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我在洗衣房擦干身体，穿好衣服，把运动服和其他所有不需要的东西统统塞进了洗衣锅炉下面的炉口。然后，我蹑手蹑脚地重新爬上室外楼梯，紧贴着房子后墙跑到小路上，那条路一直通往雷格尼茨河边的草地。到那之后，我坐在岸边，一边用指甲梳理头发，一边让发丝在阳光下晾干。我不知道当时是几点钟，但河面上已经撒下了傍晚时分柔和而庄重的光线。我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只喝过一罐可口可乐，那是格奥尔格在椴树餐厅给我买的人生中第一罐可乐。此刻我口中仍然留有这种饮料的味道，一种刺激且带有腐蚀性的药味。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饥饿的感觉侵蚀着胃壁。进入椴树餐厅的门票花了我两马克，偷来的五马克还剩下三马克，但现在我能去哪儿买东西吃呢？在星期六这个时间点，商店早已关门，能去的只有维曼食杂店了。在那里，闭店后也可以敲开窗户，买到任何需要的东西，即使深夜和周日也一样，但我不能让自己去离父亲那么近的地方冒险。我真想躺在温暖的草地上，伴着雷格尼茨河潺潺的水声再次睡去。然而，头发干了以后，我还是挣扎着站起身来，朝着主街走去。

路过国会大厦电影院时，我想起不久前在那里看过的一部电影。那天放学回家路上，我捡到一枚五马克硬币，它干净得闪闪发光，就像专门给我的一样躺在我脚边。我花掉其中一部分去看了电影，电影开始之前的新闻周报短片[1]放映了关于莫斯科的内容——这是我看到的第一组关于俄国的图片。雄伟的建筑、人山人海的士兵、无数飘扬的旗帜以及一排排装有加农炮炮筒的坦克。人们把我们看作共产党员和布尔什维克，过去我想象不出他们的模样，而现在他们就在我眼前：屏幕上全是士兵，只有士兵，他们扛着枪移动，如同一副躯体的无数个复制品，所有人面不改色。在学校里，我听说俄国人已经与德国开战，现在他们显然正在计划展开新的进攻。但随后康拉德·阿登纳出现在了银幕上，还承诺道，德国联邦国防军和北约将保卫自由世界免受俄国人和《华沙条约》的侵害。

我差一点就从电影院跑了出去，因为我确信人们会立刻在观众席中发现我，对我用刑拷打。不过，渐渐地，新闻周报的画面开始淡出，电影开始了。电影名叫《维亚玛拉》，故事发生在瑞士的深山里。以前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磅礴的瀑布沿着悬崖峭壁倾泻而下，滚滚浓雾在深不见底的峡谷中翻涌。就在那里，杰特·弗罗比扮演的男人跟家人一起经营着一家锯木厂。他是个酒鬼，一个长期折磨、殴打妻子和女儿们的恶魔。他是如此暴戾，最后绝望的女人们终于制订了一个摆脱他的计划。她们在一个暴风雨之夜谋杀了他。一名年轻的贵族律师受命调查此案，出于对被谋杀者的女儿——由克里斯汀·考夫曼扮演的头戴金色发带、天使般的西尔维莉——的爱，他在强烈的良心谴责下掩盖了这起谋杀案。最后他们结了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我精神恍惚地离开了电影院。一个我不熟知的、拥有古老自然力量的深山世界，一名残暴的父亲，一桩谋杀案，美丽的西尔维莉和她那为爱违背法律的拯救者——在我看来，所有这一切都像是我自己的故事，只不过加上了一个完美的结局。

而现在，距离那天没过多久，我就第一次在星期六下午来到了主街上。街头人迹寥寥，白日的热闹已经退去，夜晚的喧嚣还未开始。我在一家餐厅门前停住脚步，研究着橱窗里展示的菜单。炸面团汤、洋葱奶酪酱、烤猪颈肉、蓝色鲤鱼、农夫早餐，我读了一遍。没有几道菜是我认识的，反正三马克在这里也买不到什么。而且我也不敢走进这家气派的餐厅，这里装饰着五彩的冕牌玻璃，门口上方写着“金色邮车号角”。此刻，我几乎是饥渴地想起了父亲做的罗宋汤，他总是一次在一口大锅里煮好几天的量，每次饭后我必须把锅端到地下室阴凉保存。即便如此，夏天这锅汤最迟第三天就会开始起泡，但在父亲看来，发酵后的汤最是美味。尽管汤的气味呛得我喘不过气来，他还是会再撒一遍胡椒粉，也许是因为他没有嗅觉，只能区分味道是咸是甜，辣或不辣。我不知道，他是一出生就没有嗅觉，还是后来才失去的。他香臭不分，也许连自己钟爱的卡梅申西瓜的气味也不曾闻过。无论如何，每次他用勺子往嘴里送呛人的发酵罗宋汤时，总会冲自己巡演途中在餐馆喝的那些淡而无味的德国汤谩骂一通，大多数时候，他还会接着嘲讽起爱吃绿色沙拉的德国人来，给他们起名叫食草者，他的嘲讽对象还包括戴眼镜或者红头发的德国人来，这些人也莫名惹他厌烦。

