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这只是一段模糊的记忆。十岁那年，我坐在一列火车上，脖子上挂着一块纸牌，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月台上，我的母亲含泪追着火车奔跑，直到再也看不见我。她哭泣的面容伴我踏上了旅程。

下一段记忆是一辆载满孩子的公共汽车。车程很长，孩子们一个接一个被接走，或者被送到了某个地方，最后只剩下我和汽车司机。天已经黑了，他找不到我要去的地址。而且他听不懂我说的话，因为他只讲法语。这是我之前最害怕的事——我要去的是比利时的法语区。我每天都在祈祷：亲爱的上帝，请让我去比利时的德语区，实在不行弗兰德地区也可以，但请不要让我去法语区。然而如今我就在这里。我独自一人坐在偌大的公共汽车上，而司机不知道该把我带往何处。后来，他把我带到了一个村子边上，留在两名修女身边，她们沉默地看着我，显然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她们也说法语，我同样听不懂。修女们友善而无奈地冲我笑笑，其中一人递给我一颗闪闪发亮的大橙子，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橙子。

她们领我来到一个房间，我整夜未眠，闻着手里的橙子皮，听着隔壁大座钟的敲击声。我差点就接受了要在这栋昏暗的房子里伴着墙上沉默的十字架和圣像，和戴着面纱的修女一起度过半年时光这件事，但是第二天我就被接走了。一个有着棕色卷发的年轻女人唤我作娜塔莉，她接过我的手提箱，牵着我的手，领我走在一条杳无人迹的小路上，小路两旁是草地和田野，她也对我说着法语。“娜塔莉，”她指着我说道，然后指向自己，“艾达。”她戴着一副无框眼镜，后面的一双眼睛明亮又笑意盈盈。

之后我来到了一座人很多的房子里，他们正坐在一张又大又长的桌边吃饭。所有人都讲法语。我一生从未感觉如此孤独和陌生。因为太害怕，我躲到一个贴了绿色瓷砖的庞然大物后面，感觉自己仿佛被放逐到了另外一个恐怖的星球。接下来我身上还会发生什么？我不知自己身在何处，等待着祸事降临，然而那群陌生人什么都没有对我做，任由我蹲在炉子后面的角落里。他们甚至没有试图劝我做任何事，就这样放任我不管。我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在我的认知中，我总是必须做些什么，大人们会对我发号施令，而我必须服从。然而在这里，我甚至不必与其他人一起坐到桌旁，我可以待在自己的角落，而且不需要吃桌上那些闻起来怪怪的食物。这时，艾达走过来，在我面前放了一碗牛奶，冲我微笑着，又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

渐渐地，人们一个接一个走过来，每个人都在我面前的地上放了些东西：一个脸颊像樱桃般红扑扑的女孩放下了一只眼睛被扯坏的小泰迪熊，一个高个子男孩留下了几根锡纸包装的巧克力条，另一个人放下了一套陀螺和鞭子。所有过来送东西给我的人都有一头卷发，浅色的、棕色的，黑色的最多。生平第一次，我遇到了其他孩子向我示好，而且大人们对我也完全没有非难，而是默默赞许。

不知什么时候，当我的寄养父母埃弗拉德夫妇和他们的十个孩子（其中艾达年龄最大）都吃完饭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饿。我小心翼翼地从躲藏处爬出来，坐在桌边那把显然是为我准备的空椅子上。堆在我盘中的土豆叫作炸薯条，味道好极了，我根本停不下来。没想到世上竟会有这么美味的食物。

对我来说，另一种全新的生活开始了。这里是瓦隆大区一个叫作佩蒂特—蒂尔（Petit-Their）的小镇上的农场，红十字会把我送来这里休养半年。偏偏是在这异乡深处，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归属感和被接纳的感觉。一开始，我还不敢相信发生了什么。我不相信，孩子们对我的追逐，对俄国人的蔑视言论，同学们的嘲弄和哄笑，我在学校和家中所受的惩罚，父亲的殴打以及母亲不断的哭泣，所有这一切都不见了。起初，跟我在德国上学之前一样，我又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聋哑人”，不过这种情况很快就发生了改变。我贪婪地吸收着法语，没多久就能完全听懂艾达对我说的话了。

因为第一次感受到被迁就，现在，我对归属感的渴望变得愈来愈强烈，首先表现在我执意要在农场上跟埃弗拉德家的孩子们干一样多、一样重的农活——而这恰恰是我不能做的，因为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休养身体，还要增重。农场有二十四头黑白花奶牛，外加一些猪、山羊、兔子、鸡、鹅和鸭子，还有多间厩舍、粮仓，几块庄稼地、菜地，一片树林和大片电栅栏围起来的牧草场。埃弗拉德家独自经营自己的农场，所有孩子都必须帮忙。我也想成为这些孩子中的一员，却因此成了大麻烦。我坚持不懈地争取参与到日常劳动中。我抢着干得最多的活儿是帮忙挤牛奶，因为在我看来这是责任最重大的工作。分给我的是一头叫贝尔的奶牛，它已经有些年老力衰，性格温顺，我可以在它的乳房上练习。

