是如今这些生活在现代化板式住宅中的俄罗斯人民吗？我是这个群体的后代吗？我真的想找到自己的出身吗？我一生都过着浮萍一般的生活，已经习惯于此，不知自己是否还要寻根。

回到城里，我和娜佳挽着手走在特维尔大街上，花楸树的红色果实在暮色中闪烁着微光。这种果实一年前我夜里出门摘过，第二天放进了谢尔盖的棺木中。那阵子我又开始用俄语思考，做梦也是俄语。那时已经十一月了，返回德国之前，我去火葬场取回他的骨灰盒，开车载着它去了沃斯特里亚科夫斯科耶公墓。穿行在寒冷而雾气蒙蒙的墓地，我突然想起自己完全忘记了取消婚姻登记处的预约。我们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收集各种文件，一次又一次在荒唐的卡夫卡式官僚制中绝望，对人们翘首以盼的婚姻加以阻挠就是它存在的意义，然后，当我们终于凑齐了所有文件，却根本没出现在婚礼仪式上。也许有人给我们打过几通电话，最后只好请下一对等候的情侣进入婚礼室。

穿过墓地的时候，我听见骨灰盒里有什么东西咯咯作响。我在想是不是那个相框吊坠，一件不值钱的首饰，我在葬礼上把它从颈间扯下，当作自己的象征跟花楸果一起放进了棺木中。我很诧异它竟然没被偷走，就连坟墓中的鲜花都不见了踪影。与我交谈的一位墓地工人用铁锹在谢尔盖父母干硬的坟土中挖了一个洞。我把装有骨灰的陶罐放进洞中，捧起土盖住洞口，把它压实。此刻，天空下起了初雪，雪花薄如蝉翼，洋洋洒洒。

当天晚上，叔叔鲍里斯还是给我打了电话。他立刻明白了我是他哥哥的女儿，邀请我去家里做客。他一定是个勇敢的人——一名苏联公民未经许可在家中接待西方国家的客人，势必会遭遇麻烦。两天后，当我再次踏入那个已经熟悉的家门时，我还是四下张望，因为担心街区监察员[4]的目光会尾随着我。

漆成灰色的房门又一次打开，这次站在门后的是一个男人，看他的长相，显然就是我父亲的弟弟。他们看起来一模一样，中等身高，身形瘦弱，只不过他有一双温暖的蓝色眼睛，脸上还有笑纹。他穿着草绿色衬衫，戴着圆形黑框眼镜。所有这些都是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量到的，因为在生平第一次拜访亲人的路上，我的肠胃突然翻江倒海。当我手里拿着一瓶从外汇商店买来的可笑的克里米亚香槟，乘电梯去往十层时，我已经预料到了最坏的情况，那就是我人还在门口，就不得不向叔叔问出第一个问题：洗手间在哪儿。尽管非我本意，我还是用最尴尬的方式让他知道了这次相见多令我激动。

上过洗手间后，肠胃里的动静瞬间消停了下来。我在叔叔对面坐下，房间整理得一尘不染，墙上贴着流行的苏联巴洛克风格壁纸。他的妻子卡佳没在家，她把空间留给了丈夫和他那从天而降的侄女，坐车去了位于同一城区的妹妹家。桌上放着一锅煎土豆配熏肉和洋葱，一小盘切成薄片的萨拉米香肠，一碗西梅，还有黑面包和一瓶伏特加——在苏联，这应该是一餐盛宴了。为了买萨拉米香肠和西梅，卡佳或她丈夫可能排了很长时间的队。

我了解到，父亲早在六十年代就通过叔叔的公司找到了他。因为叔叔战前就在那里工作，所以父亲知道这个地址。他们之间断断续续联络了好些年，不过现在已经结束了。叔叔知道我和妹妹的存在，但他不知道我经常往来莫斯科已经很多年，甚至在那生活了一段时间。同样令他惊讶的是，我对父亲与他的联系一无所知，还在没有父亲帮助的情况下找到了他。

他向我保证，他从未因与父亲的联络而遇到麻烦。恰恰相反，他先是被提升为公司的领班，后来又升为工长。起初，他们跟两个儿子在公共公寓[5]住了很长时间，早上还要排队上洗手间，后来终于分到了自己的公寓。当我猜想两位老人住在这么小的房间会颇为不便时，叔叔似乎还为他这所配备独立厨房和浴室的现代化住宅而自豪。他向我承认，他有一个儿子是个酒鬼加废物。另外一个则读了一所精英学校，会说五种外语，还在外交部担任口译员。

