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装有父亲遗体的棺材被运送到崭新的现代化小教堂，在那里，祭坛上方是未经装饰的木制十字架。他孤零零地躺在高耸的穹顶下，身旁有四位哀悼者。曾经安葬过我母亲的约安神父早已去世。一名年轻的波兰人接替了他，照管着一片望不到头的区域，还在各地轮流举行俄罗斯东正教主日礼拜。现在，他驱车将近一百公里，前来安葬一位不相识的俄国老人。他穿上祭披，戴上卡美拉琼帽，然后在父亲的额头放了葬礼头带，那是一条写着古教会斯拉夫语字母的纸带，象征着天堂的荣誉花环。他点燃随身携带的香炉，开始诵读追思弥撒。

父亲从未和我讨论过他的葬礼，但我知道，他从未摆脱过童年时期俄罗斯东正教的传统烙印。一场由俄国神父主持的教堂葬礼必定是他的人生信条之一，请来这位神父，我也完成了对他最后的义务。神父的念诵让我想起儿时参加过的主日礼拜，只不过这次没有教堂合唱团了。神父注定要独自唱诵。他首先演唱了自己的部分，而后承担了合唱团的部分——一人完成交互轮唱，这种唱法在他多年服务分散在德国各地的教堂期间，也许早已成为惯例。在他身上，神父、教堂合唱团和教区教徒合而为一。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我获得了普法尔茨地区一家艺术家之家的奖学金。接受奖学金之前，我最后一次去看他，发现他已处于无人照管的状态，这种状态再次以一种恐怖的方式揭开了养老院干净明亮的门面背后所隐藏的真相。父亲周遭满是发霉的残羹剩饭，裤子上糊着干硬成壳的排泄物，指甲像鸟爪一样在结痂的手指上隆起变形。似乎已有数周没人帮他洗漱甚至剃须了，他脸上长出稻草一般造型怪异的胡须，他无法再控制排便，显然也做不到独自去洗手间，弄脏的内裤散落在地板上，房间里散发着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父亲现在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咳嗽，他咳得说不出话，喘不上气，他面前桌子上的玻璃痰盂已经满到快溢出来，里面全是从他破损肺脏中不停咳出的黏稠痰液。他整个人只剩下咳嗽，这种咳嗽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他生命的一部分——现在看来他变成了咳嗽的一部分，他的死亡长久隐藏在这咳嗽之中，如今已抵达生命的尽头。在更早之前，他的右眼就已经失明，只有左眼还残存微弱的视力，而偏偏这只好眼又出现了上眼睑松弛。他就这样睁着一只失明的眼睛，闭着尚有视力的那只眼睛，坐在我为他买的电视椅上，如果咳嗽给了他几秒喘息的时间，他便用手指抬起下垂的上眼皮，透过缝隙探寻外界还能看清的事物。

我打扫、整理了他的房间，又与养老院管理部门大吵一架，之后开车回到了艺术家之家。当我再打电话给他时，他没有抱怨，但他似乎已经虚弱到连拿起电话听筒都费力的地步了。尽管年事已高，还患有严重的动脉硬化，他的神志却始终清醒，不过现在他已经不知道我住在哪儿了，也不知道我暂时去了另一个地方。

那是十一月的某个星期日下午，窗外山坡上的葡萄园笼罩在阴云密布的天空下，我接到了养老院打来的电话。我被告知，父亲从一周前开始拒绝进食，也不再服用维持生命的必需药物。我询问电话那头这是什么意思，父亲是否濒临去世，那个声音回答道：“是的，有可能。”

我曾无数次想象过，有一天这通电话打来时会是何种情形，而我一直盼望的是，得知父亲已经死亡而不是他即将去世的消息。没有比目睹他的死亡过程更令我恐惧的事情了。显然，此刻我面对的正是后者。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是想通过不再进食和服药来求得一死吗，还是已经虚弱到无法吞咽？死亡是他的主动选择吗，还是非他所愿，因为他也并非掌管万事万物的终极权威？

此后不久，我再次回到他的床前，每天数小时守在那里，我不知道，那时他是否还能感知到我的存在。几周过去了，他毫无变化。父亲似乎到了垂死挣扎的境地，然而这种情况持续之久，使它开始变成一种日常，也许这次也不过是一场格外严重的危机，他一如往常总能挺过。

