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复活节假期结束了，我又开始去上学。家中一切都一如往常，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不知道，父亲是否曾打算让我渴死在房间里，或者说，他只是因为注意到妹妹给我送去了面包和水，才花时间打开了门。无论如何，他默不作声地用一块油毡封住了窗户上的洞，生锈的钉子仍然钉在窗框的十字横梁上。

没有人再提起修道院的事。我在成绩单上伪造了他的签名，对于学校的通知我一直这么干。他自己的姓名是父亲唯一能用拉丁字母写出的单词，它们就印在他的无家可归者护照上，模仿他生硬的字迹是我的童年乐趣之一。他姓氏的最后一个字母延伸出了一个龙飞凤舞的花体字曲线，这种写法出自他的俄文签名，看起来像是粘贴上去的。这一笔也许是为了掩饰父亲德语字迹的笨拙，结果却让它更加明显。学校里从没有人发觉我的骗局，也从没有人见过我的父亲。也许在老师们的认知中，他根本就不存在，反正他们早已放弃了我。

我不明白自己究竟为什么还要去上学，我没有丝毫希望能通过中学考试。我认真听历史老师讲课，他是一个戴着黑色牛角方框眼镜的黑发男子，名字也应景地叫作施瓦茨[1]，但我的脑袋仍像糨糊一样——我就是不明白，三十年战争是什么，而我又与它有什么关系。长久以来，学校对我而言只是一种约束，像一台弯曲切断机，是困住我的整个虚假人生的一部分。那些仅仅为了分数和成绩单而强行灌输的知识，从未在我脑中留下深刻印象。我上学的时间越长，对世界的了解就越少，世界对我来说也越陌生。

假期过后，同学们对我的嘲笑又多了新的角度。他们中有些人也去了椴树餐厅跳舞，看来在那儿见过我。也许人们一直能看出我的贫穷和对爱的渴望，但是如今，好像我身上有了一个洞，其他人可以透过它直视我内心的最深处。我以前不知道，有这么多同学都认识阿希姆·乌兰特，他是少女们的崇拜对象，至少班上好几个女孩看起来都对他感兴趣。偏偏连我也有胆子对他抱有期待，这件事显然已不是秘密，也让我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可笑。

没有人知道他吻了我，我说了应该也不会有人相信。连我自己也常常陷入自我怀疑。如果他真的吻过我，怎么可能会在第二天叫我俄国妓女？这两件事怎么可能都是真的？我一会儿觉得这个吻只是我在有生以来第一个跳舞之夜的幸福陶醉中幻想出来的，一会儿又觉得俄国妓女是我自己内心的声音，我害怕他迟早也会这么叫我。我还想到，也许在月光酒吧门前目睹他的失败，对我来说是一种不幸，也许他之所以把我推开，是因为他自己刚刚被别人推开了。我以为自己完全明白他那一刻的感受：那个女人对他的排斥与他对我的一样，在我看来，我们一样被排斥了，也一样很可笑，因为两人都对生活中永远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有所期待。尽管如此，我还是再次怀抱希望，希望对我来说就像绝望的一部分，是它的副产品，向来如此。

开学以后，父亲对我的管教越来越严苛。放学后我迟回家哪怕十分钟，他都会把我关在门外，直到第二天我准时回家才让我进去。如果他上夜班，就会把我锁在我的房间。我只能被关在屋里或者被锁在门外。我越来越少去按门铃，当下几乎已经是夏季，我在外面闲逛，晚上睡在阁楼里，阁楼被锁时就睡在我在河漫滩边发现的一个半塌的木屋里。

后来，我彻底不回家了，也不再去学校。起初，我还担心人们会找我，甚至可能会报警，但什么也没发生。似乎没人在意我的失踪，无论是父亲还是老师们。迄今为止，我能被允许穿过德国城市去上学，只因为上学不可避免，一直以来，我被禁止踏足德国街头，起初是因为我年幼，后来又因为我已经不再年幼。但是突然之间，我拥有了巨大的自由。我可以随心所欲，做或不做任何事，没有人关心我，似乎根本没有人注意到我已经背离常规。就好像我消失后立刻被遗忘了，又或者，此前从未有人意识到我曾经存在过。

那是1961年，最黑暗的沉默年代，尤其是在偏僻地区。一个仿佛身处死角，跳出钟表表盘，脱离了日历的年代。所有人都在奔跑，攫取，改造、装饰他们的公寓和房屋，用尼龙和特雷维拉面料修饰他们的外形，但时间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深沉而无意识地沉睡着。人们赞美忽闪着睫毛的经济奇迹姑娘[2]的极度拘谨和不谙世事，因为性行为是仅次于俄国人的第二大敌人。笼罩一切的沉默仍然毫无缝隙或缺口——一个处于昏迷之中的国家，经历那场恐怖之后无法醒来。

