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我醒了，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周围是一片黑暗冰冷的虚无，不远处一个红点在闪烁。我动弹不得，感觉不到四肢的存在。我还躺在墓园的长凳上吗？黑暗中的红色光点是不是那会儿见过的坟墓灯？被关在墓园的我从逝者手中惊恐逃命，我翻过墓园大门，把高跟鞋提在手里，穿过黑暗的小巷跑到阅兵广场，这一切，都只是在做梦吗？

渐渐地，我的记忆恢复了。那不是梦，我的确去过椴树餐厅，还跳了舞。我瞬间便理解了音乐的语言，一切恐惧和束缚都烟消云散。跳舞时，所有隔阂与差异顷刻瓦解，我融入了舞动的人群。仿佛我的身体一直在等待这些动作，仿佛跳舞开启了我的生命。我终于自由了。我沉迷于这场随节奏摇摆的独特盛宴。播放摇滚乐时，我的双脚几乎没有着过地，我蹦，就像身体是橡胶做的一样，我跳，在舞伴带动下快速旋转、摇摆，转进又转出，像飞一样。身体的重力像是消失了。

两支快舞之后，慢舞开始了，灯光逐渐变暗，只剩一抹泛红的微光。实际上，人们根本没在跳舞，而是两两成对，随着音乐摇摆。“我可以告诉你，星星中有什么”[1]，“爱我，永远永远”[2]——一双手臂环住了我，一张湿濡发热的脸颊贴了过来，一个陌生又汗涔涔的身体向我靠近。

在此之前，我生活中只跟男孩子有过一次身体接触。那还是在去修道院之前，我在难民楼的玩伴布兰科让我跟他去我们家的地下室。我本以为他在那藏了什么有意思的东西，结果他却在黑暗中把我推到墙上，下一秒我便感觉到他的嘴唇覆盖在了我的唇上。他的嘴唇出奇地厚而温热。我呆滞了片刻，随后挣脱他跑了出去。后来，我开始回味这种碰触，愈发觉得它没那么危险，反而具有诱惑力，令人向往。这段记忆伴随我度过了修道院中的岁月，有时我会想象，布兰科是外面世界中唯一一个等着我的人。但是当我再回到难民楼时，他已经不在人世了。据说，他因单恋一个德国女孩未果而卧轨自杀。

与我共舞的是一个叫格奥尔格的男孩。他愈发贪婪地抱住我，还试图亲吻我。从他口中，我第一次听到了渴望已久的来自德国男孩的情话。但格奥尔格吸引我的仅限于他是另外一个人的朋友。而这另外一个人，从一进门我便认出，他就是我今天会遇见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他没有跳舞，而是穿着黑色皮夹克坐在一张空桌子旁——一个和我一样的局外人，这似乎正是他眼中自己的高贵之处。显然，他来这里只是为了让其他人知道，他不想与他们为伍。尽管如此，这个局外人才是这里的秘密统治者，因为他敢于拒绝。我跟格奥尔格跳舞，只是为了吸引这个人的目光。终于，他看见了我，终于，我在他眼中有了存在感，那个有着乌兰特的深邃眼睛和阿希姆的明亮脸庞的德国男孩。我一定是凭本能认出他就是我的德国另一半。后来我了解到，他来自磨坊小溪边上的贫民楼，自小没有母亲，跟着粗暴又酗酒的父亲长大。他也曾在高墙之内度过好些年，那是一所少年感化院。他靠着打零工和偷窃勉强过活，是一个注定未来会坐牢的小贼。偏偏，我就选择了他——一个自身尚且难保、更完全不需要像我这样累赘的人，作我的救星。