我很惊讶。一名经常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外交部口译员，毫无疑问会受到克格勃监视。一个像我这样的堂妹是他绝对承受不起的，更别提作为访客出现在他父亲家中了。本来我也好奇了好一会儿，我究竟来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在我对面的电视机上摆放着一座列宁石膏半身像——一个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量产劣质艺术品，摆放它是每个爱国苏联家庭的义务，但在这个家，这项义务的完成度远远超额了。电视后面的墙上挂着装裱起来的斯大林肖像，那位笑容和善、留着大胡子的苏联大元帅、人民之友，他在这个家显然是守护神一般的存在。即便是最保守的苏联公民也早在几十年前就摘下了家中的斯大林肖像。我的叔叔是那种渴望回到旧时代的斯大林拥趸吗？这如何与父亲这名坚定的斯大林仇恨者的世界观相符？

从我记事起，这种仇恨就占据了父亲的身心，似乎这就是他活着的意义，他最大的热情所在，他没有一天停止发泄过，直到现在，我仍然能从他日渐衰弱的呼吸中感受到。有时我在想，这种仇恨正是阻碍他死去的力量源泉，尽管他已满身病痛，年老体衰，恨依然无情地支撑着他活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弟弟鲍里斯一定是他天敌一般的存在。又或者，电视机上方的肖像画根本不代表信仰？它之所以还在墙上挂着，也许是因为叔叔从某个时刻起不再紧追时代潮流，也停止了更换墙上规定的肖像画？

据叔叔说，父亲的另外两个弟弟都已去世。其中一人是红军高级军官，战争结束后立刻被枪决了——这是不少被斯大林指控在战争中叛逃或犯错的军官的命运。另一个很早就沉迷酒精，从未成家，死在了一家养老院。在苏联，大多数老人与自己的孩子或其他亲人一起生活，养老院则是类似疗养院的地方，到那去的只有孤身一人或出于某种原因退出代际契约[6]的老人。在那里，老人们会由于极度缺乏营养和护理而慢慢死去。父亲的那位弟弟从养老院的窗户跳了下去，自己结束了这场折磨。

叔叔起身，从抽屉里拿出一叠信递给我。我认出了信封上父亲的字迹，他的字规整有力，背面还有我们过去在难民楼的住址。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此刻，我终于要第一次走进父亲的内心，了解他那些我曾经一无所知的想法和感受了吗？然而，即使在写给弟弟的信中，我仍然看不透他。信中只有一些无关紧要、内容空洞的话，关于天气的消息，以及生日和节日祝福。父亲只在一封信中追忆了很多，并为德国大唱赞歌，声称苏联宣传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群众陷入贫困这件事与事实截然相反。

一切都令我越来越费解。父亲不知道他的这些言论会让自己的弟弟陷于危险吗？多年来，叔叔怎么可能如此畅通无阻地与一个叛国还歌颂敌国生活的哥哥联系？叔叔不仅没被禁止这样做，甚至得到了资助，他的儿子被允许在一所精英学校读书，并被录取为外交部工作人员。所有这些说明了什么？叔叔是一个如此忠诚、热忱的苏维埃政权仆人吗，以至于可以放心地让他与敌人接触？又或者，这些通信之所以得到批准，只是为了暗中监视父亲？

我继续读下去，看到了妹妹的名字。这里提到的不是她本人，而是我父亲的母亲。父亲以他母亲的名字命名了小女儿。他是遵循俄国惯例，还是出于对母亲的爱才选择了这个名字？也许在无限长的一段时间之前，他曾经真正爱过某个人？这个女人在伏尔加河畔的卡梅申嫁给了一个叫雅科夫的男人，生下四个儿子，年纪轻轻便与丈夫同时死于斑疹伤寒。会是她吗？我从未意识到过，我还有两位祖母。而今，其中一人仅以命名的形式存在着。妹妹知道自己继承了谁的名字吗？

在这叠信件的最底部，是父亲写的第一封信，信中他告知弟弟，自己的妻子在河里游泳时溺水身亡。他称她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纯洁女孩”，他们在战争期间相识于马里乌波尔。关于他逃亡或被驱逐至德国的事，信中只字未提，但是第一次，我看见了他眼中的母亲。他笔下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纯洁女孩”是什么意思？这种纯洁，与他曾经在我身上坚决守护，同时又想据为己有，以便其他人无法得到的，是同一种吗？纯洁的年轻女性是他的嗜好所在吗？这便是他与小自己二十岁的母亲结婚的秘密吗？起初他对她展开攻势，然而，激情消退过后，她就变成了他的负担，为了让我那纯洁、弱小、不安又绝望的母亲活下去，身处异乡、自己尚且一筹莫展的父亲必须每天把她带在身边。她的投河，是不是终究还是帮了他一把？又或者，父亲太分裂了，他可能真的认为母亲是在享受夏日游泳时溺水身亡？他之所以会称赞德国，可能是因为有一部分的他不仅对妻子的自杀毫不知情，而且对强制劳动、集中营和自己作为斯拉夫人的低人一等，对贫穷、对生存问题的持续担忧和在德国养老院的孤独感通通一无所知？