我对这场恐怖一无所知。无论是在修道院还是在学校，我们都没有听过此事的相关信息，教材只讲到三十年战争，更近的当代无人敢讲。时间睡着了，我也随之睡去，我对自己、对我的出身和人际关系依然一无所知，依旧生活在无知的天堂，我从未在镜中审视过自己，也从未站在自己身旁，在所有迷途中我仍是孤身一人。我从一场不幸走入了另一场不幸，但我也未曾预料到，所有人里，偏偏是我生活在确信中，确信世界是美好的，确信我一定会成功走进它，走进它的中心，对我而言，那里就是这个德国偏僻村镇的主街。我迟早会再遇见他，遇见阿希姆·乌兰特。

有时我也会回到难民楼里过夜。如果家里大门是开着的——第一道障碍解除，第二扇门也没有上锁时，我就睡在阁楼上。在那里比在河边木屋中更少受天气影响，在木屋时夜里我总有些害怕，因为母亲的样子一直出现在我眼前，我看见她如何在黑暗中走进水里，听见木屋墙板传来的喃喃细语和咯咯轻笑。白天，我偷些周围田地里生长的作物，比如饲用玉米、胡萝卜和苤蓝。夜里，黑漆漆的果园中树枝越过了篱笆，我从上面摘下苹果、梨子和黄香李。

父亲上班时，妹妹不敢给我开门，她害怕责罚。我无法想象她现在独自在他身边过着怎样的生活；无法想象，当我在比利时的农场度过童年最快乐的时光时，四岁的她在母亲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经历了什么；也无法想象，她在修道院里度过了怎样的时光，当时我们每次偶然相遇，她都会哭着紧贴在我身边。所有这些，她都不曾对我讲过，她也继承了那种沉默，连在婴儿时期都几乎没有哭喊过。

后来，我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我不抱什么期待地试着用阁楼钥匙去开公寓的门，自然没成功。然后，我用洗衣房的钥匙试了一下，奇迹般的，钥匙毫无阻力地在锁中转动，门打开了。

从那以后，父亲不在家时，我总能进到公寓里。我快速扫一眼，确定他的自行车不在通往地下室的楼梯下面，然后我打开家门，把食品柜洗劫一空。父亲的白面包、油浸沙丁鱼和熏肉都被我吞进肚里。以前我总觉得生鸡蛋很恶心，但如今却吃不起了。如果有鸡蛋，我便学着父亲的样子在蛋壳上戳一个洞，然后吸食掉里面黏滑的汁液。妹妹惊恐地看着偷吃的我，尽管她在父亲面前显然没什么好怕的。他似乎从未与她谈起过我的闯入，他默许了这件事。我不知道，如今他是不是对我感到怜悯，也许甚至还有些歉意，又或者，我对他来说已经是个死人，连偷窃也无法让他对我的存在做出回应。

渐渐地，我几乎把自己所有家当都拿到了木屋里。我随身携带毯子和枕头，父亲上班的时候，我有时甚至敢在我的旧床上睡几个小时。木屋中的夜晚嘈杂不安。这个刚够我身长的木头棚屋看起来已经废弃多时，不过它的所有者可能在某个地方，随时可能出现，然后将我赶走，也许还会把我交给父亲。有时我觉得自己听见外面传来脚步声，吧嗒吧嗒，嚓啦嚓啦——是一只嗅到我的气味想攻击我的动物吗？水面的凉风透过缝隙吹到我的身上，伴着晨雾的潮气，尽管盖了毯子还是很冷。或者，晚上炎热到我在令人窒息的棚屋里待不下去，要去外面的草地上睡觉。有一次我没注意到下雨，醒来后躺在了一个水坑里。

傍晚时分，我会去主街，尽管我总担心会在那儿碰见格奥尔格。如今，我终于摆脱了父亲的独裁，而他成了我新的暴君。他总是在寻找我，跟踪我，窥伺我，他在街上挡住我的去路，威胁说如果我再拒绝他，他就自杀。我逃避他，同时又等待他——他是我唯一的线索，是我与阿希姆·乌兰特之间唯一的联系，自从月光酒吧那晚之后，我再也没见过这个人。每当我向格奥尔格打听他时，他只耸耸肩，幸灾乐祸地瞧着我。

偶尔我也会在主街上遇见以前的女同学，她们似乎并不想念我。有一次索尼娅走到我身边，问我目前在做什么。我撒谎说自己要去音乐学院。她不解地看着我，那样子好像要么她不相信我的话，要么她以为音乐学院是罐头工厂的意思。她兴奋地告诉我，暑假时她会和男朋友一起去沃尔特湖，并且打算一年之后就毕业结婚。我知道，这是以前班上所有女孩都想做的事。对德国女孩来说，她们此前生活的全部似乎都在为这件事做准备，真正的人生从结婚之时才开始。许多人多年前就会在圣诞节和生日收到礼物，包括床上用品、餐桌用布、陶瓷食器、银质餐具，用来充实一种叫作嫁妆的东西。现在她们已经在挑选婚纱，并打算将来与丈夫一起盖一栋房子。所有这一切都远远超出我的梦想，因为我与德国同龄人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她们的婚礼将在这个她们已经身处其中的世界里举行，而我则首先要进入这个世界。而且我很急迫，因为我无处栖身。