一个短暂而不安的夜晚过后，脑中越来越浓的迷雾令我头昏脑涨，疲惫不堪，我气喘吁吁地爬上了五楼，在走廊上就闻到一股难以形容的气味扑面而来，当中混合着清洁剂和消毒剂这种养老院常见的气味，随着我离父亲的房间越来越近，这股味道越来越刺鼻。我说不清他这具垂死的身体散发出的气味让我联想到什么，是肉桂，还是他为治疗疟疾长年服用的奎宁，又或是热带花朵发出的黏腻气味。无论如何，父亲的这种死亡气息我已经闻了数周之久，有时在我看来，我吸入的仿佛就是他即将终结的生命，仿佛他要以这种方式再次侵袭我，使我成为承载他生命的容器。

他完全不曾预料到，他的信念中蕴含了多少真相，而多亏他的管教，我成了一名作家。他的沉默始终是我拿笔抗争的对象，从一开始就滋养了我的写作欲望。对我来说，他的沉默已经变成了宇宙的沉默，令我绝望，与此同时，当我坐在他的临终病榻前，这沉默也始终在我头顶盘旋，我害怕他会在最后一刻开口讲话。我不知道如果那样会发生什么，但我看到那一刻自己会在这个世界消失，彻底无影无踪。

六个星期后，日复一日的陪护让我筋疲力尽，体力不支。我把下次去看他的时间连着推迟了两天，一头扎进纽伦堡那套背街公寓的卧室里，那里听不到电话声，只有床头后面一家花边厂的缝纫机咔嗒作响。我不知道自己是睡着了，还是恍惚了，一种父亲转移给我的极度疲惫。当我两天来第一次走出卧室，走廊尽头电话铃声大作。当时已是深夜。养老院院长从上午就试图与我联系，他愤怒地告知我父亲在上午九点左右已经去世。院长妻子后来告诉我，她九点多进入房间时，父亲的身体仍然是温热的，他一定是平静地睡去了，因为她不曾看出临终挣扎的痕迹。

放下院长的电话，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冲出门跑到街上。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但几分钟后，我已经站在一家花店中，买了红玫瑰。父亲在世时，我从未想过要送花给他，此刻却手捧着一大束给他的玫瑰花，不知所措。我的童年，早已不复存在的另一种俄国现实，以及我们那从不能称之为家的家庭——所有这些的残余，都跟随他一起永远在这个世界消失了。在德国，除了我和妹妹，没有人再有理由记得这位俄国老人，他在离开自己的祖国大约半个世纪后，死在了一家德国养老院的床上，他的弟弟鲍里斯已在五年前先于他去世。我那位坐在门诊部台阶上的婶婶卡佳，在她丈夫离世后不久也去世了。尽管年纪最长，父亲却是他们兄弟四个中最后一个离开人世的。与他去世这件事唯一还有关系的人，就是我同父异母的兄姐了，但是即便他们还活着，也永远不会得知父亲在一个西德小镇养老院中的死讯。

从莫斯科回来后，我与堂弟维塔利保持联络了一段时间。起初，这份新发现亲属关系的喜悦之情让我做好了迎接远距离通信的准备，然而，这条亲情线不久便再次断掉。维塔利向我讲述他的旅行，他所看过的风景和城市，包括埃及的努比亚古迹和留尼汪岛的火山景观，还有他周日与妻子漫步走过日渐时髦的莫斯科老城区，但若我向他问起私人问题，便没有了回应。他从不谈论自己的事，也无意了解我本人，或者我在德国的生活。对于我父亲的生平，他表示自己并不了解，家中也从未讨论过。当我建议一起寻找线索时，他不置可否。我没有兴趣一直聊那些异国风情，所以我们之间的联络逐渐陷入停滞，最终被同样转移到维塔利身上的沉默所扼杀。

我探寻最多的问题之一，便是父母结婚之前的那段经历。不难想象父亲被母亲身上的哪点所吸引，但是反之又是为何呢？母亲在他身上能找到什么闪光点？是什么将她这样一位受过教育、出身高贵的敏感女人与我父亲这样平凡的男人联系在了一起？十月革命过后，她的家庭被没收财产，她在贫穷中长大，被排斥，被敌对，长期处于对父母、对兄弟姐妹和对自己的忧惧之中。战争期间她孤身一人，身边至多只有保姆托尼娅。她的父亲已经去世，哥哥在前线，姐姐被流放至极地，母亲在战乱中下落不明。这便是她与我父亲相遇之前的情形——一个迷茫无望、几近饿死的二十三岁女子，被固执的母亲养育成还要依靠仆人生活，此时却不得不在战争中独自求生。