这件事并不像我想象中那么容易。如果只是拉扯奶牛的乳头，是无法挤出牛奶的，必须要充满感情地抓住它们的乳房，然后有力地挤压乳头，即使一段时间后双手就开始酸痛无力。毛茸茸、粘了粪便的牛尾巴一下又一下地在脸上掠过，在挤奶过程中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奶牛变得急躁，更不能让它踢翻铁桶。完成所有这些操作后，要将冒着泡的温热牛奶倒入一个叫作离心机的钢制机器中，分离出牛奶中的脂肪。然后把装有脱脂牛奶的大桶和盛着奶油的小桶提到外面，放在路边，之后会有一辆卡车把它们运走。每天的最后一项工作总是清洁离心机。拆卸机器后，先用软管冲洗，然后将各个零件在热水中洗净弄干。这个过程我也可以帮忙，还能提前把机器上的奶油舔干净。

有一天，不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贝尔用一条后腿踢翻了几乎已经装满的奶桶，将近十升牛奶流到了草地上，满满一大摊。习惯了严厉惩罚的我等待着一场可怕判决的降临。相处的这段时间让我了解到，这家人并不富裕，一桶洒掉的牛奶对他们来说是一大笔损失。让我惊讶的是，他们甚至没有责骂我一句。然而，惩罚对我来说依旧很痛苦：我被下达了“挤奶禁令”。无论后来我如何苦苦央求，请埃弗拉德父母网开一面——在这件事上，他们很强硬，直到最后都没有解除禁令。

此后我便更加努力地尝试通过其他方式发挥自己的价值。我和所有人一样凌晨四点就起床。我帮忙清理厩舍，喂猪，喂山羊，收割牧草，制作干草，劈柴，还会采摘荨麻和蒲公英叶，埃弗拉德妈妈用它们来烹饪。如果可以乘坐拖拉机或干草车，我会开心得发疯。每到星期一，我便快活地和其他人一起走在牧牛场上，用干草叉把牛粪涂在草地上，好让这些地方的牧草可以重新生长出来。这项工作费力又辛苦，但我不会放弃。我们穿着橡胶靴，挥舞着沉重的干草叉，绿色的牛粪不停溅到脸颊和头发上，艾达总得把眼镜摘下来清理。最后，当我们筋疲力尽地扛着干草叉走回家，所有人身上都是这些奶牛肚子里排出的黏腻草糊。

到了晚上，家庭中的女性成员们会围坐在灯下，织补袜子和磨破的毛衣袖子。因为特别想参与，我也得到了一个织补蛋^[1]和一根针，可以尽我所能地帮忙。有时候，埃弗拉德妈妈和她的女儿们会在织补时轻声哼唱，我也跟着一起，虽然不知道旋律，但能让自己的声音与其他人融为一体，我感觉很幸福。此外，我还可以帮埃弗拉德妈妈削土豆皮和洗碗，每到星期六，我会用一块长木板把大块圆面包和巨大的圆形杏子派、苹果派还有梨子派推进院子里的石炉中。我很乐意见得自己的手指被热板子烫伤，因为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拥有一双跟其他人一样伤痕累累、长满老茧的手。一天中我会观察自己的手掌好多次，寻找新的细小伤口，那是我融入这些比利时农民之子的又一标志。

几周后，我去了乡村学校。当初我坐公交车刚到这里时，司机把我交给了两位修女，她们就在这里教书。学校只有一间教室，总是四个年级同时上课，上午和下午轮流。上地理课时我不停听见自己的名字被点到。后来，我才意识到经常出现的那个单词不是“娜塔莉”，而是“意大利”，但每次“微笑修女”说“意大利”这个词时，我还是会举手，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把我的名字与意大利混淆的小游戏。

现在我也开始积极尝试学习用法语阅读和写作，因为法语是我回到德国后唯一可以与艾达保持联系的纽带。尽管还有很长时间，但我已经开始担心将来不得不离开佩蒂特—蒂尔，最令我担心的就是与心爱的艾达分开。有时我不知自己为何会在夜晚偷偷哭泣——是因为思念远方一直令我担忧的母亲，还是因为已经开始想念有一天将不在我身边的艾达。让我绝望的是，法语的发音和拼写方式完全是另外一种全新的存在：我必须逐字逐句从头学习，这样我以后才能给艾达写信。

