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对父亲而言，纳粹的侵略战争开始于1941年10月8日的马里乌波尔。这一天，这座乌克兰城市被德国武装部队占领——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计划，目的是摧毁布尔什维主义，并为德国人民占领新的生存空间。他的计划包括，消灭尽可能多的斯拉夫人，并使其余人臣服于德国优等民族。未来的国民不应该有自己的文化，他们不受教育，没有身份，只能接受命令，成为服务于千年德意志帝国的奴隶。

不仅城市的港口设施、火车站和工厂遭炸弹袭击，很大一部分住宅楼也被摧毁了。水电几乎都已断掉，越来越多的人涌入那些还未倒塌的房屋。所有人都必须为德国人工作——如果不这样做，就得不到食品券，只能饿死。但这恰恰是斯大林对人民的要求。在他的统治下，每个人都要做好为祖国英勇牺牲的准备。因为不想饿死，苏联全体人民都成了叛国者。仅仅是他们在被占领区幸存这一事实就足以成为通敌的嫌疑。

在苏联经济受德国国防军打击走向萧条的同时，德国的军工业却在蓬勃发展。问题在于，大多数德国男性都在前线，劳动力严重短缺。纳粹陷入了困境。一方面，要杜绝德国血统与劣等的斯拉夫血统混杂；另一方面，要赢得战争只能依靠劳动力输入。

在幅员辽阔的苏联被占领区，可作为强制劳工的人数最多。在大规模驱逐他们出境之前，首先是广泛的宣传活动，邀请苏联公民自愿报名前往德国工作。那些饱受战争折磨、食不果腹的人们被许诺到德国就像进了天堂。起初，无处不在的宣传攻势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随着在德国工作和生活条件的真相逐渐揭开，自愿前往招募强制劳工的劳动局的人大幅减少。

希特勒任命他的模范省长官弗里茨·绍克尔为全德意志劳动力调配全权总代表。在“彻底铲除人道主义妄想的最后残渣”的口号下，他下达了展开人员抓捕的命令。整个战争年代，数百万苏联人常常在街上走着或站着时就被逮捕，然后被关进运输牲畜的火车车厢中遣送至德国。一个个村庄的村民被集体运走，包括老人和儿童，房屋也被烧毁。仅在马里乌波尔就有六万人被强行带走，其中十分之一再也没有回来。

我的父母直到1944年4月才离开乌克兰。这推翻了我之前的猜测，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他们是自愿离开乌克兰的。当时每个人都已经知道德国的实际情况。只有在农场和小型家族企业中，来自东欧的强制劳工才有极小的可能得到良好待遇，而在他们通常构成半数劳动力的大型工厂中，则实行着“劳役灭绝”^[1]。斯拉夫人不过是一种生产资料，可以花最低的成本进行最大程度的剥削利用。一旦他们的力气耗尽，要么被当作废人遣送回乡，要么被送往病人营房，任其自生自灭。多数人就死在了那里。

如果真如父亲多次表明的那样，他和母亲确实是在这么迟的时间点自愿离开乌克兰的，那么他们一定是到了别无退路的境地，只能在强制劳役和等死之间选一个。无论如何，苏联红军即将夺回马里乌波尔时，他们逃往了敖德萨，当时那里仍然牢牢掌握在德国国防军手中。他们在那儿藏身于母亲的一位姨母家，但不久之后，红军便打到了敖德萨城门前。他们乘坐一艘德国船只跨越黑海抵达罗马尼亚，船上有战略物资，还有未来的强制劳工们。许多走海路被遣送出境的人在途中丧生——红军会轰炸那些运载掠夺来的原材料驶离的船只，不管同在船上的同胞生死。父亲和母亲很幸运，他们活了下来。

这是他们第一次踏上苏联之外的土地。在罗马尼亚，斯大林鞭长莫及，这里是德国的战时同盟国。在中转营停留过后，旅程继续，要么走水路跨越多瑙河，要么在一节载满人的运输牲畜的车厢里，一路向德意志帝国行进。也许直到抵达莱比锡，父亲才隐约料到，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一座大型古拉格。一个遍地是营地的国度。四万五千个营地中，有三万个是强制劳工营。