叔叔再次起身，从抽屉里翻出一张明信片大小的照片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没看懂——这是一张老旧的黑白照片，上面是年轻的一家人。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过来，诧异自己竟没有早想到这一点。我曾想象过关于父亲在苏联那段过去的种种可能，包括最不可能、最离奇的那些，但有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我却从未想到过：一个四十四岁结婚的男人，可能并不是人生中第一次结婚。尤其是在苏联这个人人都早婚的地方，往往还是半大孩子时人们就步入了婚姻，哪怕只是为了拥有自己的公寓，或者在双方父母狭小的公寓里至少有一个共同的栖身之处，一个情爱场所，否则他们能去的地方只有城市的公园里或昏暗的门廊下。人们结婚，生子，离婚又再婚，仅仅是因为艰难的日常生活令人难以独自应对。

但我从未在父亲身上看到这些。在我看来，他一直像一棵独木，离群索居，尽管也许是来到德国后他才变成这样的。小时候，我对自己的父亲不仅是俄国人，而且还如此年老这件事感到羞耻。有时我会对外讲他是我的祖父。

在照片中，我看到了他和他的第一任妻子，叔叔告诉我她是犹太人，还有他的前两个孩子。我认出了他，却又好像认不出：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年轻男人，面容阳刚，身形瘦削而有力。他跷着腿笔直地坐在凳子上，脚蹬一双时髦的纽扣靴，头戴一顶漂亮的小圆帽。他的样子看起来有些鲁莽，我可以想象他努力工作来维持生计，而且很会跳舞。一名颇有魅力的俄国年轻男子，如果有一把手风琴，他就能演奏肖斯塔科维奇那首著名的华尔兹《在满洲的山岗上》[7]。

他身旁的架子上坐着一个脸红扑扑、胖嘟嘟的小女孩，头戴一朵大大的俄式蝴蝶结，母亲以前也总给我系上一朵。架子另一侧站着一个年轻女人，一头深色头发，别有风情，深色眼眸中露出一抹有些羞涩的浅浅笑意。她手边是一个六岁左右的男孩，穿着一身儿童水兵服，手提花篮。

我看着这张照片，想不通它意味着什么：我的母亲不是父亲的第一任妻子，我也不是他的第一个孩子，而是第三个。我在嫉妒吗？我在意自己是不是父亲的长女，是不是他唯一家庭的成员吗？还有另一个疑问在我心中升起：他是因为在战争期间遇见了我母亲所以才离开了当时的妻子和孩子吗？当德国人在乌克兰大肆屠杀犹太人的时候？当毒气车驰骋在大街小巷，两天之内，三万三千多名犹太人被驱赶至娘子谷[8]后被开枪射杀，平均每小时超过六百人死亡的时候？他是在此时与一个小自己二十岁的女人一起前往屠杀者的国度吗？这就是父亲的秘密和他沉默的中心吗？又或者，是我带着可怖的怀疑冤枉了他？当他四十三岁那年在马里乌波尔遇见我母亲时，他的第一段婚姻是不是早已结束？

显然叔叔知道答案，但他沉默不语。在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对父亲的苏联生活一无所知后，他似乎有些后悔给我看了这张照片。“如果你父亲什么都没告诉你，”他说道，“那么我也不能告诉你任何事。”第一次，我对面坐着一个可以照亮重重疑问暗影的人，他却不愿开口。我几乎乞求着叔叔，几乎落下泪来，但他不为所动，坚定站在自己兄长一边。因为过去我不曾了解，所以现在我也无权知晓。父亲的沉默如同水面上的波纹一样扩散开去，一直延伸到了这间莫斯科的俄式小屋。

突然，响起的门铃声打破了尴尬的局面。我本想认识一下那位“废物”，也就是叔叔那个失败的儿子，出现的却是模范儿子维塔利。他约莫与我同龄。让我感到有些恐怖的是，我们两人在彼此不认识的情况下竟都从事着口译工作。不过，作为堂弟的同行，我难以望其项背。他不仅说着一口几乎没有口音的德语，还精通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和阿拉伯语。一个语言天才，通晓多种语言的人，是与我们的两位父亲完全不同的俄罗斯人种。作为罗名制[9]中的一员，他走遍了半个地球，魅力非凡，举止优雅，身上穿着一套寻遍莫斯科都买不到的西服。不过，在他身上仍可看到苏联男人的影子，一个出身寒微向上攀爬的人，他已经超越了自己。外交部知道他的伯父是什么人吗？他是暗中前来，还是在上级批准下与我这个叛徒的女儿会面？