对父亲来说，从他失去父母到与我母亲相遇，中间隔了大约三十年——这三个十年对我来说是一大空白。记忆中，除了他对卡梅申西瓜的迷恋，以及对产自高加索地区的桃子的不时赞美，再无其他能填补这段空白。他从未说过他在什么地方吃过这些桃子，但它们会不会是他在三十年间的某个时期曾在高加索地区待过的证明？这些桃子似乎也代表了他生命中的一段幸福时光。也许他曾与第一任妻子在高加索地区生活过？她是来自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或阿塞拜疆的犹太人吗？我沉浸在种种猜想和假设之中，然而仅从对高加索桃子的喜好中并不能得出太多结论，连接卡梅申到马里乌波尔的桥梁也无从架起。结婚证书上仅表明，父亲与母亲于1943年7月在被占领的马里乌波尔结婚，就在苏联红军重新夺回这座城市之前不久。

在我的想象中，他对她来说是天外救星一般的存在，一个年长她二十岁的男人，生活经验丰富，自小就不得不为了生存挣扎，深谙世道。他给了母亲当时最需要的东西：保护。也许某次又遇上断电时，他设法从一片废墟、血流成河的马里乌波尔搞到了食物、烧炉子的柴火还有灯用煤油。他会做汤，这是母亲从未学过的，而当城市遭遇空袭，房屋震荡，他会在地下室紧紧抱住她。

不过，除了苦难之外，他们可能还有其他共同之处。母亲出自音乐世家，唱歌和弹钢琴是她们家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她的哥哥是一名歌剧演唱家，姨母是钢琴家，她的母亲则教授钢琴课，而且拥有迷人的女低音，会演唱浪漫曲和歌剧咏叹调。也许父亲在儿时的唱诗班经历之后也一直有在唱歌。俄罗斯是个全民歌唱的国度，人们就连每次在厨房与朋友会面时都会唱歌。而且我们在家也总唱歌，有时，一起唱歌似乎是唯一仍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事情。毫无疑问，我的父母曾在马里乌波尔对唱，也许，母亲着迷的是父亲那明亮动人的男高音，也许，她爱恋的是他们声音的和谐之美。

此外，两人都接受过宗教教育，并且在规定的无神论^[1]环境之下仍然坚持宗教信仰，这一定也成了联结他们的纽带之一。尤其是对斯大林共同的仇恨可能也促成了他们的结合。由于出身，母亲的名字被列入了那份随时可能被逮捕和杀害的名单。看起来父亲好像也上了这份名单，尽管是出于其他某个我不了解的原因。不过，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可能在于，两人都不被苏维埃制度所接纳，他们在这一制度下看不到生存机会。

我倾听着神父单调的念诵，眼前再次浮现出父亲去世前生活过的房间。早在去世之前，他的生命就已经从这个房间中消失了。房间的地毯被移走，露出了粘在一起的灰色油毡，而他人生最后十五年里一直睡着的那张青少年床也被医用病床所取代。他的放大镜，那件仍挂在椅子上的棕色针织外套，他在养老院里学会穿的居家拖鞋，还有他的手表——所有这些他都不再需要了。墙上的俄文日历停留在很久以前，那是父亲最后一次撕掉日历的那天，也是他脱离时间，或是再没有力气抬手的那一天。病床上方悬挂着一个他够不到的吊架，靠着架子有人每天匆忙给他换几次尿布。尽管他早就失去了咀嚼能力，更别提拿起餐具，但养老院仍然给他送去正常的院内餐食，默默放在床头柜上，之后又默默收走。我给他带去了婴儿食品和酸奶，却很少能喂一勺进他嘴里，他总是别过头去，拒绝吞咽。他唯一不会抗拒的，只有我用吸管杯喂他喝的茶水。他的咳嗽变成了一种持续的、浑浊不清的咕噜作响，他也不再有力气咳出那些淹没整个肺脏的浓痰了。他伸长下巴，吸紧嘴巴，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他的沉默最终变成了喉间的残喘，变成了窒息的肺部不断的咕噜作响，如同靠着呼吸管浮潜。很显然，空气和食物不再是他的生命之源，他已经脱离了人类的生命规律，如同被海浪冲到陆地上的鱼一样躺在这张床上。

有一次他还尝试着分辨时间。他睁开眼睛，用出奇清晰的声音询问现在几点了。他甚至还能区分白天和黑夜，因为我告诉他时间之后，他还会问是上午还是晚上，然后问有轨电车何时发车。距离他上次乘坐有轨电车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但显然那是他最后一次出行时选择的交通工具。