我的父母被分配到弗利克康采恩下属的一家军工企业，名叫通用运输设备有限公司，简称ATG。这是一家战斗机组装工厂：一家巨型公司，地上和地下都有车间，自成一座小型城市。近万人在这里工作，其中两千人是强制劳工。他们被安置在二十个人满为患的不同营地中，严格按照国籍和性别分开。任何人都不允许和“东方劳工”交谈——这是赫尔曼·戈林创造的专业术语，他们是一个单独的群体，必须在衣服上佩戴标有“OST”字样的徽章，仅比犹太人佩戴的六芒星略好一些。有时他们被称作“役畜”，但事实上他们连这都算不上。役畜会得到足够的食物和照料，而这样的成本却不会花在斯拉夫劳工身上。在辽阔的东方大地，自然有无限量的新鲜且成本极低的劳动力补给。

ATG公司的档案已经不复存在，也许在战争中被烧毁了，更可能是公司领导层自己销毁了，以免留下任何痕迹。在纽伦堡审判中，强迫劳役被判为危害人类罪，弗里茨·绍克尔这个“法老时代以来最大最残酷的奴隶主”被判处绞刑，审判过程中，一些前ATG管理者还试图粉饰罪行。尽管众所周知，弗利克康采恩总计雇用了超过十万名强制劳工，给他们非人的劳动和生活条件，特别是“东方劳工”，然而，他们却几乎把那里的营地夸上了天。

时年四十四岁的父亲比大部分强制劳工都要年长许多，他们中大多数人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到了最后连十岁以上的儿童也被遣送出境。我从一份来自当时美军占领区管理机构的褪色调查表中得知，父亲在马里乌波尔生活的五年时间里曾当过簿记员。他是怎么偏巧做上簿记工作的，我很难想象，但是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不必从事体力劳动，可以坐办公室这件事一定是个巨大福音。无论如何，当他来到德国时，他已经不能或不再适应做体力活，而且他也不再年轻。

我该如何将他想象为一名强制劳工？当时他是什么模样？在他身上还能看到照片中那个迷人而有活力，脚蹬一双纽扣靴的年轻男子的影子吗？还是他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面容憔悴，身染疥疮，满身虱子，眼圈发黑，锁骨突出？他成了那些衣衫褴褛的人之一吗，清晨五点便在监工动辄辱骂殴打的看守下，光脚踩着磨脚的木鞋被赶去服劳役？也许他患上了饥饿引发的常见症状：浮肿、腹泻和便秘，视力受损，盗汗，头晕，发抖，还有总想着食物的强迫症？

斯拉夫劳工的伙食中有一种浑浊的汤，俄文叫作balanda，是一种很稀的营地汤食，里面漂着一些白菜叶和切块的甜菜根或土豆。每周会有一次低档肉铺的生马肉和一百克人造黄油。主食是一种所谓的俄国面包，由粗磨黑麦、甜菜块、秸秆粉和树叶制成，吃下后会损害消化系统。许多强制劳工患有伤寒和痢疾，肺结核也在营地中蔓延。那些疾病发作的人几乎没有生存机会。他们被送至所谓的慢性传染病疗养所，如果没有很快自己丧命，就会在过量药物作用下被杀害，因为他们恢复劳动能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也许父亲险些才逃过这种命运。战后，他接受X射线检查时曾在肺部发现多处可疑斑点，但疾病直到他上了年纪后才发作。他不得不在一家肺病疗养所度过三个月，跟另外二十多个又咳嗽又吐血的男人待在同一个大厅，但他获得了抗生素并且恢复了健康，而许多强制劳工在获得解放多年后仍然死于当年在营地中感染的肺结核。

东方劳工的工作时长是每周六天，每天十二小时。大多数人会利用周日这天好好睡个觉，清洗衣服，或是在简陋的条件下搞搞个人卫生。不过，人力不足时周日也需要工作，这种现象在战争后期越来越普遍。