还有其他人，以后我也想给他们写信。美丽的玛丽·罗斯有时会训斥我，因为我对干活的积极性惹烦她了，但她总是很快又跟我和好，哼着她教我的那些欢快的法语歌。黑眼睛的何塞总是逗我，不时碰我一下，直到我们没头没脑地躺到地上扭打在一起。优雅的奥古斯特是唯一不在农场里工作的人，她在布鲁塞尔的一间办公室里上班，只有周末才回农场——她会用手指把香水轻轻拍在我耳后，还允许我涂她的粉红色口红。露西恩听觉不灵敏，常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的眼里总是带着淡淡的笑意，看起来就像圣人般无欲无求。埃弗拉德父亲温柔而善良，即使我做了错事也从不责骂，而是把我抱起来放在膝上，向我解释一些没人同我讲过的事情。埃弗拉德母亲有点严厉，但也同样善良，她的身子有丈夫两倍那么宽，每当她把我拉入怀中，我就会完全陷在她柔软的肉里。我还想写信给卡门、瑟雷斯、让—保罗、约瑟夫和朱利安，但首先是艾达，在她第一次牵我手的那一刻，我就向她保证过。

有一天，她送给我一条粉晶串珠制成的十字架念珠。我们睡前祈祷时，每个人都跪在餐桌旁，把手支撑在各自的椅面上，一颗颗光滑、清凉的串珠在我指间滑过。我被允许领读祈祷文，要读五十三遍，一片静默中，每个人都认真聆听着我的声音：

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

主与你同在。

在女子中你是蒙福的，

你腹中的孩子也是蒙福的。

除了领读的人，每晚轮流由另外一个人决定要为什么祷告。轮到我时，我总是许同一个愿望。“愿娜塔莉会有一头鬈发。”我说。因为虽然我的双手如我所愿，慢慢起了越来越多的茧子，但我跟埃弗拉德家的孩子们之间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我没有一头浓密漂亮的鬈发，而其他十个孩子每人都有，对此我无能为力。当我第一次说出自己的愿望时，大家咯咯直笑，艾达也轻轻笑了一下，但随后她说我的愿望很严肃，现在每个人都要为我能有鬈发这件事祷告。从那时起，每隔十三天就会有十二名信徒一起诵念五十三遍《圣母经》和七遍《主祷文》，为我的愿望祷告，而我则每次俯首在念珠上方，期待着我稀疏笔直的头发上会出现奇迹。

邮递员送来母亲来信的日子到了。她在信中写道：“你回来时，一切都会和从前不一样了。”连艾达都不相信我母亲真的写了这句话。我也无从证明，因为没人能读懂母亲用俄语写的信。我不想回家，我知道那里有可怕的事情在等我，我苦苦央求继续留在佩蒂特—蒂尔，每个人都来安慰我，每个人都对我好言相劝，但没有人相信我的母亲会投河。即使我知道，她这封来信就是要明确告诉我这件事。她已经把这件事预告了足够多次——自从我有记忆以来，她总是说走就走。

最终，我在佩蒂特—蒂尔的很大一部分幸福感破碎了，因为他们不相信我，因为他们让我独自面对我知道的那些可怕的事情，就连艾达也和他们一样。也许母亲信中的那几句话也是一种恳求，也许她心中隐约希望善良的比利时一家人可以继续照顾她的孩子。也许她希望我能在佩蒂特—蒂尔，在这个让我度过如此幸福的半年时光的地方，有一个未来。

我又回到了火车上，身上挂着一块硬纸板，艾达在上面写了我的名字。在去布鲁塞尔的公交车上，我一直在哭，直到最后一刻仍希望艾达会带我一起掉头回去。然而，现在她就站在站台上，双手捂着脸，也哭了起来。她跟着火车跑了好久，直到消失在视野之中。旅途中，她哭泣的面容一直印在我脑海。我永远不会用法语给她写信，也永远不会再见到她。

回到难民楼几周后，本地报纸上刊登了一则报道：

星期三晚十点左右，一名来自乌克兰的三十六岁家庭主妇被报失踪，她于当日下午去了位于比格村的养鸡场，之后一直未归。昨日下午，于布肯霍芬木桥上方的沙洲上发现了她的尸体。一户相熟的人家收留了她十岁和四岁的两个孩子。其丈夫正在随顿河哥萨克合唱团一起巡回演出。

注释：

[1]织补衣物的辅助工具，多为木制，形状、大小与鸡蛋类似，用于垫在衣服破洞下方，使衣料平整便于缝补。亦有制成蘑菇形状的织补蘑菇。——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