除了一大盒“灵感”牌夹心巧克力，他和我一样，也带了一瓶克里米亚香槟。他熟练地开启瓶塞，只听砰的一声，软木塞飞到了低矮的天花板上。在墙上苏联大元帅的温和笑容之下，我们迅速用酒杯接住喷涌泡沫的香槟喷泉，相互碰杯。堂弟为我点烟时，我们的手轻轻碰了一下，如同过电一般。我对他并无好感，确切地说还有些厌恶，然而我的身体却有自己的想法。我与维塔利有亲属关系这个事实，在我身上引起了与通常情况完全相反的感觉。这个男人就是我身体里渴望已久的那个人，但他却不是陌生人，而是最亲近的自家人。早在人生中第一次拜访亲戚的路上，我的身体就已经掌握了主导权，此刻这种情况又以另一种方式场景重现。堂弟对我说话时的语气，仿佛我是一个迷途的女儿，终于回到了家的怀抱，我感觉自己开始土崩瓦解。

后来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离开叔叔的公寓，回到街上的。虽然混着喝了好几杯香槟和伏特加，凉爽的空气还是让我瞬间清醒。夜色中悬浮着无数亮灯的窗户，窗与窗如同复制粘贴一般。此刻正睡在遥远的德国养老院床上的父亲，还不知道我刚刚见了他的弟弟鲍里斯。他会时不时梦到自己的前两个孩子，还有他那遥远的、穿戴短靴和小圆帽的另一种生活吗？此行我对他了解不多，但在一天之间，我成了别人的侄女、堂姐、孙女和同父异母的妹妹。那个脸颊红润又胖嘟嘟的小女孩和那个提着花篮的小男孩还活着吗？他们是否还记得自己的父亲？他们可曾知道他离开后去了哪里？叔叔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没有告诉我。在这片广袤无垠、风暴四起的辽阔大地上，我不可能找到他们。

空荡荡的街道上，一个老妇人从远处迎面走来。随着我们越来越近，我认出了她是我的婶婶卡佳。她一定也认出我了，因为她迅速将视线从我身上移开，看向地面，还把头巾向下拉到脸上。因为我的离开，她可以回家了。

注释：

[1]苏联国际旅行社于1970年在莫斯科为接待外国游客而建的酒店，酒店于2002年关闭并拆除。——译者注

[2]叶丽莎维塔·斯科布佐娃（Jelisaweta Skobzowa，1891—1945），俄国诗人、修女，以修女玛利亚的名字为人熟知。“二战”期间曾参与为抵抗纳粹德国对法国的占领和维希政权统治的“法国抵抗运动”，后在耶路撒冷犹太大屠杀纪念馆被授予“国际义人”称号。——译者注

[3]娜塔莉亚·戈尔巴涅夫斯卡娅（Natalja Gorbanewskaja，1936—2013），俄国诗人、翻译家、人权活动家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成员。——译者注

[4]街区监察员，人们对纳粹低级官员的俗称，他们每人负责一个街区的公寓，确保人们采取适当的空袭预防措施，在希特勒的生日和类似场合挂出旗子，不从事非法或颠覆性活动。——译者注

[5]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为应对城市住房危机，该住房形式在苏联兴起。通常多个家庭共享一个公寓，每个家庭有单独房间，整个公寓的所有住户共用走廊、厨房、浴室等设施。类似中国的“筒子楼”。——译者注

[6]即一种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具体来说，就是由工作者供养退休者，当前正在工作的一代人用其所缴纳的养老保险金来支付退休人员的退休金。——译者注

[7]原文如此。《在满洲的山岗上》，是俄国作曲家伊利亚·阿列克谢维奇·沙特洛夫（Ilya Alekseevich Shatrov）1906年为纪念日俄战争谱写的一曲华尔兹。此处疑系作者笔误。——译者注

[8]娘子谷，又称巴比谷，是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的一座峡谷。1941年9月19日德军占领基辅，9月29日至30日，德军在娘子谷进行了“二战”中最迅速最残酷的大屠杀之一，两天内共有超过3.3万名犹太人遇难。——译者注

[9]罗名制，又称职官名录制度，是曾在苏联及一些东欧国家实行的一种干部及职官制度，其核心是由共产党拟定政府及经济部门全部重要职位的干部名单，形成一个官僚特权体系。——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