大多数时候，我深知自己在主街的婚姻市场上有多么不合时宜又机会渺茫，一个瘦骨嶙峋、不修边幅、不停咳嗽的十六岁女孩，额头上打着难民楼的烙印。尽管现在城里还有其他外国人，他们来自意大利，被称作外籍劳工。这些人都是男性，穷困、瘦削、深色皮肤，目光黯然而狂野地走在街上，比难民楼里的人还要引人注目。有一次，其中一人在路上拦住我，当着我的面撕开自己的衬衫，向我展露他长着黑色胸毛的赤裸胸膛，嘴里还喊着些外国话。我只听懂了“你的父亲”，我吓得半死，迅速跑开了，当时并没有预料到，这些话里隐含的可能不是威胁，而是我渴望不已的求婚。那个男人有着一头漂亮的黑色卷发和一口闪亮的洁白牙齿，他也许是在告诉我，他想请求我父亲将我嫁给他。如果我理解了他说的话，我本可以成为一个意大利人的妻子，他也许是个渔夫，在西西里岛的某个地方有热闹的一大家子，与我父亲天各一方。

此外还有一个我不理解的人，难民楼里的邻居。有一天晚上他香烟的红色火光吓到了院子里的我。人人都知道这个塔吉克人的悲剧。他的妻子在强制劳工营里生下了一个儿子，机缘巧合之下，一对瑞士夫妇收留了这个孩子，后来还收养了他。这可能救了这个孩子一命，但塔吉克人却无法释怀失去长子的痛苦。他常常坐在院子里，手中盘着一串穆斯林赞珠，哭着给经过的人展示他儿子的照片。后来，他再要一个儿子的愿望只换来一大群女儿，每一个都是东方小公主，一个比一个漂亮，但生儿子的渴望却始终未能如愿——仿佛这是他身上的诅咒，仿佛这么多女儿是安拉对他放弃长子所做的惩罚。

黑暗中，他烟头的火光不知从何处在我面前亮了起来。“你的父亲不好，”我听见他说，“你来和我一起住……”偏偏是他，一个命中注定只有女儿的父亲，要为另一个女孩提供容身之处。但他在我看来并不是我的朋友，而是与我父亲串通一气的敌人，只想引我入瓮。我惊恐地从他身边跑开了。

当我走在主街上，想象力会让我不再注意到自己是谁，以及自己的真实模样。我想象自己是朵尔特，以前班上一个医生的女儿，或者斯黛菲，她把头发倒梳得最蓬松，希望有一天成为时装模特。我长时间专注地把自己想象成某个特定的德国女孩，直到我感觉与她融为一体，直到我像她一样走路和微笑，直到我和她穿着相同的衣服，梳着相同的发型。潜意识里变成其他人，是我熟悉已久的一种练习，如今轻而易举就能成功。我只需让自己在国会大厦电影院陈列柜中展示的照片里沉浸片刻，然后我便成了明星娜佳·蒂勒、莉莉·帕尔默或者索菲亚·罗兰。

我羡慕地看着那些已经与男孩牵手漫步在主街上的女孩们。这表明他们“在约会”，有些甚至已经订了婚。女孩们步伐轻缓，牵着男朋友的手端庄地走在人行道上，她们的衬裙比其他人晃动的幅度更轻微，带着皇室般的矜持踩着高跟鞋碎步前行。在傍晚的主街上展示自己，这件事对她们早已没有意义，她们根本不再属于这里，只留给其他人一副目标达成的庄严模样。就是这样，她们的姿态在诉说，当一个人不再需要世界的青睐，因为已经拥有了它时，看起来就是这样。

这些女孩的秘密在于，她们身上融合了互不相容的特质，既特别性感，又极其体面。修道院丝毫没给我们讲过这些。性感属于堕落的坏女孩，世上没有男人会娶那种女孩。如今我看到，现实完全是另一回事。正是这些女孩挽着未婚夫走在街上，她们极为精准地把性感和体面这两个对立面合为一体。我看出这是一个剂量问题，靠着这份秘方可以制出让人结婚的完美混合物，在这种混合物里，多一滴这个或少一滴那个就会让一切都变质。这些被选中的女孩深知自己拥有的财富，主街的人行道只是她们带着这份关于秘密剂量的知识展示胜利的T台。