当我回到难民楼时，已经是后半夜了。门打不开，因为不仅门从里面锁上了，钥匙还插在了锁眼上。我别无选择，只能按门铃，但即便我按了两次、三次，父亲也没有开门。我满怀希望地想到，也许他已经死了。没错，他一定是死了，因为他没有出来当场打死我。我开始疯狂按门铃，至少妹妹应该能听见，然而，不知过了多久，我听见的是父亲的脚步声正在靠近。在睡眠被我打扰，现在他可能对我已经怒不可遏，我害怕他的出现，但这种恐惧实属杞人忧天，他根本没有开门。“你来这里干什么？”我听到他在门后问。“滚！我家容不下一个妓女。”

起初我想上阁楼，但是那里也上了锁。我尝试去了地下室，那里存放着我们过去生活的全部家当，它们跟着我们辗转于一个个棚屋和强制营地，直到我们在难民楼落脚，从慈善组织那里获赠了一些旧家具，以前赖以栖身的这堆破烂就都搬到了地下室。我原本希望能在那里找到些御寒的东西，但那扇门也被锁了。唯一还开着的是那个我们用来存放煤炭的狭小隔间。一开始我躺在地上，后来发现煤块比水泥要暖和一些。就这样，我蜷缩在角落里的一小堆硬煤上睡着了。

当我第二次醒来时，黑暗中有一个红色光点凝视着我，那是感应灯开关上的红色小发光二极管，透过地下室门板映射出来。我再次感觉自己好像只是睡在煤堆上，做了一个梦，但不对，在椴树餐厅跳舞之后，我确实坐上了阿希姆·乌兰特的轻便摩托车，整夜与他同行。这次骑行在我看来就像一场绑架，又像是奇特的拐卖，但他骑着摩托，伴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在深夜沉睡的街道上疾驰了半个钟头后，却将我放在了难民楼前的路缘石边。我知道“舌吻”这个词，但我从不相信男人和女人真的会那样做。此刻，阿希姆·乌兰特的舌头抵在我的牙齿上，我明白我必须张开嘴巴。感觉就像一只湿润的小动物闯入了我口中，想要触碰我的舌头。他用力揽我入怀，吮吸着我的嘴唇，我闻到他的皮肤混合着皮革的气味，然而，在我真正明白发生了什么之前，一切就都结束了。阿希姆·乌兰特放开我，悲伤地望着我笑了一下，捋了捋凌乱的头发，之后跳上摩托车，头也不回地绝尘而去。我曾经确定，我们永远不会分开，然而现在我却穿着一条单薄的美式连衣裙站在路边瑟瑟发抖，听着他摩托车的轰鸣离我远去。就好像他打开了一扇门，又立刻把它关上了，又好像他只是想向我展示我无法拥有的一切。

不知又过去了多久，也许中间我又睡着了一次，清晨的阳光透过地下室的天窗照了进来。我的身体冻僵得厉害，不得不一个关节一个关节地慢慢舒展，直到能站起来。我的双脚刺痛，就像踩在碎玻璃上。我咳了起来，煤粉蜇得眼睛和嘴巴灼痛。我拖着疲惫的脚步爬上楼，发现钥匙仍然插在里面的门上，但这次，父亲在我按铃后打开了门。一切都瞬间映入了他的眼帘：红色高跟鞋，煤窖，德国椴树餐厅，当然还有阿希姆·乌兰特。他看出来了，我没有“退路”，在我打算逃往的德国世界中没人想要我。脚踩红色高跟鞋，从头到脚沾满煤粉，这样的组合使我身上的一切都变得透明可见，而我此刻以这种完全透明的祈求者姿态站在他面前，似乎也让他变得宽容起来。他让我进来，一言不发地打开我房间的门，把我锁在了里面。我脱掉破旧的塔夫绸连衣裙，蜷缩在温暖而撒满阳光的床上，沉沉睡去。