我在火车站广场发现了一个还开着的售货亭，在那里花光了手里的钱，终于填饱了肚子。维也纳香肠、饼干、巧克力，统统被我一口塞进嘴里，我还品尝了人生第一瓶布鲁纳牌柠檬汽水，跟前一天的可口可乐完全不同，简直像天堂里才有的美味。最后五芬尼我用来买了第一个Dubble Bubble，一种我们班上所有女孩子都在吃的口香糖。她们要么“啪”一下把泡泡吹爆，要么互相比赛谁能吹出最大的泡泡，直到泡泡变得苍白而透明，噗的一声轻轻瘪掉。现在，我也可以参加比赛了。

这时街上已经热闹起来，阿希姆·乌兰特却不见踪影。我原本希望的是，我们已经心照不宣地约好了在主街见面，此事根本无须多言，但现在看来事情并不如我所愿。我也不知道能去哪里找他，我无法想象他就住在这座城市中的某个地方，和我一样。渐渐地，天色又暗下来，气温也低了，出门之前我没想着随身带件外套。当我穿着单薄的连衣裙在街上徘徊，要在煤窖中再睡一夜的恐惧向我袭来，我当时可能会跟任何一个能为我提供栖身之处的人走。唯独有一个人不行：格奥尔格。然而，恰恰是他骑着轻便摩托车停在了我身旁。在椴树餐厅跟他跳完舞后，阿希姆·乌兰特带走了我，把我从他身边解救出来，而现在，格奥尔格又在主街上找到了我，还邀我去兜风。

也许他就是那个会实现我所有梦想的德国男孩。我可以像其他女孩一样，和他手牵手走在主街上，他可能会与我订婚，也许还会结婚。但在椴树餐厅，我不仅邂逅了初恋，还遇到了人生中第一个厌恶的人。他个子很矮，宽阔的脸庞像被低矮的额头和短小的下巴挤压变形一样，一双汗涔涔的手，身上还散发着他头发上亮光发蜡的气味。从相遇的第一秒起，他就贪婪地盯着我，我倍感折磨。他唤起了我内心想要逃跑的条件反射，就像我父亲那样，同时我也厌恶在他身上看见的自己。在他眼中，我看到了自己对拒绝和蔑视的恐惧，看到了一个机会渺茫的人的乞求，一种我最熟悉不过的组合：徒劳的希望与绝望。但偏偏是他，拥有我没有且最渴望的东西：与阿希姆·乌兰特的联系。我满怀希望地向他打听阿希姆·乌兰特的消息。他掩饰不住自己的失望，但还是意味深长地微笑了一下，并答应如果我坐上他的小摩托，就带我去见他。我迟疑地照做了。

我曾担心这是他在引诱我落入陷阱，事实证明我只是杞人忧天。我和他一起走进了“月光”酒吧——这座城市中罪恶的温床，这里几乎和难民楼一样臭名昭著，每次路过这里，我都会心里发毛。阿希姆·乌兰特穿着他的黑色皮夹克坐在红色的俱乐部沙发椅上，身边是一个穿着低胸紧身上衣、正在吸烟的女孩。自动点唱机播放起《水手，你的家是大海》，洛丽塔[2]唱着里约热内卢和上海夜空中的星星，唱着水手们对远方无可救药的向往。舞池徜徉在流动的白色光点中，情侣们紧紧依偎在一起，随着音乐摇摆。不同于前一天椴树餐厅中的少男少女，这里的人们是一对对成年男女。阿希姆·乌兰特告诉过我，他今年十九岁——我从未想过他会出现在这种地方。

他看都没看我和格奥尔格一眼，也许他根本没注意到我们，因为他的目光完全被那个坐在我们旁边的女孩吸引了，实际上她已经不是女孩，而是女人了。在她身边的他看起来与在椴树餐厅中判若两人，他身上不再散发出任何冷酷的优越感，在我看来，反而更像一个乞丐。她对他似乎并不感兴趣，至少她还在笑着与其他男人搭话，还跟他们其中一人碰杯，阿希姆·乌兰特始终紧盯着她，就像格奥尔格看我时那般。