父亲对污垢的厌恶我早已熟知，这种厌恶可能早在落后的、缺乏文明卫生条件的苏联就已产生，但肯定在劳改营中变得愈加严重。当他用难以实现的清洁要求恐吓我和母亲时，也许仍然在对抗肮脏的营地世界——对抗满是污渍、爬满虫子的木板床，恶臭难耐的厕所异味，油腻黏滑的洗涤槽，腹泻的上铺滴落在他身上的排泄物，以及污染变质、细菌滋生的食物。也许仅从一颗尘粒中，他就能看到当年那些渗透他每一个毛孔，无法根除又无所不在的营地污物。

他对噪声的特殊敏感性可能也归咎于劳改营，因为营地不仅是脏污的世界，还是噪声的世界。安静在那里是不存在的。白天的十二小时里，车间里进行着金属的切割、焊接、锤击、钻孔和打磨，ATG场地内试飞着组装完成的机器。白天的十二小时里，人们的耳朵始终处于一场声音的持续雷暴中，这对父亲这样听力灵敏的人来说无异于折磨。夜晚的营房也从不安静。男人们打鼾，有些人在睡梦中尖叫，还有些人咳嗽或呻吟，外面不时传来警卫的咆哮和嗅探犬的吠声，巡逻人员在它们的指引下搜索逃跑的劳工。

尽管营房夜里会封锁，但偶尔也会有人逃跑成功。有些人去周围田地里寻找腐烂的土豆，还有些人试图逃到树林中。被抓到的人会被枪决，或者在温度零下的环境中被从头浇下一身冷水，然后被关禁闭。不言而喻，劳工无权辞职，不能更换工作，当然也不能回家。他们是雇主的财产。外出很少被允许，且多数时候只能在监工陪同下。他们被禁止拥有自行车，禁止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禁止去餐馆。

在父亲对我的残酷殴打中，落在我身上的也许还有他在营地中的那段过往。他了解被打的滋味，营地的监工有权责罚劳工，且乐此不疲。弗里茨·绍克尔鼓励公司管理层，缩短处理不听话的强制劳工的流程，将其立刻移交警察，绞死，枪毙。没人知道实际上有多少劳工被枪杀和殴打致死，所谓的扇耳光、鞭打、断粮、延长工作时间、关禁闭、夜里每小时叫醒一次等惩罚和刁难都是家常便饭。仅仅因为一点琐事，一个东方劳工就会被送去集中营，或者，更糟的，被送去很少有人活着离开的劳教营。

他对德语的拒绝自然是源于俄国人那种坚决抗拒一切外来事物的心态，但营地生活无疑也为此出了一份力。他第一次听到德语也许是从马里乌波尔的德国占领者口中，后来又在ATG的营地再次听到，那里并不是适合向德语敞开心扉的地方，更别提学着爱上德语了。起初，他装作耳聋，好对监工对斯拉夫下等人的谩骂充耳不闻，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筑起了一道隔绝德语的墙，一堵再也无法拆除的防护墙。

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儿，一有机会就争取去了德国人那边，对他来说难道不是叛徒，不是那些虐待、殴打、嘲弄他的人的盟友吗？因为不理解一个孩子对其所属环境的基本归属感需求，他是不是曾试图制服我，囚禁我，让我成为他的财产，就像他本人曾先后被当作苏维埃政权和弗利克公司的财产那样？一个从未体会过自由的人，一个生活在两大独裁政权束缚之下的人，又如何能将自由给予他人，以及他的孩子呢？于他而言，自由可能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从未了解过自由的种种严苛之处，那是他生命中不曾拥有过的。

他知道我的母亲，那个不久前嫁给他的“真正意义上的纯洁女孩”，在这片广阔营地中身处何方吗？他知道她在哪里服劳役、她的营房在何处吗？那时他还爱着她吗，会担心她吗？他会不时在ATG的场地上偶遇她吗？他们的轨迹有交汇吗？那里有可供男女秘密相会的小隔间吗？