再次醒来时，房间里的光线显示已经是下午了。我在床上惊坐起来，侧耳倾听门外的动静。那天是星期六，是清扫和沐浴的日子，通常这个时间点我已经在干活了。而现在，公寓里一片寂静。不知听了多久，还是什么声响都没有。这是什么意思？父亲是不是已经去修道院帮我登记了？他是不是还带着妹妹当翻译？我悄悄溜到门边，拧了一下门把手——门依然锁着。我的脚趾肿了，像淡红色的樱桃一样泛着亮光，隐隐发痒。我小心翼翼地打开吱呀作响的衣橱门，母亲的衣服曾经挂在里面。父亲当年从巴黎给她带回了一款深蓝色瓶子的香水，过了这么多年，依然能闻到一丝淡淡的香气。我掀开柜子底部泛黄的报纸：我的成绩单还在那里，没被动过。

我暂时松了一口气，重新钻回床上，闭起双眼，想象自己回到路缘石边，回到了阿希姆·乌兰特的怀抱中。我不断回放这段记忆，想永远停留在亲吻那一刻，但我无法阻止它结束，回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从头开始。和他一起的那场狂野夜骑到现在仍然令我晕眩，感觉就像不间断地坐了半小时过山车一样。当轰鸣的摩托车在弯道倾斜向地面时，我可以更紧地抱住他的上半身，我尖叫着，但并不害怕，恰恰相反——如果我们发生了车祸，双双死亡，那就没有任何事能让我们分离了。为什么他吻了我，然后又突然离开？他不知道我不能再回到父亲身边吗？他不是了解我的一切吗？

时间一分一分过去，家里依然没有任何动静，显然确实没人在家。现在我该怎么办？等待我的判决执行吗？我再次起身，打开窗户向外眺望，目光寻找着遥远的城市边缘，那里现在有我认识的阿希姆·乌兰特。这里并不总让我感觉是世界末日，小时候，家门外的这片旷野常常带给我无穷幸福。这是我们的地盘，我们的领地，我们在这里享受着边缘人的自由。这里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一份来自那些不想让我们在城市中出现的人的馈赠。我们自成一个部落，成群结队地走过四季，我们相互簇拥着，闯过灌木丛、矮树林和荨麻丛，我们在砾石坑中、河漫滩边闲逛，把硬纸板绑在身后，从积雪覆盖的斜坡上呼啸而下，我们在鬼魅的暮色中畅游，以野生梨子和偷来的鸟蛋为食，我们分成敌对军队，而后又重新合并成一个国家。

有一次，我独自离开家，越走越远，很快就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了。目之所及，森林和田野连在一起分辨不清。突然，在吉卜赛人棚屋后很远的某个地方，我眼前出现了一个栅栏，它背后是一处几近坍塌的农庄。尽管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烟囱里却冒出一缕烟雾：这是唯一表明有人居住在此的标志。就在那时，一个可怖的身影从铁丝栅栏后面的灌木丛中冒了出来。此前我从未见过类似的东西，一种让人无法分辨究竟是人还是动物的生物。它那杂乱、肮脏的头发中混杂着稻草，嘴巴、鼻子和眼睛都在向外滴水，一张结痂的麻风脸遮住了本来的面目。

我站在原地，双脚像生了根一样，无法逃脱。一根棍子从那个生物手上掉落下来，它用满是脏污的双手紧紧抓住栅栏，舔着生锈的铁丝，狂吠着摇晃铁丝网，仿佛要把隔在我们之间的栅栏吃掉。我不知所措地盯着眼前这个生物，它古怪的样子似乎也映照出了我自己身上某些极端的东西。

直到农庄前出现的这个身影发出了威胁性的男人声响，我才动了起来。仿佛得到一个等待已久的信号，我脚掌离地，跑了起来。我惊慌失措，仿佛再也逃不脱刚才看到的一切，仿佛下一刻它就会从背后发起袭击，把我拖入它的世界。我没命地奔跑，上气不接下气，也许方向还错了，我不确定，直到远处出现了闪耀着蓝色光芒的夏日河流。现在，我不会错过回家的路了。