我自己从来不知道，我身上更缺少哪一种——是体面还是性感。一方面，我长久以来一直背负着堕落少女的名声，这一定与我的性魅力有关；另一方面，似乎恰恰是缺乏性魅力，以及我身上所有修道院式的索然无味和守旧落后，叠加上俄罗斯人的落后无趣，使人们对跟我结婚毫无兴趣。集市广场上的男孩们把街头栏杆当船舷一样倚靠，对着路过的女孩吹口哨，每次经过他们时，我都不知道怎样做才合适：是在行走时保持臀部不动，垂下眼睛，以免显得太过性感；还是要适当地摆动臀部，冒险从眼角瞥一眼，好让自己看起来不会过于正经。

德国手工匠对我有种特别的吸引力。在我看来他就是德式生活的化身，是受人尊敬的化身，这种尊敬对难民楼居民而言遥不可及。在我的想象中，德国手工匠是最能代表德国的，因此他的身边也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在他身边，我想，除了阿希姆·乌兰特所爱之人以外，我将成为我最羡慕的那些女人之一。

有时德国手工匠甚至会考验我是否值得结婚。他在主街上陪我走一段路，或者骑轻便摩托车载着我，然后，到了城市公园或是森林边缘的某个地方，我必须让他吻我。我不知从何处得知，如果想结婚，就必须允许男人亲吻，但是绝不能让他更进一步，否则会立刻被视为不正经。然而我不清楚的是，我是否必须觉得这个吻很美好，或者说，我是不是可能在考验的第一阶段就失败，因为不仅德国手工匠这个人，他的气味，他湿润的舌头在我口中，贪婪的双手在我身上四处游走，这一切都让我感到恶心。因此，接吻时我只是在等待那一刻，那个我终于不仅可以反抗，而且必须反抗的时刻，以便通过考验。

一旦德国手工匠试图把手滑进我的毛衣甚至裙子下面，我就可以而且必须拒绝，尽管我对他接下来的意图只有很模糊的概念——我只隐约感到，这与父亲那次打算上床躺在我身边时的意图一样。有时，德国手工匠会变得纠缠不休，让我几乎抵挡不住，以至于我开始怀疑，这一切究竟还是不是一场考验，还是从一开始就是我的误解。我究竟有没有资格接受考验，有没有需要证明的东西，还是关于我的一切从一开始就已有定论？无论如何，每次考验都以手工匠对我非常不满而告终，后来，当我在主街再次遇到他时，他要么与我擦肩而过，要么要求我再次接受考验，然而依旧是徒劳无果。尽管如此，我还是一次又一次跟着同去，只是希望他们中的某个人至少能在夜里为我提供栖身之所，但那也从未发生。

有一天，我终于再次见到了阿希姆·乌兰特。在主街上他朝我走来，甚至同我打了招呼。“嗨，”他说，“你好吗？”他似乎完全不记得曾叫过我俄国妓女的事，因为他跟我一起走了一段路，更确切地说，是我跟在他身旁走了几分钟，就好像这和其他两两成对走在路上的人一样自然。他走路时耸着肩膀，双手插在皮夹克的口袋里，好像很冷的样子，他身上有些东西，也许是那双忧郁的眼睛，让我想起了我的母亲。当我走在他身旁，面前拂过一丝苦杏仁一样的气味，这气味曾经在路缘石边离我那么近。他又成了我在椴树餐厅中认识的那个人，难以接近的君王，他看上去不想要任何人，也不需要任何人，反正一切都属于他。以前我在街上闲逛时，总会想，他此刻在哪里，在做着什么——现在，这一刻，我知道：他正和我并肩走在主街上。我真的很想问他从哪里来，要去向何处，但是我不敢。也许他正在去找月光酒吧里那个女人的路上，他曾经如此绝望地在路边向她伸出手。她是谁？什么样的人才能被他所爱？我不断问自己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这是谜中之谜。

他斜眼瞥了我几次，而无论我怎样努力，都无法掩饰眼中的希望。他可能也知道，我如今是一个满城闻名的流浪女，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至少他那个一直窥伺着我的朋友格奥尔格知道。不知何时他加快了脚步，显然是想告诉我，他已经忍受我足够久，现在要一个人继续走了。我停下来目送他，看着他不断离我远去，越来越远，直到走到最前面的那家鞋店，消失在街角。

此后没多久我便再次遇见了他，这次是与格奥尔格一起。他冲着我微笑，看起来比上一次亲切得多，而且，短暂闲聊过后，奇迹发生了：他和我约好当晚在城市公园见面，在公园山洞里的长椅上，那里以恋人们接吻的隐蔽之地而著称。