还有一次，他抱怨床头柜上的抽屉被锁住了。我打开抽屉，跟他解释上面根本没有锁头。“他们用空气锁上了它。”他答道，呼吸声仍像浮潜时一样，失明的右眼呆望着远处，那里充满了他的假想敌人。我想起了父亲当时已经过世的养老院邻居，她曾经向我抱怨自己什么东西都握不住了，因为养老院管理部门偷偷给所有物品都打上了肥皂。我们所谓的老年妄想症，也许无非是精神已无法认识到身体的极度衰弱，而将痛苦归咎于外部敌人从而产生的过度紧张。

有一天，一位医生过来，想劝父亲从床上起身。可是他一点也不配合，医生便不假思索将他抬下床，像搁木头一样把他放在地上。扶了他一小会儿，医生就放开了手。我以为这不可能，但父亲的的确确再一次自己站了起来，他向前弯着身子，侧身倚着床沿，一只手搭在床头柜上，腿细得像两根棍子。他身穿一件及膝的白色露背病号服，仅在脖子处打结系住，裸露的后背正对着我。他的皮肤并不像我想象中的老年人那般松弛，而是像闪着亮光的赭黄色玻璃纸一样紧裹在骨架上，似乎随时都可能裂开。这副模样让我想起一种后腿半直立的大型长角昆虫，仿佛永远保持着这个姿势僵直不动。

父亲去世前的声学环境本身就是一个不愉快的意外事件。我知道他对噪声非常敏感——在他身体还健康时，我注意到他唯一的痛苦，就是外界噪声的困扰。如果他的听力在生命最后几周里像身体的其他部位一样受损，那也许还仁慈些，然而，偏偏他的听力直到最后都完好无损。过去这栋建筑里常年弥漫着死一般的寂静，但就在父亲去世前，养老院开始整修，空气锤从早到晚在墙壁上轰鸣。他死在了一个建筑工地上，而我对此无能为力。我与养老院管理部门多次力争，请求将他转移到另一个安静些的房间，但无济于事，因为所有还能住人的房间都人满为患，要父亲庆幸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奢侈地享受住单间。我请求主治医生把他送进医院，送进一个让他可以安宁死去的房间，但医生拒绝了：以我父亲的情况，再支出住院费用不合情理。此次谈话同样不欢而散，这一次是在他的临终病榻前。我不断在为他奔走中碰壁，不断与人交涉，却从未成功维护他的利益——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不合时宜、无法归类的存在。

我曾多次想过，把他接回我家，但我不仅没有二十四小时照看一个垂死之人的条件和能力，更缺乏那份勇气。我对他没有任何义务，我与他之间的故事已让我永远摆脱身为女儿的所有责任，这是我对自己这份怯懦的辩白。有时我会幻想，在他的茶里放一打我的安眠药，然后用吸管杯喂他喝下，然而，这样的救赎之举只能由爱完成，靠怜悯来助力，而我对父亲并不具备这种感情。我是一个注视他死去的守卫者，仅此而已。

只有一次。在父亲的临终病榻上，我给他脚部皲裂的皮肤涂润肤霜，奇怪的是，他双脚热热的，并不冰凉。那是我们之间最亲密的一次接触，我的手放在他灼热又干燥的脚上，这双脚于他已没有任何用处，只会给他带来疼痛。润肤霜显然起到了缓解作用，至少我为他涂抹时，他深深地松了好几口气。我决心从那时起要经常这样做，尽管最终还是没能做到。

出乎意料的是，有一天他又开始进食了。也许因为鱼是他在伏尔加河畔童年时期的主要食物，他一直特别喜欢吃，所以我在自制的蔬菜土豆泥中混合了一些鳀鱼酱，他吞下第一勺之后，立刻又张大嘴巴。他开始吃个不停。每天早晨去见他之前，我都会烹制泥糊状食物，后来分量越来越大，因为他——一个在吃饭方面一直非常克制的人，突然胃口大开。他那副几近饿死的身体似乎想补回过去数周没吃下的所有食物，一勺又一勺掺有鳀鱼酱的蔬菜泥消失在他黑洞一般大张的嘴巴中，一种邪恶的恐惧向我袭来。我余生都会困在父亲这种临终前的日常之中吗？尽管已有种种濒死挣扎的迹象，这次他又会恢复过来吗？难道这次也只是一个插曲，是他将一如往常安然度过的诸多严重危机之一？这一切会永无止境吗？

注释：

[1]20世纪50年代初期，东德政府为了使民众学习和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在内的基督教进行了镇压，规定教会学校一律不得招收学生。——译者注