现在我明白格奥尔格为什么带我来这里了——不是为了让我找到阿希姆·乌兰特，而是为了让我失去他。他想让我看到他爱的是别人。也许格奥尔格盼望着这次揭发能让我转投他的怀抱。他给我点了粉红色的甜味鸡尾酒，由于口渴，我几乎一饮而尽，以至于后来发生的事情，在我脑中只剩下零星片断：包括我是如何与格奥尔格和其他人跳舞，如何不停地喝酒，甜酒和辣酒轮着来，格奥尔格如何点燃一支烟放入我口中，我又如何立刻咳嗽到肺快破裂，格奥尔格和其他男人如何在跳舞时把我紧紧拥入怀中，还试图把一条腿挤进我两腿之间，以及当米娜[3]唱着《炎热沙滩与失落之地》时，我是如何在一阵天旋地转中差点跌倒在阿希姆·乌兰特的脚边。

下一刻，我们四个人突然站在了外面漆黑的街道上。阿希姆·乌兰特用胳膊环住那个穿着低胸上衣的女人的肩膀，她想挣脱，但他不肯放手，直到她用细小而令人生厌的尖叫声把他推开，然后踩着细高跟走向一辆停在路边的红色汽车，车里另一个男人在等她。我目睹了阿希姆·乌兰特崩溃的瞬间，他伸向前方的手臂还悬在半空中。我冲向他，站在他身旁空出的那个位置，然而，瞬间我就从他身边弹开，就像母亲去世后父亲从西班牙回来那次一样。在他脸上，我看到了刚刚那个女孩看向他时的厌恶。然后他开口对我说了那天晚上的第一句话。“走开，你这个俄国妓女。”这是我人生脚本中最预料之中、也最逃不脱的一句话。我还没反应过来他真的说了这句话，他就骑上摩托车消失了。我与格奥尔格站在漆黑的街道上，内心没有一丝波澜。在酒精的作用下，我不断摇着头，但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阿希姆·乌兰特只不过是把我从梦境中拉回了现实，回到了我熟悉的、与生俱来的位置。我知道，我是肮脏之人，没有人会爱我。

这次是格奥尔格把我放在了路缘石边。趁他伸手拉住我之前，我就跑进了院子暗处。他不敢跟着我进来。从来没有一个德国人跟着我进来过。我没有公寓钥匙，父亲把我锁进房间之前没收了我的钥匙，但我看见厨房里的灯仍然亮着。他在等我。他开了门，粗暴地把我推进厨房，我踉跄着撞在了橱柜上。他脸上满是冰冷的怒意。

“你去哪儿了？”他怒斥。

“没去哪儿。”

“你都喝醉了。”

“没有，我只是累了。”“你干什么累了？”

“没干什么。”

“成绩单呢？”

“没有成绩单。”

“我真该拔掉你的舌头，你个撒谎精！赶快给我看你的成绩单。”

“现在只有每学年末才发成绩单。”

我知道父亲不相信我，他也根本不可能相信我，因为我总是谎话连篇，甚至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也会撒谎。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从来都不想说实话。这次也一样，我的谎言毫无意义，父亲反正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什么也证明不了。与他相比，我一直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懂德语。不过，在这件事情上，也发生过连我也理解错的情况，但他当然不会识破。

不久前，我在房管处寄来的一封信中读到，我们会收到一笔数额较大的款项。鉴于这笔意外之财，父亲在一个恰好来难民楼碰运气的代理商那订购了一台吸尘器，并支付了定金——这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大额的一笔开销。然而，邮递员不仅没有给我们带来那笔承诺的钱款，反而送来了更多房管处来信。不断送来的信件越来越令人困惑，直到有一天，一位怒气冲冲的男士找上门来，要求我父亲用现金偿还我们在房管处的欠款。原来，他忘了去邮局缴纳房租。

对于我没有收到成绩单这个说法，父亲无从反驳。他不认识可以询问这些事情的人，如果他去学校打听，那不仅会暴露他自己不会德语的窘境，还相当于承认了自己被未成年女儿牵着鼻子走的无能。在所有与德语世界有关的事情上，我都占上风。只要我想，我可以随意欺骗他，即使他不相信我，即使他确信我在撒谎——面对我的谎言他终究束手无策。不同权威之间的语言鸿沟给了我自由和保护，如同一道裂缝，让我藏身其中。