我提早一个小时坐在长椅上等着。光是能等待他，已经是意料之外的幸福，一切都如此令人迷乱又不真实，以至于当约定时间出现的不是他，而是格奥尔格时，我一点也不惊讶。起初我还问自己，是不是阿希姆·乌兰特派他做信使来转告我一些事情，或者，是不是格奥尔格只是先他而来，因为他知道会在这个长椅上遇到我。然而，就在下一刻，我便有了答案。格奥尔格还没在我身边坐下，就发了疯似的把我推下长椅，扑在我身上。我又咬又抓，拉扯他的头发，同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阿希姆·乌兰特从没想过要见我，他只是帮了朋友一个忙，把我扔给格奥尔格任其宰割。也许他想归还他在椴树餐厅舞会之夜后从格奥尔格身上夺走的东西，以此来做出些补偿；也许他为格奥尔格感到难过，因为他本人对单相思的不幸再清楚不过。他再一次让我明白，我对他来说只是一个俄国妓女。

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拳打脚踢地挣脱了出来，格奥尔格跌倒在长椅旁，我用脚踹他，用树枝打他。我怒火中烧。格奥尔格没有反抗，蜷缩成一团，任由我发泄。我踢了他一下又一下，最后逃回河边的木屋里。

那时夏日已接近尾声。白天越来越短，夜里有时已经能感觉到寒冷。我在森林里寻找蘑菇生吃掉，采摘野生黑莓，还从花园里偷李子。我很少去主街了——在那里找到一个人或者被人找到的希望已经离我而去。取而代之的是，我经常坐在公园儿童游乐场的长椅上，拿着从父亲公寓取来的以前的练习本，在空白页上写写画画。我编造悲惨的爱情故事，所有故事都以女主角的死亡而告终。或者她的爱人死了，于是她想隐居在修道院或者世上某个偏远的地方，比如非洲丛林，但是途中她遇见了一个男人，他让她放弃了这个计划，并成了她真正的爱人。我花了很长时间润色语句，因为我发觉自己常常词不达意。但是，这是我第一次为自己找到一个除了唱歌以外的去处，一座我可以逃入其中的避难所。有时我沉浸在一个故事里，直到天色暗下来什么都看不见，所有孩子都早已回家时，我才停笔。

大多数时候，我进城只是为了去阿希姆·乌兰特住的那条磨坊巷闲逛。早在童年时代，这条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谜，一个德国童话。如今人们把这样的地方称作小威尼斯，当时这里是城市的贫民区，德国版的难民楼，一条狭窄黑暗的小巷，一条散发污水气味的雷格尼茨河小支流横穿而过。巷子里充斥着拦河堰传来的咆哮，同时混杂着磨坊水轮的吱呀作响。朽烂的轮子在水中日夜转动，徒劳地尽着最后努力，配套的磨坊早已废弃。一栋栋老旧的木桁架房屋背向小河，歪斜，低矮，相互交错，彼此倚靠，好像它们感觉寒冷，又或者必须相互支撑才能不倒。房屋立面延伸出又小又破的木质阳台和漂亮而无生气的回廊，似乎随时可能断裂落入水中。遍地都是无精打采的天竺葵，随处可见挂晒的衣裳，在巷子地窖般的空气里，衣服似乎不是晾干，而是腐烂了。这些房子看上去就像老妇人褶皱结痂的脸庞，又像在河边睡觉的花白母鸡。

我经常来这里闲逛，通常是在黑暗的掩护下。听到远处传来摩托车的声音时，我会迅速躲到临街的另一侧，在那里可以暗中看一眼阿希姆·乌兰特，如果他来了的话。格奥尔格带我看过一次他的房子——以一路被他汗涔涔的手牵着走到那里为代价。作为回报，我还额外得到了一些有关阿希姆·乌兰特的信息。原来他自出生起就一直住在这栋房子里，他的母亲是个“美国荡妇”，据格奥尔格说，她总是在美国大兵之间周旋调情，尤其喜欢“黑人”。在阿希姆·乌兰特两三岁那年，她跟其中一个人去了佛罗里达州的某个地方，永远消失了。此后他一直与父亲一起生活，他父亲是个提前退休的酒鬼，过去常常殴打他，直到有一天，阿希姆·乌兰特还手打断了他的鼻子。其间他在一所少年感化院待了两三年——那里也是曾被父亲当作终极惩罚威胁要把我送去的地方。更多关于他的事情格奥尔格不愿再对我谈及。

他所住的房子不同于巷子里的其他住处。房子位于一座横跨河流的小桥边上，紧挨着拦河堰，是咆哮声最大的地方。这栋拐角房看起来像是来自另一个时代，比其他房子更为简陋。没有木桁架结构，没有装饰，只有光秃秃脏兮兮的四面墙壁和一个石板剥落了的灰色屋顶。这里看上去像是被诅咒之人的住处，他们终其一生都要听着河水倾泻时难以忍受的巨响。对于住在这所房子里的人来说，言语其实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根本听不见彼此的声音。