与德国女人发生性关系将使他丢掉性命，染指德国女性的斯拉夫男人会被当作强奸者绞死，女人则被当作妓女游街。但是，对于结为夫妻的强制劳工是怎么规定的？德意志帝国对劣等种族的后代不感兴趣，这也是为什么男人不允许进入女工营，女人也不允许踏足男工营的原因。尽管如此，母亲还是怀上了我。营地中怀孕的人还有很多，许多孕妇被迫堕胎，仍然能降生的孩子通常一出生就被夺走，送到所谓的“杂种饲养场”。大多数孩子或饿死，或死于疾病和缺乏卫生护理。有些孩子会“免受”这场磨难，因为他们一开始就被注射毒针杀死了。

父亲知晓这些事情吗？他知道自己身处怎样的地狱之中吗，还是他根本不想知道，因为只有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去想、什么都感觉不到，只会像机器一样拼命干活的人才能生存下来？对他来说，德国劳改营是一种痛苦的觉醒，还是仅仅加剧了他早已习以为常的生活的残酷？我曾听说一个波兰女人从集中营救出了一名犹太儿童。有一天，一位邻居老人去世，那个孩子问道：“他是被毒死还是被枪杀的？”就像这个孩子不知道大多数人是自然离世一样，也许我的父亲也不知道，这世上还存在没有暴力和饥饿的生活。他从一个极权的恐怖落入另一个极权的更大恐怖之中，也许到了德国之后他才意识到，他在这里属于劣等种族，在人们眼中只是一台工作机器，仅此而已。

这一定契合了他作为斯拉夫人早已有之的自卑情结，也许他内心甚至认同德国纳粹的种族主义。同时，内疚感可能也折磨着他，因为他参与制造了针对同胞的军事装备。还是他不容许自己有这样的想法，他眼下只有他已经逃脱、并且参与毁灭的，令人憎恨的苏维埃政权？是对那个制度的仇恨给了他坚持下去的力量吗？或者除了仇恨，还有希望，期盼有一天一切终将结束，他和年轻的妻子将开启自由的生活？

对于他和其他所有人来说，一切问题的关键都在于，战争还将持续多久。广播或报纸当然是不存在的，营地就是一座孤岛，一个孤立封闭的有机体，任何事都无法从外界渗透进来。没有人知道前线发生了什么，每个人都靠谣言过活，紧抓每一个关于胜利或失败的谣传不放。一些人希望苏联红军早日到来，另一些人则指望着美国人。有些人渴望最终重返家园，回到父母和家人身边，还有些人不想回去，他们希望战后在德国过上更好的生活，尽管他们还在为战争的持续卖着命。若没有这些不受法律保护的奴隶劳工大军，德国的战时经济早就走到了尽头。几乎没有一家德国工厂、手工作坊、农场和一个家庭未曾从来自世界各地的廉价劳动力中受益。一名东方劳工每周的薪水大约是七马克，这些钱甚至不够买一个面包，当时一个面包的价格是十帝国马克。

恐惧压倒了一切。美国人在白天发动空袭，英国人则在夜里。莱比锡陷入火海，大火引发了火灾风暴。德国民众逃进防空洞，强制劳工则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进入，晚上他们被锁在营房里。有些人祈祷，还有些人尖叫，其余人则呆滞地躺在木板床上，听着燃烧弹和爆破弹的爆炸声，看着窗户上反射的火光。无数强制劳工在同盟国的空袭下丧生，但是没有证据表明ATG的营地曾遭炸弹袭击。我的父亲母亲一次又一次逃脱了死亡，继德国和苏联之后，他们又在美国人和英国人的轰炸中幸免于难。