长久以来，我的生活总在外面。家对我来说永远只是一种压迫，是长期施加于我身上的暴力。我总是被困住，也一直想逃离，至少要逃进院子里，至少要逃去河漫滩和砾石坑的自由之中。我长期陷入对远方的向往，如同母亲的乡愁，只不过让我心心念念的不是乌克兰，而是近在家门前的德国。如今，这种念想有了一个名字：阿希姆·乌兰特。

很快，我便有了计划。我穿上那套在学校运动时穿的、已经褪色的运动服，收拾好行李，把行李提前从窗户扔到房后的草地上之后，我爬出敞开的窗子，尽可能低地向下滑，然后把手从窗台上松开。发痒的双脚着地时，我疼得哀嚎了一声。我房间的窗户就挨着父亲的卧室，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挂在上面的碎布片好像移动了。我抓起行李，就从通往洗衣房的室外楼梯上跑下来。如果洗衣房的门是锁着的，我的整个计划就泡汤了，不过，我们邻居向来无视要锁门的规矩，这一点还是能指望上的。我穿过敞开的房门，溜进了那间暮色中光秃秃的石头房间。我对这里很熟悉。

大约每个月我都会在这里洗一次衣服。我得先浸泡衣物，第二天烧热洗衣锅炉[3]，把衣物在锅里煮一会儿，同时用木棍不停搅动，然后把它们一件一件放入铁桶，在洗衣板上搓洗。花几个小时完成这部分工序后，就该漂洗了，冬天时要在冰冷到把手冻裂的水中连续漂洗三到四次。而最困难的部分还是拧干那些我两只手都握不过来的大件衣物，我只能一点一点把水挤掉，直到至少不再有水滴下来。夏天我会把衣物挂在房后的晾衣区，冬天只能挂在阁楼上，不一会儿它们就会结冰冻住，变得纸板一样僵硬。

为了熨衣服，我们在厨房桌子上铺了一块旧的美军毛毯，上面已经有了很多烫焦的洞。生锈的笨重熨斗必须不停放到炉子上重新加热，为此我在夏天也要专门烧热炉子。熨烫父亲的衬衫对我来说尤为痛苦。他不能容忍衣服有一丝折痕，但每当我熨平一道折痕，其他地方就会出现一道新的。我不停地熨啊熨，手上都烫了水泡，而在此之前要进行的程序，对我来说更是一场灾难。父亲在开始洗衣之前会先检查一遍脏衣服，我必须站在一旁看着。我不明白他究竟在检查什么，似乎他只是想向我宣示他对我的无限权力，以及我在这项权力面前的无限软弱。他对我的内裤尤其感兴趣，指尖和目光在上面肆意游走，而我就站在他身旁，羞耻至极。我感觉自己不仅赤身裸体，就连身体最深处都透明可见：我就是父亲手中把玩的内衣裤，任由他处置。

当我此刻赤裸着身子站在洗衣房中，试着用软管中流出的冷水冲洗掉毛孔中的煤粉时，我又想起了晾衣竿的故事。小时候，我用它们来玩滑行游戏。我爬上其中一根晾衣竿，在上面逗留片刻，预感着即将享受到的快乐。然后，我把手放开，双腿紧扣住晾衣竿，身体瞬间向下滑去。很快我会再次爬上去，游戏重新开始。

有一天，在向下滑行的过程中，突然有一股吸力攫住了我，力量强大到我身体发麻，摔在了草地上。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种情况从未有过，一种小腹喷涌的感觉。我躺在草地上，太阳穴突突直跳，我以为自己得了重病，可能就要死了。我在对死亡的恐惧中惴惴不安了几天，一遍遍回到晾衣竿那里，观察着它们，试图弄清发生了什么。后来，这种症状再也没有显露，一切似乎都没有想的那么严重，既没有疼痛，也没有出现麻风，我的恐惧逐渐消退了。之后，我重新鼓起勇气，再次爬上晾衣竿，让自己滑下来，我连续这样做了好几次，但“晾衣竿症”并未复发。渐渐地，我开始感觉有些遗憾，后来发现，即使不用晾衣竿也可以引发症状，这种喷涌之感可以反复出现，一直持续，而且不会带来任何后果。我一遍又一遍探究着自己身体内的这个不解之谜，不能自拔。