桥上是我最靠近阿希姆·乌兰特的地方。当我在黑暗中俯身探出木桥护栏，看向翻滚着的漆黑河水，冷冷的水滴溅在脸上，仿佛我在偷听他生活中的噪音，仿佛我听到了融入他生活的声音。而当我把手放在房子冰冷潮湿的墙壁上时，我能够触摸到他的某些东西，就好像墙壁会呼吸，而我随时都可能因为触摸它而受到惩罚。

透过一扇挂着蜘蛛网状灰色窗帘的窗户，我看见了他的父亲，一个秃头男人，和衣躺在起居厨房[3]的沙发上睡觉。对他那副肥胖臃肿的身躯来说沙发太小了，似乎下一刻就会在重压下塌陷。我听不见声音，但能看到那个男人在打鼾，他的身体随着自己发出的响声而震动。我观察着接有银色炉管的炉灶，陈旧油腻的厨房餐柜，门上方的挂钟，铺着格纹防水布的桌子。所有这些都让我羡慕，它们远比我更了解阿希姆·乌兰特。我把一切都看得很仔细，但却一次都没在房子里见过他，也从未见他进出过。显然，他与父亲一起住的时间跟我一样少。

有时，那个男人会穿着汗衫坐在窗户后面的餐桌旁沉思。在河水咆哮声中，他如同一位默片演员。他用瓶子喝啤酒，抽烟，空酒瓶到处都是，烟灰缸里烟蒂满溢。他鼻骨断裂，粗笨的肩膀上长出毛发，看起来宛如一头危险的巨兽。他的一举一动似乎都传达着威胁。我的父亲打人时总是目标明确、定位精准，而这个人的手肯定有着熊掌一般迟钝而盲目的掌力。有时，好像他会突然看向我这边，好像他那潜伏着的阴郁之眼发现了我在窗外。我便迅速低头弯腰跑开了。

有一天，我在磨坊巷认识了拉莉。她住在巷子另一侧，那边的木桁架房屋不是建在水中，而是在地面上。拉莉刚好有着我梦寐以求的那份幸运：她与一位德国养母生活在一起。她棕色皮肤，一头黑色卷发，举手投足像猫一般，和我对弃婴的想象并无二致：一个从车上摔下来的吉卜赛小女孩。她的亲生父母已经去世，就像她说的，“被德国人用毒气毒死了”。我的一段记忆随之唤起，我想起有时母亲会提起淋浴室，里面喷出的不是水，而是用来杀害犹太人的毒气，后来玛丽·约瑟夫修女向我们解释说，这是对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惩罚。

拉莉在一家蔬菜商店当学徒，她总是肾痛，因为必须经常在商店后面寒冷的杂物间里工作，还要打扫冷却室。有时她会带我去她家，一套两个小房间的公寓，房间屋顶下开有小窗子。她的养母是位安静的老妇人，脑后扎着灰色发髻，她会给我端来汤面或者一盘油煎土豆配皱叶甘蓝，一餐我很久没吃到过的真正的热乎饭菜。直到我狼吞虎咽地吃完，才意识到自己有多饿。拉莉的养母说我就像有一天随着洗澡水消失在排水口的利奥波汀[4]一样瘦弱，或者，她说我看上去像受难的耶稣，接着再次把我的餐盘添满。后来我开始胃疼，因为我已经不习惯吃下这么多食物了。

我和拉莉被允许一起玩皇帝游戏，听广播，有时我们会跟着音乐跳舞。放慢歌时，我们相拥摇摆，就像情侣那样。拉莉也爱上了一个对她毫无兴趣的男孩。好像我们都是众多曲目和流行歌中传唱的不幸恋人，同属一个秘密国际团体。

我越来越频繁地爬上通向拉莉家的昏暗又吱呀作响的木楼梯，这件事对我来说几乎变成理所当然。她是我的第一个德国朋友，至少是我第一个与德国养母一起生活的朋友。有一次，我甚至被允许留下来过夜，跟拉莉一起在床上睡觉，我变得忘乎所以，询问她的养母能否也收养我。她突然恼怒起来，说她没有钱连我一起养活，还说我应该离开，不要再来了。她甚至威胁要向警察举报我，让他们把我带回父亲身边。

外面越来越冷了，潮湿的晨雾弥漫进木屋，雨水从屋顶漏下来。河水已经冰冷起来，我越来越少去河里洗澡了，衣服和头发又脏又潮湿。田地和花园里没有太多可偷的东西了。父亲在家时的那些周末，我没法接近他的食品柜，能填进肚子的通常只有几片沾满沙子的生白菜叶，硬如石头且发苦的榅桲果肉，或者两三个生土豆，被我连着带土的皮一起吃下。有时我咳嗽厉害得几乎要呕吐，双手和嘴唇都裂了口，浑身酸痛。只有冻僵的双脚对天气转凉这件事感到高兴。它们不再发痒和灼痛，自从煤窖那夜以来，它们便适应了寒冷的环境。