尽管有重重看守，他们一定还是找到了可以秘密相拥的地方，因为当美国人1945年5月解放莱比锡时，我的母亲已怀孕三个月了。如果我早半年出生，那么作为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我可能也会被送去“杂种饲养场”，最后被装进一个人造黄油的大盒子里，埋在营地某处。也许这样对父母来说会更好。也许这个他们并不想要的孩子，就是让木桶溢出的最后一滴水，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解放后，全德数以百万计的强制劳工一夜之间失去了栖身之所。他们与集中营的幸存者以及来自东部的被驱逐者和难民一起，构成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民族大迁徙之一。雅尔塔会议通过了强制遣返所有苏联公民的决定。据说营地中经常出现可怕的场面：来自苏联的强制劳工扑倒在西方同盟军脚边，乞求同盟军要么让他们留在德国，要么干脆枪毙了他们。有些人已经在营房里悬梁自尽，因为害怕斯大林的报复。还有些人一心只想重返家园，他们长途跋涉，这些身形憔悴、衣衫褴褛的人们集合起来，用手推车拉着自己最后那点破烂家当行进。对西方同盟国而言，将数百万被驱逐者全部运送回国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涉嫌战时主动与敌人勾结的被遣返者在抵达苏联后立刻被枪毙，许多人从德国劳改营被无缝转运到苏联劳改营，大多数人被排挤至社会边缘——除了在多年后提出赔偿申请的少数人，那些被绝口不提的人们自己也沉默不语。他们害怕自己不符合英勇的苏联人形象，因为苏联人宁可自杀也不愿为敌人服务。通常他们既找不到工作也没有住处，多数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直到去世。

只有少数人设法逃脱了强制遣返，留在了德国。我的父母是如何做到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几乎一无所获。当局知道他们是从乌克兰来到德国的，但是在一份美国人的调查表中，父母在他们的出生地那栏写的是克拉科夫。这样做只可能因为一个事实：在被遣送出境时期生活在波兰国土上的苏联公民，如果不愿意，可以不必被遣返。没有人会相信我父母的谎言，尤其是同一份调查表的另一处显示他们的遣送出境地是敖德萨。这是父母生平中的又一个谜团，如果我知道真相，可能会得知一个版本完全不同的故事。

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美国人留在萨克森，那么我也许会出生在莱比锡，但是解放后仅两个月，他们便撤离了，将德国东部转让给苏联红军。我的父母又一次落入苏维埃政权手中，在德国也依旧没能逃脱它的控制。父亲和他怀孕的妻子以及一对乌克兰夫妇一起向西逃亡。他们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抵达了纽伦堡。在城市的废墟中，他们找到了一个没有上锁的铁器厂简易仓库，在那里秘密栖身了一夜，他们不曾预料到，这个偶然发现的藏身之处将是他们在德国的第一个家，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将继续留在这里。

如今无数营地中解放出来的外国人被称作流离失所者，他们不能自己决定居住地点，而必须被安置进众多新的集合营地之一。尽管如此，我的父母还是在一位德国工厂主的帮助下打破了这项规定。这位善良的工厂主可能自己曾雇用过强制劳工，如今想做出弥补，便把仓库留给了这两对乌克兰夫妇。尽管这会让自己面临惩罚，他仍准许他们在他的私人领地上避难长达五年。

仓库中存放着一捆捆生锈的废铁，我们便生活在它们剩下的空间里。仓库位于与菲尔特接壤的交界地带，我仍然记得地址：菲尔特十字路口1a号。一个未铺砌路面的院子，堆满废铁；一座铁路路堤，客运和货运列车昼夜不停地驶过；一间铁路巡道工的小屋，是我们取水的地方；工厂中机器隆隆作响，我们的仓库也随之整日震个不停；另一边，工厂主的私人住宅掩映在树后。

若是在流离失所者营地里，我的父母和他们的同屋还能得到基本供给，但是在这片战后的荒野之地中，他们是如何生存下来的？也许慷慨的工厂主会不时悄悄给他们送些东西，也许还有这个或那个工人偶尔为他们留出些盈余，也许两个男人会在房屋废墟里翻找被掩埋的食物，也许他们会去偷窃，也许我父亲设法在黑市上做了什么买卖，他还不时靠把收集来的废铁卖给废品收购商赚到几芬尼。