直到进入修道院后，我才发现这件事有多严重。我陷入了不贞的大罪，这是一名女性所能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而所有推荐我们用来对抗这种罪行的办法——祷告、禁食、禁水和供奉，以及向圣母玛利亚和圣安东尼祈祷——在我身上不仅悉数失效，而且还助长了我这种秘密恶习，我对抗得越激烈，它势头越盛。当主教授予我那项史无前例的特权——作为非天主教徒参加告解和圣体的圣事，我通往地狱的终极堕落也开始了。我第一次在告解室中跪下，那是一个狭窄昏暗的小房间，里面有一名神父在格栅后面倾听我说话，而我没能将不贞的罪行说出口。靠着隐瞒和欺骗，我骗取了宽恕。第二天，我必须去参加圣体仪式，因为如果我不去，就等于向所有人公开了我的罪孽。在那一刻，当小教堂中诵读弥撒经文的年轻神父把白色的圣饼放在我的舌头上时，我就永远迷失了。谁在领受圣体时心中还背负着未经忏悔的大罪，那个人就犯下了永远无法偿还的罪孽，即使再次忏悔也无济于事。日复一日，我身上的罪孽愈加深重，因为我还在继续参加圣体仪式，同时又无法戒掉恶习。我的罪孽多到罄竹难书，尽管这其实根本不重要了，反正我已经难逃地狱。

绝望之中，我紧紧抓住玛丽·约瑟夫修女曾经讲给我们的一个故事。一个陷入不贞罪的坏女人每天都会按照过去的习惯诵念《圣母经》，尽管她早已背弃信仰。她去世后，每一次诵念的《圣母经》都变成了绳子上的一颗珠子，这根绳子长到她可以顺着它爬上天堂。玛丽·约瑟夫修女虽然不曾说过这个女人犯下的是不可饶恕的罪过，但如果我祈祷的次数比她多，不是每天一次《圣母经》，而是每天数百次，那么到我死时就有成千上万次了，也许这样我也会有渺茫的机会，靠一条长长的珠串爬上天堂。我几乎一刻不停地忙着让珠子变多——无论手头在做什么，我都会祈祷。如同流水线女工一般，我将《圣母经》诵念了一遍又一遍。

幸运的是，我在洗衣房中找到了一块肥皂和一把刷子。软管中流出的冷水让我想起了在煤窖度过的那个夜晚，但是我脚上的瘙痒止住了，就好像那晚以来的寒冷才是我双脚适应的温度。我用一条专门打包进行李的旧裙子擦干身体，接着穿上干净的内裤，外面套上一条淡绿色紧身连衣裙，我从未见母亲穿过这条裙子，但它肯定也是来自美国的包裹之一。这条裙子对我来说太大了，不过系上红色腰带后人们可能会以为它原本的设计就是这样。然后，我把自己冻僵肿胀的双脚重新塞回红色高跟鞋里，鞋上那晚煤窖之夜的痕迹清晰可见。尽管我用涂抹过肥皂的刷子处理了很长时间，把鞋子擦得锃亮，仍然无法完全清除上面的黑色煤粉。它们已经永久渗入了皮革，渗入了这抹禁忌的红色之中。

注释：

[1]意大利裔德国歌手兼演员维托里奥·卡萨格兰（Vittorio Casagrande）的歌曲《Liebe,die nie vergeht》中的歌词。——译者注

[2]20世纪60年代的荷兰摇滚乐队蓝色钻石（Blue Diamonds）的歌曲《Liebe Mich》中的歌词。——译者注

[3]过去德国家庭中常见的洗衣设备，上部为煮洗容器，下部为加热炉灶。20世纪60年代洗衣机开始普及后，洗衣锅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