十月的一天，我决定乘车去纽伦堡，去大城市。我意识到自己必须去一个没人了解我、也没人知道我是谁的地方。只是因为阿希姆·乌兰特，我才苦苦撑着，希望城市公园里发生的意外事件是个误会。自从那次臆想中的约会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他，无论是他还是格奥尔格，也许他们也去别处碰运气了。冬天的脚步越来越近，我知道自己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曾经被我当作世界中心的那条主街，在我眼中已经光芒尽失，变成了一个荒凉且充满敌意的地方，那里等待我的只有死亡。此外，我还因为城市流浪女的身份引人注意，每天都准备着可能会被警察抓住：如果看到巡逻警车驶来，我便迅速躲进最近的房屋里。

我在父亲的公寓里洗了澡，穿上当时尚有的最好的衣服。我几乎吃光了一整个面包，还有一些父亲做的油腻的碎肉冻。我在公寓里四处翻找，但自从我开始偷窃后，父亲就把钱换到了一个我找不到的隐蔽处。不过我很幸运，即使没有车票也成功抵达了四十公里之外的纽伦堡。我多次更换车厢，把自己锁在火车上的洗手间里，这才成功逃票。

然后我便第一次回到了这座城市，在这里我们曾经住过瓦尔卡营地，我最后一次与父母和妹妹一起去了棚屋里的俄罗斯临时教堂。就在火车站，发生了一个奇迹，一个只有《一千零一夜》中才有的童话。一个深色皮肤、身穿雪白色衬衫和考究的细格纹西装的男人，同我打了招呼，邀请我去车站餐厅。他点了一小瓶香槟，仅仅半小时后便向我求了婚。他说自己正在德国读医学，但是之后我们会在德黑兰生活，住在他父亲的宫殿里，他父亲是全波斯最富有的地毯商人。现在我可以暂时住在他家，他说，就在街角的大公寓里。他黑色的眼睛目光深邃，身上散发出一种甜甜的香水味，让我想起教堂里的香火气。

我们走进火车站后面一栋破旧建筑四层的小房间，他把房门从里面反锁了，把钥匙放进裤兜，然后把我推倒在紧挨着门的床上。“你尽可以尖叫，”他说，“没人会听见你的，今天所有人都不在。”尽管如此，他还是用喷过香水的手捂住了我的嘴巴。之后我的鼻子也无法呼吸，全程挣扎在窒息边缘，几乎没有察觉到其他发生的一切。

不知过了多久，我在黑暗中蜷缩在了洗手池下面，而那个男人躺在房间另一边的床上打鼾，那时我想，这就是男人和女人在床上会做的事情吧。这一定就是我父亲、德国手工匠们、格奥尔格，他们所有人企图要做的事。这一定就是我们在修道院中日日为之祷告的那桩深重罪孽。

我不敢呼吸，害怕吵醒他。好像此刻我才感觉到他在我身体里的动作，我的下腹突突直跳，灼痛感袭来。顺着疼痛的地方，我摸到了一股滑腻的液体沿着大腿往下流。当时我第一个想法是，我受伤了。然后我才明白过来，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男人的精液。在我看来，这精液就像那发甜香水味的真正来源，气味沾满了我全身，我的手上，头发上，房间中的每个物体上都有。我应该跳起来打开窗户大声呼救吗？这么晚了，会有人在火车站后面这片冷清地带听见我从高处呼喊的声音吗？在帮助到来之前，那个人又会对我做什么？

一丝微光透过厚厚的窗帘照进房间，借着光线我能看见他的白衬衫和褪到一半的裤子，他就这样面朝墙睡着。我回忆起他锁住房门后把钥匙放进裤袋那套快如闪电的动作，思忖着钥匙后来有没有可能从他口袋中掉落出来。我仔细听着这间陌生公寓里的动静——除了一种遥远而模糊的嗡嗡声，听起来就像我家地下室中电表发出的声音，别无其他。我不知道住在这里的还有谁，但眼下看来的确没有别人，只有我和那个男人。房间里混着香水味的空气湿热异常，汗水顺着我的后背流下来，黏腻的衣服贴在皮肤上，同时我又感觉很冷，身体止不住地颤抖，就好像自己仍然被一只喷过香水的手捂着嘴巴，仍然无法呼吸。我的眼睛适应了黑暗，辨别出这是一个逼仄的房间，里面有一个笨重的衣柜、两把沙发椅和一张茶几，墙上的置物架上摆着餐盘。这个波斯人住的是一间带家具的出租屋吗？整套公寓都是这样的房间吗？难道不会有人在某个时候回来吗？