我的出生证明显示，我于1945年12月的一天清晨出生在菲尔特的一家医院里，也就是至今仍然存在的纳坦斯蒂夫特医院，这是犹太银行家阿尔弗雷德·路易所建的妇产医院，它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距离我们当时的住址两到三公里。可能是父亲带母亲过去的，他和他的乌克兰朋友一起搀扶着她，因为她已经开始阵痛。天气应该很冷，也许还下着雪。他们可能在仓库里为婴儿准备了一个旧木箱，里面铺着毯子。那里一定有个炉子，否则我们不可能熬过五个冬天。男人们可能还要去寻找燃料，拿走一切可燃的东西。也许附近有一片森林，他们从中拖出折断了的潮湿树枝，也许还从某个地方偷来了煤球。不知何故，包裹在破布中的婴儿日夜哭喊。她一直哭个不停，后来他们这么告诉我。

眼前的画面应该是来源于我后来听到的讲述，但仿佛是我亲眼所见一样：我的父母赤身裸体，举起双手站在墙边，被一束我看不见的光照亮。他们在深夜被美国宪兵逮捕时，我才几周大。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不可以住在工厂院里？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者和间谍，或是帮德国纳粹跑腿的卖国贼？为什么被逮捕的没有同住仓库的另一对夫妇，只有我的父母？

在监狱里，父亲本来终于可以吃上一顿饱饭，但是相反，他却进行了绝食抗议。他要求释放我的母亲，因为她的奶水是留在仓库里的婴儿唯一的食物。他饿着自己，好让我能吃上东西。他成功了。几天后，母亲被释放了。之后没多久，他也重获自由。对我父母的各种怀疑都没有得到证实，这次逮捕甚至成了一场意外的幸事。美国人不仅没有把我们送去负责接收我们的纽伦堡瓦尔卡营地——巴伐利亚州最大的流离失所者营地，他们还迷上了我父亲的歌声，聘请他做歌手。从那时起，他与其他一些可能是住在瓦尔卡营地的俄罗斯人一起，演唱俄罗斯民歌供美国大兵消遣。当大多数德国人忍饥挨饿时，我们靠着父亲的歌喉突然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支付给他的酬劳都是实物，有白面包、罐装奶酪、奶粉、鸡蛋粉、有盐黄油、好彩香烟和好时巧克力。报酬之丰厚，他甚至可以拿去黑市上交易——巧克力和香烟能卖好多钱。我们可以买肉和红甜菜，父亲用它们在煤油炉子上煮罗宋汤，还可以买土豆，他会削皮然后煎制，因为母亲做不好这些。她总是头疼，总是在哭。有一次父亲从黑市给她带回了一只手表，从那以后我们就可以知道时间了。还有一次他带了一辆又重又旧的男式自行车回家，此后他便能骑车去上班。自从他不得不以一袋面粉的价格卖掉父母的小房子以来，也许他从未像现在这么富有过。

尽管收获了意外之财，但仓库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舒适的住处。瓦尔卡营地如同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永远悬在我们头顶。我们没有电，生活命脉完全掌握在铁路巡道工的手中，而他毫不掩饰对我们的厌恶。每天他都有可能拒绝让我们在他的小屋取水。到了夜里，陌生人蹑手蹑脚地在我们的住处周围走来走去。我们被脚步声吵醒，听见各种动静，还有人用手电筒照向我们的窗户。很明显，他们不想我们待在这里，他们希望我们消失。我们不仅是流氓，而且是敌人，是胜利者，是共产党人和布尔什维克，是反基督徒，是杀害数百万德国父子又强暴德国妇女的野蛮人。德国成为一片废墟，人民忍饥挨饿，街上到处是拄着拐杖、蹒跚而行的跛子，这一切都是我们的错。