现在我无处可藏了。母亲也曾打过我，比父亲还要频繁，但我从不害怕，她那双虚弱无力的手，大部分时候我都能设法躲开。但是，父亲的手就像铁夹钳一样抓得死死的，他不带任何感情地打我，像过去的无数次那样。他用一只手抓住我，另一只手重重落在我身上，仿佛我是一块异常坚硬的木头，他非要把它劈开。很早以前，我就学会了装死，这招让我得以在他的殴打中幸免于难。接着，一阵仿佛来自身体之外的疼痛袭来，就像来自另一个隐约与我有关的人身上一样。直到我倒地不动，他才停手，把我从厨房一路拖到我的房间，任我躺在那里。随后，他拿着一把锤子返回来。我以为他要杀我，但他却把窗户钉了起来。当当，当当，一共十三颗钉子。他在房间里放了一壶水和一只桶，锁上了门。

很快我就不清楚自己已经在这间“监狱”里待了多久。为了对抗饥饿，我在第一天就无知地喝光了所有的水——水尝起来就像我小时候每晚用旧铁罐从城里牛奶铺打回来的牛奶的味道。那时，我总会尽可能长时间地在陌生的街道上转悠，观察街上的房屋和商店的橱窗，时不时喝一口罐子里美味的凉牛奶。而且我知道了离心力的规律：当我快速旋转牛奶罐时，一滴牛奶都不会洒出来——只是必须非常快地操作，一秒都不能迟疑和停顿。

一开始，我还试图打开那扇窗户，但随后我意识到，这样做无济于事。无论我如何拉扯、摇晃窗框，那些生了锈的、被死死钉入木头的钉子都没有丝毫松动。最后，我手里摇下来的只有窗户把手，仅此而已。

我精疲力竭地睡着了，进入梦乡。梦中，为了使自己摆脱地牢，我不得不用头撞墙，一遍又一遍，然而，即便我有铜头铁额也无法成功，唯有头部与石头相撞的响声回荡在耳边。

醒着的时候，我也躺着一动不动。整个身体仍然因殴打而疼痛不已。起初，每当听到走廊外面父亲的脚步声，我都感到害怕，但渐渐地，我开始盼望听到这脚步声。他会来放我出去吗？听到公寓门关上，他骑车去上班后，我喊来了妹妹，让她去帮我找房间的钥匙，然而她把整个公寓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找到。也许父亲预料到我会向妹妹求助，所以早已把钥匙藏好，或者放在公文包里带去上班了。

饥饿感很快就被口渴掩盖了。我嘴巴里一丝唾液都没有了，内脏像在灼烧，舌头厚重得如同砂纸，喉咙干到止不住咳嗽。有时角落里的壁橱突然开始旋转，好像在跳舞一样。我闭上眼睛，然后再次睁开：壁橱仍然在跳舞。钟鸣声在我脑中嗡嗡作响。我用一件旧连帽夹克盖住装有自己排泄物的桶，但无济于事，房间中刺鼻且有腐蚀性的恶臭开始毒害我的身体，我咳得更厉害了。我费力地爬上椅子，用衣架敲打天花板，我捶打墙壁，大喊大叫，即使有邻居听到了我的声音，依旧无人应答。我恳求妹妹把我的情况告诉别人，她是唯一知道我被困在这里、快要渴死的人，但她不敢，她很害怕。父亲下班回家时，我用拳头不停砸门。我投降了，我不再抗拒屈服了。“爸爸，”我只呜咽着说，“爸爸，请把门打开。”

最终，我做了那件早就应该做的事：我打破了窗户。妹妹绕着房子外围跑过来，透过窗玻璃的破洞递给我一瓶自来水和一块面包，她低声抽泣着，身体在发抖。她似乎不知道哪件事更令她害怕——是我可能会死掉，还是被父亲察觉后可能会面临的可怕惩罚。她不断给我送来水和食物，几天后，我几乎习惯了这间有水和面包供应的监狱。我不再等着被父亲释放，感觉自己异常轻盈，仿佛身体像空气一样，反正我已经失去了时间概念。不知什么时候，当我试着再次按下门把手时，门开了。

注释：

[1]新闻周报短片是每周有关政治、社会、体育和文化活动等电影报道的汇编，于20世纪初至60年代末盛行于欧美。新闻周报通常在电影正片开始前放映，三四十年代，许多大城市也建立了专门的新闻周报影院。到60年代末，随着电视机的普及，这种新闻形式逐渐被电视新闻节目取代。——译者注

[2]洛丽塔（Lolita，本名Edith Einzinger，1931—2010），奥地利女歌手、演员、电视节目主持人，于1960年发表歌曲《水手，你的家是大海》（Seemann,deine Heimat ist das Meer），成为国际经典热门歌曲。——译者注

[3]米娜（Mina，本名Anna Maria Mazzini，1940— ），意大利女歌手、电视节目主持人，1962年发表德语歌曲《炎热沙滩与失落之地》（Heißer Sand und ein verlorenes Land），成为热门歌曲。——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