突然间，我注意到自己身上少了什么东西：我的脚上只剩长筒袜了。我的鞋子去哪儿了？是那个人脱掉了我的鞋吗，好让我插翅难逃？我小心翼翼地从洗手池下面探出头，开始一点一点跪在地上爬行。我的手触摸到了什么，应该是铺满房间的地毯，一股霉味扑鼻而来，显然地毯又旧又脏，但它减轻了声响。当我撞到一处家具边缘时，整个人都僵住了。那个人的鼾声停顿了一秒，随后又恢复了均匀的节奏。我尽可能不出声地交替把一个膝盖挪到另一个前面。

终于到达了房门处，床上那个人就在旁边。我能感觉到他身体散发出的热气，他的白衬衫在黑暗中反着光。他身材矮小而健壮，我记得他的眉毛又黑又浓密。我知道房门上了锁，还要再试一下吗？我抬起手，有那么一瞬间，我太阳穴跳动的声音盖过了他的鼾声。片刻后，我向下拧动了门把手。虽然没有发出声响，但是门没有打开，意料之中。我在床边的地面上再次一点一点摸寻房间钥匙，然而我的手只摸到了我的鞋子，先是一只，然后是第二只。

我盯着床上的那个人。他不害怕我在他睡觉时杀了他吗？他的后背与我视线齐平，和我父亲曾经坐在床上俯身压在我身上时一样，毫无防护。只不过此刻我手中没有剪刀，没有任何可以刺进他后背的东西。我是否应该试着从他裤兜里拿出钥匙？我记得很清楚，他是用右手锁的门，所以肯定把钥匙放进了右侧裤兜。他向左侧睡着，隔在我与自由之间的只剩下他裤子这块布料。我自由在望。也许他睡得很熟，什么都不会察觉到？我几次伸出手，几乎碰到那个人，但是每次又收回手来。我不敢。

我一无所获地爬回洗手池下面，蹲在下水管旁边，身体依然在颤抖，手中紧握着我的鞋子。我把鞋子按在怀里，仿佛它们是我身体失而复得的一部分。时间像一根导火线，燃烧速度越来越快——直奔那个男人醒来的那一刻。我两腿间的潮湿已经变干，现在摸起来就像一层结成硬壳的糖，散发出鱼卵般奇怪而刺鼻的气味。我坐在那里，等待清晨来临的第一丝迹象，等待有人居住的世界传来第一声动静。这个陌生人是把我父亲的意愿施加于我身上了吗？他对我做出的事情，是我因为抗拒父亲而受到的惩罚吗？父亲放我离开，是因为他知道我在自由世界中必将遭遇此刻所遭遇的事情吗？

不知过去了多久，天色依然昏暗，导火线烧到了尽头。那个男人醒了，他打开灯，盯着我看了两秒钟，就像不知道我怎么进了他房间一样。随后他从床上起身，叫我“德国婊子”，把我从洗手池下面拖出来，在地上重复了第一次在床上对我做过的事情。这次他没有用手捂住我的嘴巴，而是把我的胳膊压在地上，这么做完全多此一举，因为我反正也无意反抗——那样只会延长这一切。我通过装死来逃避，父亲的殴打让我学会了这招，同时屏住呼吸，好让自己尽可能不闻他身上的香水味。

提起裤子之后，他从口袋里掏出房间钥匙走向门口，连这次钥匙都没掉落出来。他打开门锁，带着一副恩人似的微笑，用拇指和食指捏着一枚银色的五马克硬币递给了我。

“回家的车票钱。”他说。

我把鞋子抓在手中，跑了。

注释：

[1]Schwarz，德语中该单词有“黑色”的意思。——译者注

[2]作者此处化用了“经济奇迹”和“姑娘奇迹”两个概念。“二战”后，西德在多个领域实现蓬勃发展，由此产生一系列以“奇迹”为后缀的表达方式。例如，西德经济快速成长的现象被称为经济奇迹（Wirtschaftswunder），大众甲壳虫引发的汽车热潮被称为汽车奇迹（Autowunder），与此类似，战后大量年轻、有魅力的德国女性在美占区催生了姑娘奇迹（Fräuleinwunder）的表达。——译者注

[3]在使用壁炉和炉灶的年代，厨房还是家庭生活的中心地带，尤其对于贫困家庭来说，厨房通常是唯一有取暖设施的房间。因此当时的厨房多为厨卧居合一模式：除烹饪外，就餐、起居、洗浴乃至就寝皆在其处。随着1926年作为现代一体化厨房原型的法兰克福厨房的出现，以及“二战”带来的住房短缺问题得到克服，且集中供暖逐渐普及后，起居厨房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译者注

[4]出自奥地利作曲家卡尔·米夏埃尔·齐雷尔（Carl Michael Ziehrer）1901年创作的轻歌剧《三个愿望》中的歌曲《利奥波汀如此瘦弱》，歌词讲述了身形异常瘦小的利奥波汀某天洗澡时随着洗澡水从浴缸下水口流走的故事，至今仍广为传唱。——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