我不知道，自己对父亲的第一次有意识记忆始于何时，眼前只有一幅他躺在仓库行军床上的画面，他和衣而睡，脚上的袜子还有破洞，因为母亲不会缝补。就在刚刚，他还在陪我玩耍嬉闹，至少当时还是孩子的我是这么认为的。我继续和他玩闹，悄悄靠近他，用手指轻轻在袜子破洞处挠他的痒痒。他吓了一跳，不解地盯了我一会儿之后，给我重重一击，我飞到了床对面的木板隔墙上。从那一刻起，我有了父亲。

我五岁那年，我们终于还是被带去了瓦尔卡营地。我们的同屋很久以前就已离开，他们移民到了巴西。那位慷慨的德国工厂主再也无法为我们做什么了，他已经为我们撑了足够久的保护伞，如今不能再与当局作对了。我还记得，哒哒作响的“歌利亚”载着我们和家当驶向新住处——无数的营房，其中居住着四千名流离失所者，四千名前强制劳工。

我们所在的营房状况比之前的仓库还要差。窗户变形，很难关严，炉子冒烟，呛得人不住咳嗽。屋顶漏雨，下雨时，我们必须迅速摆出容器接水。透过薄薄的墙板可以听到隔壁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生物的动静，老鼠整夜啮咬着陈旧木材，清晨我们会被臭虫蜇伤。但是至少这里还通电，即便每隔一天才有。我们不再依靠铁路巡道工，而是在外面的走廊排队，那里有一个供所有人使用的水龙头和厕所。

大多数曾经的强制劳工都生了病，同时精神受到创伤，身心俱损。四千名被逐出家园，被折磨得体无完肤，流离失所的人被视为霍屯督人，反社会、狡猾又暴力的犯罪分子。纳粹的宣传有时把斯拉夫人描绘成长着尾巴和犄角的样子，这些形象在战后仍未消失殆尽。德国人一边害怕会被曾经的奴隶劳工报复，一边憎恨他们，因为美国人优待这些强制劳工，给他们提供食物，而德国人则必须自谋生计。尽管我们个人的食物来源已经枯竭——美国人不愿再听俄罗斯民歌了——但我们仍然能填饱肚子，即便营地菜单上通常只有一种黏稠的玉米糊。

父亲偷偷做着地下交易，就像营地中的其他人一样，谋一份工作和一份微薄收入。他酗酒越来越严重，易怒，好斗，大吼大叫，威胁旁人，踢墙踹椅子。他对我母亲最初的那份爱意——如果曾经存在过的话，似乎也所剩无几。他眼中的她和曾经苏维埃政权眼中的她一样：落后无用的被废贵族制赘瘤。他说她娇生惯养，像寄生虫一样，不断诟病她那双“白嫩的小手”，断言她基因败坏，而且患有遗传性精神疾病。母亲又怀孕了，她的肚子已经隆起，人变得越来越安静，越来越魂不守舍。也许那时她生命的倒计时就已经开始。

1952年，流离失所者被美国人移交给新成立的德国难民机构，他们自此获得了新的身份——“无家可归的外国人”。许多营地一直存续到了六十年代，越来越多新的居住场所为曾经的强制劳工建立。繁荣的德国经济又一次需要他们。

我们搬家时恰逢妹妹出生。母亲出院后没有再回瓦尔卡营地，而是直接跟新生儿一起被带到我们的新住处。那里位于一座弗兰肯小城的边缘，距离纽伦堡不远。有一条叫作雷格尼茨的河流，河两岸是草地和田野。河边不远处建起了四栋围成方形的二层小楼，院子里的草坪上种了三棵桦树苗：这里就是难民楼——大约两百名曾经的东欧强制劳工搬迁至此，对大多数人来说，这里便是他们的终点站。

注释：

[1]纳粹德国期间，强迫劳役成为一种杀害强制劳工或囚犯的方式，这一理念发展成专有名词：Vernichtung durch Arbeit。作为大屠杀的一部分，强迫劳役具有双重目的：一是为纳粹提供劳动力，二是由此杀死原本需用其他方法杀死的囚犯。在过度劳役和恶劣待遇之下，劳动者平均在四个月后死亡。——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